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紧急回国向周总理汇报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多伦·贝勒庙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
领受任务回国汇报
9月17日7时10分，我们回到了乌兰巴托。吕参赞和办公室的小刘到机场迎接我们。吕参赞告诉许大使，外交部已经多次通过“热线”电话催问现场视察情况，昨晚23时半，还特意来电询问，为什么在现场停留一天多而没有音信?要大使返馆后，先用电话报告简况，然后用电报做详细报告。
返抵使馆，许大使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去打电话，向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做了汇报。打完电话，许大使讲国内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详细汇报，搭乘飞机，越快越好。许大使同党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但是，中蒙之间的航线早已停航，乘飞机得从乌兰巴托飞到苏联的伊尔库次克，改乘星期一(20日)从莫斯科飞北京的中国民航回国，从当时的中苏关系看，这样既费周折又不够安全。而中蒙苏之间的国际联运列车，星期一早上经乌兰巴托南下，行驶大约三十个小时，星期二(21日)下午即可到达北京，比乘飞机虽然晚到一天，但却安全可靠。经请示国内同意，决定乘火车回国。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安排回国探亲的蒙文翻译贺喜与我同行，并要小刘连夜打照会，给我和贺喜(对外已转成使馆工作人员)办理签证。自从蒙方撕毁两国互免签证的协议以后，回国人员都要事前申请签证，办理时间快则三天，慢则五至十天。没想到我们二人的签证，18日上午送去蒙古外交部领事司，下午就办回来了。看来他们已猜到我回国干什么。
17日当晚，我和小沈、小王顾不上极度的困倦，通宵赶写视察现场的报告，许大使也一夜未眠，我们完稿一个他审批一个，有关同志也紧张配合，到18日天明，一连发出了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三个报告。上午稍事休息，又赶写发出了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即转入为回国汇报准备材料，精心绘制了现场测量示意图，死难者尸体所处方位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苏布拉嘎现场位置图，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稿子等。为了检验现场拍照的效果，还试验冲印了一个胶卷。高度紧张的工作，神经极度绷紧，驱走了几天缺乏睡眠的怠倦。
在向国内发去了四个报告以后，许大使让小刘起草请示电：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使团去，使团有人问我有无此事，我馆如何回答?几个小时以后，收到外交部复电：国内正在查实，暂时无可奉告。后来得知这个答复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
由于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曾讲到：“我们初步估计，由于双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当然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继续交涉要求归还遗物。”9月19日上午，收到周总理嘱发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孙秘书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19日上午，还收到国内发来的另外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我和小王驱车到乌市周围去转了一圈，特意根据使馆司机提供的线索，到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看看蒙军的防空导弹阵地。这个山沟颇深，是乌市倒垃圾的地方，使馆司机去倾倒垃圾时，早就发现山沟以西高坡上建有蒙军的导弹发射架，但没有见过导弹。这次，我和小王开了眼界，看到发射架装上了防空导弹，旁边的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转个不停。回到市区，注意观察来来往往的苏联军用汽车，似比往常有所增加。乌兰花北山上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像是开足马力，昼夜转个不停。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乌兰花一条街，入夜后灯火一片通明，直至深夜。本来想去乌市以东那来赫附近看看苏军机场有什么动静，因为没有时间而作罢。经过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
转瞬之间两天过去了，9月20日上午9时，我和小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来的我国的4次国际列车，心情既因能够回国一趟有点兴奋，也因不知能否把任务完成好而感到没有着落。列车员热情地接待我们，列车长还特意到我们乘坐的车厢打了招呼。一节软卧车厢，只有小贺和我两个人。虽说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苏蒙当局严厉限制其本国旅客乘坐此次列车，客流已大为减少，但今天少得出奇，我们俩开玩笑地说，这次坐上专列了，够上了副总理级待遇。
驻蒙古苏军进入战备
驻蒙古苏军进入战备
列车9时28分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到处是一片深秋萧瑟的景象。我看到铁路两旁的苏联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上，已不像过去看到的无事闲逛和午间足球赛的苏军大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说明都加满了油。离乌市一百公里(铁路里程)的巴彦机场，飞机不断起降，空中一个个编队飞过，不像是日常的训练飞行。而且，拉出机窝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一片亮锃锃的。以上情景，与我一年前乘火车路过时所看到的有了明显不同。
下午2时左右，列车驶抵离乌兰巴托二百四十五公里(铁路里程)的乔依尔车站，这里属于东戈壁省最北部的苏木布尔县管辖，是进入大漠戈壁的北缘。在这个车站以北二十多公里，有苏联空军一个大型机场。它不像巴彦机场离铁路那么近，因而看不到跑道和地面的飞机，但在其不远处有一片七八座五层楼房，耸立在戈壁滩上，就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显得十分突出。据说这个机场加上巴彦机场共部署近一个空军师的兵力。这里的飞机也在不断起降，轰鸣声在密封的列车厢里也感到非常刺耳。我心里想，中国和蒙古之间现在没有什么紧张局势，只不过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失事坠毁，这也值得驻蒙苏军来凑热闹吗?
过了乔依尔，我和小贺开始午餐，一面吃着从使馆带来的面包、香肠、酱肉和蔬菜罐头，喝着青岛碑酒，一面闲聊。他说人们都讲沙漠戈壁多么可怕，我看没什么，你看窗外不是风平浪静吗?我说你别小看这沙漠戈壁，翻起脸来那真正可怕。去年我胃溃疡回国疗养，就在前面那个哈腊艾腊格车站，遇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列车被刮得直晃，车窗玻璃被沙砾打得劈里啪啦，几乎要敲碎，本来这个站不停车，也不得不停了半个多小时。他听了吐了一下舌头，又摇摇头，醉醺醺地躺了下来。
傍晚，列车开到蒙古边境重镇赛音山达，这里有相当数量的苏联陆军和空军驻扎。过去，他们的行动尽量避开国际列车到来的时间，今天却一反往常。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苏军作战部队，驾驶着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由北向南行进。这令我十分意外，感到形势有些严重，我摇醒了小贺，告诉他今天有点反常，嘱咐他务必提高警惕，预防不测，最重要的是帮我把回国汇报的资料保管好，绝对不能出差错。我穿上大衣下到站台，与乘坐这趟列车而来的几个苏联陆军校官擦肩而过，他们提着行李箱走得匆匆忙忙，似乎没有发现我这个中国人。据列车员讲，苏联军官尤其是穿着军装的，过去几乎没有乘坐中国列车的，今天的确异常。
夜间9时58分，抵达蒙古边境车站——扎门乌德，车站上蒙古士兵站岗巡逻人数大增，往常带班的尉官已换成校级军官。我担心在这里蒙方是不是会制造点麻烦。但是，登车检查的边防军官和海关人员，态度都相当友好，做做例行公事就下车了。
深夜11时45分，列车开进我国边城二连。我几次往来过境而结交的老朋友、边防检查站的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亲切热情地把我接至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一反往常那样对蒙古境内情况问长问短，只是随便闲聊。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说：“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无怪乎蒙古境内苏军活动异常，难道真的同失事飞机有联系?我不便多问，就告辞去餐车，趁列车更换底盘的时间饱餐一顿。餐车灯火通明，吃饭的人不少，原来他们都是在二连登车回内地的，从他们的表情看不出什么紧张气氛。
列车从二连开出是21日凌晨1时43分。到了国内心情放松，便闷头熟睡。清晨6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嘈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古的集宁车站。我掀开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
到北京，接受约法三章
到北京，接受约法三章
9月21日下午3时29分，国际列车准时抵达北京站，停靠在1号站台。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和秘书王万慧，我以为他们是来接什么重要人物，上去打招呼后就东张西望寻找接我和小贺的人。王秘书上来把我拉到符主任面前，符低声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外交部招待所。”我解释说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小贺，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古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叮嘱他关于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前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之后，就让中建公司对外局的人把他接走了。车站上，人们熙熙攘攘，一派正常生活景象，看不到有什么异样。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主任让我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资料和现场拍摄的胶卷，统统交给王万慧，并交代王马上把这些东西带回部里，文件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保存，胶卷交给孙秀娟冲洗，然后对我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同时对我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失事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他离开招待所前，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找部值班室徐主任联系。我连连点头称是，保证按要求去做。符主任走后，我环顾了一下室内，是布置比较讲究的两大间套房，还有单独的卫生间，是大使级的下榻之处。但是年久失修，外间有处墙皮脱落一大块，里屋卫生间与楼道之间的小窗户没了玻璃。
晚饭后，洗了个澡，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汇报材料，稍微改了改汇报提纲。估计是向外交部领导汇报，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准备完已10点多钟，和衣躺下■入睡。突然，有人敲门，看看表是11时30分。进来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癯、神采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她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及我带回来的有关资料递给我，我装入文件皮包，跟她登车而去。我听说王海容在外交部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她同毛主席有很近的亲戚关系，毛的妈妈同王海容的爷爷是亲姐弟，王是毛的表侄女。因此她可以随时进出中南海，俗称能“通天”。她在外交部的司一级干部中，是惟一参加部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坐在车后排，瞅着她有些瘦削的背影，心想这个人一定架子不小。
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尔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像蒙古的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从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步行到人民大会堂也不过20分钟左右，乘汽车不容我多想什么，一晃就到了大会堂的北门。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我感到他们似乎在用暗藏的检测器检验我的文件包有无铁器一类东西。王海容向他们做了说明，我们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向周总理汇报（1）
向周总理汇报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我意外地碰到8341部队的副参谋长李连水，我们在50年代就比较熟，那时他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警卫参谋，我的妻子在李办当秘书，他们是同事。我同老李多年不见，他来不及叙旧，就带着紧迫的神情对我说：“赶快去吧，等着你哪。”他显然知道我这次从蒙古回来干什么，却没有讲谁在等着我。王海容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容，他坐在正面中间的沙发椅上，正向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交待事情。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得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亲切地说：“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身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用肘部受过伤的右手，示意让我坐在他左边的藤编沙发椅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作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椅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面色一沉，浓眉猛然一蹙，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主任，总理随即转向符更严厉地问了一遍。符浩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总理说：“那也不行，飞机摔掉了他总知道吧。”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了解总理是知道他过去在部队工作过，1950年7月，他奉派到蒙古担任临时代办筹建使馆时，总理接见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过：“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刻总理问他当过兵没有，分明是批评他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他立即说：“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说完就到另外一个房间打电话去了。
总理的严厉态度，使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急促地跳起来，因而愈加感到紧张。总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后来知道当时林彪的心腹干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处置，中央对林彪余党的能量有多大也不够清楚，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9月14日，驻蒙古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离开使馆前得知有一架中国的喷气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他到了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这个消息。这当然是一件大事，王站长立即把这消息向内蒙古军区报告，然后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北京军区及总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这个干部所在的单位将其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二十六人谁也不许扩散。当然总理这个指示也传达到二连边防站，无怪乎我回国路经二连时，王站长不敢询问蒙古境内的情况。
我坐在那里口渴得直抿嘴唇，总理看出我的紧张心情，温和地说：“喝茶嘛，这是很好的龙井茶，多喝一点。”还一再打桌铃让服务员给我添茶。总理服下护士送来的药片以后，开始像谈家常一样，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参加革命时间、工作经历，一一亲自记在纸上，当听说我1948年就来到中央机关，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的紧张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注视着总理。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多次见过总理，但坐在他的身边直接汇报还是第一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啊。总理穿着一件灰白色的中山装，相当多的头发已经花白了，面庞也不像过去那么丰腴，而是比较清癯白皙，几小块老人斑显得较为突出，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不时注视着我，像是要透过我的话把脑袋里的思维抓住。他手上的老人斑似乎更多一些，右手放在膝上时，可以看得出手指有些轻微颤抖。由此证实了一个传说，1967年夏天，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在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下夺了外交部大权，总理怎么说服也不听，被气出心脏病来。
总理问过我的个人情况以后，要我开始汇报。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碗热汤面劝总理吃一些，说从早晨一直还没有吃过东西呢。总理说现在顾不上，听完汇报再吃吧。
向周总理汇报（2）
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
“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现场位置图”。我说着就跟着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这幅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观看。我指着地图上标出的红圈，讲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次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
“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回答说在图的右下角。
“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地图上的位置。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我注意到，李主任穿的是一套布军装，脚上穿着一双浅口布鞋，而邝局长和吴司令都穿的确良军装和皮鞋，整整齐齐。这时，已是9月22日凌晨1点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仔细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加上穿得很板正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像个塑在座位上的泥胎。
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轻微地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神采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得知，不仅“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几乎熬干了他的心血，而且这一次从9月12日下午，一直到14日下午接到驻蒙古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基本上没有合过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何况总理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说：“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叠放着，还不时地在有的照片后面用铅笔做了注记。我拿起一张照片，汇报说这是飞机上一床标有PIA字样的小型毛毯，估计缩写字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总理点头说：“对，是巴航。”我当时理解是这架飞机去过巴基斯坦，后来才知道这架飞机与其他几架“三叉戟”飞机一起是从巴基斯坦买回来的。
总理的关注（1）
总理的关注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接近22日凌晨2点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具具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其中有几张照片他看了之后，眉毛一挑，头微微一偏，像是一种比较欣赏和满意的动作。我当时想这难道是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吗?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一叠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难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书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问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回来?我说视察现场前，双方达成协议，现场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后一并移交。总理的口吻严厉而带焦躁，批评说：“对国家机密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应当誓死保卫嘛!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看到国家机密处于危险之中，应该不应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我屏息地听着，想解释一下我曾让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员阻止，但没敢开口。我感到汗颜和后悔，我干吗那么机械地遵守双方的那个协议呢?如果当场察看时顺手装到兜里，蒙方人员也不敢搜身索要。问题在于我没有这个警惕性，没意识到机上人员中可能有叛徒，而在现场的文字材料方面下功夫。等到总理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继续讲这个小册子，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叠上。
总理为什么如此关注飞机上是否有机密文件呢?后来才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决定外逃前，早已把国家高度机密文件，装满了整整一架直升机，在三叉戟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它也从京郊沙河机场向蒙古方向飞去。但是，这架直升机9月13日晨被迫降在北京附近的怀柔县境内，文件没有受到损失。然而，叶群在北戴河还保有一套中央和军委的绝密文件，有没有带走呢?他们叛逃以后才发现，叶群专用的小轿车的后备箱里，摆着一个装满文件的皮箱，只是因为他们奔往山海关机场时十分仓皇，没有来得及把这辆车同时开去。那么，他们随身带没带机密文件呢?谁也不清楚，因为时间刚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门来不及彻底清查核对。总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当然要十分重视现场有没有机密文件。“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而我在视察现场时，囿于“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坠毁”的概念，把重点放在失事飞机上，对文字材料察看追究不够。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是22日凌晨3点多钟。总理指着我对外交部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我心里想，能在总理身边再多呆一会儿该多好啊!但看到总理还要同在座的人讨论什么，我就赶快退出厅来。
王海容带我在厅旁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鸡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王海容亲切地说：“怎么样?累了，饿了吧?快吃一点，不够吃可以向服务员再要。”这时，我才感到真正的累了，饿了。吃了夜宵，王海容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两份《纪要》稿子各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亲自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在同王海容的接触中，我不得不纠正开始时的印象，事实证明她挺平易近人，架子并不大。
抄完《纪要》稿子，又呆了好大一会儿，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执笔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李耀文军代表把我叫过去参加。韩副部长提笔开头写：“请许大使即约见蒙古外长”，我插话说蒙古外长到联合国开会去了，不在乌市，是否写约见副外长?韩有点不耐烦地说：“那，大使会知道的!”李代表立即建议：“还是按孙秘书意见写比较确切，另外是否提一下孙和译员都已回到北京?”
总理的关注（2）
电报的大意是，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讲明9月13日2时左右，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家属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九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所有遗物交还我方。
电报还对继续会谈《现场调查纪要》问题做了指示：如蒙方不同意写“民航飞机”，可同意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如蒙方坚持“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可改为“失事飞机是有中国军事人员乘坐的中国飞机”；在“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待运回国内”；在“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部门保管着”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将由蒙古政府归还中国政府”。如果上述改动取得蒙方全部同意，即可在《纪要》上签字，否则不应签字，继续交涉。关于《安葬纪要》，因已要求运回尸体，可不再谈。
在电报开头，写上了“孙一先二秘和译员于昨日到京”，末尾加上：“交涉情况望即报部。”
电报起草完毕，韩念龙给在坐的同志读了一遍，然后他重返厅内请总理审阅，总理改定送毛主席过目后，批示：毛主席已阅，姬、韩、符阅后照发。
在韩念龙起草的电报中，出现了“自行坠毁”四个字，使我感到相当意外，怎么顷刻就做出了这个判断?事后我听说，总理并不是凭个人的分析做出这个判断的，而是在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要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让符浩也参加。杨、符持照片和资料到东大厅，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北空司令李际泰、公安部长李震等一起进行分析。首先，符浩根据我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说明。李际泰解放前是38军123师师长，他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清楚着陆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冲磨，骤然间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能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在场的同志一致认为李司令的分析有道理。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表示赞同。符浩还建议，看同类型飞机时，最好把孙一先也带去。
研究完，杨德中立即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从而得出了“自行坠毁”的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初步的，总理同意杨德中和符浩的建议，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和有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一下，让我也参加。
9月22日凌晨4点多钟，李耀文要大会堂警卫负责人派车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
在被“隔离”状态下工作
在被“隔离”状态下工作
9月22日下午，我到外交部办公大楼内见李耀文军代表，请示下一步干些什么。李耀文是解放军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政治工作者，抗战后期就已经是山东军区某旅的政委，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是抗战时期干部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几名出色人物之一。全国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某军的政委，“文革”中调到外交部当军代表。他非常平易近人，也是胶东人，一口家乡话使我尤感亲切，在他面前我毫无拘束之感。他对我说：“凌晨你回招待所之后，总理曾问你还在不在，听说你已经走了，总理感到惋惜，要我转告你，关于那个‘讲用小册子’的批评过头了，表示歉意。”我听了这些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近三十年的工作中，吃过领导多少次批评，有的明显不符合实际，却没有人向我道过歉。我对李代表表示，这怪我没有一开始就说清楚，总理的批评，关于舍身保卫国家机密的话，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李代表对我说，今后几天的工作，就是洗印照片上送。他问我会不会操作，我说暗室技术懂得一些。他亲自把我带到管国外文件收发的孙秀娟那里，让她协助我洗印照片。暗室的设备是一流的，除了选底片对焦距是手动的，其他放大、洗印、烤干全是自动的。小孙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工作相当熟练，而且认真细致，昨夜递送总理的照片就是她洗印的，质量很好，每张放大为十二英寸，仍然非常清晰。李代表让她洗印一批照片，观看了她操作的过程。
从这天下午开始，一直到30日，我在被“隔离”的状态下，几乎每天都要在暗室里工作半天以上。根据李代表的要求，一批一批地把照片洗印出来，送到他办公室，他同我一起在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上说明。有时我图快，字写得潦草，他就提醒我说，这是送给上面看的，字要写端正。后来得知，洗印照片批量最大的一次，是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开会用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九一三”林彪出事以来的各项工作做出初步总结，决定在叶剑英的主持下，组成新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工作。另外，组成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开会时，李耀文送去照片并列席会议。政治局委员们传看照片，总理要李对照片做些解释，并讲讲有关飞机坠毁的简要情况。此前，也就是在我向总理汇报后不久，总理让李耀文送去尸体照片，叫来空军司令吴法宪(那时还没有隔离审查)、参谋长梁璞，指认照片上尸体具体所属。当时，吴法宪紧张得要命，说有的照片看不大清楚。总理生气地批评他说：你到现在跟党还是两条心，谁跟林彪走的你会不知道?!
在我洗印、注释照片工作期间，李代表还跟我说，关于失事飞机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事情没有办完也不能回家，可以打个电话让家里放心，但不能离开外交部招待所。这实际上是仍然不解除“隔离”，他说得那么委婉体贴，令人乐于接受。那位蒙古族译员贺喜在9月21日半夜，正甜蜜地进入梦乡，被外交部派人找回来，家里人和邻居都感到惊慌，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乱子。他在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三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一再埋怨我连累他蹲了“禁闭”。我笑着问他：“那我受了谁的连累，也照样被‘隔离’了?”他说：“是那个鬼飞机呗!”25日上午，外交部办公厅的王秘书通知小贺可以回家，他一溜烟地跑掉了。然而，我住到什么时候呢?从28日起，上面就不再要照片了，没有事干实在闷得难过，李代表像是猜到我的心思，要秘书通知我，可以到招待所周围走走，但不能走远，以便有事随叫随到。对我的“隔离”逐步宽松，说明上面对“九一三”事件有牵连的重要人物，已经处理到一定程度。
9月24日，李代表曾对我说，总理要求写一个关于机翼大洞的专题报告，让我详细写明有关情况及个人看法。我在向总理当面汇报之后，虽然看到韩念龙副部长起草的电报上，已经肯定飞机系自行坠毁，但不了解总理已指示杨德中主持做过初步分析判断。对于这个大洞，联系到蒙古境内几乎遍布苏军基地，我一直怀疑256号飞机是被导弹打的，可是要我拿出更多证据却拿不出。我反复看了从不同角度拍的照片，觉得似乎更多迹象表明不像是被打的，特别是大洞朝上，机翼又没有穿透，防空导弹总不能从高空往下打吧。那么这个大洞是怎么造成的呢?考虑来考虑去，依然不得要领，只好把自己的怀疑和否定都写进报告里去。
9月30日上午，李耀文让秘书通知我，专门洗印一批失事飞机的照片。晚饭后，秘书又打电话来，让我夜里11时30分在招待所门口等候，有人来接。我高兴地暗忖着，说不定又可以见到总理了。
秋夜的风已越来越凉了，我披着呢大衣也不感到热。一辆黑色轿车来到招待所门前，司机说明是接我。我上车一看只我一个人，正在纳闷，车已沿着西长安街驶向西单。不久，在西城一个胡同里的朱红大门前停下，司机下车按了一下门铃，李耀文从里面走出来，手中拿着我白天送给他装有失事飞机照片的纸袋。他上车后悄声地说：“我们到总理那里去。”
深夜12点钟，大街上一个人一辆车也看不到，大概人们都为准备国庆节而疲劳地睡熟了。车开得飞快，穿过府右街到了中南海西北门，门卫问明身份放我们进去，转了个弯来到总理住处的外院，停在一辆奔驰牌汽车旁边。李代表叮嘱我在车上等着，有事时来叫我，然后下车走去。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总理住的西花厅内院灯光明亮，外院却比较暗淡，但是看得出大门里面和外墙根下，整整齐齐排着一列战士，每隔两三米一个人，一直延伸到远处暗影里，他们全副武装扶枪危坐在背包上，像是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马上意识到“一级战备”并未结束，在北京只不过是“外松内紧”。
我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靠在后排座背上睡着了，司机说了一声“来了”，把我惊醒。李耀文与另外一个同志走过来，我急忙下车，他介绍说：“这是杨政委。”我上前握手，看得出是向总理汇报时见过的杨德中，我已知道他是8341部队的政委。分头登车后，李耀文对司机讲：“跟上前面的车，去西郊机场。”去西郊机场干吗?我想问但没有说出口。杨德中的奔驰牌轿车开得很快，车速至少八十至九十公里，我们坐的上海牌轿车有点跟不上。我暗暗地感到遗憾，没能再见到总理。
去西郊机场看飞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