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
陈来
1． 蒙难者：
陈平，男，3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平之子陈来（Chan Loy），50岁，身份证号3810616，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等。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送去金马士，然后被送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离家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天送
2． 蒙难者：
陈新，男，4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新之侄陈天送（Chan Thln Soong），51岁，身份证号3814722，什工，祖籍广东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父和我父亲陈生住在马口黄梨山，以种农作物为生，种些木薯、番薯、黄梨等。1943年的某一天，我叔父到马口在街上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已40岁。他的死是由于无法忍受死亡铁路的艰苦生活，在工作期间他尝尽了日本人的虐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父的死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赖三昧
3． 蒙难者：
赖某，男。
投诉人资料： 赖某之子赖三昧（Lye Sam Mol），51岁，身份证号2012944，胶工，住址： No.25C，Batu Bahar,Bahau,N.Sembilan。日占时住址： 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赖三昧，51岁。1943年，我的父（母）亲住在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做胶工。大约是1943年7月的某一天，我父亲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听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工人说，我父亲在工地受伤之后由于缺少药品而过世了。从那以后，我们家就陷入了贫穷与困难之中： 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必须与生活抗争，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由于饥饿，甚至我的一个妹妹不得不被他人收养。为什么我们必须承担这些不幸？直到今天，我心中仍充满着仇恨与痛苦。如果日本人没有侵略我国，所有的这些痛苦都不会发生。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日本政府应对受害者的子孙给予赔偿。或许这样能够减轻那些痛苦心灵所遭受的创伤。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9日。
李浩
4． 蒙难者：
李旺，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李旺之子李浩（Lee Hau），50岁，身份证号3564419，胶工，祖籍广西陆川。住址： 113，Kg Baru Air Titan Bahak N.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 Johore（柔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李浩，我父亲名叫李旺，住在柔佛也各。1943年4月，我父亲被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父亲被抓走后母亲生活得十分困难，她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靠种蕃薯、养鸡及拿鸡蛋去卖来维持生活。等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父亲被捉去建死亡铁路还没有回来，她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我们都很痛苦。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何亚细
5． 蒙难者：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细（Ho Ang Au），51岁，身份证号2484974，胶工，祖籍广东。住址： 1.KG Ban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日军抓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失去了父亲。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药品医治我父亲的疾病，生活也非常艰苦。日本人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一不高兴就会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日本人占领期间，我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姜金山
6． 蒙难者：
姜祥，男，33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姜祥之孙姜金生（Kiang Kam Sang），47岁，身份证号2010344，胶工，祖籍广东信宜。住址: No.22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埠，我祖父姜祥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金马士，然后到吉隆坡，最后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3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祖父在修筑死亡铁路时，被日本人拷打过。那里工作条件很艰苦，他无法忍受，又没有足够的食物，住的地方也很差。我祖父的死是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
谭观金
7． 蒙难者：
谭发，男，36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发之子谭观金（Tam Kuan Kam），57岁，身份证号2484490，胶工，祖籍广府。住址： No.19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发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6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日本人虐待我父亲，还拷打过他。那里生活很艰苦，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父亲被抓走后，家中生活的重担落在我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何柏岭
8． 蒙难者：
何文，男，32岁，卖烟。
投诉人资料： 何文之子何岭（Hoo Pak Ling），52岁，身份证号410218055023，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67 Kg Bar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2)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我父亲何文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患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那里的生活很恐怖，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睡的地方，没有穿的衣服，劳工经常被虐待。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过着悲惨的生活。童年时代，我们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接受过教育。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深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友文
9． 蒙难者：
李友，男，2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李友哥哥李友文（Lai Yen Nan），85岁，身份证号1302490，祖籍广西。住址： 8.K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Pila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庇朥，我弟弟李友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弟弟还没有结婚，都没有后代。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我弟弟被日本人拷打。他总是生病，后来因为无药医治而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深爱的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黄友
10． 蒙难者：
黄友明，男，35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黄友明哥哥黄友（Wong Yew），80岁，身份证号2485069，杂工，祖籍潮州。住址： 49A.Kg Bar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埠庇朥路。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9月20日，我弟弟黄友明在家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弟弟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在那里日本人虐待我弟弟，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我作为他的哥哥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所深爱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6日。
谢义生
11． 蒙难者：
谢行甫，男，45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行甫之孙谢义生（Che Nee Sang），42岁，身份证号4200235，胶工，祖籍广西。住址： C.2.Ldg Bahau N.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 金马士亚逸君令双溪拉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10月中旬，在亚逸君令双溪拉玛，我祖父谢行甫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残忍的日本人拷打过我祖父。在那里，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因此病倒并去世。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卢荣
12． 蒙难者：
卢富，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卢富之子卢荣（Lo Weng），65岁，身份证号2014001，祖籍广西。住址： A 19 Pak Ka Choo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笨打利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卢福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的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我总共有五个姐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被抚养大的。因为太穷，以至于我母亲没有让我们上学。为了把我们抚养大，她不顾身体劳累。谁应该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何亚九
13． 蒙难者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5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九（Ho Ah Kaw），50岁，身份证号3560604，机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侵占马来西亚的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还告诉我母亲，日本人经常虐待我父亲，几乎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般。那时许多人因为缺少药品医治疾病而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我伟大的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悲惨的生活都是由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李平珍
14． 蒙难者：
钟易明，男，41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钟易明之妻李平珍（Lee Ping Chan），74岁，身份证号7724716，祖籍广东。住址： 马身花园64号，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榕桔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榕桔园，我丈夫钟易明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丈夫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于疾病，死在哪里也不知道。生前经常遭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他生病的时候，几乎没有药品用来治疗。我丈夫被抓走后，我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自此过着艰难的生活。我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谁使我们生活如此困难？就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陈金生
15. 蒙难者：
陈南，男，30岁，农夫
蒙难地点： 柔佛甫来。
蒙难时间： 1944年。
投诉人资料： 陈南之子陈金生（又名亚生）（Chan Ah Sang），52岁，卡车司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570560，住址： 63 Sua Grensing, Ayer Kuning, Rantau, N. S.，邮编7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甫来。
投诉内容： 我1941年12月12日出生于柔佛（Johore）。当年我们家住在柔佛州甫来山下，我和我的父母及姐姐住在那儿，我母亲的名字叫Lam Lan。1944年，在日本撤出马来西亚之前，他们从我们村逮捕了15到20个人到他们的军营，并把他们带到泰缅边界修铁路，我的父亲就在这些被捕的人当中。日本人撤走后，那些被抓去泰缅边界的人就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但我们村的人一个都没回来。我们从那些回来的人口中得知，我们村的那些人全死了。我亲爱的父亲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驱使下，把性命丢到了泰缅边界。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死而一直痛苦万分，最终她也去世了。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母亲和邻居告诉我的。我的姐姐也因此吃了许多苦，因为母亲无力抚养，在此期间，母亲把她卖给了别人家。我想通过以上的细节说明，我的家被日本兵给全毁了。我要就我的巨大损失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邱洪
16． 蒙难者：
邱乾，男，34岁，胶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3)
投诉人资料： 邱乾之子邱洪（Hew Foong），63岁，身份证号2481133，退休。住址： No.5，Jalan Tan 2110，Taman Tuanku Ampuan Naji Hah Sungai Guout，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1942年尾）士毛月老同，园丘。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邱乾被日军用军用卡车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那里被日本人虐待。生病也没有药品治疗，最后惨死在那里。父亲被抓走后，为了支撑整个家庭，我母亲不得不努力工作，她很辛苦。当时我12岁，妹妹邱月芙才9岁，也必须忍受这种磨难。我们这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使得我们家破人亡。如今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瞿汉仁
17． 蒙难者：
翟定，男，驾驶员。
投诉人资料： 翟定之子翟汉仁，56岁，身份证号1215449，经营果苗场。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Batu19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6月12日，我父亲翟定被日军强迫拉夫去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人。我所深爱的父亲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他死去了。在那里，他劳累过度，生病也没有人照顾，活活病死在工地，可以是说是日军变相的谋杀。我有9个兄弟姐妹，都由我母亲照顾。你能想像我们幼年时代的生活吗？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们很小时就不得不工作来维持生存。我们应该谴责谁？是那些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9日。
辜炳煌
18． 蒙难者：
辜某某。
投诉人资料： 其子辜炳煌（Koh Pen Fong），59岁，身份证号340928105063，胶工，住址： 167 Kg Baru Ulu Langat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死亡时间： 1942年底。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被日军逮捕并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从他朋友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叶乔仔
19． 蒙难者：
叶锦生，男，7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叶锦生之子叶乔仔（Yap Keow Chai），54岁，身份证号2672600，胶工，祖籍广东淡水。住址： 士毛月新村门牌No.97号（No.97，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West Malaysia），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因为建筑“死亡铁路”得病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叶锦生，出生于1898年12月12日，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年就回来了。事实上，在他回来之前，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已得了轻度感冒。不幸的是，1945年回到马来西亚后，病情加重，经短期治疗，似乎并未好转。医生说他实际上已得了肺结核，已没有治愈的希望。因为患病，父亲不能工作，我与母亲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6年12月9日他去世。自1945—1976年期间，我们花费了5—6万马来西亚林吉币，其中包括了父亲的丧葬费。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廖亚荀
20． 蒙难者：
Liew Mok Sang，男。
投诉人资料： Liew Mok Sang哥哥廖亚荀，身份证号3811511。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弟弟Liew Mok Sang被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抓走的还有他的朋友Lim Yeng Cheng先生。这位先生说，我弟弟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已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弟弟的生命给予合理的赔偿，日本政府应对此付出代价。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9日。
李思才
21． 蒙难者：
李苟，男，1923年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苟之侄李思才（Lee Soo Choy），58岁，身份证号2705357，胶工。住址： 104 New Village Semenyih Selangor，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士毛月新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李苟，出生于1923年10月18日，是死亡铁路的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就回来了。回来时身体很虚弱，因为叔叔的腿受了伤，无法正常活动，因此，也无法工作。由于他仍是单身，在1945—1972年期间，母亲和我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2年10月24日他去世。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陈友权
22． 蒙难者：
陈Sak，男。
投诉人资料： 陈Sak之侄陈友权（Chin Yoo Kneng），身份证号2705265，胶工。住址： 45，Main Road，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5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告诉你的是关于我叔叔陈Sak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6月，他被日军逮捕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找到证据，并要求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19日。
曾珠生
23． 蒙难者：
曾Seng Fatt，男。
投诉人资料： 曾Seng Fatt之侄曾珠生（Chang Chin Cheng），身份证号3979092。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叔曾Seng Fatt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去的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不能忍受那里的生活，一直生病，几乎没有药品来治疗，最后就死了。作为他的侄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的死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叶芳
24． 蒙难者：
叶林，男，胶工。
投诉人资料： 叶林弟弟叶芳（Yap Fong），70岁，身份证号3397724，住址： No.118 Pekan Salak，Sepang，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9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黄华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已经占领了马来西亚。住在园丘的许多20多岁的华人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1943年，我哥哥被抓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未和家人联系。日军投降后，只有少数幸存者回到了士毛月，他们说我哥哥双腿患有疾病，由于缺乏药品和治疗，溃烂而死在边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
邓传生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4)
25． 蒙难者：
邓权，男，32岁，工人。
投诉人资料： 邓权妻子Wong Yew，78岁，身份证号2704365。邓权的儿子邓传生（Then Chon Sam），52岁，身份证号7929486，杂工。住址： NO.114，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雪兰义士毛月新村门牌—NO.114），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Sungai Purun园丘雪兰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们居住在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那时，我丈夫年仅32岁，我28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我丈夫被捉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那段时间，我过着艰苦的生活。和他一起被送到那里的一个同胞，最近已经去世了。我希望日本政府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丘亚年
26． 蒙难者：
丘Chong，男，30岁，身份证号0569958。
投诉人资料： 丘Chong之子丘亚年（Kau Ah Yen），身份证号7632880，住址： No.129，Ladang Sg，Purun Estate，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代表我三年前死去的父亲丘Chong。1942年，我们居住在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当我父亲被日军送到泰国时，他年仅30岁。他被日本人强迫送到泰缅边界的死亡铁路为日本人工作。(奇*书*网.整*理*提*供)他离开后，我家就陷入了困境，特别是两个哥哥都死于疾病。我父亲在那里经受了很多痛苦，生活很艰苦，有时工作后也没有吃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张思平
27． 蒙难者：
张金仔，男，19岁。
投诉人资料： 张金仔弟弟张思平（Chong Soo Phin），60岁，身份证号0570451，祖籍广东。住址： No.304，Kampong Baru，Semenyih，Semenyih，Selangor Darul，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代表在泰国边界为日本人修筑死亡铁路而死去的哥哥，他叫张金仔。在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后被日军警探抽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到那里的一个叫Lam Yin Chan（身份证号2704182）的同胞一直活到现在。他现住在No.282，N/Village Semenyih，Selangor，他可以证明这是事实。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4日。
陈土金
28． 蒙难者：
陈登，男，30多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陈登之子陈土金（Cheng Toh Kim），58岁，身份证号2705498，祖籍惠州。住址： B8，Kg，Baru，Semenyih，Selangor，雪兰义州士毛月新村B8号，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加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或8月，在雪州加蕉，我父亲被征召前往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异邦。我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立场予以合理的赔偿。1942年，我叔叔陈Ting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得以幸存，战后返回了家乡。所有的强制劳工都得忍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很多人都死了。因为他们无法承受那里的恶劣的工作环境。那里几乎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所遭受的痛苦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6日。
孙玉清
29． 蒙难者：
孙九，男，72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孙九之子孙玉清（Soon Yok Jin），44岁，身份证号7725078。住址： 雪兰义州士毛月有才花园4路58号，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州士毛月新笆桑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家后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孙九（2990117）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缅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他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当他1945（6）年回来时，由于在那里工作非常辛苦，没有饭吃，身体非常虚弱并且经常生病。正是因为他的虚弱，这些年他不能工作，因此在他去世前，他不得不依靠我照顾，赡养，看病。两年前他去世。从1945年到他去世的那段时间里，我花费了5—6万马来西亚林吉特币，其中包括丧葬费。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么多年来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6日。伦九
30． 蒙难者：
伦Choy，男，68岁（1977年时），工人（建筑死亡铁路）。
投诉人资料： 伦Choy之子伦九（Loon Kaw），63岁，身份证号300614015093（3600379），祖籍广东。住址： 6347 Jin Jatan 5 Tmn Intan Jaya，Mersing Johor。邮编86800。日占时住址： Kluang叶豆沙村。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伦Choy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他说，在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对强制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很多强制劳工都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这些可怜的工人没有药物治疗。战后，那些比较强壮和能够忍受虐待的人得以幸存，并回到国内。我父亲是这些幸运的人中的一个。他受了很多苦。作为他的儿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对他所遭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日。
刘雁青
31． 蒙难者：
刘Choo，男，18岁。
投诉人资料： 刘Choo哥哥刘雁青（Low Kam Chin），65岁，身份证号2705177，住址： Batu 6，Sungei Gadut，Railway Track Sides，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Jalan Tampin，Seremban N.S.。日占时住址： Broga（Kampung）。
投诉内容： 1942—1943年日占期间，我和家人居住在Broga（Kampung）。我弟弟刘Choo，当时只有18岁，我们为日本人修建铁路。后来我和弟弟回家到Setul Mantin N. Sembilan，那时我弟弟还是没有结婚。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5日。
严生
32． 蒙难者：
严朋，男，什工。
投诉人资料： 严朋之子严生（Yan Sang），60岁，身份证号2473764，祖籍广东。住址： NO.21号叻务八条石芙蓉森美兰(No 21, 8th Mile Labu Road，Seremban)，邮编71900。日占时住址： 叻务八条石Kirby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严生。1943年，我11岁时，我父亲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在那之前，我父亲在Kirby Estate at Batu 9 Labu Road, Negeri Sembilan做什工。我父亲是家中惟一的男丁，为了抚养我和我母亲，我父亲必须辛苦工作。那时我家居住在Kirby Estate。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家一个邻居叫Foonf Kuan，他也在Kirby Estate做什工，和我父亲一起被强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我和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自父亲被捉走后，我母亲不得不面对那段困难的日子，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依靠亲戚、朋友给的一些食物和我母亲种的木薯等生存。我们要求日本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6日。
封贤才
33． 蒙难者：
封群，男，45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封群之子封贤才（Fong Ng Choy），61岁，胶工，身份证号2007150，祖籍广西。住址： No.2128 Taman Bukit kaya,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0200。日占时住址： 叻务八英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5)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封贤才。1943年，我12岁，我父亲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之前，我父亲在Kirby Estate, Jalan Labu 9th Mile, Negeri Sembilan做什工。我父亲是家中惟一的男丁，为了抚养我和我母亲，我父亲必须要辛苦工作。那时我家居住在Kirby Estate。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家一个邻居叫Yam Pian，他也在Kirby Estate做什工，和我父亲一起被强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我和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我们要求日本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曾国赞
34． 蒙难者：
曾国传，男，32岁，种植。
投诉人资料： 曾国传弟弟曾国赞（曾亚旦，Chan Ah Tan），69岁，身份证号1990241，祖籍福建厦门。住址：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林鲁新村，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双溪南湄。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哥哥曾国传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从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那里得知，我哥哥曾遭虐待。他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在那里死去了。作为他的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哥哥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黄娇
35． 蒙难者：
黄光年，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黄光年之子黄娇（Wang Kiaw），53岁，政府公务员，身份证号2484961，祖籍惠州。住址： No.52 Kampung Baha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二马路。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黄娇。母亲告诉我，在1941年时，我们居住在马口二马路，以种菜为生。1942年三四月间，我父亲黄光年被日军抓夫用卡车载到金马士，以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从死亡铁路返回的我父亲的朋友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身体一直不好，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一直生病，没有药物医治，最后死了。在家里，我可怜的母亲为了整个家庭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没有父亲总是很伤心。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整个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0日。
李玉英
36． 蒙难者：
Kan Ah Heng，男。
投诉人资料： Kan Ah Heng之妻李玉英（Lee Yoke Yen），身份证号3563823，住址： 49 Fv KG. China, Bahau,N.S.。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4年，我丈夫Kan Ah Heng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失去我深爱的丈夫，我不得不设法抚养三个孩子。我没有足够的钱抚养他们、买衣服给他们、让他们接受教育，以及支付医药费。谁应该对我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陶清妹
37． 蒙难者：
陶计，男，34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陶计之女陶清妹（Thow Chin Moi），54岁，身份证号2025840，祖籍惠州，住址： No.41 Batu 8th, 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19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老园丙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现在53岁，住在Labu New Village,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在这之前，我全家居住在士毛月老园丙公司（Old Rubber Estate at Semenyih, Selangor）。我父亲叫陶计，是割胶工，有六个孩子。Wong Kew和我父亲一起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做苦力，修筑死亡铁路。等到和平以后，他（Wong Kew）平安的回到了马来西亚，而我父亲却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是否是我父亲腿断了，或者是得了其他疾病，或者是死在那里了。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们兄弟姐妹不得不照顾我多病的母亲和祖母，就像当初她们照顾我们一样，因为是她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把我们抚养大的。我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1日。
钟娣
38． 蒙难者：
钟生，男，36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钟生之女钟娣（Choong Thai），63岁，身份证号2477118，无工作，祖籍广东惠州，住址： 8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2号路Bahau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钟娣。1943年7月，在马口，我父亲钟生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李娣
39． 蒙难者：
李安，男，39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李安之女李娣（Leh Thye或者Lem Thye），69岁，身份证号2484928，住址： 30 K.G. Baru Mahsan, Bah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阿依坤领。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们住在阿依坤领（黄楼公司）。1943年，我父亲李安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那时我17岁，本来我和我弟弟的名字已经被日本人写了，准备拉上车带走，后来有两位印度人要陪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所以就让他们去了。我母亲从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那里得知，我父亲已经死在那里了。我父亲曾被日本人虐待、拷打，住的地方很差。我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生病也没有药物来治疗，最后就死了。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是家中最苦的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张木娇
40． 蒙难者：
张汉平，男，37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张汉平之女张木娇（Chung Mok Kiew），57岁，胶工，身份证号2485027，祖籍广东。住址： No.61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榕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家住在榕吉，以割胶为生。1942年中，我年仅7岁，我父亲张汉平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曾遭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而且总是生病，但是那里没有药物用来治疗这些疾病，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我父亲也是死于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所受的苦难最多，没有什么能够弥补的。我们的生活很困难，一家有五个兄弟姐妹，母亲把三个兄妹给了别人领养，只留下我和弟弟两人，不久，我和兄妹们都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的去向。后来我弟弟又生病死了，而母亲又不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我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6)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符英
41． 蒙难者：
符中，男，48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符中之女符英（Foo Ying），75岁，身份证号2487371，住址： 8 K.G.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Pila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7月，在马口，我父亲符中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总是生病，那里没有药物医疗他的病，最后就死了。父亲被抓走后，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让我们能够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能够活下来主要是因为母亲的照顾，她所受的苦难最多。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在日占期间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日。
谭凤英
42． 蒙难者：
谭友，男，3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友之女谭凤英（Tham Fong Yin），51岁，身份证号3810035，祖籍广府，住址： No.128 Kampung China Lorong 2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友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因为那里没有药物治疗一些疾病，在他患有多种疾病时，死去了，死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也是因这样的情况而死的。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的恐怖。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5日。
朱玉英
43． 蒙难者：
朱南，男，40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朱南之女朱玉英（Choo Geok Eng），61岁，做过劳工，身份证号2485022，祖籍广东。住址： No.2 K.G. Baru Mahsan, Bahau, N.S.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黄梨山，我父亲朱南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那里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他的疾病，又被日本人虐待。那里的工作条件很差，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忍受那里的生活。能够回来的人都是幸运的。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我们能够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2日。
赖妹
44． 蒙难者：
赖光，男，30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赖光侄女赖妹（Lai mooi），46岁，胶工，身份证号3409483，祖籍广东，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S.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叔叔赖光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就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在那里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当生病时也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他因病而死。其他工人同样因无药医治而死。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我叔叔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水娇
45． 蒙难者：
李信，男，34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信之女李水娇（Lay Swee Kiew），53岁，身份证号3564433，祖籍广西北流，住址： 52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2号路Bahau，N.S.。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在马口被日军抓夫送到金马士，然后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在那里遭受很多苦难，被日本人虐待，生病时也没有药物医疗。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十分伤心，而那时我也只有2岁。那些日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哭。后来，母亲从悲痛中走出来，可怜的母亲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种地。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把我们抚养成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张妹
46． 蒙难者：
张克贤，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张克贤之女张妹（Chong Moi），51岁，身份证号2008347，祖籍广东，住址： No 84 K.G. Baru Mahsan，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芙蓉叮。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50年前，我们一家住在芙蓉文叮街坊后面，以种农作物为生。1942年，我父亲张克贤在街上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已死在那里，连埋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被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身体不好，他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生病时也没有药物医疗，最后死去了。在家中，我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工作。她遭受了很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陈四妹
47． 蒙难者：
Chin Tin Yoong，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Chin Tin Yoong之女陈四妹（Chin See Moi），60岁，身份证号0216316，胶工，住址： Lot 1723 E1722，No 55 Jalan Kemboja，Taman Paling Jaya，Semenyih，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Jalan Bangi，Semenyi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想说的是有关我父亲陈Tin Yoong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6月，在居住地Semenyih，他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对此作出调查，并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如果有任何消息，希望能够及时通知我，我将对此深表感谢。
投诉日期： 1993年8月20日。
丘金兰
48． 蒙难者：
Chan ann chee，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Chan ann chee之妻丘金兰（Hoo Kim Lan），身份证号2990168，住址： 180,K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9月，我丈夫Chan ann chee27岁时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我等了他51年，但是都没有他要回来的迹象。他去哪里了呢？我从泰国死亡铁路回来的人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于疾病。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经历了很多困苦，被日本人虐待，没有药物医治疾病，最后死了。当我所深爱的丈夫被捉去后，我必须要照顾一个大的家庭。为了让大家能够在一起，我不得不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走后，我遭遇了很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苦难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7日。
陈思兰
49． 蒙难者：
Hew Yong，男。
投诉人资料： Hew Yong之母陈思兰（Chin See Lan），身份证号2704173，住址： No.120 KG Baru Sememyih Selangou, Malaysia。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7)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的大儿子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在那里，他遭受很多磨难，最终死在那里。现在我老了，如果你能帮助我对日进行索赔，我将十分感谢。期待你的答复，在这里先谢谢你。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黄妹
50． 蒙难者：
邓仁，男。
投诉人资料： 邓仁之弟媳黄妹（Wong Moi），女，79岁，身份证号2010342，卖菜，住址： 165，Kampung China,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NG Loong Kongsi, Rinchin G Estet Batu 25, Jalan Seremban,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丈夫的哥哥邓仁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自从他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与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叫林亚青的人告诉我一些情况，我才知道他已经在那里病死了。谁应该偿还他的生命？我想那些强迫他去修筑死亡铁路的日本政府对他的死给予赔偿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日。
黄佛英
51． 蒙难者：
黄Teck，男，42岁。
投诉人资料： 黄Teck之女黄佛英（Hong Foot Yin），身份证号2705275，住址： Batu 6, Ladang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那是在1942年到1943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居住在Sembilan Selangor。我父亲黄Teck被日军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是42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7日。
林都妹
52． 蒙难者：
林Kwee，男。
投诉人资料： 林Kwee之子孙女林都妹（Lim Tu Moi，身份证号2484930），孙子林汉明（Lim Hon Mun，身份证号7612076）、林奇生（Lim Kai Sang，身份证号4296345），住址： Batu。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们的祖父林Kwee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他就死在工地。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他被日本人虐待，被拷打，没有足够的食物，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作为他的孙辈，我们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祖父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53． 蒙难者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1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陈平，男，30岁，农夫。
陈树妹
投诉人资料： 陈平之女陈树妹（Chin Soo Moy），52岁，身份证号7697839，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住址： No.83 A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在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载去金马士，然后被载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去修死亡铁路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谢瑞英
54． 蒙难者：
谢平，男，38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谢平之女谢瑞英（Chia So Ying），61岁，身份证号2013041，家庭主妇，住址： 114Batu Bakar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不二乡。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谢平。据我母亲说，1943年，他被日军（由区长吩咐到马口警察局报到）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很艰苦，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我父亲被日本兵虐待。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当时我母亲无力抚养我们三姐妹，忍痛把两个妹妹送给了别人，以至我们至今还没有联系，可说是家破人亡，这种损失是难以补偿的。作为他的女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1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
李凤
55． 蒙难者：
李青，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李青之女李凤（Lie Pong），54岁，身份证号3564222，割胶，祖籍广西，住址： 老同成三百吉马口，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柔佛州。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李凤。1942年，在柔佛，我父亲李青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那时，没有药物来治疗他的疾病。我们得知那里的生活很艰苦，日本兵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喜欢，日本兵就无缘无故的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子女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4）
谢亚妹
56． 蒙难者：
谢佐，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佐之孙女谢亚妹（Shia Ah Moi），40岁，身份证号4596422，胶工，祖籍广西北流，住址： 113 KG Baru Air Tihan Bahau, N.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 马六甲。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谢亚妹。1942年7月，在淡边，我祖父谢佐被日军拉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我祖父无法承受那里艰苦的生活，身体不好，因为生病没有药物治疗而死。因为我父母早亡，所以我代我祖父申冤。另外我婆婆告诉我，我公公还没有儿子就被日本兵捉去了。我婆婆抱我来养，做后代。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桂荣
57． 蒙难者：
陈kim seng，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kim seng堂兄弟陈桂荣（Chin Kwee Weng），身份证号1296283，住址： 2356，Taman Rasa Jaya，Seremb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2月，我堂兄弟陈kim seng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堂兄弟的生命消失在这稀薄的空气中。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6日。
谭晚
58． 蒙难者：
谭永，男，40岁，工头。
投诉人资料： 谭永之子谭晚（Tam Chat Pat），53岁，身份证号3064795，商人，祖籍广东，住址： 104，Jalan Besar Ladang Geddes Bahau N.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 Tanah merah N.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8)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3）年，我只有5岁，5月的一天，我父亲谭永去芙蓉芭买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那时，他被日本兵拷打，身体不好，无法忍受那里的环境，脚受了伤没有药物治疗，最后死了。我父亲被抓走后，我和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我自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得到父爱和家庭的温暖。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这些日本人不知道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叶一青
59． 蒙难者：
叶一青（Yap Yit Cheang），男。
投诉人资料： 叶一青之子叶运兴（Yap Yoon Hing），40岁，身份证号4681185，建筑工人，住址： Lot No.17, Ldg. Tang Ho, Saleng, Senai, Johor，邮编81400。日占时住址： Ampang Pechah Village，Kuala Kubu Bahru，Ulu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31日，我父亲叶一青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年8月返回马来西亚，总共在那里工作了44个月，工资每月S｜8.00，总共S｜352.00。我作为他的儿子很高兴能够代表他叙述上面的事实。附件内容是我父亲自己手写的关于他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事实。还有一份日本陆军中尉的信件的复印件。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对我父亲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30日。
Khudrai Beda
60． 蒙难者：
Blong Bodek Bin Sarip，男。
投诉人资料： Blong Bodek Bin Sarip之子Khudrai Beda，56岁，身份证号380401045099，住址： Batu 181/2 KG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父亲Blong Bodek Bin Sarip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0日。
杨东
61． 蒙难者：
赖东，男，76岁（采访时的年龄），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赖东之妻杨东（Yong Tong），69岁，身份证号0013198，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No.1, Jalan Tembaga Satu, Desa Perind Kulai, Batu 27, 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新马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赖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是第二批，由新山叶坐了几天火车才抵达目的地。大约1944年农历端午他去世，埋在铁路旁边。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他死亡的消息是一个姓吕的人告诉我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蔡金
62． 蒙难者：
徐发，男。
投诉人资料： 徐发之妻蔡金（Chai Kim），75岁，身份证号231673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D35, Jalan Durian（2）,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马来西亚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徐发被日军拉夫做苦力，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当时我丈夫由新山坐火车经槟榔启特和其他大量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一起由5825部队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到马来西亚，可能死了。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后来我从一个姓吕的人那里得知，1942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死在泰国的NanChang Station，这是5825部队驻扎地。日本人应该对我丈夫的死负责。我代表我丈夫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这也是合理的要求。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27日。
Mohammad bin
MD. Akid
63． 蒙难者：
Md.Akib. bin. Abu，男。
投诉人资料： Md.Akib. bin. Abu之子Mohammad bin MD. Akib，59岁，身份证号3335362，跟班，马来亚人。住址： KG Pernu 10 km, 3230 Jalan Bkt Kecil, Melake.，邮编7546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Durian Daun 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的两个人愿意对此作证：
（1） Encik Abdullah bin Omar, 127A, J.Bujit Cina, 75100, Melaka；
（2） Encik MD. Yunus bin Ahmad, 73, Durian Daun, 75400, Melaka。
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9日。
Halima binte
Hj. Husin
64． 蒙难者：
Adad bin hj husin，男，16岁，tentera Jepun。
投诉人资料： Adad bin hj husin姐姐Halima binte Hj. Husin，68岁，身份证号3714966，家庭主妇，马来西亚人，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邮编75050。日占时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弟弟Adad bin hj husin被日军强迫拉夫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居住在kg. Krubong。在那里由于缺乏药物治疗疾病，他的身体很虚弱。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7日。
Tijah binte Kudai
65． 蒙难者：
Kudai bin taib，男，46岁。
投诉人资料： Kudai bin taib之女Tijah binte Kudai，62岁，身份证号0872062，退休，马来西亚，住址： 17 1/2, Kg. B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某一天夜里12点，我们这里马来的酋长带着日军强制性地把我父亲抓走了，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当局发了一张绿色卡片，让我母亲每月从区办公室或者酋长那里领薪水。三个月后，卡片改成了红色的。那以后，酋长告诉我母亲这是最后一次领薪水了，因为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3日。
Munah binte Dollah
66． 蒙难者：
Bado bin Dollah and Abu bin Dollah，男，20岁和18岁。
投诉人资料： Bado bin Dollah之妹Munah binte Dollah，60岁，身份证号0186387，退休，马来西亚人，住址： 197 B，Jalan Bukit Cina, Melaka，邮编75100。日占时住址： 189，Jalan Bukit Cina，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叫Bado bin Dollah，20岁，我弟弟叫Abu bin Dollah，18岁。他们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边境修筑死亡铁路。他们就死在那里。他们修筑死亡铁路没有工资。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8日。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
67． 蒙难者：
Abu Bakar bin Ujang，男，17岁。
投诉人资料： Abu Bakar bin Ujang之妹Maimunah binte Jamaludin，63岁，身份证号0900327，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 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130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Rembau N.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9)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三个日本兵来到Kampung Senama捉走了我的哥哥，直接送到泰国Via Kuala Lumpur修筑死亡铁路，六个月后同意他回来了。他身上到处是伤痕，后来就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4日。
68． 蒙难者：
Abu Noh Awal，男。
Bakar Bin Awal
投诉人资料： Abu Noh Awal兄弟Bakar Bin Awal，身份证号1776157，住址： 239, 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Melaka，邮编751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0月11日，我兄弟作为强制劳工被送到泰缅边境修建Kwai河上的铁路桥。1946年，一个叫Encik Mohamad Yunus Mohamad（身份证号2276692）的强制劳工从那里回来了，他告诉我，我兄弟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Othman Bin
Abu Talib
69． 蒙难者：
Othman Bin Abu Talib，男，68岁，Buroh Paksa Berkumpulan。
投诉人资料： Othman Bin Abu Talib本人，男，68岁，身份证号A 0169430（271315045033），Pesara Polls，马来西亚，住址： K.M 16 No. KK 26, KG. Kerubong Melaka，邮编75250。日占时住址： Kg Limau Purut, Simpang Empat Alor Gajan, Melaka,邮编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期，我的经历如下：
（1）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
（2） 我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做强制劳工。
（3） 日军捉走我和我二弟，在Tampin火车站，强制性地用火车直接送到泰国。
（4） 晚上我们抵达Bengkok，被送到Bengkok火车站。日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我们是走到那里的。刚到那里的头三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我们很饿。我想象不出那时我们是如何忍受的。
（5） 三天后，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称之为Jangka Raya。我们被拷打，被强迫修筑铁路，并且不给我们工资。
（6）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把我们送回了马来西亚，在Ipoh火车站让我们走了，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或者是钱、衣服还是食物。我们和其他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用了一个月时间，从Ipoh火车站步行到我们的Kampung。我到家，见到我的家人感到很悲伤。
这就是我在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我的经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5年11月20日。
Ismail Bin
Abdul Hamid
70． 蒙难者：
Abdul Hamid Bin Lateh，男，78岁，出生于1916年，身份证号3571074，Pesara（1994年11月22日去世）。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d Bin Lateh之子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证号0227639，马来西亚，住址： 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邮编73000。日占时住址：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S.。
蒙难地点： 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身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写以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记下了这些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期间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实和难以忘记的经历，他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战争开始于1941年8月12日）。当我写下这封信时，我敬爱的父亲已于1994年11月22日上午9∶30去世了，享年78岁。
我父亲说：“1942年1月中旬，在我从工作的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地方回来后，我在Kampong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被日军强制拉夫。当那些枪口对着我，我无法逃走。那时我妻子已经怀孕5个月，那是我第三个儿子，名叫Ismail。
“我们和其他人被带上军车去了Seremban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和另外上百人在日军的监督下，一起坐火车被送到泰国的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
“到达后，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们被迫爬上军车并被带到泰国Kancanapuri。然后，在监督下，我们步行跨入丛林，直到抵达一个营地，之后，我们每25人分为一组，被安扎下来。那个地方驻扎着上百个营地。
“在丛林中，我们立刻被迫开始砍树，用肩扛运圆木，作为修筑铁路用的枕木。我们只有在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才轻松一点。
“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我的噩梦还在持续。在煮饭的地方，壶里给工人喝的沸腾的水恰巧泼到了我的左脚。我昏了过去，之后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战立，也不能走路。日军给我一些碘酒，这并未治愈伤口反而使其恶化。在那里几乎没有治疗的条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军官在营地的数百个病人中，选中了我，让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车，途中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没有药物治病。我们在Seremban火车站下车，并每人发给5元日币和5袋大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到Kuala Pilah的家，然后被朋友送到医院。日本人没有给任何治疗，而是把我连同一些尸体送到了太平间。当日军走后，我从尸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医院，受到英军的照顾，直到我的腿脚完全康复能够走路，但是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补充一些东西： 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些人和机构，可以调查这些事情，并能够帮助他及他死后帮他孩子索赔。在我和马来西亚日军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委员会主席孙建成先生见面后，我告诉他，我已成功找到这样的机构，他很高兴，并变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身体一直不好。双眼视线模糊，几乎失明，加上腿脚不便，导致他一直卧床不起。他对我说，无论是在他活着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为了要通过这些机构，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直到满足他所有的心愿，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我，日军不人道的行为，成为他一生和他家庭难以忘记的悲剧。
我敬爱的父亲在经历长期的病痛之后，于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区的医院去世。我期望相关人员的关注和介入能对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期待一个友好的回复。日本政府必须对我父亲所受的痛苦负责，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谢汝普
71． 蒙难者：
谢汝灿，男，1912年出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汝灿弟弟谢汝普（Yee poo），1913年出生，身份证号1309216，祖籍广东高州，住址： 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于1938年从广东高州来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以割胶为生。日军占领期间，四母子一嫂同住一屋。1942年3月间，园丘（经）理为刘道安，他接到日军司令的命令，要每家抽一壮丁去修死亡铁路。我哥哥答应前去。当天早上10时左右，在巴登马六甲火车站给他送行。他被日军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死了。一起去的还有其他五六个人也死于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日。
李伟
72． 蒙难者：
叶海，男，78岁，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叶海之妻李伟（Lee Wee），76岁，身份证号231619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E61,Kg. Baru, Kulai, Johor，邮编810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0)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南昌站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叶海被日军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在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由新山火车站乘了几天火车抵达目的地。大约在1945年农历七月，他吐血身亡，埋在铁路旁。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我丈夫回来。后来吕先生告诉我他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廖英
73． 蒙难者：
廖桂，男，34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廖桂孙女廖英（Liew Yeen），48岁，身份证号2036044，胶工，祖籍大浦，住址： 老同成园，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怡保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尾，在怡保埠，我祖父廖桂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拷打，身体一直不好，因为那里没有吃的，生病时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他死于疾病。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黄妹
74． 蒙难者：
黄信，男，38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黄信之女黄梅（Wong Moi），57岁，身份证号2475758，祖籍广东罗定，住址： 马口朱区No.115 Chu Waid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芙蓉巴尾。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黄信是在1942年5月去芙蓉市区购物时被日本军捉去的。当时曾有人看见他被迫上了一部卡车，那车上有很多人。听说这些人全部被送到芙蓉火车站，然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建造死亡铁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他乡。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拳打脚踢。所有的强制劳工都被残忍的日本人虐待。在那里就像是在地狱一般，没有食物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衣服穿。作为他的女儿，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5）
谭妹
75． 蒙难者：
谭门，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门之女谭妹（Tham Moi），52岁，身份证号3810049，割胶，祖籍广府，住址： 18 Taman Bahau Bahau,N.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谭门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了。他们说，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虐待。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吃，生病了也没有药物治疗。我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让一家人能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6）
张银
76． 蒙难者：
郑华，男，90岁（如果现在活着的话），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郑华之媳妇张银（Chong Yoon），73岁，身份证号2316510，退休，祖籍广东，现住址： D33 Kampung Baru, Kulai, Johor, Malaysia，邮编81000。日占时住址： Japan Estate, Kulai Joh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张银，今年73岁。1942年5月，在古来，我公公郑华被日本兵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地点在南昌车站。两年多以后，他死在那里。我是他惟一的亲属，我希望日本政府负起责任，对我亲人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因为当年，有许多无辜的年轻壮丁因为劳动过度而生病，在缺少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而死去。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20日。
谢贵元
77． 蒙难者：
谢常义，男，38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谢常义之子谢贵元（Cheah Kui Yuen），60岁，身份证号2990086，祖籍梅县，现住址： 文德甲，No.2831,Kampung Baru, Mentakab, Pahang Darul Mammur, Malaysia，邮编284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大街。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2月某一天的早晨，日军突然出现在Semenyih镇的大街上，逮捕年轻人，把他们送到缅甸修筑死亡铁路，我父亲也在其中。自从他被抓走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可能死了。
正如我身上的证据所证明的，我父亲被抓走的那天早晨，我和他在一起。当日军粗暴的把我父亲拉上一旁停着的卡车时，我试着爬上车把我父亲拖下来，我试了两次，但是都徒劳无功。一个日本兵非常恼怒，打了我两巴掌，用刺刀把我的左耳割掉了，同时把我推下了车。那时我10岁，掉下车后我昏倒了。
这就是我父亲那天早晨被抓走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现在作为他惟一的后裔，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我父亲的死及我和我母亲所受的伤害给予某种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6日。
温功发
78． 蒙难者：
温有，男，32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温有之子温功发（Ong Kong Fatt），54岁，杂工，身份证号1323991，祖籍广东，现住于No.19,kg.Baru Mahsan Bahau,N.S.，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口庇朥路38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死亡。
蒙难时间： 1942年（被抓）
投诉内容： 我父亲在1942年年末在马口街上被日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死亡铁路，一直没有回来过，后来听一些生还者回来说，我父亲是脚烂而死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就此给以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李儒
79． 蒙难者：
李钦，男，51岁，矿工。
投诉人资料： 李钦之侄李儒（Lee Yee/Lee Joo），73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442618，现住于No.97, Pekan Baru Kaki Bukit, Perlis，邮编0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tu 12, kampong Tasoh, JLN, Kaki Bukit, Perlis Malaya。
蒙难地点： 泰国“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间。
投诉内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南征，统治新马，我伯父是在吡叻州金宝埠的东生锡矿公司做工，当时全部的锡矿工作已告停顿，不过他仍在该公司住宿，在该处周围的空地栽种一些红薯及杂粮之类来维持生活。那时我父亲李钿曾数次邀他北上玻璃市耕种，他却不听劝告。1942年7月某日，他被日军捉去参加修筑“死亡铁路”，当时跟同他一起被捉去的还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名叫池炳，由于火车在开往北上巴东勿刹时，他那机智的同伴终于在半途逃跑了（大约火车在晚上时在巴东勿刹有逗留片刻），巴东勿刹距离加基武吉只有8公里左右，过后据说池炳来到加基武吉，还与我父李钿说了许多关于李钦的不幸，这全都是事实（因为池炳在中国也是我们的邻居，来到这里我们还是互相来往的）。我伯父他这一去就音讯全无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李南生
80． 蒙难者：
李丁友，男，83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丁友之子李南生（Lee Lum Sang），52岁，驾驶员，身份证号8027316，现住于34，Jalan Kajang Raya 9.Taman Kajang Raya Kajang Selangor，邮编43000。日占时住址：Sungei Purun Estate. Batu 19 Semenyith, Selangor。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1)
蒙难地点： 在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回来后死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李丁友当年受日军强迫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过着非人的生活，生病无药医，在泰国建筑死亡铁路，于1942年做到1946年，回马后，双脚已伤病，不能工作，活到1974年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8日。
杜三妹
81． 蒙难者：
谭明文，男；谭*先，男
谭华，男；萧记，男。
投诉人资料： 杜三妹（Toh Sum Moy），女，81岁，身份证号130219715074，现住于No.34 Jalan Besar Johol,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3100。日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园丘乙号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修建“死亡铁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被骗去泰国。
投诉内容： 日治时期，我父亲谭明文、伯父谭*先、叔父谭华和姑丈萧记四位亲人，被日本皇军征召去泰国充当建筑铁路劳工三年余，当时每天清晨6时，就被日军赶出来工作，中午吃大锅饭，只有简单的咖哩水咸鱼干及臭米饭调配，完全没有发薪饷，有时还受到殴打，下午5时始可以收工回到简陋的长屋休息。日本政府应就我这些亲人所受的痛苦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3日。
何成
82． 蒙难者（投诉人）：
准拿督何成（Martin.Ho.Sing.AMP），男，69岁，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24610，住址： No17，Jalan Selangor，Canning Garden，Taman，Canning，Ipoh，Perak.Malaysia，邮编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1942年2月，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将新加坡改为昭南。，我受日本人的欺骗，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干峇鲁工作，建造一条火车铁道，共长120多公里。这批工人中单是吡叻州人士就有78名。当年在苏岛修铁路时的情景令我毕身难忘。当年的工作情况是： 我们经常赶工，有时须不停地工作十多个小时。一旦雨夜赶工，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本人当年不幸的遭遇、受苦受难，日本国政府应当负责，还我一个合理，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李振球
83． 蒙难者（投诉人）：
李振球（Lee Chin Kow），男，1925年生，69岁，退休在家，祖籍广东梅景。身份证号1655792，住址： 11.BJalan Jetaka 7，Taman Maluri Kuala Lumpur，Malaysia，邮编56100。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时期，我与怡保华人在1944年5月1日，同样受日军欺骗到印尼苏门答腊巴干峇鲁工作一年多，修筑死亡铁路。想当年工作的困境与痛苦，根本是笔墨难以形容。当年受日本强迫工作，时间长，经常又吃不饱，有时采大山芭的野果充饥。有时一天不停工作十多个小时，苦不堪言。一旦患上病时，只有等待死去。我们在铁路工作，日军政府分文不给。我是当年虎口余生者，但令人遗憾，目前年事高已不能再工作。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负起一切责任，以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遵守国际法，补偿养老金给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何木森
84． 蒙难者（投诉人）：
何木森（Ho Mook Sum），男，70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25852，住址： No.750，Pasir Pinji Jalan Sepuluh Ipoh. Perak，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我在新加坡受日军的欺骗去印尼苏岛建造死亡铁路，工作地点是巴干峇鲁。想当年修铁路时，经常吃不饱，又没有薪水拿。如果不肯工作，必要受日本兵殴打，苦不堪言。我的不幸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我在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我是虎口余生者。过去受日军残害的事我毕生难忘。我目前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给我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15日。
李德贵
85． 蒙难者（投诉人）：
李德贵（Lee Tuck Kwai），男，1913年生，81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426426，住址： 1345. Pasir Pinji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军占领时期，1944年5月1日，在新加坡我们一大批怡保华人被日军骗去印尼苏门答腊巴干峇鲁修筑死亡铁路。我们所遭受的惨况笔墨难以形容。想当年，我们饱受日军的折磨、摧残，他们毫无人性、残无人道地迫害我们。有时一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又吃不饱。通常在雨夜赶工时，更是饥饿。虽然工作一年多，但是日本政府不肯发给薪水，令人遗憾。日本国家目前是经济强国，对于我们受害者，受日军残害的老年人，日本政府应该负责补偿给我们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萧新华
86． 蒙难者（投诉人）：
萧新华（Siew Sin Wah），男，1926年生，69岁，退休。身份证号A0905241，住址： 20.Psrn Seri Enam, Taman Cempaka Ipoh，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新加坡受到日军欺骗，与其他怡保华人一起到印尼，建造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使我毕生难忘。虽然在印尼巴干峇鲁修铁路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当年的困境毕生难忘： 工作辛苦，经常吃不饱，又没有薪水拿，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对于过去日军的所作所为能够负起一切责任，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的困境与感受，补偿养老金给我们。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易兴良
87． 蒙难者（投诉人）：
易兴良（Yah Heng Seong），男，70岁，退休在家。身份证号0397761，住址： 27.Jalan Pekalan Barat，Taman Shan Tin Baku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650。
投诉内容： 日占时期，我受日军强迫，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是虎口余生者。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困苦与不幸，对于我在精神与时间上的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赔偿。只有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与人权的存在。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黄南
88． 蒙难者（投诉人）：
黄南（Wong Nam），男，1912年生，82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02666，住址： Lot No 17，Kampong Simee，Ipoh Perak，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也就是当年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受日军欺骗，被诱骗到苏门答腊岛巴干峇鲁修死亡铁路，吃不饱，还要经常受折磨。当年日本皇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不够吃。有时饥饿，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采野果充饥才会不死。我们在印尼苏岛虽然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可是我们死亡铁路受害者受日军折磨与伤害，迄今仍旧使我毕生难忘。当年我们在印尼苏岛工作，日本政府分文不给，令人遗憾。如今我们都已经是老人，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还我们公道，补偿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开銮
89． 蒙难者（投诉人）：
陈开銮（Chan Kooi Loon），男，1910年生，84岁，退休在家，祖籍中国海南。身份证号1427651，住址： No.16，Clarke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本帝国统治新马时期，许多人民无辜受日军残害，冤枉惨死，使我们毕生难忘。我本人同样与其他人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受日本皇军欺骗，被骗去印尼苏门答腊岛巴干峇鲁建死亡铁路，受苦受难的情况是笔墨难以形容。我在当年不幸的遭遇使我毕生难忘。想当年，我们都是年轻的壮汉，如今已是年老体弱无力的老人。我们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以人道的立场与民主人权精神补偿给养老金，体恤我的困境与痛苦，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2)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0日。
李金祥
90． 蒙难者（投诉人）：
李金祥（Lee Kim Seong），男，1918年生，76岁，退休，祖籍中国惠州。身份证号0362234，住址： No.2，Po Garden Lane，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本占领时期，1944年5月1日，我由新加坡动身，前往苏门答腊岛的巴干峇鲁修死亡铁路。日本政府分文不给，还要受各种不幸残害。我们经常吃不饱，时常挨饿；如不做还会遭到日军的拳打脚踢。想当年的惨状，随时看见埋尸。因为大多数工人没有足够的营养，使得铁路工人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而死去。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应当同情我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7）
蓝水木
91． 蒙难者（投诉人）：
蓝水木（Lam Swee Mook），男，76岁，矿商。身份证号（旧）0445349，（新）170305715069，住址： No.3 Pekan Kaki Balat Perlis，邮政编码02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吡叻万里望红泥山。
投诉内容： 二战期间，我在马来西亚做铁路技师，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务。我是在27岁时被日军招募去的，我的工作就是督导一队铁路工人，他们负责重建英国军队撤退时炸毁的铁路桥。
在我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三年半里，我帮助重建或重修了从Pdang Besar到Johor Baru的30座以上的铁路桥。我后来被派到Kelantan，拆卸下从Gua Musang到Kuala Lerai的铁路，装运到靠近缅泰边境的River Kwai（我所附的当时我老板的信证实我的说法）。
日军投降后，我不得不承受我的同胞们的羞辱，因为我为日本人做事，他们都把我看成是一个叛徒。我不得不四处寻求安全感。那些天是我更加痛苦的日子。现在我越来越老了，更加依赖向日本政府寻求财政支持，弥补我由于为日本服务，以及由此遭受羞辱而应该得到的赔偿。
我真诚地认为日本政府会就此对我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考虑。我在1944年被拉夫到全马修筑铁路，1946年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36个月，劳役工资每月200元日币，被拖欠工资共36000元日币。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李华生
92． 蒙难者（投诉人）：
李华生（Lee Fah Sang），男，身份证号1166084，住址： Bukit Keledek，Syer Kuning N.S.。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我被征召到泰国，派到死亡铁路工作。在那里，生活很凄惨。日军士兵虐待工人，他们随意踢打工人。那些生病的人得不到医治，很多工人由于缺少医治而死亡。我很幸运地活下来，战后我返回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所遭受的一切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李彰
93． 蒙难者（投诉人）：
李彰（Lee Cheong），男，74岁，退休。身份证号2495355，住址： No.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邮政编码73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No.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邮编73300。
投诉内容： 日本士兵强迫我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那些残暴的士兵虐待我，那些野蛮的日军随意踢人、打人。许多和我一起去的朋友都死于疾病。我很幸运的活下来并活到现在。我在死亡铁路遭受了很多折磨，谁该为此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完全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1942年3月20日，我被诱骗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1944年8月10日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的时间为29个月，劳役工资每月60元，被拖欠工资达1740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6日。
程玉荣
94． 蒙难者（投诉人）：
程玉荣（Cheng Yuk Wing），男，64岁，退休，祖籍广东云浮县。身份证号3052046，住址： 8407.Kg Rim Jasin，邮政编码77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kt Kledek Air Kuning Gemas，N.S.。
投诉内容： 我14岁时，我和我母亲（中文名董二）在Seremban的Bukit Keredik被日军征召。我和我母亲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的生活用笔墨难以形容。日本人没有缘由地虐待我和和我同去的人。我们经常被踢打。我们得病后得不到治疗，很多人因此死去。我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所受的虐待进行赔偿。我1943年被拉夫建筑死亡铁路，1946年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1.8元算，我被拖欠工资共2376元。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林荫青
95． 蒙难者（投诉人）：
林荫青（Lam Yin Chan），男， 69岁，退休。身份证号2704182，住址： 282.Kampun 9 Baru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士毛月，雪州。
投诉内容： 50年前，我18岁时，被日本人诱拐并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Kuala Lumpur，我被塞进一列火车并运到Butterworth。从Butterworth，我又被送到泰国的Chengmai。随后，我走了一个星期，到了Chengmai西边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在那里，我开始为日本人工作。我受尽折磨和虐待。有时，我甚至得不到食物。直到二战结束，我在泰国待了三年。我的日本老板是黑板和中田。我希望我能就我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得到补偿。
我是1942年7月或8月开始被诱骗的，他们允诺每月给工资150元，完工后即可回到马来西亚。我在1946年2月或3月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可劳役工资每月仅90元，实际上他们拖欠我4916元。我当时每月只能领1元，日军管理方面的人说余额89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未收到这些款项。拖欠工资4916元，我认为还必须算上利息，同时加上精神及肉体备受折磨之赔偿。在泰国建死亡铁路期间，我曾被日军殴伤，因此我要求受伤害之额外赔偿，而且家人各散东西，备受身心苦痛，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7日。
丘文
96． 蒙难者（投诉人）：
丘文（Kow Woon），男，84岁，身份证号0660408，住址： No 66 Taman New Village Tampin N.S.，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榕吉园。
投诉内容： 1943年5月，我33岁，被日本兵强迫拉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许多奴役劳工遭到了虐待。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药品来治疗他们的疾病，很多人在染上各种各样的病后死去，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活了下来。我是这些幸运者之一，并在战后回到了国内。在死亡铁路的生活很悲惨。对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那里是地狱。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遭受的悲惨待遇进行补偿。我是1943年在马口榕吉园被日军强拉到泰国建死亡铁路。在工作期间，饱受日军挨打，直到日军投降。总共工作了三年零八个月，并于1946年8月回到马来西亚。劳役时间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2元，被拖欠工资共3904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李水
97． 蒙难者（投诉人）：
李水（Lee Sui），男，66岁，身份证号2014979，住址： Ladang Geddes Bahau N.S. D.K.，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Ladang Geddes Bahau N.S. D.K。
投诉内容： 我是1943年被日本拉夫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众多人中的一个。在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恶劣。日本人确实很残忍，他们任意地折磨这些工人。生活环境很糟糕，许多人得了病，由于几乎得不到救治，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疾病。我在泰国的时候，每天过着日晒雨淋的日子。工作的时候受了不少苦痛，流的都是血汗。我做了一千多个日子，没得到日本人一毛钱。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我从1942年被拉夫到泰国修死亡铁路到1945年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36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4元计，我被拖欠工资4320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3)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陈北水
98． 蒙难者(投诉人)：
陈北水（Chan Pak Swee），男，66岁，身份证号1294741，住址： J 6439 Rumah Awan Nyalas, Asohan pos, Melaka。邮政编码77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Rengam Est Johor。
投诉内容： 我曾被日军拉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工作期间，我被毒虫咬了，咬坏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由于没有药品，最后我的一条腿不得不截掉，从而导致终身残疾。战后，我作为一个残疾人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靠我的亲戚朋友生活，直到现在，我都是孤身一人。我一直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以便更换一条更灵活的假腿，好好度过下半生的生活。1942年8月我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1945年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三年多，但我没有领过任何薪金，所以我希望获得工资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8）
何文辉
99． 蒙难者（投诉人）：
何文辉（Ho Man Fee），男，82岁，身份证号0234939，住址： 45. Kg，Baru N. SembiLan. Malaysia，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榕吉园。
投诉内容： 1943年正月我与两位兄长何美、何华在马口榕吉园被强拉往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在抵达泰国后，何美开始肚泻，三天后便死了。而何华在六个月后，也因脚烂而死亡。而我在工作期间，饱受日军毒打。当时的惨境无法用笔墨形容。许多人得了病，但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药品治疗而死去。工人遭到日军的虐待。他们几乎没有衣服可穿，而食物也很坏。对那些工人来说，死亡铁路就是地狱。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并在二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的悲惨遭遇进行赔偿。1943年正月我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年8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2元计，被拖欠工资3904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陈德文
100． 蒙难者（投诉人）：
陈德文（Chan Teck Ban），男，82岁，身份证号0891436，退休，住址： No.1171 Taman Marida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政编码70450。日本占领时住址： 波德申石古洞南里园林仁公园。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在日本占领期间，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医治，很多人死去。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艰辛，身心受到伤害。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2年10月5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10月3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三年。当时劳役工资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资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7日。
廖昌华
101． 蒙难者（投诉人）：
廖昌华（Liew Chong Wah），男，67岁，退休，身份证号0889835，住址： No. pt.800. Taman Marida Senawang S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0450。日本占领时住址： Bukit Mara State Bahau N. S.。受托人廖世鸿。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生活之悲惨无法想像。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缺乏食物，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我的很多生病的工友由于得不到医治而死去。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日本兽兵无缘无故地踢打我们。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辛酸和精神苦痛。我惟一希望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我是1942年10月5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10月3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三年。当时劳役工资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资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2日。
（陈德文和廖昌华两人情况的参见本节新闻报道9）
钟保
102． 蒙难者（投诉人）：
钟保（Cheong Pao），男，78岁，身份证号3810633，住址： 广合No.32 Taman Kwang Itup Bahau N.S.，Malaysia，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笨打利。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Bahau被日本人征召，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死亡铁路那里不是人呆的，它是地狱。所有的奴役劳工都遭到日本人的虐待。没有人敢与他们作对。由于不能忍受死亡铁路的生活，很多人死去，其中的一些人是得病而死。你得病后几乎得不到任何救助。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但我历尽辛酸和精神痛苦。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2年11月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我很幸运地被分到军部当厨师。到1945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总共做了三年多，44个月。当时每月工资200元，只给了我5个月的工资寄回家后来就没给了。我希望日本政府能赔我三年多的工资和利息。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游福
103． 蒙难者（投诉人）：
游福（Yew Fook），男，66岁，驾驶员，身份证号2178711。住址： 69 Btg kg Baru Cheras Katang Sel Malaysia，邮政编码43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士毛月（SINI ESTEL）。
投诉内容： 我与我的59个工友,在日本士兵的征召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劳工生活非常悲惨。我们吃了很多苦，劳工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在我们呆在泰国期间，我们中的好多人死去。只有日本政府向我们的遭遇进行赔偿才合理。
我当时的工作地点是泰国的大山芭。从被日军强迫当劳工到回马来西亚，我整整在泰国做工三年六个月，因此我的右手致残。当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被迫到河里捉生鱼吃。当时有病没药医，我命大才能过关。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1日。
蒙有
104． 蒙难者（投诉人）：
蒙有（Mong Yeo），男，73岁，身份证号0440399，散工，住址： No.353 Belakang Sekolal Kaki Bukit Perhs，Mentakab, Pahang。邮政编码02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彭雪文德甲23碑红毛园。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4月8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4年9月10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30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泰币5铢。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罗汉辉
105． 蒙难者（投诉人）：
罗汉辉（Low Hon Wee），男，67岁，身份证号A0578520，退休，住址： No.4232，Pulau Sebang，Tampin Post Malacca Malaysia，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Mile 29，Kampung Pondok Batang，Jasin，Malacca，West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5日，我在Jasin镇被一个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务的警察（中国人）抓住，送到当地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我去泰国建造铁路，每天可得三元日薪，其中的一元会寄给我的母亲。在我被英军送回马来西亚后，我曾经问过我母亲，她说她从未看到一个子儿。
后来，我被载到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卡车进入森林地带，卡车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当时我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我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供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被送回国。日本投降后，我继续在该处做工，大约在三个月后，1945年11月20日，英军才将我们送回国，我能平安回家，可以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我在那里工作了39个月，按日薪3元计，日本人还欠我2340元。我回国后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4)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0）
戴贵
106． 蒙难者（投诉人）：
戴贵（Tai Kooi），男，80岁，身份证号3810330，退休，住址：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C 10，Bahau，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 Bahau N.S.。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拉夫到泰国建设“死亡铁路”。在这期间，由于语言不通，我遭到打骂。我病痛时也无药可医。我1946年8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共做了二年半，30个月的苦力。至今已经50载了，当时劳役工资每日3元，算来被拖欠工资36000元。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我所应得的。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3日。
刘华焕
107． 蒙难者（投诉人）：
刘华焕（Low Wah Woon），男，78岁，胶工，身份证号2013297，住址： 33 On Lock Riv Ladang Geddes Bahan N.S.，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han N.Sembilan。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日军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的工人之一。修造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日本确实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随意虐待劳工，把工人当奴隶看待。生活环境恶劣，没有足够的食物。很多工人得病了，由于得不到救治，其中的一些人死去。我是1942年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36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4元，而被拖欠工资4320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谢奕文
108． 蒙难者（投诉人）：
谢奕文（Che Ng Man），男，72岁，身份证号3811469，胶工，住址： Ldg Geddes Bahau N.S，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
投诉内容： 我当年居住在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被日本蝗军抓去修死亡铁路。在第二期由芙蓉出发到目的地，一日三餐挨饿。工作的时候稍慢些，日军就动手掴脸或者拳打脚踢，毫无人性，随意横行。在日本占领期间，修铁路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吃的，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医治，很多人死去。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艰辛和精神上的痛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3年10月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1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共两年三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2元，而被拖欠工资1620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卡欣·莫哈末
109． 蒙难者（投诉人）：
卡欣·莫哈末（Kasim Bin Mohamad），男，72岁，身份证号0875449，退休公务员（公共工程局），住址：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6月8日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39个月。我要求的并非是补偿被拖欠的工资，而是对我失去的尊严及39个月我及家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所应得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1）
Abdullah Bin Omar
110． 蒙难者（投诉人）：
Abdullah Bin Omar，男，1929年生，65岁，身份证号2272857，住址： No 127A Jln Bukit Cina Melaka，邮政编码751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 127A Jln Bukit Cina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马来西亚人，出生在Melacca，居住在Kampung Bukit Cina Melacca。1942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车从Melacca送到Kuala Lumpur，当时时间是晚上7点。当我们到达Kuala Lumpur时，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时间是凌晨2点。其后，我又被火车送到Penang，时间是下午2点。然后，我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后来我才明白我已经在泰国境内了。
我从泰国又乘火车，到了Banpong。此时，我才得到休息，并给予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我被要求步行7天，后来在下午7点到达了Tamakam。在我步行的过程中，我跨过许多尸体。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后又步行，直到到达目的Tamah Rompato。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开始像奴隶一样修建铁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达P.Sekijang。又过了几天，我被送回了Melacca，时间是1945年5月5日。我从1942年5月被拉夫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到1945年5月被遣返回国，劳役时间达到三年，没有工资。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6日。
Mohamad B Emby
111． 蒙难者（投诉人）：
Mohamad B Emby，男，67岁，身份证号3575273，住址： 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邮政编码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马来西亚人，出生在Melacca，居住在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1942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车从Melacca送到Kuala Lumpur，当时时间是下晚上7点。当我们到达Kuala Lumpur时，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时间是凌晨2点。其后，我又被火车送到Penang，时间是下午2点。然后，我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后来我才明白我已经在泰国境内了。
我从泰国又乘火车，到了Banpong。此时，我才得到休息，并给予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我被要求步行7天，后来在下午7点到达了Tamakam。在我步行的过程中，我跨过许多尸体。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后又步行，直到到达目的Tamah Rompato。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开始像奴隶一样修建铁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达P.Sekijang。又过了几天，我被送回了Melacca，时间是1945年5月5日。我从1942年5月被拉夫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到1945年5月被遣返回国，劳役时间达到三年，被拖欠工资很多。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18日。
Sharipp Bin Insoh
112． 蒙难者（投诉人）：
Sharipp Bin Insoh，男，67岁，自由职业，身份证号6286313，住址： Kg. Bongik, Batu 20,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Kampong Perigi Jbrnbh Rembau Nbgb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没有薪金，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品。很多人由于没有医药救治和被日军射杀而丢了性命。当铁路建成后，英军炸了这条路。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些人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3日。
卡森敏露甘
113． 蒙难者（投诉人）：
卡森敏露甘（Kassin Bin Nor Kan），男，77岁，退休，祖籍印度。身份证号3223948，住址： Kg Batu Belang Taman.N.S.，邮政编码730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Tampin Bandar N.S.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本人是卡森敏露甘，印度回教徒，今年77岁。在1942年6月间，我住在淡边市工作JKR，当年25岁，未结婚。有一天，日本军官负责人通过JKR管理人招集所有JKR工人，我当年被日军召去芙蓉，我的号数是129号，全部工人大约有500多人，由淡边坐JKR的卡车抵达芙蓉登记。在当天晚上8点坐火车南下新加坡，等一个星期才有两艘船，载我们工人航行六天才抵达西贡。住一个多月，再次坐船抵达另外一个码头，忘记了名字，在那里住三天，再次坐火车二天才抵达巴当不刹住一天，然后全体工人开始步行一个月，最后到达一个名叫黄溪大地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5)
我们开始砍树、盖房子，每组25人，住在一起。第二天清晨6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5时才收工。由于那个地区有座大山，必须由大山中间破开山，造一条火车路通过缅甸。我们一组25人工作。我们每日工作只获得2元泰国币。我们在那边工作三年多，直到日本投降为止。我们25人一组，只剩下10个人回到马来西亚。
在日本投降后，我们被英军送到磐谷集中营地区住一个多月，才由英军用七艘商船分别运载老铁人回乡，六艘商船开往新加坡，另一艘开往槟城。我本人在槟城住一个月，然后由英政府负责让我坐火车由槟城抵达芙蓉，再由英军用卡车运送回家。我们起初全部工人在集中营有1600多人，回程的老铁人只剩下900多人而已。
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三年多，一切不幸的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想当年在泰国当劳工的各民族的人民，死在泰国的有多少人没有办法算，因为工作的地区隔开，因此其他地区发生的惨况我们不清楚。我们现已经年老多病，惟一希望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苦痛，对欠下我们的薪水及一切损失应该给予补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才可以说是民主与人权的维护者，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不道德的强盗国家。
投诉日期： 1995年1月7日。
Sani Bin Maakip
114． 蒙难者（投诉人）：
Sani Bin Maakip,男，69岁，临时工，身份证号4049985，住址： Kg. Retior, Batu 26, Kuala Kangsar, Perak，邮政编码33000。
投诉内容： 我18岁时被日本士兵抓住，被强迫当铁路工人，为日本人筑路。我们得不到正常的食物和足够的饮水。我每个月也拿不到工资。因此，我要求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9日。
Md Yunus
B Mohamad
115． 蒙难者（投诉人）：
Md Yunus B Mohamad，男，72岁,退休的驾驶员，身份证号2276692，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邮政编码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我19岁，未婚。那年2月10日上午11点，我正在马六甲的Bunga Raya散步，迎面过来一辆装着日军的军用卡车，车的前座坐着一个本地人。车的座位上坐满了日本兵，大约有25个。一个本地人和一个日本士兵让我坐上卡车，并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我从马六甲的Durian Daun来。他们让我带着他们回我的家，并让我带上一只枕头、一条毯子、一只杯子和碟子以及衣服和他们一起走。座位上的那群人没和我说话。我们被带到马六甲的Kubu火车站。我们不能反抗，因为我们都被日本兵看着。
大约凌晨2点，火车离开Tampin去Sereban和Kuala Lunpur。到达Kuala Lunpur后，我们拿到了一些食物。我吃不下，因为我感觉就像是被喂养的猪。我们离开Kuala Lunpur，到达Ipoh的Perai P.W.。在那里，日本兵再次给我们食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是吃不下。
在到达泰国的Padang Besar之前，一路停了好多站。很多商店叫卖食物，但我不能去买，因为他们不接受马来西亚钱币。大约下午4∶30，我们到达了Banpong镇。在那里，日军给我们腌制的鱼和蔬菜等食物，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大约凌晨3点，我们被叫醒，走了4公里，寻找食物，后来我们到了去Kamburi的火车站，并在那里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点。后来我们离开火车站去Kamburi，并在下午4∶30到达。我们离开车站，步行1公里到达一个日本士兵严格把守的营地。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议拿必要的东西来建自己的帐篷。我们在Depoh吃了饭。我们在那里待了4天，直到医检结束。第二天，我们从下午6点到下午10点走到工作地。天气很糟糕，我们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又步行，直到11∶30到达目的地。日本兵给我们提供腌制的鱼作为食物。由于饥饿，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分为30人一小组进行工作，并被督导着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帐篷的绳子或带子、斧子、烹饪设备、米和水等。等一切都准备好，已经是晚上10点，而到11点才给我们饭吃，才让睡觉。
第二天，我们被分成一组15人的小组。我的小组负责砍树，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树拖到河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索要薪金的时候，日军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此后，我就集中了20个人，准备离开军营。当我们跑出5英里远后，一辆军车追过来。我们又被捕了。我们的手被绳子扎着，并受尽了虐待。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顶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药是没有的。病人被送入称之为医院的小屋，屋里躺着没有掩埋的尸体。那些生了病但还能走的人被要求干活，没有生病的人则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后把木头扔进洞里，把尸体放在木头上烧，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烧掉了。
在日本占领后直到1945年投降，这样悲惨的故事还有许多。在战后，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人被白人集中起来，送到曼谷。有个叫T.W.T.Bank的军官对我们照顾得很不错。我们在那个营地待了3个月，然后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后来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们在Island待了4天。我们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证，我们在那里的出庭时间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后来，我们离开新加坡回到马六甲。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达马六甲的时间是下午5∶30，一路的环境很糟糕。至此，我从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8个月，但每月一分工资也没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难者（投诉人）：
Ibrahim Bin Jai，男，82岁，身份证号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3100。日本人来时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1943年OGOS月，我被当地人和日本的负责人强迫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员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强迫我们从Tampin坐火车到了泰国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经强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达了Bampong。他们不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非常饥饿。你不能想象我们受的伤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从Bengkok带走，并在1946年的6月11日带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后，我又被用火车送回马来西亚的Tampin火车站。从Tampin到我的家乡，我由Pos Office Van陪着。到家后，我激动地见到我的家人，但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这些是我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吕威
117． 蒙难者（投诉人）：
吕毓良（吕威），男，73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邮政编码81000。日军占领时住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受托人吕天雄（Lee Kem Chong）。
投诉内容：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在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与妻儿分别三年多。想当年，日军在该圆丘捉人去泰缅修死亡铁路当苦力。当时，该圆丘每组25人中抽3人。我本人是第一批被征去的苦力劳工。当我踏上征途时，我的长子尚未满月。我们一批人由新山乘火车，经历数日才抵达目的地。当时劳工七八百人。当年，日军答应有关家属，可按月照顾若干米粮及款项。当年日军违反协约，不守信用。当年我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巫人。本人在建死亡铁路三年当中受苦受难，一切损失，日本政府应当负责给我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6)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2）
曾来
118． 蒙难者（投诉人）：
曾来（Chan Loy），男，85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89154，住址： 30 Lorong 5 Tampoi N/V. JB Johor，邮政编码81200。日军占领时地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诉内容： 我28岁时，由中国南来定居古来。本人在古来期间，当过各种劳工。在我43岁那年6月，也是1942年，当时我在古来无成园目前的牙直利园做杂工。当时我们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诱、欺骗到泰国去筑死亡铁路，为期三个月，期满可以遣返，并会获得整百元马币。这种事件所发生都是一种行骗的圈套。在泰缅铁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马。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不幸受害，给予合理补偿。日本政府对被日军强迫去泰国当劳工的无辜受害者应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黄九
119． 蒙难者（投诉人）：
黄九（Wong Kew），男，67岁，养老，身份证号3571291，住址： No 54.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加影士毛月老园万宜路。
投诉内容： 1943年，我31岁，那时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个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们把我带到了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当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时，我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于生病而死去，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诱骗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当时的劳役工资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黄源
120． 蒙难者（投诉人）：
黄源（Wong Yin），男，65岁，身份证号1786833，住址：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S.，邮政编码73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兵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日本人随意地踢打我们。我被强迫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许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死去。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我很幸运地活到今天。我在1941年5月18日被拉夫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年1月9日才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共46个月，可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给我1元。谁应该为我悲惨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刘海
121． 蒙难者（投诉人）：
刘海（Liew Hoy），男，82岁，养老，身份证号2027667，住址： NO马身新村老人院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文冬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日本人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生活的悲惨难以形容。那里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可待，没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对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来说，那里就是地狱。日本兽兵残酷地对待我们，任意地踢打我们。由于没有医药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是带着一条坏腿回来的，此后只能是一个瘸子了。我1943年3月20号被送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0个月，劳役工资为200元泰铢，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铁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3）
李世经
122． 蒙难者（投诉人）：
李世经（Lee Soy Keng），男，70岁，身份证号1641374，住址： 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邮政编码75614。
投诉内容： 1942年的8月5日,也就是我仅仅20岁时,我被日本士兵征召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我和一大群人在Sereban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被迫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任何拒绝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铁路的环境非常恶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我们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的遭遇进行赔偿。我希望正义人士能支持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赔偿的话，请转交给我的儿子Lee Chee Won。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亚利沙烈
123． 蒙难者（投诉人）：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岁，身份证号4799389。住址： Batu 20, Taboh Naning，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我的Kanpung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我们几乎没得吃，没得穿。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也无药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后都纷纷死去。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回到祖国，活到今天，并能够把自己的遭遇讲述给别人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进行完全地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4）
Hj. Mohammad
Bin Sahat
124． 蒙难者（投诉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岁。身份证号A1366033，住址： 123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 Johor，邮政编码84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tu 7 1/2, Paye Rumput，Melake。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9月，日本政府鼓励Melake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国的Padang Besar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学校去学习。1942年10月，我和250名Melake的男居民乘火车去了Padang Besar，想去农业学校学习。可没想到的是，我们被强迫去修建到缅甸的铁路。我们上当了。那一年，我15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从森林里将原木和枕木砍下并运去修建通往缅甸的桥。日本人很残酷，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并且总是遭到他们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后，我得了很重的病。我们住在军营里长长的房子里，那里没有任何设施，没有床，也没有枕头等东西。我们喝的都是河里和溪里的水。我们没有早饭吃，午饭通常是一个混杂着腌制的干鱼片的饭团。有时候，饭团里还有猪肉之类的粉末，而这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
我得病后，被送到Kamburi“医院”去“治疗”。所谓医院，就是17栋充满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们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是在那里等死；医院没有床，没有毯子，屋的结构和门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Gunny Saks（通常装满了Padi）来代替毯子，而这充满Itchiness，很容易造成SCABBIES和其他的皮肤病；医院不但不救治病人，还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时甚至在食物里有伊斯兰教禁忌的猪肉。在那里，早饭也是没有的——除了一点装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里的Starch。由此，“医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在那里，每天都要挖壕沟或洞穴以埋葬30或40左右的各种肤色和种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个月时，我和另外25个人被一起送回了Malacca，他们说是我们这些人工作得非常卖力，工作的劲头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奖励。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得了各种各样的病，像OETEMA，SCABBIES，各种皮肤病，ASTHMA，ANAEMIA，BERIBERI，虚弱。
我由于工作太出力，再加上遭到虐待、毒打等，因此，我得了背疼、耳朵听不清声音、身体虚弱等毛病。我在这两年半里，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我在Kamburi医院里，也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不能离开，没有周末，长时间劳动，作息不正常，没有早餐，没有正常的食物，没有医疗救治，工作时间没有交通工具，当时在精神上遭到羞辱，承受巨大的压力，凡此种种，我总是害怕和受惊： 下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7)
为此，我要求得到我当时工资和精神上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4日。
廖安
125． 蒙难者（投诉人）：
廖安（Liew Onn），男，88岁，退休，身份证号1980987，住址： 6 Jalan 18, 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6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Jakoh Area Pahang。Qī.shū.ωǎng.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的，于1946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了31个月。日本兵强迫我天天工作，却不给我工资。更过分的是，他们不让我洗澡。每顿饭不够，而当我有病的时候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我由于没有力气工作而被看成是偷懒，所以遭到毒打，工作受伤后又没有药给治，因此我失去了三颗脚趾。我要日本政府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吴法兴
126． 蒙难者（投诉人）：
吴法兴（Ng Fak Hin），男，1927年生，74岁，退休，身份证号1216152，住址： 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双溪珍雪州。
吴吉（Ng Kit Lin），男，66岁，退休，身份证号3318969，住址： 58,ylu Cavy Cin 1717 Petaling Saya, Selavya，邮政编码71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Sangei Renggi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投诉内容： 本人叫吴法兴，当年20岁时与当时十五岁的弟弟吴吉一起在士毛月街上被日军强迫抓去泰国修死亡铁路。我们两兄弟从吉隆坡乘火车北上到了万邦，就开始步行，日行夜宿才到淡马祖开始工作。我们兄弟在工作地点发现很多尸体，我们相当害怕。我们每日必须24小时轮班工作。日军当时说，每日有薪金3元，可是每日工作工资只获得1元。我们兄弟经过三年多才回来。我们兄弟在泰国修死亡铁路三年多，受苦受难。当年的惨况可以说吃不饱，饥不死，过着难受的苦日子。如今我们兄弟两人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予合理、公道的补偿。
我们是1942年8月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天3元半马币。按理说，每月105元。当时每月领10元，有时没有。日本方面答应余额（95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来未曾收到这笔余额工资。那么我们每人被拖欠工资4180元，加上精神及肉体上受折磨之痛苦及粮食及药品缺乏，所受饥饿及疾病之痛苦，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8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1)
1．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公公去建死亡铁路遇害后不知埋哪儿（姜金生）》
（马口18日讯）马口的姜金生控诉日本蝗军当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姜氏是根据他母亲告诉他说，姜祥是在1942年，在马口被日军捉去泰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结果被日军害死，客死异方，埋尸哪里一点也不知。
他说，姜祥当年被日军逮住后，强拉到金马士乘火车载送到泰缅边境做死亡铁路，结果一去不回头。
姜金生目前住在马口花园，他认为日军当年在大马半岛滥杀无辜，强逼人民参加死亡铁路的工作，其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齿冷的，因此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对此作出赔偿，以偿还他们当年所造的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6）
2． 1993年9月11日《南洋商报》第十版： 《哥哥日治期蒙难要求日本赔偿，老人积怨爆发讨公道》
（汝来10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蝗军铁蹄南侵陷沦时期，雪州士毛月一个公司被捉去二十余名华人，前往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结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1943年中的事，终于等到和平后，由在死亡铁路生还归来者口述透露，兄长是在该地工作约数个月后，由于身患重病缺乏药物治疗，双脚溃烂而死。
上述是由来自森州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一位老者叶芳，现年71岁，于昨日来谒见本报记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积怨而作控诉，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他说，其父亲有五名儿女，他与哥哥叶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当年被捉去时30岁，而且已有妻室并育有一名女儿，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称为黄华公司园丘内，以割胶为生活，而在1943年中的一个早上，大批日军乘着罗里到该园丘找壮丁去泰、缅边境修筑铁路，由于叶芳当年只有16岁，而且个子矮小而没被征抽而逃过一劫。
随着日本蝗军投降撤离后，只有少数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黄及另一位名叫叶九，在彼等口中述说，其哥哥到达后数个月后得大病，在药物奇缺下，双脚腐烂而死去。
他继说，其嫂得悉丈夫罹难后，便随即离家出走，丢下其侄女由他照顾，后来他迁居至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俗称日本园丘，其哥哥惟一的遗孤在几年后亦由于患病，被一名妇女庸医治疗后，亦死去，可谓家散人亡。
叶芳老先生居住在汝来数十年，由于得悉最近各报章刊登一些在日军南侵的受难者家属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及赔偿，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叶林申冤，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
本报记者得悉，在汝来曾有无数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因为汝来曾有一个别名，英政府称为“鬼域”，也就是说是乱葬岗的意思，据以前的人说，汝来曾是日本军动刑后安葬死人的坟场，同时亦有一间慰安所位于大街，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资料，不过笔者曾在年幼时看到汝来火车站（在1960年拆除）的一条石柱上尚写着日本字体，因此一般相信，日军曾在雪邦律（汝来的旧名）盘踞一段时间。
（参见本节案例24）
谢瑞英：父亲一去成永诀。
3． 1993年2月9日《星州日报》： 《“病死没人收尸！”蝗军征召建死亡铁路，四人上路只有一人回头》
谢瑞英，61岁，来自马口巴架峇都。
她父亲谢平（当年38岁），居住在“不二乡”一马路（即现在马身新村）。于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一家人以种稻为生。
某日，村长来到她的家，告诉她父亲说： 日本军人要征召壮丁到泰国建铁路，任何人不能抗拒，结果父亲与其他三名同村人士到马口警察局去报到。
一去成永诀
据说： 较后，父亲与人共乘火车到金马士，然后转火车直到泰国，谁料一去成永诀。同时三人在战后都不见回来，很肯定都已埋尸异乡。
“由于这演变，那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姐妹，以后由于生活非常困窘，母亲只好将两个妹妹送给他人抚养，我则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种禾，我赶鸟儿，挨到日本投降。”
她说，这是日本蝗军迫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两个妹妹也从此失去联络，日本实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才对。
（参见本节案例54）
4． 《“父亲被蝗军杀了”，李凤： 家人痛苦了半辈子》
李凤每当忆及父亲的遭遇，就悲伤不已。
（马口12日讯）“日本蝗军害我家散人亡，虽然事隔多年，但是一提及往事，就触痛我们心灵上的创痛。”
父亲在日治时代被日本蝗军害死的李凤说，他的父亲李青当年被日军捉去时，只有35岁，一家人正需要父亲的抚养，却料不到日军侵略马来亚半岛后不久，残酷的日军便把她父亲捉去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工作，而至今音讯全无。
原籍广西的李凤相信，她的父亲肯定是在建筑死亡铁路期间被日军害死，可怜她年纪小小便失去父亲，而且还使她一家人因此痛苦半辈子。
李凤的母亲廖秀经常提醒她不要忘记当年日军捉她父亲的悲事。1942年底，她们一家人当时住在柔佛的也阁园丘，一天中午，园丘内突然出现车头插着红太阳小旗的卡车，大群日军一见男性壮丁就捉，当时有十多二十人被捉。
李青在那个时候也被日军捉上卡车，然后绝尘而去，这一去，从此成了永别，日军把壮丁用火车从昔加末载去泰缅边境，威逼他们建筑死亡铁路而客死异乡。
廖秀已在20年前去世，而李凤后来嫁到马口，目前住在老同城园丘。她说，几十年来，每当忆及父亲的悲惨遭遇，就使他们难忍心头上的创痛，这笔血债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给予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5）
5．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被捉去建死亡铁路，父亲或已埋尸荒野》
（马口18日讯）在三年八个月的日治时代虽躲过了日本蝗军刀锋，但是亲人却逃不过日军强拉壮丁到泰缅边境，参加修筑死亡铁路而客死他乡的蒙难者何其多。
目前住在马口朱区的黄梅说，她的父亲黄信（当年30多岁），被日军捉去后，至今音讯杳然，她相信父亲一定是当年被日军捉去做死亡铁路时，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大马无辜者一样死在泰缅边境，埋尸荒野。
据她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芙蓉附近一个小园丘，蝗军是在1942年中某一天上午出现，那天，黄信刚好到芙蓉购物，从此一去不回。
黄梅根据她的母亲谭二梅告诉她说，当时有人看到日军把黄信逮捕送上一部卡车载走，卡车上还有数十名壮丁，事后听说卡车上的人全部被送去建死亡铁路。
在兵荒马乱、日军动不动滥杀无辜的时代，黄信被日军捉去后，仅剩下黄梅及其妹妹黄亚珠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由于生活艰苦无法抚养两名女儿，谭二梅当时忍痛把黄亚珠送了给别人，以后便断绝联络，至今完全没有她的下落。
谭二梅在1984年逝世，黄梅目前非常想念她的失散妹妹黄亚珠。她说，日本军害她们家散人亡，罪孽深重，日本政府理应对此作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74）
6． 1993年9月15日《星洲日报》： 《谭妹： 血账难了！父亲横死泰缅铁道》
（马口14日讯）“日治时代日本蝗军搜捕壮丁送去参加建死亡铁路时，我父亲谭门当时刚好从五区吉禾地芭住家到马口，他便在马口被日军捉去，从此音讯全无。”
目前住在马口志同成园丘的谭妹（52岁）控诉说，日本蝗军把她父亲捉去后不久，便有消息传来他在送抵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艰苦工作时，因为水土不服，也受不了山岚瘴气而死在铁道上。
她说，日本蝗军霸占大马半岛三年八个月，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民家破人亡，这笔账不能因此了事。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2)
她因此趁日本新政府上台，并对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罪行道歉时，向报界痛陈辛酸往事，希望日本政府对大马半岛当时的蒙难者家属及后裔作出合理的赔偿。
她追忆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马口五区吉禾地芭，1942年中的一天中午，他父亲出门在马口买东西，却不幸被搜捕壮丁的日军捉去。
当时他们一家人感到非常恐惧和悲伤，尤其是她母亲谢梅，更加是肝肠寸断，声声痛责日军的惨无人道。
她说，不久之后，便有消息传回来说她父亲在参加死亡铁路工作时客死异乡，从此她母亲便忧郁成疾，直到十年前悒悒而终，临终前仍对日本蝗军害到她家破人亡而感到悲忿不已。
（参见本节案例75）
7． （主要关于准拿督何成、李振球、何木森、李德贵、萧新华、易兴良、黄南、陈开銮、李金祥九人的报导三篇）
（1）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南洋商报》增版： 《战时被迫到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吡州七名虎口余生者决向日本当局索赔偿》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德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修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在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由新加坡动身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时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得铁道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病死者葬身荒野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工人合理适当的赔偿。
（2） 1993年6月29日（星期二）《南洋商报》： 《饱受日军折磨摧残死亡铁路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偿》
（怡保28日讯）日战期间，被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兴建印尼的“死亡铁路”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欲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以弥补当年饱受摧残的身心。
以怡保张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何成为首的“印尼死亡铁路”受害者于昨天在本市利口福酒家召开一项记者会，揭发他们在日战期间，饱受日军折磨，用血与泪完成铁路的事迹。
这一批重聚在一起的受害者，年龄是67岁—83岁之间。他们是：
何成、陈开銮、李德贵、易兴良、何木森、李金祥、黄南、林昭亿（上篇报道人名为林昭德，疑上有错——编者）和萧新华。
他们呼吁当年遭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巴争吉兴建铁路的受害者，重新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
联络电话是： 何成572686、548489或陈开銮： 556648。
何成指出，这件事已向怡保华投诉主任温政喜作出投诉，并希望通过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交涉。
通过政府与日交涉
这一批和报界会晤的受害者当中，年龄最老的是陈开銮。另外，受害者萧新华（68岁），在日战期间，吃尽苦头。他不仅被捉去印尼苏门答腊修建铁路，之前，他还被送去泰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兴建长达93英里的“暹缅铁路”。
据这一批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指出，该条铁路长120余公里，从苏门答腊巴干峇鲁通往棉兰附近的马鲁。
“这条铁路之所以称为‘死亡铁路’，是因为被日军俘虏到该处建筑该铁路的数千名劳役，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
何成指出，当时被捉去建筑铁路的地方，置在一个大森林，生活条件极之恶劣，吃不饱、睡不好。天一亮就要进行建铁路工程，直到日落才休息。有时候赶工，晚上也要工作。
“在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医药照顾，若生病了则非常麻烦，当时，疟疾丛生，许多劳役皆患病不治身亡。”
这一批“死亡铁路”的受害者，和一批为数共78人，同在日军大肃清时，于1944年4月带往新加坡，然后越洋到苏门答腊进行“死亡铁路”建筑工程。直到一年余后，日军投降时他们才通过各种途径回来本土，结束那一段黑暗的日子。
（参见本节案例90）
（3）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中国××（国内新闻）《蝗军恶行苏门答腊建铁道生还者追讨血债》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准拿督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亿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拳打脚踢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3)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迫不得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到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随处埋尸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合理适当的赔偿。
8． （1）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谈到日本赔偿想起死亡铁路》
我国各界人士多年来不时重提日本蝗军在山下奉文将军指挥策划下，“进出”东南亚时，在铁蹄下、刺刀下、检证下、汉奸走狗出卖下余生者的惨痛追忆，特别是集体屠杀的残局，主要是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而且提醒世人，不要再掀起血雨腥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人民除了被屠杀，也被日本蝗军强拐到泰缅边境兴建“死亡铁路”。
修“死亡铁路”的大约七万余名大马人或他们的家属，据说将与其他遭屠杀者的家属一样，有望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
这是一项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何时能够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这还要看日本政府如何作出妥善的赔偿安排。
实际上，这些人士早就应该获得赔偿，只是过去的日本政府没有在这方面答应作出赔偿而已。
如今，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政府准备设立一个1万亿日圆（约马币250亿元）的基金，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赔偿，“死亡铁路”受影响者要求赔偿的机会，也因此露出曙光。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为了落实“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于是进行侵略他人的国家，结果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马华人最大受害者
日本蝗军侵略马来亚时，不但到处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强迫大批年轻力壮的各族青年（以华裔青年居多），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
为了建造这条全长415公里的铁路以及建筑桂河桥，蝗军害死了11万条人命，而在我国，共有6800多位各族人民被捉去当“苦力”，其中75巴仙一去不回头，客死异乡。
根据各方面的讲述和记载，当这条铁路完成时，共有11万余名劳工和盟军战俘因抵受不住日军的虐待和各种疾病的侵袭，而曝尸荒野，使得后人至今无处祭拜先人。
1941年12月，侵入中国多年的日军，扩大其野心向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宣战，然后，迅速占领了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预防供应网被切
1942年中旬，日本军事家认为应巩固他们在上述地区的力量，以及派出更大军力去抵抗盟军（美、英、中和荷兰等国）的反攻。
当时，前往缅甸的最佳通道是利用海路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抵达仰光，再从这里进攻印度。但是日本军事家担心盟军的海军实力将会切断这条重要的输送网。于是，日军总部决定建造一条新的轨道，衔接泰国和缅甸之间的铁路。
日军总部在1942年初策划建造新铁路，到了当年6月，始发出训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动员大批人力来迅速完成铁路工程。
第一批来自新加坡的战俘于1942年6月被运抵曼谷附近NONG PLADAK，开始兴建铁路的工程，另一批盟军战俘则被送到缅甸的THENBYUZAZAT，展开延向泰国的铁路工程。
艰苦工程完成苦力死亡枕藉
上述两段铁路是在泰缅边界的三塔峡谷附近交接，在泰境内的轨道全长263公里，在缅甸境内的轨道全长152公里，这条泰缅铁路的全部工程于1943年8月完成，9月份，日军开始全面使用它来装运军火。
建造上述铁路时，由于其中大部分轨道经过KWAE NOI河边的森林和悬崖，因此困难重重。尤其是要建造桂河桥时，更面对河水冲击的危险和水涨的艰苦。结果，无数的劳工和战俘相继死去。
（2）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4百公里轨道沾血泪11万无辜异域化白骨》
根据一些战俘和日军的记载，当年，日军曾俘虏了大约6800余名战俘和征召大约20万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等地的劳工，强迫他们建造死亡铁路。
结果，总共有大约1800名战俘和大约10万名劳工，由于各种疾病、饥饿、意外和操劳过度等因素，先后毙命。
蝗军无仁火葬残病者
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许多劳工和战俘在进行建造铁路时，不只死在铁路旁的荒野上，无人埋葬，成为孤魂野鬼，而在变迁工作地点时，一些病重的病人，甚至被放火烧死。
此外，盟军为了阻止死亡铁路的连贯完成，曾经十次派出战机由印度的基地出发，载着大批炸弹偷袭和轰炸正在建筑中的桂河桥，企图击溃日军有意攻打印度的野心。结果，轰炸行动造成许多无辜的劳工和战俘被活活炸死，也使到桂河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
当日军建造桂河桥之前，首先在大约100尺外建起一座临时木桥，方便运送各种建筑材料（来自马来亚和印尼）和其他必需品等，然后才开始兴建坚固的桂河桥。
（3）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蝗军放火烧病患陈北水锯烂脚变终生残废》
陈北水终生残疾，孤苦一生。
另一位老铁人为现年66岁的陈北水，他来自马六甲野新岭叻地区，在讲述他的际遇时，他说，他在死亡铁路工作期间，由于左脚患上烂脚症，加上无法获得医药照顾，结果只好锯断了小腿，过后也失去了工作能力，以致一直来都没有结婚。
他说，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只有15岁。他与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柔佛令金拉央路的园丘，以割胶为业。
1942年，大约是7月或8月，该园丘负责人通知工友，由于接到日本军官的命令，训示所有居住在园丘的居民，每一户至少派出一人到指定的地点集会，以便由当局运送到泰国充当建筑铁路的劳工。任何人如果违背命令，必会遭受日本蝗军的对付。
当时该园丘内共有35人（年龄约由14—15岁不等），在报到后就被安排乘火车前往吉隆坡，然后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士一起再乘火车前往泰国，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再乘军车向名叫“高岭”的森林地带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步行三天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工作地点。
在那儿工作，大都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是负责锄泥的工作，将高地锄低，其他的一些则用“鸡公车”推泥，以便把低地填平，前后曾换过几个工作地点。当搬迁工作地点时，有一些患病者无法步行离开，日军又不负责运载，于是放一把火将旧宿舍连病人一起烧掉了。这种毫无同情心、赶尽杀绝的手法的确残忍无比。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4)
当时虽然有白米饭吃，也吃番薯干，不过不曾吃过鲜鱼和肉类，只有一些普通的菜和咸鱼等佐饭。
从工作开始一直到离开为止，他都没有拿过一分钱薪金。带去的衣服穿破了，也没有得到当局供应新衣，只有以烂布遮住下体。
他是到了泰国一年多之后，不知何故患上了烂脚症，由于得不到药物医治，加上情况越来越不妙，后来被送去“万邦”，只好任由日本军医将烂脚的部分（连小腿一起）锯掉，以保住性命。也有一些工友，由于烂脚的程度严重，大多数都是在异国不治身亡。因此，同去的35人中，只有5人能活着回来。
陈北水的脚锯了之后，由于不能再工作，便一直在“万邦”居留。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们才由英军安排坐船从泰国回到新加坡。当时他不能走，必须由英军背着上船和下船。
回马之后，因为残疾不适合工作，他只好依靠弟弟生活，后来在亲友的协助下，安了一只简单的义脚，以利步行。一直以来，他都是协助弟弟处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他迄今还没有结婚。
大战结束了，虽然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被正了法，后来日本政府也赔了三艘商船表示“赎罪”，但50年后的今天，还是有人年年重提蝗军的罪行，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日本必须对50年前的大悲剧全面负责，而50年后的今天，相信只有赔偿才是还我公道的最佳解决方案。
（参见本节案例98）
9． 1993年12月10日(星期五)《星州日报》： 《死亡铁路拣回命辛酸经历难忘记——两“老铁人”要日本赔偿》
“老铁人” 廖昌华痛斥蝗军的残酷不仁
（芙蓉8日讯）泰国“死亡铁路”的兴建过程令许多“老铁人”留下深烙不灭的痛苦回忆和说不完的伤悲。芙蓉的二位“老铁人”陈德文和廖昌华同样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往事。
陈德文（81岁）和廖昌华（66岁）今日前来本报叙述他们被日本蝗军强迫前往泰缅一带兴建“死亡铁路”的经历。
陈德文对建筑“死亡铁路”的那段日子仍存有阴影
在1942年的10月，日军在森州一带的胶厂贴通告，强迫所有胶工前往泰缅兴建铁路。当时住在波德申石古洞的陈德文与25名华人和75名印华裔前往泰国；而正值15年少的廖昌华与另50名弄边胶工则坐火车前往新加坡，然后乘火车辗辗转转的到达西贡。
在那段辛酸有加的经历里，他俩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们这一批人被安排在一间大宿舍里，挤“沙丁鱼”似的打地铺；在吃方面更令人心酸，在“大锅饭”里除了有番薯干、盐鱼干、咖喱水之外，还有“加料小食”——一不知名的小虫搀杂其中。
他俩仍心有余悸的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与其他人一样闭起眼睛“咕鲁”一声吞下去。
在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里，他们还要长途跋涉的经过遥望无际的沼泽地带和弯弯曲曲的小山，六七天后才到达“死亡铁路”的工作地点。
他俩说，在路途中有许多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或被蝗军残酷刺毙的发臭尸体。日军没几天便挖一深坑埋去堆积如山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廖氏表示，他们除了要在日晒雨淋之下干粗活外，还要面对日军粗暴的殴打，有的更残暴的便一枪刺死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民。
在这苦不堪言的三年多里，他们终于在联军的协助下，脱离这痛不欲生的苦难日子，回到怀念已久的家乡，与家人重聚。
如今，他们要求日本政府以仁道立场赔偿他们当年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并作出适当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00、101）
10． 1992年11月7日（星期二）《新明日报》森甲新闻，陈逸平： 《蝗军掳壮男当奴隶老铁人细说辛酸史》
（庇朥16日讯）日本蝗军占领我国期间，曾经到处掳掠壮健男人，送到泰缅边境充当建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其中以华裔占多数，当时一批一批的劳工被载到荒山野岭进行艰苦的劳力工作，过着奴隶般的困苦生活，甚至有不少人在缺乏医药照顾的情况下而客死异乡。日本军投降后，有机会安返家园的只剩下数目极少的幸运儿。
目前居住在淡边普罗士邦门牌4232号的退休警探罗汉辉（66岁），昨天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他当年担任“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辛酸经历。
这名老铁人当年16岁，原是居住在马六甲新29碑甘榜邦洛巴浪，平日踏脚车到乡村地区收破旧胶鞋，赚取一点生活费。
送往建死亡铁路
有一天，当他与他姐夫的弟弟陈妙（26岁）一起在野新镇上出现时，被一位陌生人叫去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每天除了可得3元日薪之外，另外还会将1元工资交给他们的母亲。
后来他们便被载去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罗里进入森林地带，罗里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
当时他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
罗氏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
他说，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也被送回我国。
陈妙因为病了，乘机会从“医院”逃了出来，后来去了曼谷。
200人去仅20人回
日本投降后，他们仍继续在该处工作，大约在三个月后，英军才将他们送回我国，他能平安回来，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
右起黎金、林三、罗汉辉、黎鸿、陈金生、陈高升与孙建成（左）合影。
罗汉辉回国后是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他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
昨天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另有五名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杀害的蒙难者后裔，向新闻界讲述他们亲人的遭遇。
黎金，现年54岁，目前是居住在波申石古洞园丘。
日治时期，他只有3岁，一家六口居住在马口双溪雷，被日军杀害者是他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以及三位哥哥共五人。当时他是被一位好心的妇人抱走，一起跳进粪坑中，才避开日本兵的屠杀。
蝗军离开后，该妇女将他交给住在双溪雷菜园的叔父，由叔父养他到五六岁，后来才由堂嫂李英把他养大成人。
黎鸿，现年51岁，目前是住在芙蓉芭尾新村门牌50号。
当年他们是居住在双溪雷菜园，1942年7月31日，当日军展开大屠杀那天，由于他的父亲黎灿水与兄长黎华刚好前往双溪雷镇，结果就这样被杀害。惨案发生后，其母亲李英，便带姐姐黎金蓉与他，三人一起带了一些番薯和木薯干粮进入森林暂时躲避。
陈高升，现年62岁，居住在新邦葫芦顶大街46号。
日治时代，他们是居住在芙蓉双坡，他的叔父是居住在林茂不叻士郑生郎园丘，结果在一场大屠杀事件中，叔父一家与其长兄一共八人都遭杀害，被杀者名单如下：
长兄陈习妙（当时20岁），叔父陈玉进（30岁）任职该园丘工头；叔母黄玉风（25岁），任职杂工；堂妹陈金云（5岁）与金莲（4岁）；堂弟陈金成（3岁）与金英（1岁）；以及二叔陈春林（28岁），未婚，胶工。
陈高升说，他们是在惨案发生的三天后，才获得朋友的通知，金成中刀后肠子流了出来，并没有当场断气，而是在一星期后因无药可治才告去世，金英则是被蝗军抛上半空，以军刀刺死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5)
陈金生，现年51岁，目前居住在淡边宁宜胶园，任职罗里司机。
当年他们一家人是住在柔佛州莆来山下，父亲陈南，母亲林兰，当地共有20多家住户，全部家里的男人都被日军捉去，包括他的父亲在内，被捉去者是送去当死亡铁路劳工或已被杀害则不得而知，至今下落不明。
他有一位姐姐陈亚木，是卖给新加坡一姓钟人家，住在明光新村的叔公陈汉，以及莆来山的亲戚陈汉（同名）至今彼此之间都已失去联络。
林三，现年73岁，目前是在瓜拉庇朥县武吉古鲁莪新村居住。
在日治时期，其父亲林庆祥，母亲郑善德，大哥林胜桑与二哥哥林胜炎是住在葫芦顶甘榜阿逸万甘密山，他本人则住在瓜拉庇朥马口路33碑李顺昌园丘。
日本蝗军脚车队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于1942年3月18日继续前往日叻务时，召集甘密山一带住宅所有年轻的男人（包括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共十多人），到一胶山上加以杀害，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子幸免。
他本人是在案发前一天用脚车载了一批香蕉和黄梨土产离开甘密山回到33碑，因而逃出鬼门关。案发后第二天，他得到通知，去到现场时他有见到父兄的尸体，后来才雇人把父兄葬在原地。
（参见本节案例105）
11． 1994年4月1日（星期五）《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强掳赴泰国建死亡铁路马来老翁向日政府索赔》
（庇朥31日讯）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县牙律地区的马来老铁人卡森敏莫哈末（72岁），日治时期被蝗军强掳送去泰国充当死亡铁路劳工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但是连一分钱薪金都没有拿过，为此特通过参加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间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藉以与其他老铁人团结一致，以便向日本政府争取应有的赔偿。
卡森敏莫哈末是在“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于前日中午与来自日本的民间团体和平访问团成员见面，并在接受访问时讲述他过去在泰国担任建筑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难忘经历。
他说，日本统治马来半岛时期，他也是居住在目前相同的地区，记得是在1942年某一天下午6时30分左右，他正与数位同伴在打羽球之际，突然出现了两名全部武装的日本蝗军，同时向着他们一班人招手，当时只有他朝日军的面前走去，其他同伴则各自飞快逃离现场。
结果他就这样被蝗军强掳上军用罗里，与另一些青年一起被载到马六甲，在场已有数百名各族人士集中在一处，过后各人的手臂都被缠上一片红布，后来才知道日军要送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
第二天，他们一批人被分成数组，由军用罗里载去新加坡的日本军营，到了那里，各人又被安排接受验血，验肛门，种牛痘和打预防针，过了数天约有1000人同乘一艘日本军船航向西贡，到了西贡后，又换船前往泰国的曼谷。
当一群人在曼谷上了岸，又被载到森林边缘，然后步行进入深山野岭，经过千辛万苦，一直走到一个叫“东布龙隆峇都”地区的工作营才停下来，然后才分成100人一组负责各有关的工作。
在他那一组，全部都是马来人，是负责安置铁轨和造桥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分日夜两班进行，在工作进行时非常辛苦，尤其是造桥的任务更加危险，因为往往当他们把桥建好后，又被英军炸毁，炸后又得重建。他在这段工作期间，手掌和小脚都曾被铁条弄伤，至今还留下深深的伤痕，令他毕生难忘。
在三年多的建筑铁路工作期间，虽然有白米饭吃，但是却没有吃过一餐好的菜肴，当时大家只求填饱肚子，所以不敢有更高的要求，日军除了供应吃的和穿的之外，从来都没发过薪金。有人病了也没有药物可供医治，重病者都被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后生死不明。
他在泰国的深山野岭中，一直工作到日军投降后，才在联军的帮助下，从曼谷乘船回来新加坡的（士京扬岛），经过当局验证没有传染病才获准离开该岛，乘火车回来淡边，再转车重归家乡的怀抱。离开新加坡回家前，每人得到联军发给的5元马币零用钱。
（参见本节案例109）
12． 1993年10月2日（星期六）《南洋商报》柔佛版： 《吕威： 那段日子除了苦，还是苦》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古来： 梁文华）
日本南侵马来亚（当时我国的名称），其黩武横行霸道主义，屠杀无数无辜人民。在黩武主义统治下三年八个月黑暗惨苦的日子里，令人永远永远无法忘怀的。
拉夫往筑泰缅铁路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
被日军拉夫往筑泰缅铁路者，75%是归不来了，既然那些能接受百般折磨煎熬，度过难关，25%幸运者回来了，恍若隔世。
古来新村吕威，72岁，是其中一名被拉夫前往泰缅铁路充劳力者之一，在古来方面前去当劳力的，尚有范苟、曾来、朱贵、叶海（已故）。
吕威追忆说，日本南侵时，他在古来勿刹胶园（目前为云顶集团产业）当锄草工人，虽工薪低，一家人倒也乐融融。
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他与妻儿分别三年多。
日军在该园丘捉人去泰缅铁路当劳力。在该园丘每组25个工人中抽取3人，他是第一批被征去的。
他说，踏上征途时，其长子尚未弥月。数日的煎熬，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这辆火车上的乘客有七八百人，都是赴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的。
他回忆说，启程时，日军答应有关家眷可按月领若干米粮及款项。结果却只配给几个月后即终止，这是违反当时的协约，日军显然不守信用。
工作重粮食差
吕威说，他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他们居住的是用亚答建成的一座一座长屋。
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和巫人。
他指出，由于战时物质匮乏，苦力所获得配给的食物也极其差，而且缺乏营养。每日吃的是咖喱汁、白菜干、咸鱼和番薯叶。餐餐如此，许多人都吃到反胃。
他表示，纵使吃不惯，反胃，也得吃，而且24小时只两餐而已，其余的咖啡或其他饮品，一概妄想。
在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时时刻刻面对死亡威胁。既营养不足，而且裹腹也有限，加上极度劳动，非铁般体格不易煎熬。
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
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五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
试想，这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他继续说：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人力。一锄一锄锄下铁道旁泥壁上的泥土，然后填筑铁路。较后安装枕木。通车后，铁路受到盟军轰炸毁坏时，加以抢修，包括填泥、安装枕木等工作。
性命时刻受威胁
在死亡铁路工场工作，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还会受各种疟疾侵害，性命时刻处于死亡边缘。
吕威说： 即使生病，也得带病工作。患病者，在清早未点名报到时，遁入附近森林躲避，若躲在宿舍里被发现，必受鞭打处分。
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人一死去，就在附近地方解决，数人挖坑，数人将尸体投去埋葬。就此了事，长埋那孤寂异方乡土。
致死原因，除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印人喜喝生水，导致霍乱，更是比比皆是。大象排出的粪便，苦力没着鞋，不小心踏着，便会生烂脚，难愈，不少人也因此死亡。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6)
偷窃事件
处于同舟共济下，本来每个人都应是守望相助。由于人杂，也难免发生一些令人痛心事。
吕威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日军每十日发一次薪。每次30铢（泰币）。由于有了一些金钱，宿舍也发生一些偷窃事件。
偷窃案发生后，日军接获报告，将各族分开居住，情况果然好转一些。
他说，他们得到微薄的工薪，是用来买一些咖啡粉、白粉、香烟等物品。
提到衣著，他透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休息日，在日军配给的麻袋，用刀子割开，然后用铁线缝起来当衣当裤。有者手工好，缝得倒不错。一些粗心者，缝得极差，穿在身上露出肉。不过，大家都是男儿汉，倒也不觉尴尬。至于“笠帽”，也是在森林摘下巨大树叶自制的。
提及在漫长岁月有否写信回家。他说： 想都不敢想，既没笔没纸，又无法寄出，如何将音讯寄递？想家，念家，只能在梦中追寻家的温馨。
转换新环境
在死亡铁路煎熬一年多的吕威，过后转到另一个生活环境。
他说，他被转去负责料理日军饮食起居的工作。日军可说极会享受。一组二十余人，有人烹饪，有人晒被，有人扫地，有人煮水，有人专司奉上食物及洗碗。
他表示： 进入了这个“环境”，生活可不致那么苦。
他在日军营专司厨务，夜间尚上课，学习读日本文。
吕威兴奋说，日军敌不过盟军，说明非正义之战，必遭人们唾弃。
日军投降，幸运生存者，都被联军召集到一个集中地，休息三个月，然后由联军护送至新加坡。各人才个别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表示，回来时，见了家人恍如再世。三岁大的孩童，已会声声叫“爸爸”。
时光如弛，再见天日，焉能不欢愉。吕威浸在回忆中，想那美丽的一刻。
日军南侵，为了运输便利，再召集数人去填筑泰缅铁路死亡铁路。75%的人牺牲。这种草菅人命，使许多家庭失去依靠，家庭拆散，对于不幸者没有合理赔偿，已侵犯人道。
所以，无数不幸者，声声谴责黩武主义之日本发动非正义侵略之战争。
（参见本节案例117）
13． 1992年11月20日（星期五）《新明日报》： 《向日本追讨血债铁蹄统治受害汇集力量争取》
日本蝗军大屠杀不但留给王伍尾惨痛的经历，也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口，经过50年，他右脚的伤口继续腐烂，纠缠他一生。
（吉隆坡19日讯）日治时期罹难家属和受害者筹委会，今日吁请那些在日本蝗军铁蹄统治，遭受蝗军残酷用刑的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尽速加入该会，以便收集资料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该筹委会负责人孙建成在一项记者会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攻陷马新，人民在那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悲惨和亲人的牺牲，是永生不忘的悲惨经历。他表示，他定于下个月五日远赴日本出席日本民间和平团反战派的和平集会，指正日本在马来西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赔偿。他是受邀出席这个和平大会。
“我们无法一一联络罹难家属和受害者，希望全马各地有关人士主动与我们联络，汇集力量准备完整的资料，作为铁证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还我们一个公道。”
此外，他也希望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个别举行记者会，把日军的罪行公布于世，经过报章的刊载后，成为有条不紊的资料，方便该筹委会进行工作。
他说，加入该筹委会的罹难者家属只需缴100元的永久会员费，而泰国死亡铁路受害者则缴50元，作为该会进行活动的经费。目前已有7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与孙氏联系。
孙氏曾于去年8月3日赴日本大阪，出席慰安妇国际研讨会。他自1984年开始即与日本和平团接触，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的孙氏本身也是日治时期的受害者。
泰国死亡铁路的见证者刘海。当年身临其境，今日记忆犹新，恐怖的遭遇，历历在目。
1942年3月16日，蝗军屠杀了他九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当时他才7岁。
转眼间已过去了50年，可是当年身临其境，受到惨杀而大难不死的人，今天还在默默忍受这场祸害的后遗症，而年轻的一代，对白白牺牲了性命的亲人当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孙氏表示，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是理直气壮及天公地道的。当年马来西亚所获得的日本政府赔偿金，只是两艘价值2500万元的货船。
数名受到日本蝗军残酷杀害而大难不死的人士出席记者会。他们是来自马口的陈来、刘海及尾港村的王伍尾等。
其中以王伍尾的遭遇最令人辛酸，虽然事情已发生了50年，但是他右脚的伤至今仍未痊愈，继续纠缠着他，带给他永无止境的痛苦。
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氏是受到蝗军的迫害，以他是抗日军为藉口对他施加酷刑，迫他招供。丧失人性的蝗军为了要达到招供的目的，穿上了铁鞋，不断重重踩踏他的右脚和双手，导致他双手和双脚粉碎，烂成一堆泥浆似的。
（参见本节案例123）
14． 1994年3月21日(星期一)《星洲日报》，郑顺智： 《首位巫裔老铁人现身痛述建死亡铁路之苦》
老铁人亚利沙烈
首位露面的巫籍老铁人向本报现身说法，痛述日治时期被抓去县暹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的痛苦经历。
这位老铁人，名叫亚利沙烈，现年75岁，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打波南宁。
他是来到瓜拉庇朥会见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要求加入协会，以向日本政府争取合理的赔偿。
老态龙钟的亚沙说： 1942年初的一个晚上约12时，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蝗军来到其住家，以枪柄猛击大门，当他开门后，蝗军不分青红皂白，令他取些衣服，马上跟他们走。
登上军车后，蝗军随着到另两家，将其两名亲戚耶新姆及亚利敏彬捉上车。
此外一路上，不少华印青年都被如法炮制；整整一罗厘人被送载到马六甲宪兵部，在一车中早已挤满许多“同命人”。
约是凌晨3点，日本军人威胁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说：“皇军要你们去泰国修铁路，为期三个月就可回来，工资每日3元，违反者将被……”
接着这批为数约千人分乘军车送到火车站，载到淡边后转火车南下到新加坡。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SELARANG PART住了三天，然后分乘四轮船（每船约三至四百人），乘风破浪经七夜抵达西贡。
枪压下穿山越岭
从西贡，数以千计的人在蝗军持枪压迫下，携带行李步行去边境，穿山越岭，千辛万苦夜宿森林，一路上日本军并未提供粮食，沿途依靠随身一些干粮及住在森林的人家提供一部分食物，饮山涧泉水。这一行差不多走了一个月，许多人不能支撑，有被毒打，也有不少病死原野，也有被打死，暴尸原野，无人置理，可怜可悲，但无人敢反抗。
到了“肯佳那布利”，他才开始见到每三哩有一营站。
我们被令在哇打里母泰森林区自行建营帐，开始苦力生活，而原有的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约700人，此情此景，大家都心惊肉跳，吃不饱，睡不好，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引。
“我们每天凌晨三时就得起身行一小时的山路到工作地点。”
亚利说，他们一组共24人是负责砍大树供建铁路木枕，大树砍下后，都赖大象拖拉至目的地。
环境恶劣，饮食不清洁的水，工友大多数生病，但也得冒病工作，偷懒的肯定被殴打毒刑，病了又无药可治，自生自灭，简直生不如死。
“在营里，每天都有死尸，我的两名亲戚也先后死于荒野，每隔三两天就得挖坑埋尸。”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7)
他说，蝗军打人不必看时候，枪柄、木棒、竹桐是他们的行凶武器，他亲眼看到一位同僚因病不能工作，被蝗军当头一棒打倒在桥上，然后一棍打腰顺脚一踢，惨叫一声抛入大河，没有人敢多看一眼。
亚利在铁路工作过了三年多非人生活，大命不死是拣回一条老命。
日本投降后，他在联军的安排下送到曼谷，然后分乘船送到新加坡，回到故乡，有如再生，也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亚利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50年前的事负起责任，给老铁人或后裔予合理的赔偿，政府更应在此方面给予协助。
（参见本节案例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