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秦晓鹰
喉舌、匕首、投枪
秦晓鹰（1）
秦晓鹰，1948年9 月23日生，大学本科毕业，高级编辑，享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编审、编辑部主任、分党组成员；1985年调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处级调研员；1987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研究员、《党建》总编室主任、《中华英烈》副总编；1994年调国有资产管理局任宣教中心主任，后任《中国资产新闻》报总编辑；1997年4 月至今任《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使经济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早跟它较劲了。
——秦晓鹰
活跃在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
著名学者秦晓鹰在谈到从“文化革命”到今天这36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
总结出三大变化：一、从书本到实践；二、从城市到基层；三、从全盘接受西方理
念到正视与尊重国情。他说，这第三个变化始于1989年之后。
一位美国记者在接触了秦晓鹰后说，他的言谈和文章论据充足、语汇丰富，对
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很熟悉，又对自己的国家充满感情，有一种让人在逻辑上无法
抗拒的雄辩色彩，同时隐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听到这种评论，秦晓鹰只
是一笑，反问：“美国人什么时候懂中国的事儿了？”
这次会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
当时，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为了了解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在“八九风波”后的政
治选择，便指派一名记者采访当时中国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
这个美国记者着重采访了3 个人，一个是何新，一个是林炎志，另一个就是秦
晓鹰。
何新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当然，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
人物。
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林炎志是革命家林枫的儿子。他的父亲1927年3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建国后又担任过国务院文教办主
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从白区到抗日斗争前线，从地方到中央，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林炎志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取到清华大学的“新三届”高材
生。“文革”时期，还不到20岁的他因为为受冲击的父亲鸣冤而被造反派投入监狱
4年半。但他身上流淌着老革命的血液，颇具反叛精神。在“八九风波”中旗帜鲜明
地反对这场风波。
美国记者在采访了何新和林炎志后，似乎仍然意犹未尽，便把目光投射在秦晓
鹰身上。
秦晓鹰197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以前被称为“学部”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世界历史研究所中最年轻的一个笔杆子。在那个思想的冰
层还没有化解的年份里，他以超常的冷静和上山下乡打熬出来的顽强毅力，潜心苦
学，开始了一个青年学者最初的独立思考。
1979年，改革开放初现端倪，秦晓鹰的一篇题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
其理论》的理论文章就在学界引起震动，并受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重视，被胡耀邦
点名要求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吹响时代号角
的先驱性文章。因为按传统的看法，包括联共党史都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
种无可奈何的退让，是一种被迫做出的临时性妥协。但秦晓鹰认为，新经济政策并
不是绝对的退让，而是一种十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探索，后来这种策略上的“退让”
变成了列宁的理论思索，逐步形成了建设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指导性理论。因此，具
有普遍意义。秦晓鹰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对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建设应该从哪里起步等一系列事关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做出了前瞻性
的强烈的暗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我国新时期改革者形成改革开放大战略的
最初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原动力。
秦晓鹰在当时的另一个身份也引起美国记者的兴趣。他是那套曾于1984年开始
风靡全国的系列大型丛书《走向未来》的编委。这套丛书偏重介绍新兴的边缘学科，
把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介绍给社会，使
青年读者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
位。丛书共推出100 种，在中国掀起了持续不绝的文化热和对新兴学科的强烈追求，
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发端。据当时外电评论，这套丛书的编委大多由思想激进的“新
启蒙”知识分子组成，而秦晓鹰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活跃的一员，用他的话说，这
是新时期以来的“百科全书派”的标志性行动。
应该说，秦晓鹰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中国理论界的一匹“黑马”，他以眼光
独到的大量理论文章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1985年他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
先在对外宣传局，又到宣传教育局，接着又到《党建》任总编室主任。有趣的是，
他在业余时间还兼着一份很有“含金量”的杂志《中华英烈》的副总编，在中国国
际战略基金会还是一名特约研究员。多方面的涉猎，使其走向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
注。
美国记者找到秦晓鹰后马上被他的“威猛之相”所惊住：典型的东方四方脸，
脑门儿很宽，鼻梁挺挺，有棱有角的嘴角挂着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一双炯炯发光
的大眼睛，有些咄咄逼人。
记者开门见山问秦晓鹰：“秦，你还支持邓小平吗？”
秦晓鹰的声音是浑厚的：“我支持！”
“为什么？”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是经过中国‘文革’十年的痛苦换来的，容易吗？”
秦晓鹰说，“中国的特点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
记者停了停，又问：“那西方国家对你们中国的制裁是有效还是无效，或者说
对还是不对呢？”
秦晓鹰说：“这是你们的政策，没什么对不对，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记者耸耸肩膀，两手朝两边一摊，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秦晓鹰接着说：“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们的封锁就能封锁出害怕和屈服来，我告诉你，你们的封锁将会在中国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就像当年美国的面粉造就了朱自清一样。”
记者说：“你很激动，秦！”
秦晓鹰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因为这不是学术或文化的讨论，这已经成为
政治。学术无疆界，学者有祖国。我只能站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一边，不能站在
西方政治家的一边。因为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明白吗？”
美国记者和秦晓鹰的初次见面就在这样一种不太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当采访
结束秦晓鹰起身告别时，美国记者伸出手握住秦晓鹰十分有力的大手，说：“秦先
生，我对你很有兴趣，我们还会见面！”
果然，不久，这位美国记者在回国前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请秦晓鹰，向他告
别。当他们走出饭店时，意外碰见了秦晓鹰以前的同事，女作家戴晴。
戴晴的父亲曾是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时被
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杀害。据说，从此她成为叶剑英的养女。戴晴1979年因在《光
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小说处女作《盼》而走红，成为中国当时知名的作家。
1987年，有关部门筹备宣传革命烈士的杂志《中华英烈》，秦晓鹰和戴晴同时
担任《中华英烈》的执行编委。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中，两人在稿件取舍和一些编辑
指导思想与观点上存有分歧，其间也有龃龉，后来戴晴离开了杂志社，俩人便没有
了联系。
秦晓鹰与戴晴在《中华英烈》杂志社共事的这段经历，美国记者并不知道，因
此当戴晴和秦晓鹰俨然老熟人般寒暄客套时，美国记者十分吃惊地问戴晴：“你们
认识？”
戴晴说，秦晓鹰是最能干、最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绝对是为共产党服务
的……听这话时，美国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许，这位先生此时才发现中国还
真有这样一批思想十分锐进，但又非常忠实于自己国家的传统和现存制度的青年知
识分子。在西方人看来，要改革就只有全盘接受西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此
时，离东欧剧变已经不远了。
高干子弟加海明威式“硬汉”教育的产物
很长一段时间，秦晓鹰被人误认为是高干子弟中的一员。其原因是他的家庭出
身以及他与这个群体的过从甚密。
秦晓鹰于1948年9 月23日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参加共产
党，曾经历过战争炮火的洗礼，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20世纪60年代初，
父亲因工作需要离开祖国，到国外工作，是共产党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
尽管他的父亲为国家的解放和外交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也多次赢得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夸赞，但老人却一直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质朴品德影响着秦晓鹰，使秦晓
鹰从小就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秦晓鹰最早在北京育才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条件很好的寄宿学校，学生的家长
大部分都是供给制干部。那时，社会风气良好，寄宿学校的校风也很正派。加上育
才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充满了早年革命大家庭亲密无间的气氛。秦晓鹰深受熏
陶。
他先是迷上各种古今长篇小说，甚至把每月5 角的零花钱都积存下来，在周末
的时候到书店买书回去读。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啃起了四卷本竖排版的《毛泽东选集
》，那是他父亲到国外工作前留给他的惟一财产。这巨大的精神财富弥补了他当时
精神上的匮乏，也为他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小学到中学，秦晓鹰学习成绩一直骄人，门门功课都是5 分，被学友们称为
“金鹰”“才子”。
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101 中学，在这所同样云集了大批高级干部
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学校里，秦晓鹰并没有像某些同学那样，躺在老子的功劳薄
上，以贵胄后裔自居，而是勤奋读书。
秦晓鹰上中学时已经从他父亲身上理解了那种“石光荣”式的英雄主义精神气
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学会从容面对。那是他在中学田径队的时候，一次训练中
他不慎摔伤了脚踝骨，痛得昏了过去，当他醒来后，谢绝了同学们的好心相送，也
不搭乘公共汽车，而是咬着牙，一步一步从30里外的郊区走回家中。当他回到家，
由于脚肿得厉害连鞋都脱不下来，母亲只好用剪刀把鞋帮剪开。就在母亲去拿药水
和绷带的时候，父亲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傻小子，好样的！”
后来秦晓鹰在回忆父亲对自己的鼓舞时曾这样说：“后来我终于知道了这不仅
仅是表扬，而是一种无形的遗产。在酷暑烈日曝晒下钻进玉米地里，全身被划得一
道道血痕时，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珍贵；在被“四人帮”的爪牙扔进私设的监牢里
双腿溃烂，每天寂寞钻心时，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内涵；在一年有十个月只能吃萝
卜、红薯秧、榆树叶这三种食品的时候，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丰富营养；在被诬告、
陷害、打击的曲折的人生路上，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份 量。”
秦晓鹰16岁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上了团支部书记，17岁时他已成为学校
党支部重点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风雨到来之前，学校那种浓浓的政治气氛还是使他
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
在离101 中学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吴家花园，被一道篱笆墙圈了起来。秦晓鹰
经常看到一个面容刚毅的老人在菜地里劳作。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被指责
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彭德怀元帅。当时秦晓鹰非常纳闷，不
知道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囚禁”起来。
就在他带着满脑子疑问寻找答案的时候，学校里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自我革
命”的运动。政治教师告诉他，资产阶级思想人人都有，关键看你敢不敢挖出来。
而资产阶级思想大概从人的5 岁起就开始腐蚀你们了。这种“革命”之语，让秦晓
鹰着实吃了一惊。但“不甘落后”而又备感迷惘的秦晓鹰还是开始深挖自己思想中
可能有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他在一篇题为《糖精加白开水》的作文里，把
过节时他与家人一起喝酒的事抖了出来。他自认为挖出了他们家中根深蒂固的“资
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哪知他挖出的问题竟被学校通过组织渠道反映给了他父亲
所在单位。父亲为此勃然大怒，年轻的秦晓鹰也第一次明白“左”与诬陷只有一步
之隔。
1968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他的家庭开始“四分五裂”：母亲被发配到江西，哥哥去了青海，弟弟去了陕西，姐姐去了安徽，姐夫李肇星则先后去了山西离石和广东的牛田洋。
就在家人纷纷离开北京后不久，秦晓鹰，这位昔日的“少年才子”提着父亲学
生时代在北京读书时的一只旧皮箱，登上了去山西插队的列车。
五六年的知青生活是艰苦和枯燥的，但秦晓鹰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保持
了中学时代热爱读书和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在贫苦农民的炕头上，在饲养员的窝棚
里，在烈日下的高粱地里，在滴水成冰的水库工地上，在送“公粮”的喜悦中，在
修水利而被炸药炸死的乡亲的尸首前，在干一天活只值一角钱的记工本里，在城市
青年悲凉的诗歌里，在悄悄哼唱苏联歌曲来宣泄一点初恋的感受中，他触摸到了中
国的脉搏，听到了人民的心声与呻吟，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双脚站在了浑厚的大地
上。
秦晓鹰1973年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继而成长为中国杰出的报人和学
者，其成果和思想不时引起高层的关注，渐渐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偶像人物之一。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职务也越来越多。
30多年过去了，在经过人生风雨的洗涤和历练之后，当年与他一起结伴嬉闹，
而今已步入中老年的“高干弟子们”这样感叹：
“在我们这拨人中惟一还在真正做学问的恐怕就数秦晓鹰了；而在80年代就开
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出局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
是秦晓鹰。”
他们都记得秦在上小学的那个绰号——“金鹰”。
秦晓鹰（2）
博学多闻，以电视形式展现党的政治动态
秦晓鹰是学世界历史出身的，但是人们发现他关注的绝不仅仅是历史。他涉及
的领域除了历史外，还有政治、经济、新闻、文学艺术等。文化界称他是一个“多
栖动物”。 而秦晓鹰对他这种“多栖”习性的解释是：我用专业来俯瞰社会的每
个角落，强烈关注社会， 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使秦晓鹰名声大震的是由他担任总撰稿的电视片《世纪行》，这是一部气势磅
礴的政论片，全景式地记录了世界社会主义100 年的光辉历程，并对“四项基本原
则”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度分析。该片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播后引起包括中央高层在
内的全社会震动和重大争议，海外媒体甚至把它作为继《河殇》之后又一部对历史
进行深刻反思的作品。而该片的传播也使“世纪行”三个字从此不胫而走。
然而，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秦晓鹰的第一次“触电”，随后邀他撰写和策
划专题片的单位络驿不绝，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各省市
党委政府，都纷至沓来加以邀请。他在13年中创作电视专题片多达40余部。
秦晓鹰是个善于让作品出彩的人，从高层到普通百姓都为他的博学和机智所折
服。
1994年，秦晓鹰应国务院台办的邀请撰写了四集电视专题片《中国台湾》。他
在这部片子中以大量的史实资料，深刻剖析了国民党偏安台岛后40多年的政治状况、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可没想到电视片试看后，遭到一些老同志的坚决反对，其原
因是认为其中有一集《不奇的奇迹》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过于浓墨重彩，有为台湾当
局歌功颂德之嫌。但秦晓鹰认为，台湾经济走了10年的快车道，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是台湾人民的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既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就为什么不可以
写呢？就在大家争论不休之时，王兆国最后一锤定音：“一百人审片就有一百条意
见，找重要的改一改，可以通过！”
该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台湾《中央日报》头版连续4 天一字不漏刊登
了该电视片的解说词。微妙之处在于，这家在台湾颇有背景的报纸竟保持沉默，未
作任何评论。
在这个电视片中，他通过查找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如“挖出了”阎锡山、陈
果夫、陈立夫、白崇禧、汤恩伯、马步芳等国民党将领跟随蒋介石逃离大陆后那些
耐人寻味的凄凉的晚年生活，有些连台湾民众都闻所未闻。
他还在该片中第一次披露了“八·二三”炮击金门是毛泽东为了救台保统的一
段“趣闻”。当时美国为了让他们认为的不沉的航空舰——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想在台湾搞掉蒋介石，进行“换马”。想要整掉蒋介石必须先解除蒋介石颁布的
“军事戒严令”。此时美国想方设法让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因为这是所谓“独立”
的前提，这样军事戒严就自动解除了。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识破了美国的用心，但对
美国的企图又无技可施。毛泽东洞察世事，料事如神，便下令炮击金门，粉碎了美
国让台湾独立的美梦。所以当20世纪70年代人民解放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保卫南沙
群岛时，台湾海军司令问蒋介石：共军军舰驶过台湾海峡，打不打？蒋介石只说了
一句：南海战事紧呐！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秦晓鹰应邀又撰写了一部轰动全国的专题片《光
荣行》，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坷坎而光辉的80年的风雨历程。该片获得“五个
一工程奖”。接着，2002年与他人创作的另一部电视片《世纪宣言》再次获得了
“五个一工程奖”。
早在1994年，北京电视台就慧眼识人，大胆地以“晓鹰杂谈”为名在“改革年
代”节目中为他设了一个论坛，一个人自说自话，“神聊”10分钟，直到100 期后
因工务太忙才戛然而止。可以说，秦晓鹰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电视脱口秀”。
他曾作为上海电视台的“东方视点”的特邀嘉宾与主持人邵滨鸿数度合作。他
数次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风格对话”节目，一说就是两个小时。另外，鲜为
人知的是，他还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的40集电视片《神州第一街》的总撰稿、中央电
视台2003年春节歌舞晚会《盛世中国》的总撰稿、八十周年党庆歌舞晚会“你是一
面旗帜”的总撰稿人和策划人之一。
秦晓鹰虽是学历史出身，但文学修养非常深厚。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
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和报告文学。他自称不喜欢写小说，在他看来，小说是一个人
启蒙阶段才应该看的东西，是人在缺少生活阅历的时候通过它了解社会的途径。当
一个人社会生活经历已经很丰富，就不再需要通过小说来了解社会了。在他这个
“私人化”的理由指导下，他写下不少时代纵深感很强的报告文学，如《红卫兵出
世记》《历史的错位》《审判真理》等。
10年前，毛泽东诞辰100 周年之际，中国青少年出版社找到了他，希望他写一
本纪念毛泽东的书。当时纪念毛泽东诞辰100 周年的作品都是中宣部定好的，而秦
晓鹰却是个例外。他花了3 个月的时间写成一部题为《百岁青春——毛泽东祭》的
作品，不但资料丰富翔实，而且完全用文学化的语言写就，与所有同类作品都不同。
书稿写成后，出版社把作品送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审读。中央文献研究
室毛泽东组的同志们事后笑谈了两点读后感：一是史实上没有错误；二是没想到毛
泽东还能这样写。作品审读顺利通过。这部书出版后很快一销而空。秦晓鹰还记得
他在封面上设计了这样一句话——给一切想听故事同时也想思考人生的人们。
秦晓鹰的确是个全面出击的人，而且在他所涉猎的领域都有一番骄人并得到业
内认可的成绩。马克思曾经说，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就是历史哲学。秦晓鹰以历
史知识和历史观为基础，涉足文化、新闻、艺术，是否也是在印证这位大胡子博士
的预见呢？
秦晓鹰（3）
《世纪行》：震动邓小平
政论片《世纪行》给秦晓鹰带来了声誉，但其写作的曲折过程却鲜为人知。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自改革开放后最严峻的考验。
这场意识形态的交锋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
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风波平息后，国内那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受
到了遏制。但与此同时，“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有人提出“改革开放要收一收，
该抓阶级斗争了”，也有人提出“要把知识分子再送到农村接受教育”，还有人提
出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的疑问。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
就在这一严峻时刻，邓小平在6 月9 日的讲话中强调“十二大”确定的路线不
能改，旗帜鲜明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这年的6 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组织上实
现了由第二代领导集体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11月，五中全会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3 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
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深入解析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总结
社会主义100 年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央高层有意以电视专题
片的形式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
特区——这就是后来风靡海内外的《世纪行》的缘起。
1990年9 月，深圳特区有关部门举荐秦晓鹰担任此专题片的总撰稿人，陈荻芳
任总编导。老一代理论权威邓力群同志应邀出任该片的总顾问。
秦晓鹰是1985年调到中宣部的，此前他在社科院世界所工作了5 年，不仅写下
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具有探索意义的先驱文章，还先后参加
了“非洲历史”“世界现代史”的大型学术研究活动，30岁后担任《世界历史》《
外国史知识》和《世界史动态》三个杂志的编辑部副主任，业绩有目共睹。此时他
已过“不惑之年”。
在确定他为总撰稿时，有人提到了秦晓鹰在社科院向胡绳“发难”的故事。
当时胡绳刚担任社科院院长不久，他邀请了几个青年学者，想通过谈心的方式
了解一下青年研究人员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秦晓鹰也在被邀之列。听完了秘书长的
介绍之后，胡老指着秦晓鹰说，你是“老同志”了，到院里工作这么多年，有什么
意见？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秦晓鹰马上接上话：“有！我觉得院里当前 应该解决四方
面的问题：一是理论脱离实际；二是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三是我国学术研究深受
苏联观点的影响，思想僵化；四是学术成果没有向大众普及的渠道，学者不注意普
及工作。”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气氛显得紧张。胡绳说，我刚到任，情况还不了解，但有
一条却明白，就是年轻人不要心浮气躁，要耐得住寂寞。一个科学工作者要不怕坐
冷板凳，吃冷猪肉。这件事流传很广，传着传着就走了样，竟变成秦晓鹰向院长
“发难”。
但是，在邓力群这样的理论前辈看来，秦晓鹰是一个思想解放、才华横溢、对
党有深厚感情又对社会有较深思考的青年学者，能够胜任这样一部有份量的电视片
的写作任务。
当时秦晓鹰向邓力群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不涉及“八九”风波，二是要正面谈
四项基本原则。
秦晓鹰的想法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电视片不宜给观众以肃杀的感觉，而
应该是以说理见长，通过成熟的理论和大量生动的史实来让观众口服心服，这样才
会有深度。
邓力群同意了秦晓鹰的想法。
《世纪行》属于政论片，重在阐释重大理论，不像纪实性作品那样有故事贯穿
而有趣，如何使之不枯燥，如何使之有生动活泼的可视性，这是摆在秦晓鹰面前的
一个难题。
秦晓鹰以他那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大胆采
用对白、历史资料、理论阐述及诗化哲理相互交融推进的方式，使全片充满鲜活的
看点，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智慧篇”开头就是一段男女对话：“男人的
品质是什么？”“刚强。”“女人的品质是什么？”“温柔。”“你最喜欢的格言
是什么？”“怀疑一切。”“你的缺点呢？”“人所有的我都有。”就在人们感到
有点莫名其妙的时候，解说词告诉人们，这不是心理测验，而是100 多年前，马克
思和他女儿的一次有趣的对话。《世纪行》成片后，分别送邓小平、王任重、邓力
群等中央高层审示，大多数人对初稿都比较满意。据说，邓力群在审看时流下了眼
泪，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仅用一周就审看完毕，一字未改。
很快，电视片后期制作完成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引起了
海内外的强烈反响，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媒体纷纷
加以报道和评论。在海内外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央电视台又安排了重播。
秦晓鹰（4）
为民请命的农村政策评论者
秦晓鹰1994年从中宣部调入国有资产管理局，任宣教中心主任，后任《中国资
产新闻》报总编辑；1997年4 月起担任《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财经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主办的在财政经济领域的权威性日报。
它重在宣传我国以财政、金融为主的经济政策，报道和评述世界财经动态、市场行
情以及世经热点新闻，在财政、经济、贸易等领域深受欢迎，发行量在首都发行的
500 家报纸中居第四名。
这是秦晓鹰学术上步入经济领域后的一个转折点，为此他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
献专家特别津贴。于是也有人把他列为“中国五十个经济学家”之一。
对于别人称他是经济学家，秦晓鹰颇为不安。在他看来，他只不过像许许多多
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注者和参与者，在经济学上谈不上
有任何建树，只是感到大有做好经济宣传工作之必要和紧迫罢了。而事实上当组识
部门决定让他主持《中国财经报》时，显然考虑过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相当成熟
的理解，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巨大热情。
且不说他在1979年发表的那篇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论文的影响多么深入人心，
其后他的许多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也同样发人深省。
早在1988年，秦晓鹰在《经济学周刊》上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出耸人听闻的警
示：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两个“遗产”该告别20世纪了，一个是“政治巨人”
的遗产，另一个是人改造自然的神 话。
从历史上看，20世纪工业化的巨大摧毁力量造就了世界“政治巨人”，如毛泽
东、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甚至小国也有卡斯特罗、纳赛尔等。秦晓鹰认为，
“巨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是英雄传说，神话和英雄是同时出现的，农耕社会与工业
化同时存在，使得“政治巨人”有着神一般的强大；而这应该是20世纪的产物，在
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人们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应该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巨人政
治”的消失“说明人类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着质的飞跃，由一个人主宰一群人的时
代进化到了每个人都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秦晓鹰还认为，随着巨人时代的结束，人改造自然的神话也应该结束。他看到，
在物理学和现代力学出现之前，自然在改造人，人要适应自然，所以出现了三种生
活方式: 一种是采摘，出现在非洲；一种是农耕，出现在中国；一种是渔猎，出现
在欧洲。但他同时发现，当生活条件的反作用出现的时候，人类将受到惩罚；同时，
一旦人自以为其能力与自然力形成对称式抗衡的时候，产生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改
造社会。在秦晓鹰看来，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相处的，人类在20世纪初所抱有的征
服自然的信念和所作所为，其结果必将导致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毫不留情的惩罚。
在这里，秦晓鹰其实是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题，而此时是距
今15年前的1988年，4 年后，中国可持续发展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秦晓鹰到了《中国财经报》后，一直关注中国经济最敏感的三个方面：农村税
费改革，地区收入平衡，国有企业发展。
1998年12月，中央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思想。一个月后秦晓鹰就以“走出去”
为题，组织了大规模的采访，领全国新闻界之先。1999年他又组织了大规模的采访
西部“北中国万里行”活动，为开发西部大造声势。此项活动比2001年后全国媒体
开始大规模报导开发西部早两年。
为了引起社会对东北工业的关注，他在《中国资产新闻》和《中国财经报》都
开辟一个系列长篇报道专栏，名曰“共和国长子”，报道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和现状。此专栏的开辟比2002年以后社会关注东北老工业
基地问题早5 年时间。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试行于2000年，舆论大多认为，通过这种改革，减轻了农民
的负担，使农村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秦晓鹰从更深的角度理解认为，减轻了
农民负担不等于就解决了农村问题，真正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要废除加在农民头上的
沉重税制。
对于秦晓鹰的大胆放言，人们为他捏了一把汗。他自己说，我在这个问题上，
比不了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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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是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
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
在秦晓鹰看来，李昌平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但展现的前景却非常有限，解决的
方法、路子也不彻底，甚至有些混乱。
早在1979年，秦晓鹰就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非洲社会主义。当时他做这种研究
并不是为了研究非洲，而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命运。
非洲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遇到严重挫折，在此之前，非洲曾有24个国家
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秦晓鹰在研究中发现，非洲社会主义有一种村社社会主义
的性质，严格说就是农业社会主义，它是拿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社
会主义，这使得人们从并不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在他看来，村社社会主义也是站在落后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不是站在工
人阶级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资本主义一种道德的批判，而不是从根
本制度上的批判。这是村社社会主义的劣根性。联系到中国的现实，秦晓鹰认为，
中国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村社社会主义特色的。由于他在这里隐约地批判了
以中国人民公社为首的村社社会主义，所以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他意识到，目前税费改革，让农民少交点钱，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最重要的
是研究农业税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在他看来，如果不合理的税就应该废除。因为
既然农民也是中国的公民，为什么农民要交农业税？农民为什么不能与城市居民享
受统一的税制？城市居民的税是个人所得税，收入超过800 元得缴税，而农民没有
多少能达到这个水平，如达不到就应免掉。
如果按这种设想，不少人担心，一旦农民不交税了，国家的税收就自然会受影
响。秦晓鹰认为，不种地的农民可以免交税，但土地还是这么多，谁种土地谁交税，
这并不影响国家的税收。农民自由离开土地，一方面使他们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
另一方面土地也开始集中到有钱人手里，有钱人开始规划，农村的产业结构就发生
了变化，就可能实现高效的农业。
秦晓鹰注意到，目前中国农村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不仅来自于国家政策的缺失，
而且来自于国家各级机构的重叠和人浮于事。
另外党和政府机构重叠，使得行政人员充斥政府和党政部门，无形中增加了农
民的压力，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联系当前农村、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等问题，秦晓鹰针对当前广泛提到的以人
为本的口号，尖锐地指出：以人为本，绝不是以农为本，更不是站在落后的生产方
式立场上抵御工业化城镇化的民粹主义。真正的人文思想应该是在统一市场中促进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思想，应该是在解决城乡二元化基础上农业从传统模式解放出来
的思想。他指出，农民进城是一种失望与希望兼有的抉择，城市化、工业化和居民
化才是三农的正确出路。秦晓鹰相信，如果真正解决了“三农”问题，那中国将会
经历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改变。当农业人口在人口总数中下降到30% 以下时，一场
更加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到来。中国的市场化将无可逆转地展现出民主化的前
景。他称这又将是“一场千年革命”。
秦晓鹰（5）
保护持有真理的少数人的话语权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秦晓鹰的思想风格，但用排除法，则可以如他自己所说，
我这个人没有霸气、没有小气、没有酸气、没有邪气，可能还有一点锐气。且不说
他在1979年到1989年扔出的一系列重磅思想炸弹多么振聋发聩，他从那时以后的文
章也一篇比一篇精彩入味。
人们一定还记得1996年在中国风起云涌的“说不”思潮，秦晓鹰也加入了“说
不”的行列。是他在第一时间意识到“神州反美情绪的发酵”，以一种理性的态度
把《中国可以说不》介绍到海外，并热情地为续集《中国还是能说“不”》写了序
言。人们看到此时的秦晓鹰以更多的理性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感情上的煎熬
和发会性泄：“生活中的不幸者在回眸一生时常常这样叹息：我的失败就在于不会
说‘不’。生活中的幸运者在评判人生时总是如此总结：我的成功就在于随时敢于
说‘不’。不，无疑是拒绝；但这种‘不’所拒绝的并不是真理。因此，正确的、
没有偏见的‘不’本身就是真理，至少具有真理的成分，具有真理的轨迹。”
秦晓鹰是新时期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少数原则”的学者。传统的民
主是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但秦晓鹰认为，社会主义要想发展，还要遵循另
一个原则，就是少数原则，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因为少数人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
从“有可能正确”变成“正确”，中间有一个探索与印证的过程。社会应给它一个
机制，让它发出一个声音，并让这种声音始终存在，只不过它不能是最强大的声音，
不能成为主导。这样，一旦出现社会政治需要转化的契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有可
能变化为主要的声音，这时所有的人就能迅速来理解。如果让这个声音消失的话，
要使它再出现，那么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而这种代价常常是不可挽回的。所以社
会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使少数人在行为模式上不能成为主导，但在思想上必须存在。
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多年前争议不休的一个问题，现在如果有人
反对这个论断，那它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但应该让这样的声音存在。但是不要忘
记所有的真理都有时代局限性。他说，维护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不等于一切现
实都是合理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史观。
曾经有一个长期研究秦晓鹰的学人发现秦晓鹰是一个难以用一句话概括的人，
在思想上你也很难把他划为左派或右派。他无限忠于党，但常是个思想锋芒犀利的
人；他与高层政界、理论界过从甚密，也对民间思潮知根知底并且戮力维护。这使
得极具个性的他，不盲从、不胆怯，敏锐又理性，忠诚而无私。
2003年5 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发表25年的时候，秦晓
鹰在《中国财经报》上发表了《思想解放的三座里程碑》的评论文章，鲜明指出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
他说，25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檄文吹响了中国思想解放
的号角，也是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争论。这篇文章针对
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针对十年动乱中盛行的蒙昧主义、唯
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针对“两个凡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无禁区，真理
的标准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它只存在于千百万人
民的社会实践中。
秦晓鹰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引发的大讨论与邓小平在当年
12月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我们党把中心工
作转向经济建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也由此拉开了中国
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他把它们称为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
座里程碑。
他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定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座里程碑。因
为邓小平把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定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
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并得出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至今还在
被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再一次在健康的方向上加
速推进，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竣工。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被秦晓鹰称为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
的第三座里程碑。秦晓鹰认为，面对纷纭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江泽民以彻底的大
无畏的唯物主义态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积集体之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科学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更是指导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
作取得胜利的正确方针和根本保证。
秦晓鹰的这篇逻辑严谨的理论文章，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为我国252 个月
的经济持续增长，找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点。
秦晓鹰曾说，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一定有它生存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
中华文化的反对者，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者，这是不能
否认的。第二个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延续时
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早跟它较劲了。因
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
“里程碑”的提法，虽然是一种具象的表述，但是秦晓鹰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家，
能够如此客观而生动地把中国人民25年来所经历的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
裕、从梦想走向现实的深切体验，高度抽象和概括起来，并且把握得如此准确，表
述得如此精当，确实需要相当丰厚的功力和锐气。
理论是无边界的，身为一位优秀的、具有理论思维又不断捕捉时代气息的学者，
今天已是55岁的秦晓鹰身上的锐气仍然不减，他思想中的批判光芒也永无边界。最
近，他看到一份某学者在中南海讲历史学的讲稿，不禁勃然色变，认为这是在用极
为错误的观点误导党和国家的决策者。于是，便奋笔疾书，写下了《叛徒史观是英
雄史观的翻版》一文。他以一种很特殊的角度批判了对苏联东欧解体原因研究上的
唯心主义。他痛斥了在这个问题上仍很“时兴”的外因论和叛徒史观。他说：苏东
剧变是因为经济体制、内外政策和党的执政阶层蜕变的综合结果。旧有的苏式经济
体制是一种严重制约生产力，并在不突破、不转型的停滞状况下最终诱发生产力造
反的体制，是一种决策体系和治国理念的崩溃。戈尔巴乔夫的作为只是这个崩溃过
程中的一幕、一个历史符号, 充其量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
认识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毫无意义。叛徒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新旗号，
把大动荡的原因简单归罪于个人，是把大教训戏剧化了，是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局部化了，把必然当成了偶然，把值得长鸣的警钟变成了使人昏昏欲睡的入夜打更
声！
当我们这篇文章就要结尾时，突然想起秦晓鹰近日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25年了。在这1 ／4 世纪中，我们与共和国的思想同步,
痛苦欢乐同步，真可谓改革开放唱大风，一路《大风歌》！”说这话时，他的眼睛
亮亮的，闪动着什么。
秦晓鹰，不就是一个高唱《大风歌》的人吗？
秦晓鹰（6）
附录：
从“第三条道路”走向新的战争
秦晓鹰
“天佑之邦”疯了吗
伊拉克战争到了“谢幕”时分，新一轮以美国为主体的战端又将在何时何地开
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争的事实是，最近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国内有40%
的公众赞成用军事手段打击叙利亚，有50% 的人同意把下一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伊朗。
另一项民调结果表明，美“社会公众”认为对该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中排序前3
名的是朝鲜、中国、叙利亚。与此同时，被世界各媒体冠以“臭嘴”的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对阿拉伯世界、东亚、欧盟的指责更是屡见报端。至于说到在对伊
战争前后，美国政府对国际舆论的藐视、羞辱，其恶劣程度更是达到自联合国成立
以来的“空前水平”。
人们不免要问，美国怎么了？难道真如西方谚语所云，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
他疯狂吗？也许有人会把前述种种归结为美国人的傲慢。然而，山姆大叔的傲慢并
非从今日始。早在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就说过：“美国，几乎就是上帝特别圈定、
挑选的国家。”然而，“天佑之邦”绝非指战争的策源地，根深蒂固的大国优越感
也不能成为动辄实行军事恫吓的内心要求。可见，任何基于道德与精神的解析，都
无助于我们对这个超级大国今日行为的破解，也无助于对它未来战略走向的预测。
那么，套用“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原理就能扫除疑云，找到本源吗？恐怕不行。
因为如果用简单的理论原则套用，又怎么能解释自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和平与发展
的世界趋势呢？春天来了，万物苏醒，军事动物的发情期似乎也到了。就让我们像
大导演希区柯克那样，从本质上剖析一下，“爱德华大夫”是怎么变成恐怖的“化
身博士”的吧！
后工业化与第三条道路
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便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众所周知，这个时代又因为它的某些科学技术特色而被称为“信息革命”“数字化
时代”等。风靡全球的《第三次浪潮》曾经生动地预测到它的独有风采。这个时代
的到来因为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所以也就在华夏大地引来了一片欣喜。中
国学者和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激情满怀地高擎“走向未来”（这也曾是当时一套有广
泛读者的丛书的名字——作者注）的旗帜，欢呼这个扑面而来的新时代、新世纪。
其实，依笔者的浅见，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在更完整的意义上仍然是属于欧美特别
是美国的。因为正是在美国，伴随着生物生命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开发技
术和航天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崭新的先进的生产力。这种以高科技为依托
的新生产力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据统计，仅此行业一项在上世纪
90年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就超过了40% 。与之相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
人数众多的代表了这种新生产力的新的社会阶层。新生产力和新阶层的出现，导致
了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产业行业结构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与中间阶层
（一般称中产阶级）数量日益增多，并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相反，
传统产业、传统行业中的工人队伍和经营管理者队伍都在日渐萎缩。显然，又一轮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的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行业调整、社会管理权力分配
的调整以及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调整，已经成为美国的必然趋势。正是新的生产
力造成了所谓帝国主义的垂而不死、死而不僵；也是这种新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成
了孕育出“第三条道路”思想的丰润母床。
“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国首
相布莱尔。他们都属于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经历、特质：
出身低微，来自底层，尝过人间疾苦，又受了完整良好的教育，具有坚韧性格和勤
奋精神。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他们既反对过分的国家干预，又反对片
面强调市场竞争；既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难以再显神通，又看到自由资本
主义的严重受挫。同时他们也对欧洲特别是北欧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
党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就主张以改革、现代化和合作互助的精
神来改造欧美社会经济制度并以此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第三条道路”
的代表人物力图在国内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国际上则提倡开展有效的世界化
的合作，促进国家间的交往、理解，尤其是相关政策的对接和协调。总之，“第三
条道路”的出笼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欧美新生产力要求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以经
济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生产关系要求社会管理方式等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综合反映。
很明显，这套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事实上也对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连续
10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良性刺激。由于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的生产力与世界上众多
处在工业化之中或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能源等自然资源上没有更多的利害冲
突，所以在克林顿主政白宫的8 年中，世界也就始终处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节律之
中。
传统的“反扑”与战争选择
高新技术产业行业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对美国旧有经济结构、产业行业
结构的冲击。而后者强烈的抵制、抗拒也就终于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弹与反扑。这种
反弹反扑的人格化表现就是小布什总统的上台执政，而“第三条道路”也就至此戛
然而止。
美国本届政府与传统产业行业有着怎样的联系，只要看看其相关的背景便可一
目了然。总统布什本人就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农场主，有个1583英亩的牧场，拥有
的净资产超过2000万美元。他与各大财团集团的关系尽人皆知。为此，竞选捐款最
多的企业分属石油、石化、天然气、制药、烟草、制造业和营销、工程承包等。布
什成为白宫新主人后，为报答这些大企业大公司的关照，专门让副总统切尼组织了
一个能源政策项目小组。而切尼本身也是一家能源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结果俩人一
拍即合，悍然退出了以环保为主旨的《京都议定书》。作为重要阁员的国防部长也
曾是多家医药、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一向被视为鹰派人物的“巾帼”赖
斯女士也同样在几家传统产业公司担任董事长或国际顾问。
石油、石化、制造、军火、金融、房地产等等，这些产业行业都是撑起欧美资
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台柱子，虽然后工业化时代的高新技术也对这些产业行业的更
新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它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具有耗能多、技术含量低
的特点。加上美国劳动力的就业成本甚高，致使它们在国内难与新型产业行业相匹
敌；在国外也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常常落败于对手。尽管它们在美国GDP 中所占比
重仍保持在40% 以上（不包括军工业），但终究举步维艰，处在夕阳西下的境遇。
它们要想发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掌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能源，扼住
对方的“咽喉”就可无往不胜。无疑，这是传统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的手段。不
管在争夺形式上有多少变化，“炮舰政策”的影子仍然依稀可辨。由此我们也就不
难明白，布什总统执政的美国政府为何要拼尽全力，不顾一切舆论压力去攻城掠地
了。
彻底摒弃“第三条道路”，以垄断的跨国的传统的产业行业为基础，按照陈旧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传统的能源原料、资源领域进行争夺，这就是本届美国
政府的战略走向。选择这样一种战略走向的国家又怎么能避免与那些正努力实现自
身工业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呢？如果美国国内新生产力不能重新占据经济和政治的上
风，这种冲突只会愈演愈烈，直至走向新的战争，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大战。仅就美
国国内经济来说，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传统对新生的胜利，是资本贵族对
资本平民的胜利，是夕阳产业行业对朝阳的胜利。
这种胜利是美国的悲剧，也预示着世界的不幸，我们只能为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