第二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 蒙难华人受害调查一、 蒙难华人受害调查孙建成1． 蒙难者：孙紫针，男，32岁，商人孙雪霞，女，3岁郑蜜，女，35岁孙维，女，12岁孙建国，男，8岁王在，男，38岁孙腰，女，29岁王意，男，8岁王梅，女，6岁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孙紫针之子孙建成（Soon Kian Seng），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898892，现住于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的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孙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以上九个亲人，无缘无故，冤枉无辜，被日军杀害。我孙建成家族九条人命及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如今我本人是受害者的后裔，本身也是劫后余生者。我要求日本政府凭着良心，给我一个合理的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杨振华2． 蒙难者：杨金鸿，男，30岁，商人杨云章，男李九妹，女蔡德妹，女杨信鸿，男李玉妹，女蔡亚妹，女杨坤鸿，男李玉，女杨小妹，女杨金鸿之另外三妻杨金鸿之子女五人杨金鸿二弟子女四人杨金鸿三弟子女三人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杨金鸿之子杨振华（Yoong Chin Fah），61岁，退休，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0223668，现住于298. Taman Tutuk, Sikamat Seremban，Negeri Sembilan，邮编70400。

投诉内容： 日占时期，我的家属，一家大小25人被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日本军人杀害，日本政府为何不负起一切后果？这场屠杀使我家遭受了生命财产的双重损失，没有人能弥补我的这一巨大损失。没有人能想像出我的悲哀。这一事件（的记忆）将伴随我终身。我们受害人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应当维护人类基本人权，给予蒙难者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叶苟3． 蒙难者：叶庚，男，33岁，务农郑娘，女黄四，女叶正娣，女叶显房，男叶苟，男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叶庚之子叶苟（Yap Yak Keu），60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2961583，现住于C66 Jalan, Dato Ngau, Ken, Lock Temmerlok, Pahang, Malaysia。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本人名叫叶苟。我本来生活在一个七口之家。但是，1942年3月16日，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日本兵杀害了我们家的五口人，我受了七处刀伤却死里逃生。我的这些被杀害的亲人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的另外一妻，我的姐姐和我的弟弟。惨案发生那一年，我才9岁，但我能够记得那个难忘的日子里发生的一切。一大队日本士兵开进我们村庄，我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因为他说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不久我们被要求到一块空地上排队，我父亲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被带到河边。这些人都被杀害在河边，我的背上被刺了七刀，昏过去了，直到天黑才清醒过来。我不敢哭，爬起来，并且找到另外一个小孩子。我们在一起直到天亮。我们可以看到火光，是日本兵在烧我们村庄的房子。我们被一个高州人救了，直到我们的伤口完全康复。想当年，日军用最惨无人道、最残暴的手段杀害我一家六人，我的亲人无辜牺牲在毫无人性的日军刺刀下。如今我们受害人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凭良心、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赔偿我们家族生命、财产双重损失。日政府不应该违背良心！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蔡德胜4． 蒙难者：蔡湘郎，男，34岁，务农蔡湘郎之妻蔡菊英蔡谭妍蔡德修蔡德明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蔡湘郎之子蔡德胜（Chai Teck Choon），63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0225565，现住于54，Jalan Lister, Rd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5日，一队野蛮的日本兵骑自行车闯进了瓜拉庇朥的港尾村，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命令所有村民到一块空地上排队站好，日本兵把这些村民分成人数不同的好多组。我当时11岁，我们这组被带到田后的一块泥地里，所有人都被刺了许多刀，我也挨了一刀。当我被刺了一刀以后，立刻就昏了过去，凶残的日本兵认为我像其他人一样也死了。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成功地离开了屠杀现场，我无比恐惧，以至于一直在树林里呆到第二天。我在寻找食物、住处和朋友的途中，遇到了受伤的小伙伴“发油仔”，他想自杀，但在我的劝说下，他决定活下去。一位好心人收留了我们，我们一直住在这位好心人的家里直到伤口痊愈。我被凶残的日本兵杀害的家人包括： 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及两个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家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4）吴旺5． 蒙难者：吴紫语，男，52岁，木工郑氏，女，46岁，家庭主妇吴承娘，女，11岁，求学吴定娘，女，5岁吴金生，男，9岁，求学吴金喜，男，2岁吴谭喜，男，7岁吴谭安，男，16岁，求学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吴紫语之子吴旺（Ng Wang），65岁，商人，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3404604。现住址： 森美兰州武吉不业律24号，邮编7196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我们家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我家共有九口人，我在那时只有13岁。1942年3月16日清晨，早饭前，一队日本兵大约8个人，来到我家，并要求家里的所有人都到外面去。日本人让我们走到约一英里外的镇上去，镇上已经有大约500人，其中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所有人都呆在一处，当时大约是上午10点，日本人让我们排队，每队大约20人，所有人都被带到森林边上并在那儿被屠杀。我所在的那组被赶入一处建筑，日本人一次喊出7人杀害。当快要轮到我时，我跑了开去，却又被日本兵抓住了。我被从身后刺了一刀，倒在地上装死。因此日本人不再注意我，我才躲过一死。之后，我听到了房屋燃烧的声音，心想我们全家大概已经都死了。因为害怕被发现，我在森林里饿着肚子呆了一夜。

第二天，当日本兵走后，我才从森林里出来，我见到所有的房屋，包括我家的屋子都已经被彻底烧塌了。我估计损失大约有50万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

我所有的家人都被杀掉了，他们包括我的父亲吴紫语、母亲郑氏、兄长吴谭安、妹妹吴承娘、胞妹吴定娘和胞弟吴金生、吴金喜、吴谭喜。这就是我们家所遭遇的一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负责一切后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3日。王伍尾6． 蒙难者：王伍尾，男，20岁，农耕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20日。

投诉人资料： 王伍尾（Wong Ng Wee），男，70岁，脚车修理工，祖籍客家，身份证号3557316，现住于森美兰州瓜拉庇朥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BT. 16/2 Terachi Kuala Pilau N. Sembilan），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内石叻门山顶区（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我叫王伍尾，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人抓住，被灌肥皂水，被拳打脚踢，我在日本人那里受了各种各样的酷刑，看看我光秃秃的手指，看看我瘦弱的身体。我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能向谁寻求补偿？日本政府应该补偿我所遭受的一切伤害。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5）邓亚梅7． 蒙难者：邓保，男，46岁，务农熊玉香，女，62岁邓监兴，男，24岁邓亚梅，女，14岁蒙难地点： 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邓保之女邓亚梅（Teng Ah Moy），65岁，退休，身份证号1645017，现住于A3 Kampung Baru Rahang Sban N.S/No.3220 Jil 32 Tmn Kayak, Seremban, N.S.Malaysia，邮编70450。日本侵占时住址： 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一队野蛮的日本兵骑车闯入了庇朥港尾村。他们屠杀了几百位村民，其中包括我的父亲邓保、母亲熊玉香和哥哥邓甘兴。我也身中18刀，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在被刺伤以后，我昏了过去，躺在尸堆中三天三夜都没有醒过来。一些好心的村民救了我。他们细心地照料我，直到我能够下地行走。在那时，我只有13岁。此后，我的生活是非常凄惨的。谁该对我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我该不该为自己的悲惨遭遇索取赔偿？当然应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6）陈谭娇8． 蒙难者：陈王，男，40多岁，胶工尤娣，女，胶工陈王之子，10岁陈王之幼女，5岁陈谭娇，女，8岁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陈王之女陈谭娇（Chen Tam Kui），54岁，身份证号0229213，现住于NO.233 Tampinrd Kuala Pilah N.S.。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叫陈谭娇，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进行了大屠杀，我在这场屠杀中被刺了九刀，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及一个妹妹都在屠杀中被杀害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因为我的大伯救了我。你能够想像那些刀伤给我带来的痛楚吗？许多人帮忙给我治了好几个月，我在8岁小小年纪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还能活下来，真是上帝保佑。那些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日本人杀害了我的家人，并且刺伤了我，你说，我能原谅并且忘记他们吗？我要提出索赔。日本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并且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7）冯梅妹9． 蒙难者：冯维启，男，35岁，商人冯维启两个儿子冯维启之女冯梅妹，女，14岁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香蕉芭。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冯维启之女冯梅妹（Fong Mei Mei），64岁，退休，身份证号1147760，现住于No.7.Y4,Block A,55200 JiL,Hang Tuah Kuala,Lumpur,Malaysia。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金马士。

投诉内容： 我叫冯梅妹，1942年3月15日，我和父母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的港尾村。那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日本兵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和另一些村民被命令排成一队，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地方，我的父亲和弟妹都被杀死了。我和母亲却侥幸未死。妈妈和我虽背后中刀，也应声仆倒，但伤势不重，很清醒，本着求生本能，妈妈在我身边叫我装死勿动。我和我的母亲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立场，遵守人类基本人权，还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因为我们的亲人无辜惨死在日军的尖刀下，日本政府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补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8）白亚银10. 蒙难者：张亚莲，女，34岁，耕种白炳水，男白亚妹，女白亚香，女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张亚莲之女白亚银（Pok Ah Ngan），59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586725，现住于柔佛州麻坡（45 Jalan Abdullah Muar Johor），邮编8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日本军队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杀害了我的以下亲人，他们是： 我的母亲张亚莲、姐姐白亚妹、妹妹白亚香和弟弟白炳水。他们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遇害的，我当时也在即将遇害的人群中，但我躲过了日本兵的杀害，因为当我见到鲜血从其他受害者身上喷涌而出时，我就晕了过去。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我只见到周围的地上满是鲜血和尸体，你能想像到一个8岁的孩子是如何面对这巨大的悲痛的吗？我不敢哭，只是拼命甩开两腿跑去寻找帮助和庇护，我走遍了全村，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就这样饿着肚子无依无靠地走了两天，直到一对好心的夫妇收留了我。你怎么看待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人？你说他们还是人吗？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开杀戒的权力？你能想像得出我的家人都被杀光后我的悲痛吗？那么谁又该对这些事件负责呢？虽然惨案已过去半个世纪，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本着人类道德心，尊重人权与人道宗旨，合理赔偿受害人家属后裔。日本政府更不应该执行强盗的政策，而宁愿永远成为一个没有人道的国家。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9）吴梅兰11. 蒙难者：吴留，男，55岁，胶工冯萍，女，47岁，养鱼冯平光，男，22岁，杂工吴苟，男，22岁，杂工吴谭金，男，16岁，学生吴亚虾，男，14岁，学生吴小个，男，10岁，学生吴亚发，女，8岁，学生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今名巴力丁宜）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吴留之女吴梅兰（Yoo Mue Lan），70岁，家庭主妇，祖籍新惠，身份证号2484095，现住于丹绒怡保大街33号（No.33,Pekan Tanjung Ipoh N.S.），邮编7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想讲出我的悲惨经历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马来西亚日治时期的那些日本兵有多么的凶残。我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八口之家。在1942年初，我的父亲吴留，母亲冯萍，舅舅冯平光，哥哥吴苟，弟弟吴谭金、吴亚虾、吴小个及妹妹吴亚发住在港尾村。他们都是农民，作为农人，大人从早忙到晚，他们从不招惹谁，也不伤害谁，但他们突然间就被杀掉了，是谁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是那些日本兵。日本人连一声警告都不曾有过，问也不问，也不作任何说明，在一天之内就杀害了我家的这八口人，亲人们的尸体被抛在空地上任鸟兽啄食，空气中充满了尸体的腐臭味，各种小虫遍布地面，没有人敢从附近经过。你想像得出当时的情形吗？你怎样看待那些日本兵呢？他们是人还是野兽？这些日本人还配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吗？谁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那些受日军伤害的人们进行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19日。

12. 蒙难者：李风，男叶娥，女李福，男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李风之子李辉（Lee Fui），69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0525551，现住于Apt. Blk 34 Stra Thmore Aye 3181 Singapore。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5日，当时我17岁。这一天，一队骑车的日本兵闯入了瓜拉庇朥港尾村，这些士兵随身带着步枪和刀。村长首先慰劳了他们，因为他被告知，这些日本兵是来检查村里的居民并分发口粮的。我却跑开躲了起来。欢迎仪式结束后，日本兵命令所有的村民到一块空地上集中，并分组排好，一组组的村民被带到村里的不同地点，并在那儿被杀掉。我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就在这些被日军杀害的人之中。惨案发生迄今已经过去52年了，日军当年草菅人命，我们家族遭受生命财产双重损失，我们这些受害人的后裔，不希望日本政府一味奉行强盗的宗旨，始终宁愿违背良心，不肯尊重人权，令人感到遗憾。假如日本政府真有维护世界和平和执行民主人权的政策的诚意，必须妥善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样才有资格称作一个民主人权的国家，因为你们拖欠我们的血债还没有解决。日本政府应当对当年的滔天大罪负责，必须对我亲人的被害进行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0）李少明13. 蒙难者：熊玉香，女，家庭主妇郑×兴，男，教师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熊玉香之外孙李少明（Lee Sau Min），男，53岁，商人，祖籍客家，身份证号1558049，现住于158，K.S.M, Kg Larong Jelebu N.S.，邮编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庇朥炎端伴。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一队日本兵带着罪恶的目的骑车闯进了港尾村。起初，村长赶去慰劳他们，村长告诉村民们这些日本兵是来给他们发身份证的。但随后，村民们遭到了屠杀，几百名村民被杀害，日本人甚至连一个月大的婴儿也不放过。我的外婆熊玉香、舅舅郑×兴也在遇害者之列。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外婆和舅舅的无故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6日。

何振平14. 蒙难者：何伍贵，男，44岁，小商人钟远娇，女，72岁叶玉娣，女，38岁何志兴，男，15岁何金莲，女，13岁何伍贵另外三子女，9岁，7岁，5岁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何伍贵之侄何振平（Hor Ching Peng），68岁，退休，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 2004595，现住于芙蓉沉香路738号，邮编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丁。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杀害了我家八口人，他们是： 祖母钟远娇、叔叔何伍贵、婶婶叶玉娣、堂兄何志兴、堂妹何金莲以及另外三个堂兄妹。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也没有同幸存者及受害者遗属进行对话。当年日军犯下人类最残忍的滔天大罪行，而今日本政府应该负起一切后果，公平合理地赔偿给我们蒙难者家属后裔，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否则天理何在？人类道义又在哪里？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8日。赖源15. 蒙难者：Low Ah Tee，女Lai Ah Ngau，男Lai Ah Lai，男Lai Peng，男Lai Kin Mee，女Lim Ai Lian，女Lai Khoon，男Lai Tian Lai，男Chu Mok Lian，女Lai Mok Sang，男Lai Ah Kim 女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Low Ah Tee之夫赖源（Lai Yin），身份证号2014353，现住于KamPung Cina, Bahau, N.S.。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人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杀害了我家11口人，我这些被害的亲人是： 我的妻子Low Ah Tee，我的儿子Lai Ah Lai、女儿Lai Kin Mee，我的堂兄弟Lai Khoon、堂嫂Chu Mok Lian，我侄儿Lai Ah Ngau、侄女Lai Ah Kim，堂兄弟Lai Peng、堂嫂Lim Ai Lian, 侄儿Lai Tian Lai、Lai Mok Sang。我的这些亲人都是守法公民，他们的年龄从1岁到31岁不等。残暴的日兵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家这么多亲人？他们应不应该为杀害我这些亲人付出代价？我认为，日本政府必须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向我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5日。

李少文16. 蒙难者：叶娘，女，55岁，农妇黄新，女，28岁，农妇李观涛，男，10岁，学生李观凤，女，9岁，学生李观玉，女，8岁，学生李观胜，男，6岁李观发，男，4岁李福（音译），男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李福之侄李少文（Lee Than Lin＼Lee Sau Woon），51岁，园主，祖籍广东保安，身份证号2485083，住址： No.63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甘榜珍那。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李福（音译，Lee For）是个农夫，家住瓜拉庇朥港尾村。他家八口人被凶残的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杀害了。在他自己身上，也有八处刀伤，当被刺伤后，他就躺在地上装死，在1942年3月16日的港尾，他就这样躺在那些死尸中。在那些日本兵离开屠杀现场后，他爬了起来，去寻找救助和医治，叔叔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了他所有的帮助，直到他痊愈。从那以后，他几乎不能干什么重活，也挣不到什么钱，生活非常艰辛，我要为我这些亲人受到的伤害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日。

何德铭17. 蒙难者：黄英，女，56岁，家庭主妇张丽，女，34岁，家庭主妇何凤，女，5岁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黄英之子何德铭（Ho Tuck Ming），78岁，退休公务员，祖籍广东顺德，身份证号0186713，现住于17706 Rumah Kerajaan, Jalan Kesang, Jasin，邮编75450。日本侵占时住址： Brt. Rambai Malaka。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屠杀了600多位村民，这些遇害者中有我的三位亲人，她们是我的母亲黄英、嫂子张丽和侄女何凤。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是完全无辜的，为什么日本兵要杀害她们？那些日本兵真不是人。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邱宜赞18. 蒙难者：邱宜钦，男，27岁，商人邱宜钦之妻，23岁，家庭主妇邱宜钦之女，5岁邱宜钦之女，一个月蒙难地点： 庇朥英文学校后。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邱宜钦之弟邱宜赞（Khoo Gee Chan/Gan San Chuk），63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224198，现住于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4)

投诉内容： 在日治时期，日本兵杀害了我的哥哥邱宜钦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我的哥哥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开有一间杂货店。他的妻子是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才一个月大。1942年3月10日，一队日本兵闯进了我哥哥家的小店，把他们一家四口都赶上外面的卡车，和另外许多同时被抓的人一起载往庇朥英文学校，共有四家26人被抓，四家店的货物全部被拍卖。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小山顶上，在那儿，这些善良的百姓全被杀害了。住在附近的村民听见了他们被杀时的哭声和叫喊声。你认为这些善良的人们应该受到这样没人性的杀害吗？我呼吁全世界的人们都来谴责这一残酷行径。目前的日本政府应该对整个事件负起全部责任。日本人应该对那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林根本

19. 蒙难者：

林凑，男，59岁，小园主

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朥县武吉淡文须英文学校后面山上。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林凑之子林根本（Lim Keng Poon），65岁，出租车司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3395765，现住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武吉士邦，门牌AG.4825，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朥县冷宜埠，门牌9号。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一家人住在瓜拉庇朥县的冷宜埠。1942年3月10日上午，因为亲人林和协身故，受丧家委托，我父亲林凑和我的叔叔林固骑车去庇朥买棺木，返回冷宜至武吉淡文须时，遭日警备队设路障扣留。当日下午3时，他和另外几百人一起遭日本兵的集体屠杀。这一屠杀是在武吉淡文须的英文学校后面发生的。我父亲当时59岁，完全是一个无辜的人，日本人毫无缘由地杀害了他。此前英军早已投降，马来西亚已经不再发生战争了。在沦陷后的日治期，并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平民为亲人丧事出外买棺却惨遭杀害。此天怒人怨之冤，站在人道立场，日本政府应该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谢发

20. 蒙难者：

谢栈，男，46岁，工人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英文学校。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

投诉人资料： 谢栈之子谢发（Cheah Fatt），57岁，工人，身份证号1302508，现住于221 Taman Nesa Aman, Jalan Melang,Kuala Pilah, N.S.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ukit Temansu Kuala Pilah N.S.。

投诉内容： 我母亲告诉我，是驻扎在瓜拉庇朥英文学校的日军杀害了我的父亲，时间是1942年3月，当时我只有7岁。我的父亲无辜地被残忍的日军杀死，我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1日。

刘鼎传

21. 蒙难者：

刘天宝，男，商人

蒙难地点： 芙蓉监牢。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刘天宝之孙刘鼎传（Liew Tin Thye）,58岁，工人，身份证号1302196，现住于335，Jalan Aman 2,Taman Desa Aman,Kuala Pilah, N.S.，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37th mile stone, serting, Kuala Pilah, N.S.。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将我的祖父抓进监狱里，并在狱中将他折磨致死。日本兵凭什么毫无理由地杀害他？他是一个诚实本分的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2日。

李娥娇

22. 蒙难者：

李玉固，男，33岁，督工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淡边路英文学校后山。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李玉固之女李娥娇（Lee Moi），54岁，胶工，祖籍福建，身份证号0228496，现住于No.31，Pekan Senaling,Kuala Pilah, N.S.，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投诉内容： 1942年时，我的父亲李玉固是瓜拉庇朥Pekan Senaling的一名商人，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小镇上的许多人都喜爱我的父亲，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善良又热心。一天下午，在他从瓜拉庇朥城回家的路上，在Sekolah Tuanku Muhammad被一些日本兵扣留，然后毫无缘由地把他押往淡边路英文学校的后山。据一些目击者说，我可怜的父亲当即就在那儿被枪杀了。在我父亲死后，我亲爱的母亲，不得不一个人担起家庭重任，她必须辛苦工作以维持生计，我也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去工作。因为母亲没法拿出足够的钱交学费，我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是谁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了这样的痛苦？是日本人。日本政府应该良心发现，负起一切责任，给我们赔偿。否则天理何在，人道又何在？

投诉日期： 1993年5月13日。

叶金花

23. 蒙难者：

王俊明，男，30岁，小商人

刘叶，女，29岁

林亚清，女，25岁

外婆，女，70岁

黄×，男，73岁

王狮，男，7岁

王文龙，男，5岁

王文虎，男，4岁

牛奶猪，男，3岁

王妹，女，11岁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淡边路英文学校后面山上。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王俊明之弟媳叶金花（Yap Kim Hua），75岁，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证号0228485，现住于No.36, Senaling， Village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Senaling Village Jalan Tampin）。

投诉内容： 我叫叶金花。1942年3月10日，日本兵杀害了我家十口人，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叔叔、婶婶和侄儿侄女们。我的这些亲人被日本人押到了瓜拉庇朥英文学校，他们在学校后面的小山上被屠杀了。我的这些亲人没有任何罪过，也没有惹过日本人，为什么他们会被杀害？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新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的立场上，主持公道，给予受害者家属、后裔合情合理的赔偿。因为我的亲人当年都是遭到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杀害，无辜惨死的。日本政府应该负起一切后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3日。

萧亚满

24. 蒙难者：

陈四妹，女，31岁，割胶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申那冷宜大桥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陈四妹之女萧亚满（Siow Ah Man），53岁，退休，身份证号3999976，现住于112，Kg.Baru Cina Paroi, Seremban N.S.。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新那灵（Jalan Tampin Senaling N.S.）。

投诉内容： 我母亲陈四妹当年被毫无人性的日军不问缘由地捉去残杀了。我是她惟一的女儿，当年两岁，在我母亲被害后，一位马来Mah Cik照顾了我。日军退出瓜拉庇朥的Selaru后，父亲把我接回了家。在我年幼时，我就没能得到母亲的关心和抚爱，生活非常艰辛，我小小年纪便要做家务活而未能接受应有的学校教育。这一切都是日本人造成的，他们必须为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他们应该为我母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2日。

杜三妹

25. 蒙难者：

谭泉，男，42岁，胶工

谭泉家人三人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柔河甘榜西末九号山。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谭泉之侄女杜三妹（Toh Sum Moy），81岁，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130219715074，现住于No.31，Batu 12，Kepis Kuala Pilah,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县甘榜西末南洛园丘2号公司。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5)

投诉内容： 日本兵在瓜拉庇朥柔河甘榜西末九号山杀害了我叔叔谭泉一家四口。我叔叔和他全家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守法本分，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日本兵杀害这些无辜的人真是太残忍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完全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3日。

曾耀华26. 蒙难者：曾繁英，男，45岁，割胶工人童符英，女曾亚发，男蒙难地点： 柔河淡水路马洛红毛园。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曾繁英之女曾耀华（Chan Yaw Wah），64岁，祖籍海南，身份证号1302044，现住于204 Talan Tung Yen Kuala Pilah N.S.，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淡水路叶发（马洛公司）。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一队大约三十多人的日本兵来到了瓜拉庇朥的柔河，这些残暴的、不讲道理的日本人杀害了我的父亲曾繁英、母亲董氏和弟弟曾亚发。我的母亲当时还怀着孕。在我这些亲人死后，我的少年生活充满了艰辛，我在13岁时，就不得不独立生活，也无法接受应受的学校教育。谁该对我遭受的这一切不幸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有权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1）钟胜松27. 蒙难者：钟运泉，男，27岁，胶工钟燕松，男，23岁，胶工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马口埠新榕桔菜园村。

蒙难时间： 1942年6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钟燕松之弟钟胜松（Chong Seng Chong），65岁，钟表修理工，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2720378，现住于森美兰州马口县巴架巴都，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州马口埠新榕桔菜园村。

投诉内容： 1942年6月15日，是榕桔南洛园借粮日（预支月工资的日子）。三天后，住本菜园村的工头廖砚万在下午四时左右从榕桔镇上回来，到我家对我兄燕松及堂哥运泉说： “我刚才就被日本宪兵问了话，现在日本宪兵等你们兄弟快去问话。”我两位哥哥信以为真，就去了，结果就被扣留，当晚没有回来。过了三天的一个下午四时，一辆军车停在十字路口，有四个日本兵拿着来福枪，其中一个日本兵用绳子绑着我兄燕松的手，牵着经过我们屋前大路，在村子周围走了一转。堂哥没有回来。然后，四个日本兵又从刚才经过的大路回到军车上。我哥哥依然被绑着手，被日本军车载去。从此，我的两位哥哥音信全无，一定是被日本军人杀死了。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日。

邱国隆28. 蒙难者：（1） 邱庭，男，50岁邱泉，男，35岁李氏，女，47岁（当时有身孕）蓝氏，女，26岁邱胜，男，23岁邱三哑，男，5岁黄氏，女，22岁（当时有身孕）邱四哑，女，4岁邱亚九，男，18岁邱伦，男，33岁邱亚拾，男，16岁盘氏，女，26岁邱庭之女，15岁邱庭之女，11岁邱庭之女，7岁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柔河五十吉则地园。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2） 邱立洲，男，26岁蒙难地点： 森州林茂不叻士甘榜峇打园。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3日。

（3） 邱南，男，46岁邱保，男，45岁邱森，男，26岁蒙难地点： 柔佛州永平新港。

蒙难时间： 1943年8月。

（4） 邱耀，男，45岁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冷宜南洛园。

蒙难时间： 1943年8月。

投诉人资料： 邱庭之侄邱国隆（Kow Kwoh Leong）,76岁，退休，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3561102，现住于50 Membau Heights N.S.，邮编7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芙蓉庇朥冷宜镇。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3日，日本人在森州林茂不叻士甘榜峇打园杀害了我的侄儿邱立洲。1942年3月18日，日本人在瓜拉庇朥柔河五十吉则地园杀害了我的17位亲人。1943年8月，日本人在柔佛永平新港抓走并杀害了我的堂兄邱南、邱保和侄儿邱森。同月，日本人还在瓜拉庇朥冷宜南洛园抓走我的堂兄邱耀并将他折磨致死。我的这些亲人都是清白无辜的，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残忍的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如今，我们受害人的后裔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负起一切责任，站在人道立场上，公平合理地赔偿给我们损失，这样日本才有民主可言。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5日。

谭学文29. 蒙难者：（1） 谭亚启，男，40岁，胶工谭亚启一家另五人谭颜州，男，38岁谭颜州一家另三人谭亚水,男,46岁谭亚水一家另四人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柔河甘榜西末九号山。

蒙难时间： 1942年。

（2） 张廷麦记谭（国）生谭伍谭佳蒙难地点： 泰国。

蒙难时间： 1942年被抓。

投诉者资料： 谭亚启之侄谭学文（Tam Ah May），55岁，工人，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380110055019，现住于Batu 12, Kepis（Yuen Onn）Dangi, Johol N.S.，邮编73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园丘。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在瓜拉庇朥柔河甘榜西末九号山（Dunlop Estate, Kg.See Kwee, Johol, Kuala Pilah）杀害了我叔叔谭亚启一家六口人、谭颜州一家四口人、谭亚水一家五口人。残暴的日本兵一共夺去了我15位亲人的生命。此外，日本兵还抓走了我的姑丈张廷、麦记、谭(国)生、谭伍和谭佳，让他们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再也没回来。我后来得知，因为受到了日本兵的虐待，他们都死在了泰国。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3日。

陈谭运30. 蒙难者：陈开，男，45岁，杂货店主蒙难地点： 亚依峇旺落巴路口。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陈开之子陈谭运（Chin Tham Jon），54岁，商人，祖籍广东海丰，身份证号390205055029，现住于578，Taman Clonlee Tampin N.S.，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于： Air Mawang, Johol N.S.。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1942年3月10日，日军在亚依峇旺落巴路口杀死了我的父亲。当时我才3岁。那天早上，他骑自行车往淡边买货，当他骑到落巴路口时，突然听到大声呼救的声音，他就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却不幸被日军抓住。后来我们家人才知道，我父亲和另外三家人都被折磨并杀害了。与此同时，我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哥哥及姐姐躲过了劫难。因为我母亲一个人无法抚养我们，我们在亲戚家被带大。现在，我的母亲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年幼时发生的这些悲惨往事的详情，我们既悲哀又愤恨。因此，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5日。

陈佛兰31. 蒙难者：陈亚篮，男，43岁，菜农蒙难地点： 马六甲。

蒙难时间： 1942年5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陈亚篮之子陈佛兰（Tan Fot Lan）,56岁,割胶工人，祖籍广东海陆丰，身份证号3400480，现住于森州柔河亚依峇旺，门牌8A （No.8A, Air Mawang JohoL,N.S.），邮编73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亚依峇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6)

投诉内容： 1942年5月10日清晨两点左右，日本宪兵到柔河亚依峇旺我家搜查，并抓走了我的父亲，把他带往马六甲。两个星期后，我母亲到马六甲宪兵处查问，一个叫作陈德秀的日本宪兵告诉她，我的父亲已经被杀了。我的父亲被害时43岁，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完全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被无缘无故地折磨并杀害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养我们四个从1岁到11岁不等的孩子，我的母亲吃了许多苦。我们在极度的贫困中生活，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无法接受教育。因为食物十分粗劣单一，我们的身体状况都大受影响。如果那些日本兵没有杀害我们的父亲的话，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我父亲被杀时已经是英军撤退、日本占领后的沦陷时期。基于以上事实背景，我向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及我们因此而遭受的痛苦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薛统生

32． 蒙难者：

薛狗，男，35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薛狗之子薛统生（Sik Sang），58岁，身份证号3062990。现住于No.50 So Kg Baru Ulu N Sembilan，邮编71750。日本侵占时住址： 中心区。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内容： 我叫薛统生，住在No.50 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N.Sembilan。我父亲35岁时被日军抓夫，并遭日本人杀害。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说，我父亲是一个lawabding居民，受到人们的爱戴，没有任何仇人。父亲死后，我家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承担家庭的重担。我们没有多少食物和衣服，也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应该谴责谁？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日本政府应当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和我们所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郑春桂

33. 蒙难者：

郑锦云，男

陈肴娘，女

郑春金，男

姚金桃，女

郑鍊娘，女

蒙难地点： 甘榜武外。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郑锦云之子郑春桂（Tee Choon Kuai）,61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2489104，现住于No.35 Rumah Rakyat Tanjong Ipoh, Tanjong Ipoh, N.S.。日本侵占时住址： 庇朥神安池（甘榜武外）。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毫无道理地杀害了我们家五口人。那时我的父亲是在甘榜武外开小商店，同住者有母亲，刚结婚的二哥二嫂及二姐鍊娘。当时，日军开到我们店中，我只有9岁，日本兵押走父母二兄嫂及二姐，我无知地跟着父母，父亲好像知道不祥预兆，再三促我走开，不许我跟着，我便离开他们独自来到屋后不远河边的田野躲避，后来才知家人被害。惨案发生迄今已过半个世纪，但日本政府从未正视他们士兵犯下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给予受害者家庭公正合理的相应赔偿。日本国家执政者只能逃避一时，不可能逃避一世，日本政府如果有实行民主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愿，就应该以开明的态度处理这起惨案，负起责任，还我们受害者的血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2日。

林明德

34. 蒙难者资料：

陈桃，女，38岁，家庭主妇

王笑，女，19岁，家庭主妇

蒙难地点： 德拉打。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3日。

投诉人资料： 陈桃之子林明德（Lim Min Teck），男，75岁，书记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203447，现住于No.32A，Jalan 3/40, Taman Pusat Kepong, K.L，邮编5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庇朥县，甘榜丁雅。

投诉内容： 我林明德，于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南侵马来亚半岛时期，居于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庇朥县甘榜丁雅。当年屋子是向马来人租的木板屋，中间隔开，一边是我外祖父经营的杂货店，也是他们一家大小的居所，他家人共五位： 外祖父、外祖母、怀孕的寡舅母，一岁半的小表弟、三岁的小表妹。另一边是我的家，父亲早逝，只有守寡的慈母陈桃38岁，太太（前妻）王笑19岁，大妹林亚宝12岁、二妹林玉梅9岁及我23岁（注： 因为我是养子，所以慈母只大我15岁，二妹后因与家人意见不和，今已失去联系）。当年我是自己经营用自行车载杂货到处去售卖。

公元1942年3月3日，这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了无人性、残暴似兽的日本军，使我失去敬爱的慈母及新婚七个月的贤妻。因为战乱而无法经营，生计顿陷困境，以及我兄妹52年的精神痛苦。

事发当天，我和平时一样，早上八时，用自行车载着货物出门，离家大约一里就被日军拦住，命令坐于大路旁，与我一样被命令坐在那里的人约有二十多位，至下午大约一时多才被释放，我马上飞快地骑自行车回家。一到家门，外祖父即告诉我，慈母抱着小表弟和我太太、妹妹，跑去屋后草芭躲避日本兵。我马上就去屋后草芭找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那时我心慌意乱，不顾自身安危，回家骑了自行车又去神安池找。我一到神安池又再次被日本兵拦住，把我押去草场，命令我坐下，被令坐在草场上，那里大约有二百人，前后两排日本兵挺着枪对着我们，到下午大约四时才被释放回家。我不敢再去找他们，只好在家等，大约下午六时，大妹抱着小表弟和二妹，被一个好心的中年华人带回家，还对我说慈母和太太已遭日本兵杀害。

大妹即对我哭诉，大约我离家20分钟，就有日本兵来我家。慈母害怕日本兵会伤害她们，她手里抱着小表弟，即叫我太太和两个妹妹和她往屋后草芭跑，跑到一间马来人的屋子，要求马来人同意进他家里躲，被马来人拒绝，只好又带着大家跑到一条小河边，眼见日本兵逼近，即叫大家跳进河里躲，身靠河壁，头上有河边的野草掩盖，所幸河水不深。可是不幸的是我慈母手中抱的小表弟年幼无知，放声大哭，被日本兵发现，命令大家上岸，要大妹抱小表弟，将慈母及太太的双手反绑，押着大家走，走到胶园有间木板屋前，那里早有几十个同样被日本兵押来的双手反绑的人。然后，日本兵间隔的把双手反绑的人一次两个押进木屋里，只见押进去后就没有出来。当慈母和太太被日本兵押进木屋时，大妹抱着小表弟和二妹一起站在木屋旁，慈母和我太太被押进木屋后，一下子，妹妹们就听到慈母的大叫声“我苦啊”，之后就不再听见她俩的声音，也不见再出来。后来，我妹妹看见一个会讲日语的华人，跟日本兵讲了一些日本话，接着就带我两个妹妹回我家。他名叫孙亚才，台湾籍的中年人。

我十分痛恨日本兵无人性的残暴行为，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并带着小孩的妇人都加以杀害。要求日本政府对其军队的暴行负起全部责任。日本政府应公开向我蒙难家属道歉，并给予下列损失合理的赔偿。

(1) 我慈母陈桃和我妻王笑于1942年3月3日在马来亚森美兰州德拉打被日本兵杀害。

(2) 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导致战乱，使我无法再经营生意所造成的损失。

(3) 慈母及我妻的被杀，使我和妹妹这一生蒙受了无法弥补的精神上的痛苦。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16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2）

李谭明

35. 蒙难者：

李七，男，35岁，猪肉贩

蒙难地点： 庇朥淡边路，申邦冷宜大桥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李七之侄李谭明（Lee Tam Ming），60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2473906，现住于No.112 Kg Baru Paroi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李七是瓜拉庇朥Selaru的一名猪肉小贩，1942年，他仍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贩猪肉到附近村子里去卖。1942年3月10日，在他回家途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队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Simpang Dangi把他拦了下来。据当时的目击者说，我的叔叔被日本兵带走了，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从那时起，我的叔叔就再没有回家。我的父亲被告知，我叔叔已经被日本人杀掉了。那些认识我叔叔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有礼貌且工作勤奋的人。在他遇害之后，他的家人生活十分艰辛。是谁给我们造成了这些苦难？谁应该为这桩罪行受到惩处？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应不应该得到赔偿？我认为，这一罪行必须得到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7)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8日。

陈娘锡

36. 蒙难者：

陈帝华，男，30岁，工人

蒙难地点： 知知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陈帝华之侄陈娘锡（Chen Ngong Siak），60岁，胶工，祖籍海丰，身份证号3400595，现住于No.66 kg, Baru, Air Mawang, Johol, Tampin, N. S. D. K.，邮编73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S.。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陈帝华在知知港邱娇园工作。1942年3月18日，也就是他预定结婚的日子的前一星期，被日本兵用刀刺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30日。陈祖安

37. 蒙难者：

Tan See Kim，男，店员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Tan See kim之子陈祖安（Tan See Wan），身份证号0217897，现住于No.21 Taman Pasir Mas, Rantau, N.S.，邮编71200。

投诉内容： 在日占时期，我的父亲Tan See Kim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的Terachi，是个店员，他被残暴的日军无缘无故地杀害了。在我父亲死后，我的母亲和祖母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养活全家，我们食不果腹，历尽艰辛。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蒙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2日。

李森

38. 蒙难者：

李振，男，38岁，耕种

李华，男黄氏，女

李华之母李华之子李华之女

李汉，男李森，男

蒙难地点： 柔河。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李振之子李森（Lee Sam），61岁，胶工，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61364，现住于淡边新村38号，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地址： 冷宜冷甲。

投诉内容： 1942年，在日本军队的一次搜山行动中，我和我的父亲各被日军的枪尾刺刀刺了三刀，但都被亲人救活了。我们能活下来可真是上帝保佑，伤口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痊愈。但我叔叔李华一家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住在士勿，他家有五口人在日军的屠杀中丧生，他们是： 我的叔叔李华，他的妻子黄氏，他的岳母及他的两个小孩。两个小孩一个5岁，一个才满月。我的另外一个叔叔李汉大概于1942年在柔河被日军捉走，再无踪影。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亲人的受害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9日。

林三

39. 蒙难者：

Lim Cheng Siong，男

Cheng Sun Teck，女

Lim Seng See，男

Lim Seng Yam，男

蒙难地点： Pertang, N.Sembilan.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Lim Cheng Siong之子林三（Lim Sun），74岁，身份证号3558116，现住于85，Bukit Gelugor KamPung Baru,Kuala Pilah。邮编72000。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兵在森美兰州Pertang的一个小村子里杀害了我的父亲Lim Cheng Siong,我的母亲Cheng Sun Teck,及我的两个兄弟Lim Seng See和Lim Seng Yam。我的这些亲人都是守法公民，与别人无冤无仇，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这些善良百姓？日本政府必须对我亲人的被害负起完全责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日。

魏锦英

40. 蒙难者：

Yang Hong Han

蒙难地点： Semonyit, Selangor.

蒙难时间： 1942年5月间。

投诉人资料： Yang Hong Han之妻魏锦英（Hgui Kim Yin），身份证号0219878，现住于10，Singapore Street,Seremban。

投诉内容： 1942年5月，日本兵在Semonyit, Selangor抓走了我的丈夫Yang Hong Han，他被关到了Seremban。日本人不许我去探望他，有可靠的消息说，他在狱中受到了日本人的虐待，并最终被折磨致死。我是他的妻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无故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30日。

郑胜通

41. 蒙难者：

郑胜通，男，17岁

蒙难地点： 知知港警局。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郑胜通（Chang Seng Fong），男，69岁，散工，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0890672，现住于156F Jalan Rasah Seremban N.S.D.K，邮编7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州知知港黎望。

投诉内容： 1942年，本人被怀疑为抗日分子，被日军抓去坐监。在坐监期间被日军诸多盘问，因自身并非抗日分子，与抗日军队毫无联系，无以奉告，因此被日军折磨得死去活来。光复以后，于1954年中期，病况发作，延医诊治，迄今共计40个年头（附医生证明书为证），现还在继续由医生诊病与服药中。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16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3）

汪豪仪

42. 蒙难者：

汪世明，男，40岁，织缝师

谢九妹，女，38岁，家庭主妇

蒙难地点： 森美兰芙蓉宪兵部（今华侨银行）。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汪世明之子汪豪仪（Wong Ko Joo），60岁，武术教练，祖籍广东太埔，身份证号1998857，现住于285 Taman Bukit Kaya Jalan Sungai Lijong Seremban N.S.，邮编70200。

投诉内容： 日本侵占马来亚五个月左右的一天，来了一辆军用卡车，四名日本兵，两个暗探（其中一个是中国人）把我父亲和隔壁姓谭的以及姓石的带走。十多天后，姓谭的和姓石的带着满身的伤回了家。谭先生回家后开始吐血，不到一个月就死去了，石先生在战后回了中国，但却没有我父亲的消息。

几个月后，一名暗探（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时他和我们家住在一起）告诉我的大伯，我的父亲已经在几个月前被日本兵杀头了，当时我才9岁。我母亲当时还住在中国，日本兵的暴行使我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幸好，我的大伯一家收留了我，尽管他们很穷，却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他们自己还有十多个小孩。

在日本人三年零八个月的占领后，战争结束了，大伯捎信给我那住在中国的母亲，告诉她我父亲的死讯。但不幸的是，我母亲难以抑制失去深爱着的丈夫的悲痛，上吊自杀了。当时我才13岁。

我的大伯家非常穷，有十多个小孩要抚养，所以为了减轻负担，我不得不开始做工以养活自己，因此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因为没受过学校教育，我不得不去做零工，但这种机会也不多，而且报酬也很低，作为一个孤儿所遭受的痛苦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因为日军的暴行，我的生活一直就十分艰辛。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遭受的磨难进行赔偿，这些赔偿应该包括我双亲生命的损失，40多年来的痛苦和悲伤，失去的教育机会以及因此而失去的体面和稳定的工作。我甚至无法描述我的家庭、我的亲人和我自己所遭受过的那些苦难，我认为，只有对我们进行赔偿才是公正合理的。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日。

廖金雄

43. 蒙难者：

廖官球，男，24岁，商人

蒙难地点： 芙蓉。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廖官球之子廖金雄（Leau Kim Heon），58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897853，现住于No.16,Rumah Murah,Simpang Pertang, N.S.，邮编72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葫芦顶新村，克拉湾路。

投诉内容： 在日本侵占马来亚期间，我的父亲廖官球是一个蔬菜商。1942年，Seremban的日本兵抓走了我的父亲，他们这样做是毫无理由的，我父亲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犯下任何罪过，村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谦逊和蔼的人。在他被抓走后的第二天，我的母亲得知，父亲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一个13口之家，失去了顶梁柱，我的母亲从此成了寡妇，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从此成了没爹的孩子。我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长大。因为母亲无力供我们上学，我们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是谁给我们造成了这些灾难？当然是日本人。让日本人对我们进行赔偿是不是应该呢？当然应该。日本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对所犯下的罪行负责，给予蒙难者家属适当的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8)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8日。梁精华44. 蒙难者：Leong Ah Soon,男Leong Ah Soon全家另外11人蒙难地点： Tanah Raja.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间。

投诉人资料： Leong Ah Soon之侄梁精华（Leong Kim Hua/Leong Kim Hwa）,身份证号2019436，现住于Kodai Kg Gerang, Ram B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1300。

投诉内容： 在日占时期，我叔叔Leong Ah Soon一家住在Tanah Raja,他家共有12口人。1942年3月，日本人无故杀害了我叔叔家的所有人，他的自行车店也被砸开，里面的东西被一抢而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全家的被害和损失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20日。

李光绵45. 蒙难者：李克松，男，杂货店主黄蕉，女李光庆，男，10岁李光发，男李光辉，男，8岁李秀梅，女，6岁李克松之幼子，两个月大蒙难地点： 宁宜彭加兰榴莲李俊呈园丘内。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3日。

投诉人资料： 李克松之子李光绵（Lee Kong Mian），64岁，身份证号2498997，现住于270 Teriang Taman Jaya, Seremban。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宁宜附近的罗木支那（属马六甲州）。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八），日本人在宁宜彭加兰杀害了我家七口人，他们是： 我的父亲李克松，母亲黄蕉，四位兄弟及一位妹妹。这些日本人的暴行给了我巨大的伤害，在我家里人死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亲戚了。我历尽了各种艰辛，我所经历过的艰难岁月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4）陈湍46. 蒙难者：陈河，男，51岁，店主陈河之妻陈河之女三人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正口阿士旦那拉惹国文小学草场后。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陈河之堂弟陈湍（Tan Tuan），75岁，店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903615，现住于森美兰，正口大街，林茂，门牌1643A。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林茂，阿士旦那拉惹，门牌44号。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的堂兄陈河一家五口住在森美兰州正口的阿士旦那拉惹，开着一间杂货店。1942年3月18日中午，一队日本兵来到我堂兄的店里，便把我亲人一家大小全部拉到靠近我兄家后面草场，遭到集体惨杀。当他们被杀害后，杂货店里的东西也都被人抢走了。这一事件是发生在沦陷后的日治时期，被杀害的这些人又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只是生活在一起的平民，却惨遭杀害，此天怒人怨之冤，站在人道立场上应该予以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2日。

张情47. 蒙难者：张家转，男，32岁，商人陈云，女，56岁，家庭主妇苦蜜，女，31岁张家转之子二人张家转之女二人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高岛，马来甘榜。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3日（正月十八）。

投诉人资料： 张家转之侄张情（Leo Cheng /Teo Cheng），61岁，胶工，祖籍福建，身份证号3058645，现住于Lot 1424/50 Taman Tinggi,Linggi N.S.，邮编71150。日本侵占时住址： 亚依坤岭金马士森美兰州。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在高岛杀害了我家的下列亲人： 我的叔叔张家转，我的婶婶苦蜜，他们的四个子女和我的祖母陈云，日本人毫无道理地杀害了我的这些亲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以上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2日。

郑来48. 蒙难者：郑岳伍，男，40岁，小商人陈六妹，女，38岁郑招云，女，12岁郑福来，男，5岁郑亚烈，男，6个月郑亚妹，女，3岁郑来，男，7岁蒙难地点： 不叻士昆都五条石武吉巴容郑生郎园。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4日。

投诉人资料： 郑岳伍之子郑来（Chang Loy），59岁，胶工，广东梅县，身份证号2016044，现住于Ran J No.43, Felda Sendayan N.S.，邮编71950。日本侵占时住址： Bukit, Payang Penas. N.S Malaya。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4日，在森美兰，不叻士，昆都五条石，武吉巴容，郑生郎园，我被日本兵刺了四刀，而我的亲人全部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日本兵杀害。他们是我的父亲郑岳伍，我的母亲陈六妹，大姐郑招云，弟弟郑福来、郑亚烈，妹妹郑亚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亲人的遇害及我因此而遭受的痛苦给予赔偿。当年我的亲人全部被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日本兵残杀，日本政府为何不给我们受害者赔偿？日本政府良心何在？人道精神又在哪里？我们受害者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良心发现，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我们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0日。

李华49. 蒙难者：罗女士，女，26岁，家庭主妇李玉琼，女，10岁李玉忧，女李玉兰，女蒙难地点： Ulu Penas N.S.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4日。

投诉人资料： 罗女士之子李华（Lee Hwa），63岁，退休，祖籍广西，身份证号1926444，现住于65A Jalan Besak Penas, N.S.，邮编71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Ulu Penas, N.S Malaya。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4日，残暴的日本兵在Ulu Penas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 我的母亲罗女士，我的姐姐李玉琼，妹妹李玉忧、李玉兰。我的这些亲人没有惹过那些日本兵，也没有惹过任何人。日本人有什么权力杀害她们？当年，日军是与英国政府发生战争，根本不是与人民发生战争。我的家人无辜地惨死在毫无人性、毫无人道的日军的刺刀下，日本政府为何不负责赔偿？我们的受害，家破人亡，都是日军一手造成的，日本政府必须负责一切后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0日。

陈水福50. 蒙难者：陈留，男，39岁，店主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阿士旦那拉惹国文小学后面。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陈留之子陈水福（Tan Sui Hok），60岁，胶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992261，现住于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甫罗士邦，门牌H4942，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阿士旦那拉惹，门牌43号。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上午，我父亲陈留与亲人陈干两人去旧住址阿士旦那拉惹采药草医病。到中午，在半途中遇见日军设路障，便被扣留。当日下午2时多便遭集体屠杀。在我父亲死后，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担起家庭重担，我们缺衣少食，在日治时期，过得十分艰辛。这件事发生在沦陷后的日治时期，我父亲又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只是一个与亲人采药草的平民，却惨遭杀害，此乃天怒人怨之冤，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的立场上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钟记生51. 蒙难者：杨蓉，女，38岁，杂货小商贩钟镜生，男，16岁钟妹姑，女，14岁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林茂县正口甘榜双溪拉央金河山园丘。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9)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某日。

投诉人资料： 杨蓉之子钟记生（Chong Kee Seng），59岁，裁缝，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2003272，现住于No.838 (Lot 8390) Jalan Kedidi 1, Taman Paroi Jaya, Seremban, N.S.，邮编70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林茂县甘榜峇都。

投诉内容： 我至亲的母亲、哥哥及姐姐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但被毫无人性的日军无辜滥杀。在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向蒙难者家属郑重道歉，并应负起一切责任，给予受害者后裔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9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5）52. 蒙难者：陈亚九陈海俊，男，43岁，店主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阿士旦那拉惹国文小学后面。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陈海俊之子陈亚九（Tan Ah Kau），56岁，小园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628543，现住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月里士，门牌Ag1923，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阿士旦那拉惹，门牌44号。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我父亲陈海俊与亲人驾车去芙蓉看病，回到半路途中，在阿士旦那拉惹就遇到一队日本兵，便被扣留，下午两时多，便遭集体惨杀。当时他36岁，是一个惹人喜爱的人，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但残忍的日本兵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他。在亲爱的父亲死后，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承担起照料全家的重任，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我父亲并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在沦陷后的日治时期，他只是一个与亲人驾车去芙蓉看病的平民，却惨遭杀害。这真是天怒人怨之冤。日本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立场，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岳垆楠53. 蒙难者：丘仁霖，男，47岁，菜农蒙难地点： 金马士。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

投诉人资料： 丘仁霖之子丘垆楠（Hew Luk Num），52岁，小贩，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0235410，现住于No.55B, Lorong4 Jalan Rompin, Bahau, N.S.，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武吉古鲁莪32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我的父亲丘仁霖在Bukit Gelugo被日本人抓走，关到了金马士。我们亲爱的父亲受到了残暴的日本人的虐待，他无法忍受这些拷打和折磨，最终死在了警局的监牢里。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担起照料全家的重任，我们遭受了许多艰难困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在日治时期遭受的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陈高升54. 蒙难者：Tan Geok ChinWong Geok FongTan Kim YuenTan Kim LianTan Kim KuanTan Choon Lin蒙难地点： Pedas,N.Sembilan.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4日。

投诉人资料： 陈高升（Tan Kow San）,男，身份证号2027604，现住于4，Jalan Besar, Pertang,N.S.。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4日，日军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 我叔叔Tan Geok Chin、Tan Choon Lin；我的堂兄弟Tan Kim Yuen、Tan Kim Lian、 Tan Kim Kuan；我的妻妹 Wong Geok Fong。这些野蛮的日本人真是罪该万死，他们根本就不配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我的这些亲人是在Pedas,N.Sembilan被害的，他们的年龄从1岁到30岁不等，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出那些日本人是多么残忍，他们连小孩也不放过。此外，我哥哥被抓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自从走后就再也没回来。后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去了。作为上述遇害者的亲属，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萧炳宽55. 蒙难者：萧炳宽之父萧炳宽之兄二人萧炳宽之弟一人蒙难地点： 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萧炳宽（Siow Peng Kon），男，57岁，退休，身份证号A2161492，现住于856，Jalan Masjid, Port Dickson, N. S.，邮编7196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属知知港余朗朗。(奇*书*网.整*理*提*供)

投诉内容：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马。自从日军占领后，不分青红皂白到处滥杀无辜，令人心寒。日军在知知港余朗朗无故残杀我一家四口： 父亲、二位哥哥、一位弟弟。他们都是无辜遭日军杀害的。日本政府对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应当负起一切后果，给我们受害者家属后裔合理赔偿，这样，日本国家才谈得上有民主人权的存在。虽然惨案的发生已过去半个世纪，但是对于我们受害者，不幸的遭遇终身难忘。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10日。萧瑞英56. 蒙难者：萧娣，女，26岁，胶工骆生，男，27岁廖英，女，49岁骆华，男，28岁骆昆，男，27岁骆清，男，16岁骆强，男，4岁骆亚妹，女，3岁骆妹妹，女，1岁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知知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萧娣之侄女萧瑞英（Siow Swee Ying），57岁，家庭主妇，祖籍客家，身份证号2002752，现住于159，Jalan Zaaba,Seremban, N.S. Malaysia，邮编70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在余朗朗，我的九位亲人在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日本兵的大屠杀中丧生。大屠杀共杀死了1400多无辜忠良的老百姓。我的这些遇害的亲人有： 我的姑姑萧娣、姑丈骆生，骆生的母亲廖英、大伯骆华、二伯骆昆、弟弟骆清、骆生的长子骆强、次女骆亚妹、小女骆妹妹。日本政府良心何在？假如日本政府有民主人权的存在，应当负起一切责任，对受害者家属给予赔偿。日本政府欺骗蒙难者家属后裔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日本政府不应抵赖，应该贯彻人道精神，给我们合理补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0日。

许三妹57. 蒙难者：（1） 黄妹，女，35岁，种植香蕉赵兴和，男赵松，男赵发，男赵明，男赵水，男赵桂梅，女赵桂莲，女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2） 萧桂财，男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黄妹之女许三妹（Hew Saam. Moi），42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8097008，现住于No.19, Rumah Rakyat 2 Simpang Durian, N. S.，邮编72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

投诉内容： 我的亲人无辜遭受毫无人性的日军残暴杀害，如今我是受害人的后裔，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够遵守人类基本人权，赔偿我们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6）李术58. 蒙难者：郑卓，男，56岁，商人（经营树胶店）郑接，男，23岁，商人（经营树胶店）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县依打那拉者。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2日。

投诉人资料： 郑卓之儿媳李术（Lee Chot），65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281213055018，现住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林茂县正口大街门牌31号。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0)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2日傍晚4时左右，我大伯郑接与我公公郑卓骑自行车去依打那拉者岳母家，就没有出来。过了二三天，有位马来人来到正口街上告诉家婆，说郑接与郑卓已遭日军集体惨杀，他是骑着郑接与郑卓的自行车来的，还说那尸体已去掉（扔进）井里。我家的这两位亲人没有任何罪过，他们都是本分人，认识他们的人都很喜欢他们。毫无人性的日本人无缘无故就杀人，真该受到上帝的惩罚啊！作为在沦陷后的日治时期，去岳母家的平民，而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却惨遭杀害，此为天怒人怨之冤。日本政府应站在人道立场上予以赔偿，并声明蒙难者是无辜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岳父和大伯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3日。

刘桂英

59. 蒙难者：

林玉树，男，26岁，胶工

蒙难地点： 吉隆坡扣留营。

蒙难时间： 1942年5月。

投诉人资料： 林玉树之妻刘桂英（Lew Kiew Ying），75岁，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2493184，现住于220 Broga Village Broga. N. S.，邮编71750。日本侵占时住址： 武来岸粦清港。

投诉内容： 我，75岁的刘桂英，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林玉树的被害作出赔偿。我丈夫死时年仅26岁。1942年5月，我的丈夫在Semonyit Selangor被日本人抓走，他被关到了Kuala Lumpur，被折磨致死。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人会干出如此残暴的事。作为受害者的妻子，我有权就我丈夫的遇害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黄皆

60. 蒙难者：

陈考，男，28岁，小园主

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镇甘榜阿士旦那拉惹。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某日。

投诉人资料： 陈考之妻黄皆（Eng Kai），74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230686，现住于马来西亚森州高岛镇平民屋门牌88号，邮编7135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镇永达三号园丘对面树胶园里。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丈夫是个小园主。1942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他告诉我要去高岛镇咖啡店喝早茶。这么一出去至夜间都没回来。我们以为他在朋友家过夜，真没想到，第二天，有位巫人（马来人）朋友来报信，告知“你的亲人被日警扣留了”，我们问那位朋友我丈夫被扣在哪里，他说被扣在甘榜阿士旦那拉惹。我们就去找，可是连人影都不见。就这样，他无辜地被杀害了，还挂个莫须有的罪名说是抵抗分子，实在是天怒人怨。他死后，只剩下我和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我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带大两个小孩。孩子失去父亲，我失去丈夫，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变得异常困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和我们所经受的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5日。

李信

61. 蒙难者：

李照，男，56岁，菜农

邓恒，女，48岁，菜农

李亚苟，男，13岁

李亚鸟，男，9岁

李妹仔，女，4岁

蒙难地点： 森州林茂市郊区菜园地。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3日。

投诉人资料： 李照之女李信（Lee Shin），68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身份证号1640251，现住于582,kg, Dioh, kuala Pilah, N.S.，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州林茂市郊区。

投诉内容： 我们家五个亲人都被日本兵杀害了，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的年纪跨度很大，从56岁到4岁，甚至我最小的弟弟和妹妹也没有逃过被杀害的厄运。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的损失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3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7）

郑何英

62. 蒙难者：

Wong Liang Yew，男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1942年某日。

投诉人资料： Wong Liang Yew之外甥女郑何英（Chan Ho Yin），身份证号2475751，现住于21，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 N.Sembilan。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人抓走了我的舅舅 Wong Liang Yew，他被关在了Kuala Lumpur。我的舅舅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喜欢他，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本分人为什么会被抓走？日本人在狱中虐待我的舅舅，他无法忍受这些拷打和折磨而最终死在扣留营里。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舅舅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贝曹九

63. 蒙难者：

Pai Geok，男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Pai Geok之子贝曹九（Pai Chow Keo），男，身份证号2006624，现住于Kg. Ulu Berangang N.Sembilan。

投诉内容： 日本人将我的父亲Pai Geok 从Ulu Berangag我们家中抓走，并且野蛮地杀害了他。这些毫无人性、无法无天的日本人应该受到惩处。在我父亲死后，我们家承受了许多痛苦和艰辛，我母亲想方设法维持着这个家，在日占时期，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也经常食不果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父亲的被害和日治时期我们所蒙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徐秀林

64. 蒙难者：

张×，女，60岁，家庭主妇

徐满妹，女，8岁

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林茂县，正口甘榜双溪拉央金河小园丘。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

投诉人资料： 张×之子徐秀林(Chi Siew Lim)，男，66岁，铁匠，祖籍广东大甫，身份证号0568462，现住于1944，Rj2/22, TMN Rasah Jaya, Seremban，邮编7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林茂双溪拉央。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日本兵杀害了我的母亲张*和妹妹徐满妹。我至亲的母亲和妹妹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却被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无辜滥杀。在此，我不仅要求日本政府向蒙难者家属郑重道歉，而且它还应该负起一切责任，给受害者后裔一个合理的血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6日。

何天发

65. 蒙难者：

何水，男，52岁，胶工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冷宜新邦十字路口。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何水之侄何天发（Ho Tin Fat），80岁，退休，祖籍广西，身份证号2013775，现住于No.40kg. Baru Cina, Air Hitam, Bah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2120。日本侵占时住址： 李寄山柔佛。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的伯父何水、堂兄何桂父子两人，住在李寄山柔佛以割胶为生。1942年3月间，伯父经过太兴山十字路口时被日军抓去杀头。当时我的亲人被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如今作为受害者的亲属，我有权向日本政府提出合理要求，赔偿一切人命大损失。因为我的亲属根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根本是蒙冤被害。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立场出发，遵守国际公法，合理赔偿而不要坚持强盗的立场。只有这样，日本国家才能有民主可言。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0日。

张谭福

66. 蒙难者：

郑秀凤，女，45岁，家庭主妇

张亚财，男，15岁

张黑狗，男，12岁

蒙难地点： 马口双溪镭。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31日。

投诉人资料： 郑秀凤之子张谭福（Teo Tam Hock），58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302465，现住于33，Wisma Sentosa,Kuala Pilah, N.S.，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州双溪镭橡胶加工厂。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1)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的父亲在双溪镭开着一家杂货店，兼营橡胶加工。1942年7月31日，一队日本兵来到了这个小村庄，因为这些日本兵来意不善，我母亲让我们离开并找地方躲起来。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往一个方向跑，我和我三哥往相反方向跑。当日本兵发现我们俩后，他们在后面紧追过来，我迅速跳进河里，日本兵用他们的刺刀往河里乱扎，我险些被刺到，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当外面安静下来后，我和我三哥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我们发现母亲和两个哥哥都被残忍的日本人杀死了。我们的小店被烧成了废墟。我是劫后余生者，当年亲眼看见惨案发生时的一切惨况。如今，我们受害人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良心发现，从人道立场出发，进行赔偿。日本政府更不应该执行成为一个强盗国家的政策。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母亲和哥哥的被害及我们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2日。

黄瑞云67. 蒙难者：陈其芹，男，33岁，商人蒙难地点： 彭亨州文德甲。

蒙难时间： 1944年12月2日。

投诉人资料： 陈其芹之妻黄瑞云（Huang Swee Yune），77岁，退休教师，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1298898，现住于No.161C, Taman Sentosa, Jalan Temiang, Seremban N.S.，邮编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彭亨州文德甲大街。

投诉内容： 1944年11月间，我的丈夫被日本兵叫去，关在Mentakab集中营。随后被转到Temerloh监狱。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直到满身伤病，他被送进了Mentakab医院，很快在那儿死去。日本人通知我们家到Mentakab医院去收尸。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6日。

骆观福68. 蒙难者：骆贵，男，55岁，胶工郑妹篮四妹骆×骆云发李带杨运娣骆添骆华李满李运骆×骆纪福骆牛奶骆观娣骆欠妹骆观妹骆天生骆纪妹骆观练骆吉粦骆覃生骆家利骆瑞蒙难地点： 芙蓉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骆贵之女骆观福（Lock Kon Fook）,79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身份证号 0886189，现住于100Bt 3 1/2,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通讯地址： No.9 off Galan Lobak Seremban N.S.)，邮编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日军在知知港余朗朗村杀害了我家24位亲人，他们是：父亲骆贵，母亲篮四妹，哥哥骆云发，嫂嫂杨运娣，侄儿骆观练、骆覃生、骆瑞、骆×，大叔父骆华，大婶李运、郑妹，堂弟妹骆纪福、骆观娣、骆观妹、骆纪妹，二叔父骆×，二婶李带，堂兄弟骆吉粦、骆家利，三叔父骆添，三婶李满，堂弟妹骆牛奶、骆欠妹、骆天生。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文珍69. 蒙难者：文永，男，24岁，胶工张利，男张兴，男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文永之弟文珍（Mun Chan），74岁，退休，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1299817，现住于209新泉栈花园。日本侵占时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兵在知知港余朗朗杀害了我家三位亲人，他们是我的兄长文永及两个表弟张利和张兴。日军用残暴的手段杀害了他们。惨案发生已超越半个世纪，日本政府始终不肯良心发现，承认罪行，令人遗憾。如今我呼吁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立场，给我们一个合理赔偿。假如日本政府真正执行民主人权，有公理存在，就应尽快赔偿给我们受害人。同时我希望，广大富有同情心的人士能够多多帮助那些在日本人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30日。骆凤70. 蒙难者：骆桂，男，49岁，农民叶满，女骆观添，男骆观胜，男骆观和，男骆观清，女骆观娇，女骆观妹，女蒙难地点： 森美兰日拉务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骆桂之女骆凤（Lok Fong），74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身份证号1296006，现住于237 Taman Rasah Jaya Seremban N.S.，邮编7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日拉务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一队日本兵带着罪恶的目的闯进了知知港余朗朗村。在这一天里，这些野蛮的日本人屠杀了村里数不清的善良百姓。我家的八位亲人也在其中遇害。他们是： 我的父亲骆桂，母亲叶满，哥哥骆观添，弟弟骆观胜、骆观和，妹妹骆观清、骆观娇、骆观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张祥71. 蒙难者：张福，男，33岁，胶工曾来英，女，31岁，胶工张建文，男，10岁张家凤，女，7岁张友，男，12岁蒙难地点： 冷宜平芭南洛园八号公司。

蒙难时间： 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

投诉人资料： 张友之子张祥（Chong Sung），36岁，胶工，祖籍客家，身份证号5188826，现住于No.228, Kampung Baru Tampahan Air Kuning Selatan,Batang Melaka，邮编73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冷宜八号公司。

投诉内容（张福之子张友叙述）：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1942年，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冷宜杀害了我的四位亲人，他们是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我受了五处刀伤，却得以幸运地活了下来，并在今天讲述这一切。我身上的刀伤过了好几个月才愈合，我不得不承受许多痛苦。在日治时期，我们缺衣少食，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谁该对我遭受的这些不幸负责？谁该对我家人的被害负责？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8）梁亚女72. 蒙难者：梁日新，男，30岁，汽车修理员蒙难地点： 雪兰莪州吉隆坡。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梁日新之女梁亚女（Leong Ah Nool），女，58岁，家庭主妇，祖籍广附，身份证号2000304，现住于12，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 N.S.，邮编71750，日本侵占时地址： 森美兰州芙蓉十八碑机新脚车店。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15日，日本人又踢又推地把我的父亲梁日新带出了我们在Ulu Beranang的自行车店，父亲晕了过去，被扔上了卡车，他被带到了Kuala Lumpur。我的母亲求日本人让和父亲见个面，但被拒绝了。我的母亲得知我父亲受到了那些野蛮的日本人的折磨，最终他无法忍受这些拷打和虐待而去世了。我的母亲痛苦万分，她不得不辛苦工作以抚养全家。我们缺衣少食，只上过很短时间的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在日治时期所经受的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陈福娣73. 蒙难者：陈寿谭，男，39岁，种植钟登凤，女，38岁，种植陈天送，男，13岁，求学陈兰娣，女，11岁，求学陈天来，男，9岁，求学蒙难地点： 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2)

投诉人资料： 陈寿谭之女陈福娣（Chin Fook Tai），68岁，种植，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 0908811，现住于160Kg. Petaling, Jelebu, N.S. West Malaysia，邮编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 我叫陈福娣，68岁，1942年3月18日，我亲眼见到二十多个日本兵杀害了我的父母、妹妹和两个弟弟。在日本兵进行屠杀时，我躲在屋后菠萝园里。日本兵在杀害了许多村民以后，放火烧毁了村里的木屋。这些残酷而又可怕的记忆将伴随我终生。在我家人被害后，我经历了许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9）陈吉74. 蒙难者：陈水仁，男，28岁，工人蒙难地点： 知知港邱娇园。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陈水仁之侄陈吉（Chin Kiat），67岁，胶工，祖籍海丰，身份证号0235674，现住于4159 Pulau Sebang,Tampin, Negeri Sembilan, Melaka，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我叔叔陈水仁在知知港邱娇园工作时被日本兵捉去枪杀。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30日。

赵坤75. 蒙难者：赵成波，男，50岁，农耕蒙难地点： 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赵成波之子赵坤（Chew Knan），77岁，农耕，祖籍广西，身份证号0775844，现住于No.38. Taman Yan, Kedah, D.A.，邮编069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杀害了我的父亲赵成波和另外许多村民。我的父亲没有任何罪过，那些残暴的日兵为什么要杀害他？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不得不担起抚养全家的重任。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们经受了许多痛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0）杜国兴76． 蒙难者：杜吉，男，32岁，菜农蒙难地点： 知知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杜吉之孙杜国兴（Too Kok Heng），26岁，营业代表，祖籍广东，身份证号671128055025，现住于52 Kg Baru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S.，邮编73100。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我的祖父杜吉在知知港工作地点和另外两位工人一起被日本兵杀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30日。

颜世锦77． 蒙难者：颜樟，男，商人颜世豪，男颜世平，男陈振，男蒙难地点： 双溪镭。

蒙难时间： 一九四二年农历七月十九日。

投诉人资料： 颜樟之子颜世锦（Gan Su Keng），70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303227，现住于森美兰马口甘榜精那，门牌134，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双溪镭。

投诉内容： 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日本兵在双溪镭杀害了我家三口人，他们是我的哥哥颜世豪、弟弟颜世平和舅舅陈振，我的母亲在听说她的儿子被害后，服毒自杀。我的父亲颜樟被日本人召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结果一走之后再无音信。我相信他一定是在那儿遇难了。是谁搞得我们家破人亡？是谁让我们小小年纪就蒙受痛苦？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1）余成汉78． 蒙难者：Yee Kim Seng，男蒙难地点： Seminyih, Selangor。

蒙难时间： 1942年5月。

投诉人资料： Yee Kim Seng之侄余成汉（Hee Sin Hun），57岁，身份证号0223492，现住于96 Miun RdBroga, N.S.。

投诉内容： 1942年5月，日本兵在Seminyih Selangor抓走了我的叔叔Yee Kim Seng。他后来被关到了Kuala Lumpur。据那些最后见过他的人说，他被日本人砍了头。那些残忍的日本人杀人从不需要理由，他们不配被称作是“人”。作为他的侄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的死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6日。

陈玉莲79． 蒙难者：陈玉莲之母陈玉莲之姐陈玉莲之伯母陈玉莲之侄儿三人陈玉莲之外甥四人陈玉莲之外甥女四人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不叻士林茂，郑生郎园。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4日。

投诉人资料： 陈玉莲（Tan Nyok Lun），女，65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身份证号0220553，现住于No.35. Jalan Besar Mantin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17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不叻士大街。

投诉内容： 我陈玉莲当年是和父亲郑椰住在不叻士大街，和大姐看孩子，后来我姐夫他们要搬去林茂树胶园居住。因为我想和我父亲看店，所以没有跟他们去，因此我逃过劫数。我母亲在胶园里被杀，我姐姐的八个年龄从1岁到10岁的孩子（四男四女），还有我伯母儿子的三个孩子都被日军杀掉了。我姐姐10岁的儿子当时未死，过了一个星期才死去。她告诉我，日军残忍地把小孩子绑起来用尖刀刺杀。日本政府当年犯下滔天罪行，残杀无辜，现在应当负起一切后果，不该逃避任何责任。我们受害人后裔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站在人道立场，给我们一个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3日。

黎金80． 蒙难者：黎仲，男，约30多岁，商人甘氏，女，约20多岁，家庭主妇黎亚南，男，约7岁黎亚牙，男，约6岁黎亚松，男，约5岁蒙难地点： 双溪镭。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31日。

投诉人资料： 黎仲之子黎金（Lai kum），男，55岁，劳工，祖籍高州，身份证号3054398，现住于波德申石古洞（Ladang, Sg Ujong, Port. Dickson, N.S.）。日本侵占时住址： 双溪镭（Sg Lui, N.S）。

投诉内容： 1938年1月18日，我出生在双溪镭（Negri SembilanBahauSungai Lui），在那时，我和我的父母及兄弟们过着开心快乐的生活。但是，1942年7月31日上午9点，日本兵闯进了我们的双溪镭村。他们一进村就命令所有人到村里的杂货店前集中，所有的村民（包括当时4岁的我）都到了那儿。当人到齐了后，日本兵让男人站到一边，妇女和儿童站在另一边。当男人们站出来后，日本兵就把他们的手捆在背后，让他们在烈日下站好。同时，日本人命令妇女和儿童进杂货店里去。大约下午1点钟，日本兵当着男人们的面用机枪杀死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幸运的是，我和另外一个妇女逃过了这一劫，因为当时我正好处在一个铁水槽的后面，而这位女士也只受了一点轻微的枪伤。与此同时，日本人用他们的军刀砍杀那些男性村民。后来我的亲戚们得知，当天人们就找到了368具尸体。所以，1942年7月31日这一天，在日本兵的刀砍枪击之下，我失去了我的五位亲人，他们是： 我亲爱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和三个兄弟黎亚南、黎亚牙、黎亚松。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3)

在这场灾难之后，那位女士带我到她的Custody去，我们在那儿的厕所里没吃没喝躲了6个小时，直到日本人离开我们的村子，我们才走了出来。直到今天，双溪镭还有为这368位遇害者建立的纪念碑，如果日本政府需要实地证实的话，这个纪念碑就是最好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失去了我亲爱的双亲和三个兄弟，他们是全然无辜的。我一直感到深深的痛苦，我永远无法忘掉我亲人们的惨死。最后，我请求委员会采取必要行动为这一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黎洪81． 蒙难者：黎水，男，32岁，农夫黎华，男，8岁蒙难地点： 双溪镭（Bahau）。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31日。

投诉人资料： 黎水之子黎洪（Lai Hong），54岁，农夫，祖籍高州，身份证号2027057，现住于No.50, Paroi KamPong，Baru, N/V，N.S.，邮编70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双溪镭。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31日，日本人在双溪镭杀害了我的父亲黎水和我哥哥黎华。我和我的母亲Lee Eng及我的姐姐躲过了那次屠杀，我们在森林里躲藏了十天，当我们从藏身地出来后，却再也见不到我的父亲和哥哥了。在日本侵占时期，我们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我的母亲不得不艰辛劳作以承担起抚养全家的重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两位亲人的被害和日本军队占领期间我们遭受的苦难给予赔偿。日本政府应该本着人道精神给我公平合理的赔偿，如果日本政府不肯承担后果和责任，它就没有资格被称为是一个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陈达权82． 蒙难者：Chong kim Guan，男，20岁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述人资料： Chong Kim Guan之子陈达权（Chang Tat Khuin），52岁，身份证号3066402，现住于16，Main Road, Beranang，N.S.。

投诉内容： 在我父亲Chong Kim Guan 20岁那年，日本人抓走了他。这些野蛮的日本人将他杀害了。这些毫无人性、无法无天的日本人必须受到惩罚。在我亲爱的父亲死后，我们的生活十分艰难，我母亲无法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我们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出去做工，以所得收入补贴家用。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艰辛向我们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苏天送83． 蒙难者：苏天送，男，25岁，商人助手蒙难地点： 马口双溪镭。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31日。

投诉人资料： 苏天送（Soo Cnow）本身，男，78岁，退休，祖籍客家人，身份证号2217834，现住于： 马口甘榜，支那（No.168 KamPung Cina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hau N.S Malaya。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是一个商人。1942年7月底，日本兵在双溪镭屠杀了大约360人，我也在当时的屠杀中受伤，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并且活到了今天。日本政府应该为这次屠杀承担责任，给予合理赔偿。我个人目前年老，行动不便，不能承担任何工作，作为劫后余生者，我要求日本政府赔付补偿金。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2）刘九妹84． 蒙难者：吴英，女，53岁，种植刘秀清，男，18岁，种植刘水金，男，16岁，求学刘秀英，女，15岁，求学苏新娇，女，13岁，无业蒙难地点： 余朗朗知知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吴英之女刘九妹（Ki Moi/Liew Kow Moy），74岁，无业，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3406276，现住于125，Kg. Petaling, Jelebu, Negeri Sembilan，West Malaysia，邮编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 余朗朗知知港。

投诉内容： 我亲眼目睹了我的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及一位弟媳的被害，是日本兵杀害了他们。这场屠杀是那么残酷，在我有生之年是再也无法把它忘记了。我能够活到今天真是很幸运，我今年已经75岁了，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日本兵制造的那场屠杀的情况，可以找我面谈。在日本占领期间，我承受了许多的痛苦，无法填饱肚子，无法上学，无法得到母亲的关爱。日本人应该对我遭受的这些苦难负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和我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20日。

刘修良85． 蒙难者：刘修良，男，30岁，小学校长蒙难地点： 芙蓉瓜拉庇朥路一间鬼屋里。

投诉人资料： 刘修良（Liew Siew Leong）本身，男，80岁，退休校长，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0217826，现住于芙蓉淡边路芙蓉园，门牌597号，邮编70450。日本侵占时住址： 芙蓉埠新街（利华律）门牌28号。

投诉内容： 我，刘修良，1943年11月13日被新加坡来的日本特务队逮捕，我和另外两个人被关在同一间囚室里，日本人逼迫我承认我并未参与做过的事（开抗日同盟会），我拒绝了，因此我被拳打脚踢，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虐待，一些无法承受这些虐待的被捕者在监狱里死去。我被关了95天，监狱里的生活十分恶劣，吃不饱且生病时无药医治，晚上睡在牢里的石板上，没有被盖，冷得发抖，因此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那儿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地狱。我能够活下来真是幸运。我刚被释放时，异常瘦弱，以至于大家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所遭受的这些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月1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3）潘锦荣86． 蒙难者：Pun Kuan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Yee Langlang Titi N.Sembilan）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Pun Kuan之子潘锦荣（Pun Ah Kow），身份证号0888782，现住于41，kg，Baru, Mam Bau, Seremban。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我父亲（Pun Kuan）在知知港余朗朗被日本人杀害，与他同时遇害的有几百人。我很幸运，我的母亲将我保护得很好，凶残的日本兵没能发现她和我。在我小的时候，经历了十分艰苦的生活。因为贫穷，我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我的母亲也无法抽出足够的精力来关心我。谁应当对我遭受的这些苦难负责？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遭受的这些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5日。

钟妹87． 蒙难者：萧呈姑，男，64岁，种植萧先财，男，22岁， 胶工萧带娣，女，13个月萧福林，男，15岁，胶工萧添福，男，12岁萧添财，男，5岁巫娇，女，23岁，胶工萧遇妇，女，4岁萧强莲，女，8岁钟妹，女，21岁蒙难地点：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钟妹（Chong Moi），女，72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2473152，现住于119，Rahang New Village Seremban N.S West Malaysia，邮编70450。日本侵占时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诉内容： 我叫钟妹，今年72岁，1942年在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余朗朗村，日本兵在我身上刺伤了四处。上帝保佑，我的小命是保住了，但我家里的其他人和余朗朗村的几百位村民却没有我这么幸运，他们全都被毫无人性的日本兵在一天之内杀害了。我被刺伤之后昏了过去。他们，那些野兽一样的士兵认为我死了，就走开了。我就这样和自己流出的一滩鲜血呆在一起。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我看到周围除了尸体还是尸体。你能体会到我当时所经历的恐惧吗？你能想像出我必须承受的痛苦吗？你能感觉到当我看到家里人被杀时有多么悲哀吗？是谁给我带来了这一切的灾难？公道！我要为我的悲惨遭遇所讨还的就是公道！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4)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萧英88． 蒙难者：萧谭，男，种田黄四，女，63岁，种田萧月华，男，33岁，种田雪嫂，女，32岁，种田萧俊良，男，5岁萧佛良，男，3岁萧妹，女，2岁萧冬娣，女，19岁萧富娣，女，16岁，学生蒙难地点：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萧谭之女萧英（Siew Yin），75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客家，身份证号2004178，现住于： 280C Jin Temiang Seremban N.S Malaysia。日本侵占时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日本兵在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Yee LangLang Titi, N.Sembilan）杀害了我家九口人，我恨透了这些杀害我亲人的日本兵。我的这些亲人完全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守法本分的人。我被害的这些亲人分别是： 父亲萧谭，母亲黄四，哥哥萧月华，嫂子Yuen Mei，两个侄儿萧俊良、萧佛良，侄女萧妹及两个妹妹萧冬娣、萧富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5日。

萧庚89． 蒙难者：萧九故，女，40岁，种食叶胜，男，45岁，种食蒙难地点： 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萧庚（Siow Kang），男，53岁，板厂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559490，现住于No.124H，Batu1, Kampung Parit, Jalan Seremba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属知知港。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军队来到知知港城外，将当地人驱赶到一起，开始检查日本人当时发的身份证。在将人们成群成群地赶拢到一起后，日本兵走到人群中开始了对人们的讯问。突然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日本兵们发怒了，日本指挥官让他的士兵都插上刺刀，并开始刺杀周围的人，许多妇女和儿童当场被杀死，那些试图逃离的人们也被看见的日本兵开枪打死。在这之后，日本兵在离开前，又烧毁了村子里的房屋。就是在这场灾难中，我的亲人萧九故和叶胜无辜地失去了生命。因此，作为受害者的后裔，我代表我叔叔的家人，就他们亲人的被杀，以及所受的伤害和痛苦，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7日。

王金莲90． 蒙难人：萧三才高秀梯萧登梯萧带金萧细妹萧亚排萧长梯萧登来，男，23岁，割胶蒙难地点： 余朗朗家里。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萧登来之妻王金莲（Wong Kim Lian），71岁，家庭主妇，祖籍客家，身份证号2500818。现住于榴櫣知贝门牌49号，邮编72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 我叫王金莲，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住在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村，我和我的丈夫萧登来、公公婆婆以及四个小姑在一起生活。除了我，我的其他八位家庭成员都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失去了丈夫，我万分痛苦，不得不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杀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20日。

叶秀珍91． 蒙难者：萧长，男，25岁，胶工萧亚才蒙难地点： 知知港余朗朗村。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萧长之妻叶秀珍（Yap Siew Chin），73岁，家庭主妇，祖籍客家，身份证号2479095，现住于榴梿知贝门牌48号（No.48,Durian Tipus, N.Sembilan），邮编72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村。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和我的丈夫及儿子生活在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村，我丈夫是个胶工。当那天日本兵闯入余朗朗村开始屠杀时，我恰好到知知港镇上去买菜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家中的其他人当时都在家里，他们都被日军无情的杀害了。其后的日子异常艰辛，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20日。

林玉兰92． 蒙难者：李云娣，女，35岁，农人（种植）吴玉星，男，12岁，学生吴志新，男，10岁，学生吴志明，男，8岁，学生吴凤英，女，5岁吴秀珍，女，2岁蒙难地点： 古打灵奎岭四十二格。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吴桂发之妻林玉兰（Lim Nyak Lan），74岁，祖籍广东蕉岭，身份证号1312010，现住于19 Rumah, Murah, Petaling, Jelebu N.Sembilan, Darul Khusus，邮编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古打灵奎岭四十二格。

投诉内容： 我叫林玉兰，我的丈夫叫吴桂发。1942年3月18日下午3点，日本兵在森美兰州古打灵村（Kutalin N.S）杀害了我丈夫的前妻及他们的五个孩子，这些受害者都是善良的百姓，他们完全是无辜的。3月18日这一天，日本人在当地共杀害了46位村民，这些日本兵应该为他们的野蛮行径负责。日本政府应该为他们士兵当年的残暴行为向受害者的家庭进行赔偿。基于以上原因，我为我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8月9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4）陈金水93． 蒙难者：陈干，男，41岁，杂货店主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阿士旦那拉惹国文小学后面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陈干之子陈金水（Tan Kim Swee），53岁，烧鸭店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990812，现住于马来亚马六甲州新邦安村，门牌AG72号，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阿士旦那拉惹，门牌42号。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陈干。1942年3月18日上午，他与亲人陈留去阿士旦那拉惹采草药，到中午，在半路遭日本军队设路障扣留，当天下午两点多，便遭集体屠杀。据那些在他生命最后时刻见过他的人说，他受到了残暴的日本人的虐待，我的父亲架不住这些非人的折磨而死去。我的父亲是完全无辜的。他只是一个与亲人去采草药的平民，却惨遭杀害，真是天怒人怨之冤。在我父亲遇害后，我母亲不得不承担起抚养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所过的生活真是悲惨，我们遭受了许多的痛苦。基于以上事实，我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彭云94． 蒙难者：彭水青，男，42岁，菜农蒙难地点： 芙蓉。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彭水青之女彭云（Pang Yong），63岁，家庭主妇，祖籍海陆丰，身份证号码3050379，现住于马六甲州马吉丹那，门牌5196（5196 Masjid Tanah, Melaka）。

投诉内容： 我，彭云，在此吁请研究者们关注以下事实： 1942年5月20日晚上，日本宪兵把我的父亲彭水青带去芙蓉，结果他在芙蓉被日本人杀死。此后，我母亲不得不一人承担起抚养我们兄妹四人的重任。我们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常常食不果腹，我的兄妹和我都没能接受学校教育，所以我们都只能做体力劳动者。如果我父亲还活着的话，我们现在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谁该对我们的悲惨遭遇负责呢？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完全的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5)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日。

李长95． 蒙难者：Chong Sze Lai，男Chong Sze Lai之妻Chong Sze Lai之子Chong Sze lai之子蒙难地址： 不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Chong Sze Lai之外甥女李长（Lee Chong），身份证号1636940，现住于No.6， New Village, Ulu Beranang, N.S.。

投诉内容： 无法无天、毫无人性、野蛮残暴的日本人杀害了我的舅舅Chong Sze Lai、他的妻子及他们的两个儿子。我舅舅一家是全然无辜的，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却被日本人杀害了。作为他们的亲人，我要就他们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骆玉娣96． 蒙难者：骆谭，男，65岁，种菜赖氏，女，62岁，种菜骆奉，男，45岁，割胶江冯，女，40岁，割胶骆友，男，20岁，割胶黄娇，女，19岁，割胶骆明，男，13岁，种菜骆发，男，11岁，种菜骆仁，男，9岁骆强，男，7岁骆琴，女，5岁骆英，女，3岁骆玉，女，1岁骆兰，女，1岁蒙难地点：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骆奉之女骆玉娣（Loh Geok Tai），66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1298822，现住于557 Jalan, Temiang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一队日本兵闯入了知知港余朗朗村，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 祖父骆谭，祖母赖氏，父亲骆奉，母亲江冯，哥哥骆友，嫂子黄娇，弟弟骆明、骆发、骆仁、骆强，妹妹骆琴、骆英、骆玉，侄女骆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何征禧97． 蒙难者：何生，男，33岁，耕种蒙难地点： 吡叻州金保埠。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何生之子何征禧（Ho Ching Hee/Ho Foo），50岁，商贩，身份证号7928231，现住于No.19 Jalan Kenar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吡叻州金保埠。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父亲在耕作时被日本人抓去。当时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裤子。因为没有钱给那些日本人的走狗，家里任何人都无法见到我父亲。父亲在坐牢期间，每天只分给两小块木薯充饥。还挨了日本人的鞭打。祖母只好拆下房屋上的白锌片卖钱，用钱买通走狗，才见上我父亲的面。再筹够足够的钱，买通走狗跟日本鬼子讲好话，我父亲才走出鬼门关。我父亲在带着满身伤病走出鬼门关后，看医吃药总不见效，就这样含恨去世了。作为他的子女，我向日本政府就我父亲被折磨致死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王世雄98． 蒙难者：王坤，男李妹，女王俊兰，男王世礼，男王廖妹，女蒙难地点： 美罗吉粦仔梁根水喉公司内。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王坤之子王世雄（Wong Sai Hoong），64岁，退休，身份证号1066381，现住于23 Tamah Aman Bidor Perak，邮编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美罗吉粦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吡叻州。

投诉内容： 我叫王世雄，当年和父亲王坤、母亲李妹、哥哥王世礼、妹妹王廖妹、叔叔王俊兰住在美罗吉粦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在日本人的“肃清”行动中，我亲眼看着他们被烧死。当日本兵来“肃清”时，我与弟弟王世有到稻田看已成熟的稻米，当听到枪响时，便跑回家。远远看到家园起火，我们兄弟俩便赶快躺下藏着。日军走后，我发现家人和大约一百多人在梁根水喉公司内被绑在一起，烧成干尸。过后，经村民帮忙，把那堆尸体一起安葬在一个墓内。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云昌记99． 蒙难者：云逢鐄，男，农夫蒙难地点： 吡叻州安顺冷甲田芭。

蒙难时间： 1943年农历七月初九。

投诉人资料： 云逢鐄之侄云昌记（Wong Sung Han），80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4007092，现住于P.T.1510,Taman Bunga, Okid, BT.12, Jalan, Bidor,T.K Intan,Perak Malaysia，邮编36020。

投诉内容： 云逢鐄原在梹城居住，因日本军队南进，侵略战争将爆发，以为航运水路断绝，梹岛会缺粮，居民会挨饿。一方面又由报纸得知吡叻安顺冷甲曾吉容田芭开发以供人民耕种粮食，于是在日本军队未登陆前的1941年由梹城携带二子云昌×、云昌冽及二女云莲书、云爱娥来安顺冷甲田芭编号一号沟定居，种植粮食，可自给自足。1942年间，女儿云莲书出嫁。

1943年农历七月初九，日本军队肃清“抗日分子”。早晨6点多，日本军人来捕人焚屋，三名年幼的小孩幸免于难，但在枪尖下离开，屋内贵重物件和一切都被焚毁，连木屐都不存。大约上午10点钟，约数十人集体被机枪射杀，云逢鐄为蒙难者之一。第二天死者尸体才由华侨协会请准亲属领去安葬，四名海南籍死难者云逢鐄、史贻经、范厚兼、韩××由亲属共租一架大卡车运载四个棺材殓葬于曾吉容九支石广东公冢。死难者无有亲属者，即在被杀处下葬。被枪杀者中有五人受枪伤但尚活未死，其中四名伤者由华侨协会送到中央医院急救，但在医院被日军弄上兵车载走，未知去向。过后数日，冷甲市街有日军告白说，一碗白饭有数滴石油滴入，应将石油铲出，难免一些未沾石油的白饭亦被铲去。这样的情形，是明知错杀而杀。

如今，我是我叔叔的惟一侄儿，我有权力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补偿，要求补偿生命损失和财产损失。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6日。

张北100． 蒙难者：张北（Cheong Pek），男，38岁，农民蒙难地点： 打巴旧警察局。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张北（Cheong Pek）本身，男，86岁，退休，祖籍广东何婆，身份证号2096054，现住于No.6，Jalan Bruseh,Bidor, Perak。日本侵占时住址： 十干巴沙乃双溪稔三条半碑。

投诉内容： 本人张北，在日本统治大马期间，曾经是被日军冤枉的受害者。当年本人才38岁，家有一妻一子。住在十干巴沙乃双溪稔三条半碑，是一位农人。

当时因为大肃清，本人一清早打开门要去做工时被日本兵无辜捉走，根本不给理由，也不听解释。就这样把本人关在打巴旧警察局，只留下一妻一子在家。当时有数十人同时被关。在这警局里有两间房，我们全部被关在此房，想找个地方睡也不能，因为实在太挤了。我在这里一共关了13天。在被关期间，每天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日夜不分地被殴打，被灌水逼供一些本人根本不明白的事件。每日都一样的被逼供无数次。最难忘和悲痛的是被灌水，先殴打，然后推倒在地上，将水从口中灌到肚子里，肚子胀大后，在肚子上放上一块板，然后日本兵就在板上一压，肚里的水就从鼻口耳流出，多残忍的做法。也因这样，本人从此变得失聪至今，因为水从耳出，把本人右耳膜弄破成聋，左耳变成撞聋了。每日都要挨饿，一日只可以吃两小块番薯，一个大男人以这两小块番薯怎么能填饱肚子呢？而且每日还要受虐待，使我的心灵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每日都如此地虐待直到第13天，因为已证明了本人的确是无辜的，才由陈炳安先生为本人担保出来，和本人同关的其余人士就下落不明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6)

在这13天里，本人饱受虐待，家里人也日夜为本人担忧，最可悲的是，我的一切农作物变得血本无归。自从本人被放出来后，身子一天不如一天，（身体状况）恶化病倒在床上，也因为灌水而使我体内的五脏弄坏了。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现在本人只想讨回一个公道。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陈水森

101． 蒙难者：

萧招娣，女

陈四妹，女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萧招娣之子陈水森（Chin Swee Sim），56岁，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0418814，现住于No.7 Kampung Masjid, Jalan Sungkai, Bidor, Perak，邮编35500。

投诉内容： 当日军杀害我母亲和妹妹之时，我只有5岁大，什么都不知道。刚好父亲带我上街去了，假如留在家里的话，可能也已同归于尽了。事情已隔了几十年，心中还是很难过，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莫亚妹

102． 蒙难者：

莫聚，男，22岁，劳工

杨南，男

蒙难地点： 吡叻州木歪埠。

蒙难时间： 1942年6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莫聚之女莫亚妹（Mock Ah Moi），47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7572062，现住于No.167， Jalan Simpang Jelapang,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002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吡叻州木歪埠。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新马半岛时期，1942年6月16日上午，日军来到我家捉人，我母亲亲眼看着日本兵用强迫手段将我父亲与外公绑着拉走，在木歪埠囚禁一个多月。我父亲和外公遭受日军各种手段的折磨与虐待，他们受到日军棒打、晒太阳、脚踢、灌水等各种不人道的残害。虽然后来父亲和外公被放回家，可是他们两人满身伤痛，当年我们没有钱医治他们，拖了几年，伤痛发作而死。对这一起惨案的发生，日本政府应当负起一切责任，给我们受害者后裔合理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黄安华

103． 蒙难者：

黄安华叔叔全家

黄安华舅父及舅父四子

投诉人资料： 黄安华（Wong Onn Wah），男，64岁，商人，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1406928，现住于美罗大街41号，邮编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美罗三保岭。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家的下列亲戚被日本兵杀害： 叔叔、婶婶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一位舅父受刑致死，他的四个孩子被杀。只剩下外婆，由我赡养到去世。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3日。

Li Pik Pan

104． 蒙难者：

Li Chang Chin ，男，Pajakgadai

蒙难地点： 新加坡。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Li Chang Chin之子Li Pik Pan / Li Chok Fhan，56岁，店员，身份证号0091275，现住于： 13.Lorong Bayan Telok Wan Jah 05200 Alor Setar Kedah。日本侵占时住址： Kulai Johore。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被日本兵抓去折磨致死，他死于新加坡。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6日。

黄汉文

105． 蒙难者：

蔡传克，男，28岁，劳工

蒙难地点： 吡叻冷甲应一乡村。

蒙难日期： 1943年农历七月初九。

投诉人资料： 蔡传克之外甥黄汉文（Wong Hon Woon），52岁，劳工，身份证号1456816，现住于I.23,No.A,Air Kuning，Kampar Perak Malaysia,邮编3192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吡叻冷甲乡村。

投诉内容： 本人黄汉文，蒙难者是我舅父蔡传克。我舅父出生于中国农村，秉性纯朴善良，14岁时南来谋生，初时生活困顿，辗转流离。日军南进时，他定居于吡叻冷甲应一村落，从事农耕，稍有盈积即汇寄回乡，以周济乡下家人之生活。

1943年农历七月初九凌晨，日军在我舅父居住之村落进行大肃清，当时舅父正在家中睡眠未醒，遂遭扣捕。与舅父同时被捕者，尚有无辜村民数十人。据目击者相告，被捕者皆被反缚双手，由日军驱赶至近郊一胶林旷地，并被强迫并排跪于地下，旋由日军以机枪对准扫射，舅父与其他被捕者皆死于日军枪弹下，无一幸免。舅父死时年仅28岁，其尸身弹孔累累，惨不忍睹。由于当年正逢战乱，民不聊生，舅父之尸体乃由我母亲负责草草殓葬于原地。历50年迄今，仍然委骨荒野穴宅未营。此则日军草菅人命之悲剧，日本政府实难辞其咎。

作为他的惟一亲属，我有权追究这件惨案的发生，我希望日本国家和政府应当负全部责任，还回一个公道，给予合理补偿。因为我舅父当年受日军残害根本是无辜的。如果日本真是讲民主人权的国家，就不应该抵赖而应赔偿一切。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4日。

陈林

106． 蒙难者：

陈林，男，34岁

蒙难地点： 吉打州西岭。

蒙难时间： 1942年农历正月初七。

投诉人资料： 陈林（Tan Lim）本身，男，85岁，退休，祖籍广东普宁县，身份证号2555713，现住于304 Bagan Selatan Tan Jung Piandang Perak，邮编3425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吉打州西岭。

投诉内容： 我——陈林，在此陈述我1942年所受到的日本人的虐待，当时日军怀疑我接济共产党人。1942年农历正月初七，我在吉打州的西岭被日本兵抓住，并在位于Sungai Petani Kedah的集中营里受到残酷折磨，忍饥捱饿，并一直被关了五个月。因为在此期间受到的虐待，我的腰部严重受伤，双耳被打聋，头部受伤，时常晕痛。日本兵还强行给我灌水，再用脚踩我的肚子。最后，在没有给我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我被放了出来。我希望日本有关方面能对我的遭遇进行调查，并就我所受到的伤害进行公正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日。

王增光

107． 蒙难者：

王火水，男，25岁，商人

蒙难地点： 美罗吉令仔。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资料： 王火水之子王增光（Ong Chin Kong），52岁，小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2099323，现住于吡叻美罗大街63号（NO、63，Jalan Besar Bidor Perak），邮编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612 miles, Jera Mukung Bidor Perak。

投拆内容： 我的父亲王火水，当年25岁，被残酷、没人性的日军残害致死。听母亲说，那时我才3岁，姊姊4岁，二弟才1岁。父亲是遭汉奸陷害的。当天，我父亲骑自行车出门去，要买牛奶回来给二弟吃，在半路被残酷、没人性的日本兵捉去，就这样一去永不回家了。当天还有人看见，回来报信，说我父亲被日军捉住，在半途中已给打得半死，又灌水，后来就押到吉令仔屠杀掉，当时还把附近房屋放火烧掉。我的父亲永远沉睡在泥土里，无法雪冤。美罗吉令仔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大本营。

自从先父被残无人道的日本兵杀害后，家破人亡。我们小小年纪就失去爸爸，妈妈年纪轻轻就守寡，生活非常困苦，吃的是番薯和木薯，后来居住在外婆家，靠耕种和割胶来维持生活，那时母亲她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最可悲的是当父亲被日军捉去时，我母亲已经怀孕了，父亲遗留下一个遗腹子，他就是我的三弟，可怜地下的父亲也不知道他还遗留下一个遗腹子。最令人悲哀的是连父亲的尸体都不知在何处，无法雪冤！

母亲今年已73岁，年老多病，她老人家流过多少血和泪，她的心中有多少恨和仇，这笔惨痛的血债怎能弥补。这50年来，我母亲内心痛苦，流不尽的辛酸泪水，她永远不能忘掉这惨痛的记忆。希望日本政府当局还我们家属一个公道，赔偿我们的血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7)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Voon Swee Khiew

108． 蒙难者：

Voon Tee，男，35岁，农民

蒙难地点： 吡叻打巴警察局（Tapah, Perak）。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Voon Tee之子Voon Swee Khiew，54岁，农民，祖籍广东（Ben Seng Canton），身份证号400205085099，现住于2 BlockA, Rumah Awam3, Bidor, Perak，邮编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6th mile, Jalan Teluk Intan Bidor, Perak。

投诉内容： 我是遇害者Voon Tee的儿子，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本人杀害，我们为此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我们得知，我们亲爱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本兵抓去打巴警察局，我们的母亲当时还去狱中探望了他几次，他受到残酷折磨并最终被虐待致死。打巴警察局的警察向我们的母亲通知了父亲的死讯，他被埋在了不知名的地方。当听到父亲被害时，我们一家人是多么地痛苦啊。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拆时间： 1994年7月27日。

邱武鸿

109． 蒙难者：

邱文德，男，38岁，杂工

邱武隆，男，23岁，杂工

蒙难地点： 太平新板章吉×令至峭山途中。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邱文德之侄邱武鸿（Khoo Boo Hong），76岁，小店主，祖籍福建海澄，身份证号1014532，现住于新邦安××门牌15号（15，Simpang Ampat, Semanggol, Bagan Serai, Perak），邮编34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同上。

投诉内容： 我祖父邱天厚生有六男，我父亲邱文果排行老大，邱文德是我六叔，邱武隆是三叔文荣之子。日军南进时，人心惶惶，大小商店劫后纷纷关门停业。我叔文德与堂弟武隆及众朋友一二十人用自行车载米在半途贩卖。那天，不知哪一队日军经过，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将他们统统赶到山上去屠杀，这一二十人都被杀，至今未得伸冤。现在我的父辈都已作古，我六叔埋在太平福建公塚，堂弟尸体都未寻着，不知何终。我就我这两位亲人的被害向日本提出索赔。

另外我还存有香蕉票约1000元，本为上万元，但因长期无用，小儿玩耍，被烧或为老鼠咬碎，仅剩此数。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7日。

黄玉英

110． 蒙难者：

黄观有，男

黄茂龙，男

蒙难地点： 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黄观有之女黄玉英（Wong Yoke Yeng），63岁，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2095190，现住于TB25，kg Baru 35500，Bidor Perak，邮编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

投诉内容： 我当年同父亲黄观有、母亲吴火娇、哥哥黄茂龙以及妹妹黄月英住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日军来“肃清”时，因为我当时有病，正与母亲及妹妹离家在美罗医病，等到我母亲听到消息说日军在梁根水喉公司内“肃清”而赶到现场时，才知道我父亲以及哥哥都已不幸被枪毙了，被一起埋葬在乱葬岗。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时间： 1993年10月16日。

关毩仔

111． 蒙难者：

关亚毩，男，42岁，耕种

蒙难地点： 雪邦二十三行芭至十七行芭途中。

蒙难时间： 1942年10月间。

投诉人资料： 关亚毩之子关毩仔（Kwang Mee Kia），59岁，小园主，祖籍兴化甫田，身份证号3586900，现住于243，New village, Sepang, Selangor，Malaysia，邮编439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雪兰莪州双溪比力十七行芭。

投诉内容： 1942年10月间，我父亲关亚毩被日军捉去，那时我父亲42岁，我只有10岁。我们在日治时期是住在十七行芭，父亲是到二十三行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某日下午二时，我父亲从二十三行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截捕，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我父亲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我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迄今无音讯，很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当年日军不分黑白，乱杀无辜，日本政府应该负起一切责任，给予无辜受害者家属后裔合理赔偿。因为家父并不是与日军作战而死，而是被日本兵无辜杀死，日本政府应当给予赔偿才合理。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5）

吴亚邦

112． 蒙难者：

吴金义，男，贩猪商

蒙难地点： 雪邦吉枳。

蒙难时间： 1942年1月12日。

投诉人资料： 吴金义之子吴亚邦（Goh Ah Pang），62岁，的士司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1501140，现住于双溪比力新村二五七号，邮编43950。日本侵占时住址： 雪邦吉枳。现住址： 257，N/V，Sg. Pelek Sepang,Selangor。

投诉内容： 日治时期，我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我父亲吴金义是贩卖猪只的商人。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英军战败撤退后，炸毁了附近的一道桥，以断绝交通。1942年1月某日，日本军追到雪邦仔过不了港，就将我父亲的三间店、两间住家屋拆去造桥。这五间屋的梠檬柱子很长，适合做桥柱，所以在一夜一日之间拆光了我们的家。我们无家可归，寄住在朋友的家里。后来，我的父亲悲伤过度，过了一年多就因为悲伤得重病而死。日军破坏我们的家园，日本政府要负起一切责任，给我吴亚邦合理赔偿，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否则就是土匪行为，强盗政策。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5）

曾辉

113． 蒙难者：

曾会留，男，20岁，养猪及耕种

蒙难地点： 雪兰莪州加影监牢及半山芭监牢。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曾会留之弟曾辉（Cheng Hool），63岁，退休，祖籍福州，身份证号341023015009，现住于No.120，Kampung, Baru, Sep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邮编439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丹那美拉，九号山芭场。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哥哥曾会留被日军捉去，那时他只有18岁。大约是1942年某月某日，他才新婚过了五个月，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分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在1943年，母亲去探望他，他被日军从监牢里放出与母亲相会，但不允许他与母亲说话。他出来时，母亲见到他十分伤心，因为哥哥看见地上有香蕉皮便立刻拾来吃，可见牢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凄惨与辛苦。当年有一位日籍园丘经理人有意协助担保他出来，只可惜抵达那边时，得知他已经病倒，送往医院了。1944年4月间，在吉隆坡文良港医院才获知他在1944年2月14日已去世了。我哥哥那时只有20岁就无辜惨死。当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残害了我的兄长，日本国家和政府应当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5）

覃亚林

114. 蒙难者：

覃瑞三，男，37岁，工人

覃介，男，工人覃福，男，工人

覃有，男，工人覃荣，男，工人

覃五，男，工人覃圣瑞，男，工人

谢南，男，工人扣友，男，工人

廖兄，男，工人

蒙难地点： 三巴央（吉南）卡章武莫，吉打州。

蒙难时间： 1942年5月9日。

投诉人资料： 亲属覃亚林（Tam Ah Lam），男，53岁，商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1611013；现住于1045 Bee Bee Park Simpang Kuala Alor Setar, Kedah，邮编05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72，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72，Kachang, Bubok kedah）。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8)

投诉内容： 1942年5月9日，残暴的日军在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 覃瑞三、覃介、覃福、覃有、覃荣、覃五、覃圣瑞、谢南、扣友、廖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0日。

董炳赞

115. 蒙难者：

董炳抄，男，20岁，学生

蒙难地点： 梹榔律格成*宝一监狱。

蒙难时间： 1943年3月26日晨（被捕），1945年5月11日（死亡）。

投诉人资料： 董炳抄之弟董炳赞（Tang Peng Chan），50岁，公务员，祖籍福建，身份证号3465432，现住于497D，Jalan Bunga Matahari, Tanjong Bunga Penang。邮编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梹城丹容督公门牌495。

投诉内容： 日本兵将我的哥哥抓走，并在狱中将他害死。他被捕时，是由宪兵及蒙面侦探四人当场以绳缚其手及头部，要他承认自己是抗日分子，及后又押进监狱用绳吊起，用刀刺身体各部及火烧、殴打，后因受不起酷刑，我哥哥被迫承认参加反法西斯联合会及抗日同盟会。其后，他就禁于狱中，过着劳苦之生活，终日挨饿，身体受病，后死于监狱医院。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哥哥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3日。

孙玉枝

116. 蒙难者：

孙瑶琼，男，老板

蒙难地点： 槟城州社尾区附近。

蒙难时间： 1941年12月19日。

投诉人资料： 孙瑶琼之女孙玉枝（Soon Gaik Kee），63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3464128，现住于92，Jalan Gajah,Penang，邮编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312 Tanjong Tokong 10470 Penang。

投诉内容： 日本空军的飞机轰炸，炸死了我的父亲，日本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立场上，给我们这个受害者家庭以公正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7日。

林亚娥

117. 蒙难者：

王亚婷，女，29岁，家庭主妇

亚秀，女，60岁

林亚娥，女，8岁

蒙难地点： 梹城姓林桥。

蒙难时间： 1941年。

投诉人资料： 王亚婷之女林亚娥（Lim Ah Ngoh），61岁，祖籍福建，身份证号2561863，现住于吡叻瓜拉古*惹兰班台门牌363号（No,363,Jalan, Pantai kuala Plurau, Perak, malaysia），邮编34350。日本侵占时住址： 梹城姓林桥祖屋。

投诉内容： 日本飞机空袭梹城时，炸弹炸中了我的母亲王金锭，她当场就死去了。我家祖屋被彻底炸毁，我的祖母被炸死在其中。我的左手肘被飞迸的弹片击伤，直到今天，这块伤疤还是历历在目，每次当我看到它时，我就会想起我在空袭中失去的母亲、祖母，想起我们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我要就此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6）

Khoo Kay Lock

118. 蒙难者：

Khoo Soo Guan，男，35岁，政府高级职员

蒙难地点： Penang, Malaya。

蒙难时间： 1943年8月。

投诉人资料： Khoo Soo Guan之子Khoo Kay Lock，55岁，马来西亚海军退役人员，身份证号5989651，现住于647Q，Lorong Gajah, Fettes, Park Penang Malaysia，邮编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tu Farringhi, Penang, Malaya。

投诉内容： 我的父亲Khoo Soo Guan是日本军人和宪兵在马来亚的Pulau Tikus, Penang进行的一次肃清行动中被抓走的，时间大约是在1942年的3月至5月之间。在这次行动中，一个蒙着脸的人指了指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后背上被用红笔写上字，并随即被带走。这是我父亲在Pulau Tikus Penang的朋友最后一次见到他，这位朋友在“肃清”行动进行时，和我父亲呆在一起。后来，大约是在1943年8月，我们家里人知道了父亲在Penang监狱的死讯，这就是我父亲在日本占领期间被害的主要事实。

就像二战中日本兵在瓜拉庇朥和其它地点残忍杀害或是折磨致死的其他人一样，我父亲是全然无辜的。在我父亲被宪兵抓走后，我们缺衣少食，就像被扔在了野地里。甚至到了战争结束后，这种痛苦和艰辛还伴随着我们，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受教育程度。我要求日本现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5日。

郭尚和

119. 蒙难者：

郭木生，男，34岁，商人

蒙难地点： 梹城缎罗申街巫廷谦药行处。

蒙难时间： 1941年12月8日。

投诉人资料： 郭木生之子郭尚和（Koay Seong Hoe），60岁，书记员，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3199851，现住于22，Perak Lane, Penang, Malaysia，邮编1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 22，Perak Lane,Penang。

投诉内容： 我父亲郭木生，当时在城中街（Beach Street）巫廷谦（台湾人）药行处被日本飞机炸死，被炸死时34岁，遗孀陈凤英至今还活着，可以作证。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12日。卢亚德

120. 蒙难者：

卢栾×，男，37岁，种菜

郭妹，女，35岁，种菜

卢栾之子，男，10岁

卢栾之子，男，6岁

卢栾之子，男，2岁

卢栾之女，女，9岁

卢栾之女，女，7岁

卢栾之女，女，4岁

蒙难地点： Ulu Bruas Perak。

蒙难时间： 1943年6月26日。

投诉人资料： 卢栾×之侄卢亚德（Lu Ah Tik），60岁，身份证号A3548750，现住于11，Jalan 15137, Taman Bukit Maluri Kepung Kuala Lumpur，邮编5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Ulu，Bruas, Perak。

投诉内容： 我叔父卢栾×，当年37岁，与妻子郭妹，当年35岁，及六名子女（三男三女），年龄由10岁至2岁，一家八口居住在吡叻木威鸟路街后的菜园屋，靠种菜和种烟为生。

1943年6月26日上午9点左右，一队为数约十多人的日本兵荷枪实弹，在一名差人的带领下来到我叔父家。日军将三家一共16人带到叔父的房屋内，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把他们全部枪杀。我叔父家八口人全部被杀，另外八位邻居也同时被害。惨案发生时，我与父亲都听到枪声和惨叫声，父母亲带我逃入森林中去避难。还好日军没来我家，我和父母等日军走后才从森林出来。心狠的日军杀了人还把尸体叠成一堆，然后放火烧屋，16具尸体被烧得焦黑，惨不忍睹。我要为叔父一家伸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惨案负起责任，给予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7日。

柯世文

121. 蒙难者：

柯雨水，男，40岁，商人

蒙难地点： 有利银行。

蒙难时间： 1943年10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柯雨水之子柯世文（Kua Say Boon），64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1551678，现住于1134，洪明贵花园，（高/葛？）多峇汝吉兰丹（1134，Ang Beng Kooi Garden, Kotabharu,kelantan），邮编15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No.21 Main Street,Kuala Krai, Kelantan。

投诉内容： 大约1943年10月15日，日本人来到瓜拉吉赖埠组织宪兵，总部设在(葛/高?)多峇汝（Kotabharu）的有利银行，宪兵头头是minami。当天下午5点钟，一队日本宪兵在minami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家中，宪兵抓走了我的父亲，大约有两卡车的人，其中大多数是瓜拉吉赖的居民，被抓到宪兵总部有利银行去，且一去不回返。那时我13岁，1943年10月17日，我去Kota Bharu寻找父亲，得知他就关在宪兵总部的房子里，他再也没能回到家中，相信他已经被日军杀害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19)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13日。

谢仰平

122. 蒙难者：

谢仰平，男，33岁，教育

蒙难地点： 诗巫警察署。

蒙难时间： 1943年5月16日—1943年6月27日。

投诉人资料： 谢仰平（Sia Ngiong Ping）本身，男，83岁，教育，祖籍福建闽清，身份证号K146369，现住于No.9A,Brooke Drive15，Sibu,Sara Wak, Malaysia，邮编96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亚砂罗越诗巫不杰立麻。

投诉内容： 我名叫谢仰平，福建福州人，于公元1938年2月8日（“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年）携妻南渡到砂罗越的诗巫与父母及三位小弟团聚（彼等于1929年来诗巫）。夫妻俩任教于益智小学。1942年春日军占领诗巫。日治期间曾设“日文养成所”，通令所有英殖民地期间之教师必须入训。唯有我弃教从耕，1943年，经营茶室于新珠安。讵料是年5月16日早上，日警署副署长率警冲进店内，倾箱倒箧，搜检我房中所有书籍文件，发现旧时我由大陆带出来之各机关文件及亲友来往之书信，全部被搜查带走。说我“反日”居心，即行拘押，当日下午日警即施苛打。五时许，即令警员把我紧绑于警署内之水泥柱上，不准饮食，不许睡眠，不时还令警员鞭打，或以掌掴，如此三日夜后，我已不省人事，署长才令解绳松绑。内子在外设法营救，但是在暴政之下，呼救无门，呼天不应，呼地无声，内子因忧伤过度，遂致精神错乱，历时年余。当时我已育有三个儿子，年仅三岁、四岁和五岁，皆托亲人抚养。

我被囚警署内，日警时加盘问，我不作答时，或摇头否认“反日”时，副署长即施掌掴，无法无天。如此40昼夜，于6月25日获释。是时我身负重创，精神沮丧，不能操作。内子神经不正常，尚未康复，家庭生活日夕难度。直至1945年，大战结束，1946年，重任教职，家庭生活稍纾困厄。

今者日政府中人已知反省过去“军国主义”之黩武罪行，对于战时遭难者应负赔偿之责任。因此，我要求日政府对我当时肉体上所受之折磨、精神上所受之打击以及家庭生活所受之困厄给予赔偿。Qī.shū.ωǎng.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0日。

吴瑞华

123. 蒙难者：

张傑儒，男，38岁，教员

蒙难地点： 砂朥越诗巫木杰立麻。

蒙难时间： 1945年6月9日。

投诉人资料： 张傑儒之妻吴瑞华（Ngu Swee Hua），67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证号K322033，现住于115，Jalan SS19/1F, Subang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邮编47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砂朥越（Binatang, Sarawak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5年6月9日，日军杀害了我的丈夫张傑儒，并在他还未断气前就将他活埋。我丈夫是在Binatang被日本人抓走的，后来被关在诗巫（Sibu）的Sacred Heart school。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并最终和另一些马来西亚的平民一起被日军枪杀，日本人在他中弹未死之前就把他活埋了。

就这样，我在18岁时就成了寡妇。因为日军杀害了我丈夫，我和我的女儿无法过上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丈夫，我不得不辛苦工作以养活自己和新出生的女儿。自从丈夫被害后，谋生的压力和失去丈夫的巨大悲哀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健康，抑郁和失眠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

我生活中的所有悲哀和痛苦都是日本人杀害我的丈夫导致的，基于这一事实，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其士兵在战争中的行为负责，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蒙受的悲哀和痛苦作出赔偿。尽管任何东西都已不能让逝者复生，日本政府还是应该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30日。

骆玉英

124. 蒙难者：

骆树，男，45岁，农民

叶满，女骆玉兰，女骆玉梯，女

骆玉娇，女骆天送，男骆天生，男

钟妹，女

蒙难地点：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骆树之女骆玉英（Loow Yoke Yin），66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身份证号1297885，现住于No.9,Rasak Road Seremban，邮编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残暴的日本兵在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杀害了我家八口人。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是： 我的父亲骆树，母亲叶满，姐姐骆玉兰，妹妹骆玉梯、骆玉娇，弟弟骆天送、骆天生及继母钟妹。我上述亲人完全是无辜的，没人性的日本兵杀害他们是毫无理由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丁怡利

125. 蒙难者：

丁海珊，男，36岁，水果小贩

蒙难地点： 淡边大街。

蒙难时间： 1942年6月间。

投诉人资料： 丁海珊之子丁怡利（Tan Jee Lee），52岁，建筑承包商，祖籍大埔，身份证号1219910，现住于No.9057，Kuala Ina，Pulau Sebang，Tampin N.S.，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淡边大街。

投诉内容： 本人父亲一向在淡边大街摆卖水果为生，1942年6月间，突然来了三个日本人逮捕了他，据说被带去马六甲，从此下落不明，消息全无。当年他36岁，他没有任何罪过。在我父亲死后，我的母亲必须承担起抚养全家的重任，失去父亲的支撑，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艰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父亲的死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戴南送

126. 蒙难者：

Tai Mok Thong，男，25岁，农民

蒙难地点： 野新十七支（Batu17，Jalan Jasin/Malacca，Jasin Malacca）。

蒙难时间： 1942年某日。

投诉人资料： Tai Mok Thong之子戴南送（Tai Nam Song），身份证号0863563，现住于Ag127，Machap Umboo，Malacca。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在野新十七支（Batu17，Jalan Jasin/Malacca，Jasin Malacca）杀害了我的父亲Tai Mok Thong。我父亲遇害时约25岁，他当时是个农民。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何福喜

127. 蒙难者：

何庭初，男，60岁，商人

蒙难地点： 马六甲丹绒吉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何庭初之子何福喜（Ho Fock See），56岁，出租车司机，祖籍广东大埔，身份证号3047073，现住于马士日丹那，马六甲（No.57，Taman Maju Jaya Masjid Tanah Melaka），邮编78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六甲马士日丹那，No.2050大街。

投诉内容： 我叫何福喜，住在马六甲马士日丹那的Taman Muju Jaya。我的父亲名叫何庭初，在他55岁时，日本兵在马六甲的马士日丹那杀害了他。熟悉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很好的地方领袖，当人们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乐意去帮助他们，没有人知道凶残的日军为什么要杀害他。我是他的儿子，我有权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日本人应该站在人道立场上对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清算。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戴港

128. 蒙难者：

戴佛容，男，21岁，菜农

蒙难地点： 野新十七支胶园里。

蒙难时间： 1942年1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戴佛容之弟戴港（Tai Kong），59岁，劳工，祖籍海丰，身份证号0881525，现住于J5163，Jalan Jati，Taman Maju，Jasin，Malacca，邮编77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望万牙邦菜园。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0)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在野新十七支胶园里（Batu17，Jalan Jasin/Malacca，Jasin，Malacca），杀害了我的哥哥戴佛容（Tai Fook Yong），他当时大约21岁，是个农民。我希望就我哥哥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2日。

杨均如

129. 蒙难者：

杨裕祥，男，50岁，农耕

杨仁和，男，26岁，农耕

蒙难地点： 马六甲野新十七支胶园里。

蒙难时间： 1942年1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杨裕祥之孙杨均如（Yong Kiun Yee），57岁，胶工，祖籍梅县，身份证号0208688，现住于J4196，Taman Bemban，Bemban Melaka，邮编7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六甲望万牙邦。

投诉内容： 1942年11月10日，日本兵在马六甲野新十七支胶园（Batul7 Jalan Jasin/Melaka，Jasin Malacca）杀害了我的爷爷杨裕祥和我的叔叔杨仁和。我爷爷当年50岁，我叔叔当年26岁，他们俩被害前是小果园主，同时也从事农耕。我要就这两位亲人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9日。刘金泉

130. 蒙难者：

刘云开，男，32岁，车衣店主（裁缝店主）

蒙难地点： 不明。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

投诉人资料： 刘云开之子刘金泉（Leow Chin Chau/Liw Kim Chin），62岁，劳工，身份证号0200612，现住于马六甲州马日丹那南文真勿杀，邮编78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勿里杵。

投诉内容： 我父亲刘云开在他33岁时被日本人杀害。当家里失去了父亲这个主心骨后，我们家里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全家的责任，我们缺衣少食，更谈不上什么接受学校教育了。是谁让我们遭受了这样的痛苦？是日本人。所以，日本政府应该为我们所蒙受的痛苦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郑建成

131. 蒙难者：

郑学琛，男，33岁，商人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1945年9月5日。

投诉人资料： 郑学琛之子郑建成（Tay Keng Seng/Teh Kah Seng），54岁，退休音乐教师，身份证号0868833，现住于No.346G，Ujong Pasir, 75050，Melaka, West Malaysia。

投诉内容： 先父郑学琛是一个善良谦和、诚实且有礼貌的商人，当他在世时，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并且乐于助人的人。在日本侵占马六甲地区期间，他很不幸地被日本人误抓去，在监狱中关了一年零七个月。在狱中日本人折磨他，比如说，用烟头烫，往指甲内刺针，往鼻孔里灌水，等等。他每天都被折磨，直到他病倒，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在结束了一年零七个月的牢狱之灾后，他被释放了。见到他回来，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但不到一个星期，1945年9月5日，他又被抓走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了，那天夜里，他和他的十个朋友（有两人成功地逃脱了）被用汽艇秘密地载往马六甲的Pulau Besar，准备处死。我的父亲因为十分瘦弱，便将手从捆着的绳子中脱了出来，他试图从船上逃走，但不幸的是，他在跳入海中之前，被打死了，并且被推进海里。他的八位朋友被载到了Pulau Besar，在那儿，他们被刺死，并扔进一口大井中。后来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被葬在离马六甲9.25英里的地方。去年，也就是1992年8月12日，有二十多位日本教师来到Umlai拜祭我父亲和他的朋友的墓。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她在30岁就成了寡妇，她必须拼命工作以养活我们（我们都还不到八岁），我父亲被害时33岁，他身后没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因为只有依靠母亲每月的微薄收入，我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我们受着贫困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因为长期的痛苦、压力、忧虑、悲伤和哭泣，我可怜的母亲在79岁时已患有眼疾和多种其它疾病。她需要医疗和手术，但这又需要花一大笔钱。

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7日。

谢卓汶

132. 蒙难者：

谢耀×，男，41岁，胶工

蒙难地点： 马六甲三保山。

蒙难时间： 1943年12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谢耀×之子谢卓汶（Chae Chek Man），54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564265，现住于森美兰马口榕桔C2（No.20C2Ladang Geddes Bahau，N.S.），邮编7211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六甲亚罗牙也呀叻陈仄源树胶园。

投诉内容： 1943年12月15日，日军把我的父亲捉去马六甲三保山，在那儿的屠杀中将他无辜杀害。我是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被杀掉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予以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戴秀娥

133. 蒙难者：

戴荣桂，男，23岁，农夫

蒙难地点： 吉山热水湖（Batu17 Jalan Jasin/Malacca Jasin Malacca）。

蒙难时间： 1943年1月6日。

投诉人资料： 戴荣桂之女戴秀娥（Tye Siew Ngoh），51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0875636，现住于J13，Jalan Bendahara, Melaka，邮编75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野新。

投诉内容： 1943年1月6日，我的父亲被日本人冤枉为共产党而惨遭杀害。父亲被害前是一名农夫，被害时大约23岁。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7日。

134. 蒙难者：

黎玉兰

龚佑，男，30岁，割胶工人

蒙难地点： 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

蒙难时间： 1942年1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龚佑之妻黎玉兰（Lye Nyok Lan），74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624968，现住于Batu10，Jalan Kampong Tehel，Bemban Melaka，邮编7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Dunlop Eastate”。

投诉内容： 我的丈夫龚佑是在1942年11月10日，被四名日本宪兵从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Dunlop Eastate”工人宿舍带走扣留的，他从此便一去不返，日本投降后至今没有消息。他当时是一名胶工，大约30岁，他被害后给我留下了三个孩子，年龄从2岁至3岁不等，并且在他死后不久，他的遗腹子又出生了。打那以后，我就过着非常艰难和困苦的生活。我不得不节衣缩食来抚养这些失去父亲的孩子。后来我们的小孩中的老二被一个亲戚收养。我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真是难以形容，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无助的寡妇，又生活在日本人统治时期那样的困难环境中。我们的亲人都是无辜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的立场，必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3日。

张新招

135. 蒙难者：

戴南煜，男，28岁，菜农

蒙难地点： 野新十七支胶园里。

蒙难时间： 1942年1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戴南煜之妻张新招（Chong Sin Chau），76岁，祖籍海丰，身份证号0213872，现住于J4503望万，马六甲（J4503，Taman Bemban，Pos Bemban， Jasin，Malacca），邮编7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望万牙邦菜园。

投诉内容： 1942年11月10日，日本兵在马六甲的野新十七支胶园杀害了我的丈夫戴南煜，他当时大约28岁，是个菜农。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2日。

李亚覃

136. 蒙难者：

Lee See，男，41岁

Lee Sang，男，16岁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1)

蒙难地点： Serdang，Kuala Lumpur，Selangor。

蒙难时间： 1942年某日。

投诉人资料： Lee See之子李亚覃（Lee Ah Tam），身份证号7909237，现住于No.397，Serdang Bahru，Kuala Lumpur，Selangor，Malaysia。

投诉内容： 在日本侵占马来西亚期间，1942年，日军抓走了我的父亲Lee See和哥哥Lee Sang。他们是在Serdang，Kuala Lumpur Selangor的住地被抓走的。当时我父亲41岁，我哥哥16岁，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我父亲该有92岁，我哥哥也该有60岁啦。但他们直到现在也没回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18日。

陈光明

137. 蒙难者：

陈进水，男，24岁，黄梨厂督工

蒙难地点： 吧生港口日本兵营。

蒙难时间： 1942年10月间。

投诉人资料： 陈进水之子陈光明（Tan Kwan Ming），又名陈良明（Tan Leong Ming），51岁，厂工，祖籍福建绍安。身份证号7866782，现住于No.3，Usj2/2P，Subang Jaya, Petaling Selangor，邮编47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吧生Kampong Ba，Kuda，Klang Selangor。

投诉内容： 我父亲陈进水当时在吧生黄梨厂当督工时，可能得罪了有些汉奸走狗，在某一日半夜里，被日本兵逮捕，扣留于吧生港口日本军营内，被日本兵拷打逼供，遍体受伤。隔日我母亲到扣留营见他时，他尚可言语。第三日见他时，由于严重受伤，他已不能说话，最后我父亲交给我母亲一块血书，血书写着： “养大我们的孩子。”第四日欲去见他时，已不知其踪。从此以后，便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翁德逢

138. 蒙难者：

翁世猷，男，60岁，渔夫

蒙难地点： 巴生港内。

蒙难时间： 不明。

投诉人资料： 翁世猷之子翁德逢（Ong Teck Fong），62岁，司机，祖籍海南，身份证号： 1195405，现住于No.62，Leng Kongan，Melikai，Kaw8，Kampong，Raja Uda，Port Kalang，邮编4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巴生港海南村。

投诉内容： 约在1945年3月间，我父亲被日军逮捕，他被捕时61岁。日军令我父亲下海捕鱼给他们吃，每当天气不好，出海捕鱼收获不好，就会被日军以枪柄殴打，但还好，每次都能捕到一些鱼。由于被扣留九个月期间常被殴打，已受重伤，最后一次出海捕鱼时成果不好，又被痛打，导致死亡。在他死后，我们家失去了生活来源，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和七个年龄从2岁到17岁不等的孩子。我翁德逢是在代表我那死去的父亲进行控诉。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21日。

林创荣

139. 蒙难者：

李克名，男，49岁，火车站漆工

郑雪云，女，48岁，家庭主妇

李植槐，男，20岁，学生

李植葵，男，12岁，学生

李钟奴，女，15岁

李小妹，女，8岁

李舜卿，女，23岁

林慧兰，女，3岁

蒙难地点： 吉隆坡洗都火车站工人宿舍。

蒙难时间： 1942年10月10日上午10点。

投诉人资料： 李克名之女婿林创荣（Lim Chung Yong），80岁，退休，祖籍潮州潮阳，身份证号0509432。现住于No.20,Jalan Segambut Tengah, Kuala Lumpur,邮编5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吉隆坡洗都火车站工人宿舍。

投诉内容： 1942年2月10日上午10点（英文版），一架英国盟军的轰炸机（F29型）往吉隆坡洗都火车站扔下一颗炸弹，当时，我岳父李克名是这个火车站上的一名油漆工。他侥幸躲过一死。但我的其他亲人就没这么幸运了，炸弹彻底摧毁了住屋和里面的所有东西，我的这些遇难的亲戚包括： 我的岳母郑雪云，我的姻弟李植槐、李植葵，我的姻妹李钟奴、李小妹，我那正怀孕的妻子李舜卿，以及我两岁的女儿林慧兰。因为我当时正离家去买东西，因此得以幸运地逃过这一劫。我希望日本政府站在人道和人类同情心的立场上，就英国飞机轰炸而造成的这一灾难作出赔偿英国飞机轰炸日本军事目标而误炸——编者。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周玉容

140. 蒙难者：

周世文，男，44岁，咖啡店主

蒙难地点： 吉隆坡。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周世文之女周玉容（Chew Ah Yong），58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3856952，现住于No.HD55，Hock Ann Estate，Batu 4 1/2，Jalan Klang Lama，Kuala Lumpur，邮编58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新街场香蕉芭。

投诉内容： 1943年，一队日本兵闯进了新街场芭蕉园，当时我与双亲同住该地，并开有一家咖啡店。这些日本兵要捉拿“共产分子”，但当地却没有共产党人，这些残暴的家伙不顾人们的哀求，逮捕了大批香蕉芭的居民，我父亲也是被抓者之一。他被关在牢房里，并受到虐待。他被逼着喝下肥皂水直到肚子胀满，然后日本人就将木板放在他的肚子上踩，使水从口中呕吐出来，我父亲多次昏死过去。当他从监狱中被放出时，身体极度虚弱，无法再行工作，只得依靠我母亲的收入过活。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拼命工作以抚养全家，而父亲在有生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病痛的折磨，生不如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所受的虐待和我们家庭所遭受的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8月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7）

黄满

141. 蒙难者：

李二妹，女，26岁，家庭主妇

黄亚生，男，17岁

蒙难地点： 李二妹——和丰至太平途中。

黄亚生——和丰也浪新村26哩山边。

蒙难时间： 李二妹——1942年6月中。

黄亚生——不详。

投诉人资料： 李二妹丈夫黄满（Wong Moon），82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755700，现住于No.5A，Jalan18/13 Pataling Jaya，Selangor，邮编46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No.25，Jin Lin Tang Road，Sungai Siputu，Perak。

投诉内容： 我的下列亲人被日本兵杀害了，他们是： 我的妻子李二妹，26岁；我的侄儿黄亚生，17岁。李二妹是日军在太平派米粮途中被杀害的；黄亚生是在和丰也浪新村26哩山边被枪杀的。我的这些亲人完全是无辜的，他们都是本份人。日本兵当年杀害了我的亲属，今日的日本政府应该依照人类道德，遵守人道的立场，合情合理地给予受害者后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3日。

辜金祥

142. 蒙难者：

Kho Chai Kiat，男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Kho Chai Kiat之子辜金祥（Kho Beng＼Foo Kim Sieng），身份证号7726717，现住于No.166，New Village Semenyih Ulu Langat。

投诉内容： 我父亲名叫Kho Chai Kiat，日占时期，日本人无缘无故地把他抓走，我母亲获准去警局探望了他一次，但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父亲的音信了。我母亲后来得知他已被日本人折磨致死了。我，作为我父亲的儿子，有权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8日。

姚观生

143. 蒙难者：

姚蓉，男，42岁，板厂老板

潘义，男，42岁，板厂工人

姚森，男，38岁，板厂厂长

赖如，男，37岁，板厂工人

姚松，男，35岁，板厂副厂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2)

温任，男，39岁，板厂工人

王度，男，22岁，板厂工人

李带来，男，18岁，板厂工人

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十八碑森合板厂。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21日。

投诉人资料： 姚蓉妹夫姚观生（Yau Kon Sang），57岁，司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3059962，现住于B27，Kampong Baru 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双坡十八碑。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16日。

黄金华

144. 蒙难者：

黄信，男，36岁，农夫

黄九华，男，33岁，理发师

蒙难地点： Bt18，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

蒙难时间： 1942年2月。

投诉人资料： 黄信之子黄金华（Wong Kim Wah/Wong Kim Pah），小贩，身份证号090807055077，现住于439 Kampung Baru Sg Chua Kajang，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t18，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年2月，我的父亲黄信和叔叔黄九华在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被杀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4日。

曾妹

145. 蒙难者：

Tan Fok，男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某日。

投诉人资料： Tan Fok之妻曾妹（Chen Moi），身份证号2704970，现住于94 New Village Semanyih。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召去了我的丈夫，让他充当“认人组”，他给日本人工作了一年多，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他的朋友告诉我，我丈夫是在日本人的严刑折磨之下而死的。作为他的妻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丈夫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8日。

林柳枝

146. 蒙难者：

陈华，男，53岁，种菜

陈亚财，男，23岁，种菜

蒙难地点： 万挠义山路口。

蒙难时间： 1942年2月。

投诉人资料： 亲属林柳枝（Lim Liew Kee），男，71岁，退休，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0521166，现住于吉隆坡冼都新镇门牌020059。日本侵占时住址： 万挠双溪珠。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把24位菜农带走，包括我的2名亲人，这群人离开我们家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8）

管银妹

147. 蒙难者：

叶财，男，30岁，胶工

蒙难地点： 芙蓉知知港。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叶财之嫂管银妹，90岁，身份证号2704979，现住于雪兰莪州士毛月新村门牌202号。

投诉内容： 我丈夫之贤弟叶财，在日治时期被日本兵用无情残暴的手段杀死。1942年，叶财一家居住在芙蓉知知港，以割胶为生，他被日兵残杀时，年仅30岁，他的妻子在饥寒交迫中病死，留下三名幼小的孩子，生活十分困苦，我本人负责领养这些孩子直到成人。我希望他们所受的折磨与痛苦能得到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15日。

148. 蒙难者：

Yap Ching，男

Yap Tau Chin，男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1942年——Yap Ching。

日占期间某日——Yap Tau Chin。

投诉人资料： Yap Ching之妻杨金（Yong Kin），73岁，身份证号2990448，现住于No.51，Kg Bahru Semenyih，Darul Ehsan，Malaysia，邮编43500。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人抓走了我的丈夫Yap Ching，并使用各种酷刑对他进行折磨，尽管如此，我丈夫还是挺了下来，并且后来一直活到了73岁。此外，我的侄儿Yap Tau Chin也是被日本人抓走的，并从此音信全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侄儿？我想大概原因只有那些日本侵略者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日本人的这些暴行。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所蒙受的折磨和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10日。

谢奕文

149. 蒙难者：

谢顺发，男，38岁，杂工

蒙难地点： 马六甲亚沙汉市。

蒙难时间： 不明。

投诉人资料： 谢顺发之侄谢奕文（Che Ng Man），72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811469，现住于森州马口榕吉C公司，邮编72110。日本侵占时住址： 阿逸君令双溪拉玛公司。

投诉内容： 我的叔父谢顺发当年约38岁，未婚，居住在亚沙汉，担任杂工维持生计。有一天，当叔父与一班工友在亚沙汉市区工作时，突然与他人一齐被日本兵捉去，听说他们都是被载到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日军下毒手杀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父的被害给予公平、公正、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1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9）

李炳金

150. 蒙难者：

Lee Peng Lam，男，工人

Lee Tiam Sui，男，工人

蒙难地点： Jalan Kapur, Klang。

蒙难时间： 1945年。

投诉人资料： Lee Peng Lam之弟李炳金（Lee Peng Kim），身份证号2865552，现住于42D，Tengkat,Tong shin kuala Lumpur，邮编50200。

投诉内容： 我叫李炳金，1945年，我的两位哥哥无缘无故地被日军抓走，并且到现在也没有任何音信。这件事发生在1945年，那时我8岁，我和父母及兄弟姐妹住在Jalan Kapur Klang 1 3/4碑的Attap屋里，我的家里很穷，主要靠我的两位哥哥挣钱养家。Lee Peng Lam和Lee Tiam Sui都在涂料公司里做工人。他们都只有十几岁，但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辍学做工以维持全家生计。不幸的是，有一天，我的这两位哥哥在上工的路上，经过一座桥时，被日军拦住了，日本人无缘无故地把他们关了起来（在那时，日军抓走了大部分年轻人并且从不给理由）。当我父母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就带我一起到Klang警局去探望我的哥哥，那时我只有8岁。在警局关了两个星期后，我的两位哥哥又被转押到Pudu监狱。作为他们的家人，我们获准两个星期去探望他们一次。起先，我的哥哥们让我们不要着急，说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出来。我父亲和我每两星期就给他们送一次衣衫和裤子。我仍然记得，监狱里那个管事的人会给我们一张用蓝笔写着被囚者姓名的卡片，换进那些衣物，在我们去了四五次之后，他告诉我们，我的两位哥哥死了。因为换衣物用的卡片已经换成用红笔写了，这意味着这两个被囚者已经死了。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悲哀，最后病倒了。我母亲不得不给人家当佣人以挣取每月20元钱的工钱，后来她又去一家工厂做工，每天挣两元钱。因为经济上很困难，我的父母无法让我们接受完整的教育，我念到了六年级，而我姐姐一天学都没上过。因为两位哥哥的死，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10日。

林甘

151. 蒙难者：

王明月，男，24岁，香蕉商贩

王明发，男，22岁，香蕉商贩

蒙难地点： 双坡公路上。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22日。

投诉人资料： 王明月之妻林甘（Lim Kam），77岁，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1216038，现住于： 140，Kg Baru Sungai Chua Kajang，邮编： 4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顶玲珑18支（既武来岸公路）。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3)

投诉内容： 我叫林甘。1942年，我和我的全家人住在森美兰州顶玲珑18支。1942年3月22日我的丈夫王明月和我的小叔王明发及他俩的一些朋友载香蕉去Lenggeng，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抓住了他们，随后将他们集体枪杀在公路上，把他们的尸体扔在路边。失去丈夫以后，我不得不独自一人照看起全家。那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没有足够的食物给全家人吃，没有足够的衣服给小孩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受了很多磨难，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苦难的日子。我有权就我两位亲人的死亡及全家所遭受的痛苦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7日。

吴培生

152. 蒙难者：

吴佐南，男，44岁，商人

蒙难地点： 吉隆坡半山芭监牢。

蒙难时间： 1943年8月间。

投诉人资料： 吴佐南之子吴培生（Eng Poy Sang），50岁，小贩，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7988885，现住于12，Jalan 19/48，Taman Dato Senu，Sentul Pasar，Kuala Lumpur，邮编51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雪兰莪州吉粦埠“万生堂”药行。

投诉内容： 我的父亲吴佐南在日本占领时期住在雪兰莪州吉粦埠，并开着一家叫做“万生堂”的中药店。1943年他被日军强行捉去，囚在半山芭监牢里。我母亲去探望过他两三次，他对我母亲说，他在监牢内被日军用烟头烧身，还被打得遍体鳞伤，并用水灌肚，再踩其肚皮将水挤出。两个月后，由于捱不住，父亲在监牢中去世，被日军埋在乱葬坟。我有权就我父亲的死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8月24日。

张国辉

153. 蒙难者：

张家佑，男，40岁，电器管工

蒙难地点： 吡叻州双溪古月。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张家佑之子张国辉（Chang Kok Wai），71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1444140，现住于774C Jlin Sentul，Kuala Lumpur，邮编51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吡叻州双溪古月。

投诉内容： 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损失，为我们讨回一个公道。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0）

蔡贵美

154. 蒙难者：

蔡明谁，男，32岁，农民

蔡明谨，男

蒙难地点： 吡叻州金保古背。

蒙难时间： 蔡明谁——1943年6月间。

蔡明谨——1944年。

投诉人资料： 蔡明谁之子蔡贵美（Chai Kooi Mui/Chai Shok Chai），50岁，小贩兼保险代理员，祖籍广东揭阳河婆，身份证号7596250，现住于565，Jalan Besar Sungai Ruan Raub Pahang Malaysia，邮编： 27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吡叻州金保古背。

投诉内容： 1943年6月的一天，一队日本兽兵闯进了我们住的金保古背村，抓走了我的父亲蔡明谁和另外一些青壮年，在经受了各种酷刑以后，他们被日本人集体屠杀了，并被葬在一处乱葬坟里。我的父亲被害时30岁，我的母亲当时只有29岁，父亲遇害后，我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寡妇。第二年我的二叔蔡明谨也被日本人抓走了，在历经各种折磨之后，他被放了回来，但已被打得半死不活，放回不久就死去了，身后留下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为了寻求生计，我的二婶带着她的儿子离开了我们村，并从此失去音信。我的祖父无法承受接连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含恨去世。在日本占领时期这样一个动乱的时期，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无力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把她的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姐送给人家收养。我的母亲历尽艰辛才把我和我的大姐带大。因为没了父亲，我们无法读书受教育，我的大姐甚至一天学都没上过。

我的母亲今年79岁了，尽管已经过去50年，但我们从未忘记这些深仇大恨，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偿还血债并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8日。

卢永根

155. 蒙难者：

卢塔，男，43岁，果农

蒙难地点： 彭亨州淡马鲁。

蒙难时间： 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

投诉人资料： 卢塔之子卢永根（Lou Eng San），53岁，小树胶园主，祖籍福建大田，身份证号3493260，现住于No.48，Kampung Baru Kerayong，Triang，邮编28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直凉郊外，离市区约二英哩。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卢塔，在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哩处。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约10时左右，我父亲在家中遭一队十余人的日本兵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马鲁后遭日军枪杀。我父亲是个果农，遇害时仅43岁。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苏焕不得不一个人承担起照料五个孩子的重任。在那个时期，生活真是太困难了，为了带大几个孩子，我的母亲经历了太多的艰辛。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1）

何金华

156. 蒙难者：

何来胜，男，32岁，商人

蒙难地点： 双溪地毛。

蒙难时间： 1943年7月19日。

投诉人资料： 何来胜之子何金华（Ho Kim Wah），58岁，劳工，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0910938，现住于No.155，Jalan Mat Kilau，Kuala Lipis，Pahang，邮编2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彭亨啤门牌97大街。

投诉内容： 我爸爸何来胜，是受过中英文教育的商人，他有个温暖的家。为了养妻育儿，他还与朋友一起做金矿。不幸的是，他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1943年7月19日被捉，并关在牢里。可怜的爸爸从此便没回家了。还听说，他是1943年9月27日被载去“双溪地毛”受害的。天呀，爸爸生前的生意被人吞了，住所也没了，何处是我们的家呀，正好有位远房亲戚可怜我们，把我们收留。可怜的妈妈从此担起做人父与母的责任。爸爸死时，我们最大的7岁，最小的2岁，生活费都不够，我们哪有机会上学。在贫穷、困苦、忍辱、凄凉的环境下，妈妈病倒了。为了找活，终于病死在胶园里。可怜爸妈死得好惨呀。我们姐弟妹五人都成了世上可怜的孤儿。无语问苍天，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就是日本政府当年无辜残害我的亲人才导致这样的。日本政府应该凭人类道德，遵守人道立场，给予受害者后裔合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28日。

李福南

157. 蒙难者：

李焕明，男，32岁，教师

蒙难地点： 夕加迫拉，瓜拉啤彭亨。

蒙难时间： 1943年7月19日被捉，1944年遇害。

投诉人资料： 李焕明之子李福南（Lee Foh Nam），50岁，商人，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3077986，现住于No.14，Kg Bukit Betong，Kuala Lipis，Pahang D.M.，邮编2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Kampung Chega Perah，Kuala Lipis，Pahang D.M.。

投诉内容： 我父亲教书兼开杂货店，我母亲协助管理生意，家庭成员还包括二男二女四个小孩，有白锌板屋一间。日军占领后，我父亲继续教书，他被人诬告，于1943年7月19日在夕加迫拉被捉去，集体载走，地点不明。1944年被集体杀死于立啤——巴登冬姑火车路1/4英哩小山上。

投诉日期： 1994年5月9日。

廖炽安

158. 蒙难者：

廖恩英，男，24岁，杂货店主

蒙难地点：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廖恩英之侄廖炽安（Liew Chit On）39岁，矿工，身份证号7554620，现住于No. 63 Kampong Baru Padang Tungku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邮编27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Cegar Perah,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4)

投诉内容： 日军先锋队来到Cegar Perah,在夜晚把我三叔廖恩英和三位同乡捉到Kuala Lipis，同时在Kuala Lipis和四十多位同胞给杀了。我三叔的死是无辜的，现在我要日本政府还给我一个公道及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159. 蒙难者：

刘德，男

林风，女

刘广，男

刘德之子，男，5岁

刘德之子，男，3岁

蒙难地点： 柔佛士乃。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间。

投诉人资料： 刘德之弟刘端（Low Toon），男，79岁，身份证号1332423，现住于彭亨而连突新村111门牌（111，Sungai Jan, 27000, Jerantut, Pahang）。

投诉内容：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略马来亚。1942年3月间日军已经进入柔佛士乃，那个时候，吾兄、其妻、二个孩子及吾叔住在士乃一胶园内。日军一直进入到新加坡，约十天后，又从新加坡退回马来亚，此次日军开始杀人。在当日，吾兄、其妻、两个孩子及吾叔出街到士乃被日军杀害，在当日被杀的人约有两百人左右。此事发生后，我逃离士乃，搬到彭亨南唛，耕种烟叶、种禾及养猪，有一天，日军来到我所在南唛村庄，烧我的家，烧毁五十包谷类及一千公斤烟叶和12头猪。日本政府应该就我亲人的被害及我们蒙受的损失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日。

卓连水

160. 蒙难者：

卓明，男，工人

Toh Tin Swee，男

Toh Kok Swee，男

蒙难地点： Parit Laya, Batu Pahat Johore Malaysia。

蒙难时间： 1942年4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卓明之子卓连水（Toh Lian Swee），男，59岁，园主，祖籍福建，身份证号2965573，现住于Jorak Estate, Bukit Pasir, Muar, Johore，邮编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Parit Laya, Batu Pahat Johore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2年4月16日，日军在Parit Laya同时枪杀了我的父亲卓明和我的两位哥哥Toh Tin Swee和Toh Kok Swee。日军当时真是太残酷了。我要提出投诉，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1日。

周顺发

161. 蒙难者：

周志渊，男，42岁，商人

蒙难地点： Batu Empat,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

蒙难时间： 1942年2月25日。

投诉人资料： 周志渊之子周顺发（Chiew Soon Huat）56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232167，现住于No.177, Jalan Besar, Mersing Kecil,Mersing, Johor Darul Takzim，邮编86800。日本侵占时住址：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 Johor。

投诉内容： 1942年2月25日，日本兵在Batu Empat,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杀害了我的父亲周志渊。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9日。

潘松如

162. 蒙难者：

潘松如，男，16岁，学生

潘松如之堂兄

蒙难地点： 振林山。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5日。

投诉人资料： 潘松如（Phuan Soon Joo）本身，男，69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683318，现住于No.62, Blk. 0211, Taman Ungku Tun Aminah Johor，邮编81030。日本侵占时住址： 振林山（Gelang Patah Johor）。

投诉内容： 我潘松如从小住振林山旧明德学校旧址，就读于明德学校直至六年级完毕。1942年3月5日，日军“脚车部队”就在市区出现，我和堂兄见到日军手提机关枪、步枪，见人就抓。被抓的人手被绑起押到街边小山丘的防空壕或港边，日本兵用刺刀、机关枪进行集体屠杀。我堂兄被枪杀死，我的头被枪头打破六七寸长，奄奄一息，过了几小时后，才苏醒。我头受重伤，经受了极大的痛苦。经三年八个月日本惨痛统治，又经过漫长岁月，现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15日。

梁金水

163. 蒙难者：

梁金蝶，男，19岁，胶工

梁金春，男，24岁，店员

林×，男，26岁，胶工

蒙难地点： 巴力峇九丰兴山。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7日。

投诉人资料： 梁金蝶之弟梁金水（Neo Kim Chwee），57岁，卡车司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042463，现住于2556，Jalan Bakri, 114 Batu Muar Johor, Malaysia，邮编8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Muar Bakri Jil 214 Batu Kubber Estate。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7日下午，在巴力峇九丰兴山，日军毫无人性、残无人道地杀害我家族三位亲人，他们是我兄梁金蝶、堂兄梁金春和表兄林×，另有150名手无寸铁者，包括妇孺老少在内，同时遇难。日本政府当年占领时期乱杀无辜老百姓，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负起一切责任，给予合理赔偿，因为我们有人证物证，铁证如山，日本政府不能抵赖。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韦兆伦

164. 蒙难者：

韦就，男，33岁，工人

蒙难地点： 芙蓉。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韦就之子韦兆伦（Whay Tang/Whay Chiew Luen），54岁，小园主，祖籍广西，身份证号2023420，现住于Jorak, Est,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邮编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Tanah Merah Est, Port Dickson, N.S. Malaya。

投诉内容： 我是日占时期被日军夺去父亲的受害者后裔之一。在日占时期，我的父亲韦就呆在Tanah Merah Estate Port Dickson, N.S.。他是一个工作努力且诚实的人，他经常给家里寄钱，因为全家生活全靠着他。他从未参加过反日活动，而是一直忙着他自己的事务。但有一天，他被日军抓走了，受到了折磨，随后被无缘无故地枪杀了。打那以后，我们不得不四处迁移以谋求生计，因为日军的残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并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们蒙受的巨大损失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1日。

黎森全

165. 蒙难者：

黎允，男，67岁，小园主

罗氏，女，65岁，家庭主妇

黎氏，女，10岁

蒙难地点： 柔佛州文律市区。

蒙难时间： 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日。

投诉人资料： 黎允之孙黎森全（Lai Sum Choon），86岁，退休，祖籍广东番禺，身份证号1164878，现住于55 Jalan, Newana 41 Taman Newana Ampang Selangor，邮编68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州文律（Benut Johore）。

投诉内容： 日本兵杀害了我的祖父黎允、祖母罗氏和姑母黎氏，我是日军刀下余生者。日本政府应站在人道立场，尽快给我们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日。

姚贤

166. 蒙难者：

姚础勋，男，39岁，中医师

姚础勋之妻

姚础勋之女

蒙难地点： 柔佛州彼咯埠昆日山。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姚础勋之弟姚贤（Yew Yin），82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0217312，现住于C2，Division Ladang Geddes, Bahau, N.Sembilan,邮编7211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州彼咯埠。

投诉内容： 1943年5月，日本兵杀害了我的兄长姚础勋和我的嫂子及侄女，他们当时住在柔佛州，我的哥哥是一个胶工，我的嫂子是个家庭主妇，我的侄女在被害时年纪还十分小。我的上述亲人没有任何罪过，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我要求日本当今政府就我这几位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5)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20日。

贺细妹167. 蒙难者：贺祥，男，38岁，司机蒙难地点： 沙河Jalan Sawan Pekan Nanas。

蒙难时间： 1942年10月间。

投诉人资料： 贺祥之女贺细妹（Ho Say Moi），51岁，杂工，祖籍广东丈坡，身份证号7754724，现住于Lot 1580,Pekan Nanas, Johor，邮编8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沙河，Jalan Sawan Pekan Nanas, Johor。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后，日军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华人大肆屠杀。听我母亲说，1942年10月，日本兵硬捉去我父贺祥，时年38岁，一去无返，相信他已被残酷的日军杀害了。日军残酷、无情地杀害我无辜的父亲，使我母亲毕生难忘（家母已逝世）。1942年2月15日，（当地）英政府已投降日本政府，以国际哪一条法律规定，日军可以到处乱杀无辜老百姓？日本政府当年统治时期，犯下滔天大罪，日军无缘无故残杀家父，日本政府必须负起一切后果，给以合情合理的赔偿。假使日本政府拖欠我们的血债，始终不肯赔偿，是对受害人后裔很不公平。只有恶霸强盗才会不讲公理。假如日本政府实施民主人权，就须尽快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2）周良川168. 蒙难者：周隆皇，男，36岁蒙难地点： 巴士隆张厝港。

蒙难时间： 1942年2月间（农历正月十三）。

投诉人资料： 周隆皇之子周良川（Chew Liang Chuan），68岁，小贩，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737282，现住于A54， Kg Legong Jaya, kota, N.Sembilan，邮编71350。日本侵占时住址： 麻坡二马路（周泉兴）。

投诉内容： 1942年2月间，日本兵杀害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守法公民。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杀害了他这个平民，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7日。

欧南169. 蒙难者：欧炽，男，42岁，胶工欧汉，男，41岁，胶工欧亚兰，女张妹，女陈信，男，38岁蒙难地点： Kulai Johor。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间。

投诉人资料： 欧炽之侄欧南（Au Nam），83岁，退休，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3002014，现住于34 Jalan Teng Ho Saleng, Senai, Johor，邮编81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Kulai Johor，新港园大西洋公司。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某日，日本兵在Kulai Johor杀害了我的五位亲人，他们是，我的叔叔欧炽，哥哥欧汉，嫂子张妹，侄女欧亚兰，表叔陈信。当时遇害者共有130人之多。日军毫无人性，残无人道，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家族五个亲人胡乱杀害，我们受害人家属经过长期调查，了解到我们家属根本是冤枉无辜的，遭日军惨无人道地残杀。如今我们受害人的家属希望日本政府应当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体恤受害人的感受和痛苦，对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负责。日本政府应该负责一切后果。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彭展兴170. 蒙难者：彭记祥，男，27岁，芭场书记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柔佛州，昔加挽拉，美士路九英里“范宏树桐公司芭场”（现址是广西村附近）。

蒙难时间： 1944年中。

投诉人资料： 彭记祥之子彭展兴（Pang Chang Hin），50岁，木工，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7660093，现住于302，Bukit Siput, segamat, Johore Malaysia，邮编8502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州，昔加挽埠市中心“新奇合”杂货糖果店（已被日军放火烧光），今改为依仕迈街。

投诉内容： 先父生于1917年，原籍中国广东省陆丰县，年幼南来，是三位兄弟中的老大。1944年初，时年27岁，正值人生最为光辉灿烂的年华，也是人生旅途上开始创业守业的大好开端。很不幸的是，就在此时他被日本占领军捉去并强加罪名，时至今日，仍毫无音信，寒骨何处，后辈一无所知，乃人生一大遗憾。在此希望日本政府以人道立场，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以慰人心，讨回公道。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7日。

林文锦171. 蒙难者：林炳清，男，33岁陈珠花，女，24岁林美兰，女，5岁林文其，男，7岁林美莲，女，8岁林美娇，女，2岁蒙难地点： 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英里半家中。

蒙难时间: 1945年7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林炳清之子林文锦（Ling Ng Kheng），58岁，工人，祖籍福州古田，身份证号2271021，现住于No. M40, Batu 3, Jalan Karak Mentakab, Pahang D.M.，邮编28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tu 4 1/2, Jalan Labis, Yong Peng, Johore。

投诉内容： 1945年7月15日，日本兵在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英里半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 父亲林炳清，母亲陈珠花，弟弟林文其，妹妹林美兰、林美莲和林美娇，我是这场屠杀中惟一的幸存者，因为当时我正好出去了，不在家中。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15日。

阮但172． 蒙难者：陆桂，女，37岁，家庭主妇阮照东，男，14岁阮木金，男，6岁阮月华，女，11岁陈新，男，49岁，胶工蒙难地点： 笨珍北干那那大山路沙河芭。

蒙难时间： 1943年10月21日。

投诉人资料： 陆桂之子阮但（Yon Tam），61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20420715057，现住于DH130，Pekan Nanas, Johor, Malaysia，邮编8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北干那那大山路沙河芭。

投诉内容： 二战中日本侵占马来亚期间，马来亚华人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家四口人在屠杀中丧生，房屋也被烧毁了。虽然我当时只有12岁，但我仍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3年10月21日，那时我们住在北干那那大山路沙河芭。当时日本兵欺骗村民说，他们将向人们派发食物，大约300人跟着日本人到一个叫做Kangkar Pulai的地方，在那里，所有人，包括无辜的儿童都被屠杀了。其中就有我的母亲陆桂，哥哥阮照东，弟弟阮木金和妹妹阮月华，只有我和父亲侥幸逃过一劫，因为我和他并没有一起跟去，而是呆在家里照看房子。在同一天，我的岳父陈新也被日本人杀害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卢礼173． 蒙难者：罗娇，女，45岁，农民卢亚文，男，6岁卢华娇，女，4岁钟碧华，女，20岁，农民卢亚苟，四个月蒙难地点： 北干那那沙河村。

蒙难时间： 1942年10月22日。

投诉人资料： 罗娇之子卢礼（Lu Lee），73岁，祖籍广西容县，身份证号3010322，现住于DH208，Pekan Nanas Johore，邮编8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笨珍廿七里，沙河芭。

投诉内容： 1942年10月22日，日本人在北干那那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我家19口人。当时我妻子和母亲告诉我，日本兵在搜捕男人，嘱我暂勿回家。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河边。过了两个小时，一切复归沉寂，我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找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的，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吧。我的母亲罗娇、妻子钟碧华、弟弟卢亚文、妹妹卢华娇、幼儿卢亚苟是被活埋的。三天后，我的岳父钟耀和他的弟弟钟左与我见了面，告诉我，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底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到约三尺宽的壕沟时，我岳父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我岳父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部分在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我家被害的亲人都是守法公民，日本兵有什么权力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6)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3）

陈运英

174． 蒙难者：

陈其，男，25岁，胶工

潘瑞，男，28岁，胶工

廖惠，男，49岁，胶工

陈序，男，20岁，胶工

蒙难地点： 笨珍北干那那街上。

蒙难时间： 1943年10月21日。

投诉人资料： 陈其之侄陈运英（Chin Cheng Yin），男，63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009891，现住于DH130，Pekan Nanas, Pontian Johore Malaysia，邮编81500。日本侵占时地址： 笨珍北干那那大山路。

投诉内容： 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后，日军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华人进行了大屠杀。我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的情景，那是1943年10月21日，当时我才13岁，在我们北干那那村，日本兵假意对村民们说，如果大家能够自动集合起来的话，他们将向村民分发食物。大约300人集中起来，其中包括一些小孩。很快他们被带到附近的Kankar Pulai。在那里，这些无辜的人们不但没有得到食物，反而遭到了集体屠杀，尸体被扔进了一个池塘里。这些遇害的人当中就有我的叔父陈其、舅父潘瑞和堂兄陈序。我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因为在去Kangkar Pulai的半路上我转身回家了，此外，我的外父廖惠也是被日本人折磨致死的。日本人强迫他喝下大量的水，然后，残忍的日本兵就在他的肚子上踩踏，水从他的鼻子、嘴巴、耳朵里冒出来。他在回家后很快就死去了，我的外母对外父的死无法承受而发疯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日。

张天炎

175． 蒙难者：

张桐，男，49岁，农夫

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1944年7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张桐之子张天炎（Teo Thian Yam），55岁，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证号390419015137，现住于Block A,189, Jalan Dato, Bukit Pasir, Muar, Johore，邮编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Sg Buloh N/S,Muar, Johore。

投诉内容： 我的父亲张桐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农民，也从来没参加任何抗日组织。但就不明不白地在1944年7月16日被日军捉去，从此再也没回来，后来才知道已经被杀害，当年日军是多么残酷。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投诉和索赔。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14日。

陈耀财

176． 蒙难者：

陈友杰，男，49岁，工人

蒙难地点： Penkaranbai, Makan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蒙难时间： 1941年2月6日。

投诉人资料： 陈友杰之子陈耀财（Tan Yiow Chye），67岁，商人，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S0627477C，现住于60，Jalan Rambai 4 Taman Kota Jaya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邮编81900。日本侵占时住址： Penkaranbai, Makan,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在日本入侵马来亚时，在手无寸铁、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惨遭日军无辜杀害。日军这种残无人道的行为是举世目睹、天人共愤的。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应给予我们合理的人身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5日。

吴福财

177． 蒙难者：

吴鲍，男，32岁，农夫

吴福财，男，1岁

蒙难地点：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蒙难时间： 1994年2月24日。

投诉人资料： 吴鲍之子吴福财（Goh Hock Chai），52岁，小园主，祖籍福建，身份证号0057746，现住于No.53, Bt. Pasir Block(B) N/V, Muar, Johore Malaysia，邮编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投诉内容： 我父亲的姓名叫吴鲍，当年他是在Bt. Pasir. Jorak村抱着我本人逃离日军的追杀而丧生在枪下，我也受了重伤，但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今天想起当年日军对老百姓的残酷屠杀，就很难过，那真是草菅人命。所以我要在这里向日本政府提出投诉和要求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4日。

吴福溪

178. 蒙难者：

吴鲍，男，32岁，农夫

蒙难地点：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蒙难时间： 1994年2月24日。

投诉人资料： 吴鲍之子吴福溪（Goh Kok Koi），57岁，小园主，祖籍福建，身份证号0064978，现住于No.53,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邮编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父亲的姓名叫吴鲍，当年他是在Bt. Pasir, Jorak村被日军枪杀的。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农民，但是他就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无辜地丧生在日本兵的枪口下。对他，对他的家人，是非常残忍和不公平的。因此我提起控诉，也希望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4日。

廖国安

179. 蒙难者：

廖恩英，男，24岁，杂货店主

蒙难地点： 彭亨啤，夕加迫×。

蒙难时间： 1943年7月19日。

投诉人资料： 廖恩英之侄廖国安（Liew Kok On），35岁，商业职员，祖籍广东五华城五口塘，身份证号5705851，现住于彭亨而连突双溪仁闪电屋17号（No,17,Rumah Kilat, Sungai Jan Jerantut, Pahang Malaysia），邮编27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Cheka Perak，Kuala Lipis，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 廖恩英是我父亲廖海英之胞弟，被害的起因是无赖之徒名叫Chie Kek Tong做鬼头（暗探），他对日军说，这里的商人每斤克扣2两给山芭佬（共产党），在这莫须有的罪名下，就将24碑及30碑金矿两处的华人扣捕，那晚有23人（其中就有廖恩英）就在半夜三更被集体屠杀共穴。监房印度人给探监者暗示，有23人出去不见回来，并说下次不用再来探视。日本政府应该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4日。

符斯明

180. 蒙难者：

符国宜，男，32岁，木工

蒙难地点： 彭亨州林明路10英里巴都沙化关丹。

蒙难时间： 1941年2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符国宜之子符斯明（Hoo See Meng），61岁，杂工木匠，祖籍海南文昌，身份证号2869347，现住于B959 Taman Sentosa, Air Putih, Kuantan Pahang, Malaysia，邮编25350。日本侵占时住址： 彭亨州林明路10英里巴都沙化关丹。

投诉内容： 1941年2月10日，一队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潘亚兴胶园。当时，日本兵无缘无故地闯入了我们家，把我的父亲拖出门外，并对他进行毒打，我的母亲求日军不要抓我父亲，也遭到了日军的殴打。从那天起，我们就再也没看到父亲了。我母亲伤心得每天以泪洗面，当时我一家大小的辛苦是笔墨写不出的。我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我才7岁多，弟妹更小，生活上的困难很多，我母亲曾经想自杀，幸好被朋友们救了，要不然，我们几兄妹更惨。我母亲现在80岁了，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她这些年因为丈夫被杀而遭遇的艰难困苦作一个赔偿，以使她在余生之年能过上更加平静和正常的生活。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4日。

陈仕明

181. 蒙难者：

陈国芳，男，45岁，小园主

蒙难地点： 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a。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陈国芳之子陈仕明（Sam See Meng），53岁，小园主，祖籍海南，身份证号3074983，现住于5131，Kampong Tengah Kertih，Kemaman Trengganu，Malaysia，邮编2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Kampong Batu Putih 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a。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7)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1943年，日军抓走了我的先父陈国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后来，我听跟我同一个村子的人说，我的父亲在被抓后就被杀害了。日本政府应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4日。

徐旌水

182. 蒙难者：

徐德，男，56岁，农夫

蒙难地点： 马来亚彭亨文德甲，宪兵部。

蒙难时间： 1943年10月29日。

投诉人资料： 徐德之孙徐旌水（Che Swee Kam/Chui Kam Swee），57岁，退休管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493785，现住于16 Kampung Mentri，Triang，Pahang D.N.,邮编28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彭亨文德甲客家村（今旗山花园后）。

投诉内容： 1943年，日本宪兵在Mentakab将我56岁的祖父徐德折磨致死。当时，我的祖父和我的父母及我们兄妹几个和另几家人住在文德甲客家村，我们有自己的住屋和土地，种植蔬菜、果树和水稻，并养了一些猪，生活上能够自给自足，我们家的住址就在如今的旗山花园后面。我的祖父每天忙完农活后，总喜欢到街上走一趟。1943年10月29日的下午，我祖父去文德甲游乐场消遣，却再也没回来。我们得知，在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捉拿抗日游击队时，他也被一并围住抓走。他被抓到了宪兵队，受到了审问，并被施以灌水酷刑。我们推测，以他这样的年纪，受这样的酷刑，很快就会不行的。很久之后，我们才从文德甲医院的医生那里得到了我祖父的死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尸体被葬在了哪里。

我的祖父是一个善良、安分守己的人，他从未参加过秘密组织或当地的反日游击队，日本宪兵用这种残酷的刑罚来对付一个无辜的人真是残忍专横。我现在和我的妻儿住在16，Kampung Mentri，28300 Triang，Pahang，我母亲韩英在1982年过世，我的父亲徐信也在1988年辞世。我要为我祖父的无辜被虐待和最终被害提出索赔，以让他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每当我的家人在祖父的忌日上供祭奠时，我都会想起他。我希望所有在日本宪兵的暴行和肆意杀戮中受害或遇难的人们，都能得到完全的赔偿，就像日本政府要给在战争中被日本人炸毁的那些工厂房屋和货物作出赔偿一样。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4）

苏月霞

183. 蒙难者：

苏许春，男，35岁，商人

蒙难地点： 仕林河大街。

蒙难时间： 1942年9月间。

投诉人资料： 苏许春之女苏月霞（Soo Yot Hoi），57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230035，现住于55A，Woon Terrace Housing Jalan Seremban,Tampin, Negeri Sembilan，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仕林河（Slim River）Perak。

投诉内容： 1942年，在Perak的仕林河，日本兵当着我母亲的面用机枪打死了许多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我的父亲当年是无辜的，却被日军杀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作出人道与合理的赔偿，为我的父亲伸冤。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4日。

辜芳萍

184. 蒙难者：

辜世善，男，39岁，树胶商兼保险代理

辜炎枢，男，28岁，树胶商兼保险代理

辜清洪，男，18岁

辜明菊，女，3岁

蒙难地点： 吡叻丹戎马林。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辜世善之子辜芳萍（Koh Hong Peng），67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089302，现住于R40203 Subang Perdana Phase, Good year5, Persiaram Kewaji USJ, Subang Jaya Selangor，邮编4761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吡叻丹戎马林，张亚炳街门牌30号。

投诉内容： 1943年，日本兵杀害了我家四口人，包括我的父亲、两个叔叔和一个姐姐，他们的岁数从39到3岁不等。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兵无故杀害我的这些亲人作出赔偿。奇-书-网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6日。

林金带

185. 蒙难者：

林金带，男，23岁

林金带之妻

林金带之子

蒙难地点： 吡叻美罗。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林金带（Lem Kam Tai）本身,男，75岁，退休，身份证号3095284，现住于No.7.Jalan Wan Malini(1), Taman Seri Petaling, Kuala Lumpur, Malaysia，邮编57000。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占领新马时期，当时我23岁，日军诬赖我是抗日军，将我抓去受刑逼供，被日军灌水进肚，痛苦得死去活来。当我逃回家后，却发现日军残无人道活活残杀了我的妻儿。这仇与恨使我毕生难忘，我被日军一日之间残害得家破人亡。虽然惨案发生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是日本政府对于过去的所作所为、犯下的滔天罪行始终不予正视。日本国家领导人对于当年日军杀害马来亚的千万无辜百姓始终不肯良心发现，你们的过错令人遗憾。我本人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给我合理补赔，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人权的存在。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5）

186. 蒙难者：

张明珠

倪瑞庆，男，19岁，学生

倪瑞麟，男

蒙难地点： 梹城监狱。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倪瑞庆之弟媳张明珠（Chang Ming Choo），65岁，退休教师，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1257968，现住于32 Jalan, Shariff Baling Kedah，邮编09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100 Dato, Kramat Road, Penang。

投诉内容： 在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我的四伯倪瑞庆和他的弟弟倪瑞麟当时正在Penang的Chung Ling高中就读。这正是他们求学受教育的黄金时期，没想到竟然被日军误为抗日分子，双双在一个大白天的肃清日子里被日军叫出去后监禁在梹城监狱里，叫天不应，唤地无门。家翁和家婆及兄弟姐妹们相顾失色，惟有日夜以泪洗面，食难下咽，欲去探监，又深恐日军加害。不到三年八个月，四伯倪瑞庆便因抵不住在监牢里的鞭打、灌水及钳指甲等种种酷刑的折磨而惨死狱中，死时也不过20岁左右。

直到日军投降后倪瑞麟才被释放，他的身上患有多种疾病和日本人严刑拷打留下的伤痕，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家公家婆立即想方设法给他救治，但寻医问药最终毫无用处，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抵御疾病的迅速入侵，在被放出来两年后，他也死了。

请问日本执政者，如果死者是你的孩子或亲人，你会怎样？你是否会破口大骂“八格牙鲁，还我孩子的命来”。然而事实归事实，“命”是无论如何——哪怕以你整个日本国家也无法再塑造出一个真正的倪瑞庆或倪瑞麟来。如今我别无他求，只希望贵政府当局能给予合理的赔偿，以弥补贵政府在昔日军阀主义下所造成的过失，并聊以安慰我那枉死在九泉之下的四伯和五伯的亡灵。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6日。

何亚喜

187. 蒙难者：

何良天，男，48岁，商行书记

蒙难地点： 吡叻州司南马日军宪兵部牢狱里。

蒙难时间： 1942年11月28日。

投诉人资料： 何良天之子何亚喜（Haw Ah Hee），63岁，退休军人，祖籍广东陆丰搏尾，身份证号320714715255，现住于B16，Rumah Pangsa, Kelang Lama, Kulim Kedah，邮编09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吡叻司南马（Selama Perak）。

投诉内容： 日占时期，我父亲何良天，枉被日警探无辜捉去，套上一个罪名说是抗日，每日受毫无人性的日警探毒打，逼其招出同党名单，被日警打到吐血。夜冷，睡地下蚊子叮，我父亲不到半个月就惨死在牢狱里。我是他的后裔，日本政府应当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还我父亲一个公道，日本政府更加应该给予受害人后裔一个合情合理的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8)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6日。

练炳球

188. 蒙难者：

练康，男，59岁，建筑承包商，侨领

练林，男，53岁，工人

练炳舟，男，26岁

蒙难地点： 上吡叻，高乌区。

蒙难时间： 1942年4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练康之子练炳球（Lian Peng Chew），63岁，退休公务员，祖籍广东云浮，身份证号0773572，现住于35264，Gat Lebuh Macallum,Penang, Malaysia。邮编1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61，Main Road, Klian Intan 33200 Perak。

投诉内容： 我父亲练康在一次肃清中被捕，于1942年4月18日蒙难。我父堂弟练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但也受到同样的遭遇，于1942年4月18日被日军残杀，留下孀妻及一儿一女，使这个家庭家破人亡。光复后，其妻含恨而终，姐弟俩各分西东。我要向日本当局索赔，这是我们家属的基本权利。

投诉日期： 1994年5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6）

黄维杨

189. 蒙难者：

黄尉臣，男，33岁

蒙难地点： 端洛埠桥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31日。

投诉人资料： 黄尉臣之子黄维杨（Wong Wei Yang），60岁，祖籍潮州，身份证号2095595，现住于No. F6,Kg, Baru,35500 Bidor, Perak。

投诉内容： 先父黄尉臣，在33岁时被当时的日军所杀害。1942年3月31日，父亲被日军捉去，在屋前不远就被乱枪杀死，当时还有几位同胞也一起受到杀害。地点是在端洛埠桥头。目前先父是葬在端洛义山。在父亲死后，母亲和家里人不得不拼命工作以维持生计，在日军占领期间，我们吃了许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2日。

李志南

190. 蒙难者：

李×文，男，55岁，胶工

李达昭，男，23岁

李国强，男，10岁

李兰花，女，8岁

蒙难地点： Kulai, Johor,新港园大西洋公司。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

投诉人资料： 李×文之子李志南（Lee Chee Nam），70岁，退休，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1248659，现住于64 Sedenak N/V，Kulai Johor，邮编81010。日本侵占时住址： Kulai Johor,新港园大西洋公司。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的某日，日本兵在新港园大西洋公司杀害了130多人，其中有我家四口人，他们是我的父亲李*文、哥哥李达昭、弟弟李国强、妹妹李兰花。我的这些亲人没有任何罪过，也没有伤害过谁，我不知道残忍的日本兵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当年日军喜欢乱杀无辜，日本政府的军队犯下滔天大罪行。日本政府更加应当伸手援助这些不幸者、受害人。日本政府应该凭人道的精神，负责一切损失的赔偿。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2日。

黄省综

191. 蒙难者：

黄东来，男，22岁，胶工

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柔佛蔴坡武吉甘密新港19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4日。

投诉人资料： 黄东来之子黄省综（Ng Sing Chong），52岁，旅行社职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2238828，现住于马亚西亚柔佛蔴坡惹基砂套万金花园18号，邮编8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柔佛蔴坡武吉港脚。

投诉内容： 我家在祖父时代，原系小康之家，生活美满幸福，奉公守法，与世无争。惟当日本侵占期间，粮食断绝，暗无天日。为着生存，我父亲冒死到武吉甘密采购木茨回来充饥，就在归途中，被日本肃清部队惨无人性地刺杀而亡。害得我祖父为痛失爱儿而病倒，无力管理产业，最后就家破人散。就因为日本兵残忍杀害我无辜的父亲的行径，我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的关爱和教导，如今我是受害者的惟一家属，在此希望日本政府能凭人道立场，赔偿吾父人命的大损失。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3日。

郭明祥

192． 蒙难者：

郭潮城，男，48岁，商人

蒙难地点： Batu, Tiga, kebon Tea, J.B.。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2日。

投诉人资料： 郭潮城之子郭明祥（Quek Meng Siang），71岁，商人，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220123715087，现住于No.2,Tingkat 4, Blk D, Jalan Lumba kuda, Johor Baru, Malaysia,邮编80300。

投诉内容： 1942年2月15日下午4点钟，日本帝国政府开始统治新马半岛，我父亲郭潮城当年48岁，是一位商人。1942年3月2日，我父亲受日军无辜冤枉，捉去杀害。如今我是受害者的后裔，我有权力向日本政府追根究底，要求日本政府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还回一个公平合理，给予受害者家属一个合理补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人权的存在。日本政府欺骗受害者家属后裔超过半个世纪，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不应抵赖和欺骗我们，因为我们有人证物证，铁证如山。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5日。

沈来俊

193. 蒙难者：

沈亚保，男，34岁，农夫

蒙难地点： Batu Gunang, Selangor。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25日。

投诉人资料： 沈亚保之子沈来俊（Sim Lai Chuan），58岁，管工，祖籍福建，身份证号0532901，现住于No.53，Bukit Pasir, Blok (B)N/V, Muar, Johore, 邮编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tu Gunang, Selangor。

投诉内容： 我父亲名叫沈亚保，他是在Batu Gunang被日军捉去，然后受尽各种各样的折磨，终于刑死狱中。但他是一个农夫，并没有任何犯罪，也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就这样无缘无故、白白被折磨而死，对他对他后裔都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要提出投诉，要求得到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4日。

郑亚列

194. 蒙难者：

郑益兴，男，45岁，商人

郑锡豪，男，17岁

蒙难地点： 振林山。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郑益兴之侄女郑亚列（Tay Ah Lek），64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2469828，现住于No.6, Jalan Anggerek 4, Taman Johor, Jaya Johore Bahru，邮编81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振林山。

投诉内容： 我叔叔是在被日本兵捕去后，用铁线绑住殴打致死的。我兄长郑锡豪是被日本人捉去割草，而后被杀害的。日治时，我们商店里的五卡车货物全部被日军抢光，商店二间住屋有一间全部失去。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7日。

余光露

195. 蒙难者：

余祥洋，男，35岁，胶工

蒙难地点： 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条石半马九港。

蒙难时间： 1942年2月27日。

投诉人资料： 余祥洋之子余光露（Ee Kan Lu），51岁，胶工，祖籍福州，身份证号3587356，现住于505 Palong Satu Gemas,Negeri Sembilan,邮编7343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条石。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父亲余祥洋住在柔佛州永平的Bt.4 1/2 Jalan Labis。1942年3月的一天，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他出街买日常用品。结果一去不回。在永平拉美仕路四里半，有位朋友名杏仁刀下余生，他说，余祥洋被日本兵杀死。这是母亲生前告诉我的。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养活全家人，我们全家蒙受了巨大的痛苦，日本政府应该对我亲爱的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承受的苦难负起责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其士兵的暴行（造成的恶果）作出完全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29)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10日。

赖群娇

196. 蒙难者:

傅庆文（？），男，20岁，脚车修理工

蒙难地点；柔佛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条半石。

蒙难时间： 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 傅庆文之妻赖群娇（Li Fan Kew）,66岁，身份证号270213715782，现住于41，Jalan Nakhda Tigg Taman Ungku Tun Aminah Sekudai, Johor，邮编81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柔佛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条半石。

投诉内容： 我从14岁逃难到15岁，日本兵无时无刻不来找花姑娘强奸，我父亲担心，便将我嫁给18岁的傅庆文，当时是住在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条半石，我丈夫是修理自行车的。我16岁生了一个女儿，到了17岁那年，我抱着女儿在五脚基看丈夫修理自行车，忽然来了一车日本兵，到了我家门口，便停了下来，有两个日本兵就来捉我丈夫上车，我看到他捉我丈夫，就向他求情放过我丈夫。他只是摇摇头，挥手叫我走。后来他用手押着我丈夫肩头，叫我丈夫坐到车里面，把他载走，从此就没有了消息。后来和我丈夫一起被捉去的人，有一个回来对我说，我的丈夫已经死了，是被日本兵折磨——灌肥皂水、反绑双手吊起鞭打、用烧红的铁板烫我丈夫肚子而死的。巴吉利一条街的人都看到我丈夫是被日本兵捉上车去的,他们都可以作证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8日。

钟天彬

197. 蒙难者：

钟生，男，39岁，石厂工人

林妹，女，36岁

钟女，女，16岁

蒙难地点： 柔佛州古来勿刹东山园。

蒙难时间： 1942年4月间。

投诉人资料： 钟生之子钟天彬（Choong Thian Pin），57岁，小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2311751，现住于338，Taman Gkandvew Fasa2,Jalan Buli Simsim, Sadakan, Sabak, Malaysia，邮编90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在古来勿刹东山园居住，在马赛路石山工作。

投诉内容： 当年，我父亲钟生39岁，母亲林妹36岁，姐姐钟女16岁，我的三位亲人，全部被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日本兵杀害。想当年，日本帝国政府的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到处乱杀一等良民，简直是在毁灭人类！天理何在？我的三位亲属无辜牺牲在残忍的日军的尖刀下，家破人亡，我的姐姐被比禽兽还不如的日本军人先奸后杀。对于这一切惨况的发生，日本政府应当负起一切责任后果，给予我们合情合理的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而言。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9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7）

蔡世有

198. 蒙难者：

蔡明型，男，26岁，耕作

蔡高旨，男，55岁，耕作

蔡高设，男，35岁，耕作

蔡高对，男，40岁，耕作

蔡兑，男，38岁，耕作

蔡明蓝，男，16岁

蔡明北，男，14岁

投诉人资料： 蔡明型之弟蔡世有（Chai Sey Yu），65岁，退休司机，祖籍广东桔西汤坝寨，身份证号0006557，现住于20 Jalan Keruing Kebun Tek Park Johor Baru, Johor，邮编8025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士乃上泗隆园，王梨及胡椒园。

投诉内容： 1941年12月8日，日本第一次侵占马来亚时，我才13岁，从那时起生活就变得很不幸。那时，我住在Selung Garden Senai Johor，在一个菠萝和胡椒种植园内工作。我们家七口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在残暴的日本兵登陆马来亚以后，我们的生活全变样了。日本控制了所有的食物(包括家畜)的供应，强奸无助的妇女，犯下各种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1943年春，情况尤为糟糕。那年，我大哥蔡明型和我二叔蔡高旨及堂叔父蔡高对骑车去Johor Bahru解决粮食配给证的问题。不幸的是，在回来经过Pandan时，他们被Kulai Division来的日本兵抓住了。他们被带到和关押在Kulai警局，三个人都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最后他们被带到Ayer Itam路33英里处的一座桥边，日本兵把他们的手绑在身后，然后将他们砍头处死。在我哥哥被推下河时，他只受了些伤，便假装已死。当日本兵走开后，他大声呼救，但没人敢去救他。第二天，他们都被葬在了河边。

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的遗骸才被收敛安葬在Kebun Teh中心公墓，这些都是我的一个蔡姓亲戚告诉我们的。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三位亲人遇害了，而那时已经是1950年了。

在我哥哥被抓的几个月后，日本兵彻底洗劫了Selung花园，大约有100人被抓走，我们家和许多邻居的房子都被烧毁了。我们藏在种植园和森林里活了下来，却一无所有了。我的细叔父蔡高设就是在这次被抓走的。我们从此再也没见到过他。我的叔公蔡兑是在家午睡时被捉，屋被烧，人被拉到一里外枪杀。当日本人来到我叔公家时，我正从他家出来，我飞奔逃入胡椒园，听见有数下枪声，命大不死。

我的堂弟蔡明蓝、蔡明北，住在古来七三园，在日本兵放火烧屋时都被烧死。在房屋被烧后，为了逃生，我们四处辗转，我们仅有的食物就是红薯和木薯淀粉。

日本人占领马来亚只有三年零八个月时间，却犯下了无数罪行。两颗原子弹阻止了日本人进一步破坏世界的和平，这真是一件幸事，他们是罪有应得。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6日。

黄金忠

199. 蒙难者：

黄芋，男，24岁，农工

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麻属武吉甘蜜新港19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4日。

投诉人资料： 黄芋之子黄金忠（Ng Lok），55岁，园工，祖籍福建永春湖洋，身份证号1891380，现住于马亚西亚柔佛麻属利×港，实廊路8 1/4支（Lot Pdt 7800, Bt 8 1/4 Jalan Serom, Sungai Mati, Muar, Johor）。邮编844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柔佛麻属实廊区，丹绒实拉区。

投诉内容： 当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一名平民劳动者，对于一切与世无争，每天为家中的大小生活而劳作。自从当年父亲蒙难受害而使得家破人亡，母亲也为生活所迫，在我童年时弃我而去。我父亲当年受到日本兵残无人道、毫无人性地杀害，他的死亡是非常冤枉与无辜的。如今我是受害者的惟一家属，在此，我希望日本政府以人道的立场，就我父亲的被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3日。

张小信

200. 蒙难者：

张克，男，26岁，务农

蒙难地点： 吉隆坡。

蒙难时间： 1943年11月23日。

投诉人资料： 张克之子张小信（Chong Siow Sin），50岁，祖籍广东揭西，身份证号7858356，现住于森美兰州淡边新村，门牌149号，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吉隆坡黑风洞山脚下。

投诉内容： 我们一家有祖母、父母亲、两个姐姐，我是遗腹子。大家居住在以前叫“大山脚”现在称黑风洞山脚下，养猪种菜为生。1943年11月23日清早，我父亲被日本兵逮捕，便一去不回头了。后来我祖母去探听下落，一些有幸被释放者告知，我父亲在狱中受到了殴打，被强迫喝下肥皂水，他是被活活打死在狱里的。连尸体都不知所踪。我要控诉日本政府，我父亲是无辜的，这一笔血债应给一个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5日。

李宝珠

201. 蒙难者：

李生姑，男，58岁，农民

沈县，女，58岁，家庭主妇

李启泰，男，35岁，农民

蒙难地点： 北干那那。

蒙难时间： 1942年农历一月二十日。

投诉人资料： 李生姑之孙女李宝珠（Lee Poo Choo），66岁，身份证号3010284，现住于21K,550,Bodok North Ave1, # 12514, Se1646 Singapore，邮编1646，日本侵占时住址： 北干那那（Pekan Nanas）。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0)

投诉内容：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日军不分青红皂白，毫无人性、残无人道地进行残杀，我的三位家人在北干那那被日本兵杀害。我的这些亲人是： 我的祖父李生姑，祖母沈县，我的父亲李启泰。我这三个亲人平白无辜牺牲在没有人性的日军兵的刺刀下，日军可以说是人类中最野蛮的。日本政府有什么理由不对受害人家族进行赔偿？这很不公平。日本政府对于在二次大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应当负起一切责任。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2日。

Teh Ah Soot202. 蒙难者：Teh Yong Chai，男，21岁，商人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1943年。

投诉人资料： Teh Yong Chai之姐妹Teh Ah Soot，身份证号2559516。

投诉内容： 我的兄弟Teh Yong Chai是个聪明勤劳又乐于助人的小伙子，很受周围邻居的欢迎。他是我们Teh家的独子，也是主要的劳动力。在日本入侵之前，他从15岁开始，就在Penang工作。在日军入侵后，他回到家乡搞些经营。1943年，在他21岁时，日军逮捕了他，并且无缘无故就把他折磨致死，连尸体都无法找到。我的母亲因为丧失独子的巨大悲痛，两个月不吃不睡，后来也死去了。我的父亲因为这些突然的打击，也病倒了。他的橡胶种植园和所有的经营资产全被日军抢走了。从此，Teh家这一支就开始衰落和消亡了。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0日。

庄玉泉203. 蒙难者：庄金泰，男，店主蒙难地点： 不详。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

投诉人资料： 庄金泰之子庄玉泉（Choon Kerk Serng），身份证号2238209,现住于92，Jalan 17/2， Petaling Jaya，邮编46400。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日本兵杀害了我的父亲庄金泰，他的店铺被烧成了废墟，所有的货物都付之一炬，我的母亲和我侥幸躲过了这一劫。在我父亲死后，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火烧光了，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辛，我母亲不得不拼命工作以维持全家的生计，她在日占时期吃尽了苦头。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我们财产的损失及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2日。

王霖盛204. 蒙难者：王茂利，男，69，商人王贵荣，男，19，商人王光成，男，17，学生王亚禺，男，14，学生王秀嫒，女，12，学生蒙难地点： 39 Sungei Kemang, Kota Tinggi, Johor。

蒙难时间： 1941年2月6日。

投诉人资料： 王茂利之子王霖盛（Heng Lim Seng），75岁，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0019844，现住于69 Sungei Kem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邮编81900。日本侵占时住址： 39 Sungei Kem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父亲、三位弟弟及一位妹妹共五人，是在日军入侵后在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抵抗情况下被日本兵无辜杀害的。日军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举世目睹及共愤的。所以希望日本政府应该给予我们合理的人身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5日。

205. 蒙难者：黄吉灵，男，12萧英娘，女，46蒙难地点： 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Malaya。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萧英娘之婿谢怡通（Chia Yee Toone/Chia Yee Toong），76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90325055019，现住于245 Lorong 9 Taman ACBE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新芭。

投诉内容： 我岳母萧英娘、妻舅黄吉灵，是1942年3月15日，在瓜拉庇朥港尾村新芭无辜被日军杀害的。我们的亲属当年是手无寸铁无辜牺牲的，日本政府应对日军当年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必须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25日。

刘炳荣206. 蒙难者：杨就娘，女，39岁，家庭主妇萧亚才，女，30岁，家庭主妇刘×荣，男，19岁刘招荣，男，17岁刘庆荣，男，13岁刘长荣，男，10岁刘富英，女，8岁刘丽英，女，5岁刘昌荣，男，2岁蒙难地点： 文律。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刘长荣之兄刘炳荣（Liu Ping Yung），68岁，商人，祖籍广东大埔，身份证号： 3015254，现住于4，Jalan Jaffar, Benut, Johore,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坡惹兰甫生街43号（43，Jalan Musang, Benut, Johore）。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8日，在日军“肃清”部队所进行的一次屠杀中，我的母亲、五位兄弟和两位妹妹遇害。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2日。

刘加荣207. 蒙难者：何细汝，女，11岁刘法荣，男，8岁刘亚麟，女，10岁刘加荣，男，7岁罗亚由，女，42岁蒙难者地点： 文律。

蒙难时间： 不详。

投诉人资料： 刘亚麟之弟刘加荣（Lew Kah Yong），59岁，商人，身份证号0694394，现住于No,1252, Jalan kukup kg Rimba Terjun,Pontian, Johor，邮编8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期间，日军“肃清”部队在一次屠杀中杀害了我的兄弟姐妹三人，我和罗亚由受了刀伤，侥幸得以生还。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25日。

罗海永208. 蒙难者：罗梦娇，男，38岁，农民罗秋源，男，36岁，农民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罗梦娇之子罗海永（Loh hai Yong），56岁，务农，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2330697，现住于19kg, Parit Tengah Benut Johore,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五条吧力（Ungu Parit, Benut Johore）。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期间，日军在一次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亲及堂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25日。

吴奉新209． 蒙难者：纪如花，女，45岁，家庭主妇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纪如花之子吴奉新（Go Hong Sin），69岁，商人，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2324036，现住于柔佛文律惹兰也吧22号，邮编82200。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文律码头进行的大屠杀中，我的母亲纪如花遇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2日。

罗永宏210. 蒙难者：罗素江，男，40岁，渔夫黄朝龙，男，25岁，种植工人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罗素江之子罗永宏（Loh Eng Hong），59岁，书记员，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1805572，现住于Lot 2175,Lorong 4, Pt Sayang, Benut, Johore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海边。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年1月10日，日军在文律码头的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亲和表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1)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5日。

梁慎言

211． 蒙难者：

梁丕日，男，55岁，商人

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梁丕日之孙梁慎言（New Sik Lian/Neo Sin Gian ），54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2329993，现住于26 Jalan Jaffar, Benut, Johor,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

投诉内容： 我祖父梁丕日当年55岁，是个商人。1942年3月8日，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他捉去，在文律码头把他枪杀了。如今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资格谈民主与人权。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9日。

杨易松

212. 蒙难者：

杨旭新，男，51岁，裁缝

丘梁清，女，49岁，家庭主妇

杨南群，男，3岁

杨淑兰，女，10岁

萧葵花，女，13岁

黄亚狗，男，1岁

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杨旭新之子杨易松（Yong Ah Boon/Yeo Aik Song），74岁，裁缝，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15029（2329761），现住于柔佛州文律惹兰惹吧24号（Jalan Jaffar, Benut, Johor），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文律。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文律码头的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母、儿子、妹妹、弟媳及外甥，我的这些亲人无辜被日军残杀，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我们一个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1日。

Saleha Bte Abd Hamid

213． 蒙难者：

Abdul Hamia B Gamat，男，20岁，部队番号： Heho 342。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a B Gamat之女Saleha Bte Abd Hamid，身份证号3325269，Suri Rumah，马来西亚人，现住于Batu 8 Kampung Gelam, Tg.King, Malacca Melaka，邮编76400。日占时住址： Batu 8 Kg Gelam，Tg Kling Melaka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是Abdul Hamia B Gamat的女儿。日军占领w.e.f的1942—1945年，我父亲被送到Papa New Gunie为他们服役。他们所乘坐的船被美国人用Tyopdo击中，他死了。和我父亲在一起的还有Baba Bin Abdul Rahman先生，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 Heho 350。这是我所知的我父亲的事。那时，生活很苦，量入为出都很困难。更多的信息请你和Baba B Abdul Rahman先生联系，他居住在8th M/S kpg.Gelam Tg.Kling 76400 Melaka。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20日。

曾思贵

214． 蒙难者：

曾Kim Chien，男。

投诉人资料： 曾Kim Chien堂兄弟曾思贵（Chen Soo Kooi），身份证号2483451，现住于297, Kanp Ung Baru, 2350 Semenyih。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堂兄弟曾Kim Chien被日本军逮捕。他被残忍的日本人拷打。他无法忍受无尽的拳打脚踢，最后在拘留期间死去了。为什么日本人要杀害这个守法的居民？作为他的堂兄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215． 蒙难者：

李桦卓（Lee Wah Cheak）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蔡大善、陈福来、游镜传、谢昭思、梁亚六等八人的资料为柯冰蓉女士调查提供。

投诉人资料： 李桦卓本身，男，76岁（已去世），住址： BLK 713 Clementi West Street 2，10119，Singapore 120713。

投诉内容：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约一两星期，我住在丹戎百葛（Tanjong Pagar）一排店屋楼上，白天在码头对面的日本造船厂里工作。某日，来了一名男子，并非日本军人，操着方言，极可能是日军的“走狗”，也是当时我们称为“汉奸”的华人，来逐家敲门，喊我们“所有男子，快出来！去排队受检证！”

附近屋里的男子陆续走出来，往旧丹戎百葛前面，现在的珊顿道一号（No 1 Shanton Way），便是当年的“大检证”现场之一。队伍排得很长，前方设一桌子，两个日本军人坐在桌旁，“汉奸”立在近侧，凡有人排到桌前，汉奸与日本军人或点头或摇头或耳语，交谈几句话，便决定该人是否应盖下“检”字章，有人盖在上衣的项后，有的携了手帕去盖。没有盖上章的人，被令立在一旁，以待集合，当人数凑够一车，便由军车开来载走。听人说，他们被载到海边射杀，或载到不知何处隐秘地点，被开枪“处理”掉！永远再不回来了。

我当时侥幸，拾回一条命，章被盖在身上的汗衫上，那二三十日里，每天都小心翼翼，穿着“检”字衣出入，连洗澡时，也先把衣衫脱下收好，不敢碰到水。直至穿脏了，又剪下“检”字，放在口袋中，随时准备日军截查，用以保命。携带“检”字出门的日子，持续数日，弄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已。

检证期间，传说岛上有六七处电灯柱上挂了人头，我亲眼见到一个黝黑、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丹戎百葛火车站对面，即是现在PSA造船厂外面的电线杆上。日军在检证期间，为了惩戒市民“不许违抗”，用杀鸡儆猴方式警告市民。

冲 击 事 件

我的出生日期并不很明确，因9岁丧母，父亲又不记得我的生日。1942年，登记上载14岁，而父亲说我应该是16岁，我之所以参加抗日的动机出于一件难以泯灭的目击事件。

李桦卓先生站在実龙罔路，指出当年他14岁，日侵新加坡时目击日本士兵射杀老人的现场

日军入侵那年，有人分派给我们日本旗。我当时逃难至山芭、碧山一带，我们村民被令列队欢迎日军从Johore（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渡过长堤入城，传说英军已投降，要我们观看日军骑自行车进入市区，浩浩荡荡，长驱入城，这景象令我感到极大耻辱。

不久，我又避难至梧槽大伯公附近。有一日，我到火城，朥明拉街附近，经过与実龙冈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日军在该处设了岗哨，有一两个日本兵在值班，拿着长枪。人们每当经过这个十字路口，都要诚惶诚恐，弯腰鞠躬而过，那时日军刚占领本岛，很多人尚不习惯这种礼仪。

当时有位老人，好像刚刚自坡底购粮食归来，骑着自行车，他也许太紧张，也许忘了，却突然记起要鞠躬的事，正想从车上挣扎下来，就在这一刹那间，日本兵士对他呼喝了一声，随即举枪，对着老人扣动扳机，老人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老人完全没有辨白余地，就这样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脚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这一幕，气愤得想随便在身边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击该日本士兵，以替老汉报仇。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从坡底买粮食归来，久候不归，心情该是如何焦虑不安，思及此处，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组织之决心。

参加抗日组织遭拘捕下狱

我家共有父亲和三个兄弟，长兄很早便潜入马来西亚，参加抗日组织，在马来西亚沦陷不久便遭日军杀害。（父名李焯辉，牺牲时50岁）。

老人被射杀事件发生后，我要求二哥（李荣卓）介绍，加入地下抗日活动，二哥便叫我与一位派送《抗日阵线》报的会员联系，那位会员叫我学习看懂这份报纸报道的活动内容，每次阅读完毕，再将此报传给他人阅读。

大约一年后，二哥被捕牺牲，父亲在二哥逮捕后受株连，惨遭杀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处组织名字及工作内容，我只与其中一人直线联系。二哥殉难后的两三个月，便轮到我也被日本宪兵队跟踪并拘捕。

地点在福建街，宪兵队来了五六个日本军人，穿便衣，把车停在离我住的旧店屋约50米外，我由两个便衣以肩胛夹持上车，押到奥思礼岗（Oxley Rise）的日军宪兵行刑所，是一栋大洋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2)

我们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杀害，是由于一位抗日组织的头头当两头蛇，把我们的名单出卖给日军，以换取自身安全，此人现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卖，被捕牺牲。

拘留所的拷问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中，宪兵轮流审问，日本兵喝着咖啡问道： “快把事实全盘供出！”

我回答： “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不愿说出同个组织的人名，我不想连累他人。日宪兵问得多，毫无答案，便开始动怒，咖啡喝完后便开始行刑，诸如： 拷问，用电流电击双手，捆绑双手吊起，特别是电击最痛苦，痛得全身颤抖，冷汗直冒，晕死过去。这样反复折磨多次，最后都带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点与拘留室分隔，设在不同的建筑物里。

拘留室中有其他数人共同关押，每个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被灌水，有的被电击，然而都是极其残暴的手段。我们被关押在里面，最怕听见宪兵的穿着军鞋的步行声，简直胆战心惊，闻鞋声色变，每回听见，便想不知谁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采用什么刑具，恐惧万分。

在关押的一个月中，每日审问一两遍，有时两三日一遍，并不定时。

终于有一日，幸运之神眷顾。我已被装绑上灌水刑具，险些要行灌水刑，一位高级长官模样人物恰巧路过走廊，见我是个少年，便喊道： “Dame！Dame！”（日语是不行！不行！）又一边叫士兵给我解下刑具。听说被灌水的人尤其痛苦，不但返回拘留室中日夜呕吐，状极哀恸，身体损伤也无法预测，日后有后遗症，很多人知道“医得好寿命亦不长”。

日本帝国法庭

由于连日来，在奥思礼岗行刑所，日军对我问不出情报，行刑亦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我控上“日本帝国法庭”（即今天称高等法院的地点）。我们一共有十六七名“犯人”被日军用几条粗绳捆绑，连成“一串”队伍，双手被反绑入庭。

我排行第三名，算是重罪罪犯。不久通译官经过法官宣判，宣布道： 现在法庭宣判你们的罪名。

李桦卓指出目前的新加坡高等法院，即为当年他受审判刑的“日本帝国法庭”

“第一位某某某，你参加抗日运动，犯法，死刑！”

判刑由前至后，从重至轻。法官宣判完毕，接着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可以说出来；或者想为日本皇军提供协助的，都可以发表心志，刑罚将可从轻发落。”

第一位犯人，惊慌得只知流泪痛哭，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法官说： “住嘴。”第二位也哭泣涕零，不过尚冷静地说： “要求减轻刑。”到了我，我没哭，只俯首向下望，法官说有话要讲吗？

我要求通译官传达： “可以发言吗？”反正不免一死，还不如鼓起勇气，把心里憋着的闷气吐露，于是我开始问道： “你们日本诸君为何不住东京？你们有家眷，家里也有父母子女，有天伦之乐吧？为何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跑到此地来呢？”

法官微微笑，点头，又说： “继续！”我说： “你们应当留在家里，不应来侵略他人国土。我们全体抗日，新加坡人全都抗日，我们本来就是参加组织的，不畏一死！不多求什么，只要求不判死刑，宁要终身监禁，请考虑。”

十六七人陈述完结，退场，休息。再出审时，军人列队持枪械武器，严阵以待，气氛恐怖异常，好像马上抄斩，人头落地似的。法官宣判： “再确实判词，这次不能改。”“第一位，死刑。第二位，死刑。第三位，本官判因少年无知，被他人利用，特宽大判他监禁十五年徒刑。”

那当儿，说实在话，我如释重负，如同由地狱边缘捡回一条命似地放下心头大石。

欧南园监狱经历

审判过后，我们一行十余人被迅速带至珍珠山附近的欧南园监狱。狱里设刑场，前述两位被判死刑的犯人，解至刑场，午饭都不让吃，便推上吊台，即刻正法，吓得我们面面相觑。

狱中生涯好比活人地狱，所谓稀粥全是浆水，只有几粒米飘荡，狱卒与犯人合共在院子里种植一种苋菜，高大如人身，茎粗长毛刺，许多人进食这类苋菜，死于肠出血，我也差一点送命。我被送进监狱里的医院治疗，不见康复。看见医院门前悬一死亡人数牌子，每日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大家都十分惊恐。我的肠出血症，幸得一位狱友向印度狱卒行善，冒险托人从外面带入一种汉方药物，才把病治妥。

我已不记得在狱中住了多少时间，有人告诉我，约两年余，由于饥馑与患病，在出狱时，只剩皮包骨。

1945年9月间，日军已投降，新加坡光复，抗日组织部人员来病院寻找我们这些同志，并接去疗养。我瘦弱得无法步行，奄奄一息，两手与脚像鸡爪那样僵硬，不能动弹，他们雇三轮车，把我送去“抗日出狱联谊会”，在今新世界（前维多利亚中学校址）疗养，当三轮车夫将我载至上述地点，瞧见招牌上写着“抗日出狱联谊会”，即刻婉拒车资，可看出当时人民对日本侵略之同仇敌忾，在战乱时人人都有秉持正义的气慨。

投诉日期： 1998年9月初。

黄宝珠

216． 蒙难者：

黄再炎，男

投诉人资料： 黄再炎之女黄宝珠（Ng Poh Choo），1928年生，现在住在BLK 52 Lengkok Bahru ＃08303，Singapore 0315。

投诉内容： 我是中国福建金门人，8岁到星洲。父亲本来是一个人过南洋，住在新加坡。1942年我大约12岁，排行最大，下有一妹一弟。

开战的时候，我住在吉宁街金泉村杂货店，日本军攻打新加坡，我们逃去成泰屋，现改名为荷村，租房逃避日军。

1942年除夕，2月14日上午，高射炮弹射来，落在我们家的厅，轰了个大洞。母亲当年31岁，她叫王桃。我父亲黄再炎去煮面线给母亲吃，当时行李箱等物置放在床铺上，母亲和弟妹同在卧房，父亲端面到厅上坐，我则在走廊，炮弹落下，当场把我父亲的双腿炸断，他当时正卷烟，连手也被炸断。

当时英军在我们门外挖战壕，英军见状，入门抢救，用药水及纱布包扎。我的手被弹片所击中，父亲与我同时被救伤车载去医院。由于分配入住了同一病室，我父亲因重伤而逝，我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地方阴阳两隔，悲伤不可言喻。

我住院数月，慢慢恢复。当时大医院都先抢救军人，我们老百姓却被送去疯人院医疗——杨厝港的红砂厘，疯人都放走了，把重伤人安排进去。

康复之后，医生问要回何处，或是仍留在医院，我说要回吉宁街。有人来带我去牛车水，有位老人认得我，说知道我是金泉村五脚基的人，邻居又将我带去咕哩间。

当时，母亲已去隆帮（寄宿）二婶的外家，母亲听我叫嚷找人，竟不敢相信我捡回一条命归来，相拥而泣。我们到处流浪搭住，后来才租到一层直落阿逸33号的房子。

我母每早做糕饼，我则捧糕到处叫卖。母亲也收衣洗，一大早便做，晚上做裁缝为生，工作得很辛苦，40多岁得了肺病，不能再劳动。我当时十五六岁，担下家庭重担，洗衣，帮佣，一个月只有几十元。

我23岁结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愿娶，后来找到这位（吕水可先生86岁），他大我17岁，死了前妻，40岁娶我，带着三个孩子来，我都一一给他们照顾成人。

日本军的侵略给我很大的伤害，我在中国金门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见父亲，没想到见了父亲，团圆后又遭到日军炮弹攻击，失去父亲是对我的一大伤害。我对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叶尚友

217． 蒙难者（投诉人）：

叶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现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即叶祖诒。二战爆发时，他们也属于筹账会的人，我当时在该银行就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3)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仪学校，躲避日军。之前也曾经避难到印尼，回来后家人安排我去樟宜。这一天，终碰上屠杀队，听说许旭林路有过大屠杀，更令我忧心忡忡，当我走近菜市（地名，现称勿洛菜市）某个近樟宜的庙，上山坡时，果见日本军队押人上来，我听到脚步声，赶忙躲入茅草堆里，不敢声张。后来听说那辆车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边屠杀了。

隔日，日本宪兵队的“生死官”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仪学校，这所学校也属于许阿仑园主家范围，轮到我，日本宪兵正犹豫是否要签押生死布条之际，另有一位斯文人大声喝我走开，把我送去一处集中营。

离开集中营后，回到村里，有一日，一位长胡子的好像朝鲜人模样，很粗鲁的一个人，叫我们去捉鸡，捉到后献上，那位粗鲁的士兵挥刀斩鸡头，连我的手指也劈去。

过两日，我去防空洞寻找银币包，因为手臂中毒而肿胀，差点儿送命！幸好这时候，遇见一位逃难的的士司机，他好心开车把我送去交给一位中医，以香枝烧除毒疮，肿才消退，手臂才慢慢地康复起来。

十天后，我回到坡底的万兴利银行工作，方才听说银行有一半职员在检证中被日军杀死。林文庆的儿子，也是被日本兵残害而死的。

我个人所知道的、印象较深刻的几件日军屠杀事件有： “谦美”米业，九八行老板阮世方，阮世方的女婿陈书源被杀害了，“谦美”的经理叶炳炎，日本兵押他们去一号货舱海边，要砍首，他逃了出去，现在已病得不能说话了。

永芳园避难所里有一个人，被令去捉猪给日军，后来被日军诬告是间谍，要斩首，斩首时他低下头，没被大刀斩到，却被斩去一边手臂。30年后，我见他在福建街附近，即“明珍”隔壁的一间香烟店卖烟，生活十分潦倒。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0日。

蔡大善

218． 蒙难者（投诉人）：

蔡大善，1932年出生，原籍福建漳浦。现在住在BLK 28，Jalan bukit Mera楼下超级市场附近。

投诉内容： 我今年77岁，属鸡，来新加坡已67年，10岁那年南来的，战争爆发时约21岁。

有人诬告我是抗日团分子，是卖花队队员。出卖我的人叫陈受丁（译音）。此人曾来找我，我不在家，便把我父亲捉去拷打。我妻不忍心，便叫我去找陈受丁讲道理，把我父亲换回来。

过了不久，暗牌（便衣警察）到我家来搜查，查到一本书，书中因有“爱国旗，国旗飘扬”的字眼，他们就冤枉我是抗日分子，藉口逮捕了去，把我押到丹戎巴葛香烟厂，以前叫和昌路，现在已改为儿童病院的地点，当时的日本驻军部队是10356号。

日本兵两人轮流拷打我。他们用斧头柄打我背部，直打到不支倒下去，要我供出抗日分子名单，我答不出，便持续又打又问，打累了，关入牢狱。拷打了两日，第三日便灌水： 用水喉灌。灌到昏过去，方才稍停，又用脚踩到涨肚上，让水从口倒流喷出，接着问： “招不招供？”不招又灌水，如是者反复又灌又问，不答便用巴掌打，并且骂人。

日本兵问我什么色（籍贯）人？答： 福建人，给他看通行证。又问我是真的吗？答是真的。

第四日，我妻子去找“大暗牌”帮忙，大概通过那位人士打电话给日本军部讲情，我终于在一星期后从鬼门关逃出，释放回家。

我被放出后，便不敢再往甘榜峇鲁，逃去福山（现在的红山）妈祖宫，里面有位阿伯叫沈添国，懂武术，他治疗我脸上的香烟疤，又治愈我背部伤痛。不过，仍留下许多后遗症。

我的背伤经常发痛，吃药很辛苦，又尿失禁，换了六个医生，也无法治好尿失禁。我眼睛被他们打的积伤，常常泪眼一片，朦查查，三年前已几乎失明，我现在没有办法看清楚东西，凭一点模糊轮廓知道你坐在对面说话。

讲到日本我就恼。那些去日本工作玩乐的人，是不知日本人之可恶。那些日本兵诬告我唱什么爱国歌，随便假借证据，冤枉平民老百姓，我并不是畏罪（因被诬唱爱国歌），而是为了父亲，“自投罗网”，我是代父受罪而入虎穴。

我认为我父亲当年是因为捐款给筹赈会而遭到逮捕。

我姑丈住Dover Rd附近，过去叫ABC酒厂，那一带日本兵活动频繁，白日值班，晚上出来肆虐妇女。姑丈家的房屋出租给一对夫妇，男人被杀死，日本兵抢夺了那女人强奸，后用日本刀刺死那个少妇，那女子貌美，还在新婚期间，日本兵十分残忍，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

我有11个子女，9女2男。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219． 蒙难者：

陈福来

陈朝根，男，40余岁

陈福裕，男，8岁

陈玉枝，女，7岁

投诉人： 陈福来，男，1936年生，现在住在BLK 95#07770，Commomwealth Drive。

投诉内容： 我只记得是在1942年发生的事。我当年有6岁，住花拉路的阿答屋，同住的有父母、兄弟6人、姐妹3人，我排行第四。阿答屋中共住两户人家，隔邻是我们的远亲，他们家也住了10人。

当日，我人在厨房，突然，过山炮打来，是日本兵炮弹，炸落时，我们家顿时乱成一片，惊慌与哀号，炮火过后，发现我三哥被炸破肚肠，大姐严重脚伤，我身上、肋骨上也受了伤。我们邻人则击中两个小孩的腹部，即刻丧命。

混乱声中，有人载我父与我及三哥到陈笃生医院。没几日，陈笃生医院也被炮弹炸毁，我们被院方转移至竹脚医院，我三哥仍留在陈笃生医院。

我父亲在事发的第二天想到陈笃生医院探视三哥，遭到日本军人半路拦截，不准进入医院的道路。他回家后便随便骗我母说三哥已死去，母亲含泪度日，实际上是父亲不知儿子是否尚存活人间，便不了了之，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无可奈何，无处伸冤。

我与大姐被安排住入竹脚，初时，医疗人手不足，没有医生照料，只是包上白灰（石膏），在里面住到沦陷后，大约两个月，由我祖母去领了出来。领去看中医师，在丝丝街，吉宁街，一家中医药行，他们用草药敷。

陈福来身上的伤口

刚刚回家时，除去白灰炸伤，部分皮干后，浮肿，连白骨突起，由我母把骨中浓血拔除，每日清除浓血。像鸡骨那样，取出共七根，上面三根，下面三根，取出后才慢慢复原，前后经历七八个月，这位中医师没收半分钱，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若是别人一定医不好。可惜我太小，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姐则双腿溃烂，在医院中死亡，我算命大，由我祖母领出医好。

我父亲和表兄在我们转入竹脚医院三四日后，检证时，一检不回头，被日本兵不知载到何处杀害了。我祖母每提此事便伤心落泪。

我曾遭遇日本人，让他们看我身上的两个洞，他们说那是朝鲜人打的。

以前我家楼下，尚住一位老太婆，头上有一道长长的很深的疤痕，为日军屠杀时杀错手留下的最佳证据，可惜她已死去。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4日。

220． 蒙难者：

游镜传，男

游镜泉

投诉人： 游镜传弟弟游镜泉，1914年生，原籍广东大埔。现在住在BLK 163 Bukit Batok Street 11，＃07158，Singapore 2365。

蒙难地点： 武吉班让客属公会。

投诉内容： 1938年左右，日本打中国，我只身由汕头乘船来寻长兄，打算在南洋谋生，父母都留在大埔，我父母育有我们四兄弟及一妹，只有我和长兄南渡。

抵达新加坡后，我就与哥哥及一班同乡住在武吉班让九条石（九英里）的工人宿舍中。日本军入侵新加坡，由兀？纵贯大道，突击而至，事发突然，我们都很惊恐，不知如何藏身避难，只有听天由命躲在宿舍。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4)

事情发生于1942年2月14日（大除夕），夜里10时余，我们住在离客属公会不远的九条石，几十个没家眷的单身汉，被拥入的日本兵带走，到了牛山，有个农场，我们被命在农场住宿一夜。

隔日下午2点多钟，日本兵押我们出九条石路旁的石厂篱笆下，我们都知道，日本兵进入武吉班让后，他们的大本营设在石厂再过，火车桥桥底下，照估计有二三十位日本宪兵占据该地点。

4点多钟，他们把我们带去石厂边，先杀七人（我在七人中），再将剩余三人带往他处，至于什么地方则不得知，后来音讯全无，应该也牺牲掉了。

七人名单我仍记得十分清楚，他们是： 我兄游镜传，陈玉，陈和，陈榷，赖溪，黄锡元。

我哥哥本来可以免去砍头之列，他的脚有肿伤，骗说走不动，宪兵叫他离开，却又见他能行动，便又叫回来，就在铁轨旁，一刀斩下头颅，可怕极了，被害时才27岁。我们那时双手都被反绑，无法逃亡。

游镜泉后颈处的刀伤，至今清晰可见。轮到我时，也同样在铁轨旁执行，宪兵一刀斩下，我痛得昏死过去，不知人事。两天后，苏醒过来，见有两三个日本兵仍在附近活动，我惊怕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却叫我“逃”、“回家”。

我赶紧逃到附近一客家人住屋，他们给我后颈刀伤处敷上青草药。后来人家介绍我去南洋医院（在海山街），就是现在胡赐道的父亲胡再坤医生，他为我缝合了十余针，医了三个星期才医好，他嘱我千万莫告诉他人是他医好的。

我是木工，当时工钱一天约有八毛至一块，我退休至今已有六年，最后一年月薪有2000元。现与妻子同住，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

日本鬼子野蛮无理。我是一介平民，何以惨遭屠杀，希望日本政府能道歉赔偿。我长兄年纪轻轻便无辜被杀害，就算赔偿了也难平我心中常年的伤害。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10日。

谢昭思

221． 蒙难者（投诉人）：

谢昭思（Chia Chew Soo），男，1932年1月出生，现在住在BLK 4, Ghim Moh Road ＃ 12250，Singapore 270004。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谢财善，母亲陈秀梅，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三。1941年，日本军入侵时，我11岁，家住阿逸拉惹路的一个新芭。

12月中旬，战云密布，轰炸机不断来袭，我们躲入多弗路（Dover Road）的一个村民合力挖掘的防空洞里。1942年2月14日早晨，突然来了一连队的军人，长行排列在斜坡上。

我当时在姑母的室里，突闻惊呼救命声，说时迟，那时快，我姑母已被日军杀死。日本兵钻入防空洞，用手电筒探照，他们穿卡基衣，披着渔网似的衣物，提着尖刺刀，呼我们出洞。当时，有同龄亲友蹲在地上写一行字： “先生，你叫我们做什么？”谢昭思当年被刺的伤

疤，至今还清晰可见。

日本兵用枪托狠狠击他背部，他立起身后，便连同我们一起被驱赶至一处鸭寮，那个先前写字的人，第一个被士兵用刺刀刺下去，送了命！

我舅父在人堆里喊： “快逃！杀人了！”

我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几个少年四散逃跑，我和我堂兄被他们在乱中刺了几刀，我还记得一个士兵拉我到胶林，一个拉手又伸脚把我绊倒在地，用刺刀刺我头，刺我身，我头和身上多处受伤，我只听到“卜”一声，就昏死过去，没有知觉。

倒下时，感觉极痛楚，身体像火烧似的。在昏死中，我梦见自己走入好像地狱之门，见到许多诡异的幻境，有阎王审犯，有成排的人头墓石，又有荒山野岭，我的身体在此间飘来飘去，最后由一个长者指示我走出生天（这段情景，我在日后写了回忆录，并绘了插图）。

我在泥堆里被活埋了两日后，竟奇迹般复活。醒来时觉得口渴，呼吸吃力，身上都是泥，我挣扎着身躯，用力扒开土堆，力图站起，但无法起立，站不牢，眼花身软，又倒在地上，如是者一爬一伏，在泥土上前进，一心想爬回家，赶紧见到家人。

我在爬回去的过程，路经不少尸首，也越过我们邻家女尸，叫阿云的，他父亲叫陈世昌，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阿喜，小的叫阿云。后来才听说，阿云很勇敢，为了不让母亲被日本兵杀害，她抱住日本兵的腰身不让刺，谁知日本兵刺杀她母亲后又反过身来对她刺了一刀，母女三人共赴黄泉。

日本兵血洗我们这个村庄，我家和伯父家共牺牲了九条人命。屠杀发生前，我家成员除父母兄弟姐妹外，另有父亲的2个叔伯夫妻，堂兄弟4人，堂姐妹3人，母亲方面的亲戚，有舅舅和舅母2人，远亲4人，共计25人，同居一屋，而存命下来的，仅4人而已。我先死了父亲，伯父谢财成，堂兄谢昭原，他当年只有15岁左右，还有舅舅。我母亲也身受重伤，不过，她有七个月身孕，很勇敢的坚持活到胎儿出世，才带着重创过世。

再回头说我匍匐爬抵家门，只见满屋狼藉，到处横卧尸首，女尸首占多数（亲戚），有的已浮肿，发出腐臭味；有个小孩尸体，大约一岁半，也遭日军用刺刀刺死。日军这样滥杀良民，真令人悲叹。

我大姐也身受重伤，躲在床下，不敢见人，我母亲见我回来，抱住我的头说，幸好我仍活着。她摸我头时的那种慈祥，我永生难忘，三个月后，她散手西行。我一生痛恨日军，为何令我丧失慈母，为何在我只有10岁时便尝尽这痛失慈母的痛苦，我常常暗自呼唤，暗自哭泣，我想要回我的母亲。可我母亲再也不会归来了！

我记起我们埋尸时，又经历了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村里人都开始收拾尸首，抬去掩埋，而我们家的大男人都被杀害，剩下妇女小孩，我母怀孕更不便做粗重活。母亲在悲痛下对伯母说，我们是女人，受了伤，又没有力气搬动尸体，将来也无力养育子女，不如带着孩子们跳入养殖的池塘，寻死算了。

一群孩子和两个妇女走到池边，伯母叫我们跳下去，我察觉到又要面临死亡，很难过，我刚刚从鬼门关逃回来，由活埋的土堆里逃出来，我强烈的求生愿望呼唤我，我不愿寻死，于是向大人喊： 我们不要死！大人和小孩都悲恸地哭泣。

邻人们听到哭喊声，纷纷赶来，劝解我们回家，又施予援手，叫了几个大男人来，合力把九具尸体抬到胶林里埋葬了，这才结束了眼前悲惨的困境。

过了不久母亲生下一个男婴，是我弟弟。母亲因受伤又精神郁郁寡欢，没有奶汁哺乳，我每天背着弟弟，到处向人讨奶汁，喂育弟弟。母亲不堪忍受折磨，不久就遗下我们撒手西去。我弟弟后来被伯母转送他人抚养。我们这群孤儿跟着伯母生活。

伯母是妇孺之辈，没有受过教育，那时她听说日军要来抄家，便把我们父亲、伯父辛苦积攒的英国统治时代的货币，一叠叠的放在火炉里燃烧，我们宽裕的日子，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在熊熊烈火中焚烧。日据时代，这种货币在黑市中叫价更高，可是妇女的无知，却让我们面临赤贫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算宽裕，父亲延师让我与其他同宗小孩念过几年私塾，少年时代替英军服务时，也偷师学过绘画。我在战后60年代，陆续写下自己经历战争的回忆录，并绘了多幅图画，包括当我昏死在泥地、魂游地狱的一幕幕诡异奇景，又有我亲眼目睹日军如何残酷杀戮村民，他们的暴行十分恐怖，有两幅画是我真实目睹，终身难忘。其一为一家六口华人，因夫妻是裁缝，领了印度人贩来的布制衣贩卖，而遭日军毒手，绑在胶林树上，连两个小孩都遭殃，绑了四五日，最后大概饿死了，路经的人都感毛骨悚然。真相是印度人偷走日军营中的布贩卖，以致株连这家人，日军用这种杀鸡儆猴方式警告良民。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8日。

222． 蒙难者：

孙绿娘大妈黄宝娘母亲梁悠远大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5)

王砚娘大嫂雷秀菊二嫂陈春来三嫂梁亚笑三姐梁亚五五哥梁亚冬四姐梁亚七七弟梁亚八八弟梁亚九九弟王爱娘侄媳妇梁序才侄男梁序马侄男梁序猪侄男梁郡和侄男梁富仔侄男梁妹娘侄女梁桂娘侄女梁桂桃侄女梁金碰侄男梁金廷侄男梁金枝侄女梁金风侄女梁金钗侄女梁金汉侄男梁胡椒侄女梁亚英侄女梁尾仔侄男梁玉华侄孙男梁春英侄孙女未取名字(二个月大)侄孙女台上左起第二人为梁亚六先生，他已于1995年过世。

投诉人资料： 梁亚六，男，1933年生。

蒙难时间： 1942年2月14日。

蒙难地点： 新加坡武吉知吗六英里。

投诉内容： 我的名字叫梁亚六，生于1933年。原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里，包括父母姑叔兄弟姐妹一共40人，住在新加坡西北部的一个叫林厝港的乡村。虽然大家不住在同一间屋子内，我父母和他们兄弟姐妹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本身也受到长辈们的宠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享之不尽的母爱与物质。

父亲名叫梁宙，在英国统治新加坡时取得英国人启新和南塔里的信任，被委托开拓林厝港数千亩的森林地带。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他不但把原来杂乱的草丛开垦成耕种田地，也把整个乡村建设的有条有理。他的功劳获得肯定，因此得到了当时殖民地政府和英国皇家的许多勋章和奖状，这包括了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封的OBE。我父亲的事业和生意蒸蒸日上，并当上了林厝港的村长，深获这一带居民的爱护。甚至林厝港内的一条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日军未攻入新加坡之前，为了全体家族的安全，我们搬进去武吉知吗六英里的一座拥有防空壕而且设备齐全的住宅。本以为能免受日军的轰炸，没想到这地方也逃不过后来的浩劫。那是1942年2月14日，也就是农历新年除夕日，大约中午时刻乘搭三辆大卡车的日军来势凶猛到我家，凶神恶煞地要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和几位亲戚不在家，日军分批把我们一家30多人包括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从防空壕里拖到地面。他们声色俱厉地呼喝，拳打脚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我们，连老妇与婴儿都不放过。日军刺杀的手法非常残酷，一刀接一刀不停地往受害者身上刺，有的还把刺刀在肉体内转了一下才拔出来。个个被刺的亲人嚎啕大哭，不停地捶胸痛哭和呼天唤地。个个都皮开见肉，血流如注，四处飞溅，死不暝目。当时日本兵的残酷动作与那刻骨铭心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我这9岁小孩的心灵里。

日军不但对我们的哀声惨叫无动于衷，更变本加厉地杀害我们这一群手无寸铁而大部分是妇女小孩的无辜人民。在屠杀十多人后，日本兵暂停休息，个个汗流夹背，一边不停地抹汗，一边叽哩咕噜地说话。我们则心惊胆战，不断地颤抖哆嗦，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不久，凶暴的日本兵又开始残杀我们。由于恐惧，大家都挤在一起，被日军包围住。我这时站在人群中。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我们，接着惨叫声四起，一个个卧倒地上。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与那时的悲惨场面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从中午杀到晚上，日军才离去。这场浩劫使我家族失去了30多个亲人和一大批贵重的金银珠宝。我被当时身受重伤的佣人从死尸堆中拖出来。目睹周围堆满亲人的尸体，身上又沾满血浆，浑身无力。大腿内侧挨了数刀，痛苦不堪。我带着重伤走向武吉知吗七英里，又遇上日军以机关枪扫射，还好天空一片漆黑，没被子弹击中。我躲在草丛里过夜，隔天有一位经过那里的日军的劳工发现了我，他脱下外衣给我穿。这位善心人是被日军抓去为他们挑担子的华人。

梁亚六家族墓地在日军占领的三年多里，我吃不饱，穿不好，居无定处，必须依靠别人帮助。往后的日子里，我每当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悲从中来，无法入眠，不思茶饭。虽然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的所作所为逐渐淡忘，我却无法忘怀。历年来，每逢农历新年除夕日也是我那些死亡亲戚的祭日，我无法跟多数的华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过年。每逢清明节日，我都带着沉重的心情到武林山被日军杀害的亲人的坟墓前悼念，数十年来如一日，以往的悲惨遭遇，无法得到公平的赔偿，使我终身耿耿于怀。

经过了这痛苦的51年，我已经头发苍苍，如再不出声，再不说话，我死后这段悲惨的家仇家恨将永久得不到应得的偿还，我将对不起那些惨遭日军杀害的所有无辜亲属。因此，我坚决地认为现在的日本政府应该负责51年前日军对我家族的屠杀与劫掠，在我有生之年给予适当的赔偿与道歉。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

1． 1989年7月20日（星期二）《新明日报》，叶寿权： 《蝗军杀我九亲人》

新闻正文： 虽然事隔40多年，港尾村全村600多人被杀，只有30人逃出生天之情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蝗军疯狂屠杀，造成尸遗遍野，鬼哭神号，他们禽兽不如，是魔鬼的化身！”

坚持讨回公道

港尾村大屠杀见证者孙建成斥责蝗军暴行

孙建成是一名的士（出租车）司机，每天穿行首都梳邦国际机场路线，他对本报说，在1942年3月16日，这个他永世不忘的日子里，蝗军夺走他9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生天，当时他才7岁，祖母则65岁了。

在其他罹难者家属的配合下，孙建成将继续寻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家人作出应有的赔偿，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东西，日本政府若这样做，将表示他们承认犯下错误，并负起责任……

在港尾村被蝗军屠杀的孙建成亲人计有： 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

日军入村屠杀

1942年，孙建成只有7岁，在一颗小小的心灵上，即烙下了悲惨而不可磨灭的创伤。

孙氏追忆往事时，连每一个小节都记得十分清楚，宛如这幕悲剧在昨天发生一样。

“1942年3月16日早上大约7点多，我跑去镇上路口看热闹，当时日本脚车队以2人排成2行的行军队伍，缓缓而过，后面紧跟一辆黑色的汽车，里面坐着一名军官……”

蝗军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手无寸铁

的村民，此情此景令人发指。

孙建成说： “港尾村村长杨金鸿之前已接到消息说日军将来这里和居民对话，并派发安居证。”传话者是严田中尉和侨本少尉。这两名军官还下令村民要夹道欢迎日军抵达，以示敬意。

杨金鸿于是以村长身份吩咐村民热情欢迎日军，就好像全体村民那样，有谁敢违拗日军的意思呢？

由于村长早已吩咐在先；一些日本兵跑到村民屋前指手划脚讲出一番人们听不懂的日本话时，村民就知道要出去小镇，等候日军到来。

只有十多间店面的港尾村小镇大街，斯时间变得热闹起来，当时已聚集了大约几百名村民，他们都被令坐在草场上。

躲在五角基看热闹的孙建成，当时望见地面上堆砌着一堆堆的枪杆，上面插着阴森森的刺刀，小小心灵彷佛觉得这里快要发生大事似的。

大约80名日本军人在大块朵颐，狼吞虎咽似的饱尝美食后，就有所行动了……

想到这里，孙建成说： “我们全部受骗了，蝗军有这么好心派发安居证？”

当时，大约是早上10点多吧，日军拿起枪杆，把村民团团围住，这时，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了，老妇、幼童，甚至是大人都哭了起来，无助的哭声传遍整个山野……

婆孙躲进床底

孙建成说，蝗军这次不想浪费子弹，首先把人群分散，然后以枪杆上的刺刀逐个杀！

“我不知道其他人被押去哪里，我的11个亲人，父亲、妹妹、姑母、姑丈等等都被分开押走。”孙建成说： “祖母和我则押在一块，朝着芭上的2间屋走去。”

遭日本蝗军残杀的森州港尾村

六百余人的尸骨，被掘起之影。

孙建成和祖母进入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已有八九个人蹲在地上。当时有一名日本军人，在他们婆孙俩面前，用碗背磨刀，示意杀人……

这个军人出去了一阵子，又回到屋内拿枕头，不知有何用处。由于出去两趟，孙建成婆孙俩才有机会躲进床底，逃过厄运。

婆孙俩躲进床底不久，就开始听到村民嘶喊及尖叫声，他们纷纷被刺杀了。

回忆往事，想来命大，孙建成追忆说，看守他们的这个军人，也许是故意放他婆孙俩一条生路，竟然连床底都不去搜查。虽然如此，几百条村民的性命，却在同一时间丧失。

佯言对付共党

孙建成斥责蝗军在港尾村刺杀600多名无辜的村民后，自称只是对付共产党。

他说，蝗军当天区区数十人在面对这么多共党时竟然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杀？这简直是鬼话，自欺欺人，有谁会相信？

40多年来，就好像港尾村蒙难者家属那样，孙建成希望日本对蝗军大屠杀事件有所交代，并交代清楚。

他也希望日本不要堂而皇之地指责别人滥杀无辜，因为日本曾犯下更严重的大屠杀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1）

2． 1994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蝗军刺九刀死里逃生，杨振华受邀述血腥暴行》

杨振华说：日本蝗军用刺刀从我的背部猛插后，留下多个伤痕。

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马来半岛时，干下一连串滥杀无辜良民的罪行，有关人神共愤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体到处暴晒，冤魂遍野，真的是鬼哭神号，悲惨万分。

当年日本蝗军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展开大屠杀行动，共有67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刀尖下，连村长杨金鸿也不能幸免，一家26人被杀光，只有儿子杨振华一人被蝗军刺中九刀后大命不死，劫后余生。

杨振华，现年60岁，目前居住在森美兰州芙蓉小甘密忠诚园住宅区，在瓜拉庇朥联合巴士有限公司任职。

杨氏受到日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于12月5日飞往日本，在该国六个城市举行的“亚洲公开讨论会”中，为蝗军大屠杀暴行史实作出证言，以下是杨氏讲述的当年亲身经历的悲痛事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半岛时，杨振华与家人是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居住。

当时的港尾村约有100多间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余名。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种植香蕉、黄梨、木薯，同时也养猪、养鸡、养鸭等。还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园丘当割胶工人。

一家26人被杀

杨氏父亲杨金鸿，当时是港尾村村长，他们一家大小26人，包括祖父，祖母，父亲，两位母亲，两位叔父，三位叔母，还有姑姑，多位堂兄弟姐妹，以及他本身的兄弟姐妹共9人，全部都牺牲在蝗军的刺刀下。

1942年3月15日下午3点多，一队日本蝗军骑脚车进入港尾的“香蕉芭”，先将该处的七八户人家杀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

当天下午5点多，该批杀人放火的日本蝗军从香蕉芭出来，到港尾村街场，驻扎在当地的华文学校里。他父亲身为村长，便带了一位姓陈的年轻人去会见日本蝗军军官，以示尊敬。该年轻人会讲日本语，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战争发生后，这批日本妇女即被英政府扣留）。

后来，他的父亲叫人杀猪、杀鸡、煮饭，请日本蝗军吃晚餐。接着蝗军军官命令村长通知村民们，于次日上午9点钟，必须到街场店铺前面的空地集合，等待领取“良民证”或“安居证”。

16日早上，另一队日本蝗军也蹬着脚踏车进入港尾村，与较早前驻扎在华文学校的蝗军会合。当天村民都遵照蝗军的命令，陆续到达会合地点，而日本蝗军也早已在空地四周列队，他们的步枪都装上了刺刀，街口还架着机关枪。

过后，日本蝗军将集合在空地上的全村男女老幼村民，分成数十人一组，押到店屋前面或后面的果园、荒地、烂芭（低洼地）等处，然后再分为七八个人，或十多二十人的逐次加以刺杀。

杨振华当时已经安排在即将被虐杀的人群中，他看见村民一批一批被蝗军押走，同时也听到他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哭声、呼喊声，以及惨叫声……

过了不久，终于轮到杨振华一家人了，他与父亲、祖父、叔父和其他几个村民被押到屠场去，日本蝗军强迫他们跪下，上身向前俯，两手着地，蝗军于是从背后用枪口刀向他们猛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2)

昏死后醒来

杨氏当时被刺了九刀，尖刀由背部刺下，一直穿透到胸前，由于他当时把右手掌按在胸前，所以无名指被刺断了两节，他被刺后便昏死在尸体堆中。

日本蝗军的尖刀从背部直刺透过胸前，把他右手的无名指刺断两节。

次日天亮了，杨振华醒了过来，看见父亲卧躺在地上，便伸手去推他，叫他起身逃走。但是父亲没有反应，他已经死了，背上有两个染血的刀孔。当杨氏进一步向周围观看时，看到祖父也死了，叔父也死了……他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惨死在日本蝗军的刺刀之下。这是一场野蛮、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杨振华终于痛哭起来……

在那遍地尸体的村庄一角，另一位刀下余生的小孩，听到杨氏的哭叫声，也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们于是向街场走去。杨氏当时想要回家，走了不远，忽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心想蝗军一定还没有离开港尾村，马上又转头回到尸体堆旁躺下来。后来他们果然看见蝗军在港尾村街场放火焚烧房屋。

遇救命恩人

杨振华那时在尸体旁躺下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当他感到口渴了，肚子饿了，便到小溪边喝水。他在其父亲尸体边又躺了一夜，现场的血腥味吸引了一种黄褐色的大蚂蚁爬到他身上的伤口吮吸……情况惨不忍睹。

到了第二天，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杨振华便与那位姓叶的小孩，再次向街场走去，他们看见该村的店铺和住家全部被日本蝗军烧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叶苟悲伤地追述48年前家人在港尾村遭日本蝗军惨杀经过。

他们在那儿遇见一位好心的广西人，当对方知道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后，便带他们回到附近的“石岩门”，住在公司屋（工人宿舍）里。该广西人用草药为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被蝗军刺伤、死里逃生的村民们治疗伤口。那位救命恩人收留了他们两个多月，终于把他们的伤口治好了。

（参见本节案例2）

3． 1990年2月24日，锦华： 《一家六人惨死日军刀下——叶苟目睹父亲被杀心灵伤痛毕生难忘》

讲起日本蝗军于1942年3月16日在庇朥港尾村暴戾不人道残杀无辜，前日现身的另一名余生者叶苟，在接受报界访谈时，大有旧仇新恨之慨。

他在日本反战组织领袖之一的林博史之跟前默默无语，他只希望反战分子能将当年的史实公诸日本社会，为无辜牺牲者申诉。

叶苟，现年已经57岁，当年他只不过是个9岁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杀中对他下毒手的刽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后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该绝，给他生还，但是他的至亲共有六人却惨死在蝗军的枪尖下，此种悲天动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灵创伤。憎恨，毕生不会忘掉。

当年他与父亲叶庚，生母郑娘，父亲的大婆黄四，姐姐正娣，弟弟显房与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养猪种植为生，父亲且兼看管庇朥大伯公山——中华义山，在义山的宿舍，他的父亲还有一位第三太太陈祝英。

叶苟也证实，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队日本荷枪脚车队开到港尾村，父亲一早用脚车载香蕉到庇朥市场去售卖归来。

母亲听说已有大批日本兵开到村内，大家都感到害怕，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他说： “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

父亲且说： “我们绝对不能逃跑，否则日本兵生气会杀掉全村人。”

就因为父亲的一番话，我们举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队日本蝗军来到家里点算人数，说是要发安居证（良民证），吩咐一家人不可离开，说完后离去。

过了不久，另一个蝗军来到，吱吱咕咕再点算人数，并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跟着他走。

叶苟说： 到了市镇，那边早已集中了许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听蝗军指示排好队。

“我看到日本兵都将枪‘三角交叉’置于路上，他们嘻嘻哈哈在饮食。”

日军吃饱后，不久，一名类似军官者，在武装日兵护送下，抵达旷场，与在场的日兵交谈一阵驱车离去。

紧接着，在场的蝗军队长开始下令，将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队队，每一队十多20人，各由两名持枪刀的蝗军带领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带去的人都一去不回头，另带一批离去，除了听见惨叫、嚎啕声之外，就不见有一个村民回来。这时大家才知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欲逃不得，求救也无门，只有听天由命。

大约是中午时候，除了父亲紧牵着我的手之外，母亲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队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边屠杀

叶苟解下上衣，让笔者见证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

我和父亲及其他村民约20人被押到一条小河边，蝗军用枪指指点点，令我们仆在地上，父亲牵着我不肯仆在同一队内，但最终也屈服仆在另一边，这引起蝗军生气，枪尖恶毒地一刀刺在父亲之背部，并且脚踏住父亲身体，将枪刀拔起，父亲惨叫，蝗军狞笑，我则在旁大呼大哭，结果背部也被刺了多刀，我也昏死过去……以后其他的同伴当然也都被杀。

直到傍晚我苏醒过来，庆幸自己并没有死，只见父亲仆地动也不动，我哭着去拉父亲，但一动也不动，我痛哭。

这时我也看到同来村民的尸体，也看见一名满身受伤未死的小孩，他就是余生的杨振华（村长的儿子）。

我们两人负伤本能地离开现场，不知痛，也不知怕，只怕见到日本鬼。

一路上，只见浓烟密布，尸体满山野，远远发现有日本兵，吓得我们又仆在地上，很久以后，见日本兵离去，再起身向村里行。

在路上遇到一位受伤，肚皮露出恐怖肠肉的负伤妇女，她叫杨玉妹，她说要回家，但已是有家归不得，结果，我们只好落难，挨着痛苦走到一片胶园，伏在胶房似昏似迷住了两昼夜，只以脏水充饥。

叶苟说： 第三天，我们为求生存，再次踱出胶林，走向被摧毁的村庄，幸运地遇见一位好心的高州人，他带我们到他的家，那地方应该是石叻门的木厂，日本兵没有杀到这地方。

在那边我们见到很多位身中刀伤，死里逃生的村民，都是由高州佬采草药为他们治刀伤。

叶苟指出： 我在高州佬的家里居住及接受医治十多日，深深感激高州佬的侠义精神。

叶苟另一个居住在中华义山宿舍的母亲陈祝英，已获知港尾村全村罹难的消息，但没有人敢涉足港尾村，心知其夫及一家人可能全部被杀，感到非常悲伤。

十多天后竟然有人传来消息，知道叶苟受伤未死，并由高州佬收留医治，即刻遣人到石叻门将叶苟接到义山宿舍，延医为他医治。

叶苟说： 待我的刀伤复原后，陈祝英派出义山工作人员，由我带他们到父亲遇难的河边，由于事隔十多日，遍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但我认得父亲的腐尸，但无法收拾，工友砍一枝木棍在尸体边立木为据。

再过一段不知多少日子，其母才促义山工友将他父亲的骨骸收拾，移到中华义山埋葬。

因此他肯定父亲的骨骸并未与其他的罹难者埋葬于一穴，不过另两位母亲及姐弟的尸骨完全无从认领。

叶苟感慨万千地表示，时间虽然能冲淡一切，但蝗军惨无人道的港尾大屠杀，以及一家人无辜地惨死在魔掌的历史，是毕生难忘的。

数十年来，为了生活，他离开伤心地到外地去谋生，至今才有机会回到庇朥见到日本反战的林博史，并能够将本身的不幸遭遇吐露，以作为蝗军血腥无人道无辜杀戮百姓的史实印证。

（参见本节案例3）

4． 《星洲日报》增版6，郑顺智： 《蝗军血洗港尾村又一明证——全家七口死剩一人蔡德胜中刀不该绝》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3)

1942年3月16日，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士丁宜）展开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600多名手无寸铁的华裔乡民全部被斩头，想不到尚有不少命不该绝者逃出生天。

惨剧至今已将近半世纪，随着不久前蒙难遗属展开挖骨建纪念碑，加上日本反战分子前来搜查史实而掀开这宗惨案始末。

昨日，当日本和平反战组织一要员林博史教授到来访问一些当年死里逃生者时，因此又有两名当年负伤“死里逃生”者现身追述遇难之过程。发安居证为藉口

蔡德胜，现年60岁，当年他只不过是10多岁而已，一家七人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其他六人，包括： 父亲蔡湘郎，母亲，姐姐蔡菊英、谭妍，弟弟德修、德明，都惨死在蝗军枪尖下，尸骨无从寻觅，遗恨终生。

蔡德胜讲述蝗军

杀害他一家

蔡德胜在记者访问时称： 他的父亲蔡湘郎，当时与家人共住在港尾村，务农为生，父亲为其亲戚管理树胶园，生活美满安乐。

1942年3月16日，他知道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脚车部队到达港尾村，以发安居证为藉口，召集所有的村民到街上旷地集合，所有村民谁也不敢反抗，也不知道这是死亡的前奏。

当全村的人，男女老少都集齐后，在日军号令下，这些待宰的村民被分成一组组，每组十多名，各在两名或三名日本武装蝗军押送下，被带到不同的方向而去。

他说： “当时我根本没有跟父母姐弟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们被押到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只领悟到，一组组的人一去不回头，只能听到惨叫救命声从远近传来。

“我自己被混在另一组里，被押到河边的一个斜坡，手持枪刀的蝗军露出狰狞的脸孔，示令大家排成一排，蹲跪在地上。”

“惨唉！我被排在最后的第二人，眼见惨无人道的蝗军，一刀刀刺在每个人的身上，一个个惨叫而倒毙。”

一刀穿腰而过

在此种情况下，心里想死定了，果然日军一刀刺到他的右腰间，仆地倒下，但冥冥中似乎注定不该死就不该死，那一刀虽然穿过腰间，但并不中要害，昏迷中隐约听到日军吱吱咕咕，并在小河中洗东西。大约半小时之后，他完全苏醒，不见蝗军，只见同被押来的人的尸体散布在周围，惨不忍睹，不知道什么是怕，也不觉得痛，只是心里很悲痛。

他说： 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在最恐怖最痛恨的时刻萌生之念更强，忍着痛苦，负着重伤，爬行至森林边缘，就在那里迷糊地度过漫长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只望见村里烟雾密布，那是蝗军杀了人放火烧掉房屋，四周寂静，到处尸体，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森林，向村里走，不知何去何从，也看不到父母姐弟亲人，下意识地明了，他们全部是难以逃过劫数。

负伤走到一间未烧完的房屋，屋外有一口井，巧遇另一名同村负伤逃生的“发油仔”，他很悲愤，觉得生不如死，叫我一同跳井自杀，以免出去又被日本蝗军杀掉。

他说，他不愿这样死，也劝“发油仔”不要跳井，一同出去求生。

负伤蹒跚逃走

他们一同负伤，忍痛，挨着饥饿向着“石叻门”走去，那时日本蝗军可能全部已离去。

港尾村被蝗军滥杀数十年后挖出的骷髅，移葬在纪念碑。

就在石叻门附近，他们幸运地遇到一名高州人，他是一位好心的人，带他们到他的家，石叻门的森林，以后蔡德胜知道这是一间当时的锯木厂，那边早已有很多受刀伤的同村人，惨叫呼痛，此情此景，悲忿填膺，无语问苍天。

这位侠心的高州人很热心，每天到森林里去找药草，为伤者洗伤口，敷草药，然后协助伤者离开到庇朥各地去。

蔡德胜说： 我在高州人那边给他疗伤约十天，伤势大为好转，才独自离开，孤身到庇朥，投靠当时胶商裕和号张耀泗，因为以前我父亲看管的胶园，胶片都是卖给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当年救他为他医治的高州佬。

在庇朥裕和住了两天，带着悲愤的心情到芙蓉亲戚家，那是他父亲管理胶园的园主，获得留下长住。

他痛恨蝗军的无人道血腥惨杀行为，使他家破人亡，只有他逃出生天。

（参见本节案例4）

5． 1993年2月21日《中国报》，陈逸平： 《阿伯控诉——逼我带路找共党蝗军踏烂手脚趾》

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王伍尾是一位年约20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当时他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目前的巴力丁宜），以农耕为生，当时过着的是一段相当清苦的生活。

想不到生活在平淡的日子里，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幸事件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日本蝗军不知从哪里得到错误的情报，诬赖他是共产党的成员，将他扣留后以各种残忍的手段逼供。由于王伍尾与共产组织根本无关，因此对蝗军提出的问题也一无所知，所以完全没有答案，谁知蝗军因此而恼羞成怒，以军靴踩踏他的一双手掌的十双手指和右脚的五双脚趾，以达到逼供的目标，结果造成王伍尾的有关手指与脚趾后来因为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腐烂了……

酷刑逼供

王伍尾今年已经是一位72岁高龄老年人了，祖籍是广东海丰。不过他在很早前已经皈依了回教，另取名为“雅谷敏沙末”，目前是居住在瓜拉庇朥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靠着一双仅有少许拇指，而没有手指的光秃秃的掌盘，为该乡村地区内的居民修理脚车过活。

王氏指出，日治时期，他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内部的石叻门山顶区。1942年，日本蝗军在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悲剧前三天上午八时左右，他在踏着脚车朝着瓜拉庇朥市区而行时，在途中被三名日本蝗军截停下来，原来对方硬指他是共产党成员，并迫他马上带领日军进入森林攻打共产党的营寨。虽然王伍尾当时曾表明他并不是共产党分子，不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可是对方怎样也不相信，一定要他带路进入森林对付共产党，结果当时一行人进到森林地带走了一圈而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天，王伍尾回到瓜拉庇朥，那些为蝗军服务的爪牙仍不放过他，将他带到瓜拉庇朥警局扣留起来。当时扣留所内早已有数十名人士在那儿，各人都被蝗军或爪牙以种种残酷的刑法来逼供，惨叫之声此起彼落，教人听了都感到心寒。

王伍尾被送进扣留所后，有关爪牙迫他必须供出共产党的下落，否则将会蒙受更多苦头。由于王伍尾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无所知，只好哑不出声，对方在盘问中得不到任何答案，因而怒气冲天，除了拳击脚踢之外，同时进一步以军靴跟底，将他的一双手的十只手指，以及右脚的五只脚趾踩踏得稀烂，鲜血不停地流。当时的他，受到这种没有人性的蝗军的折磨，的确痛楚万分，恨不得马上死去，以避免继续遭受血肉之躯的痛苦。

草药治伤

王伍尾的右脚没有了脚趾，虽然过了51年，其伤口还不时流出血水。

后来他得到负责瓜拉庇朥区军事的日本军官岩田亲自下令释放，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当时王伍尾一双手十根手指和右脚五只脚趾的伤势非常严重，于是便到医院求医，但是医生对他的手指和脚趾几乎变成肉酱的情况，表示无能为力，只给了他一些药品暂时敷住伤口而已。

当时王伍尾的母亲和两位妹妹都居住在马口，事后他虽然重回巴力丁宜的住处，但是在那里他举目无亲，有谁来照顾他这位受了重伤的人？结果天无绝人之路，当地一位外号叫“曹操”的农民对王伍尾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于是收留了他，并想办法采草药替他治伤。

自我训练

当时求生意志坚强的王伍尾并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虽然一双手和右脚已经残废了，可是他并没有倒下去，反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了日后的生活，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底，自力更生。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4)

王伍尾于是进行自我训练，以一双侥存少许拇指的秃手来做日常工作，同时在一位好心的小园主的关照之下，初时允许他以缓慢的速度来练习割胶，后来割胶工作比较熟练了，生活才安定下来。

王伍尾因为日本蝗军当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而造成他今日残废一生，过去的一段惨痛的经历是他毕生难忘的。他除了痛恨日本蝗军胡乱诬赖好人，不问青红皂白而采取残忍的手段迫害之外，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对当年蝗军的暴行负起责任，必须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6）

6． 1996年7月12日《南洋乡情》： 《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邓亚梅下月初赴日本索蒙难赔偿美金20万》

〔吉隆坡11日讯〕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下个月以日治时代蒙难者的身份，出席日本的第六届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同时向日本政府索偿20万元美金。

她昨早在十五碑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她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3月16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当年她年仅14岁，当天她的父亲邓宝（当年60余岁）、母亲熊玉香（当年62岁）及哥哥邓甘兴（当年24岁）与森州庇朥港尾村数百名村民，一起死在蝗军大屠杀的利刀下。她心有余悸地说，当日年幼无知的她在母亲的保护下，在乱刀下身中18刀，不过命大，待蝗军离去后的第二天，侥幸生还的村民，在尸臭味熏天的尸堆中，发现她气若游丝，马上把她带到山上敷药治疗，经过漫长的两个月的疗养始复原过来，使她大难不死的捡回生命。

被蝗军猛捅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左），下个月与孙建成出席日本的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图示他俩展示起获大批骷髅的照片。

她昨早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

孙君透露，他与邓女士是代表大马单位，受邀出席这项在东京的千叶县举行的研讨会，历时两天，即8月9日至10日。主办当局是日本民间律师团，出席者享有免费膳宿。

他指出，除了他俩，另8名庇朥的会员也自费的参与这项盛会。

他打算向大会提呈四项提案，以便在大会的协助下向日本政府追讨每名蒙难者家属20万元美金的赔偿。

这些提案包括： （1） 215名会员投诉家属在日治时代无辜被蝗军屠杀。（2） 46名被派到泰缅建筑死亡铁路的生还者要求赔偿。（3） 7名会员追讨俸纳金，日治时期，全马人民缴付给蝗军的俸纳金高达5000万零吉，包括新加坡人的1000万零吉。（4） 227名会员向日本政府要求更换日治时代的896万日元，当年日本政府在大马发行多种面额的“香蕉钞”。

他最后指出，目前筹委会在全国有582名会员。

（参见本节案例7）

7． 1988年5月28日《新生活报》，严常： 《扛锄头翻尸救女孩走后门跳井活命》

8岁的女孩上半身，被父亲的尸体压住，她的左腿及其他部位，给日本兵用枪尾刺刀刺了九刀，后来被伯父发现，把她背起，鲜血滴在走过的路上……

讲话细声细气，看来有点怯弱的陈谭娇，今年54岁，在马口（Bahau）住家，第一次接受新闻记者的访问。

在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675人的暴行中，侥幸生还者之一的孙建成，小时候也见过陈谭娇。

46年前，陈谭娇只有8岁。

文文静静，瘦瘦小小的陈谭娇，时常给大伯陈和牵着小手出港尾村街上，到咖啡店里喝茶。

在外人看来，大伯非常疼爱陈谭娇。孙建成孩提时，还以为时常牵着陈谭娇，到店里喝茶的那个50多岁老人，就是她的父亲。

陈谭娇能够活到今天，救命恩人就是大伯陈和。

陈和从井里爬出来，在死尸堆中找到身中九刀，成了血人似的陈谭娇，背去村尾的“石栏门”找中医，用青草药治疗伤口。

有如再生父母的大伯，已于三年前在中国逝世，享年90多岁。

8岁的小女孩，日本兵如存心非置她于死地不可，一刀就可以送她归西天。

8岁的陈谭娇身中九刀居然不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从这个谜一样的残酷际遇中，似乎可以探讨出人性中善良或罪恶的一面。

左腿露外面

陈谭娇是陈王和尤娣的大女儿，她上面还有一个10岁的哥哥，下面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

陈王和尤娣都是胶工，46年前，一家五口就住在港尾村的一个菜园屋里。

离家不远处另外有一间菜园屋，里面住着当年已经60多岁，靠做杂工为生的外公和外婆两个人。

体力劳动者，为了耐肚有力气工作，早餐不是喝茶而是吃饭，所以叫早饭。

陈谭娇当年身中九刀不死，是日本兵有意放她一条生路？还是有意折磨她？

陈谭娇还记得是在吃中饭，12点多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日本兵来叫门。

这一天是1942年3月16日。

当40多岁的陈王抱着陈谭娇，30多岁的尤娣抱着妹妹出到门外来，又看到另外一个日本兵站在屋外。

哥哥紧跟在父母亲的后面，一家五口，就这样被三个日本兵押到一个烂港（意指有烂泥的芭蕉地），只见已有百多人挤作一堆蹲在那儿。

陈王和尤娣给赶了过去，也照样蹲下。

不久，为数不明的日本兵，即围着用枪尾刺刀刺杀这些村民。每个人都怕到不会起身逃走，只会搂着亲人作一团，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大叫。

事实却是： 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为什么他们不会果敢地置死地而后生，向四面八方突围分散逃命呢？

陈谭娇回答说： “以前的人都是傻的。”

忠厚憨直的“傻”，当生死已系于一线之间，却只会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愚蠢反应至此，可悲复可怜。

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陈王被刺毙，陈谭娇的上半身，就这样给倒下的父亲尸体压住了。

只有她的左腿露在外面，九刀之中，陈谭娇只清楚记得左小腿给刺了一刀。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叫，她只是害怕地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看。

或许她是给吓坏了，后来身上给补上八刀也不知道；可能她当场过后已昏死了过去，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一无所知。

当天晚上，大伯陈和扛着一把锄头来翻尸体找弟弟。

忽然，他听到熟悉的小女孩啼哭声。这时候，陈谭娇苏醒过来了，小小女孩感到身上痛楚难当，便自然而然地哭了起来。

陈和抱起她时，还提醒她说： “不要出声。”

因为陈和担心附近还有日本兵。

陈和当晚就把侄女陈谭娇背着往“石栏门”跑，一路上血流不止，去到哪里，哪里就滴满鲜红的血。枯井没有水

陈谭娇在“石栏门”住了很久，她的伤势终由懂得中医的板厂工友，用青草药把它治好。

陈和的现身，背后藏着一个乱世中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他当天并没有跟随其他村民，一起被日本兵押去烂港送死。

当他发现日本兵来叫门时，却机警往后门逃跑，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不深、又没有水的枯井里躲起来。

天色入黑了，他才好不容易慢慢爬出井口，然后去找一把锄头……

陈谭娇说大伯“最命大”。

陈和、陈王是亲兄弟。三兄弟之中，只有陈和大难不死，另外一个弟弟也在日本兵枪尾刺刀下遇害了。

陈谭娇说： “大伯当时还救过另外两个人。”

她曾亲眼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小肠从日本兵划破的伤口流出来，她又硬生生地把它塞了回去。

陈和另外救的一个是不曾中刀伤的50多岁妇女，他把她们两个一起带回“石栏门”疗伤与避难。

陈谭娇中九刀，刀伤遍及身体各部位。左小腿下一刀，伤势最严重，刺穿而过；肚子一刀，左边一刀，以及背上六刀，共九刀。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5)

笔者问到这里时，满腹疑问： 为什么日本兵不干脆把你一刀刺死呢？

陈谭娇摊开双手说道： “不知道。”

善良的一面

坐在一旁静静旁听的黄秀珍（陈谭娇的侄女），这时忽然插嘴说： “可能日本兵不忍心。”

这是很好的推断，因为秀珍想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

也就是说： 当这个日本兵在一刀把陈王刺毙后，随即又把陈谭娇露出尸体外的左小腿刺上一刀，接着他把陈王的尸体踢翻。这时候，他目睹了一张清秀的小女孩的脸，紧闭着双眼，紧闭着嘴唇在瑟瑟发抖等死。

但陈谭娇当时虽然还没有断气，军令如山，况且旁边还有很多日本兵，他当然不敢公然网开一面，放开她救她一命。

他是军人，当然要动手： 一直把她刺到死为止。

可能，陈谭娇的恐惧面孔表情，或者瘦小的身躯，却激发起他内心隐藏着的良知；可能，在日本或台湾家乡，他也有一个像陈谭娇一样大，或者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妹妹。

他于心不忍了，他急中生智把陈谭娇翻转过来，然后在她背上，力道把捏得很准确地连续刺了几刀，但只伤及皮肉，并没有穿肠破肚。

开始的几刀，可能陈谭娇吃痛，乱翻转身体，而令日本兵误伤到肚子和左肋各一刀。

这个日本兵，可能为了救陈谭娇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一命，就这样故意把她刺到昏死过去一动不动为止。

这怎能说是救人呢？流血过多也会虚脱而死的呀！

中九刀不死

战争中，受伤的人能否活下去，可就要看各人的际遇与造化了。日本兵的善行，只能算是良知上的尽人事，但求个人一时的心安而已。

被他杀的人是否能活下去，那是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了。

在杀昏了头的屠场上，还是弥足珍贵的，因为他还保持着良知上的片刻些许清醒。

以上的推断，只是把日本兵往善良的一方面设想。假如往坏的一方面推本溯源，又是另一番丑恶面目。

这一个日本兵是个心理变态的刽子手，他不愿一刀把陈谭娇刺死，因为这太便宜她了。

他玩弄着从军训中苦练来的刺杀技术，只把陈谭娇刺伤，他要她大量脱水慢慢而死。

在杀人过程中还要折磨人，这个日本兵的心理上，有着变态的需求。

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村民675人，陈谭娇在这场劫数中身中九刀，是铁一般的事实；身中九刀而不死，令人想起战争的可怕与恐怖。

死，是悲剧；不死，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身心创伤。

旧屋给日本兵烧毁了，大伯过后又在港尾村，另外搭一间新屋住，负起养育侄女的责任。

陈谭娇每想起死去的父母亲和兄弟，就会伤心地哭泣起来，陈和因此时常慈祥地安慰她。大伯待陈谭娇，就像父亲疼女儿一样。

陈和抚养陈谭娇到13岁大，由于港尾村一家人没有女儿，又是好人家，陈和便把侄女过继给这家人做养女，那已是和平后的事……

（参见本节案例8）

8． 1988年8月20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庇朥港尾冯梅妹和李英谈日治时期苦难日子》

当年日军在庇朥巴力丁宜（港尾村）干下令人发指暴行，罄竹难书，且再听听下列两位当年余生者谈谈经历：

冯梅妹的遭遇

那是46年前的事了，记得那一年是1942年3月15日。

冯梅妹

冯梅妹并非是港尾村原居民，原本是住在金马士，当年日军成功侵占马来亚，金马士是铁道交通之总枢纽，每日见到许许多多日军在流动。

冯梅妹的父亲冯维启，认为金马士非安全区，日军流动性大，分分钟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一家商议后，决定离开金马士，因为他有兄弟在庇朥，他觉得庇朥港尾村是“绝头路”（没有其他的路），应该是最安全的地区了。

于是一家人也包括母亲萧凤，两位弟弟，一姐一妹联袂收拾行旅，沿着火车路步行，由金马士到马口，由马口到庇朥港尾村，就住在港尾村新芭（香蕉芭）的一间木屋。

冯梅妹现年59岁，居住在吉隆坡，当年只不过13岁。

她说： 当年兵荒马乱，只知逃难别无其他事可做，来到港尾是寄居朋友的家。

一晃已三个多月，以为这是安全区了，岂料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原来，当天（1942年3月15日）突然来了一队日军。

日军传出讯息说要来登记户口，所有的人必须留在家中，否则作坏人论。

“当时弟弟们在外面玩，也叫回来，以等待登记。”

“姐姐宝英，因为住不惯山芭地方，多日前化妆成老人，跟着牛车到庇朥去了。”

“不久，约有十名日军到来，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完全没有反抗余地，任由日军带到森林边去。”

她悲戚地说： “到了山边，日本兵吩咐我们一线长一排坐下，不得转头，而日本兵却站在我们背后各持尖刀枪往每个人背后刺戮，惨叫声，救命声此起彼落，血肉飞溅，一个个应声而倒，几乎没有一人幸免……”

冯女士讲到此，勾起悲痛心情，忍着满眶热泪说： “我的父母，我，我的姐妹都遭同样之命运……也许命不该绝，妈妈与我虽背后中刀，也应声仆倒，但伤势不重，很清醒，本着求生本能，妈妈在我身边，叫我装死勿动……所幸日军并未发现，幸免加刀。

日军离去后，我们仍然不敢起身，至到夜阑人静，母女负伤摸索回到老家。

虽然房屋没有被烧毁，母亲取了一些铁打丸伤药，带我到不远之地洞敷药住宿，第二天才移到森林地带躲藏。

痛定思痛之后，也感到饥渴交织，于是母亲不得不出外去寻找食物及清水，可怜妈妈竟然一去不返。

“一日，两日……四五日母亲仍然不回来，一定是迷路了，这时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又饿，又怕，一切都完了，心想日本杀不死，这一回非死不可了，悲痛不已，就不顾一切，爬啊爬，爬到森林的山颠，已是有气无力了。

突然从山脚传来母亲的呼唤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抖擞精神发出弱小的回声，最终，母亲在一男人陪同下来救我，相抱而哭，那情况有如再见隔世人。

果然如所料，母亲出去找水和食物是迷了路，幸亏遇到贵人相助。

我们母女终于死里逃生，母亲也告诉我，在她去找水时发现不少未死者向山里爬，不少都死于途中，满山遍野尸骸，惨不忍睹。

父亲，弟弟二人及妹妹四人是无再生之希望了。

过了许久，我们再到当时杀人地方，希望能认出亲人之骨骸，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骨骸发现一枚父亲所戴的金戒指，将父亲骨骸收拾移葬，弟妹骨骸则不能认出作罢。”

她感慨人生悲惨事，终身难以忘怀，那是日本黩武主义的暴行，人神共愤。

……

（参见本节案例9）9． 1988年8月1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那段日军滥杀良民的日子——三位妇女劫后余生追述惨痛往事》

在港尾村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孙建成奔走联络之下，又有三位日治时期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日本蝗军进行悲惨大屠杀事件中死里逃生者，前来瓜拉庇朥与众多有关人士相聚，同时也于8月15日下午，和来自日本的一批民间和平访问团成员在上述纪念碑，一齐参加一项追悼祭拜仪式。

她们今次趁着参加追悼集会之便，分别向新闻界追述当年惨痛的往事。

白亚银： 尸堆觅生机

白亚银，现年55岁，目前是住在柔佛州麻坡，在日治时期她一家六口住在港尾村以耕种为生。

惨案发生时，她的父亲白桂虽然乘机会逃走而没被屠杀，不过母亲张亚莲，姐姐亚妹，妹妹亚香和弟弟炳水，都在日本蝗军的刀尖下牺牲了，她则在尸堆装死才逃出生天。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6)

在日军动手杀人时，她是被先倒下的成人尸体压着而没有中刀，不过满身都染着他人的血渍，当时可能是被吓晕了，所以不会哭叫。后来醒过来，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动和出声，结果与被草席盖着的一堆尸体共处了两日一夜之后，才被一位好心的叔叔带去他工作的板厂收留一个时期。

白女士指出，当天上午港尾村居民都被召来集中在草场，听说是要查户口和发安居证，后来人群都被分批由日本兵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然后才分十人一组，押到屋外的甘蔗头边，成人围成一个圆圈，儿童便站在圆圈内，然后数名日军便从成人的背后，以枪口的尖刀猛刺，直至断气为止。有些小孩子则被日军以坚硬的番石榴树枝活活打死。

那时她父亲是带着弟弟被押到另一间屋子，乘日军没注意时逃进森林里躲避。由于她弟弟只有几岁，父亲怕他会啼哭而影响逃走，只好忍痛放下他，自己逃走。当时其弟弟受重伤，过了多日才逝世。

板厂那位善士除了收留白女士外，还救活了不少伤者，她记得的有陈谭娇与叔叔，杨振华等人。善士每日口咬草药为各人敷伤口，又找来衣服和粮食供应，可惜的是她不知该善士的姓名。

案发后数日，她父亲在他人的指示下到该板厂找到她，父女重逢，生活清苦，后来瓜拉庇朥的谭瑞源收留她，而她父亲也因年老去世，她就一直住在谭家，被当作是女儿般看待，直到出嫁为止。她表示对谭家的恩惠将永生难忘。

（以下为冯梅妹和李英的蒙难情况，略）

（参见本节案例10）

10． 1988年4月18日《通报》： 《死尸堆中寻父母大屠杀鬼哭神号——李辉追述日治时期惨事》

（庇朥通讯记者特讯）46年前，日本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一名死里逃生者，后来移居新加坡，而且已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李辉（63岁），欣闻日本民间和平访问团来到巴力丁宜访问，同时邀请蒙难者家属到日本去参加追悼会，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庇朥，出席一项有关会议，同时接受记者访谈。

46年了，往事如烟，但那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令人发指，惊心动魄的场面，仍历历在目。

那时的李辉已是17岁的少年了，很懂事，在被押上屠场时，却机警地避开蝗军刽子手监视，逃过鬼门关，可是他的父亲李风，慈母叶娥，以及兄长李福却惨死在日本的枪刀下，使他成为无依孤儿。

他叹气地说，本来我有快乐温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回忆起来，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辉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胶为业，儿童时代他是在庇朥华民小学求学，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学，并参加在芙蓉举行之小学毕业会考，其兄李福却是在瓜拉庇朥陈景林修车厂学修车，日治时，他们都住在港尾。

李辉现在成为新加坡公民，谈起往事无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来到巴力丁宜，村长杨君奉日军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场，有说是要发粮食，也有说发安居证。

事实上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一切任由摆布，难以避免此场血腥、人神共愤的屠杀。

李辉说： “当时我与父母兄长都在一起，只见日本兵将所有村民分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们却被带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来我们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将我们分为两组，就因此将我们父母兄弟分开。我被配与死里逃生的孙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婶（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带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带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则被配到邻近另一住家，兄长李福却不知去向。

这时屠杀在四周不同的地方发生，这里哀哭、那里痛苦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无限悲戚，接着我那邻近的屋内也同样传出阵阵惨叫声，显然那屋内约20人已无生还机会，包括我的父母亲。

我们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孙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婶都躲在房中床底下……”

李辉说： “我也下意识地企图设法避难，原来蝗军将邻屋者杀光后，又来到我们这厢押数人过去，同样惨叫不已！

趁着日军出去后，我们发现门后有一辆手推车，几个麻袋，即刻潜入该小车后，顶上用麻袋盖着，不敢动弹……只有让时间决定我的命运。”

他说，“这厢的人全被押去杀了，屋内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没有他人，不久又听见日军进屋来，也许命不该绝，日军只拉掉床上的草席和被单便出去了……原来他们拿了草席被单去盖死尸，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村内的人都被杀了，父母和兄长也难逃厄运。”

日军杀人，纵火烧屋

“大概到下午时分，日本蝗军杀了人，并纵火烧屋，一切恢复平静，我与孙建成出来，四面笼罩恐怖的气氛，不知应该怎样，也看见许多尸体，七横八竖暴毙荒野，想着为逃命，设法走为上着，直等到7时许夜幕低垂，孙建成与祖母向胶园摸索而去，我与蔡新嫂则向山后跑，很幸运，没有再见到日本兵。”

“我们在黑暗中靠着平日记忆和习惯，沿着一条小溪，跋涉数里外，来到俗称‘日本园’附近蔡新婶的家，惊惧交集地度过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邻居名叫钱登的赶到蔡新婶的家，告诉说，李辉兄长身中三刀未死亡消息。在钱氏帮助下，去将哥哥李福带回来，可是很不幸，不久之后，李福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使他又由喜转悲。

如今只有孤伶伶一人，尝尽家破人亡的痛苦，这是日本蝗军滔天大罪，但在铁蹄之下，徒呼奈何！

就在蔡新婶家住下来，终日过着提心吊胆、吃不知味、睡不成眠之生活，不知日本人会不会再来。那时，谁也不敢再到这令人悲绝的大屠场。

不过据说： 当时逃出生天的寥寥无几，许多重伤者在痛苦呻吟，只有在尸体堆中挣扎，那一堆堆的尸体就没有人去埋，也没有人敢埋，只有让他们暴毙荒野，任由野兽拖噬，那种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李辉续称： “钱登是个好心人，也很照顾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41天，我忍无可忍，坚持必须再到大屠场去凭吊，也希望找到父母的骨骸，将他们设法入土为安。”

死尸腐化，臭味冲天

在钱登帮助下，李辉与钱登到当日他父母被杀害之屋内，在堆堆尸骸中，40多天了，尸体都腐化了，阵阵臭气熏天，就在尸堆中，他认出了父母亲骨骸，悲痛欲绝、哭不成声。

他之所以能认出父母，全靠当日他们的衣着，只有衣服裹住令人心寒恐怖之骨骼，还有一些腐烂肌肉粘在骨间，在钱登帮助下，将父母的骨骸收入瓷缸内，将它安葬在庇朥中华义山之原，以了却一件心事。

不要在这个伤心地住下去，和平后，他终于离开了港尾，稍后到新加坡去工作，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目前他已是新加坡公民，也子孙满堂。

他表示，转眼已46年，什么都化了。但当年蝗军惨无人道之行为，却永远烙在心中，这次有机会赶来与一些同命人重逢在一起，又悲又喜。

往事已矣，日本反战学者能大义为怀，愿他们实地考察清楚，将事实向日本下一代作出交代，希望日本黩武主义者应该懺悔，无人道之勾当永远受世人所谴责。

李辉也希望蒙难家属不论谁受邀到日本去佐证当年的惨事，必须负起此项神圣任务，能将有关之一切，确实向日本社会公布，使许许多多冤屈得以伸张。

（参见本节案例12）

曾耀华对日本兵恨到咬牙切齿，当年发生在她家中的三尸四命惨剧，她永远不会忘记。

11． 1988年4月16日《新生活报》，严常： 《店东出钱孤女葬亲——十六死人装垃圾坑》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7)

一对姐弟被父母安排到镇上去避难，虽然是逃过了死劫，但姐弟俩的父母却被日本兵所杀，尸首丢进垃圾坑。

在垃圾坑里，一共有16具腐烂的尸体……

今年58岁的曾耀华对笔者说，假如她知道日本投降和平后，日本兵是要缴械的话，她会拿锄头去锄他们两下。

也许有人读了，会认为她很凶，不可理喻；可是笔者听了，却觉得她太过慈悲，出于妇人之仁，有所保留。

一家三尸四命无辜死在日本枪尾刺刀下。回忆惨痛往事，气正在心头上，为什么不说拿机关枪去扫，以消消心头之恨。

45年前，曾耀华只有13岁。她和父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住在森属柔河（Johol）马禄园的一排公司屋里。

马禄园是一家英国人园址，里面另外住有曾耀华做包工头的叔公两公婆： 曾德孝和妻子谢氏，以及其他11个工人： 周明琛、李关成、王汉超、黄意昌、萧文、林飞、林润、吴充、吴业、谢才和亚宏。

母亲有身孕

1942年二三月间，柔河街上开始出现日本兵，一队约20人。

名字叫吴大的孤苦老人，当年也曾目睹日本兵杀人的情况。

在日治时期，柔河街上是一片宁静无事，曾耀华和弟弟就在街上的一间咖啡店避过灾难

曾耀华的父亲曾繁英也是胶工，母亲童氏则在家里照顾孩子。由于听到局势很乱，夫妻俩便商量着叫大女儿曾耀华，白天带着一个5岁的弟弟，到柔河街上去暂时避一避。

只留下一个2岁的弟弟曾祥发，由父母亲带在身边。曾耀华的母亲，当时已怀孕在身，下个月就要临盆。

柔河街上的南和咖啡店，曾繁英有股份，由一位同乡人曾祥章打理。曾耀华叫他做哥哥，姐弟俩白天就住在店里头。

每天清晨6点出来，到了下午5点才进去。

头尾一共出了三天。当第三天下午4点多，曾耀华带着弟弟又要回到马禄园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在路口遇到一个单身汉工人，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

大家是认识的，他劝曾耀华千万不可以进去，并告诉她里面日本兵杀了人。

13岁的曾耀华，自知自己和5岁的弟弟是逃过了死劫。但她也知道，父亲、大腹便便的母亲，以及2岁的弟弟，却是从此永别了。

13岁和5岁，都是天真烂漫不知天高地厚的儿童，一下子失去了膝前承欢的宠爱与幸福，即将面对的却是另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虽说往后三年里，一直和哥哥曾祥章住在一起，吃用不必愁，但是内心的失落与孤寂，才是永远无法补偿的痛苦。

杀人像杀鸡

曾耀华回忆说： 无父无母，寄人篱下不知有多辛酸。

日本兵在马禄园杀了人一个礼拜后，警方才准许曾耀华和曾祥章进去看。

日本兵在柔河区内，先后杀死超过一百多人，图是卢有明等前往观看其中的一堆蒙难者之墓。

只见16具尸体，横七竖八地丢进垃圾坑里。尸体已呈现高度腐烂，再也无法辨认谁是谁。过后，曾祥章只好出钱叫人挖大洞，就地草草埋葬。

由于当时没有立碑，再加胶园也不知翻种了多少次，现在是没法找到埋葬地的了。

曾耀华对此深感自责，只恨当年年纪小，不懂做记号。不然每年清明节前往拜祭，也可以略尽一片孝心。

日本兵胡乱杀害曾耀华一家三尸四命，她心中的积恨不是那么容易平复的。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一家人平白无辜被杀死，天理何在？她认为日本政府该赔偿孤儿的损失才对。

日治时期，曾耀华吃尽苦头，小小年纪就在落芭拿锄头种芭过日子。

和平后，她16岁，即嫁到瓜拉庇朥来，一直住到现在。弟弟8岁回中国，如今已50岁，命也很苦，娶妻并无生养子女。

曾耀华老觉得，若有父母亲在，当不会弄成这个地步。是谁害了他们？

（参见本节案例26）

12． 《丹绒怡保公坟》

在郑春桂引导下，笔者与“调查有关史料”的孙建成、李玉璇、张达明及卢有明等亲自登上丹绒怡保亲查有关公坟。

孙建成、张达明、郑春桂、

李玉璇合摄于坟前

日军大屠杀公坟石碑冤魂名表

该公坟是于1961年建立，证明是森美兰州庇朥神安池华侨同人所立。

从石碑上所刻制之名字看来，此公坟内只有20多个名字，可能尚有其他不知名之所谓无名氏未包括在内。

这些冤魂包括郑春桂家人： 郑锦云、陈肴娘、郑春金、姚金桃、郑鍊娘，以及： 郑应、陈金添、黄顺、黄妹、杨氏、陈照、陈治、婴孩等。

另一部分没有后裔的张广、谢耀、张劳、张坤、谭广、陈松、黎文、梁松、黄富、吕标、胡广、客家义、余廷及妻女。

郑春桂告诉记者称： 除了他本人每年在清明节到此公坟祭拜祭填字之外，已不见其他人来祭拜。

由此推测，其他的冤魂的后裔可能多已离开人间，年轻一辈不甚了了，抑或远走他方？无法进一步查究。

（参见本节案例34）

13． 1992年12月18日《南洋商报》，丘盛添： 《郑胜通声声大控诉——当年被日本军折磨得死去活来》

现年68岁的郑胜通

郑胜通，今年68岁，目前是马来西亚海陆会馆的一名老座办。50年前，正是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当年他是住在森州知知港黎旺小地方。

50年前的往事，他迄今仍不能原谅那一群意图置他于死地的日本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郑胜通的往事，他在少年时代期间，被日本兵拷打至死去活来，可说是一个由地狱里活着回来的人。

他当时完全没有知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他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有了游丝的一呼吸，他望着西下的太阳……

他感觉到自己并没有死去，复活了，不过，他已是一个奇异的、没有感觉的怪人……

年迈的郑胜通，于14岁时跟随父母亲由中国南来，初抵当时的马来亚时，是先到森州的知知港黎旺种植香蕉，那时候香蕉芭场遍地皆是，他们一家是住在香蕉芭里。

日本南侵攻入马来亚时，是于1942年，知知港也不例外，黎旺农村的香蕉芭，经常是日本兵出没的地方。

记得1942年农历四月初九日，是其朋友严必能结婚的日子，严氏请酒宴会，他并没有参加宴会，结果留在家里时，一群日本兵来到家里，日本人说他们接济抗日军，所以将他与父亲郑锡逮捕。

郑胜通是在回忆往事，记得他第一次被日本兵逮捕的依稀印象。

二次被捕

他说，他共被日本兵逮捕二次，第一次很快就放掉，那时他们居住的整条港（地区）共有六人被捕，日本兵把他们叫上车去，载去不远的瓜拉格拉旺兵房。

郑胜通说，他被关进兵房内20天，由于他当年还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日本兵较少对他用刑，而那些20多岁、30多岁的被捕者，人人都被拷打，有些受不了而企图逃走时被枪毙的也有。他有一个同伴叫马利招，当时已有病在身，他便是乘机会而要逃走，结果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当场倒毙现场。

一天吃一餐

郑胜通示范日本兵如此将他双手反背绑住

郑氏说，在被扣留期间，吃得不足，每人每天只有一餐饭吃，一餐饭只给一团饭，配上一点鱼头、蕃薯等，所以令他浑身都软弱无力，行也不能行。

他说，被扣留了20天后，他与父亲及另一名叫钟昌的人士都被释放了，钟昌被拷打得严重受伤，释放后屡医无效，不久后即去世。

郑胜通说，他记得第二次被日本兵逮捕时，是事隔几个月，当晚约午夜12时，村子里，他与另一人谢财被捕，当时约有200名日本兵到家里来将他带走，日本兵说他与谢财二人认识山顶上的抗日军，并与抗日军有联络，于是逮捕他们一同上山去找抗日军。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8)

他们被带上山顶去，在半山时，日本兵就遇到四名抗日军，结果双方交火，抗日军受伤被捕。

当时是凌晨时分，日本兵把他们带返知知港的警察局去。

郑氏示范如此跪着，小腿上放一圆木棍，一人站一边踏上去滚动，使他痛不欲生。图中二人站立示范者为庄辉山（右）及傅金水扮演日本人。

否认一切

日本兵怀疑他是抗日军的联络人或情报员，并且说他拥有手枪，他极力否认一切，并且与一名日本长官广田［顶嘴］口角，他记得反问说： “大人，我是个小孩子，如果是你，你会相信给我手枪吗？”

日本兵问不出手枪来，便将我不断地拳打脚踢，两个日本兵用大藤棍轮流将我打，打得我痛不欲生，晕倒过去醒来后，又将我灌肥皂水喝，由上午折磨到下午约5时后，便将我关在牢里过夜。

第二天清早6时，我又被带去盘问，命令我跪在地上，在我双小腿上置放了一根圆木棍，横放着，两个日本人各在一端站上去压住转动，其痛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吊起拇指

他被问不出任何结果后，就用电线将其手拇指绑住吊起来，双脚离地，吊起来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后，便将其双手反背绑住吊起在半空中，像个太空人似的。

郑氏说，这项折磨最痛苦，实非语言可以形容，只记得，大量汗水自我体内排泄了出来；一会儿，便昏厥了过去，完全不省人事。

待苏醒过来后，望见太阳已西下，该是黄昏时候，再看看四周，日本兵不见了，而自己麻痹的身体上，骇然发现自己的双手已不见了……

再细看一下，原来自己的双手却在双臂之下生长出来，由于没有了感觉，不知怎么的一回事，双手却会生长在这个腋下的地方。

今年68岁的郑胜通，口述其毕生难忘的被日本兵拷打的一幕。

永不磨灭

郑氏说，我的身体每一寸地方，由脚趾到头上，都被日本兵折磨得痛不欲生，迄今，不但我的肉体还常常带来隐隐作痛，更带来我精神上的失常，在我心灵的深处，仍是伤痕累累，永不磨灭的印象……

他说，他宝贵的少年时代，17岁的金色年华，日本兵，残酷的日本兵，把他置之于死地后，想不到他却会大难不死，重新地呼吸了起来，这的确是个神奇，冥冥中似乎有神助似的，他居然会重新活了起来。

他带着残伤的躯体回到了家里，见到了母亲，恍如隔世一般，他经过了调养，医治；事隔迄今50年的时光中，他都是经常靠药物维持着，才能正常地生活下去，如常人一般。

死过的人

他说，他神经失常症迄今仍未消失，有时夜深人静时，一声巨大声响，尤其是开关车门的响声，他都会受惊而到处要躲藏起来，深怕被人再捕而去。所以，家人、亲戚、朋友都了解他这个神经病，时时都对他嘘寒问暖，不敢大声对他说话。

郑胜通说： 我这一身，也可说是我这一生，是由死亡边缘地方捡回来的，虽然体内常感到痛，精神上也时而失常，但是生命总算是我的，我能够呼吸，算是一个重新获回生命的人，我非常珍惜它，也不怕它怎样，因为我到底是一个死过的人啦！

对生命似乎已不怕死的郑胜通，他自己也在研究中医及针灸，主要都是在治疗他自己，用他自己做试验品，偶尔也有外人找他针灸一番，试试看！

郑先生一谈起日本人，就感到无限伤心事，不知从何说起？恨不得自己马上变成一个“超人”，可以一下子把天下日本鬼子杀尽以解心头恨。

（参见本节案例41）

14． 卢有明： 《一家七口遭蝗军杀害李光绵要为至亲申冤》

目前在芙蓉居住的李光绵（64岁），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披露，于日本军队占领马来亚时期，他的父母亲、哥哥、三位弟弟及一位妹妹都是先后被日本蝗军抓去杀害，他本人则因为当时没有在家，而侥幸逃出鬼门关。

李光绵是阅读了报章的新闻后，特地前来瓜拉庇朥，联络负责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的孙建成，并参与集体索偿的行动，同时向新闻界讲述他家人在当年的不幸遭遇。

李氏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只有13岁，他们一家人是在森美兰州宁宜附近的罗木支那（属马六甲州）地区，其父亲李克松是在罗木支那镇上开设合春杂货店，住宅则在该镇的郊区。

他说，其父亲是一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商人，当时为了担保一位被警方逮捕的朋友，而导致于1942年3月3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八日，发生全家七人先后被日军抓去屠杀的惨剧。

担保他人惹祸

李光绵的父母等一家七口全被蝗军杀害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该镇上的一位菜贩莫寿，有一天从马六甲办了一批货物回到罗木支那时，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警方扣留了，其父亲得知这件事后，自告奋勇前往警局担保莫氏出来。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当一批日本兵列队进入罗木支那时，很可能是当地的警方人员对该担保事件存有某种异议而心里不服，于是向日军告了他父亲一状。结果造成整队蝗军开到该镇郊区，单独包围他们的住家。当时在家里的母亲黄蕉、10岁的三弟光庆、8岁的四弟光辉、6岁的妹妹秀梅以及年仅两个月大的小弟弟全部都被蝗军抓去。

在那个时候，其父亲、哥哥光发和他本人都不在家，过后他的哥哥光发获知家人被日本兵拘捕的消息马上赶去看个究竟，谁知这一来竟是自投罗网，也一起被蝗军逮捕。

是日下午，他的父亲与朋友亚美及一位咖啡店东主叫“蒙各”者驾车一起从马六甲回来时，也同时被日本蝗军拘捕。

事后他一家七口，以及亚美与“蒙各”总共九人，被押到离开罗木支那大约五英里以外的宁宜彭加兰榴莲地区李俊呈园丘内，动手进行集体屠杀。

在这场浩劫中，只有名叫“蒙各”的海南人被蝗军刺中两刀后大命不死，而逃出生天，但是过了两年之后，“蒙各”也与世长辞了。

这项血腥惨案发生后，他一家七位亲人的尸体在亲友的协助下就地挖了七个洞穴草草加以埋葬，直到1948年，才把有关亲人的遗骸移葬在宁宜华人义山之原。

森林里躲七月

至于在惨剧发生之时，李光绵本身为何会侥幸逃过被捕及被杀的厄运，成为一家之中的惟一的生还者，李氏解释说,在当年小时候，他每天放学回来都喜欢到园丘里的工人宿舍，与印度人的孩子游玩，惨案发生当天也是一样。

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天，当他从园丘回到店中时，其姐夫告诉他，他的全家人都被日本兵抓去了，于是急忙把店门关好，与其姐夫一同走去园丘内印度朋友的宿舍躲避，以防万一。

过了不久，他们两人又逃到马六甲野新地区的森林里躲藏了七个月的时间，当时由其姐夫每天设法出去寻找食物，以解决温饱问题。在那段日子里，由于饮食量不足，加上森林里蚊虫多，简直是度日如年，最后终于因为体力不支而病倒了，所以只好从森林出来，回到宁宜船头居住谋生。

他的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因为上述事件而告破碎，在家破人亡的困境中，只有靠着姐夫的其他亲戚的协助，在没有至亲的人在身边的日子，度过一段孤独的、像流浪似的寄人篱下之生活，直到他长大成年。

想起过去那一段终生难忘的辛酸悲惨的生活经历，他就对日本蝗军残忍的血腥暴行感到非常痛恨。他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对当年蝗军这项滥杀无辜的罪行负起全责，他这次为不幸被害的七名至亲申冤，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蒙难者后裔应有的赔偿；同时也希望其他受害者家属也能挺身而出，揭发更多日本蝗军在当年干下一连串滥杀良民的血腥罪行，并且也应该支持蒙难者家属集体向日本政府追讨合理赔偿的行动。

（参见本节案例45）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9)

15． 《蝗军肆虐滥杀无辜钟记生索血债赔偿》

(29日讯)钟记生，现年59岁，目前是居住在芙蓉巴蕾再也花园门牌838号，他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投诉，指日本蝗军在当年杀害他母亲和兄姐三人，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这笔痛失亲人的血债。

他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年约8岁，因为父亲在早年病逝，便与母亲杨容、哥哥钟镜生和姐姐钟妹姑一家四口，在森美兰州林茂甘榜峇都居住，经营小杂货店为生。

日本占领马来半岛之后，在蝗军铁蹄统治之下，到处发生滥杀良民的事件，消息传来之后，地方上的居民都感到害怕，过后他们一家也跟随其他居民搬到离甘榜峇都不远的双溪拉央“金河山园丘”去避难。

当时可能是大家都认为该园丘是一个安全避难所，因此从附近地区逃难到那儿的居民约有20多家，共有100余人。避难者除了住在该园丘的工人宿舍之外，余者是住在临时建搭的长屋内。

他说，1942年3月份的某一天，日本兵通过地方上的领袖，通知在金河山园丘避难的“难民”不要再躲在该处，必须回到各自的住家。

由於这是蝗军的命令，居民们都不敢违抗，因此各家各户便相继搬回原地去。由于钟记生的小杂货店在他们逃难后不知被何方人士放火烧了，因此造成无家可归，于是母亲便决定先搬到朋友罗荣英位于双溪拉央的家暂住。

当天下午一时左右，钟氏与哥哥一起出来，母亲和姐姐则因为要等罗荣英的父母一起才出来，所以暂时还留在避难所内。后来他的哥哥又回到金河山园丘搬东西，当其兄到该园丘不久后，便有一队三四十人的日军骑着脚车，也进入金河山园丘。

闯金河山园丘杀死四十余人

那天出来后，钟氏便与罗荣英在其住家后面采人心果，罗氏爬上树，他则在地上等候。当罗荣英爬上树一会儿，便看见那队日本兵踏脚车经过，因为害怕便从树上下来，当时一粒人心果都没采到，两人便一齐进入屋内等候家长从避难所出来。

钟记生的母亲与兄姐是被日本蝗军杀害的

可是当天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见其他人士从金河山园丘出来，包括钟氏的母亲和兄姐，以及罗荣英的父母亲等人，也没有任何消息，较早前从避难所出来者约有数十人，罗荣英的两位堂兄也在内。

到了第二天，他们才听到一个坏消息，蝗军进入金河山园丘后，便在那儿大开杀戒，将当时所有仍留在那儿的男女老幼40余人全部加以杀害，并把尸体丢进园丘内一口大水井里。

日本蝗军杀人之后，有人曾经进去园丘内，所以知道被杀者的尸体是被丢进大水井中，不过却不知道是谁这样做的。

钟记生的母亲和兄姐遇害后，便由过去的邻居张鸿叔收留他几年，后来才由居住在芙蓉的叔父钟福荣接他过去，同时也学习裁缝，重新过着新的生活。

钟氏表示，当年日本蝗军到处干下滥杀无辜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负起责任，给予受害者后裔合理的血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1）

16． 1993年9月《中国报》： 《蝗军杀八口母迫嫁三次——许三妹为母申冤索赔》

黄妹是一位苦命的妇女，日治时期她的一家八口在日本蝗军所展开的一场大屠杀惨案中遭刺杀，当时她命不该绝，受伤后逃出生天。

许三妹说：我的母亲是苦命的女人。

过后她害怕会被召去当慰安妇而改嫁，第二任丈夫又被蝗军捉去灌肥皂水，终于活活被害死，留下一名遗腹女。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第三次披上嫁衣，含辛茹苦养大数名子女，谁知惟一的儿子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被化妆恐怖的剧中人吓死……

黄妹的女儿许三妹，现年42岁，目前居住在森州日叻务县新邦留连平民屋内门牌19号，是一名胶工，她于昨天在瓜拉庇朥在新闻界投诉其母亲的不幸遭遇，并代表她的母亲申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她母亲的亲人被蝗军先后杀害而给予合理的赔偿。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黄妹与首任丈夫赵氏是在中国乡下成婚的，过后夫妇俩便随亲人来到森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庄定居，以耕种为生。

她说，日本统治马来亚时期，她的母亲（当时38岁）与首任丈夫，一家八口，包括年龄由2岁至10岁之间的四男孩及二女儿，听从村长的吩咐，举家前往当地的学校草场集合，以等待领取日本人分派的粮食。

集体屠杀

当所有村民都到来集中后，日本蝗军便命令每一家庭成员分别列队，然后分批由七八名日军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男人都被绑住手，妇女及儿童则免绑。一声号令之下，先向男人下手刺杀，在场的妇孺都被吓得号淘大哭，最后全部男女老幼都被集体刺杀，死里逃生者仅有极少数。

她又说，她母亲黄妹当时头部及背部等被刺中数刀，右眼也中刀而导致后来失明。黄妹受伤后便昏倒在其他尸体之中，由于没有断气，而被当时睡在尸体堆中装死的姑母救出来，她丈夫与儿女则全部因伤重身亡。当天傍晚，日本蝗军又重临该村放火烧屋。

黄妹因为受伤，其侄儿便带她到森林里，由抗日军负责以草药医治，直到伤势治好后才从森林出来。由于在日治时期，听人说女人如果没有结婚便会被征召去当慰安妇（军妓），她因为害怕便与第二任丈夫萧氏结婚。

痛苦一生

黄氏由于过去受了伤，经常有病痛，而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生活困难。许三妹的父亲许耀当时体恤黄妹的处境，便与她结婚，以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婚后，他们一家是住在葫芦顶铁船，种植香蕉为生。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第三次结婚，生下二女一男，男儿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因为受不住演员化妆成剧中人的恐怖面貌，结果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许女士表示，她的母亲真的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已经在14年前逝世了。她母亲生前经常提起她过去的悲惨辛酸往事，同时也吩咐她们，如果日后有机会，一定要代表她伸冤，并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还给被杀害的亲人一个公道。

（参见本节案例57）

17． 《李信要求日本赔偿——一家五口遭蝗军烧死》

李信

（马口2日讯）日本蝗军在1942年3月3日，扎军在森州林茂时，把李信女士当时一家五口，全部放火烧死，惨无人道的罪行，令李信至今仍咬牙切齿，痛恨日本蝗军所犯的巨祸，誓要日本政府，作出人道的合理赔偿。

她今早是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侵占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向记者讲述遭遇。

她说，当年其父母李照，56岁，邓恒，48岁，两名弟弟李亚苟，13岁，李亚乌，9岁及妹妹李妹仔，4岁，全被日本蝗军关在一间菜园屋，用火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个惨剧，令她毕生难忘。

她指出，当时一家是居住在林茂偏僻的菜园，父母是菜农，由于她当年16岁，已经出嫁在外地居住，才幸运逃过劫难。

在她的记忆中，周遭菜农只有七八家人，当天早上，大批日本蝗军来搜查，把邻近居住的人士，全关在屋子里面，然后放火焚烧，后来，她在姑姑丈夫郑慈心的通知下，获悉这宗惨剧。

她说，日本投降后，她曾回到菜园屋，见一片园地，已变成荒草丛林，父母及弟妹骨骸，也没有人去收尸，再过一些日子，才知道附近热心侨领，把骨骸埋葬在一个地方，因工作关系，一直没有打听日后的情形。

目前居住在庇朥的李信，68岁，声称日本政府不应视若无睹，对当年马来半岛受杀害的无辜平民，要求作合理赔偿。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目前向他寻求登记的蒙难后裔家属，达300余人，惟委员会尚接受外地的登记者，再延长两个月时间，而森州内则不接受登记。

他说，日本方面对半岛的受害者，已公开道歉，说明了日本政府更应该解决受害者及蒙难家属要求的赔偿，惟有这样，才能挽回世人对日本政府的信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0)

他指出，在整理有关登记者的资料后，将提呈到日本民间和平律师团研究，设法为蒙难家属，死亡铁路建筑者追讨这笔血债。

（参见本节案例61）

18． 1988年4月19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日军屠杀冷宜八号公司员工惨案——张友悲愤填膺话当年》

张友，现年58岁，现在居住在亚依昆宁。

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是他一生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他一家六人，除了他本身身中五刀，装死逃出生天之外，其他五人包括父母及弟妹，却在手无寸铁之下，被日军全部刺杀身亡。

那时，他才12岁，与父母弟妹住在冷宜平芭南洛园八号公司，整个公司共有60余人，除了五人中刀不死之外，其他的人无一生还。

张友是见报后于前日到来庇朥，出席一项日治时期“未亡人”会议。

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诉说： 八号公司的惨况，令人发指。

虽然已是46前的事了，但对于日军残杀无辜，仍然感到痛心疾首！

当时，冷宜南洛园包工头申达洲，兼管八号及二号公司，惨案发生时，所幸他不在八号公司。事实上，日军一行三十多人，都是荷枪佩刀，踏着脚车早一天下午抵达八号公司。

来者不善

日军到来，真是所谓来者不善，他们来到公司，饬令整个公司男女老少60多人出来排队，首先检查每个人之身体，是否有纹身，他们之意是： “纹身者，非良民也”，必遭断魂之难。

结果，一名身材魁伟之年轻人被点中，由数名日军押走，以后消息杳然，下落不明。

点去十名壮健年轻人后，所剩下的是年纪较大，妇女及儿童，日军点算遗下之人后，用笔写着： 明天再来，不可少一人，否则全部斩杀……

真傻，当时竟没有一人敢离开，所以会造成集体被斩杀。

张友说： 第二天早晨7时许，该队日军果然重来，这一回除了荷枪佩刀之外，也带来一些泥铲等工具。

日军来到，又令全部的人出来排队，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回必定有难。其中有人要求日本兵，待去找工头来谈，但日军不允许。

接着，日军又从中挑选十人，押到离公司约六兰带之山沟边胶房与小楼，将十人赶入楼屋去。这里的日本兵又将余下之30多人分为两组，8名小孩（包括张友）及8名妇女被关在一间房内，其余的20名男人被关在另一房内，每个人都被反手绑住，令你插翅难飞。

出来砰砰枪声

这时那小楼发出砰砰砰之枪声，一阵阵凄惨之叫声传来，吓得大家魂不附体，简直不敢相信日军那么残忍，杀人不见血。

“接着，日军又走到我们的公司，又押十人到该小楼，这时没有枪声，但闻痛苦凄惨叫声……

轮到我们了，这一回休想活命，我与弟弟及其他的人，被押到胶房边的斜坡上，下面是一道小流水沟，我亲眼看到，日军毫无人道，将人一个用枪尾刀向身上乱刺，一人用锄柄或吹火铁筒往那人头部猛击，不死都不可以。”

张友说：一刀中左臂，穿过后面。

胞弟惨死

“我与弟弟见到此情景，只有大哭，可是如蝎心肠的日军并不因为我们年纪小而放过，我与弟弟都被刺，一起滚下坡至沟边，弟弟还未死。再加一刀，弟弟脸扑水，活活地死去了。我想，我哭不知如何是好，听天由命吧！”

身中多刀

“这时，我已身中多刀，背后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过去，我惨叫，悲哭，昏倒过去，之后，我装死，日本人以为我已断命，他们离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张友说， “总共四个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启后门企图逃走，日军开枪，倒下去，但没有死。

房内有一人中刀，他叫亚兴，也没有死。朱带、工头的太太都中刀没有死，梁标从后门逃走未死。

但是梁标以后跟我住一个时期，刀伤始终未治好，半年后，听说在金马士死了。”

求救无门

“二号公司没有事”，张友说， “我与另一人，记忆中是梁标，负伤连夜离开八号公司，穿过树胶林，约二英里，来到二号公司，二号公司的人没有同情心，且认为我们是祸根，杀不死，如果给日本兵知道了，二号公司一定有难，更可能面对同样之命运。

他们不敢收留我，天啊！何处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离开二号公司，茫无目的，又惊，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乐。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胶园一个山洞，那山洞很隐密，死里逃生者，勇气比平常强，也顾不了许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卧，大概是两天两夜，不相信自己还会活命。

张友说：背后中四刀不死。

住在亚依昆宁的叔叔听到八号公司集体被屠杀之消息，带着另外两人到八号公司，只见遍地不甘瞑目的尸体，却不见到我，找到二号公司，有人告诉叔叔说我没死，已离开二号公司，他到处找，终于找到大石洞，才发现我负伤睡在石洞内，将我救到亚依昆宁去医治。”

现身证明

张友在接受记者访谈及在“未亡人”会上激动地掀起他的上衣，让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个刀伤疤痕，同时指着左手弯一刀穿过之手臂，以证明所作之谈话非虚。

对于日本民间学者考察团到来考察一事，张友认为，如果日本需要作证，就应该更翔实，不要只限于巴力丁宜，因为其他地区受难者也不少，同样是悽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样痛苦，就好像冷宜八号公司，罹难者就有60多人，还有冷宜赖家等之不幸者。

（参见本节案例71）

19． 1993年7月28日《中国报》： 《日军杀全家——三老人控诉暴行》

（芙蓉27日讯）又有三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后裔，今日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的至亲家人杀死，而蝗军残杀他们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们毕生难忘。

陈福娣（左起）刘九妹与邱鸿在孙建成的陪同下控诉日军的暴行

这三名蒙难者家属是（1） 陈福娣女士（68岁），她一家5口被杀；（2） 刘九妹女士（75岁），她死了6名亲人；（3） 邱鸿（63岁），他的父亲被召去泰国建死亡铁路后，便一去不返。

他们今日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讲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陈福娣和刘九妹女士，在忆起当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惨案，他们亲眼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的家人，还有当地妇女和小孩的经过时，都激动得红了双眼。

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粦，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粦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行，过后，蝗军还一把火把学校烧了。

另一名蒙难者家属邱鸿。来自凤山庄，他披露，他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军捉去泰国建死亡铁路，过后便音讯杳然。他当年只12岁，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国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参见本节案例73）

20． 1993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赵坤为先父申冤》

（马口22日讯）居住在吉打双溪铅罗冷打曼的赵坤，为其已故父亲赵成波伸冤，指出其父当年日治时代，在庇朥港尾村居住时，被日本蝗军所杀害，并通过大马半岛日治时代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登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人道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1)

赵坤

他是今早在唐兄的弄边闻人赵海局绅及该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马口本报办事处，向记者讲述有关事件。

现年78岁的赵坤，精神奕奕，育有十名子女，在吉打州居住，是获赵海局绅联络后，专程赶到马口，以便为其父当年被日本蝗军杀害伸冤。

据他说，在他年约20余岁时，当时并没有与父亲同住在庇朥港尾村，直到日本投降后，回到庇朥找寻父亲的下落，后来在赵海局绅转告，获知其父已被杀害了。

父亲被捕一去不回

他追忆说，1942年3月间，其父已经在几天前搬出港尾村，转到甘榜去替马来人割胶，由于忘记携带一件冷衣，重回到港尾村旧屋找寻，岂料当日就是蝗军到来进行大屠杀时，结果一去不回头了。

他说，当时不知道亡父的骸骨葬在那里，一直没有追问，是因为自己劳碌奔波，至度过50岁王老五的生涯，才成家立业。

他说，一个星期前，唐兄赵海局绅电话拨来，知道森州庇朥孙建成，已成立一个蒙难家属委员会，嘱他前来为其已故父亲登记。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为了进行登记蒙难者后裔家属的资料，筹委会已延至本月份止，希望那些未前往登记的亲历者或家属，在本月内，尽快前来登记成为索偿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目前由他协助登记的名单，有超过200余人，包括死亡铁路征召者在内，日期结束后，筹委会不再寻求处理登记工作。

他指出，整理的资料，将会提呈给较早到访森州的日本民间共15人的律师团，由他们在法庭申请审案，争取拥有登记者的索偿工作。

他说，经过三次受日本民间和平团，安排到日本铭骨心会的集会，已经与世界各国蒙难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争取日本政府索偿工作，乃在积极进行中。

（参见本节案例75）

21． 《日本蝗军暴行，造成数不清家破人亡——马口颜世锦诉说当年日军在双溪镭进行大屠杀往事》

（庇朥26日讯）当年日本蝗军在森美兰州境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处处。

受上述浩劫影响的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颜世锦（61岁），目前是居住在马口，他于昨天前来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诉说40多年前，日本蝗军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的一段悲惨往事。

他说，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陈振就都是被蝗军所屠杀，甚至不知尸首在何处。其母亲则因为痛失儿子和堂弟，结果也自杀而去，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父亲颜樟，在日本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国兴建死亡铁路，自从应召而去，音讯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颜氏指出，他这条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为前来瓜拉庇朥医病，才有机会逃过浩劫。其母亲在事发当天因为带妹妹到庇朥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军的刀下。

他追忆说，惨案发生当天是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其母亲由庇朥经马口拟回去双溪镭。当她到了马口，见到从双溪镭逃出来的人士，并听说双溪镭镇里人已被日本人杀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

他母亲知悉有关不幸的消息后非常伤心悲痛，当日回来瓜拉庇朥后便偷偷服毒企图自杀，后来虽被人发现，但因中毒已深，经过两日夜的与死神挣扎后，结果却不治逝世。

他又说，当时他患上相当严重的瘤疾，在医院中留医，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军屠杀，母亲事后又服毒自杀的悲剧。如今想起日本蝗军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终生难忘。

颜世锦又指出，他们一家人本来都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日本军南侵后，他的父亲被日军召去泰国任死亡铁路的兴建工作而一去不回来。第二年，在朋友介绍之下，他们一家人迁往双溪镭，租了一间亚答店屋，由他们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经营杂货生意和土产烟，一家生活相当不错。

他说，他们在双溪镭居住了几个月，不幸的大屠杀惨案便发生了。如果当时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朥来医病，相信他们一家便没有一人生还了。

颜氏最后补充说，据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当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双溪镭后，便将市镇包围，命令所有居民出来集合，并分别加以捆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过后还放火将店屋焚烧，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牺牲者共有数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参见本节案例77）

22． 1993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枪林弹雨中逃出生天，苏天送亲睹蝗军暴行》

苏天送当年在蝗军的枪林弹雨中逃生

（庇朥27日讯）目前居住在马口甘榜支那门牌一六八号的苏天送（77岁），昨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当年在他在马口双溪镭，亲身经历的一段日本蝗军屠杀民众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他说，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后的1942年间，他是身强力壮的25岁青年，当时他是马口商人郑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须出门工作，踏着脚车前往双溪镭及附近一带地区，向有关居民收购烟叶、木薯等土产。

当年7月31日（农历七月十九日）他与雇主郑氏像往常一样，大清早便踏脚车到双溪镭小镇，大约是在上午10时，大批的日本军队突然间开到当地，接着便把该小镇包围起来。过后日军又下命令，促镇上所有居民必须出来集合，然后把各人的双手加以捆绑，全部推到一处空地上……

（参见本节案例83）

23． 1992年8月26日《南洋商报》，徐明生： 《死里逃生记——刘修良忆述日治时期的苦难》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刘修良似无限神伤。

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从泰国的百大年攻入马来半岛后，便展开血腥的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共历时三年八个月。

在上述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中，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对无辜良民的迫害，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毒刑、拷打、枪毙、刺杀、砍杀、奸杀、烧杀等。

尽管当年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当时的身历其境者都会咬牙切齿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年80岁的刘修良就是其中一个见证者，他无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里逃生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刘老坐在他芙蓉海边路芙蓉园住家的客厅中，以颇为风趣的口气当开场白说，他年轻时不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然而，自逃过日治时期的“死关”后，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且还远远超出了十年，因此，现在对那句话信足了一百巴仙。

50岁的刘修良

他说，日军侵占森美兰州时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内的日叻务县、瓜拉庇朥县、林茂县、芙蓉县好些地方变成屠场，更有数以千计的华裔男女老幼变成冤魂。那时身为教师的他，也险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从新加坡来的特务队看上了我!”

刘老望着客厅里的风扇，仿佛要藉它拨出当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说，当天早上9时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当年设在洛士街福建会馆中华小学的办公室问谁是刘修良？他答称他就是，于是遂被带上卡车。当时，他发现车上已有几个人，他是最后被捕的一名。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2)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刘老人虽老但记忆力强，他说，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与李伯瑜个别是中华小学副校长和马里街大华小学校长外，就是管绍南（加流街南发洋货东主），田谷初（大街大裕兴洋货东主），何楚衡（大街万山和药店东主），黄和谋（沉香路建筑商，当时中华小学董事长），李致祥（当时英殖民地州议员），王会尧（当时中华小学校长），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东主）。

他说，到了在瓜拉庇朥路的鬼屋里被日本特务队拷问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与同伴都被人诬告说，当年的双十节，他们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师爷宫里开会，发表抗日的言论，肯定是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被“请”了来。

“对于那‘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换回来的却是热辣辣的几巴掌和几下日本火腿！”

他说，此后日军改变方法，一个个问，不过，他却有至死不认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冲凉时，身为校长的王会尧才偷偷对他说，日军吃软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于其已五次否认，故那闪亮亮的长军刀，都在他的脖子后威胁，最后终于承认，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长也对我说，日军统治期不会太长，承认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侥幸不死，那岂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他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长军刀威胁了两次后，我也乖乖承认。”

死亡线上遇救星

刘老指出，在审讯时，他很幸运遇上三位救星，那条冷过水的命才拾回来。第一位恩人是练成道场场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当年得森州教育局长（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译员郑官祥（华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说，10月10日那天，我们见到犯人在道场内接受训练，其肯定不会到沉香路去参加同盟会成员的会议。

这是刘修良的部分剪报集

说到这里，刘老也解释说，所谓练成道场，那是日军的一种训练所，好像现在的师训学院，教师是他们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所以在遴选后都被派到该处接受日文课程与体育活动的训练，以便效忠大日本国。

他说，就这样，他逃过大难，被判无罪释放。不过，其他的八人，他们的遭遇可真惨。被处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绍南，被打伤无药可医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会尧、王子家、黄和谋。战后，黄和谋故去，王会尧于1948年回中国。目前仅存者计有他本身、李致祥和远在中国的王会尧。

刘老回忆说，扣留95天后释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于半个死人，因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苋菜参粥水当餐，一周内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医药的缺乏，他能活着回家已是好命！往后，他调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才渐渐恢复健康。

他说，战后他在邓普勒路的培华小学当校长，直到1972年才退休。这20年来，日子过得很安定，闲来剪报收集成册，也学学书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顺的儿孙满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参见本节案例85）

24． 《丈夫前妻与子女遭蝗军杀害——庇朥老妇伸冤要求赔偿》

（庇朥7日讯）来自森州日叻务古打粦新村的一名老妇林玉兰（74岁），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时期惨遭日本蝗军杀害的事迹。

林玉兰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时期她的丈夫吴桂发一家七口，包括当时的妻子李云娣与三男二女（年龄由2岁至12岁之间），是居住在古打粦奎岭四十二吉（亩）园丘，以养猪及种植香蕉为生。

当时林女士与家人则是居住在奎岭内部，离开吴桂发的住家约有半英里，由于日本蝗军没有进入内部杀人，所以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

她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一队日本蝗军开进奎岭，屠杀了住在当地的吴氏家族44人，以及陈兆胜和阿六顺2人，一共46人牺牲在日军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吴桂发的前妻与5名儿女。

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92）

25． 《星洲日报》，郑顺智： 《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毩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朥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 关毩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62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243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毩，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10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2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 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64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1942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氏52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 “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20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3)

他说： “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吴亚邦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63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257号。

他说： “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物荡然无存，令我们无家可归，伤心不已。”

他说，“我们的财产是蝗军所毁，我要参加蒙协，以向日本政府索偿。”

（参见本节案例111、112、113）

26． 1992年12月22日《光华日报》，林源海： 《瓜拉古楼华妇林亚娥叙述半世纪前惨痛经历》

本报吉辇记者专访——日军南侵马来西亚半岛，在三年又八个月的铁蹄占领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可爱的家园毁灭在战火中。

对于居住在瓜拉古楼港脚的一名已是祖母级的华妇林亚娥女士，那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及亲人的惨酷一幕，却像一个恐怖的梦魇，深深的烙印在其脑海中，虽然那已是50多年前的湮远旧事了。

林亚娥女士，现年59岁，居住在吡叻瓜拉古楼惹兰班台门牌363号，其夫婿叶阔咀，在瓜拉古楼河港口为人看顾养鱼场。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亚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12个内孙及6名外孙，可说是儿孙绕膝，享受人生天伦之乐。

日军南侵时仅八岁

在日军南侵的时刻，那已经是1941年的往事，当时林亚娥女士才8岁大，可说是刚懂人事，她是与其父母居住在梹城海墘边的姓林桥祖屋。

林亚娥女士向记者说：“虽然已约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弹碎片击伤的疤痕还是不会消失”。

日机弹片炸死母亲

据林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 虽然那已经是50多年前的旧事，但是当时的情景，对她来说却是印象深刻，历历在目，使她毕生难忘。因为在那一天的早晨，她的母亲被日本飞机所投下的炸弹碎片炸死了。她的祖屋也被炸弹炸毁着火。她的一位老太祖母也葬身在燃烧的祖屋中，而且她本身的左手也被炸弹碎片击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

她说： 她还记得事发当天的清晨，当时她的外祖母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她将本身所穿的黑衣孝服洗好后，拿到屋外去晒时，突然有一枚由日本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在其跟前落下，插在烂泥中，使得泥浆四溅，溅污了她的衣服及身体。

炸弹掉落幸未爆炸

她回忆说： 当时她年幼无知，不知该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炸弹，还若无其事，幸好该炸弹掉在烂泥中并未爆炸，不然她当时必定粉身碎骨无疑。现在回想起来，她心犹有余悸。

林女士说： 当她带着满身的污泥走入祖屋后，其母亲见到她满身都是泥浆，查问清楚缘由后，又见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投下炸弹，立刻拉她及其弟妹伏在祖家厅中。

她接着说： 当时她还年幼，不知危险及恐惧。但是当她稍后与其弟妹从地上爬起来时，却发现其母亲腹部相信是被炸弹的碎片击中流血，已经气绝身亡，而其左手肘部也受伤流血。

其母亲的名字是叫王金锭，死时才30岁。

她接着说： 在出事后，她及其弟妹即从外回来，由父亲带往梹城阿逸淡其伯母的家，因为当时姓林桥一带已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情况相当的危险。

当时，在其祖屋有一名老太祖母与她同住，当父亲要将她及弟妹们带走时，该年迈的老太祖母表示其本身将不走，坚持欲守着该祖屋。

林女士接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说道： 当她及两名弟妹被带离祖家走了不远，即见到其祖屋被炸弹击中，着火焚烧，听说其老太祖母也跟着其祖屋而殉难。

在父亲的带领下，她及其弟妹挤上一辆满是人的罗厘，当罗厘行走时，一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尸体，情况相当的混乱，就好像是世界末日那样……

（参见本节案例117）

27． 1993年7月22日《南洋商报》文章： 《孙建成下月中飞日数蝗军暴行慰安妇速呈资料索偿》

（吉隆坡21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受害者家属的领导人孙建成将于下个月13日飞往日本东京出席战后补偿国际研讨会，并吁请全国各地老铁人，慰安妇及受害者家属尽快联络他，以便将他们当年蒙难的史料呈交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进而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血债的赔偿。

孙建成说，这是第三次启程赴日“请命”，第一次是去年八月陪同李玉璇去日本，那时他并没有受邀讲话，然而第二次应日本反战派和平团的邀请前往日本说话和投诉，让日本人了解日治时期而造成许多无辜者罹难，并向日本当局索偿。

他说，那些受害者家属若要加入他发起的马来亚半岛日治时期蒙难家属筹委会，必须寄来四张影印的身份证、四张个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难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联络电话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难的家属采取观望态度，要等到赔偿着落时才提出申请，若是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组织，日后他们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他今日也安排两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家属讲述当年日本蝗军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岁）追述，1943年日本蝗军侵占大马，当时她与双亲同住新街场芭蕉园并开设一间咖啡店，她记得大批日军以窝藏共产分子为藉口，逮捕极力否认与共产有关系的居民入狱虐待。

用水灌肚

周玉蓉追述当年小时目睹日本蝗军践踏人命

她说父亲周世文在牢房里被惨无人道的日军用水灌肚，把肚皮涨大后，再置板肚上踩挤水分从口呕吐出来，这种酷刑重复多次，终于体力不支，昏死了过去。日军还以为其父一命呜呼，弃尸外头，随后苏醒，又被捉回牢房用刑，前后被收押了一年有余，不成人形。

她说，她的父亲因为体内受到重创，无法工作，家庭重担便落在母亲的肩上，她的父亲虽然活到70多岁辞世，可是在他有生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病痛的折腾，生不如死。

她痛斥日军暴行，使得我国千万同胞受尽苦难，在情在理应讨回一个公道。

……

（参见本节案例140）

28． 《24菜农走上不归路》

林柳枝

一名来自吉隆坡冼都新镇门牌022059的林柳枝（71岁）向记者揭露： 1942年，日本蝗军在万挠双溪珠火车站附近的菜园屋杀害了24名农民，其中也包括他的姑丈陈华及儿子陈亚财。

林柳枝是于前日到瓜拉庇朥，联络蒙难家属协会后，向记者谈话。

他说，日治时期，他本身是住在万挠双溪珠，姑丈则住在义山路口的菜园屋区，以耕种为生，也兼养猪及家禽。

这菜园区总共住有20多家，以大路为界，分为左右两边。

三车日军到来

大约是1942年2月间某天，三车日本蝗军共约十多名来到菜园屋，本来主要是要农民提供鸡只。

据说日本蝗军在右边一排农家范围内的一处草丛中发现了一柄来福枪，农民并不知该枪的来历，以后推想可能是英军投降时遗留下来的，当时农民也不知蝗军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支枪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4)

蝗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当他们发现该枪之后，脸色都大变，怀疑农民与“抗日军”有关。

林氏说，当时，蝗军下令左右两边的农民（只召男性）集中起来，然后叫农民自行分队，住在路左的站在左边，住在路右的站在右边一排，农民根本也不知道此举的用意。

接着，日兵吩咐住在路左的壮丁离队回家，住在路右的农民（只有男性，妇女及小孩不在内）则不准离开，总共24名，这时他们心知有难了。

被罗厘载走

罗厘车来了，也由不得分辩，24人均被令登上罗厘车被载走。

这批农民莫名其妙地被载走，也不知载到什么地方，结果是一去永不回头。

林柳枝说，日本蝗军此种残酷手段，50多年来有冤无处诉，今天，日本必须对此案件负起责任，给予后裔合理的补偿。

（参见本节案例146）

29． 1993年7月20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老铁人谢奕文痛述日治期遭遇》

老铁人谢奕文

当年日本蝗军侵略马来西亚时期，所到之处不但经常滥杀手无寸铁的良民，并且还强迫大批身强力壮的各族青年（其中以华裔青年占多数）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企图实现更大的侵略野心美梦。

现今居住在森州马口榕吉C公司的谢奕文（现年75岁），日前专程来到瓜拉庇朥，会见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同时也向新闻界痛述他当年被迫充当死亡铁路劳工，以及在当年所面对的不幸遭遇。

谢氏的父亲谢行甫，当年也是继他之后被日军召去建筑死亡铁路，结果在泰缅边境一病不起，客死他乡。此外，他的叔父谢顺发被日军捉了之后便告一去不回头，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

谢奕文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的1943年10月间，他与父亲等人一同居住在阿逸君令的双溪拉玛公司以割胶为生。

\奇\他的叔父谢顺发，当年约38岁，未婚，居住在亚沙汉，担任杂工维持生计，有一天，其叔父与一班工友在亚沙汉市区工作时，突然与其他人一齐被日本兵捉去，听说他们都是被载到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蝗军下毒手屠杀。

\书\谢奕文本人则于某一天下午4时左右在园址的工人宿舍，被突如其来一队日本兵强迫他等25人一同登上军车，然后被载去芙蓉集合。

第二天，他们一行25人及其他人士，被安排乘火车前往泰国的“万蓬”地方，接着转火车向名叫“金沙育”的地方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翻山越岭，步行约一英里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建筑铁路工作地点。

在上述工作地区，除了他们25位华人之外，其他的都是印度裔劳工，总共约五六百人之众。

当时他们一班人的工作任务是搬运木枕，以供其他工人安置铁轨，有关工作非常辛苦，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庆幸的是，管理他们华裔工人的日本兵头比较善良，所以没有随意欺凌工人，每天供给的粮食也相当不错。

至于其余的大群印度裔工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曾经看见许多表现比较懒散的印籍工人被日军殴打，甚至进行严刑处罚，残酷之处，任何人见了都会感到胆战心惊。

谢氏又说，若按照当时日本兵的口头许诺，当他们工作期满三个月后，是可以被放回家的，而且每天可以领取二元（泰币）的工资，可是当他们辛苦工作了三个月之后，蝗军并不肯放人，却把他们转码头到“马南加西”去干相同性质的工作，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惟有遵命听从，谁也不敢反抗。

在新的环境下，工作不但更加辛苦，所得到的对待也差劲，后来幸好得到管理前码头工地的日本军官的说情，新管理层才放松管理尺度，他们才不至于受到更大的苦头。

福星高照

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同伴韦亚明和梁亚德可说是福星高照，被遴选担任专门伺候日本军人膳食的事务，而不必再做苦工，一直做到日本投降后为止。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一支联军开到当地，将全部工人召集到“他蒙区”集中营，总数约有6000人，大家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之后，才由联军安排分配所有工人，分批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改乘火车回家乡。

他表示，该次被日军召去当建造死亡铁路劳工，而有机会回乡与亲友重聚，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不少人都得了疟疾、泻痢症、烂脚病等。军方只有供应“金鸡纳霜”单味药品，患病者只好听天由命，其中大部分都是病死异乡，白白牺牲宝贵的性命。

谢氏在当地工作前后大约两年的时光，在他那一伙25人当中，只有两位同伴不幸在工作地点去世，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谢奕文指出，当他在“他蒙区”集中营时遇见了故乡同村的人，对方说其父亲在他走后，也被日本军送去泰国建筑死亡铁路，是列入第三批的名单中，只是各自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彼此没有机会见面。该同村朋友也向他报告不好的消息，他才知悉父亲在工作期间由于患上不治之症而在工地与世长辞，他听后感到万分悲痛，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谢氏在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先后失去了父亲与叔父，这种人命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因此他要求日本政府必须给予合理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49）

30. 邓丽华： 《张国辉夫妇追述伤心往事“蝗军严刑害死父亲”》

张国辉（左）与王翠英要为先人讨回公道

（吉隆坡20日讯）日治时期，发生许多家破人亡的惨剧： 张国辉（71岁）的父亲张家佑就是在那个乱世期间被蝗军杀害，让他的家人蒙受痛楚和绵绵恨意。

为了向世人告发日军的残酷行径及讨回一个公道，张家佑的儿子张国辉和媳妇王翠英今日向本报控诉日军的罪行。

王翠英（69岁）说，日本南侵前，他的家公是在双溪古月的一家铁船公司当电器管工，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境可说是不错的。然而好景不长，当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后，形势的危急和混乱使得人心惶惶，结果张家佑被迫停工，带领一家大小躲到安全的地方。由于失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稍后，形势略为平定时，张家佑重返铁船公司上班。本以为霉运已过，不料他的一位同事却遭日军带走，几天后一个下雨的清晨，该名同事随同几个日本人到张家佑的家里，把他带走，同时也另外捉走了四名同事。

“那天其实就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还在睡梦中，忽然有人敲门，我的家公就去开门，结果几个日本军进来后用枪指着他，那个时候他连睡衣都来不及换，只穿了一条短裤，我赶快拿了一条长裤给他换，然后他就被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王翠英并不知道为什么家公会被带走，后来才从被释放的两个同事口中知道原来日军诬指他们是共产党，并且还使用严刑要他们招认，结果被捉六人中只有两人带着满身伤痕归来，张家佑和另外三名同事却因忍受不了严刑而逝世。

“蝗军逼供的方式令人发指，除了灌水，还用拷打等。我的家公被禁锢，在又打又饿的情形下，他因忍受不了而离开人间，那时他才40多岁。”

自张家佑死后，家人就以耕地为生。两年后，其家婆带了女儿前往中国，留下张国辉和他的弟弟自力更生。张国辉当上烧焊工人，然而他却不幸在一次工作意外时遭火灼伤腿部，由于当时医药不发达，结果导致他的脚微跛。

至今张家佑的尸体仍下落不明，为此，他的家人希望能讨回一个公道，以慰张家佑的亡魂。

（参见本节案例153）

31． 《日治时期父亲枪下死吉拉央卢永根向日本讨血债》

卢永根认为：日本当局应偿还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

（吉拉央22日讯）“父亲卢塔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无缘无故被日军逮捕，并于次日遣往淡马鲁后惨遭蛮无人性的日军枪杀。虽然至今已事隔数十载，惟还是不知家父身葬何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5)

居住在吉拉央新村的卢永根对本报披露上述事件。他指出，根据家母在世时引述，先父是于1942年农历正月廿八日早上约10时左右，在住家遭一队十余人的日本蝗军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马鲁后遭日军枪杀。

蒙难者卢塔，原籍福建省大田县人，遇害时仅43岁。当时，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里。

“家父为人安分守己，以种植咖啡及水果为生，家境相当不错。死后留下母亲苏焕、二位分别13岁和6岁的姐姐，一位仅7岁的哥哥，我3岁及一位当时怀胎三个月的弟弟。”

卢永根表示，虽然当时直凉数位领袖，即苏献杯、蔡彬、邱光和卢回等试图出面营救，并于被捕次日前往淡马鲁欲与日本蝗军长官交涉，无奈当彼等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他申诉，日本政府不论何时，皆逃避不了占领马来亚时所犯下的大错。这是因为当时蝗军所干的事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卢氏亦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在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的同时，也必须公开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者阴魂道歉，以消除这场风暴所留下的仇恨。

（参见本节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报》，曹盛干：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卢礼忆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军放火烧死，泣不成声。

人生最惨痛者，莫过于眼巴巴地目睹至亲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烧死。

22岁的卢礼，甫和小他两岁的爱妻得到爱情的结晶，原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万料不到，他们一家大小，还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残暴的日寇所杀。

现年73岁住在北干那那的卢礼在回忆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

他说，清晨，大约7时许，他是在前一晚听了妈妈罗娇和太太钟碧华的话，于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里。他躲避的地点距离村子大约四百公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军放火烧死。

这个沙河芭，距离北干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图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卢礼接受日本历史教育学艺会访问的还有另外两名生还者，即现年63岁的阮但和当时年仅4岁的梁庆治。

日本学者一行27人来乌鲁槽拜祭殉

难华人公墓时，天地同悲，下起雨来。

阮但当时也是和卢礼躲在芭内，并没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数。他也和卢礼一样目睹着家园在一场人为的无情火中烧为灰烬，大部分的村民在铁骑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见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余人遭日军杀害，其中60余殉难者共葬穴。

现年55岁的梁庆治，当时只有4岁，并没有跟妈妈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干那那，所以也逃过劫数。他的母亲当时只有37岁，因为在沙河芭干内，所以也葬身火海。

卢礼说，沙河芭村内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时期村民逃难时种植粮食的芭场，由于当时没有米粮，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种番薯和木薯充饥。每家的成员大约十人或七八人。当时据他所知，屋内只有妇女和小孩，因为大家都以为日本兵只对付男人，不会向妇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们和小孩们，包括他的妈妈、太太，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卢亚狗，6岁的弟弟卢亚文和4岁的妹妹卢亚娇在屋内。他们都关起了门，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不久，我看见十多间茅屋都着火起来，原来日本人已经放火烧屋，接着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在大火中他也听到枪声，一小时后，十多间屋子已被大火夷为平地。

辣手残杀妇孺

他继称，不久，他远处看到大约有20多名日本兵离去，至于他们共有多少人，则不清楚。

他说，等到早上10时左右，当日兵离开和没有枪声后，他才敢出来，这时屋子已烧成灰烬，所有的尸体已被烧成焦尸，一堆一堆地，几乎已成灰，除了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内，一些妇女在日人放火烧屋时，虽然冲出屋外，往河边逃，但无一能逃过日本兵的枪尖刺刀，都倒在河边的血泊中。

他说，整个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还者只剩下五六人罢了。虽然，在乌鲁槽的华侨殉难公墓，只刻着60多个名字。

他沉思了一会，再接着说，这宗没齿难忘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才从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钟耀和其弟钟左的口中，获悉另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剧。

原来，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黄昏，相信日兵是从布莱山蓄水池一带的山路来到沙河村。

向穴中人猛刺

贺细妹

他说，这些日本人到后，便令全村大约50名男人为他们挖地穴，每个宽约一公尺，共挖了几十个，俟洞穴挖好之后，日兵遂令这些男人把树叶铺在洞穴内，然后，令他们一一伏在洞穴内，背部向上，然后便用枪尖刺刀往他们的身上刺。

他说，他的岳父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是躺在洞内，只感到颈项后一阵剧痛，便拔足飞逃，幸日兵在他逃走时，并没有开枪，所以才逃出生天。

他解释说，日兵当时没有开枪射杀其岳父，相信是恐怕枪声惊动了躲在屋内的妇女和小孩。

卢礼说，他当时是22岁，太太比他小2岁，其母亲则是45岁。

他接着说，他的岳父和岳父的弟弟都大难不死，过了四年，便双双返回广西省的家乡容县，之后，便没有了音讯。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也都是百岁人了。

来自日本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学艺会一团27人是在团长柳功的率领下，按址前往距离新山27英里的北干那那亲自听取在日军铁骑下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他们一行人也在慰问卢礼过后，冒雨到乌鲁槽的华人义山殉难侨胞公墓拜祭遭日军残杀的殉难者。

在归途中，记者遇到一名受难者的家属贺细妹女士，她对日军的冷血行为，使她在3岁时便失去父爱，毕生难忘。

（参见本节案例167）

33． 1993年4月1日《新明日报》李浩财文章： 《日军活埋我全家》

(新山31日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追述起50年前，母亲、妻子、襁褓中的幼儿、弟弟和妹妹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活埋的往事，在20多个日本访客和其他人面前，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

卢礼（左二）在家中接受高岛伸欣（右一）和其他日本人的访谈。左一是北干那那居民阮但，他也是沙河芭劫后余生者。

50年前，卢礼（73岁）和父母、妻子及弟弟，为躲避日本鬼子而深入沙河芭（今甘榜沙哇，离北干那那约四英里），在那里垦荒种粮，并在那里和妻子生养了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但是没有料到，日本侵略军竟连沙河芭那样偏远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放过，而于194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摸了进来。

当时22岁的卢礼，获得妻子和母亲密告，日本兵士在搜捕男人，嘱他暂勿回家。

“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

卢礼说，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在河边。

他说，他也听到枪声，过了两个小时（早上10点左右），一切复归沉寂，他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目前不知所踪）拿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

卧房床底焦尸成堆

卢礼说，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6)

三天后，卢礼的岳父钟耀和钟耀之弟钟左与他见了面，彼此对至亲的被杀害，难掩心中悲痛。

钟耀、钟左告诉他，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地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下约三尺宽的壕沟时，钟耀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钟耀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

据卢礼说，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要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多数早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

他说，当年他和家人去沙河芭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木薯和番薯。

询及他藏身处与烧杀地点距离多远？卢礼说约有甘兰带（1300余尺）。他猜想日军是经水塘路，从芭屋进入的。

遗骸残缺不全

他透露，钟耀和钟左已于1946年回中国去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已年逾九旬，接近整百岁了，“他们的故乡在广西容县。”

卢礼估计，日本侵略军当年在整个沙河芭，烧死杀死200人左右，虽然洋灰制的墓碑（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上的姓名，仅有60多个。

他说，1946年收拾骨骸时，许多遗骸残缺不全，“烧杀当天，许多焦尸都已经无法辨认了，有的几个拥成一团。”

卢礼告诉日本访客，他母亲名罗娇（被害时45岁）、妻子钟碧华（死时20岁，碑上有钟碧华之名）、弟弟卢亚文（6岁）、妹妹卢亚娇（4岁）、幼儿卢亚苟（仅四个月大）。

“我妻子和母亲被拉出屋外……”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卢礼说，他母亲、妻子、弟妹和幼儿是被活埋的。

随日本中学教师高岛伸欣莅访的20多个日本客人（其中多位教师，也有大学生，包括高岛的学生请末爱砂），在时间逼促中向卢礼告辞，即乘巴士折返乌鲁槽二十一碑中华义山，祭拜“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

刚抵达义山，天即下起雨来，时为傍晚六时半，天色灰蒙，阴雨中的义山益显荒凉。日本访客一行人撑伞步向土地祠后200多公尺外的公墓，点燃香烛。

卢礼没有随行，或许他不应再承受追忆往事的悲痛，否则，天会洒下更大更密的雨滴。

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级战犯，今日，他们的神位安置在肃穆庄严、风雨不侵的靖国神社中，他们被许多日本人拜祭，视为英雄。祭拜者包括当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50年前在沙河芭蒙难的族人，除了保存那珍贵的镌上60多个名字的墓碑外，或许应有个较入眼的纪念碑？

（参见本节案例173）

34． 《文德里徐旌水揭蝗军兽行祖父遭遇活生生灌水而死》

徐旌水

（直凉5日讯）彭亨文德里讯村民徐旌水今日向报界披露，其祖父徐德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时，遭蝗军惨无人道的手段灌水而死，死后连尸体都不知被埋在哪里。时至今日，虽相隔50年，惟每月初一、十五，向祖先灵前上香时，即想起祖父的不幸遭遇下场，悲从中来！

蒙难者徐德，原籍广西，他是于1943年10月29日在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的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过后就活生生的被蝗军灌水以致死亡。

徐德当时居住在文德甲客家村，即当今的文德甲旗山花园后面，遇害时年高56岁。

徐旌水今日披露其祖父徐德不幸遭蝗军灌水死亡时指出，蝗军未占领马来亚之前，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徐信，韩英）及其兄弟妹，举家居住文德甲客家村，以务农种菜养猪，过着农民生活，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后，由于米粮缺乏，其家人将自己拥有的种菜土地改为种稻，开发土地种植其他土产，当时的生活，粗茶淡饭，尚不成问题。

他表示，其祖父是一乐观者，每日上午协助家人务农后，总喜欢在中午饭后到街市走一趟，就在1943年10月29日那天，其祖父在当时的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被遭活生生的灌水以致死亡，从此一去不回，连其祖父的尸体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说他的祖父是一位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乐观农民，也会遭蝗军随意将此好人灌水至死亡，可见当时蝗军是那么惨无人道。

他申诉，日本政府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法逃避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因为蝗军当时所干的事无法无天，不分皂白，老幼大小，格杀勿论，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人都不会原谅的。

徐旌水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血债，不但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的赔偿，更须要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的阴魂公开道歉，以消除这场不幸遭遇所留下的仇恨史！

（参见本节案例182）

35． 《日军活活杀我妻儿血债缠老汉40年》

（吉隆坡27日讯）两次从日军刀口逃生，对40年前的血债耿耿于怀，一名白发老者愤愤不平现身说法，怒揭日军暴行。

林金帝提起被日军迫害的前尘往事，仍激动不已！

“娇妻与稚子被日军活活刺死与烧死，自己也在日军百般折磨下几乎人头落地……”这些有如电影中的残酷情节，却活生生的发生在林金帝身上！

现年75岁的林金帝虽然已白发斑斑，老得掉了牙，但提起这一笔血海深仇就热血沸腾与激动异常。

由孙建成发起的日治时期受害者委员会日前呼吁受害者，现身指证日军40年前侵略马来西亚半岛犯下的罪行，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

林金帝向本报申诉自己在日治时期“死过翻生”的遭遇时叙述，他还清楚记得23岁时他住在霹雳美罗，当时日军诬赖他是“抗日军”，将他抓去受刑逼供，被日军灌水进肚痛苦得死去活来，最终将他捆绑等候斩首。

不过，林金帝这次却大难不死，他与其他几个被日军陷害的人士，在深夜时，乘着守岗的日军熟睡时，自行松绑，跳进打巴河避过枪林弹雨逃命。

然而，成功逃生的林金帝回家后面临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与仅出生几个月的男婴竟遭惨无人性的日军刺死及烧死了……一夜之间丧妻失子，林金帝对这残酷的一幕悲愤万分，也毕生难忘。

两度逃生

林金帝在万念俱灰之下到了火车站，准备乘搭火车逃走，就在这时，他又遭日军发现抓回去。

“这次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那些‘日本鬼仔’竟然斩了别人的头后，将血淋淋的头颈放在我头上吓唬我，因我是在死囚行列中排最后尾的一个……”

胆小的人可能已被吓破了胆！但林金帝并没有被吓死，虽然他感到极度害怕，但求生的意念还是很强烈。

“这一次，我也是乘着日军打瞌睡时，自行挣扎松绑逃到打巴河跳河逃命。”

逃过两次死劫对林金帝来说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他逃到森林加入抗日军，展开与日军继续对抗的地下活动！

（参见本节案例185）

36． 1994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日军屠杀三口血淋淋惨剧没齿难忘——仁丹练家索血债》

练康遗容

练炳舟遗容

（仁丹17日讯）虽然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干下的杀害无辜暴行已相隔数十年，但对不幸罹难者的后代及家属而言，这人神共愤的血泪史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外，心里的创痛是永远无法止息的，尤其是清明节祭拜被杀害的至亲时，心里头的气愤更是难平。

受人尊敬的上吡叻仁丹侨领练康，其堂弟练林及长子练炳舟，就是在日治时期被蝗军套以莫须有的罪名施以酷刑，拷打，灌水后，就地枪杀。

这三名受害者练康，当年59岁，是仁丹华人侨领，被英属政府委为华人彭古鲁，也是仁丹公立学校董事长，在1942年4月19日受到驻守高乌区日军肃清拘捕，诬告捐款救济中国打日本，不幸惨遭无辜杀害。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7)

练林，当年53岁，在1942年4月18日，被施以极刑后押往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枪杀。

练炳舟，当年26岁，为练康长子，受到同样的不幸遭遇，在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被日军开枪杀死。

48小时失3亲人

根据上吡叻，仁丹练氏家族代表练炳球校长（前大马篮球国际裁判）向报界投诉，在日治时期，日本蝗军以莫须有之罪名，在48小时内杀害其家族3名当家成员，顿时使到两个家庭陷入困境，这血淋淋的悲局，使其家族各成员没齿难忘。

练校长严正地向日本当局提出控诉，并要求有关当局还他家族一个公道。

讨公道索偿

练校长除了把其家族三名成员的不幸遭遇公诸于世外，也已申请加入由孙建成领导之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向日本首相署讨回公道及血债赔偿。

练校长也同时呼吁蒙难家属挺身而出提出申诉。

练校长说，其先父练康，是练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深受各阶层人士尊敬，为地方作了不少贡献，当年，在日军的一项肃清行动中被拘捕，押往高乌拘留所，受尽折磨，灌水拷打，严刑逼供，始终顽强不屈，于1942年4月19日蒙难，令亲友惋惜悲痛。

练林遗容

蝗军害惨家破人亡

练康堂弟练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亦受到同样的遭遇，于1942年4月18日被蝗军残杀，遗下孀妻及一男一女，使这个家庭陷入家破人亡之境。光复后，其妻含恨而终，姐弟俩各分西东，其独子练虾，现居住新加坡，为一名音乐师。

练康长子练炳舟被拘捕后也逃不过劫数，与父同时同日惨遭杀害，遗下孀妻及一男练再新，现居仁丹。

遗下寡妇和八子女

练校长悲痛的追忆令人发指的往事时说，其先父的不幸遭害，令到母亲及八名兄弟姐妹，如在十字路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时的苦难幸好在两名堂兄的协助下，方能度过漫长的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

练氏家族不幸遭遇及悲惨家变，令人不胜唏嘘，如练老先生于黄泉之下，得知日寇之惨败降服，也许可以瞑目。

（参见本节案例188）

37． 1994年6月29日《中国报》文章： 《一家三口遭“蝗军”杀害钟天彬向日本索赔》

（庇朥28日讯）来自沙巴州山打根的钟天彬（57岁），特地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父母及姐姐一家三口在当年遭日本蝗军杀害的惨剧，同时参加该“蒙协”的行列，以便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钟天彬

钟天彬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们一家五口原是居住柔佛州古来勿刹的东山园，父亲钟生与母亲林妹是在马赛路石山工作，其姐姐钟女当年是16岁，哥哥7岁，他则只有4岁而已。

1942年4月份的某一天，有一大队日本蝗军进入东山园候，并命令全村大约300余名的男女老幼，必须立即前往附近的“小店仔”集合，以等待日本军官分发良民证。

结果当天被蝗军召去的村民，全部都一去不回来，后来事实证明所有男女老幼村民都被毫无人性的日本兵屠杀了。

召集村民

他表示，当天他能够从死里逃生，完全是托救命恩人张娘的福，以及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所给予的机会。

根据张娘在后来告诉钟天彬说，当天蝗军下令召集所有村民时，张氏刚好已经离家外出，而钟氏与哥哥则留在家里，由于张娘是他们的亲戚，当她回家时，知悉日本军队有下命令召集村民，而其丈夫也已经去报到，她以为不去是不行的，又见钟氏兄弟仍留在家，便好意地背着钟氏，另左右手则牵着她的孩子和钟氏的哥哥，朝“小店仔”走去，以便也能领取良民证。

当行到途中，遇到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示意他们别向前走，尽快折回去躲避，虽然该名日军没有说明前往集合处会去“送死”，但是看那时的情况的确是有些不妙，因为当时张氏已听到阵阵的枪声正从远处传过来，张氏于是立刻带众人回头，并躲藏在附近的丛林里。

逃出生天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还不见有任何村民从集中处回来，很肯定的是全部都被枪杀了，而他们四人却幸运地逃出了生天。

张娘指出，其姐姐当时是女扮男装躲在家里的冲凉房，可能是在其父母被日军召去后，被蝗军发现芳踪而辣手催花，加以先奸后杀。

他指出，近年来他从报章上获悉孙建成仗义执言，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蒙难者家属伸冤，并领导“蒙协”进行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并值得蒙难者家属给予全力支持，以实际行动力争到底。

（参见本节案例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