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77心存歹毒呈报诈骗，夏天举证沉着申辩
第二天上午，樊婷在跟樊娉交换意见后，樊娉又与解丰商量，解丰表示同意用他们空出的一套房子让夏天暂避风头，看看事态发展。夏天对姐姐、姐夫的大力支持深表感谢。当天下午，夏天收拾了衣服等行装，并将一套有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业务的相关资料放进文件袋准备吃过晚饭后到那套房子里住。
下午五点半钟，夏天的母亲已经将一家人的晚饭煮好，就在一家人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响了，樊听一看来电显示，又是那个黄警官的电话，便拿起电话，说：“你好，请问找谁？”
黄警官并没有亮出身份，说道：“夏天在家吗？”
樊婷说：“他出去了，……”
黄警官警觉地问：“他是出差了吗？”
樊婷说：“那倒没有。今天早上出去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黄警官松了一口气，问道：“你是夏经理的爱人啊？”
樊婷说：“是啊，你有什么事？”
黄警官说：“我是公安局的小黄，他回来了请你转告他，明天早上九点钟，请他到一趟经侦局找我。”
樊婷说：“好！他回来后，我一定转告他。”
在一旁听着电话的夏天待樊婷放下电话，马上说：“不吃晚饭了，立即走！你打一个电话给夏芳，叫她把母亲接去住一段时间。”
于是，樊婷打通了夏芳的电话，夏芳在电话中反复追问：“出了什么事？”
樊婷说：“你下了班来一趟，有事商量，你听懂了没有？”
夏芳不情愿地应承着放下了电话。
夏天根据夏芳在打电话时的表现，迅速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要她于“当天晚上开始，接母亲去住一段时间，见条如见人，勿误。”云云。写完后，交待母亲说：“最近一段时间，家里有事。你呆在家里不方便，要到夏芳家住上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会接你回来。”
说完后，夏天来不及吃晚饭，随即将电脑和准备好的行李往楼下搬，并送到轿车上，开车来到深圳中学旁的居民区住了下来。当天晚上，夏天停用了原来的手机，到商店买了一个神州行的不记名卡，作为新的联系号码。
第二天上午，公安经侦局的同志看到夏天并没有主动前来，便往夏天家打电话，也是没有人接。于是，经侦局的办案人员疑窦顿生，马上派出三名干警到夏天家探看究竟，发现家里没有人，便到原来掌握的随意来花店探听虚实，并将车停在花店旁边不远处。他们看到樊婷在店里忙忙碌碌，就是不见夏天的身影，三人交换着看法：“俗话说：‘公不离婆、秤不离铊。’我们就盯紧了樊婷，不怕夏天不露面，到时候把他带到局里问话得了！”
到了十点半钟，一直忙碌着的樊婷也发现周围有人老是盯着花店这边，但就是没有前来搭讪,估计与夏天不去公安局有关。樊婷有意离开花店，这时，两个男人总是隔着数米远跟着。樊婷灵机一动，往回走了几步后，旋即迈进了邮政储蓄所的大门，走进大户室。后面跟着的两个男人便守在门口。
在大户室里的樊婷心里想：这也不是办法，要甩开他们。于是，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姐姐樊娉，樊娉闻讯，马上拿着手机就往邮政储蓄所赶去。到了大户室，听了樊婷的叙说，给樊婷壮胆说：“他们跟踪我们没有理由的，我们又没有犯法。这样，利用我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特点，玩他们一把：我先出去，往笋岗村方向走，走到笋岗大厦再回来；我走后，你才出来，往笋岗派出所的方向走，看他们不傻了眼！”
就这样，这同胞姐妹俩依计而行，樊娉先离开邮政储蓄所往笋岗大厦方向走去，盯梢的两个男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哪知道前面的女人兜了一个大圈又走回笋岗街道办事处的方向。
而此时，在外人看来相貌酷似的樊婷已经到了笋岗医院，买了一点成药后折返笋岗街道办事处。后来，姐妹双双在樊娉家吃午饭，商量对策。
她们决定：夏天在深圳还是不安全，要走远点，下午就要到梅县去。吃过午饭后，解丰负责送他到了布吉关外坐客车直奔梅县。
而樊娉则打电话告诉老家的父亲，说：夏天遇到麻烦，要躲一阵，避避风头。
樊婷的父亲樊吉祥，是个离休后享受厅级老干部待遇的老同志，与深圳现职的市委主要负责人和纪委主要负责人都认识，有的曾经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在电话里听说女婿出了事情，也不知事大事小，性质如何，处于一种隔山吊炮的朦胧之中，要帮忙也要理清头绪才行。于是，在家人的鼓动之下，迅速由小儿子樊辉开着一部公安轿车，直奔梅县火车站，并等在月台上守候过往列车。在当天下午三点钟，坐上了京九线的过往列车往深圳而去。
却说深圳这边，当天下午两点解丰来到夏天的临时住处，转述了樊婷姐妹的意见：马上要到梅县去。并将三万元现金、一套商品房钥匙、一个刚买的联通手机卡交给夏天。
夏天问道：“有没有那么夸张？我的原意是避开他们就行了。”
解丰说：“听说今天上午樊婷被人跟踪，她们商量了一个中午，才决定的。还说你今天上午的手机卡不能用了，用这个新的。另外，岳父也到了梅县，晚上到深圳。”
夏天对离开深圳有点不情愿，但解丰还是要求送他出布吉关。夏天对他说：“我这部车就不要开回住宅区了，车牌他们很熟的。就放在这里。钥匙给你。”
夏天捎上行李和公文包，坐上解丰的车，来到布吉关外，准备坐客车到梅县。当时正值“非典”传染病突发时期，很多人都戴着口罩。跟平时不一样，在“非典”时期出了关的客车根本不愿在路上拉客，担心因为贪这蝇头小利，万一染上非典而丢了性命。
夏天等得不耐烦了，对解丰说：“我看还是回去，我开了轿车赶到梅县。自己更主动，不会有什么事的。”
解丰想想也是，于是开车入了布吉关，回到东门住宅区的停车场，与解丰道别后，开了自己的轿车出了布吉关，走深汕高速公路，准备经新开的揭梅高速公路直奔梅县。
当天下午，樊婷依旧到花店看看，看到先前停着的那部车还没有走，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处理着鲜花。不一会儿，樊娉打了一个电话给她说：“已经出关，一切顺利。”这就暗示夏天已经离开深圳。
大约四点钟，停在花店门前不远处的小车稍无声息地撤走了。
樊婷看到花店周围没有什么可疑人等，交待了罗小丽一声，也就回到了樊娉家里。她在闲着没事的时候，试着给夏天的新手机卡打电话，但总是不能打通。为此，樊婷渐渐担心起来。
却说夏天开着轿车走在自己已经走过几趟的深汕高速公路，心情也不是很坏。当到达鮜门的时候，夏天看看时间还早，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便给汽车加满了油，继续赶路。
当小车开至将出陆丰地界快要到普宁境内时，夏天按照解丰分别时的提示，放慢车速，在寻找深汕高速与深揭高速的分路口，然后顺利往右拐，往揭阳方向开去。
话说这条从深汕高速公路的中间接出到揭阳、梅州的高速公路，当时还处于分段开通的试运行阶段，没有全线贯通，晚上八点多钟，夏天到了揭阳市区，按照指示牌下了高速公路，在市区里一边往北开着，一边找寻往梅州或丰顺的路标，就在市区兜圈子的时候，风声、雷声大作，不到十分钟，下起了倾盆大雨。一时间，市区的低洼路段开始“水漫金山”。此时，夏天正开在一个转圆盘路段，已经兜了两圈，还没有找到路牌，在大雨漂泼而下的情景下，不方便下车问路，就这样兜来兜去，有点分不清南北了。无奈之下，夏天顺着圆盘往右拐向一条大道，再慢慢靠右在一间还亮着灯的商铺门口停下车，打开车门趟着近乎齐膝深的积水飞快地跑到商店，买了一瓶矿泉水，问了路，店主告诉夏天：“还要拐出上一个路口直走，就可以找到揭梅高速在建中的入口了。”夏天多谢后跑回车上。
这时，他己经像个落汤鸡似的全身被雨淋透，皮鞋里灌满了水。他干脆脱光了上衣，倒出了皮鞋里的水重新穿上后，继续开车赶路。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夏天已经开到了丰顺猴子岽隧道，他边开车边想：这就是我在小时候听叔公讲，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打到了这个山脚下就往回撤的猴子岽？也不见得这山有多险峻,当年日本人没有打到梅州拿下迁至梅州平远县的战时广东省政府，看来是另有隐情，不像叔公吹嘘的那么回事。
夏天的手机一直开着，但是，谁也不知道这联通卡在使用前要先激活。因为这，在深圳的樊婷几次打夏天的电话都不通，心里的想法颇多：有可能信号覆盖的问题，有可能在路上出了安全问题，或因为开着大家熟悉的车被公安盯住了也有可能，……总之，焦虑一直困扰着她。
就在夏天开着轿车以时速140公里的速度风驰电掣般穿越猴子岽隧道的时候，樊婷的父亲樊吉祥也由解丰从深圳火车站接到了家里。他的气还没有喘匀，樊娉、樊婷姐妹便东一句、西一句地叙说事情的经过。老父亲没有来得及说上宽慰的话，樊婷又说了一个下午联系不上夏天的事，话还没有说完，这位上午面对公安盯梢人员还妙计迭出的坚强女人，也许因为见到老父亲的原因，竟然两眼一酸，泪水便像断线的珠子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掉。继而边哭边说：“十有八九，他在路上被抓走了！我都说了不要开车去，你们偏不听！”
这时，她的父亲和解丰不停地安慰也没有多大作用，仍是一个劲地把心里的焦虑哭将出来。过了一会儿，樊吉祥与解丰商量了一阵，从时间推断，夏天应该到了梅县境内。于是，解丰打通了梅州市人民政府秘书处一个副秘书长的电话，查看夏天会不会到他比较熟悉的市委第一、第二招待所下榻，有了消息马上告知深圳方面。
对方答应马上落实。
却说第一次走这条高速公路的夏天，不到十一点便下了揭梅高速，停靠在旁边穿上上衣。这时，一个新的问题来了：这梅县以梅江为标志，走出收费站后不知道身在江南还是江北，便慢慢的看着，一会儿，看到了梅江桥，他便将车开到桥上问了收费站的服务员，服务员说：“你都傻的！不过桥就是江南。这样吧，你在桥中间那里拐回来，不收你的钱就是了。”
夏天谢了一声，搞清了方位，从桥上退回后迅速开车来到江南二横街小区，小车在院子里停好，上了楼。放下行李后，拿出手机拟给樊娉家打电话报平安。这时才发现，这个联通卡还不能用，夏天想：“难怪下午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有！”
夏天迅速下楼，到了二横街对面一家汤粉店，要求煮碗面，顺便提出打一个付费长途电话。店主爽快地开了电话锁，夏天随即往深圳报了平安。这时，深圳方面的家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叮嘱与埋怨之声随之响起。夏天问过岳父的安，对他说：“现在是饭店的电话，不方便多说，明天我再向您介绍详情。”
这时，粉面店的一个老旧八卦钟正慢悠悠地敲响十二下。夏天草草地吃完了面，回住宅小区休息。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夏天便起床、下楼，重新来到那家汤粉点，花三元钱吃了一大碗汤粉。吃过早餐后，散步在街上，看到一家文印店刚往上拉开卷闸门，夏天灵机一动：“如果要向公安局说明情况，而又不被他们缠上，何不在这里写一个东西给他们，叫深圳家里送过去。他们要什么材料就给他们什么，不是更好？”
有了这种想法，夏天重新回到住宅区，看了随身带的资料，认为可以写出有根有据的东西。于是，拨通了深圳樊娉家的电话，与岳父详细地推敲了写一个材料给政法部门的想法。
樊吉祥表示赞成。并在听了夏天对案情的介绍后问道：“会不会有人对你打击报复？譬如你原来的部下？”
夏天说：“就我那两个不成器的部下，想打击我还没有这个本事。”
樊吉祥又问道：“那会不会是胡辉他们搞鬼？”
夏天说：“就事情本身而言，胡辉四面楚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是他和陈山石搭档，很想做出成绩保饭碗也在情理之中。我估计，他们可能与公安局的个别人达成某种默契：若用政法手段收回了呆帐贷款，分多少奖金给经办人。要是这样的话，这件事就复杂了。”
一生正派的樊吉祥听后生气地说：“公安机关怎能这样搞的？没有王法了吗？这样吧！你把材料写好，传真过来，在送一份公安机关的同时，我到深圳纪委走一趟，找深圳纪委书记，也让办案人员知道：他们头上悬挂着一把正义之剑。必要时，我还可以找上门去，跟深圳市委书记聊聊。”
夏天说：“有劳您费心了！我今天下午就写。”
讲完电话的夏天心情还算不坏，拿了相关证件下了楼，开着他的轿车，驶出江南大道，开上了梅江南岸的堤围，把车停好后，站在梅江岸边，在看着梅江两岸的景色。这梅江源自粤赣闽山区的崇山峻岭，山水逶迤而下，到了梅县境内俨然成了一条大江。十年前要是遇到上流山洪暴发，梅县市区必然受涝。而现在，一派与十年前不同的景色尽入眼帘。当年在汛期来临之际苦于抗洪抢险、疲于奔命的沿江大堤已经加固、加宽、加高，并在堤坝的内侧建起了各种休闲设施和便利商铺，从夏天所处的位置看到江北，一排大气的商店与大堤交相辉映。而五月正是多雨的季节，此时的梅江已处于丰水期了。近看江水，碧波麟麟，水流湍急；若把眼睛慢慢往右上方的远方看去，那是往蕉岭、福建的205国道方向，远方朦胧中的云山一色与近江的楼房、江堤融汇在脑海中，就形成了“一江山水向东流，云山一色拥城楼”的美妙景致。
“江山如画！”夏天忘却烦恼，脱口而出。
过了一会儿，他又在心里感慨地想：“人事已非。我现在已经不是十年前到梅县开会，住进第一招待所的金融、经济的论文作者了；也不是经常到当初被梅县人引以为口头禅的‘步步高’银行大楼的常客了。今天到梅县，总是有一种落魄的情结在脑海里萦绕。”
后来，夏天驱车来到梅州火车站。他想：“就在昨天下午，七十岁高龄的老岳父还在这里坐着警车上了月台，搭乘列车到深圳。而现在，他到了深圳，我却滞留梅州。
夏天想来想去，一种思家的情怀慢慢从心头升起，这时，宋朝李觏的《乡思》，在他的脑海里回荡：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及天涯不见家。
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夏天下决心地说：“要尽快给深圳公安部门写材料，要主动进攻而不能被动防守。我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问题。”
中午，夏天找到了一个小饭馆，吃了到梅县后的第一顿米饭，然后回到住宅区写起了给深圳政法部门的材料。
他写道：
关于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情况的说明
深圳市公安局：
关于深圳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含原深圳湖贝金融服务社）贷款给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我本着尊重历史的角度和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补充说明如下：
一、这是一笔先放款给企业后，才陆续补办公证手续的特殊贷款。
记得1994年6月8日——12日左右的一天上午（当时，我是刚进服务社才一个多月的试用工，我与服务社正式签订用工合同是1994月9月1日），服务社庄宇总经理召集秦现虹副总经理、办公室王抗日主任、人事部陈士清主任、营业部张经经主任及三个二级信贷部的经理（一部徐东海、二部夏天、三部卜一定）开会。庄宇说：“现在服务社的存款是2.5亿，而贷款才1.5亿，如果过几天，我们把安延汽车城公司的贷款还掉3000万元的话，就剩下一个亿的贷款了。这样，我们多出了那么多的存款要付利息，而能够收入利息的贷款才一亿，这样算下帐来，我们就要亏损。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向股东交代，我们的饭碗也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最近几天全社的大事，大家都要想办法找到能够消化大额资金的贷款大户来，供服务社选择贷款。”并要求大家首先从最近找过服务社，而双方因利率谈不太拢的客户中，尽快联系前来洽谈。服务社可主动降低利息（由原月息2.5分，可降到2.3至2分不等）。而三八股份公司正是当时要求借3000万元以上贷款，因嫌利率高而不愿意贷款的客户之一。服务社第二次找他来谈时，他直接到庄总办公室，我和办公室王抗日主任参加。庄总说：“我始终对你们公司邵先娘的事迹情有独钟，现在天天看香港报纸对她的事迹的连载。陈总，你能不能引荐一下，请她当我们服务社的高级顾问？”
陈善为回答说：“我可以介绍她跟你认识。但是，她最近很忙，整天都在美国忙布点的事，我会跟她联系。”
谈到贷款，陈说：“平心而论，两分三的利率也是高的，……董事会研究同意，我才来办，不然，我个人不冒这个风险。”
谈到借款金额，他要求：“我们的房产证，一般做3000万元贷款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用不了那么多，现在的合同就签1500万元，在1500万元中一时还用不了那么多，最需要的是800万元，剩下的第二期给我们。”
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就是这样一拉一拢一担心（担心资金放不出而亏损）、双方各有所需的情况下特办的。请看：1994年6月13日签合同，6月16日放款出帐800万元。6月20日上午市人民银行前来查帐，到了6月28日，人民银行黄金银带领工作组宣布服务社停业整顿，停止一切贷款活动，并由人民银行沈东平科长接管了所有客户的贷款资料。而这时，该笔贷款还没有来得及办理公证手续（注：公证手续是人民银行审查完后，于94年7月1日由信贷员欧忠诚会同三八股份公司人员到罗湖公证处办理的）。
当沈东平检查到绝大部分抵押贷款都没有办好手续，如岸尾经济发展公司以10平方公里的土地抵押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贷款1.8亿元，连红线图都没有；作为78辆组装轿车抵押只有出厂证放在服务社；第三者存单质押连质押声明都没有等，他感到十分吃惊。有一天晚上，庄宇总经理、秦现虹副总带着我去见人民银行肖效前副行长。肖听介绍说，我是服务社信贷人员，便把我当成上述贷款经办人，骂了一个晚上。事后我想，幸好三八股份公司还拿来了《房地产证》，已经锁在营业部的铁柜里，还算比较完善。
这以后，三个信贷部忙着补办贷款手续。包括：贷款呈报表、审批表、借据，甚至是营业部的帐和凭证及公证手续，力求能完善多少算多少。
市人民银行于1994年7月12日向深圳湖贝金融服务社下达《稽核问题确认书》，对上述信贷质量的核心问题作了完整的描述，并要求整改。服务社于1994年7月13日后向市人民银行上报《关于对〈稽核问题确认书〉的确认说明》，并在忙了几个月的补办工作后，两次向人民银行呈请《关于我社整改情况和恢复正常贷款业务的请示》等多份文件。
现回过头来看，当时所补办的增加抵押，更换担保，完善手续的各项努力，多数在向法院起诉时，被判不予支持，风险依旧。仅仅起到市人民银行同意复业的作用。
毋庸置疑，如政法部门到市人民银行调阅这三份文件，就能确认当时湖贝金融服务社的“先出帐后完善手续”的事实，和抵押物普遍没有的所谓抵押贷款。同时也能表明，这是服务社和借款企业的共同行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服务社领导人在1994年6月8日前已经知道特区人民银行拟对该社采取停业整顿的措施，而在6月中旬集中放贷，导致近10个企业突然的、很意外的取得了贷款。我再提供一个佐证，市中院审监庭于98—99年间，启动“宝安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与湖贝支行的贷款案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卷宗内包含庄宇在内的近10人的询问笔录，可以确认上述事实。
二、市民银行湖贝支行与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谈判时断时续，最后不欢而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社赖以放款的一年期存款在95年3月起逐步到期，而贷款又难以收回，服务社面临巨大的支付风险和社会问题。如何拿出大笔资金去高价购买定期存款成了大家头痛的问题（每1000万元存款大致要额外支付150万元利息差额）。当时，想方设法把这种额外利息转嫁给旧贷款户承担，成为服务社负责人和信贷人员每天的中心工作。这种叫贷款户组织存款保服务社开门的做法，旧贷款户心里是不愿意的，旧贷款户都会谈些条件，要求增加新贷款以解决买存款的资金来源。
1995年6月30日，湖贝服务社邀请三八股份公司到服务社面谈协助组织存款和一揽子解决建设三八大厦资金的中长期贷款计划。1995年7月10日，庄宇带着我和卜一定到总行请示，得到明确答复:“……如果对方能出《存款承诺书》，可以做。”
1995年7月20日，服务社庄总、秦副总、陈副总、赵顾问和三个信贷经理、人事部陈主任、办公室王主任，在庄总办公室开会，三八股份公司的陈善为总经理来到后中断会议，服务社与三八股份公司现场签订贷款4000万元的中长期贷款合同。条件是：还清所有旧贷；三八股份公司出具承诺书引进一年定期存款6000万元（续存一年）；并保证如贷款到期未还，存款继续保持在6000万以上，存贷比保持70%。
应该强调指出：这份合同是庄宇总经理在任内请示市民银行总行得到同意后签订的。并按照总行的补充要求，湖贝支行要求三八股份公司开具承诺书。后者按银行的要求开出了落款日期为1995年7月19日的对上述组织存款的承诺书。
合同签订后，三八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到服务社找到陈作业，陈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对方问：“贷款合同是不是真的？”陈说：“真的。”对方表示：“以后合作机会很多。”第二天，三八股份公司的兄弟公司——海外运输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行四人也来到我办公室，问：“是否属实？”我告诉他们：贷款合同是会议上签的。
这份由服务社老班子定的《合同》，也得到了市民银行接管湖贝服务社后的新班子王显耀总经理、陈作业副总经理的认同。王显耀同志在该合同的下方写道：“附：每笔贷款实际贷放，另行办理逐笔核贷手续。”
作为引进存款的启动资金，1995年8月4日新贷350万元。在贷这笔款时，三八股份公司已经为服务社引进了一年期存款3300万元。按原计划，第一期必须贷款1500万元，而最后只取得350万元，这数额比当时市场引进3000万元定期存款的利差成本还少100多万元。这样，引起三八股份公司内部的极大不满。有一天上午，陈善为在行长室里，当着大家的面对王显耀说：“邵总说我在湖贝办傻事，存款进去了贷款出不来，被服务社（湖贝支行）骗了，王行长，你说我怎么交差！”
在这里，人们会问，为什么有一个4000万元的贷款合同，又还有其他合同呢？前者是湖贝支行准备跟三八股份公司长期合作的中、长期贷款合同，接下来是具体的分项合同。那么，1500万元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1995年6——7月间，市民银行已经接管了湖贝金融服务社，原员工被市民银行列为考察对象，我和徐东海暂定为信贷科临时负责人。此后，新班子王显耀、陈作业不断以口头和书面方式请求总行解决三八股份公司的贷款，以引进存款保开门。总行行长古丁力和信贷处长冯老刀口头答应后，派信贷处三个科长易木子、张鱼、汪余及万中易、罗联山等6人会同三八股份公司的陈善为等人，加上本行陈作业、夏天等实地到南山窝五达公司地块查看。回来后，支行陈副行长（副总经理）授意尽快呈报贷款资料。在呈报表上，信贷调查员为刘爱华签字，信贷审查员：汪洋签批。在信贷科长栏，签注落款为：“支行信贷临时负责人：夏天、徐东海”。由于表格上没有副行长批示栏，陈作业副总经理在表格的右上角写道：“在解决旧贷款的问题上，该客户基本上配合，抵押物所处的地理位置尚可。……待其引存的3000万存款到位后（注：实际已到帐3300万元），同意发放贷款1500万元人民币，同时归还旧贷款1040万元人民币。”据此，王显耀在行长栏批示：“同意贷款1500万元，同时归还旧贷1040万元，报总行信贷处审批。王显耀/95年10月20日”。
本来这样也能缓解支行与三八股份公司的紧张关系，但恰逢这时，市民银行的各项存款发生急剧下降，全系统出现严重的经营风险。于是，总行明令各透支的支行停止发放新贷款，呈报表由刘爱华到总行取回。这就给湖贝支行造成了非常难堪的局面：三八股份公司认为：这是湖贝支行的弃约行为。而湖贝支行也自知理亏，两个行长好长时间不敢跟三八股份公司打交道。
综上所述，如果说湖贝金融服务社当初拉三八股份公司来突击贷款是为了减少自己的亏损而寻找资金出路的话，那么，后来湖贝支行拉三八股份公司来贷款就是为了自己保支付不至于关门的一种行为。当然，由于总行的原因，客观上起到了银行骗企业的效果，导致银企关系紧张。
市中院的判决书指出，湖贝支行与三八股份公司的借款行为受法律保护，应予支持。抵押不实，其主张不予支持。所以，借款本身不是诈骗。而且在没有办理公证和抵押手续时，就已经贷到了款。
法院判决后，我找到同是与五达公司合作建大厦的某企业财务人员了解情况。他说，几家企业合作建大厦是事实，但超过了时间建设资金仍然不到位，五达公司便不买帐了。
三、几个问题的说明：
1、三八股份公司是由政府有关部门辗转介绍到湖贝服务社洽谈业务的。它成为支行客户后，本人从来没有捂盖子的情况，与其他客户一样，在管理上采取定人定岗、定期轮换的管理办法，积极催收贷款本息。管理过该公司的信贷员有：欧忠诚、刘爱华、高友华、张波、黄华林、乔一族、舒光荣等人。依法清贷后，仍然想办法清收。
2、关于逾期放贷的问题。市民银行成立初期，存款与贷款的实际利率倒挂，总行信贷处长冯老刀曾在会议上说：“不要什么贷款到期都展期、都借新还旧，有些可以让它逾期，再据合同多收20——50%的利息。”湖贝支行当时考虑自身保开门的特点，实际执行利率时书面确定少收一部分愿补存款的旧贷款户的逾期罚息，以组织存款。这种办法能被老贷款户勉强接受，并在96、97年度为湖贝支行组织了一亿六千万的定期存款，从而度过了支付风险。当然，贷款逾期率是高了一点。
3、管理重要档案的人员：
管理一级档案（即房产证、存单、股权证）人员：服务社时期是刘英桂；银行时期：营业部。
管理二级档案（贷款资料）人员：服务社时期是刘英桂（其地位在三个信贷经理之上）；银行时期：汪洋。
以上档案，尤其是一级档案，未经行长批准，一律不得调出，故贷款出帐后，房产证的情形我是不清楚的。
4、本人郑重声明：我在湖贝支行（服务社）履行岗位责任期间，从未向三八股份公司谋取过个人利益。甚至从未受邀吃喝过（仅有一次工作餐：三八股份公司邀请湖贝支行查看其房地产项目时，我行陈作业和我看了一个上午，至中午2时才回到市区，在武警医院旁的饭馆吃了一个午饭）。我既不欠三八股份公司任何人情和债务，也不存在与三八股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谓“内外勾结”办贷款的情况。我对所有贷款户的管理是开放的、认真的。并鼓励专管信贷人员发挥创造性，一有问题，立即双线上报：在向我报告的同时，将情况直达行长。
四、坦率地说，我对市民银行充满感情。市民银行成立后，我侧重从事“两清”工作，上有行长，下有信贷人员，但我充分发挥才干，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受到系统上下的肯定和支行党内、外群众的普遍拥护。总行于1997年7月和1999年7月两次表彰我为市民银行优秀共产党员；并被表彰为1998年度市民银行先进工作者。
1999年下半年，当支行新任行长准备不用我的时候，我曾经在1999年冬《给黄鹿行长的信》中，谈到我不计较个人恩怨为市民银行工作的态度，以及人民银行、市审计局、市民银行对服务社（支行）贷款的稽核结论及文号。据说，当时黄鹿行长将我的信批转给总行副行级以上干部传阅。2000年1月26日，湖贝支行写了《夏天同志离行有关事宜》的文件，要我签字。该文件称：“……此后夏天同志与市民银行无任何关系和经济纠纷。”并盖上了市民银行湖贝支行的大印。
我要特别指出：如果有人把旧贷款收不回的责任推到我头上，或者戏弄法律，编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栽赃陷害，我坚信深圳的政法机关会还我公道和清白的。这个所谓的“案子”，不论弄出多少似是而非的假象和离奇古怪的“证词”，我想，清者自清，人们将会看到我在三八股份公司贷款的管理上，以及个人品行上，都是过得硬的。也不难发现一个为市民银行的生存而辛勤耕耘了六年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严谨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当然，还有高风亮节与宽广胸怀。这也是我在信中轻声问市民银行的黄鹿行长：对市民银行来说，我是否成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人的初衷。
我十分愿意尽我所能配合政法部门查清事实真相，还我清白。就像我过去积极支持中纪委、兄弟省市政法机关和市内公安机关所做的一样。我表态：判断问题是与非之根据的材料，你们如有需要可来电来函向我索要。但我也向你们建议：作为国家公安机关，不应过深地介入同样是作为公司法人地位的各商业银行的清收呆帐贷款的日常工作。清收旧贷款，也许是现在的市民银行领导班子仍然要支付的一笔学费。我想，查找湖贝支行贷款户资产，挖掘潜在资产项目，以实现清收效果，应该找像陈作业等仍在市民银行的知情的同志。陈作业是在湖贝支行职务较高，在职时间最长，且利用人民银行影响监督贷款项目，甚至可以一票否决贷款的人，对三八股份公司也非常熟悉。
在此，我还要特别提醒公安机关：应该倍加珍视和维护我辛勤劳动的义务和权力，因为我上有73岁高龄的、而且生病的母亲，要靠我日出而作的劳动供养。
谨此函达！
抄报：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夏天
2003年5月17日
文章写好后，夏天秉持一贯的怀疑态度审视了两遍，觉得已经将公安局的问话提纲的核心内容囊括在文中。便将文稿放进公文包里，匆匆下了楼,来到早先看到的江南大道旁的那家文印店，请店老板尽快将文稿打印存盘并发传真到解丰的公司。随同传真的还有一张夏天自己画的如何找到公安经侦部门及案件经办人的路线图。
话说深圳收到传真的当天晚上，樊吉祥、解丰和樊婷、樊娉姐妹阅读了传真，详细推敲后认为并无不妥，决定明天就派人送到公安局去，而给纪委的则放后一步，看事态发展再斟酌送与不送。与此同时，将传真件下方的“抄报：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覆盖后再行复印数份。
第二天，这份材料被送到了深圳市公安经侦分局黄警官的手上，他在详细看了该材料内容后，觉得能与最近几天调查的结果相互佐证，便放进了案件卷宗。以便供处长审查时作判断。
而远在梅州的夏天，则于当天下午由在梅州市公安局工作的、资历不低的干警樊辉亲自开着夏天的轿车，经205国道，再拐向乡间小道到了平远县城休息，不提。
在经侦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带着近视眼镜的李景宽处长正在全神贯注地审视着部下送来的有关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涉嫌诈骗立案前期的调查摸底材料。
他看完后陷入了深思：在金融领域，这几年是各种经济案件多发的时期，如果以一年365天平均接警来算，一天还不止一宗，几乎让经侦部门忙得不亦乐乎。有些银行简直拿报案当投诉用，像市民银行的建华公司贷款案，一会儿报诈骗案，一会儿又撤案；过了几个月又报上来了，简直让人捉摸不透。就说市民银行系统吧，这几年没有少折腾，少说也报了上百个诈骗案，有的案情还真是匪夷所思、扑朔迷离。
上个月，陈山石送来了这宗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所谓的金融诈骗案，好在我们经侦部门调查方案做得细,半信半疑地罗列了三十条调查提纲，通过半个月的调查摸底，接触了两个贷款经办人，走访了公证处、国土局，一轮调查下来，发现了与陈山石当初讲的不少不符点：
首先，这是一宗经深圳中院判决并生效付诸执行多年的贷款纠纷案，而市民银行在报案时有意瞒住了这一层。
深圳中院的判决书在引述抵押方的答辩词云：“被告五达公司辩称：我公司并没有给三八公司出具任何抵押贷款担保有关书证，抵押声明书是假的、无效的，本案是一起经济诈骗案。原告和三八公司给我公司造成的不良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要求原告和三八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而法院的结论性意见是：“……抵押贷款合同（1500万元）及其补充协议（增贷350万元），实际上是两份独立的贷款合同，两份合同均有效，……原告要求三八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五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五达公司要求原告及三八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但未提出反诉，本院不予审理。……”
这份判决书是于九七年三月下判的，而当年市民银行既没有被抵押人引入经济诈骗案的套路上向公安局报案，也没有提起上诉，而是选择了申请执行。难道市民银行法律处那帮专家是吃稀饭的？而事隔六年之后的今天，才报诈骗案，有点耐人寻味。
其次，该案的焦点是：在签订了合同后，没有办理任何公证和抵押登记便取得了贷款，而事后补办手续也不是湖贝支行报案时说的那样，由夏天一手办理，而是另有其人，夏天根本没有去国土局参与此事。
第三，银行贷款给三八公司，显然另有所图：要求三八公司组织6000万元定期存款，以摆脱银行自己的困局。这说明：是银行与企业为了各自目的，互为利用的关系。
第四，看来夏天其人也不像想象的那样，悄无声息地离开市民银行的。他作为市民银行的优秀共产党员，专门留下了手笔，而且让市民银行的行长、副行长们都签了字。这说明，夏天也不是等闲之辈。从夏天写给政法机关的《说明》来看，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软中带硬、棉里藏针，对我们经侦部门提出了忠告，这点不能不引起高度注意。那种在办案过程中，帮企业和银行收回了债款，就有相应的办案费或奖金的想法和做法，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李景宽处长从座位上站起来，继而理出了头绪：“全民控股企业向银行贷款……，帮银行组织巨额定期存款……，判决书的表述与生效判决，正处于执行阶段的经济纠纷案……，当事人的证词……，夏天给市民银行领导的信……，优秀党员与市纪委……，以诈骗立案与追收呆帐贷款的有机统一……，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
后来，这位在经侦分局有儒将美誉的李处长，将右手夹着的一支烟，放进了嘴里，猛吸两口，吐出了几个烟圈后，把手中的香烟放到烟灰缸中掐灭，果断地说：“冷处里，暂不跟进。”
几天后，夏天了解到樊婷因对事情的进展摸不着边而产生了焦虑情绪。于是，利用一个晚上时间，从平远打电话向庄宇了解：经侦部门因为三八股份公司的案子跟他联系过没有？庄宇的回答是：“没有。”
然后，他又挂电话到王显耀家里了解情况。出身于政法战线的王显耀听后，很热心地问：“经侦分局谁管这个案子？”
夏天说：“也不知道他们的头是谁。但负责调查了解这个案子的年轻人倒还是中规中矩的。我估计市民银行内部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报案，或许为了捞取清收奖金或者政治资本。”
王显耀说：“我们的两个部下李朝阳和任尔为，只有李朝阳管这摊事，任尔为分管安延公司的清收。他们现在也是走投无路，要收回一万元来都比登天还难。”
夏天说：“有那么难吗？如果真是这样，倒让我想起了最近读明史时记住的一句话：‘自崇焕之死，边关益无人理，明亡征已矣。’哈哈！”
王显耀说：“是真的。这几年，市民银行问题不小，申一枫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有捞到什么政治资本，不得不到了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去当副董事长，这头好斗牛跟美国人斗去了。你看，就这么几年，实践证明：他搞的那一套不单是害人、害银行，而且害自己，完全是行不通的。”完了，他又说：“你这事，我看十有八九是胡辉、陈山石好出风头搞的鬼。”
夏天说：“我也是这样揣摩，就让他们折腾去吧！谢谢老领导点拨。你要多保重啊！”
话说此时的王显耀已经被市民银行新班子重新起用，任命为一家支行的行长，刚刚结束他被申一枫恩赐的“高级经理”任期。
夏天有了基本判断后，给住在樊娉家的岳父樊吉祥打电话，请他按照自己所述做好樊婷的思想工作。
夏天在电话里说：“阿爸：我今天要说的几点都很重要，你听了消化后，再跟樊婷讲。我要求，大家的思想一定要统一到我的观点上来。第一，虽然这件案子可能会搞得很复杂，但是我一定不会有事的。对于这点，你们一定要有信心。公安局、法院可以以渎职罪判当事的银行员工的刑责,但是不可能以参与诈骗活动入罪。为什么呢？经济诈骗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而我不但没有得到三八公司的任何利益，而且真金白银借出了20万元给它用于他们的工人发工资，这是该公司在银行帐上有记录的。日后万一在立案阶段，公安局对我采取强制措施，而到了法院判案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翻过来的。第二，我要家里分别保管的材料，就是日后脱罪的根据，家里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譬如：材料要不要提交给政法部门？哪些材料要提交？提交给哪个政法部门？什么时候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是给原件还是复印件？等等，都是很有学问的、很严谨的，一定要听我的。总之，现在就是要保管好。第三，我之所以避开公安局，主要是对公安局的意图没有搞清楚，避免他们的过份纠缠。如果他们心无杂念，专心判案，那么，我写的那个东西送给他们了，就可以搞清楚是非了，充其量再要求补充一点证据就能过去；如果他们利用判案的机会要捞取银行清收两呆贷款的巨额奖金,那么，在冠冕堂皇的表象和借口下，这事就会很复杂。我不是对公安干警没有信心，说实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这点，不能不防。第四,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保持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万一深圳公安局有关人员明显表现出借办案之机牟取个人利益，甚至违法办案，此时，我们要毫不含糊地把事情亮到市纪委、市委乃至省里，要求对当事人严惩不贷，绝不妥协。这时，你老人家要在第一时间约见深圳市纪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把问题摊到桌面上。第五，事实上，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纠纷案，连公司诈骗案也不成立，充其量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有两点：首先，无论是当年的庄宇、陈作业班子，还是后来的王显耀、陈作业班子，都对三八公司有着很深的偏爱，究其原因，就是银行不得不求助于三八公司组织存款，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其次，正因为如此，当银行把三八公司推向法院的时候，作为被告和抵押方律师的申公豹反复说：‘这是一宗经济诈骗案，要求依法予以刑事立案。’但是，法院并不这样认为。而市民银行的法律处的那么多律师和专业工作者，也不为所动，既不认为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是诈骗案，也不对抵押无效提起上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没有根据说这笔贷款是因为诈骗才放出的。我可以这样说，在依法处理整个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案的过程中，在原则上我都是回避的。而现在的湖贝支行的副行长陈山石也知道，法院一般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刑事的已经追加刑事处置，或者刑事优先，立案再审。一旦民事判决生效，才节外生枝说该案是诈骗案，通常是不能容许的。而这个案子，法院于1997年初下判，已经执行了六年，市民银行眼看没有抓到什么财产，才向公安局报诈骗案，是不行的。第六，现在看来，若政法机关判我们这些贷款经办人的渎职罪，看来也是不可能的。我刚刚与庄宇通了电话，公安局并没有就三八公司的问题与他联系。而他是法人代表，要说渎职的话，他首当其冲。若他都没有事，我这个信贷经理上有当法人代表的老总，下有经办信贷员，加上还有银行与企业本身的奥妙在里面，所谓‘渎职’，便不见得有我多大的责任了。”
樊吉祥静静地听完夏天的叙说后，对夏天说：“好，你这样一说，我心里有底了。你放心，我会做小婷的工作。”
夏天说：“这几天还是要提醒樊婷：注意家里的电话，看有谁打进来。必要时拨回去，看对方怎么说。”
樊吉祥说：“你放心，深圳这边一切都很好，生意也在继续做着，今天还说插了四个花篮，包了几束花。罗小丽也确实帮了大忙，不错。你自己多保重。”
夏天说：“谢谢岳父鼎力相助。挂了？”
“挂了！”樊吉祥放下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