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房宁
民族不自立，谈何“全球化”？
房宁（1）
房宁，1957年6 月生，现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多年来以其独特的“第三世界视角”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变化，揭示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对于当代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新的诠释。代表性著作：《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等。
全球化的实践使“地球村”断裂为南北两大板块，北方“金十亿”富裕幸福、直上云天，南方贫穷的五十亿却堕入尘埃。
——房 宁
美国失算于房宁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今，房宁教授在世界的行走是与众不同的。一位对
房宁甚为了解的学者曾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一浪高过一浪的喝
彩声中，房宁是为数不多的以尖锐眼光质疑西方、批判全球化的中国学者；而房宁
的不妥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他成为最早站在非西方立场系统研究和批判全球化
的一位中国学者，他的著述为中国日益崛起的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房宁一直不接受外界加在他名头上的种种修饰，他的低调和不事浮华是出了名
的。但从1995年他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结果所引起的震荡，到1999年
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预言全球化将带来“发展的陷阱”，再到2003
年对“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精当论述，这一系列动作无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
国主义的觉醒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海内外不少研究者一直把他视为中国富有特色的
杰出思想家之一，而美国有关部门则把他当作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而加以
关注。
房宁出身于北京的一个中医世家，1977年，20岁的他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政教，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他获得了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也就是这次美国之行使他对西方的繁荣有了一种由表及里的洞察，从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年在同事和家人羡慕的目光下，他怀着激动、好奇的心情飞到了大洋彼岸。
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房宁并没有沉浸在美国的繁华梦中，而是以一种学者
的责任感仔细观察和了解美国社会。他有机会走访了美国很多个州，广泛接触各阶
层人民。
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房宁：你对美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房宁说：美国富裕呀。
那人又问：你知道我们美国为什么富裕吗？房宁自嘲地答道：我是研究政治学的，
对经济学问题不太清楚。那人却说：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学术问题，这是
我们美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简单道理，我们美国从全世界人的兜里拿钱，装到我们的
兜里，我们的生活当然就好了。
这次看似调侃的对话却对房宁产生了很大震动。他开始注意到了美国富裕繁华
背后的东西，这也许是他能够走出80年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某些意
识的开端。由此发端，房宁开始为我们讲述起了另一个美国故事。美国凭借资本、
技术、信息的垄断优势，占据了国际经济分工的高端，它乘全球化之机，从世界每
个角落赚取超额利润。当巨大的经济剩余流回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尽情地享受幸福
生活。于是，对全球化的另类描述“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进入了当代中
国的话语。
仅一年的美国游学使房宁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变得沉重起来。面对风起云涌
的全球化浪潮，他感到了中国将遇到的巨大压力。回国后他开始认真研究起现代资
本主义的发展理论，试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找到应对之策。90年代中期，房宁写出
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今天他关于全球化的许多观点
以及在中国语境中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些概念，其实都可以在那本书中找到它们的原
型。
有人说，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是一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但
实际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流露着他对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关照与思考。像房宁在
20世纪发表的所有著述一样，他几乎没有使用过“民族主义”这个词语，但他的思
想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发端。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民族主义思想还处在萌动状态，那么同年
他与王小东等人策划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则是他们对当年还潜藏于
青年一代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一次公开的发掘和张扬。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王小东称为的“逆向种族主义”，这股
思潮给当年那一代人带来深深的迷茫。而90年代中国人在开放进程中对外部世界、
对全球化了解的加深，加之中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思潮逐渐地发生了转
化。本来就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主流格格不入的房宁和另一位也在苦思中国出路的
学者王小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风向转变。他们知道对未来具有决定作用的是青
年，是青年一代的思想，于是他们想到要搞一次面对青年的民意调查，以了解当代
中国青年对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从而诉诸青年、诉诸未来，以振作国人的民
族精神。《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马明洁对他俩的想法表示认同。
1995年5 月30日，由房宁、王小东和马明洁策划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问
卷在《中国青年报》公布。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通过报纸公开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
查，也是第一次调查中国公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得到社会的强烈反响。问卷公布
的当天就已收到读者的反聩，一个月后问卷回收达到了12万份，超过了当年《中国
青年报》发行量的15% ，也完全出乎房宁等人的预料。
在这个调查中，策划者设定的诸多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你认为
对中国最不友好的是哪一个国家？”“你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国家？”
“你最不喜欢哪一个国家？”结果出人意料：75% 的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
美国。
由于这一调查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真实的思想动态，因而引起世界的
哗然，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等媒体
不但作了报道，还转摘了部分问卷的内容，并以专题分析文章对此次调查进行深度
透视。这些媒体普遍认为，这次发生在中国的令人预料不及的民意调查，预示着当
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一场即将到来的爱国主义的热潮。
在持续的新闻轰炸中，尽管主要策划人之一的房宁一直拒绝接受采访，但他还
是作为一个新闻人物，引起国内外的关注。美国的一些学者在了解房宁的经历后不
无感慨地说，美国的经历没有把房宁熏陶成一个亲美的学者，反而造就了一个中国
的民族主义者，令人不可揣度。有人戏谑道：美国送给中国一个民族主义者。
房宁（2）
中国青年的排美立场令克林顿备感威胁
《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的综述文章——《面对“圣徒的营地”》，出自王小
东的手笔，形象而透彻地反映了呼之欲出的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思维和叙述的
方式。
这篇文章的标题来源于1973年出版的巴黎政治幻想小说《圣徒的营地》。小说
的作者在诠释他的创作缘起时说：“一百万贫穷不幸的人，他们惟一的武器是他们
的贫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饿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
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确确实实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一个我们现有的
道德标准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他们进来，我们将被毁灭。不让他们进来，他们
将被毁灭。”
而中国青年眼里的世界是一副什么样子呢？“中国青年看世界”表现了他们这
样的看法：这个世界的确分成了两个或更多的营地，一个是西方人的营地，可谓
“圣徒的营地”，另一个是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的营地。那个幸运者的营地不愿意
接纳不那么幸运的人。如果幸运者们愿意像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的那样，伸出手来帮
助那不幸运的人一把，自然是好事，但就“圣徒的营地”之外的人们来说，如果可
能的话，把自己的营地建设好才是根本出路。
由以上的诠释我们可以领会房宁和王小东等人对调查所寄予的意味深长的期待。
几年后房宁在其研究中国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的著作《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
年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中的一段表述，可以佐证他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对中国青
年的一贯期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新一代青年人成长起来了。改革开放改
变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国门打开，开阔了他们的视野。青年在参加社会实践
的过程中，既改造了作为对象的客观世界，也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得以改造，参与社
会实践的过程也是青年人认识社会的过程，是他们社会意识产生、发展的过程，是
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化的过程。时代造就了一代青年，青年又将促进时代的发展，今
天他们的思想意识又将在明天的某个时候变成生活中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青年
决定着社会的未来，青年身系中国在21世纪的前途和命运。
事实上房宁感到了欣慰，因为这次调查的影响，不仅超出他们的预想，而调查
结果又进一步对中国青年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产生了反馈效应。这次调查的影响
还超越了国界，触及了美国人的软肋。总之，这次调查所产生的影响远没有在1995
年结束。
美国的一些人士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首先指责这些调查是含有水分的，
是中国官方的宣传，然后又称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对美国的消极宣传造成的影响。
因为中国在80年代的宣传基调是与美国友善，而90年代中国宣传机器调子转了，反
映了中美关系的冷淡。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名道姓骂房宁在“作秀”，房宁
回应道：如果在某些“世界主义”者看来爱国是个罪名的话，那就请历史来审判我
们好了。
调查结果自然也引起了靠世界战略维护国家利益的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
美国国务卿的克里斯托弗起初对调查结果深表怀疑，他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青年
人会对美国有如此消极的看法。因为1989年以后，美国政界和学界流行的普遍看法
是中国青年一代会变得日益亲美。但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改变了原来对美
国的看法。中国青年中间，特别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大学校园中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意识出乎意料地复苏和发展起来，这种趋势显然不利于美国的利
益，是与美国所追求的国际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
在迟疑中，克里斯托弗把电话打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求确认调查结果的真实
性。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无奈地告诉他，调查结果完全真实。美国政府不安起来。
克林顿政府不得不承认政府对中国的最大失误是低估和没能抑制住中国青年一代民
族主义意识成长。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检讨在对华政策上的缺漏，明白对中国进
行遏制是不可取的，应该变遏制为接触。后来克林顿在国会发表的一次阐述美国政
府对华政策变化的重要讲话中，援引了这次调查的数据作为其政策变动的论据之一。
他援引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在民意调查之后一年热销全球的政治时评奇书《中国可以
说不》。“中国青年看世界”、《中国可以说不》，让美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美国人在内心里多少带几分藐视，但美国的
政治家们对蕴藏和崛起于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风潮却不敢小视。
民意调查冲击波把房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他感受到
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青年的政治情感取向，他于1997年再次
与《中国青年报》合作，发起“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的调查，再次引起轰动。
外交部人士对房宁等人的极具现实意义的调查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人民外交”。
房宁（3）
不要迷信全球化，冷酷的国际关系没有改变
细心的读者或许还能回忆起，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协议后，媒体收敛了自5 月8 日以来对美国挞伐的声势，转向憧憬未来
中美关系的乐观前景。但这场有关中国入世的爆炒很快便冷却下来。就在这时，市
场上出现了一本被称为继《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之后，第三本对
美国和西方“说不”的政论性书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是房宁与友人王小东等人精诚合作的结果，也使
他们扬名天下。这本书，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可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经典之作。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这本书推进了大陆民族意识新高潮。
房宁、王小东等人与中国的“说不”思潮有着密切的渊源。《全球化阴影下的
中国之路》的作者中，除房宁和王小东是“中国青年看世界”民意调查的策划者外，
宋强和乔边则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而这本书正是和《中国可以说不》《妖
魔化中国的背后》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有人这样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中
国可以说不》及随后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是对中国生存状态的即溶式反思和民
族主义理想的情绪化的宣泻，那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则将这方兴未艾的
“中国民族主义”事态引向更为本质和理性的轨道。
在国人对中国入世兴奋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出
笼无疑是给如火如荼的世贸热降了温。这种颇为尴尬的现象令海外的记者猜测这是
中国高层的有意安排，因为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冷面孔”能在中美签订入世协议
的敏感时刻出版，是中国高层在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末两次“失误”后，对调整
舆论导向进行探索的一个信号。他们的理由是：80年代当中国向西方资本开放时，
中间虽然有“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舆论调整，但由于逻
辑起点的模糊和方式的过时与僵化，最终不得不在1989年进行更大的调整。1997年
至1998年舆论对中美关系的过分看好，也造成了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后舆论较大幅
度的调整。
但房宁和王小东都坦陈，这本书的出版与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协议纯属巧合。
如果有人非要认为这本书与中国加入世贸有关，那么这本书就是给那些认为加入世
贸是包治中国百病的人泼一泼冷水，提醒一下老百姓别因为加入了世贸组织就忘了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房宁进一步说，加入世贸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回避西方对
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控制、政治代理和经济接管的意图，只有认清这一点，中国才能
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争得更多的利益。
说起来，写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年5 月8 日
的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事件。房宁称5 月8 日这一天“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
一次被西方欺负而遭受奇耻大辱的日子”。他告诫人们，西方列强的本质并没有变，
西方独霸世界、奴役世界的野心没有变，因而他要在这本书中把冷酷的国际关系的
本质剖析给国人看。
房宁认为，依照黑格尔的说法，任何事物都依“正、反、合”三个阶段发展。
数百年来，西方的殖民主义看来也正应这一规律，走向它的合题。20世纪90年代中
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
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
西方对世界战略做出了新调整，使殖民主义向其三段式的合题转化——西方国家及
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
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科索沃危机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后殖民主义战略的实验场。科索沃的隆隆炮火向全世界人民发出
了警报：殖民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殖民主义者的利剑在空中挥舞。在新的
世纪里，第三世界仍有再被殖民化的可能！
不少国人认为：要想不受西方欺负，就必须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把经济搞
上去。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但房宁认为，怎样把经济搞上去才是一个关键。几十年
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走西方的路，加入资本国际大循环，就可以渐次达到西方
的经济水平，实现现代化，结果发现西方绝不会允许第三世界国家跻身于它们的行
列。
如果说1995年“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是房宁现代民族意识间接的隐喻
式的表述，那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则是房宁对全球化、民族主义做出的
一次思想和学术努力。
房宁告诉我们，比物质落后更可怕的是民族精神的失落，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矮
化导致的弱势，是比单纯经济落后更难克服的整体性的文化落后。在当代西方主导
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于西方经济不仅不会真正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反
而会使发展中国家丧失自主发展的条件与可能。因此他提出，面对新的形势，我们
应当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挣脱出来，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探索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给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乐观心态带来了冲击，由
此而引发的争议也在所难免。国外分析家认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给中
国民族主义奠定了一个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民族主义新崛起的标志。
另外，海外媒体还认为，该书的出版表明了中国高层逐渐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
：当一个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它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最终只能取
决于这个民族深植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和创新的能力。这实
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
房宁（4）
警惕：美国的战车已经开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在影响颇大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反思全球化”的时候，有人问房宁
为什么要选择学政治。他当时作了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回答。他说：“为什么
学政治？起因于插队时学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不知道房宁当时是不是出于幽默才这样说的，至少在座的不少人把它当成政治
幽默了。
事隔不久房宁到北京一所大学做讲座，又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房宁费了一番
功夫作出解答，这次的解释似乎更符合情理一些。
房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院子里长大的，他的祖父以上三代都是北京的中医名
家。1975年18岁的房宁来到北京市郊上地村插队。上地是汉代屯兵之地，是北京地
区一处文化遗址。也许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村子里不少姑娘、小伙儿能写会
画，能歌善舞，一表人材，一点不比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差。可是不久，房宁就
发现，本村的小伙子娶的媳妇几乎清一色的来自更加贫苦的河北三河县，而本村的
姑娘却无论如何都要嫁个城里人，对象即使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也得凑合。
性资源的流向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差别，它赤裸裸地向人们揭示社会的等级和差距。
现实使一心响应毛主席号召、满脑子理想主义的房宁看到了社会的真实、人生的真
实。他曾说，农村的经历使他感到困惑，体验了悲凉，也使得他开始关注人生、关
注社会、关注人的命运。就是这一情结促使他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决意
学习社会科学。
1977年底，房宁如愿以偿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四年后以优异的
成绩毕业并留校当了一名教师。听过房宁的课或讲座的人都领略过他的口才，上佳
的口才使他的教师生涯相当顺利，连续的破格晋升使他在同学和同龄人中以最快的
速度当上了教授，直到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政治学所副所长。
留意房宁的人会发现，房宁的人生之路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可以说是顺风人
生。但是从一名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著名的政治学者，短短20多
年的时间，房宁在中国思想界已经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刻发
出独特的声音，他的思想无可争辩地具有前瞻性。他无疑是一位真正站在思想前沿
的中国人。
最能体现房宁思想家素质的例子，是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
对世界格局的预言，几年后全部得到验证。
先看房宁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未来世界战略格局走向辨析”一
章中的一段文字：
“美国通过北约东扩肢解了南斯拉夫，在进一步逼近俄罗斯的同时，已经越过
俄罗斯，向远东的中国张望了。时下，人们把对北约东扩的注意力放在北约对俄罗
斯的包围和钳制上。其实，‘北极熊’已被美国关进了笼子。北约东扩的目标绝不
止于围困俄罗斯，北约东扩的目的地是中亚，最终美国要把与中国毗邻的国家拉入
其麾下。
“美国在大力促进北约东扩的同时，以同样的力度在策动西进。就在美国与北
约盟国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亚洲的北约’——‘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
如果说北约东扩，美国还是在得陇望蜀，那么，这个‘亚洲的北约’可就是赤裸裸
地针对中国了。”
就在房宁预言的同时，1999年，北约接纳了捷克等东欧三国加入北约。尽管俄
罗斯再三声明反对北约东扩，但北约根本没把俄罗斯放在眼里。2002年11月在布拉
格召开的北约成员国会议，决定北约继续东扩，将一举囊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7 个中东欧国家，创下该
组织成立53年来规模扩大之最。至此北约成员国增加到26个。北约降低标准急于东
扩，其真正目的是要挤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控制中东欧事务，增强对西亚、南欧
的军事投送能力。北约把东扩的对象锁定在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这正是俄罗
斯的软腹部，其矛头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现在，北约已将防线推进到俄罗斯的家
门口，离圣彼得堡仅仅几十公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罗斯的战略回旋余地已
大大缩小。
而就在这一年的12月9 日，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到莫斯科安抚普京，普京强装笑
脸，违心地对客人说：“北约东扩不应造成局势紧张，而应促进信任。在北约决定
接纳新成员后，对于俄罗斯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双方合作的‘实际内容’。”—
—房宁在几年前仿佛已看到了这一幕，正如他预言的：“‘北极熊’已被美国关进
了笼子。”也许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中国的战略家和房宁一样已经看到了，而房宁与
众不同的是：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人们关注北约对俄罗斯的挤压和包围的时候，
已经进一步预见到美国将跃过俄罗斯，进军中国的最终的真实意图。
“9 ·11”以后，美国实现了战略大跃进，一举占领了中亚的腹地——战略要
冲阿富汗，并在不同程度上将巴基斯坦和其他毗邻中国的中亚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
范围。美国的战车终于开到了中国大门口。房宁在1999年的预言，3 年后得到了证
实。
2000年台湾大选，台独势力上台。台湾海峡两边的政治局势为之牵动，美国纵
横捭阖，利用台海形势游刃有余，进一步插手东亚。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全面控制
西亚地区的同时，掌握了世界石油的命脉。目前已经调头东顾，美利坚的利剑已经
悬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朝鲜头上。房宁所称的“会师中国”几近完成。
房宁对全球化阴影下西方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进行再殖民统治的方式进行
分析、归纳和概括，他说这是新帝国主义的三大政策——军事控制、政治代理、经
济接管。在剧变后的东欧，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亚洲的阿富汗、伊拉克，人们看
到的不正是这幅图景吗？
房宁论证道，无论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国际循环中被榨干油水，从而被
甩出资本国际循环轨道，还是少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种种机会，初步实现工业化，
与西方形成一定的竞争，这两种情况对于西方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因为“前者使西
方失去了部分资源与市场；后者对西方构成挑战。”这样将出现后殖民主义重建统
治的局面，而后殖民主义要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采取上述的三种方式。
而现在看来，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确已经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国家宏观经
济的决策权已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
机爆发后，许多亚洲国家也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一心扶
持一个“影子政府”作为政治代理。房宁四年前的预言——一个以“热战”代替
“冷战”的再殖民的时代即将到来，如今听起来已经不那么“危言耸听”了。
房宁对伊斯兰的世界革命的预言极具隐喻色彩。早在1995年出版的《现代资本
主义发展引论》中，他就写道：“在未来的世纪里，富于战斗精神的伊斯兰成为与
西方抗衡的一种社会力量、一种文化力量是非常现实的。这首先是由于新殖民主义
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贫困、痛苦和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弥撒在亿万穆斯林心底
的、对他们不幸遭遇的激愤心情。”
“伊斯兰教在未来作为第三世界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抗衡西方还在于它拥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全世界有10亿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个国家，而在穆斯林
最集中的西亚、北非，是地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事实上伊
斯兰教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甚至在欧洲，伊斯兰教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英国有近200
万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世界范围的信仰。”
在房宁看来，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最终
将掉入“发展的陷阱”。在再殖民时代，面对一个相对于自己无比强大的帝国，非
西方的民族和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由和发展，以及自己的信仰和价值，不得不
面对一场最深刻的文明冲突。“9 ·11”使美国加快了它重建帝国的步伐，而如果
按照房宁揭示的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在为更大的冲突进行准备，更惨烈的
灾难和斗争还在后面。
到目前为止，房宁预言了历史，事实证明了他的眼光。也许我们有理由对他和
他的理论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他的预言说中了！
学者和思想家的区别是：学者阐发于事后，思想家预言于事前；学者是打哪儿
指哪儿，思想家是指哪儿打哪儿。作为一个思想家，房宁做到了。
然而，让这位有洞察力的思想家感到十分尴尬的是，他那些精心阐述的理论和
有预见性的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并未引起真正的关注。有人把房宁、王小东这类
学者称为“尴尬的先知”。这不由让人想起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故事。尼
采疯了，他奔走于山林，站在高山之巅遥望大海。尼采看到了海中的帆影，向人们
大声疾呼，而山下的群众却茫然无知。这不是群众愚昧，也不是尼采高明，只是尼
采看到了人们还没有看到的东西——这其实恰是房宁在20世纪末的境遇。
房宁（5）
过度依附国外资本：越“发展”，被侵夺得越多
美国对于预言有个说法，“educational guess ”，意思是有根据的猜测，而
不是瞎猜乱撞，用我们中国流行的说法就是科学的预见。而关于全球化的分析理论
则是房宁近年来对国际频频发言的依据。提到房宁，人们会想到他的两句名言：
“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和“发展的陷阱”。
这两条经典的房氏语录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经久不衰，成了房宁
的一个思想标签。
房宁是第一个对全球化作出警示，提出“发展的陷阱”的中国学者。而这个概
念意在揭示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客观规律，揭示其不利于第三世界的全球
分裂的结果。房宁认为“外围”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必将为全球化所排斥，进而将
产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外围”之间的文明冲突。这正是他的那些“educational guess ”的基本依据。
当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汹涌之时，房宁就断言：全球化不可能导致人类差
别的缩小，不可能带来世界大同。全球化必将导致分裂化。后来他在《全球化阴影
下的中国之路》中更详细地分析了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分裂。
全球化的确激发出人们许许多多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马歇尔·麦克卢汉把世界
称为“地球村”，而巴克敏斯特·福勒描绘我们的星球为“地球号太空船”。人们
原以为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日益增加的经济贸易联系能消除人类彼此的差别与分歧，
全球化会把全人类带入地球村中和睦相处。
然而，现实与愿望相去甚远。房宁说，从迄今为止的历史中看到：经济全球化
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是经济全
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
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
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
金、劳动力、利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取巨额利润，其后果就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
流向西方”。
“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是房宁对全球化经济机制的深刻揭示。
房宁曾做客凤凰卫视《时事大讲堂》，主讲“反思全球化”。他居然把一个
“芭比娃娃”拿到现场做道具，讲起了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他说，
这个美国发明的玩偶——芭比娃娃是在场许多女同学都喜欢的玩具，而美国女孩子
平均每人有10个芭比娃娃。在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10美元，而大多产自中
国。中国产芭比娃娃运到美国的到岸价格是两美元，其中还有一个美元是运费和管
理费。最后仅剩下的一个美元，中国的加工者仍然拿不到。因为这个东西要销售到
美国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东西要来料加工。芭比娃娃的料钱是65个美分，而
最后加工者只拿到了35个美分，折合人民币3 元。一个生产者只有3 元的报酬，而
产品却可以到美国卖出折合人民币八九十元的价格。
房宁指出，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同，也就是工资水
平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剩余价值的转移。通过全球化的过程，如芭比娃娃
的例子，无数利润、无数经济剩余转移到了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
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也不是真正的受益者。
由于蕴藏经济全球化内部广泛而深刻的不平等交换及利润转移，全球日益分化
为两个对立的经济体，“中心”积累“外围”。“外围”工业化的道路本质上不同
于“中心”，两者是性质、功能、方向全然不同的两种进程，是一个“同分异构体”。其结果必然是在“外围”积累矛盾、积累贫困，最终导致工业化在“外围”地区的逆转，即出现产业结构的劣化，农业和农村的衰落，社会的分化和与西方国家经济交换中贸易条件的下降。房宁把这些因全球化而在“外围”地区发生或将要发生的
现象称为全球化中“发展的陷阱”。
在房宁著作中，对“发展的陷阱”的论述和论证比比皆是。他提出，在全球化
时代“三农”问题是全球性的现象。因为，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资
本永远要向劳动力价格低、利润率高的地方流动。农村的一点剩余资本，往往要向
城市集中。所以，在整个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在不断地萎缩。
在50年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除去一些中东地区的干旱地区以
外，一般的粮食都能自给。到了90年代统计，60％～70％的发展中国家粮食都不能
自给了。
全球化还使社会出现分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毕竟有一个“马太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是整个经济活动的高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
础是全球的分工体系，这个分工体系是一个垂直分工的体系。垂直分工体系中，发
展中国家处于低端，生产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处于高端，生产高技术、
高附加值产品。
全球化导致的分裂化就是“发展的陷阱”。
“发展的陷阱”受害最大的除俄罗斯，还有东欧、拉丁美洲和亚洲四小龙。
房宁曾访问过东欧的匈牙利，不但亲身感受到“天鹅绒革命”带给匈牙利人的
创伤，还感受到匈牙利在“陷阱”中的挣扎。他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政治游记——
《风雨凄迷十年路》，讲述他的匈牙利见闻。在匈牙利十年加入全球化进程和私有
化的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匈牙利可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
忙”。匈牙利第二、三产业中的优质资产大多成了西方大资本集团的囊中之物，匈
牙利以盛产铝矾土著称，其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是采矿业和加工业，现在这两个生
产部门中的外国资本均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小的生产行业，外国同业资本
甚至采取整体购买，然后破产，迫使匈牙利全面进口的办法，全面占领该行业的市
场。外国资本控制匈牙利经济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经济的枢纽——金融业的全面
收购。外国资本，包括西方国家的银行和投资基金，已经占据匈牙利60.4% 的银行
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最优质的金融资产。西方国家的投资基金组合也主导着
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的大盘走向。西方资本并不满足于对市场的占领，还向匈牙利
经济更深入的领域渗透，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匈牙利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施加
影响。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经济类高校的翘楚——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原卡
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的一个课题，竟然是如何使习惯于天然
果汁的匈牙利人转而爱喝美国的可口可乐。
房宁认为，“发展的陷阱”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场灾难，对于西方来说同样
是致命的。新殖民主义的生命就在于资本的国际循环。西方通过国际循环从全世界
获取资源与财富，但其前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循环。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
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美国的汉堡包就成了问题。所以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
三世界，但对西方同样是致命的，它正在阻塞资本的国际循环。
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维护资本的不断循环与周转，开始向旧殖民主
义时代复归。于是西方即采取了两个维持世界新秩序的方法。房宁称它为“垫高”
和“削平”。所谓“垫高”，即对那些实在是经济困顿、社会萧条，已经被经济全
球化的循环甩出去的那些国家实行垫高，还要把你拉到经济循环当中，让你的资源
和市场能够进入这个循环。所谓“削平”，就是对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种种原因发
展起来的一些国家，像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采取抑制发展手段，因为他们决不
希望再有一个新的发达国家来抢他们的资源。因此房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也是一
场斗争。
房宁对全球化导致的“发展的陷阱”的警示无疑是深刻的，它似乎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展的模型——全球化的完蛋模型。而这恰恰揭示出当代
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原因。在房宁的视野里，全球分裂化激发了各个民
族，尤其是外围民族的生存意识，他曾多次说：民族主义是因全球化而起、逆全球
化而动的世界性思潮。
房宁（6）
实现民族自立必须六面出击
房宁多次声言，他对全球化进行的是理性反思，而不是简单的“反全球化”。
他认为面对全球化，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独立思考，而不能人云亦云。否定性思维是
人类思维的本质，对全球化的批判是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动力。
既然全球化带来“发展的陷阱”，作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又不能置身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如何超越“发展的陷阱”，如何突破“中心—外围”格局，是房宁思考的重要课题。
房宁在多年研究中，先后提出论述过“实行适度开放”“推进经济区域化进程”
“兼顾效率与公平”“矫正媚外的弱势心态”“发展战略产业”“加速国防现代化”
等六个理论观点。现在综合地看起来，房宁提出的相互联系、具有内在逻辑性、被
他泛称为“强国思想”的观点主张，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六大基本诉
求。
——反对全面开放，主张适度开放。房宁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相对独立的
经济循环与经济主权，中国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记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
中免受西方经济剥夺与政治巅覆的有利条件。但中国毕竟处于格局的外围，全球化
对于中国风险大于机遇，不利多于有利，对此中国人不能一厢情愿，还需要有个清
醒的认识。从目前来说，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在加入WTO 以后多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国
家的经济主权。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的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经
丧失了经济主权，它们的宏观经济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IMF 和世界银行手里，它们
的政府实际上只是IMF 和世界银行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者。
他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大国经济的特点，中国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效仿
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道路和经验。他主张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
道路。即扩大内需，同时加强对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支持和保护；限制粮
食进口，鼓励国内粮食生产；集中力量在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进口替代，拒绝直接引
进带来的短期效益的诱惑，扶助本国粮食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自我成长。通
观房宁的文章言论，可以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全面开放”的，他在演讲
中时常抨击“接轨”之类的说法，在网上答网友提问时，他甚至嘲弄地把“接轨”
故意打成“接鬼”。
——推进区域化，建立亚洲经济圈。房宁将区域化看成抵御全球化负面作用的
利器。他认为推进区域化有助于增强民族和地区经济抗御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能力，
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开放，使得东部沿海
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同时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新的矛盾。如
果继续走面向西方扩大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路子，不仅不能解决自然资
源和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资源短缺。因而房宁建议国家要
重视与东南亚以及中亚和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制衡对西方（包括日本在内）发
达国家经济上的依赖，最终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联结东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
斯的共同市场，制衡和消解对日本、美国、西欧的依赖，扩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
房宁还十分注意中国国内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他曾提到
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实现工业化后出现的一个“升级退出”的现象，即劳动力成本
升高时，产业资本退出向外扩张。英国、美国、日本和欧洲都有这样的过程。而中
国因为具有独特的国情特点，从整个国家来讲，中国也许能够走出一条升级而不退
出的新路。他举例说，现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进入了全球生产体系，加
入了国际资本循环。随着发展，必然出现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在低附加值加工产业
领域里失去竞争力，而退出全球基础加工产业。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今后是提高技
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整体竞争力并不会因此
而降低。因为，东南沿海省份后面还有中部省份，如江西，江西后面还有湖北，湖
北后面还有四川。中国有13亿人口，劳动力趋于无限供给，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
大，中国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升级而不退出。
房宁对此很有信心。但这种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道路，是有政治前提的，
即中国的统一、中央政权的集中和控制能力。这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的
真正原因吧！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大分化，
中国也不例外。房宁认为，在我国经济进入小康形态后，如果继续推行改革之初提
出的“效率优先”的原则，是无助于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由于全球化的影响，
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外资分布不均匀。在贫富分化加剧的
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团结和稳定的问题。所以应改“效率优先”为“兼顾效率与
公平”，以防止我国内部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房宁说，“全球化是西方的经济、
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层面：经济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他提醒同胞：“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
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
话语霸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
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
权利。”
房宁指出，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自然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及西方文化，它
只是一种“一次性”的文化，不仅不具有普适性，其延续性更值得怀疑。这种文化
不能为中国所效仿。房宁反对用一种文化改造另一种文化，甚至人为地取代另一种
文化的态度。他认为，文化之优劣主要在于这种文化与其生长、发展的历史条件、
自然环境是否协调。简单地将不同文化进行优劣的比较，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可靠
的结论。因此，无需自卑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足效法；无需自贬传统文化。
房宁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提出，一个民族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精
神的矮化也是落后，而且是一种比经济落后还糟糕的落后。部分同胞中浓厚的媚外
弱势心理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大文化障碍。媚外
的弱势心理绝对有矫正之必要，而一旦超越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把思想从对西方
文化的新迷信、新僵化中解放出来，中华文化将会发扬光大。
——发展中国的战略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和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房宁主张
发展中国自己的重工业和战略产业，同时对于主张中国靠加工业走“比较优势”的
发展道路，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房宁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为在全球化时代
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他的“雁行战略”
理论。
房宁一直关注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他认为，战后特别是
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
术的下行性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上的依附关系。房宁将其称为“雁行战略”。一方面，不断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
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
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雁
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
房宁一再强调“雁行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破坏作用。他指出，
不断的下行性梯次转移的结果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系统与技术开发产业面
临“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的“三无”局面。久而久之，发展中
国家的科研与技术开发系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指出“雁行战略”的经济实质
是国际交换中的垄断，即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形成了卖方垄断，并造成发
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技术上“进口替代”，进而产生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雁行
战略”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依附关系日益转化为一种技术型的经济依附关
系。
由于对“雁行战略”的深刻洞察，房宁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和具有
本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提供坚实的理论证明。
——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近年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代化是四个现
代化，也包括国防现代化。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不均衡
的状态，国防现代化滞后，而在他看来，没有军事力量保护的现代化是脆弱的现代
化，最终可能被终止或夭折。
一次做客新浪网与网友对话的时候，房宁从当年陈毅元帅的说法点化出“小康
之家要养上几条大狼狗”的说法，流传一时。他的意思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
须相应地加强国防建设。房宁认为，为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应集中
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的这一判断是与他对中美“结构性矛盾”
的看法密切相关的。
房宁很看淡中美关系的前景。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战略利益冲突
和经济结构矛盾。他说：“地球就那么大，资源就这么多，环境就这么脆弱。国家
之间，具体说就是中美之间在生存与发展上矛盾是客观的，中国要发展，中国人要
富裕，就只有过美国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永远毕不了业。”
为此，近年来房宁日益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在他的新作《新帝
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中，他这样写道：“美国分化中国的战略是既定的，美国
不仅亡中国之心不死，而且已经越来越多地付诸行动。中国无法改变美国的战略意
图，中国无论多么‘顺从’，美国也不会将中国从竞争对手的名单上去除。……中
国在美国战略包围和遏制中的‘突围’取决于中国能否尽快在短期内与美国取得一
定的战略均势。”房宁提出三个“刻不容缓”：“中国要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布局
的调整，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产业重组和调整，刻不容缓地发展关键军事技术。”
他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军事技术的突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走势，这
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获得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关键。”
房宁（7）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生产力，而是一种和谐
还是在多年前，许多中国学者都拜倒在西方脚下的时候，房宁曾用三种颜色来
解释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必然。
这三种颜色中，其一是红色，这代表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
教育，这是他的底蕴；其二是蓝色，代表着忧郁，这是他对美国所见所闻后的一种
思想积淀。他坚持认为美国的文明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美国文化的本质是无限扩张
的“一次性文化”，它和自然生态是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必然通过人与人、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第三种颜色是绿色，就是超越现代意识和现代社
会体制本身，寻求一种未来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房宁身上具备的这三种颜色实际上是他个人身上多种思想综合的一个隐喻。他
所谈论的“民族主义的底蕴”具有深沉的社会主义色彩。他曾说过，全球化条件下
的当代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功能社会主义，它的结构与社会主义不一样，但功
能是一样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房宁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说他内心里是一个忧郁社会主义者。而他的一个学生谈
到自己这位老师的时候，竟说她觉得在老师谦和儒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马克思主
义的狂热。更有人描述当代中国左翼思想光谱时，把房宁归入了“斯大林主义”。
房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不是他为社会主义进行的辩护，恰恰相反是他作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深沉的反思和批判。这样的反思和探索一直
贯穿着房宁学术思想的始终。早在1995年，他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对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性的比较和分析，指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对人类的
深刻启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总体性的较量”。
1997年，房宁一篇在中国左翼思想界具有强烈冲击的论文《社会主义是一种和
谐》在“中国与世界”网站上首次全文发表，也使他成为中国新一代社会主义学人
中的领军人物。
房宁在这篇文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沉痛教训中，论
述了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崭新思想，
也提出一条被海内外不少左翼思想家认为是值得探索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
这是房宁第一次十分集中地专门阐述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其中处
处透露着他的痛苦反思。他的和谐社会主义观念对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
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注解。
房宁指出，“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
入了“赶超”的陷阱。按照当时的理解，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
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因为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
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
在房宁看来，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
资源与市场。在现存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
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因此他提出不应把社会主义
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某些优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他的这种挑战成
见的眼光和勇气受到了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赞赏。
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是房宁重点论述的一个问题。这方面他显然借
助了西方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他指出，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
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
但人的需要分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需要的
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需要的社会性包含“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
造着人的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由于需要的社
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
仅仅是其形式而已。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人不是
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由此他认定，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
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
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
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看出，房宁认可的社会主义更本质的意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
为这“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
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他认为，实现社会
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
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
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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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明显带有“空想色彩”和“左”字号的思
想特征，在学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房宁的这个“方子”的本质与各种宗教相
似，不含多少科学的成分，救不了社会主义。
对房宁的理论争议最多的是他在“和谐社会主义”中流露的消极的经济观。持
异见者质问道：既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超过资本主义，那社会
主义还有什么用？如果是这样，便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改变人的需要！每
人每月发30斤粮票足矣，穿灰布衣裳也尽可满足蔽体保暖的“自然需要”。
面对各种争议，房宁在一次与网友的交谈中表露了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
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支配下的某种社会运动，还会在未来的某一个
时刻广泛兴起，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思
考恰恰是在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样式。”
争论是正常的，房宁似乎很喜欢各种善意的批评、讨论。这是他做人和治学的
一贯立场和风度。回首20多年来，房宁哪一篇重头文章没有引起过争议？但有谁像
他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批评和误解？他的真诚和虚怀若谷使他的许多论敌后来成了
他的朋友。
由于“和谐论”在网上引起反响，许多媒体找到房宁要求在平面媒体公开发表。
1998年此文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为题摘录了部分章节在《时代变迁与社会主
义》杂志上发表，旋即被《新华文摘》《东方》等多家杂志转载。“和谐论”引起
广泛关注。中国的许多意识形态部门都把该文作为重点研究的资料，此文在中国的
意识形态专家中几乎无人不晓。
还有论者这样说：房宁提出的“和谐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剔除了西方霸权
语系的影响，再次展示了人类另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从这样一个角
度去把握，尽管“和谐论”不提“赶超”，但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促
进解放作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的。
一厢情愿的“和平与发展”， “新帝国主义”允许吗？
2003年，房宁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出版，再次引起关注。
这是伊拉克战争后，房宁对世界的又一次深刻反思。他断言，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已经走到尽头，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
房宁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概念可追溯到1995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和
1999年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在这两本书中，他提出了“再殖民化”和
“后殖民主义”的概念。他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成三段式：殖民主义时代，表
现为直接统治，超经济的掠夺；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旧殖民主
义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新殖民主义产生，一种有利于
西方的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但随着“发展的陷阱”使全球化出现障碍，西方国家不
得不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越发直接的控制和干涉，其手段日益向殖民主义时代复归，
房宁把它称为“后殖民主义”或“再殖民化”。
在房宁看来，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后殖民时代，西方将不
再满足于间接地通过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控制第三世界经济，进行价值转移。
西方将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部分或全面接管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
直接掌握第三世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房宁所称的这种“后殖民主义”就
是他后来所说的“新帝国主义”。
房宁分析了老帝国和新帝国的异同。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如扩张领土
及势力范围、强大军队、尚武精神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如军力的量和质
的方面，侵略野心的膨胀程度，战争借口的不同等等。因此他把“新帝国”归纳为
5大特质：超强的军力，强权政治，文化帝国主义，恐怖加民主的帝国意识，先发制
人的战术手段等。
著名战略家张文木对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提法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
房宁的“最重要判断”“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若干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家们都认为，世界
总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就像房宁所描述的：“20世
纪后半期的和平与发展，又给人类一种历史进步的印象。人们以为世界、历史彻底
改变了，全球化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
面结为一体。”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让人们警醒：“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要结束了。”
中国如何面对新帝国主义时代，是房宁着重解答的问题。他认为，鉴于时代的
变化，鉴于美国的战略，鉴于美国的行动态势，我们应该对时代、对战略、对经济
与国防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反思。
房宁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不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鉴于这样
的情况，中国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
中国政策中经济优先的思路使房宁感到担扰。按照那样的思路，似乎“经济建
设搞上去，政治就稳定了，精神文明也发展了，道德也进步了，国防也会搞上去”。
他承认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发展经济再搞国防，但中
间会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转化为国防实力，但假如
这个过程中断了，我们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房宁注意到，美国的战略与此正好相反，美国认为，综合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
是军事实力。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向来奉行实用主义的文化，它的眼中只有实
力，而且它认为这种实力的集中表现不是GDP ，更不是文化中国，而是军事实力。
房宁还看到，美国如果不能够用炸弹跟你对话的话，才能以文明方式，把对手当文
明人对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那美国就认为你是野蛮人，用不着跟你
平等对话。他认为，“只有加速实现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具有了反侵略战争的
能力，我们才能防止美国用新帝国主义的办法削平对方，只有有了国防现代化的强
大保障，我们才有资格、有本钱去和世界平等地交往”，因此，“加速国防现代化
才是中美和平共处的基础”。
但是令房宁这类民族主义者气馁的是，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总
是讲究“以德服人，有容乃大”。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历代
的政策走向。他认为，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一定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
是把战争看成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
他们不能从战争和武力对抗中获得民族振兴的力量，也不把战争看成是解决问题的
积极方式，只把它当成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有人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就要归功于和平主义的中庸思想。当
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烦时，他们便会注意到中国文明的价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西方学者号召西方人学习中国的和平主义。这些似乎证明了“有容乃大”是可
以胜过武力的。房宁认为，这种看法在当前对中国十分危险。当中庸文明与尚武文
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虽然西方一些学者可能欣赏中庸思想，但关键的是西
方政客对此毫无兴趣。因此当你的对手崇尚武力时，你仍然死抱着有容乃大的思想，
那不是智慧，而是迂腐。“拿枪指着敌人的额头，效果无疑超过一百部《论语》。”
房宁对时有露头的“绥靖主义”也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评。在他看来，尽管
绥靖主义从历史上看不失为一种策略，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绥靖主义表面的历史现象
所牵动。关键要搞清楚绥靖主义背后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绥靖主义可
以作为一种策略使用，在什么条件下不能。绥靖主义作为政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
件就是对手对你的利益欲求是有限还是无限。当对手对你的企图无限时，无论怎么
妥协都不行。
房宁认为，不应鼓吹和宣扬武力，但却决不能放松武力防备。“花钱在国防就
像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险费。表面上没有创造价值，但防止了可能的
损失。”
我们可以把《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看作房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
的又一次集中阐述，又一次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样把鲜活的民族主义
思想具象化了。战略专家张文木称，读《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使人有了
“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锐感觉，进而感到，看到危险逼进却无力阻止的感觉更让
人心碎！他认为，该书对那些沉浸在新的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
安全环境熟视无睹的人敲响了警钟。
曾经有人给身处体制之内的具有官方学者身份的房宁出了一个难题：“您是怎
么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房宁当时笑答：“我觉得‘左’和‘右’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实
际上是说给圈外人听的，戴上这样的标签，别人容易了解，否则不好定位。而我作
为圈内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我不会先给自己定位，然后再让自己的言行、理论
都与之相符。我是从实际出发，面对具体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的，并不在乎‘左’
‘右’。”
这样的回答可以把房宁理解为一个执著于思考和探索的人。事实上房宁从没有
把民族主义当成一个符号，而是在努力探寻其具体的内容。他曾说，一旦民族主义
变成了一堆教条，被编成“四言八句”，写到教科书里，民族主义大概也就到了晚
期，快变成化石了。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再到《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房宁对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最大贡献在于，
把中华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揭示了出来，那就是全球化自身运动的规律。
房宁或许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家，那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房宁（8）
附录
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房 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
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
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
—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
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
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要时，能不能反过来说，
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
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
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
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
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
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
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
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
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
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
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夫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
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
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
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
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
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
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
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
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
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
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
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
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
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
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
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
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
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
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
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
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
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
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
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
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
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
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
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
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
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
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
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旦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
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
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
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
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
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
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像，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
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现象，来理
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
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
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
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
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
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
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
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
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
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
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
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
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
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
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
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
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
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
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
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
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
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
种模式究竟是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
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
展。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
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
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
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
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
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
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
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
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
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
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从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
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结果使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
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
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广
泛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需求的满足总赶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欲不断
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的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
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
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流于荒谬的
“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及社会制度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仅是提供了一种
客观可能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们的主观
世界得到改造，即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问
题：决定历史发展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被物质决定的，
还是被主体选择的？
——节选自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