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千年容颜初露
神秘坚固的石门挡住了大家行进的道路，无奈中，考古人员再度钻入幽暗的墓穴深处探测隐情。奇妙的破门之术，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发现丝缕玉衣。基主露出千年容颜。一件镇墓之宝出世，千年隐秘即将揭开……
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
当墓内前室和左右耳室的工作行将结束时，考占人员便开始策划后部各室的清理工作。
同前室的情况基本相同，后室的入口处也安装一道大石门，石门紧闭，不留一点缝隙，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众人通过观察发现，这道石门与前室第一道石门的结构相似，即两扇石门的卜下门轴都加有铜器件，只是这些铜器件锈蚀严重，且两扇门板被铜锈蚀成一个整体。有几名队员试着推动石门，但任凭他们怎样用力，石I' 1就像山中天然凸现的石头，纹丝不动。这后边到底用何种器物和形式将此门封住，队员们心中无数。按照常规，这道石门理应采取第一道石门的封闭方法，也就是用长条石柱作顶门石，以此让后来者无法进入。然而这第二道石门难以用人力推开，而后室的顶部又牢牢封死，并不同于前室多有裂缝，可供入从缝隙中钻进钻出，以此窥视里边的景况，要想进入后室，看来只有在这道石门上做文章。
经过仔细观察，考占队员陈伟汉看出了一点门道，他发现石门下方的一段石制门槛有些松动，若先将这段门槛移开，对整个石门的打开或许有些帮助。这个建议在得到发掘队领导认可后，几名队员开始实施起来。陈伟汉的想法的确有些道理，由于石门槛并未和其他的建筑物紧密相连或叠压，且又有些松动，故考古人员未费多大力气就将其移出了原来的位置。当这件工作完成后，石门脚下便露出了一条约有10厘米高的缝隙。这条缝隙的显露，无疑为打开整道石门创造了条件，考古人员找来几根木棍，沿着门槛空出来的缝隙伸进去，并用力向上撬动。与此同时，几名队员双手按在石门的中上部用力推动，企图以撬与推相结合的方法将石门打开。但是，不管队员们怎样用力，石门依然纹丝不动，当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有些灰心丧气时，考古人员黄淼章提出了一个用液压千斤顶放人门下工作，或许可将石门顶松并有可能打开的设想。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发掘队的麦英豪、黄展岳等人只好决定按黄淼章的想法一试。很快，液压千斤顶从广州一家机械厂借来并按计划施行，令黄淼章以及众人大为扫兴的是，千斤顶的使用仍然未能把铁板一样的石门移动分毫。至此，一个开门人室的事情变得棘手、复杂起来。
“大活人不能被一泡尿憋死。来，大家都到工棚里去，一是喝口水休息一会儿，再就是研究一下我们到底该怎样把这扇顽固不动的石门给打开。”面对眼前久推不开的石门，麦英豪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大着嗓门对大家哈喝起来。考古人员陆陆续续钻出墓室，来到工地临时搭起的席棚内，一边喝水，一边为打开石门出谋划策。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最后大家感到要进人后室，可行的有如下三种方案:
一、设法打开石门，哪怕是只打开一扇也好，但不能让石门受损。
二、如果石门最终无法打开，可考虑采取当初白荣金提出的大揭盖的方法，工作人员从室顶下去。
三、如果以上两种都不可取或无力做到，可尝试从前室正对石门处开挖一段坑道，工作人员从地下坑道进人，先观察一下内部情况，然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不难看出，以上三种方案，第一种过于虚无，且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至少在较短的时间内，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将石门打开。第二种最容易做到，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如果揭取顶盖石，难免会有碎石、泥土掉人墓室内，在对室内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里边器物的安全难以保证，同时也会破坏墓室的原貌。相对此前的两种方案，第三种当算是上策，这样做既保证了室内文物的安全，又可从此进人后室，将情况了解清楚。经过反复比较推敲，考古队领导决定按第三种方案行动。
正当大家再度振作精神，欲按照既定的计划实施时，却意外地传来第9号台风马上就要在广州登陆的消息，如果台风一旦登陆，发掘工地临时拉来的照明电源就要中断，工地上的席棚以及墓顶上的防护棚也有被狂风暴雨掀翻浸塌的危险。鉴于此情，发掘队领导者决定，暂时停止地下清理工作，所有人员都要把精力用于防护棚的加固以及墓葬外部的保护。于是，众人只得放下惦念着的墓室文物以及打开石门的行动，全力以赴地投人到抵御台风的紧张与忙碌之中。
9月10日下午，台风逐渐减弱，发掘工地中断的电源再度接通，打开第二道石门的方案得以正式实施。
当天傍晚，黄淼章指挥几个民工，先把石门下方西端的一段石门槛移去，又在石门下开挖出一段可容一人钻进钻出的小通道。当这段通道挖好后，为弄清室内的具体情况，麦英豪指派黄淼章、陈伟汉以及国家文物局的李季等3位身体瘦削的人，先后进人后室进行侦察。由于通道极其狭窄，进人的人无法以俯卧的姿势行动，第一个钻人的黄淼章只得仰躺在通道中，头向内.脚朝外，两手攀扶着石门底部，双腿的后跟用力蹬地，屏住呼吸，用尽气力，一点点蹭了进去。紧接着，其他两人也按照黄淼章的姿势和做法渐渐进人室内。
当3人像幽灵一样遁人地宫的后室时，眼前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里面出奇地寂静，寂静得让人心中发慌、发毛、发休。这3人相互拉扶着站起身，拧亮携带的手电筒，开始小心冀翼地观察着面前的一切。关于进人墓室的情形以及当时的心情，身临其境的黄淼章曾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手电在黑暗的墓室失去了原来的光亮，变得十分黯淡，似萤火虫光一样，使这冥冥的地宫，在微弱的光柱下更加神秘莫测。通过观察看到，室内跌落了不少垫石，使本来不算太大的墓室显得有些狭窄。我们置身于这灰暗的室内，一种幽禁的感觉涌上心头，四壁角在向我们压了过来。这封闭了两千年的主室，充满了潮湿腐朽的气味，阵阵阴风徐徐飘来，扑在我们的身上，只觉一阵阴冷，不寒面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定了定神，才轻步进人室内。只见墓主的棺荐早已腐朽，六个安在外停的大铜兽首衔环却仍然完好，只是它们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下，一个个双眼圆瞪，张牙露齿，在手电光的映照下泛出道道令人心寒的绿光，恶狠狠地盯着两千年后从地下冒出的三个不速之客。在棺掉位置内，我们发现了许多玉器，还有宝剑、箭傲等，室东部还有一座大型屏风的铜构件。我知道，这仅仅是墓室中(所藏器物)极少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奇珍异宝还掩盖在泥土和石块之下，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时刻的到来。”
经过黄淼章等人的观察，终于弄清了室内的大体情形，整个后室分为四部分，每个部分独立成为一个室，正中的一室(后被考古人员称为主棺室)两边墙头上的条石有多块断裂落下，其余各室也有断石跌落。铺盖在室顶的大石板多数中间断裂，但裂缝的错位不大，看上去尚无倒塌跌落的危险。就在主棺室之后的贴墙处立有两条石柱，石柱将最后的部分隔出一个小间，里面塞满了陶器和铜、铁等器物。主棺室的西侧，分别有两个小型的石室，形制和前室两侧的东西耳室基本相同，里面同样堆放了珍贵的器物……当对整个室内的情形有了大体的了解之后，黄淼章等3人又移步来到两扇石门的背面仔细观察，借着手电的光亮看得出，整道石门保存完好，同第一道石门一样，这第二道石门的门后，同样设置了自动顶门器，其形状和作用与第一道石门的顶门器相同。3人把门后顶门器的前端慢慢按下去，想以此打开石门，但无论怎样拉动，外边的人如何推移，石门仍无半点活动、开启的迹象。后经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石门的上下轴头布满了绿色铜锈，石门与门嵋石以及门下的石砧早已因锈蚀的缘故而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若能找到一个方法将锈蚀去掉，此门的开启将不再是一件难事。
黄淼章等人观察完毕，沿着门下的通道陆续钻出，将里边看到的情形向麦英豪、黄展岳等作了详细汇报，麦英豪听说石门由于锈蚀而结成一个整体，且只要将锈蚀除掉便可打开的推断后，当即决定让湖北省博物馆前来支援发掘的考古队员后德俊进入后室，作锈蚀清除的试验。
后德俊在湖北省博物馆堪称田野考古发掘的宿将，除对古墓的发掘、清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外，对破锁开门也颇为内行，此次象岗古墓的发掘，他受广州市文管会的邀请，专门来此助一臂之力。现在，面对石门久扣不开的难题，麦英豪想到了他。
后德俊受领任务后，很快找来了钢锥、锤、凿等器械，按黄淼章等人钻人通道的姿势进人后室。就在后德俊进人后室之前，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破锁开门的考古经验，对锈蚀的清除满怀信心，认为不会有大的困难和阻力，而应该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由于门轴与两边石墙贴得太近，只有极小的一点空隙，任他怎样想方设法变换角度，手中的器械依然无法施展应有的威力，试验只好作罢。无奈又于心不甘的后德俊站在后室的门后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想着用怎样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经过一番细致的观察和琢磨，他终于想到了一个用滴灌化学药物除锈的方案。当他钻出通道后，对麦英豪等人说明了刚才试验失败的原因以及新的应对方法。麦英豪、黄展岳以及其他的考古人员听了后德俊的叙说后，认为用化学药液除锈，可能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又不可避免地对石门造成损坏，可谓有得有失。大家经过反复斟酌，决定放弃这个方案，另想办法。
面对如何尽快进人后室发掘清理的当务之急，考古队再次召开全体队员会议，并围绕着是加宽通道进人还是设法打开大门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论证，多数人认为:如将原有的坑道加深、加宽，以此进入入员清理，首先要考虑整个墓室的基础安全，根据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墓室是建在沙质岩上，加上年久日深，墓壁的基础并不牢固，所开掘的通道不易过大过深，而狭窄的通道不但使工作人员的进出极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后部各室都有大块的断石落下，要想清理器物，首先要把这些石块移出室外，过于狭窄的通道是无法搬运石块的。而且已发现的后室中那几件形体颇大的随葬器物，同样难以搬移出来。这诸多的条件限制也就决定了挖掘通道进人的方案不足为取，真正可行的还是要在打开石门上想办法。在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出台之前，考古队领导决定，把石门下那条原有的通道扩宽加深，让韩悦、姜言忠等摄影录像人员先后人内把清理前的原貌拍录下来，接着再派杜玉生、冼锦样两人进人室内测绘位于石门后面的几堆陶璧平面图，然后将一部分陶璧暂时起取，为打开石门腾出一块工作场地。
当上面的事务按照事先的设想和要求处理妥当后，麦英豪向北京方面作了阶段性的电话汇报。9月1$日，社科院考古所所长、考古大师夏邪同副所长王廷芳以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等3人飞往广州，对发掘现场作了视察，同时听取了麦英豪、黄展岳、杨式挺3人的详细汇报以及下一步的工作方案。夏鼎等领导对第二道石门作了具体勘察后，对发掘队作出的设法打开石门进人室内清理的方案给予了肯定与支持。考古队决定请在石料的开采利用和破解方面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人员前来协助，以便尽快开启石门，投人清理工作。
9月19日，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队长陈日荣接到求援的电话后，率领两名队员很快赶到象岗发掘工地，与考古人员共同商讨打开石门的办法。陈口荣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西边那扇石门的上轴处有一道裂痕，凭着多年的采石经验，他立即感觉到如果巧妙地借用裂缝的缺陷，这扇石门便不难打开，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在这扇门下的砧石底部慢慢掏挖，随着掏坑的加深，沉重的石门板必然随之下沉，由于石门的上轴处已经断裂，下沉后的石门板就会脱离石轴成为一块孤板，随时可用起重机将其安全吊离现场。只要这扇石门板吊离，另一扇也就随之打开了。陈日荣提出的设想在经过众人的论证后，认为值得一试。
9月20日，麦英豪开始让人在砧石底部慢慢掏挖，陈日荣不愧是采石方面的行家里手，他的设想果然奇妙，随着掏坑的加深，巨大而沉重的石门板开始下沉，当掏坑加深到一定程度后，西边的那扇石门发出“嘎吱”一声轻微的响动，随后完全脱离门轴而成为一块孤板。众人望着眼前的一切，无不为之振奋，随着一阵欢呼声，大家七手八脚找来麻袋对石门进行捆垫，然后再缚上钢丝绳以便吊离，随着起重机几声沉闷的轰响，石门板被吊离现场。一个让考古人员困惑了十天一l一夜的难题迎刃而解，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了。
墓主棺樟今安在
石门打开后，考古人员按照各自的分工陆续进人后室。只见整个后室是由一个较大的厅堂和三个小型的内室组成。厅堂居中，三个小型内室以厅为中心，分左、右、后三面环布，且都有过道和厅堂相通，整个格局如同现代居房中的三室一厅。经测量和勘察，厅堂内长4.84米、宽1 .84米、高2.3米。从室内结构和散乱的随葬品观察，这里应是墓主人棺撑存放的地方。考古人员把厅堂定为主棺室，其他3个小型内室定为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在主棺室东、西两侧石墙上平铺的石板有3块已断裂掉下，断裂口与墙壁齐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乃是由于墓穴上方填土的重压所产生的剪力作用所致。考古人员还发现，在主棺室西墙间上有2块石板断落下来，其中最大的一块长达1.66米，掉落在主棺室与西侧室的中间过道上。经推断，这块巨石沿墙头成直线断开后，在落地时又折为两半再开裂成两片，一片压在棺撑的一个铜铺之上，另一片压在棺停的腹部位置。除此之外，还有几块巨石以及碎裂的小石块散落在主棺室的周围并将一些随葬器物砸坏。
当测量、绘图、照相、录像等例行的前期工作完成后。接下来要做的事项就是对室内断石碎块予以清理。由于其中几块断石较大，墓室又相对狭小，单靠人力难以将断石直接搬出墓室，考古人员便在主棺室前端铺上两行厚木板，上面再铺放几根圆木棍作移动器械，由几人合力将墙壁上掉下的断石搬人圆木棍之上，慢慢移出室外。所有的石块被移走后，考古人员又利用先前白荣金发明的悬空发掘的办法，沿着墙根清理出几个对应点，叠砌起几个砖座，架上横杭，再铺厚板，搭成一个悬空的工作平台。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对主棺室那具有非凡意义的清理工作正式展开了。
通过较为详细的观察，大家发现，整个主棺室随葬器物的分布是:墓主的棺停位于主室正中，四周分别摆放着质地不同的随葬器物。贝占近东墙的地方置一座漆木大屏风，这座屏风将主室通往东侧室的过道日遮挡起来，不过此时屏风的漆木架早己朽毁，原来各转角处的铜包角构件都掉落在石墙脚下。后经考占人员麦英豪等人复原后得知，这座屏风正面分为正上间与左右间，其中左右两间的宽度与正间相同，正间设两扇屏门可向后随意开启，两侧各有一页翼障，用有转轴的折叠铜构件相连，可作卯度启合，形成一座平面为“门”形的漆木围屏。从遗存的迹象看，屏风上的铜柱顶饰和支撑、托的构件全部是拆下或砍凿下来以后，又将这些器物堆放于东墙北端转角处的。由此可以推断，当初下葬时，此室的安置顺序是:先将东侧室和西侧室陪葬的棺具及随葬器物安置停当，再把众多的器物放人后藏室，然后放置了这座漆木屏风。由于屏风过于庞大，墓室的空间难以安置，负责葬仪的人在匆忙中开始对屏风削头去脚地予以砍削，直到屏风安置妥当为止。当屏风安置完毕后，最后才将墓主人棺荐抬运进来。
考古人员发现，存放于室内正中位置的棺撑早已腐朽不存，根据所遗留的一部分板灰痕遗迹及原钉嵌在撑板上的6个大铜铺首的出土位置，以及棺梓内随葬器物的排列情形看，可以大体推知棺撑入葬时的状况。
那6个大型铜铺首的排列顺序是前后两头各1个，两侧各2个，位置相互对应。铺首的大小造型及纹样均相同，其状为双口圆睁，粗眉上扬，张开的大口与面颊同宽，口中上齿毕露，缺2个犬齿:上鬓及两嘴角鬓皇上卷。两耳作卷云形，末端向内卷曲，鼻梁呈三截凸起，额顶中凹，其卜加一卷云纹饰。顶端两侧的发式呈绞索形，末端向内卷曲。齐头宽大的鼻子衔一粗壮铜环，环径达14.5厘米，圆环铸出3组带饰。带的末端呈穗状下垂，其上饰浮雕式卷云纹，在每组带饰卜还残留有裹扎着的宽幅丝带。整个铺首通体奕金，眉间和上眼睑用黑漆勾画出线纹，两眼涂黑漆，只是因年深口久，黑漆大多已脱落，只有残留的斑点隐约可辨在铺首的背面横出一个方柱形插掸，长8，5厘米，插桦的表面留有松木痕迹—由此可知，这6个大铜铺首原是分别钉嵌在探漆的外梓壁板上，原撑板的厚度应在10厘米以上。
从s个铜铺首的出土位置看，右〔西)侧的2个相距r.}米.成一直线排列，这说明2个铜铺首从掉壁板坠下后，基本上保持在原来的平面位置，没有偏移的迹象，两者与棺内布列整齐的遗物之间留有约20厘米的距离—以此可以推断，这应是棺、掉两侧璧板的厚度。
与右(西)侧的z个铜铺首排列顺序不同的是，左(东)侧的2个铜铺首位置却出现了大幅度倾斜，其中南面的一个与右(西)侧的一个相对，紧贴在棺内左侧5把铁剑的末端，当中没有空余的缝隙，可见这个铜铺首明显不在棺外而是压人了棺内。与此相反的是，位于北面的一个远离棺内遗物0.5米、斜倒在屏风的铜构件脚下。这个反常的现象向考古入员无言地表明了墓穴深处那悄然发生的一幕:当东墙头的石板由于受到外界强大的压力而断裂掉下时，正好碰撞在外撑左边及屏风上，石块强大的撞击力使本已腐朽的壁板立即散裂开来，致使原本镶嵌在撑壁上的铜铺首也随着掉落下来，其中北面的一个倒在屏风脚下，南面的一个斜向棺里扑倒。与此同时，外撑的两头挡板也在巨大的重创下分另晌内扑倒，身上镶嵌的铜铺首跟着掉落于撑内的“头箱”和“足箱”盛放的随葬物之中。
尽管此时墓室内棺撑早已腐烂如泥，但尚可见到遗留下来的部分残漆皮，在考古人员采集到的10余片漆皮中，保留最大的一块约有巴掌大小。仔细观察，发现漆皮为黑漆地，分别用绿、黄、朱三色绘制成流云图案。据此可以推知，整个外撑的四周壁应全部由彩绘纹饰装饰而成，遗憾的是随着棺梓的腐烂，彩绘图案的形状已无法知晓了。根据棺撑腐朽后残留在左(东)侧的一条比较清楚的板灰线痕以及两个外撑铜铺首相距0 .9米的现象推知，墓主人的外停长约3 .3米，宽约为1米，由于外撑的高度无遗留残痕可作参照物，故无法推知其高度。从棺停内遗物的分布位置和左侧棺掉板残留的灰痕推断，内棺的两壁与外撑板之间不会留有多少空隙，两者几乎是紧贴在一起。另外从两侧和头足间随葬器物的分布位置测知，墓主的内棺长约}.2米、宽约Q.}S米，其高度仍无法作出较为准确的推断。
当棺撑的情形大体弄清之后，考古人员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室内散乱的随葬品上。通过洋细观察，得知室内器物散乱不堪的原因主要来自断石的打击。由于最初停盖面上和撑内前后两头都放有随葬物，当两边墙壁断裂的大石块掉落后，撑盖板受到撞击，结构开裂，原置于撑面上的器物便被抛离开来，这个现象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原来撑面的四角处每角放置一块玉璧，位于南端两角的两块，其中一块被抛落到屏风脚下，所幸考古人员发现时还完好如初，面另一块则被抛压在一个铜铺首的下面，早已碎裂。与此相对应的北端的两块，其中一块被抛于棺内左侧5把随葬铁剑的上方，已碎裂成6片，璧片上还意外粘有屏风中门的朽木，门板上的铜包角构件也掉落到璧旁。这一现象进一步表明，当落下的巨石砸开外撑左壁护板的同时，同样受到撞击的屏风，其中一扇中门板也随之倒在棺撑上。当门板腐朽后，上面的包角构件便随着落人撑内。就在这次巨石的撞击中，另外一块玉璧也被抛出，最后落到外撑前头的右侧处，破裂为3片。
玉器之最
尽管外撑和内棺的左右侧壁是紧贴在一起的，但棺撑的头足两处却留有较大的空间，用以存放随葬品。其中棺的头前留有约O.5米X1米的空间，形成外椁的“头箱”，棺的后部约有0.4米X1米的空间，形成外梓的“足箱”。在“头箱”内分左右平置两个大漆仓，位于右边的漆仓盛满珍珠，珍珠上面叠置了7块大玉璧。由于漆食朽烂，里面的珍珠散落满地，使原本压在上面的大玉璧也向棺内发生了倾斜倒塌，左边的漆仓同样朽烂不存，只有里边盛装的有钻凿痕迹的龟板尚可分辨。
除两个漆奋外，考古人员还在“头箱”和“足箱”里，分别发现了一批精美的玉器和陶璧，其中有青玉角杯、镶玉盖杯、青白玉盖盒以及青白玉带钩、嵌宝石的银带钩、铜带钩等珍品。值得庆幸的是，这批精美绝伦的珍贵器物，虽然经历了坠石的撞击和棺撑倒塌崩裂的灾难，但都完好如初，静静地伏卧在墓穴深处2以X)余年，一直等到重返人间这一时刻的到来。
玉器是以各种玉石原料，经过采矿、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抛光、刻款等工序制成的玉石制品。在世界范围内，玉石的产地遍布欧洲、亚洲、美洲及新西兰等地区。据史料记载，在欧洲部分地区和中国)“’阔的土地上，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即开始以玉石制作简单的工具，当时人们常把质地比一般石材更细腻坚硬、色彩绚丽斑斓的彩石视为宝物，并赋予这些充满神秘感的“美石”以信仰的崇拜功能。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要加工这些“美石”特别不易，所以琢制成型的“美石”就越发显得珍贵，这是人类对玉的最初认识。
在古代，中国是盛产玉的大国，因此被称为“玉的国家”。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普遍使用磨制工具，生产技能较之旧石器时代有了重大妞跃。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中国最旱的玉器出现于距今7仪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河姆渡文化、大演口文化、良诸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均出土有精美玉器。从玉器形制之奇巧、工艺之精美、选料之准确来分析，当时的玉器制作和使用己比较发达。到了殷商晚期，即公元前l}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中国的玉器制作已达到了成熟时期，从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来看，其中有多件是精美的艺术品。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制最兴盛的时期，所谓“礼制”，就是从王侯到平民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准则。人们平时的衣、食、住、行，乃至婚嫁丧葬，都有严格的礼制约束，礼仪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功能。当这种礼制反映在用玉制度上的时候，便出现了一系列礼玉，这些礼玉形制不同，用途各异，名称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璧、圭、琼、璋、唬和磺，合称为六瑞。这6种玉器组成了中国古典玉器的核心，在传世的汉碑上尚可见到这6种“瑞玉”的图形。
玉璧是“六瑞”中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礼玉。这种器物的特点是圆形扁平，中间有一圆孔。新石器时代江浙地区的良绪文化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玉璧，这些玉璧都没有纹饰，尺寸大小及随葬数量也没有统一的格式。玉璧往往被成批地放置在墓主身旁，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可能与财富观念和祭祀有关，其形状大概源于纺轮或圆环形石斧，也有人认为玉璧的出现与祭天有关，反映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值得注意的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玉璧被用于为死者硷葬，铺垫在死者的胸前和身后，作为葬礼用器之一。丧葬用璧主要是一种兽面纹璧，狰狞的兽首，大概有驱鬼避邪之意。
两汉时期，迷信俄纬与厚葬之风盛行，玉璧更成为人们日常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信物。汉代以后，玉璧的使用逐渐减少，除各代皇室仍用子祭祀外，民间已罕见其物。
综观玉璧的发展史，曾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的时期，而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几乎都有不同的故事流传下来。当然，流传最广的便是那件价值连城的被誉为“天下所共传之宝”的和氏璧的故事。这个故事产生于玉璧鼎盛时代的春秋时期，说的是有一个名叫卞和的楚国人，在楚山中偶然找到了一块上等的玉璞，为了表示忠君之心，他便把这块玉璞献给了楚厉王。玉璞是天然玉料，如果不经锯割，外表看上去同普通石块没什么区别。楚厉王找来玉工鉴别，不知这玉工是出于嫉妒之心还是无知，竟认为卞和所献的是一钱不值的石头而非玉璞。厉王闻听大怒，认为卞和以这种恶作剧的方式有意欺君，便下令砍去他的左足，同时逐出国都以示惩罚。厉上死后，楚武王继位，那个卞和仍痴心不改，父将玉璞献上，玉工仍鉴定为石头，武工盛怒之下，又以欺君之罪砍去了他的右足。又过了儿十年，武王之子文王继位。这时卞和又想献宝，无奈已是风烛残年，双足被砍去，行动不便，于是怀抱玉璞在楚山之下痛哭了三天三夜仍不停止，直至流尽眼泪而溢血。文王听说后，很感好奇，便派人问卞和:“天下被削足的人很多，为什么你却哭得如此悲伤呢?”卞和答道:“我并不是因削足而悲伤，而是因为明明是宝玉却被误认为石头，忠贞之士被当做欺君之臣，是非颠倒，黑白不辨啊!”文王听了这段话，就命令玉工剖开玉璞以辨真伪。当玉璞剖开后，果然得到一块无瑕的美玉。为嘉奖卞和的忠诚，文王特将此玉命名为“和氏之璧”。
当然，以上所说的’‘璧”，与六瑞玉之一的璧概念不同，而是美玉的通称。楚文王获此美玉后舍不得雕琢成器，而是将它奉为玉宝珍藏起来。
到了公元前333年，楚国吞灭越国，楚威王因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准备将和氏璧赐与昭阳。但就在这个时候，和氏璧竟失窃了。〕国宝的不翼而飞震动了朝野，当时魏国人张仪正在楚国游说，曾与昭阳共饮，于是张仪成了怀疑对象。张仪在“掠答数百”的严刑下仍不承认是自己窃走了玉璧，楚人无奈，只好将他释放。张仪受辱后离开楚国，辗转至秦国，后来成为秦相，为秦国的强大立下汗马功劳，这自然是后话。
当和氏璧销声匿迹几十年后，突然在赵国冒了出来，至于是怎样流落到赵国的，已成为历史悬案。后人所知道的是，赵惠文王时，宦官令缪贤从，一外地商人手中购得这块璧，经玉工鉴定后，方知这正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赵王得此消息，惊喜万分，遂利用手中的特权，将这件稀世之宝强行夺去。
秦昭王听说和氏璧在赵国出现，便动了据为己有的邪念。在一番预谋后，他派人送信给赵王，希望以巧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赵王明知秦国想巧取豪夺此璧，但慑于秦国的强大势力，只好派蔺相如奉璧出使秦国去易城。
蔺相如奉命到了秦国，将璧献给秦王，秦王大喜，将璧传给左右妃缤大臣观看，众人皆呼万岁。蔺相如见秦王无意割城给赵国，气愤之中心生一计，就走上前说:“璧上有点瑕疵，让我指给您看。”秦王不知是计，便将璧递给蔺相如，只见蔺相如持璧倚柱而立，怒道:“您想得此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群臣商议时，大家都说‘秦国贪婪，倚仗自己的强盛以空话来求璧、易城之事不可信。’我认为百姓之间的交往都不相欺，何况大国呢!况且因为一璧而得罪秦国，实在不值。于是赵王在斋戒五日后，派我将璧给您送来。可您在见我时无礼傲慢，将璧传给众人看，这是对我的蔑视和戏弄。我看您无意以城易璧，就取回此璧。您若再逼我献璧，我现在就和璧一起碰碎在这柱子上t”蔺相如说罢，举璧视柱，作欲碰状。秦王惟恐玉璧被碰坏，急忙道歉，并召人拿来地图，指出给赵国的15座城。蔺相如知道这是秦王的缓兵之计，就对他说:“赵王在送璧时曾斋戒五日，现在您也应斋戒五日，并设九宾之礼相迎，这样我才献璧。”秦王见无法强夺，只好答应下来。
蔺相如回到宾舍，心想秦王虽答应斋戒，但肯定负约不将城池割给赵国，于是命随从使者换上百姓衣着，怀揣玉璧，连夜从秦国逃回赵国。
五日后，秦王在宫廷内设九宾之礼，命人请蔺相如，蔺相如人宫后对秦王说:秦国自缪公以来20余位君主，没有一位是俗守信约的。我担心被您欺骗而辜负赵国重托，已派人将璧送还赵国。秦强而赵弱，秦先割让巧座城给赵国，赵国怎敢留璧而得罪您呢?我知道欺君之罪当杀，我愿在此下汤锅，您看着办吧。这一番话，6得秦王与众臣面面相觑，无一言以对。朝中群臣感到受了戏弄，便建议将蔺相如囚禁起来，秦王一想，就是杀了蔺相如，也得不到玉璧，况且还使两国关系恶化，不如厚待蔺相如，让他回去，赵王怎敢因一璧而欺秦国呢?于是秦王在宫廷内以隆重的礼节款待蔺相如，并将他送回赵国。蔺相如回到赵国后，因出使秦国不辱使命而被封为上大夫。以后的结果是，秦国并没有割让巧座城给赵国，而赵国最终也没把璧给秦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
到了公元前228年，秦国大军攻占赵国都城邯郸，赵幽王投降，并献出了和氏之璧。秦王赢政终于实现了他曾祖父的愿望，和氏璧最终落人秦国宝库之中。从此以后，和氏璧便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围绕和氏璧的下落，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和氏璧制成了传国玉玺代代相传。但关于传国玺的来龙去脉，历史文献记述得较详细，明确说明它是用蓝田玉制成的，因此用和氏璧制成传国玺的说法受到了挑战。
那么，和氏璧流落何处?有人作出了两种推测。一种推测认为它成为随葬品而埋葬在秦始皇陵墓内。秦始皇统一天下，功盖今古，其墓中藏满“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和氏璧或许正是这无数奇器珍怪之一。再一种推测认为它可能在秦末战争中遗失或为项羽所掠。项羽率兵人咸阳，烧秦宫室，掘始皇陵，掠宝物、宫女而去，和氏璧可能就在其中。但随后而来的楚汉战争，又使这批财物下落不明。它或许藏在项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或许遗落在项羽败死的该下(今安徽灵璧)。但究竟遗落何处，则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如前所述，当历史发展到西汉时期，由于迷信徽纬与厚葬之风盛行，玉器成为人们特别是达官贵族日常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信物，从象岗古墓出土的一系列玉器来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大批优质玉器的出土，在进一步证实了那段历史风情的同时，也使这座古墓在中国考古史的位置变得非同凡响和举足轻重。考古人员后来统计象岗古墓出土的玉璧主要有:
l，大玉璧。出于主棺室头箱内，出土时盛于一漆丧中，是本墓所出玉璧中最大的一件，直径X3.4厘米。此璧为青玉质，璧面纹饰可分3区，外区饰双身龙纹7组，中区为排列整齐有序的涡纹，内区饰3组双身龙纹。纹饰疏密得当，琢刻精致，显得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此璧是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形体最大、琢饰龙纹最多的一块，可称为“璧中之王”。
2。透雕重圈三龙衔环璧。出于主棺室棺内，其位置于墓主尸体阴部，直径}.}厘米。青白玉，玉质坚致，土浸部分呈黄白色或白色斑纹。外圈饰涡纹，内圈饰三龙，龙首伸人到外圈，成为内外两圈的边接点。此璧整体构思设计巧妙，琢刻亦精。
3。透雕龙纹玉璧。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头罩上，直径$. $厘米。青玉，湖绿色，玉质极佳，莹润透亮。璧的中心圆孔内双面透雕一游龙，两面饰浅浮雕涡纹。龙昂首挺胸，曲身卷尾，四爪着地有力，好像正要努力挣脱圆孔的束缚一样，造型生动传神。
4‘透雕龙凤涡纹玉璧。出于主棺室墓主身.上，是组玉佩中的一件，直径}. }厘米，青玉质，略软，土浸呈灰黄色。双面饰浅浮雕姿态矫健、栩栩如生的透雕游龙，两侧各连一透雕凤鸟，凤鸟回首曳尾攀附璧上。龙、风造型圆润丰满，琢刻线条准确流畅，富于动感。
5，兽首衔璧。出于主棺室。青玉质，通体浸蚀呈鸡骨白色。通长16.7厘米、宽13. 8厘米。整块玉材雕出:，兽首近方形，双目圆睁，狰狞可怖，左侧连一透雕璃虎，呈不对称布局。兽鼻琢刻成长方形环，与璧上端相应琢出的方孔相套接，还可前后摆动。璧面饰涨浮雕涡纹，全器采用透雕、浅浮雕和线雕只种技法琢刻而成，刻工精湛。上半部分兽首璃虎呈不对称布局，具有南越国本土玉器的特色。此件玉器系当玉佩使用。
6.双连玉璧。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双鞋的下方，原来可能用丝带捆绑于鞋底。宽12.3厘米、高7.4厘米。由两个涡纹玉璧外切相连，顶端饰一组透雕卷云纹，下端饰一对凤鸟纹。卷云纹和凤鸟纹左右对称，体态丰满，很富装饰效果，又起到了连接加固双璧的作用。整器既工整，又有变化。璧在古代是祭天的礼器，墓主双脚踏着双连璧，可能有乘驾双凤升天之意。
除了玉璧和小件日常用玉器外，象岗古墓还出土了玉盒、玉盖杯、玉危、高足杯和角杯等较大件玉器皿，这些器物的发现在汉代墓葬考古中是罕见的。这几件玉器皿，有的是纯玉制品，有的是与青铜工艺相结合的复合制品，工艺精湛，造型美观，堪称汉玉中价值连城的孤绝品。
鉴于这些器皿在中国古玉史和汉代考古史上的非凡地位，这里就作简单介绍。
1、玉角杯。出于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外裹丝绢。以整玉琢成，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揭色斑。外形像一只号角，长1$.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一6.7厘米，往下渐收，近底处成卷索状，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主纹饰自口沿浅浮雕处有一立姿夔龙，向下展开绕杯身回环卷缠，渐高起作高浮雕状，及底部成为圆雕。在主纹饰中间，用单线的勾连云雷纹填补空白。此角杯构思奇妙，制作尤精，装饰纹样采用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等技法，主纹突出，次纹补白，是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珍品，为汉玉中的稀世之宝。据推测，此杯应是南越王自用的饮酒器具。
2、铜框玉盖杯。出于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外裹多层丝绢，高1}厘米。杯分杯身和杯盖两部分，杯体呈八棱筒形，上大下小，底部为喇叭形座。杯身先以青铜铸出棚栏形框架，鉴金，框内有浅槽，分上下两截，上截杯身周围共用8块长条形薄青玉片嵌入铜框内，下截杯底周围嵌入5块心形青玉片。杯盖圆形隆起，先铸出青铜外沿S金，再于盖顶处镶嵌一块圆形青玉，雕琢成螺纹形，此器是铸铜S余、治玉与镶嵌工艺完美结合的产物，代表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在考古发掘中系首次发现。
3、铜框玉危。出于西侧室，出土时外裹多层丝绢，高14厘米。由危身和盖组成。整体呈九棱圆筒形，再用9块长条形玉片镶嵌。危平底，在圆形铜框内嵌入一块圆玉片。危身上部嵌入例环形玉契1危盖圆框内嵌入一块圆玉片。危身玉片质坚色青，浮雕勾连谷纹。危身铜框饰兽形与几何形纹。此器的制作与铜框玉盖杯相比，还多了一层霖漆工艺，工艺更为复杂。
4.承盘高足玉杯。出主棺室，出土时以丝绢裹缠，通高17厘米。由高足青玉杯、托架和铜承盘三部分组成。
高足杯由杯身与座足组成。杯身圆筒形，上大下小，圆底，上下饰叶瓣纹，中间饰勾连谷纹。座足呈灯把形，饰以叶瓣纹，杯身与座足系用两块青玉分别雕琢而成，然后在杯身底部与座足上部连接处钻孔，以小竹条贯穿连接。玉杯高11. 75厘米。
托架由三龙共衔一块中心镂有圆孔的花瓣形玉片组成。玉片中心的圆孔径与玉杯下部吻合，玉片外沿透雕成三大只小共6个花瓣。，花面饰勾连云雷纹。三龙皆金首银身，张口各衔一瓣小花，共同托承玉杯。龙体的末端固定在托架底部的扁圆形铜圈上，铜圈又平置在铜承盘沿上。
铜承盘宽平沿，浅腹，平底，下附三个铺首形足。盘腹外壁贴饰三个用银铸制的小铺首。高6.6厘米。
这件承盘高足玉杯有着极复杂的套接关系，铺首形足与盘底，小银铺首与承盘壁，三龙尾与托架圆圈形底，二龙首与花瓣形玉片，花瓣形玉片与玉杯，玉杯身与座足等，或焊接、或铆接、或桦卯套接，可谓花样迭出，奇妙无穷。可以想象，完成这样一件器物，需要花费多少心血，更需要准确到位的制作以及精心的套接，没有青铜、金银、琢玉等工艺方面的能工巧匠通力合作，是不可能完成构思如此奇妙的旷世之作的。
5。带钩。共4件，皆精美华丽，出自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均外裹丝绢。
龙头形玉带钩，两件成对，形制全同，长巧，1厘米。青玉质，青黄色，半透明，玉质细腻温润，钩体呈细长条形，满饰勾连雷纹，如同鳞片一样，首尾均作龙头形，钮作矮圆柱形，雕工十分精湛。
圆雕龙虎玉带钩，青玉质，局部有深褐色斑，长19 .5厘米。通体圆雕，龙虎并体形，共分8节。钩首龙头和钩尾虎头2节做出圆卯，中间6节有圆孔贯通，中心用铁条将8节串连而成。主纹是虎形，虎头宽扁，鼓目露齿，四爪着地，好像与龙一起奔驰在风云交际之间。这件玉带钩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工艺方面，都属上乘之作。
龙虎拥环带钩，青玉质，半透明，晶莹光洁，局部有褐色斑，长18.9厘米。全器由一块整玉雕成。雕钩首呈虎头形，末端作龙首形，虎龙双体并列，弯曲呈S形。钩中上部透雕一环，龙张口啮环，虎伸爪搜环，形象栩栩如生。钩体表面及圆环均饰勾连雷纹。钮扁圆形，钮柱为圆柱体。此带钩构思新奇，雕琢精细，不失为玉带钩中的一件精品。
由于象岗古墓出土了这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为中国乃至世界玉器发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当然，这些玉器不是象岗古墓埋藏玉制品的全部，让考古人员倍感震惊的发现还在后面。
发现丝缕玉衣
当考古队员李季在棺撑的南端清理几堆散乱的陶璧时，偶然发现了一块四角钻有小孔的薄玉片。这块薄玉片的出现，并未引起李季格外的关注，他当时只是简单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块断石砸散的器物碎片而已。但当他详细观察后，猛然感到这一发现非同小可。这个薄玉片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是墓主用玉衣作硷服的一个重要信号?他不敢肯定，也不愿否定。因为在此之前，与南越国相邻的长沙国，从已发掘的长沙王、王后墓(长沙象鼻嘴1号汉墓和陡壁山汉墓)及软侯利苍家族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来看，墓主都没有穿着玉衣硷服。根据这几座大墓的发掘情况看，有的学者认为，南方汉代墓葬的墓主用玉衣殆服的可能性极小。就在象岗古墓发掘之初，考古人员也曾考虑过墓内是否有玉衣硷服的问题，但鉴于长沙几座汉墓的发掘现实，考古人员在渴望有玉衣出现的同时，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当李季首次发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玉片后，考古人员心中久存的希望之火骤然点燃，也就是说，这座墓室存有玉衣硷服的可能性极大。在高度的兴奋与渴望中，麦英豪指示李季沿一条直线迅速向棺摔位置清理.以此验证心中的期盼是否能成为现实。李季遵照指令，一边清理其他器物一边按直线向前推进，当接近棺杯并将棺梓的朽灰泥土用小毛刷一点点细细清掉后，一堆期待已久的白色带孔的小玉片凸现出来，
“玉衣，真是玉衣!”未等李季说话，众人便急切地叫喊起来。眼前的事实无疑向考古人员证实了墓主确是身穿玉衣躺在这冥宫之中的。大家知道，既然以玉衣硷葬，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已不言自明，除了南越王，谁会有这样的气派?
主棺室发现玉衣的消息很快报告给仍在广州的考古大师夏鼎t夏鼎闻听惊喜异常，立即驱车赶到发掘现场。他在仔细观察了室内显露的各种迹象后指出:“棺撑己朽，应注意从板灰及附件的位置获知其原尺寸的大小，要勤记录、多绘图与拍照，尽可能把各种迹象详记下来，以便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真实而科学的依据。”与此同时，夏鼎还建议当玉衣清出轮廓后，最好整件取出，以便在室内修整复原。
根据夏薰大师的指示，考古人员在清理完棺撑周边的漆木屏风等器物后，集中白荣金、杜玉生、冼锦样、李季等最精干的力量，进行棺撑部位的清理。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深人，玉衣的轮廓也渐渐凸现出来。只见玉衣紧贴棺底，几块大玉璧贾盖在玉衣的胸腹间，另外还有组玉佩、金银饰物等覆压其上。玉衣的两侧依次排列着几把长剑，头下置珍珠枕。可能因为断石和棺撑朽腐散架后挤压的缘故，玉衣保存状况极为糟糕，整体已被坍压成扁片，平均厚度只有3一4厘米，且多数玉衣片已散乱不堪，除两袖、裤筒、手套等部位的轮廓尚隐约可辨外，面罩和双鞋则零乱得难以分出原有的顺序和层次……尽管如此，考古人员依然情绪亢奋，喜不自禁，因为这毕竟是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南部地区首次发现的一件汉代玉衣硷服。1968年，考古学家在河北满城刘胜夫妇的墓中出土了两件金缕玉衣，曾轰动世界。而今夭，象岗古墓发现的玉衣也必将令世人再度为之瞩目。
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的S}服，史书中称“玉匣”或“玉押”，但它的形状究竟是什么模样，自汉代以后就无人知晓一了，这个谜团曾困惑了人类l仪心多年。1968年，考古一〔作者在河北满城县的一座小山丘中，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给的墓葬。，在刘胜和窦给的尸体位置上，分散着许多小玉片，经过考古人员白荣金等人的精心清理、修整和研究，终于复原出两套完整的玉衣。刘胜和窦馆玉衣的出现，使现代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历史记载中的玉衣的真面目，从而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玉衣，外观和人体的形状一样，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5大部分，各部分都由许多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等玉片组成，玉片上有小的钻孔，玉片之间用纤细的金丝加以编缀，考古界将它称为“金缕玉衣”。在这两套玉衣中，刘胜穿的玉衣形体肥大，头部的脸盖上刻画出眼、鼻和嘴的形状，腹部和臀部突鼓，裤筒制成腿部的样子，颇似人体。而窦给的玉衣比较短小，没有做出腹部和臀部的形状，这可能是由于表现女性人体凸凹与当时的传统观念相违背的缘故。刘胜玉衣全长1 .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用于编缀的金丝约重1100克。
玉衣作为汉代高级贵族特有的硷服，有其发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从考古资料考察分析，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在死者脸部覆以缀玉面罩、身上硷以缀玉衣服的习俗，这种“缀玉面罩”和“缀玉衣服”的现象应当算是“玉衣”的雏形。自田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后，从1954年到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的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在有些死者的脸部发现了许多带孔的玉石片，有的玉石片做成眉、眼、鼻、口的形状，并按五官的位置排列，以象征人的脸部。根据《仪礼·士丧礼》记载，古时覆盖死者的脸部用“布巾”、“冥目”，裹首用“掩”。而此次考古工作者于东周墓中死者脸部发现的玉石片，原来可能是缝缀在“布巾”、“冥目”一类覆面织物之上的。至于玉衣的头罩，则应是从裹首的“掩”演变而来的。
战国时代死者脸上的缀玉覆面和身上的缀玉硷服，虽然和汉代的玉衣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还不是真正的玉衣。类似满城汉墓出土的、形制完备的玉衣，最早出现于何时，史无明文记载。在考古发掘中，曾多次出土汉代的玉衣，但保存完整的只占少数，多数仅残存或多或少的玉片。从考古资料看，已出土的玉衣为数在}2套以上，其中属于西汉的共11套，属于东汉者至少有11或12套。在西汉玉衣中，有准确年代早于满城汉墓的，有咸阳杨家湾汉墓和临沂刘疵墓。杨家湾汉墓的年代为文景时期，刘疵墓属于西汉前期。但这两座墓都缺乏明确的断代根据，只能确定其上限应为文帝时期，下限可能达到武帝初年。至于文帝以前的玉衣则没有发现过。
就文献记载而言，《史记》所述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而未见关于玉衣的记载。成书于武帝时期的《淮南子》一书，在论述厚葬时仍然只承袭《吕氏春秋》中所谓“含珠鳞施”的说法，也未见“玉衣”一词。由此推测，葬以玉衣的习俗，在全又武帝时期可能才流行不久，或尚未形成一种制度，因而知道的人不多，《史记》也未载其事。
从汉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考察，玉衣的出现不大可能在西汉初年。高祖时，由于经济贫困，“自天子不能具醇骊，而将相或乘牛车”。惠帝、吕后年间，虽然“衣食滋殖”，但经济尚未恢复。文帝时期，虽然经济有所发展，面“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本人也规定，“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所记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当然值得怀疑，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经济尚不富裕的事实。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武帝初年，汉王朝通过70年左右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致使“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状况。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日益骄奢淫逸，生前穷奢极欲，死后则实行厚葬。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大环境下，封建贵族以玉衣作为硷服的风气开始出现了，到武帝时期已发展到顶峰。也正是自武帝以后，玉衣开始由中央朝廷手二业作坊统一制作，皇帝把它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当时中央设置了一个专门制作丧葬品的机构，称为东园匠，玉衣就是在它的监督下制作的。玉衣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每一玉片的大小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设计和细致加工，这需要有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整个玉衣制作过程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相当惊人，据推算，汉代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十余年的功夫。
从河北定州北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部分玉衣片看，背面墨书“中山”两字，说明朝廷作坊的工匠们为各地诸侯王、列侯制成玉衣后，为便于区别，就将诸侯国的国名书写在玉衣片上。而那块书写“中山”两字的玉衣片，表示此件玉衣主人是中山国君。再有定州4O号汉墓墓主是西汉中山孝王刘兴，或许是他身材较矮小的缘故，金缕玉衣过于肥大，因此在穿用时不得不把裤筒下部过长的部分拆下，垫盖在他的腹部下方。由此可见，汉中央朝廷玉器作坊制造的玉衣是按统一规格制作的。在制作过程中，有着严格的朝廷等级界限，从编缀用金、银、铜、丝、玉、石原料的使用几方面可明显地体现出来。
关于玉衣采用的材料，从文献记载看，有着严格的规定，一律为玉料，不曾有使用汉白玉石料的记载。但实际发现的事实则不同，是既有玉料，也有石料，石料应以劣玉看待，是等级不同的表现。西汉时期，王、王后、列侯都用玉料;而在东汉，只有王用玉料，王后、列侯(如浮阳侯刘氏)及夫人等用汉白玉石衣，一律铜缕。
玉衣在使用上，除了按照诸侯王、列侯以及功臣贵戚等不同等级颁赐给或金缕、银缕、铜缕玉衣、石衣之外，绝不允许私自制造，违者治罪。<后汉书·朱穆传》载:“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潜为均潘，玉匣，偶人。穆闻之，下郡案验，使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这个故事说明当时限制是很严格的。《前汉书·王子侯表》载，西汉诸侯王、列侯等总数约《幻人左右，如果把东汉时期诸侯王、列侯等计在一起，人数要达千人以上。这样一支庞大的贵族队伍，其玉衣的制作，仅靠东园匠是难以胜任的。有些玉衣，特别是后人所看到的那些出土的汉白玉石衣，不一定都是朝廷所制作和颁赐，或许是由各郡国所建的由中央朝廷特许的作坊所制造，这或许正是文献中没有石料玉衣记载的缘故，或者也正是考古工作者近年在河北定县的许多大墓中曾发现大量做工粗劣的铜缕汉白玉石衣的真正原因。
玉衣葬服在经历了一个萌芽、发展、鼎盛时期后，子东汉时代渐趋衰落，它的衰落与东汉晚期的政治衰败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时厚葬盛行，一些京师贵戚、郡县豪吏竞相靡费，丧葬逾制已成风气。汉光武帝建武七年、明帝永平十二年、章帝建初三年、和帝永元十一年及安帝永初元年都曾下诏禁止奢侈厚葬之风，但不能止。在奢侈之风的冲击下，玉衣的制作，有朝廷作为颁赐而制作，也有私自潜越伪造的。伪造者，不按制度，粗制滥造，以石代玉，以婆金铜缕代替金缕或银缕等都出现了。从玉、石衣在一些较大型东汉墓中发现的情况看，其制度已相当紊乱。到了东汉晚期，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发诸帝后陵，盗取、劫掠、烧取金缕玉衣之事也就随之发生了。《后汉书·董卓列传》载:“……及何后葬，开文陵，阜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家墓，收其珍宝。”此风一开，世人争相仿效，最终出现了两汉帝王陵寝到三国初年都被盗掘的灾难性事实。而在这些盗墓者心中，玉衣是主要的猎获物。到三国魏文帝曹王时代，鉴于统治者用玉匣作为葬服容易引起后人盗掘和过于奢靡浪费，曾于黄初三年(222年)，下了一道终制诏，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礼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于是禁止使用珠懦玉匣。曹不终制诏后，从考古发掘资料看，似乎未发现贵族墓葬中出现以玉匣为葬服的实例。玉匣葬服从文景时期出现，到魏黄初三年结束，约跨4个世纪的时间。随着玉衣的禁用，口含珠玉也被禁止，九窍(眼、耳、鼻、口、前后阴)玉塞也就不用了。可见，汉代的葬制，由于东汉灭亡，到了只国时期，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厚葬之风一时被刹住，代表封建帝王高贵权力的玉匣葬服已不再用，玉匣葬制也就自然地成为一段历史往事了。
墓主的死亡年龄
根据考古大师夏鼎的指示，考古人员经过一番筹划后，提取玉衣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为确保玉衣出土现状的完整，以利于仔细清理和修整复原，考古人员决定从现场整取运回室内。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极富经验的考古发掘宿将白荣金。在开始时，白荣金仿效印年代自己起取满城汉墓刘胜夫妇玉衣的经验，将这套玉衣的中间截开，分段起取，以便于搬运。但当他揭开上层两排玉片时，竟发现了墓主尸骸的股骨，这个意外发现表明玉衣不宜截断。于是白荣金和其他考古人员重新对出土现场进行观察研究，发现玉衣紧贴在凹凸不平的岩基上，玉衣片呈现松散不平的状态。与此同时，还发现有许多玉璧、佩饰以及人骨等相互交叉其间，不可能简单摘理干净，看来只能整体取运。经过再度认真地分析研究，大家设想了几种起取的方案，最后综合出一个用竹签插取套装的办法，这个方法从当时白荣金留下的一份工作记录看，其操作程序大致是:
1。将玉衣四周清理干净;
2.在玉衣上贴附绵纸，分段打石膏薄层加以固定;
3。用削制的薄竹签咬长60一70厘米、宽1.5一2厘米、厚约U . 2.厘米)从玉衣两侧之下，紧贴墓室地白试着逐根往里插人，操作时采取肖向对插与斜面对插相结合的方法，将}''1_签一根根密排插人，两边仅留签头;
4.再沿竹签下面顺序插入薄木板，将竹签托住;
S。在木板下插人数块铝合金薄板(长b(}厘米、宽约4}f1厘米、厚0.1厘米);
6.将预制好的木箱框(内口长21}厘米、宽f}2厘米、高2U厘米、板厚2厘米)套住玉衣;
7，在原先固定玉衣的石膏上，隔上纸，再敷厚约3厘米的一层石膏，其上再衬以木屑，填实后，钉上箱盖板;
8.在铝合金板下有间隔地插人托底木板数条，用铁丝捆缠板条的两端向上与顶盖固定收紧;
9.集中数人同时用力将箱体迅速翻转过来;
10。拆去原先托底的板条、铝板、薄木板和竹签，将玉衣背后整理垫平，铺衬一层塑料薄膜，用木板封钉箱底;
11。再将箱体翻转，使其正面朝上，并在箱上标明玉衣头向及各边方位。
当以上工作完成后，数名考古人员把整取玉衣的木箱安全抬出了墓室。由于整体取运的成功，喜不自禁的白荣金对队员们诙谐地说:“咱这是给老赵倒出殡了。”
玉衣取运出后，先放于广州市博物馆，后于19$}年春运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占研究所，由白荣金以及冼锦祥、李卫华、王影伊等专家进行修复。
经过长时间的科学复原，玉衣各部位的情况已全部了解清楚，其中:
头套:共用玉片265片，以丝线连缀，并在背面贴衬丝绢固定而成。玉片形状有圆璧形、梯形、三角形、近方形、长方形和五边形。头套由头罩和面罩扣合而成。头罩顶部以一璧形玉片为中心，做成圆弧形状。面罩鼻部隆起，中露一细缝，下巴尖圆，略具写实的风格。
上衣:由衣身和两袖组成。用丝带纵横交叉将玉片粘接在一起，并在背面贴衬麻布固定而成。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均无孔眼。"奇"书"网-Q'i's'u'u'.'C'o'm"衣身共用玉片537片，由前身片和后身片组成，呈对襟形式。在下部前后身片对接处皆有开r一】，有如衣服下摆的“开气”。两袖均呈筒形，上粗下细，体扁且弯，左袖用玉片215片，右袖用玉片209片。
裤筒:分左右裤筒，均呈上粗下细的筒形，制作方法与上衣相同。左裤筒用玉片266片，右裤筒用玉片388片。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
手套:左右手套结构均如手形，由手背、掌心和五指组成。拇指伸直，其余四指并拢弯曲作握拳状。左手共用玉片113片，右手用玉片121片。玉片的连缀方法与头套相同。玉片形状有方形、长方形、五边形、梯形、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
鞋:左右鞋形均由底板、前脸、脚面、左右侧帮和后跟六部分组成。左鞋共用玉片lay片，右鞋用玉片lag片。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梯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形。玉片的编缀方法与头套相同。
复原后的玉衣，由头套、上衣、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鞋共l}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片。玉片形状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另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和圆璧形等。玉片间的连接方法有两种，其中头套、手套和鞋的玉片两面打磨光滑，边角钻有小孔，用朱红色丝线通过小孔将玉片连缀起来，并在里面衬贴丝绢加固，待部件全部连缀完后，在边缘部位还要用丝织物缝合包边。上衣、袖筒和裤筒所用玉片多是废旧玉器或边角料切割而厚薄不匀，其连缀方法是在玉片表面用窄朱红色丝带对角粘贴成菱形网络状纹样，四边再用宽朱红色带粘贴成方格状。朱红色丝带纵横交错，构成多重儿何形纹样，色泽异常鲜艳。
从这套玉衣的玉片质料来看，玉片的颜色较杂，少数玉片呈透明的青绿色，多数不透明，以黄褐色、黄白色为主，间有青色斑块，后者硬度较低。个别玉片呈灰黄色或红褐色，质地较软，已分解为碎块，或风化为粉状，显然属于一般石料‘，对比满城2号墓窦维所服玉衣h衣前后身玉衣片的部分质料，两者均大同小异，同属不很珍贵的软玉类品种。除此之外还可发现，玉衣片中还包含着一些制作玉器切割下来的下脚料和玉器残片。由此可推测，玉衣制作地点可能是在制作玉器的作坊或其附近，也许是在一个综合性玉器作坊中完成的。从玉片上保留着粗糙的切割表皮看，当时安排使用玉料是相当节省的。
由于玉衣的造型是以人体形状为基本依据的，从玉衣出土时的整体尺度推算，墓主人的身高应在170厘米左不;，从两袖下段筒口分析，墓主人体型可能较瘦。至于上衣衣身较宽大，可能与玉衣内放置玉璧有关。有些玉片上保留着开料时的切口，有的切口宽度仅约}. 1毫米。切割面上留下了基本平行的“锯路”痕迹，说明当初割料时用的是一种长条形扁片工具。由于切割面较平整光滑，可以看出用的磨料较细，因而可推断当初的切割效率不会很高，需要消耗很多的劳动力和时间。
按照白荣金等专家推断，玉衣的制作地点大体有三种可能:第一，全部由汉廷制作，赐给象岗墓主作硷葬用，但从躯干部位玉片用料过于简率这一点分析。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头、手、脚共部分为汉廷制作，躯干部分为南越国配制，这种可能性虽较前一种稍大，但裤筒卜的玉片有个别属于头、手、脚的穿孔残片配人，说明制作玉农躯于的地点ltr]时又有制作头、手等穿孔玉片的余片，这个矛盾很难解释先前推论的成立;第三，全部在南越国加工制作的可能性似乎最大。象岗古墓墓主玉衣片上的钻孔，从剖面上看，孔壁呈圆锥形，属杆钻加磨料钻成。从一些未钻通的废孔痕迹和一般钻孔现象分析，钻孔先从背面钻起，待钻透时，再从正面轻轻钻磨一下，把正面孔口卜的锐棱磨掉，避免连缀时用的丝线被割断。而满城汉墓玉衣片上的孔眼是用管形钻钻出的，孔壁呈圆筒形，既细且匀。可见象岗古墓慕主玉衣的钻孔’r_艺较为落后，从而有助于证明象岗古墓墓主玉衣是在本地制作的推断。经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所闻广等专家研究鉴定，玉衣的玉料很可能是就地取材，且取材地点可能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岭南曲江县的玉山之中。
象岗古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属于汉代考古文献记载中已知金缕、银缕、铜缕玉衣以外的又一个新的品种。如果墓主确属赵胡，那么，丝缕玉衣随墓主人的人葬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m}年)或稍后，其制作时间要早于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近}o年或多些。但象岗古墓玉衣制作较特殊，头罩、双手、双足是用长方形或方形等小而薄的玉片，四角钻孔用丝线编缀而成;其余两个袖筒、上身胸腹及下身两裤筒共五个部分，只用长方形或方形小玉石片粘贴在麻布上，石片上再覆以素绢。这种全套玉衣都用丝缀及粘贴的制法为中原所不见。河北满城的中山国靖王刘胜夫妇以诸侯王的身份享用金缕玉衣，可能是由皇帝特赐，或者是因为当时玉衣初行，制度等级不严，金缕玉衣并未成为皇帝至尊专用的硷服。赵胡继位为南越王是得到汉中央政府承认的，如玉衣系汉廷所赐，可与刘胜同用金缕，即使按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当用银缕，而赵胡所用却是丝缕玉衣。由此可进一步推断这件丝缕玉衣属南越国工匠自制的。尽管象岗古墓出土的这件玉衣在质量和规格上无法和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相匹敌，但它却是经科学发掘、整理和修复起来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完整的玉衣。这套丝缕玉衣以它独特的形式，显示出了中国玉衣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特点，其在玉衣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在此之前所发现的一切玉衣无法代替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价值。
就在白荣金、冼锦祥等人清理玉衣的过程中，发现玉衣内仍保留有部分遗体的残骸，绝大部分残骸已腐朽成粉末状的骨渣，只在玉衣的头罩部分尚有少许残颅骨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最小的为直径s毫米左右，最大的直径也仅有45一50毫米。由头罩中检出的残颅片，大多数已难辨其所属部位，少数较大的骨片经拼对粘合后尚可判断其所属部位，而且这几块拼接起来的残颅骨片，也就成为判别墓主性别年龄的惟一宝贵资料，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占所鉴定专家以及北京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善荣等采取多种方法鉴定，象岗古墓墓主属一例男性个体，从牙齿的磨耗程度、主要颅骨缝的愈合情况以及牙槽骨出现萎缩和牙齿的结构等多方面考察，墓主的死亡年龄约为40一45岁。
镇墓之宝
就在队员们提取玉衣时，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散乱的玉衣片中，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了一枚玉制印章，此印为方形，璃虎钮，璃虎周围刻有云气纹衬托。印文篆体，阴刻“帝印”两字，中间由一条线分隔，外加边框。这枚“帝印”的书体与早些时候出土于西耳室的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这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过两枚“帝印”。
就在这枚“帝印”发现不久，考古人员又在玉衣片的中间部位接连发现了两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为阴刻篆文，其中金印为龟钮，外有边栏，中有竖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当属先铸后凿，印面光平如镜，铸作工艺极为精致。与金印不同的是，玉印为覆斗钮，外无边栏，内无中界，印面右方刻“泰”字宽大，“子”字瘦窄，两者比例失调，从字形上看，金、玉两印书体不同，不是一人所书。
印文作“泰子”两字的印章，在传世玺印中未曾见过，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这两枚印章的出土，在使考古人员感到新鲜惊奇的同时，也陷于了迷惑和沉思。
古时泰、太两字互相通用，汉代册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诸侯王之子称太子。这个常规制度无疑在提醒现场的考古人员，墓主人显然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也不会是第二代王赵胡，因为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赵佗的父亲没有做过皇帝或诸侯王，赵佗为太子便无从说起，而第二代王赵胡乃赵佗之孙，既是王孙，生前也不会有“泰(太)子”的封号。有“太子”封号的除赵胡以后的家族成员外，另一个便是在《交州外域记》和《日南传》中提到的曾率兵攻占交趾并大破安阳王的赵佗的太子赵始。或许，这位太子未及嗣位而身亡，人葬时由后人将他的“泰(太)子”印一同送人这幽暗的墓穴之中。这个设想是否成立，考古人员一时难以定论。
让考古人员更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在玉衣片的中部又发现了一枚上刻“赵昧(音MO)”的玉印，这枚玉印覆斗钮，横穿一小孔，印文阴刻篆书，中有竖线分隔，外加边框。从形制上断定，这枚印应是墓主的名章。这枚名章的出现，使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若按此前发现的“帝印”来看，墓主当是一位潜号称帝的南越王，据《汉书》记载，南越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才膺号称帝，这就说明，墓主人不是赵佗便是赵胡。而从“泰子”印看，墓主人应该是赵佗的儿子赵始或赵胡后辈的家族成员。再从“赵昧”的名章看，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赵昧此人的记载，这个赵昧是谁?是墓主本人还是陪葬的家族成员?综观以上3枚不同的印章，竞出现厂3个不同的推论，那么墓主究竟是谁?看来要解开这个隐秘，还需要更加有力、确凿的a}=据来证实‘一让考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至_关重要的证据很快出现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1.时，考古人员黄展岳在玉衣中间部位稍左的一块大工璧上，突然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物件。黄展岳眼睛一亮，细心地剔除周围的泥十，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条造型别致的金色小蟠龙立即!，’:现于四方台上，黄展岳瞪大了眼睛望着这个小蟠龙惊愣了片刻，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哎呵!不得了了，这里有一枚龙钮金印!”
这一声叫喊，犹如一阵风雷卷过幽暗潮湿的墓穴，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十几双充满血丝、疲惫的眼睛对准了那枚龙钮金印。只见一个方形的金块之上，盘踞着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盘曲成S形，首尾及两足分别置于金块的四个边角之上，龙首微昂，做欲腾跃疾走之状，整个身首透出一股威严神圣、腾达飘逸的灵性。面对此景，一个性急的考古队员按捺不住亢奋激动的心情，伸手就要翻动金印，以尽快看到正面的印文。‘嚼明动!”麦英豪望着队员的举动，立即加以制止，那位考古队员听到喊声，伸出的手轻微地哆嗦了一下，立即缩了回去。
“这还没有绘图、拍照、录像呢，怎么就要翻动?”麦英豪望着那位仍沉浸在亢奋之中的考古队员，小声地解释着，那位队员如梦方醒，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众人说:iC，我这一激动，差点忘了考古程序了。快，快绘图、快拍照，看看这金印正面到底刻的啥。”
麦英豪惊喜交加地望了一眼面前这枚散发着神圣之光的金印，又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此时钟表的时针已指向了6点零8分，他沉思片刻，对身边的黄展岳说:“这枚金印关系重大，别由于急躁而弄出什么差错，我看还是吃过晚饭后，等大家的心情平静一点再提取吧。”黄展岳点头同意，于是麦英豪下令全体人员收工，待吃过晚饭后再来提取这个有可能揭开墓主之谜的极为重要的证据。
这天傍晚，尽管发掘队的后勤人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但由于发现了龙钮金印，众人对饭菜己失去了兴趣。与此相反的是，关于那枚龙钮金印的印文到底是什么的猜想，却使大家兴趣盎然，争论不休。有人猜测金印下面的文字应和先前发现的金印、玉印一样，不是“帝印”便是“泰子”，或者是又一个令人费解的陌生名字“赵昧”。也有人认为不可能是以上三种印文，既是龙钮金印，就应该刻有“越王之印”或者更高规格的“武帝之印”、“文帝之印”的印文。有的人则猜测，也许什么印文都没有，只是象征性的一枚印章·一就在这吵吵嚷嚷的胡乱猜想中，考古人员圆圈吞枣地将饭吃完，大家迫不及待地赶回工地，以尽快揭开这牵挂已久的秘密。
绘图工作完成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开始在墓穴深处不断地闪耀。紧接着，高强度的碘钨灯打开，录像机与摄影机开始“沙、沙”地转动。明亮的墓室内，只见不大的印钮游龙盘尾昂首，通体矫健，神态刚毅和高傲。在碘钨灯的映照下，整个金印耀眼夺目，光彩逼人。
当以上工作渐次完成之后，考古人员轻步踏人室内，在众人那焦灼而激动的目光下，黄展岳面呈神圣之色，用一支细杆毛笔再次拂去金印上的灰尘，极度小心谨慎地伸出两个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龙钮提起后放人手心，然后屏息静气地慢慢翻转。当整枚金印的正面显露出来时，只见上面赫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一件绝世么I幻余年的镇墓之宝横空出世。
众人望着黄展岳手中那明净铮亮、金光闪闪的印玺，在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之后，接着是一阵欢呼。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为寻找南越王家族的墓葬踏破铁鞋，费尽心机，尤其是近数十年来，为寻找南越王家族墓葬，麦英豪率领考古队，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打探，八方搜寻，他和同伴的足迹几乎踏遍广州城郊的大小岗岭，却总未取得预想中的成果。自象岗古墓发现以后，关于那位神秘的墓主究竟是谁的问题，一直困惑着大家，使众人昼思夜想，寝食不安，“文帝行玺”’的出土，无疑向大家宣告，象岗古墓的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1玲两书所记载的曾嗜称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胡。
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银、铜制成，称“方寸玺”，人人皆可佩带。秦后，只有皇帝印章独称玺，并专以玉制成。玉制印章造型的不同，体现了拥有者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山美玉制成了一枚玉玺，玺钮雕刻犹如龙鱼凤鸟之状。垂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于玺上。秦始皇和满朝文武对这枚玉玺非常看重，称为“传国玺”。自此之后，关于这枚“传国玺”就开始了它那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
秦始皇一生曾数次出巡，相传当他有一次巡游至洞庭湖时，风浪大作，乘舟将覆，在这生死枚关的紧急关头，有臣僚献计把玉玺投入湖中可镇妖避邪，保全性命。于是秦始皇从腰中解下佩带的“传国玺”急投于湖中，湖面顿时风平浪静，秦始皇及其臣僚安然渡过了风险。8年后，秦始皇再次出行至华阴，有人拿着“传国玺”忽拦于道中，对始皇随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的代称)。”言毕便不见踪影，“传国玺”复归于秦始皇所有。
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领兵率先攻人关中。大军压境，秦亡国之君子婴将此玺献给了刘邦。刘邦得到此玺后，经过大小百余次血战，终于击败对手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起汉王朝。刘邦即皇位后，便正式佩带起“传国玺”。西汉时，“传国玺”一直存放在长乐宫内，成为皇权的象征。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独揽朝政，为了篡夺皇位，就命安阳侯王舜逼迫太后王氏交出“传国玺”。王太后眼见刘氏江山将落入王莽手中，却又无奈，一气之下，将玉玺掷于地，玉玺之上雕刻的璃虎被崩落一角。王莽得到玉玺后，将摔落的一角以金镶补起来。
自王莽佩玺继皇位后，没几年功夫，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军立刘玄为更始帝，更始军率先攻人都城长安。王莽见大势已去，携带“传国玺”仓皇逃窜，想不到竟被屠户杜吴追上杀死。但杜吴不知王莽佩有玉玺，有一个叫公宾的更始军将领就割下王莽头颅，取下玉玺，交给上司李松邀功，李松将玺呈送给更始帝。此时，另一支农民军赤眉军也进人长安，赤眉军立牧童刘盆子为帝。更始帝在自感不是赤眉军对手的情况下，只得奉玺投降。后来，刘盆子又献玺于刘秀，刘秀重建汉王朝，此玺又传于东汉诸帝。
东汉末年，奸臣董卓擅权作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率领下合兵讨伐董卓，洛阳城一片混乱，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弃城逃往长安。当时在袁绍帐下任大将的孙坚率兵驻扎于洛阳城南一座宫殿中，到半夜时分，只见一口井内闪现五色光环，孙坚甚感惊奇，便命士卒点火把下并打捞，不想却捞出一具女人的尸首，颈下戴一锦囊，打开一看，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旁缺一角，以金镶补。孙坚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权力象征的“传国玺”。在惊诧之余，便做起了登基的美梦。有些意外的是，孙坚手下有一位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报告了袁绍，袁绍正有磐越帝位之心，当然想攫取“传国玺”。他令人立即扣押孙坚的妻子以要挟，孙坚被逼无奈，只得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在与曹操争霸中败死，“传国玺”又归于汉献帝。
东汉亡后，“传国玺”归于曹魏和西晋。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动荡局面，“传国玺”儿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献给了东晋朝廷。此时，各地又出现了儿颗私制的玉玺，包括东晋朝廷自刻玺、西燕慕容永刻玺、姚秦玉玺等，还有北魏太武帝毁曹魏旧都邺城五层佛塔时，在泥像中寻得的两枚玉玺‘。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其部将侯子鉴将玺投人栖霞寺井中，寺僧永行将玺捞出收存，后其弟子将玺献于陈武帝。
隋火陈后，再次拥有此玺。隋、唐两代，“传国玺”仍被统治者奉为至宝。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坷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直至北宋哲宗时，咸阳人段义将其献出。金兵南侵时，又将玉玺掠走，后归人元朝廷。明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玺携至漠北，自此“传国玺”不知所终。
在“传国玺”流传的1 OC〔多年间，它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守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但得玺者不一定都能交上好运。后唐庄宗得魏州僧献“传国玺”，仅三年便死于兵乱之中。宋哲宗得玺改年号为元符，仅两年而驾崩。宋徽宗即位后，天下大乱，同玉玺一道被金兵掳至北国。元世祖忽必烈得玺之年即死于元大都。这颗小小的玉玺，反映的是一幅幅朝代更迭、祸福交替的历史画面。
尽管自元末明初之后，世人再难见到这枚极具传奇色彩的“传国玺”，但研究者还是从历史典籍以及部分出土实物中窥探到原物的形制和风貌。
就秦始皇所建立的秦帝国面一言，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巧年就宣告灭亡了，但这个帝国所建立的统治制度和模式却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西汉早期，“汉承秦制”的特点格外明显。而这个时期拥有和使用玺的制度也儿乎和秦制完全相同。《晋书·舆服志》曾云:i4舆六玺，秦制也。曰‘皇帝行玺s、‘皇帝之玺’、.皇帝信玺Z、‘大子行玺’、‘大子之玺’、‘天子信玺’，汉遵秦不改。”从区条记载中可以知道，当年的秦始皇不但拥有一枚‘’传国玺”，而且还开创了“六玺”制度，这个制度到汉朝建立后没有改变并沿袭下来。据东汉卫宏《汉旧仪·上》载:汉朝“皇帝六玺，皆白玉姨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以‘皇帝行玺’为凡封之玺，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封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而(汉书·霍光传·注》则提出了一个三玺说。两说如图表所示:
┌─────────────┬────────────┐
│ 汉帝有六玺说│汉帝有三玺说│
│(据《汉旧仪·上》)│(据《汉书·霍光传·注》)│
├────┬─────┬──┼────┬──┬────┤
│印文│用途 │备注│印文│用途│备注│
├────┼─────┼──┼────┼──┼────┤
│皇帝行玺│封国 ││天子之玺││自己佩带│
├────┼─────┼──┼────┼──┼────┤
│皇帝之玺│赐诸侯王 ││天子行玺││在符节台│
├────┼─────┼──┼────┼──┼────┤
│皇帝信玺│发兵 ││天子信玺││在符节台│
├────┼─────┼──┼────┼──┼────┤
│天子行玺│召大臣│││││
├────┼─────┼──┼────┼──┼────┤
│天子之玺│策封外国 │││││
├────┼─────┼──┼────┼──┼────┤
│天子信玺│事天地鬼神│││││
└────┴─────┴──┴────┴──┴────┘
同秦始皇刻制的那枚“传国玺”一样，汉朝皇帝的玉玺也早已失传，后人仅从清代吴式芬辑录的(封泥考略》中见到一枚“皇帝行玺”的封泥，既然有封泥，就应有原物存在过。至于此原物的形制，从本世纪6O年代在陕西咸阳发现的一枚“皇后之玺”中可以得到启示。
1968年9月的一天下午，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小学生孔忠良故学回家，在路上行走时，偶然在狼家沟的水渠边发现了一个白色发光的东西，走近一看，有半截还埋在土里。孔忠良怀着好奇的心清把它挖了出来，待剔去上面覆盖的泥土一看，原来是一块方形的玉石，上面雕了个小动物，下面刻着四个字，好像是个大图章。回到家后，正好他父亲孔祥发要去西安办事，孔忠良就请父亲把这个大图章带到城里去刻字。孔样发问明了玉石的来由，仔细端详上面的古字，觉得儿子捡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普通印章，而是一件文物。第二天，他到了西安，找到陕西省博物馆，要求鉴定。经考古工作者鉴定，判断是汉代皇后之玺，鉴于这枚玉玺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孔祥发就把它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
这枚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玉玺作四方形，高2厘米、宽2.8厘米、重33克。通体洁白晶莹，璃虎钮，四个侧面阴刻云纹，印文篆刻“皇后之玺”四字，其形制和印文与文献所载完全相同。玉玺出土地点距埋葬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仅1)米，长陵旁为吕后陵。按照汉代制度，帝、后陵园内有便殿和寝殿，放置他们生前的衣冠。根据专家们现场分析推断，这枚玉玺很可能就是吕后生前所用之印，她死后，这枚印玺便成为陵旁便殿内的供祭之物。西汉末年，赤眉军攻人长安，掘毁汉诸帝陵，吕后陵也被焚毁。玉玺所在的狼家沟是长陵山坡上的第一道深水沟.或许长陵便殿被毁时，玉玺遗落土中，后被水冲到长陵山腰的水沟里，时隔2仪刀多年才被重新发现。“皇后之玺”是目前所发现的惟一一件汉代皇后之印。按《汉旧仪·下》“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的记载推断，皇后之玺的印钮也应作璃虎形。玺钮之所以为虎形，是因为虎为百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前面提到王太后怒摔“传国玺”，崩落玉玺上所雕璃虎一角，说明“传国玺”的造型应与汉代皇帝、皇后之玺相同。在陕西咸阳发现的这枚“皇后玺”，为世人了解“传国玺”的形制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现在看一看象岗古墓出土金印的形制，只见这枚金印的印面有田字格界，“文帝行玺”为阴刻小篆，书体工整刚健有力，字划的文道很深，如一条直沟，沟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而沟底像鳞片一样，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由此可推断这是用利器刻凿之后留下的痕迹。经测量，金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148.5克。经电子探针测定，此印的含金量为98%强。
按文献记载，汉印边长该是汉尺的一寸，即现在的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以示区别，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无从比较。但和此前在咸阳发现的皇后之玺那2,8厘米的宽度相比，还是比较接近的。
象岗古墓的这枚金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部位.由此可推断，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之物。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颇为奇怪，这就是按照史料记载，汉代皇帝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自称为“某帝”的。那些“高帝”、“文帝”、“武帝”等等的称呼，全是在他们死后，由后代根据他生前功绩加拟的封号，叫做“溢”(音shy)。如汉朝的“景帝”，是他JL子刘彻(武帝)继位时给追溢的。由此可知，汉代皇帝生前的印，不会有什么“高祖之玺，’、“武帝之玺”之类的印文。另外，皇帝所用的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带走的，有的帝王死后虽然也可能带印陪葬，但多是临时刻出来的，不是生前治理国家时用的那一枚。如此看来，“皇帝信玺”之类，可以从汉高祖一直用到汉哀帝。
很显然，象岗古墓这枚金印的印文并不符合汉朝的制度。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这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说法能传给下代呢?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历史文献还说，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从形制上推断，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白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工螃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质地有铜、玉、水晶等，但金印却j‘分稀少，仅有十二枚，口本福冈也曾发现一枚汉代金印。已发现的汉代金印请见下表〔按发现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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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年代│印面边长│钮│出土地，l}, │发现时间 │
│││单位:厘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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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委奴国王 │东汉│2 .35 │蛇│日本国福冈县志贺岛 │1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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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宁王太后玺│东汉│3，3│龟│陕西阳平关 │{一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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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王之印│西汉│2甲4│蛇│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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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东将军章 │东汉│2.4 │龟│山东峰县陶庄│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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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东汉│1 │兽│广西贺县铺门│}} 9?f}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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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侯印│东汉│2.5 │龟│山东即墨县王村公社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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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侯印│东汉│2，35 │龟│河南省泌阳县│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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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王玺│东汉│2 .3│龟│江苏扬州甘泉山二号墓│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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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将军印│东汉│2.4 │龟│四川重庆聚贤岩 │19$x.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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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洛侯印│汉 ││龟│山东沂南(?)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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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西汉│3，1│龙│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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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子│西汉│2 .55x2 .35 │龟│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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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夫人玺│西汉│2，1│龟│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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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扬州甘泉山2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印龟钮。197年长沙马工堆软侯利仓墓出土的“软侯之印”、“长沙承相”印，都是婆金铜印，龟钮。两枚印的印文都是埋葬时草率刻凿，婆金是纯金的仿制品，可见列侯也是金印龟钮。17$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和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都是金印蛇钮。日本自1 }}年在福冈的志贺岛上村民甚兵卫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后，志贺岛声名大噪，出土处已建立“金印发光碑”和“金印公园”。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出土资料，近2加年来，日方对金印真伪一直争论不休。中国这几枚金印的发现，其造型、款式和“汉委奴国王”印相类似，有力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7年)汉朝廷颁赐给樱奴国王的。它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文帝印作龙钮，既不同于诸侯王、列侯的龟钮，又不同于外藩首领的蛇钮。咸阳出土的汉“皇后之玺”玉印和传世的“皇帝信玺”封泥，边长都是2. 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即一寸见方)。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 3厘米，通钮高2厘米，重112.8克，与文帝印基本相同，“朔宁王太后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魄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国的这位文帝同是地方割据政权，在印缓制度上都有意逾越汉制。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文帝金印略大于汉朝皇帝印，印文与汉朝皇帝印大体相同，但质料和钮式不相同。文帝金印的质料与汉朝诸侯王、列侯、外藩首领印相同，但钮式又不相同。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帝仿效汉朝但又要潜越称帝的身份。这位“文帝”不是历史记载中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又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