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回家
不怕一万，只怕“一百”
“差不多了吧。”榔头看着我，无奈地问。
我瞅了一眼堆满食物的小推车，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踟躇了半天，我提议：“要不，再走走。”远处飘来烤鸡的清香，极大地消耗了我的理性，看到烤鸡之前，我的脚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夜里要上火车了，我和榔头来超市购买些食物饮料什么的。从上海到昆明，若乘坐K181次列车，全程五十六个钟头，号称苦海无边。这种恐惧使我们幻想着用大量的饮食来填补旅途的空虚。再说，这是第一次回家，于情于理都应该准备充分些，偏偏又是两个馋嘴碰到一起，一边夸大着旅途的难度系数，一边没命地往购物车里扔东西。牛奶以公升计，牛肉称了一公斤，鸡鸭都买整只，外加水果，已把小车子塞得满满。榔头又说这两天嘴苦，想吃点酸的，我想他是内分泌失调了，于是帮他拿了一打话梅。
走向结账台的时候，榔头冷不丁问我：“带钱没有？”
“没有，换了一条裤子。”
“换什么？”
“换裤子，两小时之前的事。”
榔头的瞳孔顿时放大好几倍。“那怎么办?我忘带钱了，我原先以为，你裤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唉——搞半天是饥民来哄抢超市了。
我紧张地四下里望望，生怕刚才的对话被别人偷听，把我俩送进巡捕房。
“那咋办？”确定四周没人，我小声地问。
“摸摸零钱看看，有多少买多少吧。”榔头善于随机应变。
我俩使劲地摸，把裤兜的白布翻出来摸，草纸和烟丝掉了一地，最后只凑起五块六毛钱，还有八毛的菜票，买只烤鸡还要倒贴只左手进去，人家又未必要你的左手。怎么办？
“要不，你等着，我回学校一趟。”我习惯承受痛苦。
“好!”榔头一口答应，抓抓耳朵，马上又问，“为什么要我等？你等，我回去。”
“你等!”
“你等，我拿!”
“谁去都一样，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两个人争执起来。旁边的人断章取义，以为我们准备抢劫超市，正在分工，于是交头接耳地走开了。保安也被吸引过来，只是不敢靠前，在一丈开外踱步。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说着，我蹲下身子解鞋带。保安误以为我想引爆炸药，下意识地把手举到脸前。脱了右鞋，我从鞋垫下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榔头露出一脸的惊喜：“你还真够龌龊，把钱揣在鞋里。”
我得意地抖着钞票，臭气一点点散开。“这是离家前妈妈帮我放的。她说出门在外力求保险，有张钞票总能救救急什么的。都放半年多了，你看，要不是赶火车，我也不会让它重见天日的。”
“大人考虑得是周全。”榔头夸了我母亲一句，推起小车走向结算台。
结算的小姐很热情。
我说：“对不起，钱有点湿。”
她说：“没关系，人身上总会出汗的。验验真伪就行。”但她刚举起钱，眉头就皱紧了，几次想回头问我，真的是汗弄湿的么，眨了几下眼皮，又没问，怕问过以后拿都不敢再拿。于是，她用一只手捏住鼻子，一只手把钞票抖开看，就像欣赏用过的便纸，眼神充满了委屈。
当时，我很想给她一段表白，以澄清真相：第一，这是真钱，不用验了；第二，这是汗打湿的，然而非上半身之汗也；第三，我们碰到了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
怀着一肚子愧疚，我和榔头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边走边听见身后的收款员对同事说：“帮忙看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冲突
K181次列车属于昆明铁路局，里面的一整套运作，从语言到食物都是家乡风格。唯一的不足是火车太旧，车皮由深绿退为浅绿，而且没有空调。我直接怀疑，它是五十年代苏联送给中国的礼物，如果中俄关系还像几十年前那么亲密，它绝对有资格开进博物馆停着。另外一趟从上海跑昆明的火车是K80次，属于上海铁路局。车子又快又新，空调吹得贼冷，可惜听师兄说，车箱里弥漫着浓浓的上海百货商店的味道——列车员不讲人情，因此我们选择了181，由于路途太远，买了卧铺票，好在价格不高，两百块出头，细细算下来比坐马车还便宜
。
上车的时候，我拍了拍181老旧的面皮，感叹道：“虽然你很老，但能送我们归家啊。”车厢口的列车员见我动手动脚的，以为我跟车厢里的人说话，赶紧叫住：“还没开始上人呢。”我心想，这么小气干吗，拍坏了赔你就是，于是回答她：“我不是正准备上吗？”没想到这句顶嘴的话从此埋下了战争的火种。
刚才那个列车员是二十挂零的女孩子，制服笔挺，化了点淡妆，小嘴翘翘的，一看就知道是泼辣的昆明妹子。她仔细翻看我和榔头的车票，似乎想找出一丝一毫的不妥，然后把我们置之车外。最终，她还是大方地摆摆手：“上去吧。”——好似我们能上这趟车全仰仗她的心胸宽广。
进到车厢，榔头略带些兴奋地说：“刚才的列车员长得不错呀。”
我边往行李架上扔包，边叹道：“人倒长得不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儿。你看她那熊样儿，如果她老公是火车司机，她保准不让咱们上来。刚才我顶了她一句，估计这趟旅途凶多吉少啊。”其实，别看我嘴上虚伪地骂着，心里倒隐隐地希望列车员过来找些麻烦，给旅途增加点颜色。
榔头点头赞同：“嗯，看她那样子也不会放过咱俩的。不过，我们还怕她不成？”我想，榔头的心里话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她不要放过咱俩，就怕她忘了。
硬卧车厢的布局是六张床一个间隔——上、中、下铺乘以二，中间一块小方桌算是公用设施。别看桌子小，世界上没有哪块地方能令几个人这么同时珍爱的。我和榔头买到的是左边的上下铺，中铺有名男子，上车以后蒙起被子就睡，像冬眠的青蛙。右边的上中下铺被一家人占着，孩子不超过十岁，却倔犟地要睡上铺，说是这样可以离神仙近些。我把皮鞋收到床底下，换了双拖鞋，这样上下床也方便，而且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知道，一直捂着皮鞋，脚会浮肿，到站以后连鞋都脱不下来。
火车缓缓地驶出上海站，大大小小的建筑给我们匆忙地点个头就被甩在了身后。随着速度的提高，我的血液循环也在加速，似乎是归心似箭了。没走出多远，我觉得牵引自己的已不是火车头，而是家里香喷喷的米饭，还有软软的沙发。
我问榔头：“回家后第一件事做什么？”
他说：“美美地吃顿饭，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呢？”
“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美美地吃顿饭。”
这时候，列车员过来检票。为了消除误会，我递车票和学生证的动作非常恭敬。然而，她不领情，用兰花手捻起学生证，问我：“这是什么？怎么又薄又烂，公章也没有!”榔头赶快在旁边解释：“这是我校最新出品的学生证，科技含量极高。您看，这边是防伪标志，那边是磁性条码，公章盖在里面。”说着就想往列车员手里拿学生证，以展示公章。列车员把手一缩，皱起眉头对榔头说：“我在问你么?我问他!”然后杏眼横着我，眼神像班主任等着学生交作业。我挺起胸脯，把榔头的话只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并且打开学生证展示公章，就像用《八骏图》伺候老佛爷。这样，列车员才露起微笑，勉为其难地放我过关了。继而，她又把枪口转向榔头。原以为，她再没有什么借口了，谁知这次更难伺候。只见她缓慢地举起证件，装模作样地对比真人：“咦——不太像？是你吗?”
榔头不好意思地摸摸脸：“呵呵，是胖了点儿。”
“我没说胖，你以为我和你们一样笨啊？”何必一次骂俩儿呢？
她接着评论：“照片上没戴眼镜，鼻梁更高，眼神也很清纯。”
榔头似乎有点恼怒了：“是不是现在的眼神看起来很淫邪呢？那你还盯着我入神？”
小女子倒不示弱，手往膝盖上一搁，摆出撒野的架势：“现在长得像什么自己去厕所撒泡尿照照，问别人干什么？要不是为了工作，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你们。”她和榔头说话，总要把我也算在内。
榔头小声对我说：“抱紧我。”
我有点紧张，问：“怎么？你需要关爱？等赶走了母老虎再抱也不迟。”
“不，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上去拼命。”
“没事，快盯着她的眼睛!”
就这样，四目在181上交错、凝固，孕育着危机。旁边的叔叔叼起一根烟，想点火，却又收回去，怕把空气点燃了。我担心榔头冲动，更怕那小女子撒野，于是结结巴巴地规劝二人：“大家萍水相逢，何必认真呢？”列车员转向我：“闭嘴!我看你白白嫩嫩，不像块儿吵架的料，所以请你马上闭嘴，免得被误伤。”说着，她一伸手，正中我的哑穴。我手舞足蹈，唧唧歪歪，像是已经成个残疾人，发不出任何的声响，从而也证明了她的判断，我不是吵架的料，凑上去只能当炮灰。最后，她妥协了，对榔头叹口气说：“就算照片上的人是你吧，拿走拿走，别浪费工作人员的时间。”
榔头一把掳过学生证：“什么叫就算?生下来就这副模样，没变过!”
列车员一走，榔头替我解了哑穴，两人相视而笑。我幸灾乐祸地问：“怎么样？刚才对视的感觉不错吧?”榔头十二分得意：“要不是有乘警，我很难设想后果怎样。”
生活经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遭遇打断，如果你把它们看作磨难，那它们一定会朝着磨难的方向发展；如果你把它们看作机会，没准，真是机会。
折腾一阵，肚子开始叽里咕噜地叫，想必是开工的信号。我们于是拿出了战略储备。不到一刻钟，车厢里吃得到处是鸡骨头。对面三口人饶有兴致地欣赏我们，像在动物园看熊猫啃竹子。吃完鸡，我拆开牛奶，每人倒上一杯。“Cheers!”一仰而尽，嘴角滑出行白色的液体，更像是吸血鬼进餐。上铺的孩子问下铺的妈妈：“妈妈，妈妈，你在肯德基里不是说鸡块吃多了会闹肚子吗？”妈妈很尴尬地解释：“当然会，你看哥哥们怕闹肚子，赶快喝杯牛奶补救。”
吃完午饭，榔头果然手捂丹田嚷着要撇大条，我则腆着肚子反刍。正在翻白眼的时候，那个魔鬼突然横在眼前——笔挺的制服，翘翘的小嘴。她看上去恼怒无比，一脚按踩在某块鸡骨头上：“看看你们，吃得满地都是，素质哪里去了？还自称大学生，我看民工也不如。傻愣着看我干什么，起来扫干净!”我像小学生没交作业瞅着班主任那般诚惶诚恐地仰视着她，眼珠子充满幻觉，不可抗拒地点了点头。
过一会儿，榔头长吁短叹地从厕所出来，看见鸡骨头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却坐在铺上咬着指甲生闷气。于是好奇地问：“谁惹你了？”
我说：“刚才母老虎来过，看见一地的鸡骨头，骂我禽兽。哦，差点就吃了我，幸亏旁边有人拦住。”最后一句用的是夸张手法，不用不足以宣泄愤怒，谁想到对面的小孩也跟我配合起来：“是啊，刚才的姐姐好凶，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小孩的妈妈是谨慎的人，连忙对小孩摆摆手说：“不要叫那么大声，姐姐就在附近。”
榔头听得咯咯咯地笑起来，像公鸡喝水呛着。(我平时极少用“咯咯咯”形容人的笑声，一形容就联想到公鸡。主要原因是不喜欢公鸡，喜奇$%^书*（网！&*$收集整理欢母鸡——小时候养鸡，母鸡憋红脸地下蛋，公鸡只知道吃玉米和啄我。)尽管，平时看对方笑话是我和榔头的主要娱乐活动，但这一次，真想给他一梭子，因为母老虎脚踩的那根鸡骨头正是被榔头的两排牙齿啃出来的。
我看他榔头高兴得差不多了，就问：“你从厕所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气呼呼的？”
榔头叹口气：“唉……我比窦娥冤哪。刚才去上厕所，看见那门开了一条缝，但是推不开。
我使了点劲，推开一小截，推不动了。我以为门被卡住，于是用力推，忽听有个女的在里面喊：‘有人，推什么推？文明一点好吧？’我被吓得倒退一步，门砰地又关紧了。你说这人，上厕所不把门锁死，我开始推的时候又不吭气，自己顶不住了才不冷不热地扔出一句话，弄得旁人像看流氓一样地看着我。”
“哈哈哈。”我笑得合不拢嘴，我只是被误解为素质偏低，他却被骂作流氓，扯平扯平，有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过，回头想想，两个学生上路落到了这般田地，是不是我们过于嚣张，以致天怒人怨了。
我从小就迷信，GOD、安拉、佛祖都不敢得罪，于是对榔头讲：“我们还是收敛一点的好。这样下去怕是会遭惩罚的。”
榔头看我说得挺认真，轻轻地点了点头。
调解
夜里10点半的时候，卧铺车厢熄灯了。往常，这个时间只是夜生活的起点，但在火车上没什么搞头，只能安心地躺下。榔头爬到上铺去，途中看见在中铺冬眠的男子，他从开车时就这样拿被子蒙着头，是不是窒息了？然而榔头看见那人的脚掌还会搓床板，笑了笑就爬到自己的上铺去。
我躺在下铺睡不着，睁眼盯着中铺的床板。原本就不高的车厢分出三层铺，每层的间
隔很少，四岁以上的人起身就碰到头，睁眼发呆就有种压迫感。唉——可爱又可恨的火车，失眠都不是好地方。
聆听着身下有规律的振动：“工咚隆，工咚隆……”思绪好像顺着铁轨滑走了，一直飞回昆明的月台——那是我离家的日子。
我进了车厢，隔着窗玻璃向外看。父亲和三舅站在月台上，正对着车窗。三舅一直对我含笑，他不知道烟头快烧到自己的手指头了。父亲则在嘴上比画了一个抽烟的动作，然后摇摇手，表示我以后要少抽烟，然后他点了一根红塔山，和三舅同一个姿势地站着。我向父亲乖巧地点点头，那分钟竟有了戒烟的冲动……哎，妈呢？我抬起眼睛到处张望，最后发现妈妈远远地站着，满面泪水地望着我这边，我知道，她怕靠近了更难受，或者怕泪水感染我。我曾经轻松地讲过：“不就是出去读书嘛，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会儿看见母亲的泪水，我竟也鼻子一酸，“哇哇”地干嚎起来。我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在这一瞬间的脆弱，于是紧紧地趴在小方桌上，口水和鼻涕都往车厢的地板上滴淌。这时，火车开动了，我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要离家了，以后会喝不到东风水库的水，看不到夕阳从龙马山背后落下去，我于是哭得更伤心了。
不一会儿，坐在对面的中年男子拍拍我的肩说：“小伙子，别哭了，明年还会回来的嘛。快把脸擦干净，我们来打牌。”我仔细想想，叔叔说的也有道理，于是用袖子擦了擦脸，开始玩纸牌。
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就像时钟的指针最终会转回来那样。
这时，有个人影过来整理车厢——那悍妇。她先把窗帘拉紧，帘子边折在窗棱下；又帮我们收拾方桌上七七八八的杯子；然后把凌乱的鞋子排齐。也许怕吵到旅客的好梦，这一切她做得很轻。整理完的时候，她有些累了，用手背顶住身子直了直腰。那一刻，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蛮可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魔鬼。忽然，她发现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看，于是冲我低声吼起来：“看什么看？很好看么？”我没有退缩，解释说：“有些人睡觉是睁着眼睛的。”黑暗中，她似乎绽出笑容：“油嘴滑舌的!快睡你的觉吧，乘火车很累的。”我说：“你今天讲了一车皮的话，只有这句中听些。”她已经走出去了，又回头说：“不跟你耍嘴壳子，明天再收拾你。”我拿被子把头一蒙：“我好怕哦!”躺在被子里，觉得自己像个正宗的流氓。
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穿过了浙江省，火车行至湘潭站，会停留十分钟。我想下去伸伸脚，再抽根烟。一出车门，看见列车员笔直地钉在站台上——这是她们的工作。我转过身子，背对她点了根烟，然后佯装轻松地抖抖小腿。老实说她站在身后令人紧张，我生怕她记起昨晚我们的冒犯，控制不住情绪朝我屁股上来上一掌。想着想着，愈发害怕，我于是来回地走走，不自觉地还偷偷看她是否在运功。她表面镇定，眼珠子其实在跟着我转……是不是想搭讪啊，何苦憋着呢？嘿嘿……我继续来回地走，像短路的机器人。
终于，列车员受不住这种尴尬，先开口说话了。
“哎，我说你晕不晕？你已经转了八十多个来回了。”
“是么？”我故作惊讶，“不过还差一点点。每天起床走一百圈是我的习惯。”
“神经有毛病。”
“就算有毛病，也是上车以后被你吓出来的。”
“我有那么凶吗?”
“何止是凶，你骂人的时候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一切了。或者问我的同伴也行，他现在还躺在被窝里。不过，我劝你别去，免得让他以为做了噩梦。”
“呵呵呵。”列车员笑了，脸上带着成就感。
“我以为坐181可以感受些家乡的温暖，谁想到被吓出神经病来。回去以后我很难跟妈妈解释……”我抓住机会，喋喋不休。
“好了好了，得理要饶人，少说两句话不会加你的车钱。你家是哪里的？”看来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工作上有失误，想跟我套近乎了。
“玉溪。”我回答她。
“不会吧，竟然碰到老乡了，我也是玉溪人呢。”
“你不是昆明妹子么？一口的昆明腔。”我以为她想改祖籍接近我。
“哪里，那是去昆明读中专以后口音才变了的，初中以前我都在玉溪，现在爸妈还在玉溪工作呢。”
我这个人比较轻信，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听说她也是玉溪人，难免一阵激动，但表面上还得装得比较平静。
“那你家住哪街哪巷啊？”
“广场附近，嗯，应该是广场的北边。”
“我家在广场的南边。”说话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地球吗？这么小，相逢何必曾相识。
“难怪。”
“难怪什么?”
“连家里的房子都在唱对台戏，何况我们俩。”小姑娘好像很哲理的样子。
“我不喜欢和别人唱对台戏。”
“嘻嘻。”她笑了，笑得不再带着伪装。
十分钟很快过去了，我又爬到火车上。列车员伸头望了望站台，当她确定没有掉队的乘客以后，也上到车里来。她先把门关上，锁紧，然后对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我叫不撸不舒服斯基。”
“呵呵呵，看你的块头也不像俄国人。”
“我叫雪锋。”我一向自以为这个名字挺拿得出手，“刚才说的是笔名。”
“这个名字很一般。”她又来了。
“那小姐尊称？”我想听听她的名字是如何地不一般。
“我叫刘红，大家更喜欢叫我小红，笔名是一撸就舒服库娃。”
“呵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小红，这名字好土啊。”
她不高兴了：“再土也比不上你穿的军裤。”
“这你就不懂了。什么叫‘庸俗’？时尚被无数人重复一百遍就是庸俗。你去大街上看看有几个人和我穿一样的裤子?!”我为自己临时生造的定义得意不止，其实军裤是在上车的时候所有裤子洗了没干，临时顶替用的。
她眼睛睁得老大，使劲端详我。
“看什么看？想表白就抓紧时间。”
“没有，我想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两根舌头，实在太能说了。”
我知道男人嘴太油不是好事情，至少在女人眼里。但是一旦高兴起来，让我举着庄重的牌子走几圈，我会觉得很累。不过，我不想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跟她周旋：“以后怎么称呼你？也叫小红？”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不好，这是熟人才叫的，我们还不是熟人。”
“你要划这么清楚，我们就以同志相称，怎么样？”
“同志？不错，不错，我们共同的志向是顺利抵达昆明。对不对？就这样说定了吧。”
最后，我俩相约春节的时候一起到广场喝茶。回车厢以前，我去她的工作间交换了电话号码。刚记完号码，榔头过来洗漱了，他恰巧看见我递了一张纸给列车员，于是悄悄地问：“怎么？母老虎让你写检查？”
我说：“没有，写电话号码。”
榔头以为自己没睡醒：“到底怎么回事？”
我诡异地说：“情况很复杂，等促膝再谈。”
午饭的时候，刘红路过，对我们莞尔一笑：“同志，垃圾不要乱扔哦。”
我提着一根鸭骨头：“您看。”说着轻轻地放到垃圾盘里，又用征求的语气说：“同志，满意不？”
榔头看得直想吐，刘红一走就对我大骂：“我呸，受不了你们!”
对山歌
火车穿越广西的时候，我被大好河山吸引得陶醉了。整座整座的山，就是整块整块奇异的石头；整条整条的水，就是碧玉琢磨的练。窗外的一切让人误以为不是画在临摹景物，而是老天悄悄把山水画的美景取下来，直接放在了漓江边上。但天地总是公平的，这样美的山，却让土壤因多石而贫瘠，因此山脚的庄稼不多，只长着些颜色黯淡的杂草。几头大黄牛在铁道边用膳——毕竟这里不是大草原，牲畜也没有草原的同类自由，脖子上都拴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有个木桩钉在土里，以限制黄牛的活动范围。一条尖瘦的小狗冲着火车“汪汪汪
”地喊个不停，似乎在说：“你们声音轻点，黄牛没吃饱的话，主人会拿我卧轨的。”看来，高楼大厦和喧嚣的车流是永远不会让人真正思考的，走出它们的包围圈，来看看泥土和杂草，倒是发现空气中的氧气不少，任你呼吸，任你凭借花草的芬芳飞起来。
要是火车能停，我现在就跳下车去放牛了。
火车行至桂林站，车厢中挤进一伙伯伯奶奶，后面跟着个举小旗的导游。他们都操着清一色的昆明话，估计是组团出来玩的。这伙人安顿好以后，似乎游兴不减，嘻嘻哈哈地吹牛。讲着讲着，一个人忽然起立，在车厢走道里手舞足蹈地唱起了滇剧。车厢顿时活跃了，有人从铺里伸出头来看，有人索性就走过来看，连在中铺冬眠的那个男子也被吵醒了，好奇地观望。我给他掐了一下表，乖乖，足足睡了三十个钟头，换作青蛙都饿死掉了。
第一个伯伯唱完以后，主动去拉第二个。第二个扭捏一阵，站起来又唱，接着是第三个。很明显，他们都是些业余选手，但是凭借老化的记忆，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大段大段的唱词，准确地哼出旋律，而且谁唱得都不差，令人咋舌。
观众认真地听，时而热切地鼓掌。也许车厢里其他省份的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唱啥，但是这帮老头老太的热情，已经感动了所有人，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为自己的毫无生气羞愧不已。
大约是第五个唱完以后，忽然有老人对我们笑：“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别光听不练，也哼几首来听听吧。”周围的老人立刻被点醒了，尤其是刚才表演过的，反应比较强烈，似乎感觉吃亏了，一定要我们唱，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我坐在最前线，成了冲突点，只能硬起头皮代表车厢的年轻人回答：“听了你们的戏，我们唱的那些简直称不上音乐。”老人们大度地挥挥手：“管他什么歌，自己唱的就是好歌。”
说着纷纷把矛头转向我，点名让我首轮献艺。我感觉再回绝就有些不通情理，又对自己的公鸭嗓子不甚满意，于是提出：“我先起个头，年轻的会唱就合进来。”这一建议得到双方的同意后，我开始唱了：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
唱了快一半也没几个人加进来，我有些不安，以为自己走调了，其实很多年轻人是不好意思开口。等我干涩地把歌词念完，老人们没有吝惜掌声，也没有吝惜夸奖，让人觉得受之有愧——在这样的情景下唱《狼》，有点不伦不类，甚至老土，倒是正好验证了庸俗的定义——时尚被无数人重复一百遍的结果。
“好，我回敬年轻人一段。”一位老太自告奋勇地站起来，掐一掐咽喉，用她依旧清亮的嗓音唱道：
一只螃蟹么八只脚，
两个大夹夹么一个硬壳壳
……
哦，这段我听过，是昆明花灯的名段子。我小时候最喜欢跟着外婆唱这段，可惜现在把词忘干净了。
等老太唱完，我们再唱了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此乃超级大合唱，因为所有人都读过小学，就算有人没加入过少先队，如果他说没唱过这支歌就显得太虚伪了。听着这熟悉的歌声，令人想起小学时的自己是如此那般的革命，任过光荣的大队委(我记不清这个职务的全称怎么念，反正是三条红杠杠挂在手臂上，类似于人大常委)，做过明星旗手——这个明星称号可不是自封的，是因为第一次升旗的时候，我没把握好火候，国旗升一半国歌放完了。我们校长从来都夸我有前途，然而这次我令他失望了。望着那国旗尴尬地挂在旗杆半中央，校长恨不得过来掐我的小脖子。好在那时候人小，不懂得面子之类的虚物，我也全没领会周围的紧张空气，依旧在寂静中神情专注地把国旗拉到顶，最后博得了满操场的喝彩。从此，每每轮到我升旗，校长就异常地紧张，直朝我挤眼睛，慌得我使劲使劲地扯绳子，国歌刚唱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五星红旗已经在旗杆顶上迎风飘扬了，我只能百无聊赖地站在原地听音乐。
接下去又站起来一个老太。
小乖乖来小乖乖，
我们说给你们猜，
什么长长长上天，
什么插在水中间，
什么有腿不走路，
什么有嘴不唱歌？
唱完以后,老婆婆得意地说：“快快对来听听吧!”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别人对山歌，谁想今天被搬到火车上来了。这下子可难住了众书生，抓耳挠腮的有，向后退缩的大大的有。我估计只有榔头能解围了，于是使劲地拽他。就差把他的衣袖扯到我奇$%^书*（网！&*$收集整理手里拿着的时候，榔头才勉为其难地站起来：“这个——这个——有腿还不能走路?有此物吗？有嘴为什么不唱歌呢?这个——怎么说好呢？这样行不——”
小乖乖呀么小乖乖，
我们这就猜出来，
高楼长长长上天，
桥墩插在水中间，
板凳有腿不走路，
喇叭有嘴不唱歌。
“好!”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喝起彩来，但老太太只是暧昧地笑。
榔头看见那种笑，有些心虚，试探着问：“对么？”
老太太说：“对当然对，只是少了山歌原始的韵味。年轻人们，听好了——”
小乖乖呀么小乖乖，
我们这就猜出来，
状元长长长上天，
荷叶插在水中间，
地主有腿不走路，
茶壶有嘴不唱歌。
“怎么样啊？”
“高，实在是高!”众书生纷纷叹服。
相识何必要相逢
听着家乡的戏，哼着相识的小调，感觉离家不远了。火车喘着粗气爬上了云贵高原，土壤开始呈现出红色。松树占满整片的山坡，只给杂草留出不多的生存空间。若是夏天，一场大雨过后，这些杂草丛里会长出各色的菌子。那些最漂亮的往往有毒，误食后会让人眼冒金星，胡言乱语。我小时候经常跟着哥哥在这样的林子里捡拾菌子，然后拿回家做菜吃，其味道鲜美无比。但是有一次，我们把有毒的也带回去了，其他人吃了没事，惟独哥哥整整两天在家里胡闹。一会儿用竹竿戳天花板，说上面有小人搬东西；一会儿用手抓空气，说有好多
蜻蜓在家里飞。一家人被他逗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能不停地对他解释：“此乃幻觉。”他根本听不进去，说着就指着你的手：“看见没有，好多的蜻蜓歇在上面。”
不过，现在是冬季，山上显得沉寂，没有鸟，也没人弯着腰找菌子。
我望着窗外，问榔头：“你闻到没有？”
“闻到什么？”
“松针的味道。”
“没有，我只闻到你的脚气。”
“你小资一点好不，同志?”
“不管闻到什么，反正我们回来了。”
“是啊，回到家，脚气也芳香扑鼻。”
望眼欲穿的时候，昆明坝子终于进入眼帘。旅客们开始忙乱着收拾行李，然后互相道别。
我们给中铺的睡神道别，给对面的三口之家道别，给旅行团道别，当然了，也给刘红道别。火车进站前的几分钟，所有人都背着包站起来，面对着正前方。这让人联想到《拯救大兵瑞恩》中盟军准备登陆的场景，只是前者喜上眉梢，后者紧张万状。
走下火车，我深深吸了口气。榔头兴奋得像个孩子，高声喊着：“回来?，回来?!”是的，胡汉三又回来了。这个留下我泪水的月台，现在我们甩掉了锈迹斑斑的铁轨，就走在你上面，我要从这儿走回家去。
刚出了火车站，忽然发现脚上有些异样。怎么穿着拖鞋？糟了，皮鞋还扔在车上呢。我赶紧拿出写着刘红电话号码的纸条，找了个电话亭拨她的手机。
“喂，是一撸就舒服库娃同志吗？”
“是我。你已经到家了，不会吧？”
“我还在车站门口。你刚才打扫车厢的时候，发现一双黑色的皮鞋没有？”
“哦,原来是你的啊，我扔掉了。臭死了，亏你还留着!”
“你……”
“我以为是没人要的。”
“我……”
“你什么？”
“发……”
“发什么，说清楚呀？”
“发情。哦，不，发疯了。”原本想说“FUCK YOU”，但是想起云南的一句古话“狗笨莫怪茅厕深”，我忍。
“但这鞋真的很臭呀。”
“你不觉得可惜么？”
“可惜什么？鞋子的毛边都磨出来了，早就可以扔了。你没那么小气吧，不撸不舒服斯基同志？”她嗓门挺大，以为碰到了葛朗台。
“不是鞋子的问题，是我们又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你要是不扔，我们回家以后就能再次见面的。”
“呵呵呵!”电话中传出清脆的笑声。
“笑什么？”
“我坦白一件事情，希望你别生气。”
“我不生气，向毛主席保证。”
“我小时候的确住在玉溪，家也真的在广场的北边，但现在不住那里了。去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妈妈刚好退休，她说我们来回跑太累，就把玉溪的房子退还给单位，把家搬到昆明来了。”
“你们？”我像是扛着四十公斤行李在电话亭听故事。
“是的，我们。你刚才乘坐的K181次列车，我爸爸正是列车长。”
“那你为什么骗我呢？”
“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但我太爱惜这列火车了。我父亲跟了它18年，而我呢，一参加工作就呆在上面，它就是我的第二个家。还记得上车之前吗？你伸手拍车皮，刚好被我看见了，当时有些火起，所以老跟你们作对，后来又觉着自己说得太过分了，想表示些歉意，但一直没有机会。那天在湘潭站上和你吹起牛来，觉得你虽然傻，但不算坏，一高兴，就顺势撒了个小小的谎。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玉溪人，因为我生在那里，这点你不要怀疑，也请你别介意那个二分之一的谎言。”
“我……”我提着听筒不知该说点什么的好，只是暗自庆幸着乘坐了一列人情味十足的火车
。“你又怎么啦？”
“我希望下次还能碰上。”
“嗯，可能性很大的，如果你多回家的话。”
原本天真地以为我的皮鞋能像《少林足球》中周星驰的那双烂球鞋一样失而复得(不仅复得，而且被刘红擦得雪亮，用五彩的纸盒装起，然后羞涩地送还于我)。但事实上它被扔掉了，我想继续演绎和刘红之间的故事已经成为不可能，望各位包涵。幸运的是我这人比较阿Q，喜欢从逆境中寻找素材来安慰自己——上车前花掉了藏在鞋底的百元大钞。
乞丐回家
我叩开家门，妈妈惊呼：“哪里来的小乞丐？还拖着拖鞋!”
我一边搁置行李，一边忙着作各种解释。
母亲警告我：“下次再打扮得像乞丐，不让你进家门。”
我做了个鬼脸，“嘿嘿”地傻笑着。
“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你爸，想他年轻的时候，皮鞋总擦得亮晃晃的，苍蝇飞上去都要带根拐杖。”
“我的拖鞋不用擦，苍蝇闻着味儿就飞远了。”
这时，一直坐在沙发上看报的父亲和蔼地笑了：“小乞丐，快去洗澡，换身干净的衣服。卫生间里都帮你准备好了。”
一句话骂了狗又捧了人，女生听得美滋滋的，以为我话里有深意，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恶念——听说借着溜小狗的名义出来找女朋友的坏家伙不少，成功率还挺高的。回来的路上，我不停地教训宝马：“你这家伙，[奇`书`网`整.理提.供]来交大没几天就把男生的坏习惯都学去了。以后记住了，山下的女人是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