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宫少鹏
外交作为各种矛盾的纠合处，内中有深刻的学问
宫少鹏（1）
宫少鹏，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陕西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应征入伍。1975年转业后在北京内燃机厂工作，于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外交学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进修两年，学成后回到外交学院任教。
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
——宫少鹏
被误传为宫达非之子
2003年8 月29日，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宫少鹏应邀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就
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的意义与网友进行交流。这虽是宫少鹏第一次作客人民网，
却已是无数次在媒体上露面了。就像他走进中央台视台的直播室解读中东局势时一
样，宫少鹏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世事风云，评说政治焦点，其思维纵横捭阖，
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宫少鹏1952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过早离开人世，使宫少鹏在很小的时候就
尝到了痛失亲人的悲伤。这是宫少鹏永远的伤痛，却很少为人所知，以至成名后的
宫少鹏一直被人误认为是我国前辈外交家宫达非的儿子。大概是因为他们气质太过
相像，连笔者也一直深信不疑，直到笔者采访宫教授向他核实时才恍然大悟。
不过宫教授对笔者冒失的提问并无吃惊。据他所说，多年前包括中央高层在内
很多人都把他和宫达非联系在一起。
说来也巧，宫少鹏的父亲生前也在外交部工作，与宫达非年龄相仿，他们都是
山东胶东地区人；宫少鹏的母亲和宫达非的夫人也都姓张；且宫少鹏身上的儒雅气
质和名士风范与宫达非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诸多巧合难怪让人们会发生误解，就连宫达非本人对宫少鹏也产生好奇。
有一次，宫达非见到在外交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宫少鹏，和蔼地问道：你是哪
儿的宫家？
宫姓在全国是少有的姓，在山东也只有几个县才有宫姓。宫达非饶有兴致的提
问仿佛是要从这个后辈身上找到繁复的宫氏家谱中的神秘链节。
宫达非1917年3 月生于山东省莱阳，学生时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创办了
誉满齐鲁大地的通俗报刊——《鲁中大众报》，曾任《鲁中南报》社长兼总编辑，
兼任新华社鲁中分社、鲁中南分社社长、总编辑，成为著名的报人。新中国建立后，
他调到国务院外交部工作，长期主管非洲国家外交事务，历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专
员、副司长、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参赞、驻伊拉克大使、驻扎伊尔大使、外交部部长
助理、外交部副部长，是一位颇有建树和名气的外交家。
1971年宫达非作为中国代表赴科威特谈判，促成两国建交；1976作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扎伊尔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非，与博卡萨总
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1983年他对新
建交的安哥拉进行友好工作访问并访问加蓬和刚果，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马尔代夫
参加加尧姆总统的就职典礼；同年11月在新德里同印度官员举行两国边界第四轮会
谈，并于次年4 月代表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印边界会谈联合公报，为中国的外交
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宫达非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成为外交界的一段趣话。1970年夏，宫达非以西
亚非洲司副司长身份随周恩来总理陪同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赴杭州会晤
毛泽东。毛泽东注意到“宫达非”这个名字与众不同，便问宫达非：“你怎么叫宫
达非呀，什么意思啊？”宫达非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会谈又即将开始，他手足无
措间竟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才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就是要 到非
洲去！”
宫达非的诗人气质很浓，爱好诗词、书法、围棋和京剧，退休后仍致力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振兴事业，先后参与和协助“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
儒学联合会”，赢得了国内外儒学界普遍的尊重和崇高的声望。
尽管宫少鹏与宫达非没有亲属关系，但他从这位前辈身上吸收了许多优秀品质
和良好的治学作风。人们看到宫少鹏身上呈现出来的儒雅气质、执着的求实精神和
严谨的工作态度，着实有着宫达非的影子。
2000年5 月，外交家宫达非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宫少鹏难忍内心
的悲痛，潸然泪下。
将外交推向公众，赢得唐家璇拍手叫好
1969年，宫少鹏中学毕业后来到陕西省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应
征入伍；1975年转业后在北京内燃机厂工作，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毕
业后在外交学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
中心进修两年，学成后回到外交学院任教。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所属的培养德才兼备的外交外事及涉外经济、法律人才的高
等学校，创建于1955年9 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的。陈毅副总
理兼外交部长曾长期兼任外交学院院长。外交学院建院40多年来共培养各类学生1
万多人，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国家外交外事、国际问题教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戴秉国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身为国际关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宫少鹏，自称自己是“吃快餐”进入学术
领域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学者和大众喜欢的时政评论员。
关于宫少鹏的国际时政解读，公众基本上有两种评价，一种 评价认为他太
“政府”了，其观点与政府发言人的口径如出一辙，几乎是滴水不漏；另一种说法
则认为宫少鹏是最善于发挥自己见解又不与政府观点冲突的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评论
员之一。
公众对时政的关注使宫少鹏由衷地欣慰，他认为这是中国沉寂多年的“公共外
交”的复苏。但关于自己对国际政治的评论，他认为与政府发言人的评说方式有着
根本的不同。政府发言人是一种“外交的表态”，言简意赅，点到为止；而他的媒
体评论则是一种“说理的外交”，摆事实，讲道理，让国人既了解国际政治，又能
理解国家的外交思想。他把他的行为称为“公共外交”。
事实上，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运用是恰到好处的，中国高层有关领导对他
的评价很高，常常能从他的评论受到启发。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尽管身处高位，
但也是宫少鹏外交评论的一个热心观众。
2003年初，世界上出现了两大焦点问题，一是中东局势恶化，伊拉克战争一触
即发；一是朝鲜宣布再次退出核条约，半岛核问题白热化。当时境内外有一部分人
认为中国在外交上无所作为，在国际焦点问题上隔靴搔痒，与一个大国形象不符。
面对境内外一部分人对中国政府的误解，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要求有关部门在
国内做一些解释工作，让公众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消除误解。2003年3 月5 日，
宫少鹏在中央电视台做伊拉克局势评说时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许多重大问题上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就拿伊拉克问题
来说，中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2002年11月8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
第1441号决议，就是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促成的。
第1441号决议即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新决议。这一决议是美英两国应俄
罗斯、法国和中国的要求，在对原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后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通过
的，删去了有关授权自动动武的条款，增加了“尊重伊拉克、科威特及其邻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等内容。
决议一方面强化了对伊武器核查机制，一方面也为阻止美国单方面对伊动武、
维护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及为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带
来了新的希望。
唐家璇部长在看了宫少鹏的电视评论后，拍手叫好。于是他在3 月7 日的记者
招待会上未等记者提问便作了一个开场白，强调了中国在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中所
起的重要作用，在座的记者都深受触动。
宫少鹏在外交学院任教17年，共发表了学术论著60多万字，博弈论、外交调研、
联合国问题、热点政治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就像他在媒体上的评论风格一样，他
的研究论文风格独特、博大精深，在学术界和外交界都享有很高声誉。正如外交部
的一位官员所言：宫少鹏是个逻辑极严密的人，“散得开，收得住”，从不回避问
题，熟练掌握说理艺术，理论知识相当全面。
宫少鹏（2）
写作《佩雷斯传》带来两个政治人物的会晤
1996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署名肖月的人物传记《佩雷斯传》。
这个肖月就是已经升为外交学院副教授的宫少鹏。
佩雷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中东政治人物。他出生在波兰（现属白俄罗斯），
幼年在巴勒斯坦度过，少年以后生活在以色列。据说一次远游时他爬上一棵大树吓
走了落在树上的大鹰，一位动物学家对他说“这是一只佩雷斯”，他才用了佩雷斯
的名字。
1948年佩雷斯任以色列国防部海军事务负责人，开始步入政界，此后长期在以
色列军界、政界担任重要职务。他精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务工作，具有
与阿拉伯人进行外交谈判的丰富经验。他温文尔雅，同时对既定的目标坚忍不拔地
执着追求。他自称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佩雷斯被认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设计师。他坚信以色列的未来在于与阿拉伯邻
国的和平相处，他支持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梦想在中东建立一个类似欧共体的组
织。1993年1 月20日，经过长达8 个月的14轮秘密谈判，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他
与巴解代表阿布·马赞在奥斯陆草签了巴、以和平协议，使巴以双方终于相互承认，
迎来巴以和平的曙光。1994年，佩雷斯与总理拉宾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
起，因推动以巴双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
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使长期研究中东问题的宫少鹏很振奋。因为当
时佩雷斯能否获诺贝尔和平奖存在悬念。最初这个奖是准备颁给挪威外交大臣约翰·
霍尔斯特的，他被称为在巴以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为促成签订奥斯陆协议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因心脏病突发于1994年1 月13日逝世。评委们只
好把目光投向了巴以双方领导人。但是有人提出，“如果拉宾得奖而佩雷斯落选的
话，那将是个悲剧”，拉宾是以巴和谈的倡议者，关键时刻又是他不顾一切拍的板，
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而佩雷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是佩雷斯促使拉宾下决心与巴方达成协议。最后评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让拉宾和
佩雷斯同时获奖。
如果说佩雷斯获奖是宫少鹏写作《佩雷斯传》的发轫，那么拉宾之死则使他深
深感到作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呐喊的责任。
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主攻灌溉工程。二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反对轴心国的军事组织。在第一次中东
战争中，26岁的拉宾担任“哈雷尔”旅的旅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以色列的新
生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他先后担任了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军训部长、北
部军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等职务，被称为“鹰派将军”。
拉宾曾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最后一次担任总理后开始认识到，缔结中东和平
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惟一出路，从此成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
1995年11月4 日，犹太安息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发表演说时不幸遇
刺，成为中东和平的殉道者。拉宾去世后，佩雷斯出任以色列代总理，中东和平的
重任落在了这位72岁老人的肩上。
《佩雷斯传》以理性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拉宾之死
的漫长的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画卷，着力表现了佩雷斯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他在
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刻画了佩雷斯的机智、沉着和杰出政治家的胆识，使
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这个血肉丰满的中东政治人物的魅力。
1996年底，宫少鹏将刚出版的《佩雷斯传》通过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向佩雷斯
赠送了一本。佩雷斯意外地收到宫少鹏的赠书格外高兴，他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以色
列人民的感情，也体会到中国人民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关切。
1997年，接替拉宾担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佩雷斯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他应邀来
到外交学院发表演讲并与师生座谈，当佩雷斯谈到拉宾为了和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
时候，几度哽咽。佩雷斯就是在这时才想起为他作传的中国教授宫少鹏就在外交学
院任教。
佩雷斯喜出望外，高兴地找到了宫少鹏，询问图书发行是否成功，两人交谈甚
是欢畅。以后佩雷斯每次访华都要与宫少鹏面晤。
2000年8 月16日，佩雷斯以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长的身份来华专程向中方通报中
东和平进程最新发展情况。他在与中国学者见面时，还特意提到宫少鹏，并与宫少
鹏共进早餐。
2002年春天，在巴以冲突日益升级、和谈重起前景渺茫的背景下，佩雷斯以副
总理和外长的身份访华，寻找中国的支持，希望借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使以色列在
未来的巴以和谈中取得主动地位。在与唐家璇外长、钱其琛副总理和朱镕基总理先后
会见后，佩雷斯照例安排了与宫少鹏面谈。
为了表达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和他本人的支持的感谢，2000年佩雷
斯决定出任以中友协名誉主席，他还找了以色列一个大资本家赞助协会的工作。
“不间于至亲之间”——中国在伊拉克
战争问题上之所以投弃权票
在当代中国的外交研究人员中，宫少鹏是最先倡导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从他
这些年的著述以及与媒体的密切合作中可以看出，为使外交走进人民中间，他不但
大事呼吁，而且身体力行。
1996年美国造势进攻伊拉克，中东再次出现海湾战争后新的战争危机。有一天，
外交学院的一位工人突然找到宫少鹏，急切问道：
“宫教授，你说这个仗能打起来吗？”
宫少鹏也感到有些意外：“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位工人说：“我手上有辽河油田的股票，多少年了都没涨，这两天涨起来了，
我想把股票脱手，但如果中东的仗打起来，可能股票还会看涨。”
宫少鹏说：“这个仗打不起来，你还是脱手吧。”
宫少鹏从这件事中感到，其实当代的老百姓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也是关心外交
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全球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宫少鹏看来，外交是为国政服务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加强和本国公民的外
交方面的沟通。这符合外交理论。新中国成立时，公共外交搞得非常好，最突出的
表现就是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有关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非常精彩。“外交才子”
乔冠华最擅长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讲给老百姓听，
增强了老百姓对国家外交的参与意识。但是宫少鹏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
代，中国公共外交明显削弱了，报纸上也看不到专家为老百姓写的外交解读文章了，
因而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理解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宫少鹏在研究公共外交时发现了中国早期外交队伍中奇特的
“外交报人”现象。据他的调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411 名大使中，有
52人曾有过“报人”的经历，占总数的12.7% ；如果排除411 人中经系统外事训练
而渐次成为资深外交官者，所余人数为284 人，“报人”比例也因此上升为18.3% ，再加上由于多种原因而未曾担任过驻外使、领馆馆长的资深外交官如章汉夫、龚澎、张颖者，估计在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曾一度占资深外交干部总数的1/5左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外交部长的7 人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都曾有“报人”经历。这些“报人”外交官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
1997年，宫少鹏在《新中国外交界中的“报人群体”及其特征》一文中说，人
类进入近代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强权代替公理，使得历来重婉约、贵含蓄
的外交几近荡然无存。强国欺负弱国，只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不用讲理。
弱国无外交，只能仰人鼻息，在强国面前无理可言。于是外交成了“表态”，是耶
非耶，一字足矣。“说理外交”是中国古而有之的传统，以“通晓利害之辩”“息
兵于千里之外”的事例史不绝书。只是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外交史才
成了一部屈辱史。于是深文曲笔、委析入情的外交文件只能见于怀旧的梦幻，映入
眼帘的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一幕幕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作后盾，国家的独立、主权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了“说理外交”
存在的必然。
宫少鹏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就是希望当代的外交官
或外交专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继承和发扬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
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
公共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它可以通过个人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或国
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外交目的，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广播、书刊等宣
传媒体来达到宣扬本国文化与政治制度、解释本国官方立场等外交目的。
美国是最先利用公共外交实现其全球战略渗透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
美国在公共外交上不断遇到挑战，最大的有3 次，但每一次都能利用政府设立一个
特别机构来争取公共外交上的主动。二战后，罗斯福总统创立了战争信息办公室，
由一批专门人才为报道战争的稿件加工润色。后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把战争信息
办公室改造为美国新闻署，以更大的舆论对付共产党国家的“赤化”。冷战期间，
艾德华·莫罗主持美国新闻署继续为“瓦解”共产国际发挥作用。克林顿执政后，
没忘公共外交这把“软刀子”，设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来削弱塞尔维亚民众对米洛
舍维奇的支持，最后达到了目的。“9 ·11事件”后，小布什对美国的公共外交非
常不满，特别是在对穆斯林世界的宣传方面，认为没有使公共外交发挥以往应有的
作用，因而决定重振美国的公共外交。鲍威尔说，美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差劲，使
得激进的阿拉伯组织和利益团体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无神论国家，这是同伊斯兰宗教
信仰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于是小布什紧急任命了比尔斯副国务卿专职负责公共外
交。比尔斯开始“公关外交”，试图通过外交宣传来改变这一局面。他宣称，“我
们必须走出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因为有人正在散布一些‘扭曲’的版本”。
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2002年6 月17日就美外交关系发表讲话，
提出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向电视广播部门
提供1.35亿美元拨款。海德在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
海德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说，地球上近70亿人的心声正日益流散，
努力赢得这一心声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信息时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呼吁更多
地利用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广播，特别是电视这一最强大的媒体，来推进公共外交工
作。
宫少鹏意识到，比起美国，中国的公共外交明显滞后，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层
及外交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也曾多次在外交学术研究会及与外交部、中宣部等高层
见面时谈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重视走向民间的
“说理外交”，让老百姓真正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中国公共外交初显端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令宫少鹏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
后，媒体日益发达，公共外交在中国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外交终于向群众打开了窗
口，如外交部的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规范化，特
别是开放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直播形式的出现，使中国公共外交呈现全面开花的鼎盛
期。
正是日益开放的公共外交化解了老百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理解。作为研究外
交理论的权威人士、国际热点问题专家，宫少鹏无疑是公共外交战线上的主力，而
他也从中更深刻地理解到公共外交实在太有必要了。
2003年3 月22日，宫少鹏作客新浪网，就伊拉克战争的诸多问题与网友交流。
许多网友提出一个要宫少鹏回答的老问题：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政策过于柔
弱吗？这个问题宫少鹏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解答，但很多人还是表现出不理解。
这次宫少鹏打了一个比方，尽管这个比方不一定妥贴，但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他说，
假如我的邻居夫妻在吵架，也就是说一般的吵架，没有杀人，也没有死人，我随便
去管吗？我看一般的人都不会去管。如果我去管，我的太太会怀疑我有外心，我的
邻居夫妻争吵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也会认为我想当第三者。宫少鹏认为，对于这些
吵架事件，我去管和不去管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看看人家的邻居、人家的
朋友、人家的亲戚，他们在管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样管的。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有阿拉伯联盟，我们中国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比阿拉伯联盟的态度还要
强硬，否则我们就是喧宾夺主，我们就成了阿拉伯联盟的领导了，人家要怀疑我们
要称霸阿拉伯世界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他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阿拉伯联盟，也可
以看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们中国的态度和阿拉伯联盟的态度是相符合、相一致的，
我们不能超越阿拉伯联盟的态度，作出一些我们认为应该是正确的行动，我们不能
喧宾夺主。
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前，法国、俄罗斯、德国提出了和美国、
英国、西班牙等国不同的议案，中国支持了前者却又不加入到他们的集团里去。是
不是故意要有低姿态呢？
宫少鹏从中东的行动模式上解答了这个问题。上面说到的这些西方国家常常是
在中东发生问题的时候，聚在一块做出某个决定，然后把这个决定拿到中东国家去，
希望中东国家能够接受，甚至有的时候是强迫接受。如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中
东地区争霸，1976年爆发了第3 次中东战争，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了
美国，与美国的总统约翰逊就举行了格拉斯堡会谈。第4 次又组织了日内瓦各方的
会议，这都是美国和苏联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把这个决定告诉当事国。但中国的决
策方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以直接和当地国家进行合作的方式，来介入中东的问题。
我们有什么事情，并不是跟大国结成同盟，我们替他们拿了主意，然后把这个决定
强加给中东国家，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正因为有这种传统的独特的对中东的行
为模式，所以中国支持了法国、德国、俄罗斯的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参加到他们
的共同提案当中去。
另外，宫少鹏认为，国家利益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前提。什么是国家利益，各个
国家的认知不同。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黎巴嫩有相当多的居民是天主教徒，虽
然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穆斯林，是天主教马龙派，一旦在这里面出现恶性事件，法
国人就要站出来采取行动，法国政府认为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了什么事情，是
他们的利益，要站出来。如果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美国不会有什么反
应，中国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认知是不同的。正是
由于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不能用一个模式来衡量各大国对中东国家利益的看法，
更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各国对中东政策的行为模式。
2003年8 月27日，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于朝
鲜半岛局势历来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这是中国新的领导集体
在负责起国家大政方针以后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很重要的外交活动，因此中国民
众对这个热点事件极为关注，而对朝核问题及会谈的意义和细节并不了解。在六方
会谈的第3 天，宫少鹏应邀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又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公共外交。
有网友问，中国一开始只主张美朝双边对话，现在又主张六方会谈，中国外交
思路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宫少鹏从“费尧之桥”的典故开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之间，有时候存在着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所说的“麻烦之
水”，要跨过这个水就要搭一座桥，这就叫“费尧之桥”。中国在朝美之间起到了
一种桥梁的作用，就是在美朝之间搭“费尧之桥”，以便他们能够跨过这个“麻烦
之水”。中国第一次搭这个桥是在1988年，那一次搭桥使得美朝在1991年末解决了
美国在韩国储存和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使得朝鲜和韩国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
1993年，在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的情况下美国再一次请求中国搭桥，当时的美国克
林顿政府和朝鲜达成了1994年的框架协议。这一次，由于布什政府和朝鲜之间的关
系非常紧张，原来搭好的桥梁大概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中国
继续搭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于像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本地区国家的利
益也受到牵扯，所以中国决定在北京举行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的变化是根据目
前朝美关系的实际情况确定下来的。
有网友对美国只派级别不高的詹姆斯·凯利来会谈很不理解。宫少鹏耐心地解
释说，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的级别和这一次会谈的级别是
相当的，而不应当简单把他说成一个下级干部。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正式派他的副
国务卿呢？美国的副国务卿有两位，一位就是阿米蒂奇，他的职务相当于常务副部
长；另一位就是博尔登，负责亚太事务的，他这次没有来，原因是朝鲜批评他对朝
鲜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非常不友好的言论。
宫少鹏在与网友的交流中发现，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搭“费尧之桥”是浪费中
国人的心血，还不如让美国佬陷入全球所有的冲突中去。还有人认为，朝鲜持有核
武，是对美国实行对我国的战略合围的一个震慑或牵制，中国政策不应该反对。这
两种观点在对国际关系缺乏了解的民众中有相当的支持率。但宫少鹏坚决反对这两
种观点。在他看来，朝鲜半岛是我们的邻居，这个地区发生任何冲突，都会影响到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都会使中国同样陷入到冲突中去。另外，外交界有一句俗语，
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现在任何非核国家持
有核武器都有可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不利的局势。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赞成任何按
照核不扩散条约规定为非核国家的那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原因。
宫少鹏频繁的公共外交实践增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了国人对国家
外交政策的理解，激发了国人对外交和政治的思考和参与意识，使得中国外交策略
在民间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中央一位高层官员称他是“外交学术发言人”，钱其琛
在外交学院讲课时，也对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宫少鹏(3)
潜龙在渊——中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东欧巨变，苏联面临解
体。在此形势下，西方加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同时实施经济制裁，妄图使中国成为
东欧“多米诺骨牌”中的下一个，使社会主义在全球崩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
则希望中国能出来当头，为他们撑腰，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国内，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出头，与西方进行全面较量，以显示中国作为世界大
国的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提出了“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8字外交战
略方针，其核心内容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为中国赢得了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邓小平的方针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韬光养晦在国内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争议，
继而使“中国在21世纪应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不少人认为，中国依然在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对
方实力定对手的美国自然而然地会把中国看成潜在威胁。而美国一系列的举动如向
台湾出售武器、提升美台关系、在关岛部署能随时对中国实施打击的战略轰炸机和
巡航导弹、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等表明，美国的战略也早就从“扶华灭苏”改为
“抑华抑俄”，中国已经失去了韬光养晦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的战略在现在的新
形势下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强大的阻碍，如果还坚持这个原则，而忘了“有所作为”
显然是不明智的。
有学者认为，“韬光养晦”这套理念在西方根本吃不开，也丝毫不会减缓“中
国威胁论”的盛行。“中国威胁论”的先驱者之一——查尔斯·克劳海默早在1995
年7 月3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中明确指出
：“今日中国更像是19世纪末期的德国，是一个迅速崛起日益强大因而感到不向外
扩张便不能继续生存的国家……遏制这样一个恶魔必须趁它羽翼尚未丰满时便开始
行动。”而当时“韬光养晦”在中国正登峰造极。
面对部分国人的疑虑和不解，宫少鹏提出，应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邓小平所说
“韬光养晦”的真正用意。固然，韬光养晦强调了“冷静，冷静，再冷静，不意气
用事”，在必要的时候要忍让，保持低姿态应对国际政治，但这是邓小平的一种
“卧薪尝胆”的策略，并不表示中国在任何问题上都无原则地忍让，中国适当的
“退”是为了大踏步地“进”。
宫少鹏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在他的著述中常常能体味到他
深厚的文学修养的积淀。他曾花数年时间认真研究了《三国演义》，中国古代的智
谋韬略对他的外交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启迪意义。
“韬光养晦”的典故正是出自《三国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
城斩车胄”的故事。宫少鹏意识到，现在人们对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怀疑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的后续故事。
刘备投靠曹操之后，仍有一番雄心壮志。但是刘备也防备曹操谋害，就在住处
后院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羽、张飞对此不解，问道：“兄长你不留
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为什么呢? ”刘备说：“这不是二位兄弟所知道的。”
有一天，曹操派人请他去赴宴，刘备不知曹操用意，心里忐忑不安。酒到半酣，忽
然阴云密布，骤雨将至。曹操突然问道：“玄德久历四方，一定非常了解当世的英
雄，请说说看。”刘备历数了袁术、袁绍、刘表、孙坚、刘璋、张鲁、张绣等人。
不料，曹操鼓掌大笑道：“这些碌碌无为之辈，何足挂齿! ”刘备说：“除了这些
之外，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说：“凡是英雄，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
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刘备说：“那谁能担当此任呢? ”曹操先用手指指
刘备，又指指自己，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刘备闻听此言，
大吃一惊，手中所持的筷子不觉掉到地上。正巧这时外面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
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笑着说：“大丈夫也怕雷震
吗? ”刘备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怎能不怕呢? ”这样，把自己闻言
失态轻轻掩饰而过，曹操也就不再怀疑刘备胸有大志了。
可是几天以后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忽然有人来报：淮南的袁术要和淮北的
袁绍联合起来对付曹操。刘备放下酒杯，当即表示愿带兵前往沙场。
宫少鹏认为，此时的刘备也是一种“韬光养晦”，是一种有所作为的“韬光养
晦”。刘备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终成大业。宫少鹏还
用《周易·系辞下》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的哲学来说
明善于断然退避，是一个国家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
就像有人说他在电视上作时政解读时“太政府”一样，不少人认为宫少鹏对外
交政策的解读难以解开“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悖论。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助理教授丁斗撰文指出，由于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自身
的悖论，使得至今中国都没有能够摆脱美国的挤压、进攻和围堵的被动局面。
丁斗认为，按照美国人的理解，“韬光养晦”的手段是忍受屈辱，掩饰实力，
等待时机，其目标是“有所作为”。从社会制度的性质上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的；现在社会主义处
于低潮，所以必须韬光养晦，和平共处，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摧枯拉朽，迎接革命
的高潮。因此，在西方一些政界人士看来，强大起来的中国“有所作为”的目标就
会有这样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理解就是颠覆，至少
是挑战现存的以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是很现实的。90
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同时，还在接见外宾的场
合强烈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的舆论报道，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声音
也一直是主流，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反美情绪一直旺盛不衰。尽管中
国每次总是声称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不称霸的，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中国的
这种声明不能平服美国的忧虑。美国十分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承接刘备那样的霸业灵
魂，像30年代的德国崛起一样，对世界秩序提出挑战。因而，对于美国政府而言，
对付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有两个方法：第一是要求中国完全融入到美
国主导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中；第二是希望中国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于是美
国出现了对华政策的鸽派和鹰派，两派的外交逻辑都指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战略方针，使得中国“韬光养晦”也不是，“有所作为”又不能，却始终被美国
警惕性地挤压到墙角。
但宫少鹏并不认为“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间存有悖论。在他看来，这是
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韬光养晦是为了所有作为，而要想有所作
为必须经过韬光养晦。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或者消极领会韬光养晦政策都容易导致无
所作为。他还认为，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喜好来设计我们的外交政策，因为如
果美国霸权主义欲望膨胀，中国不丧权辱国，无论实行什么外交政策美国也不会欢
迎。
宫少鹏(4)
外交是一场需要通观全局的博弈
在公众眼里，宫少鹏是中东问题专家。其实自1986年以来，宫少鹏研究领域相
当宽泛，除中东问题外，朝鲜半岛、东北亚、南亚等地区的热点问题他多有涉猎。
外交学院的同事称他是“最善于捕捉全球热点政治的外交通”。但对宫少鹏来说，
如此庞杂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外交战略研究服务。
事实上，宫少鹏近20年的研究成果一直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重要信息源。
他撰写的《磨合：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领袖们》《恐怖主义、全球化与中东——一个
来自博弈论的解析》《信息不确定条件下的外交调研——从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
调研说起》，以及与朱立群、周启朋共同主编的《冷战后国际关系》等著作中的信
息分析，受到外交部的高度重视，其基本观点多次被外交部门吸收。
宫少鹏得到外交部门采纳的第一个建议是一件“小事件”。改革开放初期，我
国外交战线上有一个提法：外交的任务是为我国四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
当时他刚到外交学院不久，但对国际关系已深有领悟的他总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妥贴。
他认为，外交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是互动型的，即便你想“创造”人家不给你
“创造”怎么办？主观意志没有绝对性，用“创造”一词显得不恰当。再说，二战
时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后曾喊出“创造一代人的和平”，成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因
此他在一次外交研讨会上向有关部门提出应重新推敲这句话。有关部门很快接受了
他的建议，把“创造”改为“营造”，更贴近了外交的特点和原则。
静静地琢磨问题是宫少鹏在陕西插队时养成的习惯。插队时他才17岁，从北京
上了闷罐车一路上都能听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宣传，到了陕西他又听到“农村
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倾向”的口号。当时他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十分落后，宗族观
念非常强，哪里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影子。小小年纪的宫少鹏对社会开始产生了怀疑。
两年后他入伍了，看到部队的宣传与现实生活又不一样，他学会了反思。为此他吃
了苦头。那是在林彪叛逃后，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林彪打倒的人都是好人。宫少
鹏根据这样的逻辑推断认为，如果林彪打倒的是好人，那么“文化大革命”中打倒
的人也应该是好人。在那个年代说出这样的话是可想而知的。宫少鹏为此遭到了批
判。
即便遭遇挫折，宫少鹏爱研究问题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在部队两年，他饱读毛
泽东有关战争与战略的书，对战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
有一次宫少鹏到国外参观学习，在与国外同行交流问题时，大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
思想，引得同行拍案称奇。他们没想到一个中国的外交教授谈起战略来如数家珍。
2000年，宫少鹏到韩国参加第七届海军联会。以往出席者在会议发言时总习惯
拿出写好的讲稿，把中国的有关政策照本宣科完事，可宫少鹏这次的发言却着实出
人意料，言之有物，生动而实际。当时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还很猖獗，尤其是西
方国家都认为中国发展海军是扩张的图谋。宫少鹏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诠释中国发
展海军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卫国防的需要。他说，试想，中国改革开放20年，如果
我们沿海城市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卫，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哪里有安全感？与会的
很多外国海军司令都被他的有理有力的发言所打动。
在中国的外交研究圈中，宫少鹏是最开宗明义主张弹性外交的学者。在他看来，
外交学其实也是一种战略学，虽说外交是有原则的，但现实生活不可能是原则的教
条。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灵活地发挥外交智慧是战略的需要。为此他一直关
注和研究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战略问题，适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称这是为中国外交
“敲边鼓”。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一种原则性的
谴责，但当恐怖主义逐渐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的时候，宫少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恐怖主义作为全球的公害，中国对它的谴责不能只停留在
口头上，必须提高到实质性的谴责，因为它会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当时有不少人认
为，恐怖主义对中国并无实质性威胁，中国没有必要提高声调来得罪他人，引火烧
身。宫少鹏说，你怕得罪人，那就得罪自己人，中国同胞在世界各地求学、工作的
不计其数，保卫他们的人身安全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再说中国国内的分裂分子与国
外恐怖势力勾结越来越明目张胆。所以，反恐，中国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宫少鹏的
建议得到了绝大数人的赞成。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反
恐的力度，现在成为全球反恐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宫少鹏平和儒雅，行事低调，业余除了痴迷文学和古典音乐外，几乎没有更特
别的爱好。他不打牌，但笔者听到不少人称他“牌手”。原来长期关注他的人总结
出他外交战略研究中的一招：出牌。
“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是宫少鹏外交战略研究的一张常用牌。这
正好印证了他常说的一句话：外交就是博弈，你如果觉得被动你会更被动。
2002年11月，朝核问题浮出水面，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外交界也处于不安之中，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遭遇的“麻烦之水”。因为自“9 ·11”事件后，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中国的国际处境大为好转；而朝鲜是世人皆知的中国的传
统盟友，朝核问题在此时爆发无疑让奉行韬光养晦政策的中国政府左右为难。
宫少鹏关注朝鲜半岛局势是从10年前开始的。当时美国卫星发回的资料显示，
朝鲜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尽管朝鲜一再否认，但还是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 次
检查，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发生争议。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作
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决议，同时，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
暂停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当即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
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半岛局势紧张起来。1994年2 月下旬，朝鲜同国际原
子能机构和美国达成协议：朝同意其7 个核设施接受检查，美韩同意停止1994年度
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同意与朝举行第3 次高级会谈。同年10月，美朝在日内瓦签署
了《美朝核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同意将来接受对
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底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
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
能源补偿。
但宫少鹏注意到，近两年来，朝美间在履行《框架协议》问题上争论日渐激烈，
使人预感到美朝之间将有一番重大较量。果然当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
年10月初访问平壤后，朝核危机终于凸显出来。2003年1 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核条
约，朝核问题白热化。
朝鲜宣布退出核条约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1 月11日早晨，宫少鹏
顶着刺骨的寒风早早来到外交学院的办公室。他想写一篇有关朝核问题与中国外交
战略的文章，以抵御盛行一时的“麻烦之水”的消极论调。
宫少鹏认识到，朝核问题对中国的外交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也是一次机遇。
在他看来，朝核问题是中国眼皮底下的一张牌，如果中国能利用这张牌，主动外交
出击，化解半岛危机，那么世界人民就会把你看成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中国
把它当成一个包 袱，觉得被动，那会更被动，不但不能树立大国威信，还给人以
口实。
宫少鹏伤心地看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对中国的意见置若罔闻，影响了中
国外交的发言力。而在朝核问题上，该是中国外交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要解决朝
鲜问题，美国怎么也绕不开中国，它可以没有俄罗斯，可以没有日本甚至韩国，但
不能没有中国。
在一次外交工作研讨会上，宫少鹏把自己对朝核问题的思考和盘托出，受到与
会者的一致好评。后来他在多个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影响覆盖到民间。
2003年3 月8 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伊始便派资深外交家钱其琛访问朝鲜。4 月
23日，在中国的提议下，中国、朝鲜、美国三方在北京参加两轮会谈，各方全面阐
述了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都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愿望和设
想，从而使朝鲜半岛暂时避开了战争的威胁。
为了推动朝核问题早日和平解决，中国又进行连串动作，加大了介入和外交斡
旋的力度。7 月12日，中国副外长戴秉国带着胡锦涛主席的亲笔信飞往平壤，与朝
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等多位朝鲜高官会面，与朝方就朝核问
题展开外交斡旋。14日戴秉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美，先后与美国副总统切尼、国
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以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一群高官会面，
在与切尼会谈时，还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布什总统的信。8 月27日，在中
国的协调下，中国、美国、朝鲜、日本、韩国、俄罗斯，就朝核问题在北京举行首
轮六方会谈，第二轮会谈也进入关键操作阶段。
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为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所发挥的作用令世人敬
佩，中国活跃的外交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问题上越来越关键的影响力。
“外交就是博弈”——这就是“牌手”宫少鹏的战略观。
宫少鹏(5)
附录：
“报人”外交家
宫少鹏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并不在于抹煞其他同
志的功劳。事实上，许多建部时期进入外交界的老同志经过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
力，很快也变成了精通外交业务的“秀才”，同样为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也不是说新闻工作者
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合格的外交干部。新中国外交界“报人群体”的形成有其特定
的历史条件，外交官的素质也非“报人”素质所能全部涵盖的。新中国已经建立了
自己系统培养外交人员的机构，外交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已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
外交界“报人集团”已圆满地为自己的历史存在划上一个光辉的句号。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更不是说新中国的外
交政策从未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在毛泽东主席晚年，“左”倾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
时期内成为他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思想，干了不少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情，
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些“报人”外交家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某些
“左”倾政策，犯了错误，其主要责任当然不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时
期继承和发掘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我们
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向“报人”外交家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他们全心全意献身中国外交事业的敬业精神。建国之初，百废待业，
懂外语的记者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发展机遇。因此，一些过去
在新闻界工作的干部在接到调令赴外交界任职时，确有不愿放弃新闻事业而投身新
领域的思想顾虑。特别是，新中国的外交是“说理”外交，工作的“主战场”在办
公桌上，这就使得许多才华横溢的外交干部要埋头“后台”工作，与“声誉”“名
望”绝缘。另外，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这样的“秀才”，一生未有机会到海外
长驻，人们想像中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优厚待遇（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他们无从领
略的。如果没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也是不能取得为人所称道的成就的。改革开
放以后，我国驻外人员的待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起海内外不少公私职位，
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老一代外交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就特别具有
现实意义。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坚持身体力行，反对口是心非，才能弘扬正气、
清除邪气，从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成绩来。
我们要学习前辈“报人”外交官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举轻若重的敬业精神。
外交场合，“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因此精益求精的
工作态度是做好外交业务的前提。现在常有一些报道，把许多“报人”外交官描绘
成斗酒诗百篇、文章倚马可待的风流才子。作者的好心似不必怀疑，但所报道的却
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书从疑处翻成悟，笔到穷时方有神”。天下那里有容易写
的文章，不下大力气，不一点一滴地积累，富有哲理、切合时宜的文章是不可能出
世的。如果读一读成幼珠同志的回忆文章，看到乔冠华、陈楚等人在修改文件时
“大声地想”的情景，就不难想像“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是经常发生在“报
人”外交官群体中的“家常便饭”，令人称道的成就来之不易。在新的历史时期，
调查研究仍是对外工作的基础。我们要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的优良品质，克
服“重交际、重接待、轻调研”的不良倾向，反对空喊口号、凭感想写文章的歪风，
脚踏实地地把调研工作做好。
我们还应当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刻苦钻研外交业务、勇于实践的创业精
神。新中国外交开辟之初，一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所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求
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并强调“应当在工作中培养锻炼”。老一代“报人”
外交官之所以取得骄人的成就，是和他们勇于探索新事物、坚持岗位学习分不开的，
这一点尤其值得目前工作在外交界的中青年同志效法。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
猛进地发展，全球性、区域性“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这给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既
带来了新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问题，创新经验是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在实际而不是在口头上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说理外交”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风
格和基本特征，一切探索和创新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而不应有悖于此。前一阶段，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要求在国际问题上说“不”的本本和小册子。或许作者们的心情
有令人理解的地方，但仅仅会说“不”的风气却不值得提倡。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
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这一点在当前特
别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