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陆建华
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
陆建华(1)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社会问题、形势分析与预测。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1996年当选“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多次赴外讲学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
——陆建华
江泽民思想的重要阐述者
1993年2 月，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历史纪实作品 ——《中国“左”祸》，作者署名文聿。该书以14个章节，全景式地记录了从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来华，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姓资姓社”之争的64年的难忘历史。由于作品大胆地描写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场面，又是在邓小平南巡
前出版，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产生了强烈的争议，影响甚远。
这本书的作者文聿的真名就是陆建华。
陆建华在20世纪90年代已是个风云人物。1990年他在获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
士学位两年后，考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并在同年的第一届世界青年社
会学者论文竞赛中，以一篇《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高期望》摘取大奖。人们至
今或许还记得他在获奖时讲的话：“我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工人对企业管
理者的期望很高，不光是要管好企业，有效益，还得要关心下属，作风正派，成为
道德楷模。这种企业管理者包揽一切的体制，会养成工人对管理者的高期望，并转
化为一种强依赖。但企业不可能满足每个职工的高期望，因而高期望必然引发大失
落。所以企业应把其负担过多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这番剖白在现在看来未必具
有多少新意，但在当时却是非同凡响。这也可算是陆建华有关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
发端。
1992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后，留在社科院工作，开始进行宏观的社会发展问题研
究，与另一位社会学家一起主编国家“八五”课题《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同年辽
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来自青年的报告——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及其趋向的演变
》。他为此获得第一届中国社科院青年科研成果评比优秀奖。后来，北京一家著名
的党的生活杂志，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并冠以“奔向新世纪金牌榜”人物之名。
1996年，一本叫《与总书记谈心》的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陆建
华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这本书的热销，使陆建华的知名度得到空前的提升。
1995年7 月，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设立了“青年社会科学论坛”，主要组织各个学科的优秀青年学者，研讨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其成果有的以研究报告形式上报有关领导部门，供决策时参考。江泽民总书记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发表后，青年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立即组织青年学者们学习，并就江总书记提出的12个重大关系逐一讨论。在
充分研讨的基础上，每个问题由一两位同志执笔把大家的意见综合成文，有的重要
发言还请本人撰写成稿，然后由翁杰明等编辑成书。
这本书是把各学科青年学者的观点融为一体的“化合物”，也是一次综合各学
科优势集体创作的尝试。参加讨论的有10多名学者，其中正在主持另一项学术活动
的陆建华在百忙之中撰写了3 万字的研讨稿，借与总书记谈心的方式来阐明自己对
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
发行量达几十万册，使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更为大家熟知。
《与总书记谈心》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群言书，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其后中
央的很多决策都参考了这本书所透出的民情信息和理论阐述，陆建华等一批知识精
英也被中央高层所看好。1996年陆建华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成为第一位获得得此称号的社会科学学者。
然而令陆建华想不到的是，《与总书记谈心》出版的第二年，《中流》杂志发
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称《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
领”。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把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同时又
取消了另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该文还称，《与总书记谈心》主张
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走到一起去了”；又称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
义思想文化的灭亡”；称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
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
级的抽象的 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
的归宿”等等。
在民众普遍对《与总书记谈心》的叫好声中，异议者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普遍支
持。而其时，陆建华等年轻的学者并没有作出人们期待的答复，他们在继续做着建
设性的工作。
“第三帝国内幕”与“梁祝”
——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糅和思考
陆建华1960年7 月3 日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学士
学位。虽然几年后陆建华主攻社会学，继而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中国高层智囊，
但他仍然感慨4 年中文系的知识恩泽。是中文系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培养了鲜活
的思考方式。他曾这样坦承道：“中文这个专业实在是太好了! 可以天天读小说，
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后来作社会学了，我就想，是不是学者就非得用很
死的语言，把活生生的生活变成一种冷冰冰的逻辑呢? 所以，现在我反倒要读一些
对我个人人生、思维、对我个人思维方向起作用的书。”
陆建华在复旦时最喜欢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是他的拿手好戏，毕业后他出版了
《论语评注》《荀子礼学研究》等文集。但进入社 会学领域后，他的阅读兴趣发
生了一些变化，更为关注现代小说和政治纪实作品。1996年黄集伟主持的“孤岛访
谈录”特邀陆建华来“孤岛”做客，没想到陆建华带了一本斯培尔写的《第三帝国
内幕》。这是一本陆建华反复阅读、烂熟于心的著作。他在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读到
它的时候被深深震动，一年后再次读到了它，感触更深。
斯培尔是一名德国战犯，在此前他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建筑设计方面
很有才能。而且一开始，他对希特勒的一些极端的政策和措施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包括他后来所发动的法西斯战争，最后使得这个有严密
的逻辑思维，有才能、有魄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希特勒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后来，他成了军工部长，成了纳粹德国战争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也就是说，没有
他的话，德国这架战争机器就开不了那么长时间。斯培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
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希特勒的走卒，被
判了刑。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陆建华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斯培尔的个人命运，还有推动他
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用陆建华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主
题，那就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下，一个人的命运
是怎样改变的? 他的思想是怎样改变的? 他的性格是怎样改变的？就斯培尔而论，
他对 社会的贡献，原本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个结局。
我想，所谓大的社会变化，时代的特征，个人是不能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下，个人
的性格，个人才能的发挥，究竟有没有自主可言?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
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也是陆建华推崇的作品，其理由同样是对命运的关注—
—大变动时期那一家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变化的——他们在变化中是否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样的位置的？最后，他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
了?
陆建华的父母认为儿子有“经商的天分”，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或企业家，
然而陆建华上大学时却进了中文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热爱文学的陆建华最后也
没有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而成了一名有所建树的社会学家。然而更让
人想不到的是，他称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的校长。
这是陆建华外出调研时突然生出的一个想法，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陆建华是一个对知识极崇拜又一直强迫自己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他曾这样
说过：“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不管环境给了你一个怎样的既定的框架，一个人都应
该保证自己的独创性。就算是为了‘生存’‘独创性’也可以是一种手段。所以，
在我自己10多年的科研经历中，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创新。”于是大学校长
似乎是最适合他的了，“它意味着要把知识、智慧传给下一代，那是功德无量的事
情。这大概是一个达不到的目标了……”
陆建华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学校长，但社科院的研究工作使得他同样感到了职业
的乐趣。因为那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职业。
创造性带来的是挑战性，有智力的挑战，也有社会新旧观点的挑战。陆建华深
深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挑战。且不说1993年他的《中国“左”祸》出版后他所承受的
挑战，其后他的一些文章也遭到质疑目光的包围。然而幸运的是，在一个巨大变动
的时期，人们对价值标准的理解出现了多元化，理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样，任
何对于一个人的指责，都不会无条件地被人们所认同。
在陆建华看来，不管还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社会多样化的趋势就是在这
么走。多样化就包括，有些东西现在可能还没有事实去证明，可它是一种创新，是
一种新的东西。大家的宽容程度现在越来越高。即使是有些东西人家认为你提的不
对，也不会怀疑你在政治上有什么，或者你的品格上有什么。他认为在一种特定的
环境里，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行为或者思想调整到既不悖于自己的理念，同时又非
常智慧的那个境界。
很难说陆建华就已把自己调整得很好。但不管怎样，他却是一个善于超越困境
的人。在读书研究之余，陆建华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上海音
乐学院要挑钢琴演奏员，陆建华因手指修长而入围，但他的乐感平平而未被录取。
就是这次经历使他对音乐充满了深深的感情，尤其喜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陆建华第一次听《梁祝》是在中学时代，他被那幽怨深情的曲调所深深震撼。
那完全是一种天籁之音，纯洁、空灵，使人在冥冥中迅速摆脱世间的凡俗。陆建华
从小到大一直追求这样一种和谐的纯洁。他在《梁祝》的音乐中找到了。当他彳亍
于学林、疲于应酬或遭遇非议，他都会在《梁祝》的音乐中寻找到慰藉。就像他自
己说的，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音乐像一座桥梁，它可以帮助我们接近在现实生活
中无法接近的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平息心中的骚动。
我们可以设想，当陆建华一边听着《梁祝》，一边捧读着《第三帝国内幕》，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然而对陆建华来说，这两种非常极端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糅合到
一起的。
挂职于重庆市政府机关，实践带来感慨良多
陆建华1992年获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社会学研究。1995年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他担任中心的副主任，副研究员，主攻社会发展研究。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经费独立、非赢利性的科研与教学组织。该政
策中心面向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在政治学与政策研究领域承担研究课题、开展研讨、
组织实施调研并出版研究成果。
该中心成立两年时，陆建华参加了社科院组织的39人博士团到重庆直辖市挂职，
直接参与重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陆建华就任重庆渝北区副区长。
重庆直辖市于1997年6 月18日挂牌，成为中国的第4 个直辖市。但新成立的重
庆直辖市情况却比较特殊。它的全市人口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两倍多，其所辖
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3％，下岗工人人
数42万。当时重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不足500 美元，仅为北京的1/3 ，
上海的1/4 。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超大城市担任副区长对陆建华来说的
确是一个考验。
尽管陆建华是社会学博士，还被称为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尽管他从容
而频繁地在各媒体亮相，学术成果骄人，但直接参与地方管理却是头一回。这使他
一开始就不像个政府官员。
外界传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初上任时有几件尴尬事：当秘书把文件送给他签
字时，他愣不知把字签在哪儿；区里市里开大会， 他很从容地往主席台上走，可
他不知其中挺有讲究的。当他走得快了一点，便就有人拉他一把，示意他别走在区
长的前面；坐在主席台上的滋味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有时得装模作样，轮到讲话
时，照着印好的稿子，一念就是3 个小时，此时他会在心里想，“要是能让我读本
书多好啊”。
陆建华在渝北区副区长的位置上没坐多久，被市里任命为重庆中青年专家考察
团的副团长，赴黔江地区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思路。
黔江地处大山之内，有5 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达1000万，当地民谣“山
好水好人也好，只见哥哥不见嫂”表达了黔江的生存状况。如此贫困的黔江自然是
重庆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地区之一。
陆建华是带着一种极大的责任感到黔江的。从重庆到黔江要走16个小时的山路。
陆建华来到黔江的一个县医院时遇到了一个颅骨骨折的病人。
他看到这家医院的墙是黑乎乎的，蜘蛛网全屋都是，地面上的废弃物和痰迹随
处可见，连护理员都没有。医院从马路上找了两个农民来为病人端屎端尿喂开水。
陆建华皱起了眉头。可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全县最好的医院了。
最好的医院却因医疗条件所限，不能为那名颅骨骨折病人动手术。怎么办？转
到重庆吧？可转到重庆需要在路上颠簸16个小时，病人哪里受得了？
面对此情此景，陆建华提议说，咱们调直升机吧！有人告诉他，想都别想！调
直升机得通过上级审批。
陆建华在无奈的现实面前第一次感到才智无存，束手无策，全没有了在北京时
的潇洒和机智。
他为自己感到沮丧：“我们这种人指手划脚惯了。但是要真出 主意，就要好
好琢磨了，不然人家没法操作。到黔江，我们从概念上推导，你们这里交通太不方
便，有东西运不出来，那么好吧，先修机场。人家说，我们规划了，可这个项目老
是批不下来。不是靠近长江吗？我们又建议用水上飞机，一算，水上飞机从日本进
口，一架约1000万元，投资太大，不现实。那就修铁路吧，人家说，专家早就来过
了，说修通这条铁路得20年。得，你说我们能干什么，我们提的建议人家怎么操作？
他们固然需要新观念、新信息，但更需要具体的东西，需要更多的资金和项目。”
“与黔江人的交往，与我以前交往的人完全不一样，与我以前调查的社会学对
象也不同。在这里，强烈的求富求发展的愿望与人们视野上的限制和技术上能力的
限制反差太大。”
在黔江两个星期后，陆建华回到了重庆，主笔写下了《关于加快黔江地区民族
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当地政府官员称这是一篇具有“原子裂变”意义的思路，
给黔江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强的催化作用。
陆建华在重庆的一年收获很多，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给重庆做了一些能看得见的
实事，比如把一个经济大国的领事馆给拉到了重 庆、给开县引进了一个日本的援
助项目、说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进入重庆等，更表现在他做的那些“破
冰”式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工作，他参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工程，
并帮助他们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国寺地区2200亩封闭式再就业工程开发项目建
议书”；参与组建重庆产业设计院和重庆产业投资集团的部分计划筹备工作；帮助
重庆市社科院编纂了第一本《社会经济蓝皮书》；策划实施了第一次重庆市市民环
境意识调查。他还就 解放思想、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机构改革等问题，在重
庆的党政机关学校和其他单位作了20多场报告，热烈动人的场面令重庆人记忆犹新。
陆建华(2)
对“法大还是党大”等问题的深刻解析
陆建华与媒体有很好的缘分，他曾做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主持人、
北京电视二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又被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聘为评论
员，而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中，陆建华的厚重的学术功力、直率的
性格和从容的姿态，颇得港岛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人们认为他是大陆理论研究最具
新意的“政情评论员”。
在解答凤凰卫视主持人董嘉耀提出有关依法治国的问题时，他坦言道，大陆有
的人，特别是一些比较教条和经验主义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
党大？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依法治国的概念告诉我们，执政党
也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执政。但在很多相关的制度或者法规出现与现
有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决定？他认为作为一级组织的决策也必须符合现
有的法律，但这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关于党的组织改造问题，他认为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现在执政方式如果不改，
很多执政的目标和宗旨是实现不了的。
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他一边在书斋中构建学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
边参与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实践中提炼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他似乎对各
种生存方式都怀有好奇心，有人问他忙什么，他说，你看见一只没头的苍蝇，它整
天飞来飞去，很忙，“可我想，就算是一只苍蝇，也要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恒定感
——就是说，它应该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他心里有数，所有的忙忙碌碌，
“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在丰富自己的人生，包括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
他不但关注重大政情问题，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比如价格听证问题、身心健康问题、农民就业、劳动保障问题等。在他看来，这些
都应是中国社会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对陆建华来说很具启发意义，即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那些经济学家，而其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社会学家。在他看来，
正是社会学家在不断地研究社会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中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冲突，
并及时、完整地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才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共政策议题。作
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陆建华正是为此而呕心沥血。
2002年，陆建华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记者告诉他说一个地方16岁的女
孩子在生产线上被活活累死。记者当时就暗示他，是不是应该启发这些弱势群体保
护自己。一向平和，不露声色的陆建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不对！这个只是理论
上的推论，现在是政府应该出面保护这些弱势群体。16岁是刚刚在合法劳动年龄之
下，这个企业主应该判刑！”
他以独特视角观察人才问题，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世纪需要“超级人才”。他
理解的“超级人才”是指具备突出的专业技能，有基本的人生情趣，有世界眼光，
有一个健全而稳定的基本价值观。他观察到，在目前的中国，能做到前面其中一方
面的人才不少，而面面俱到的人太少。在他看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精英教育”
应该尽早丢弃。从以往的人才观念看，国家只强调人有怎样特殊和突出的技能，因
此从小便“集中精力”，舍弃一切兴趣爱好来求学，结果发现理工科出来的学生有
点“愣”。清华现在搞很多文科，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甚至美学的修养。这
说明社会上意识到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丢的。陆建华说过，你可能朝某方面“偏
一偏”，突出一点，你成功了，但你不是“超级人才”。现在成功人士很多，但他
们的遗憾也很多，因此整个社会应尽快普及新的人才观念，不仅使青年一代在技能
方面有所发展，人格方面也要有所完善，使他们成为一个能以己之长贡献社会，又
懂得真正生活的完善的人。
他还提醒那些智商很高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商，“不做聪明的穷光蛋”。在他眼里，中国城市居民大部分只有粗浅的财商，只懂得着眼于眼前利益，打着小计划小算盘，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速度，在海外看来，是很快的，如果中国人的财商更高些，那么，这种积累会更快、更合理，而代价也会更低。作为目前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很高
的情商、很高的财商。光有高智商和高情商，“那只是聪明的穷光蛋”。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后果，吁请政策制定慎之又慎
陆建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对于这个说法他从不作评说。
但他心里知道，如果说自己真如“金刚”一般，那么他希望整个社会学界“金刚”
越多越好。他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气”向别人陈述自己的治学和做人态度。他
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理的层
面上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进而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推动
社会进步“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有勇气”进行创新。这段
话可视为他对社会学家责任心的理解。
陆建华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前景》，研究了中国社会在改变进
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并开宗明义地发出政策创新的呼吁，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
在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因为在改革
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在结果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且这种社会代价
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必然的，如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三资”企业中劳动权
益的保护导致短期内投资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弥补了市场体制建立之前所存在的
各种规范空缺、助长了权钱交易的实现等。
陆建华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及演变的过程，总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发展驱
动力在起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严重化，总是与某些政策导向有关系。但
是人们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经济问题最后还是靠经济来解决。陆
建华称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思维模式。因为那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问题，而是在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出现的，是由于社会结构关系与社会运行机制出
现不和谐才会导致的。而陆建华看到，相关领域的政策选择在结果上既没有预防这
些现象的产生，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住这些现象及其变种的蔓延。
陆建华想到他在重庆任职时看到的一个现象。有一天夜晚，他陪同一个从北京
来的朋友游览重庆的夜景。他们来到了豪华气派的解放碑广场，高大的建筑、彩色
的地砖、眩目的霓虹灯，一切都是那么的考究。离广场不远处是一个新开的啤酒城，
美女如云，人头攒动，一片喧闹。然而就在广场的边上，一群拿着木棍绳子的“棒
棒军”满脸愁容，用一种迷惘的眼神打量着行人，期待生意。这种对比强烈的画面
一直印在陆建华的脑海里。他当时对同行的朋友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重庆，反差极大。咱们走出不到50米，这儿的房子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这儿
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里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个现代化的超豪华的解放碑广
场，然后说21世纪看重庆！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国
家即便可以宣布实现现代化，但不等于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现代化。我所在的区也
是一样，迫切需要发展。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区顶着压力修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说
这条路不好。人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大开放大开发来提气，规划都很壮观很恢宏。但
光有路不够，关键是路后面有没有可以支撑它继续发展的体系和结构。重庆也是这
样，修一个解放碑广场，真是很气派，但是整个经济没有活力，这个东西就是虚的，
发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气就没有了。”
也是在重庆，陆建华去看过一个县，有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可因为产品与市
场不对路，项目刚建好就宣布废弃了。后来一个港商看中了那块地，就把机器当废
品似的拆掉卖掉，一点价值也没有。2000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谁也没有负这笔钱
的责任。当时陆建华想，如果一个企业家对市场预测不准，他的代价是他的企业资
产；而政府官员做错了，他个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这就是政府制度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是经济变革过程中公共政策运作所呈现的
不和谐。
陆建华在“央视论坛”节目中对吉林省高薪聘用政府雇员的做法很是推崇：
“以雇员的身份进到了政府里面，会对其他3000个公务员造成多大的冲击力。这些
公务员对自己的职权、职能和自己的职业身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身边有掌握了高
技术、高知识的这种人才，拿着这样的高薪工作，就会激活这片水，就让大家知道
事实上关于人才的特长、兴趣和岗位的任用，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他感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后
果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来应对，那是很危险的。陆建华有
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果实：是苦是甜？》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说，城市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其含义。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城市不
断扩大，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在人口规模上不断扩大。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更内在
的问题是，这种扩大会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我们的农村发生关系，这首先伴生出来的
是许多物理上的变化，而物理上的变化总是会牵带出经济社会文化后果的。城市化
的关键是，这种牵带是不是顺其自然，是不是平滑，是不是如意。
城市要发展就要占据原来属于农村的土地；如今珠江三角洲 地区的城镇之间
漂亮而齐整的公路，就是城市伸向农村的手。农地被铺上了水泥，这本身说不上是
进步还是倒退，但城市向农村的侵袭，带给农村的是什么？那就有讲究了。目前情
况看，许多城市在土地上的扩张，或是依照市场的力量或是依照行政的力量，牵带
出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传统的农业被现代加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取代。
城市扩大的另一个物理变化是人口的增加。他掌握的资料表明，农村人口向城
市的流动均以找工作为主要目的，而城市本身在职业岗位的总量和结构上均有很大
的问题，弄得进城农民每每难以如愿。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在挤出
一些人，农民要想涌入进去，谈何容易。
陆建华曾经说过：“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
他看到，在一些主要的沿海城市，从农民进城到找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
在无业情况下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产生焦虑，产生无望之感。接下来的问题就
带有很大的冲突了。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几年下来，被捕获的犯罪者中，
来自农村的占据了60％以上。这好像应了19世纪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说法：城市成
了罪犯的“制造机器”。这只是严重后果之一。交通拥挤、环境卫生水平下降等，
也在逐步加重一些城市的头疼病。更加难办的是，城市中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在认
知上、行为上和感情上显现出巨大的隔膜。农民要是不进城，这样的隔膜还无从有
机会显露出来。这样的文化后果，被几乎所有的城市人和农村人意识到了，但是，
还没有什么招数来消解它。
陆建华在对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考察后认识到，与其说某一项政
策选择客观上造成了社会问题的出现或严重化，不如说某一项政策因为缺乏基本的
配套政策或面临着作用力相反的政策而制造了或激化了社会问题。这是政策体系的
失败。他预警，被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中国社会，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政策创新以及
同步的制度创新，那么新的发展机会将会消逝。
陆建华(3)
为什么中国反腐败成效不够显著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着重是制度研究和社会发展分析。陆建华从重庆回京
后，便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研究，并担任《中
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进入他视野的社会学研究问题包括失业、贫困、犯罪、腐
败、环境污染、教育、收入分配、劳资关系、妇女问题等。
陆建华一直认为腐败总是与相关的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有关。虽然改革开放会
给腐败分子带来一些机会，但那不是开放的必然结果。“十六大”结束后，他在人
民网“强国论坛”解读江泽民“十六大”报告时说，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典型的
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有腐败，但不属于社会转型的现
象。因为，他们的体制和制度基本上都健全，腐败分子只是在那些体制和制度允许
的很小的空间中寻找机会。在中国，我们的体制和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腐败的空
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些腐败分子总在不断地寻找这样的空间。
在陆建华看来，反腐败政策的原则背景与技术措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极端
重要的问题。他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没有停止过反腐败，政策上也是有连贯
性的，然而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处理好。就是决心很大，但因用
力不到位，其效果不甚令人满意。
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沿着两个思路走：一是关于行政权力的
监督思路，一是市场机制的确立思路。沿着这两个思路也设立了与之相应的技术手
段。如在行政权力的监督思路方面，我国1978年恢复了检察院，后又组建了党的检
察机构、国家监察机构，成立了举报中心和反贪局，反腐败模式也从刚刚开始时的
集中突击打击、惩处、教育向日常工作型转换，使之更具理性。陆建华认为，虽然
一些反腐败制度建设在中国社会不同程度地展开，但无论是与其他社会中类似制度
建设的实践效果相比，还是就制度本身潜在的效力看，均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这其中的技术障碍很明显。
陆建华总结出我国在反腐败的技术层面上遇到的难以克服的三个困难：
一是监督体制的建立与有效运行的困难。监督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是所有社会反
腐败的通则，谁都知道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关于民主监督，陆建华在解读江泽民十六大报告时说，我认为既要有党内的民
主监督，也要有党外的民主监督；要有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公民的直接监督，只
有这样，才能把腐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群众对反腐败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
这样，反腐败的观念和手段都必须有所创新，否则，执政党就会失去基本的民意基
础。而正是在这一方面，技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困扰着中国社会，“这起源于特定
社会体制之下的技术‘死角’：实现监督职能的机构要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地位的独
立性，而同级党委领导同级检查部门的结构没有改变，即便在检察院系统的垂直性
关系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先党内后党外’程序以及党的政治部门统领公检法的格
局，将使检察院的独立地位难以变得名符其实。”而舆论监督对象的“类别化”注
定了这种监督流于形式。比如说，本级新闻媒体揭露本级有关部门的腐败、各级新
闻媒体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下级新闻媒体揭露上级的腐败等都会出现难
题。
陆建华认为这些技术问题涉及到体制结构和运行规则方面的深层次弊端，如各
种行为准则的发布因为实施不力和缺乏事后检查制度，弱化了法的权威性，而收入
申报制度因制度缺失而流于形式。尽管一些专家提出很多建议以强化收入申报制度
技术上的空白，但陆建华认为要实施到位，还是需要辅以组织创新、体制创新。
二是以陈旧的方法对党政官员进行主观意识的教育和引导，很难取得反腐败的
普遍而持久的成效。寻求教育和引导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的技术上的困难主要表现为
：确定不了对官员主观意识教育之结果的基本判定方法，也就不能从中引申出奖或
罚的具体规定来；对官员的训诫式教育方式正在迅速失去作用，而强化其自身督促
的机制又很难建立起来；对“三观”教育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没有被开发出来等
等。
三是公众对腐败和反腐败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和判断取向。随着反腐败政
策的不断落实，公众逐步强化了某种判断倾向，即对反腐败的成效与前景的怀疑：
被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越多，公众认定尚未被揭露的腐败案件也越多；被揭露的卷
入腐败案件的官员级别越高，公众越认定还有更高级的官员未被揭露出来。这既是
反腐败进程中屡屡延误最佳时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反映了在对公众情绪与认识
取向的引导方面还存在严重的技术“死角”，它是以两难选择的方式出现的：大规
模地宣传反腐败的成效，将强化公众的上述逆反心理，而对反腐败进展不给予一定
声势的宣传，也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对腐败现象的遏止也缺少了一种重要的压力。
陆建华认为，以上三个方面的技术“死角”的存在，说明反腐败政策的技术难
关没有得到克服，反腐败能力的提高因此而受到抑制，反腐败政策原则的完善和落
实也就缺乏足够坚实的基础。
陆建华对于反腐败政策技术难点的分析，成为中央研究反腐败对策的重要参考
材料。
陆建华(4)
附录：
作为社会问题的贫困之后果
陆建华
有学者指出贫困的三个特征：“一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二是经济上的依赖性，
三是经济上的不充分；其中不充分是由于不平等，可导致依赖性，难以确定其界限，
一般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并以假设的标准以及生理心理与社会状况作为确定界限的
依据。贫困人群经济上的依赖性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经济负担，这是
贫困问题最直接最主要的后果，任何一个社会均视为之负担，对一个经济不太发达
的社会来说，更是如此。”
第一，一部分人群陷于贫困状态而没有正常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而陷入贫困
之中，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一方面，说明社会中还蕴含着某种缺陷，更重要的是，
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形成社会的不协调格局。依照经典的“贫困文化理
论”，陷入贫困状态的人群受制于一种与其生存境况和制度特性相关的恶性循环，
因此很难以纯粹经济的手段来帮助他们解脱贫困。从中国现阶段的贫困人群看，焦
点是，还存在一种贫困制造机器，在这部机器的作用下，贫困人群的发展能力与发
展机会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发展能力的低下是由于他们没有获得某种助长这种能
力的机会，如接受教育、维持健康的生活环境等，而这种机会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他们没有能力把握某种机会，如对接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最基本的追求意识，或
被所谓“贫困文化”的观念和行为模式所束缚而不能创造机会或把握机会，如许多
地区的贫困人群对外出流动到其他地区寻求新的工作机会没有积极性，也不对相关
的信息资源感兴趣。所以，有学者认为，“一种明显不同于城市主流文化的文化
（或者可以直接叫做‘贫困文化’）正在出现”。这是美国学者刘易新的“贫困文
化理论”在中国的现实运用。
第二，贫困人群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紧张的重大根源之一，陷入贫困的人群是被
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的群体，因其贫困，他们在教育、居住、消费、就业等方面得
不到与社会其他人群一样的机会，还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其他救济制度给他
们以完全有效的辅助之前，他们就是社会中“沦入苦海”的一群，他们接受不了社
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也接受不了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贫穷乃源于所得分配或财
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此一经济上的不平等产生不同经济类属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
迥异的各类社会态度取向。各类属间在游乐形式或家庭修养、成就期望、职业目标
上都有显著的不同，同时对自己和社会中竞争奋发向上的心态也有差异。”有学者
直截了当地认为，下层阶级就是一个“去阶级化”的阶级；在生产体系中没有占据
特定的阶级位置，成为某种结构性因素的被规定物。至于这部分人的社会联系状况，
格斯在1993年就指出，下层阶级的社会隔离不是绝对的，和亲属的联系依然是下层
阶级形成“社区”的主要形式。不过，他们的严重偏差行为（吸毒或犯罪）仍可能
导致社会联系完全丧夫。在从事各种形式的越轨或犯罪活动的人中，以贫困为主要
的或直接的原因的比例开始上升，就是一个明证。在贫困地区，各种与社会现行秩
序相对立的邪教和黑势力往往畅行无阻，反映了陷入贫困的人群无力或无心与之进
行对抗的现实。“贫困与不良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社会调查和研究表明，
贫困极易诱发诸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高发的群体通常是贫困群体。经济上的贫困
因素导致人的行为与思想偏离社会主流，无疑是造成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
第三，反贫困是对社会和政府能力的考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信心。“贫困人
口是反贫困行动的直接受益者，非贫困人口也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获益。每一个社
会成员都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从贫困的缓解乃至消除中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
的、充满正义和温暖的社会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每个人还可以从经济的繁
荣中获得更多的、更好的福利。这一切都是反贫困给社会带来的经济的正效益。”
这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贫困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益，是贫困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的重
要依据。这种背景下可以理解，在许多社会里，政府要向公众宣示其合法性和为公
众谋利益的途径，就是向贫困宣战。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国政府这样做了。20世
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也向全世界宣布了庞大的扶贫攻坚计划。这一计划可以说
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向贫困宣战的最庞大计划。中国政府将贫困（地区或人群）的存
在视为整个社会发展中强烈的不和谐因素，把扶贫视为宣示政府具有强大控制能力
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获取公众支持的信心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