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南越称王
中原大乱，岭南震动，南海尉死前密嘱赵佗兴兵绝道，割据立国。赵佗依计而行，绝道筑城。越人部族趁机叛乱，赵佗发兵征讨，百越降服，赵佗称王。战火纷乱中，西汉王朝派陆贾出使南越，汉越言和，赵佗臣服……
岭南割据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整个中原山头林立、各路英雄豪杰虎争天下。就在这样一个大混乱、大拼杀的格局中，谁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岭南这块土地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也就在这样一个契机下，偏于东南一隅的岭南，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突兀而出，并使岭南最终走上了割据之路，这两个人就是任嚣和赵佗。
当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岭南的大军受挫，秦越处于对峙阶段，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之后，第二次被派往岭南的秦军将领就是任嚣和赵佗。当秦军攻占岭南后，鉴于此地偏于东南一隅，越人势力尚存，而岭南与中央朝廷的联系又较困难，于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嚣为南海尉，并授予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而赵佗则为任嚣治下的龙川县县令。
当任嚣掌握了岭南的军政大权，并成为专制一方的“东南一尉”后，便逐渐萌发了脱离中央朝廷、划岭自治的一套割据构想。这个构想的产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的战国诸侯并立之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岭南具有可以实行割据的政治、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就政治上而言，秦通过兼并关东六国的战争统一中原，到平定岭南，其间不过十余年。就在这个天下初定，社会尚不稳固的短暂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原六国贵族，以极其悲伤、感怀的心情，企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并立之局面，由于条件不够成熟，他们不得不在秦统一六国后暂时潜伏起来，以待时机。而作为极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后，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股潜在力量的危险，并采取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大修秦道直通山东六国腹地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股潜在的势力兴风作浪。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诣采取的这些措施，只是从表面上起到了一点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山东六国的复辟势力，甚至就连秦中央政府官员骨子里的那种复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当时的秦王朝垂相王馆等人，就公然向秦始皇宣称:四方之地，“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并积极主张“立诸子”以安天下。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战国时期的诸侯并立局面对许多人仍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作为在岭南独掌军、政大权的任嚣，也自然地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渐渐萌生了据岭而守的割据念头。
当然，要想在岭南实施割据，就要有割据的资本和条件，那岭南的资本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岭南最重要的资本就是秦王朝派住此地戍守的50万汉军，这股颇具实力和作战经验的军事力量便是称雄割据的根本。另外，随着秦对岭南地区的征服，源源不断而来的中原移民，也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因为这些汉族军民，在中原时深受秦暴政的摧残和蹂胭，早就有离绝秦王朝挣脱锁链的想法，许多人自走向岭南的第一步，就抱定留居南疆不再言归的决心和志向。当这些人来到岭南后，不再像秦派往北方屯戍，防备匈奴的汉人，会趁天下大乱面“皆复去”。相反的是，面对在任嚣治理下相对宽松的政治、人文环境，使他们对这块土地渐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未尝不深虑之面力卫之也”。如此一来，岭南便有了一个人心思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为了建设和保卫这个新兴的家园，一旦天下有变，他们自然会团结一心，全力支持任嚣。
当然，促使任嚣产生割据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岭南在地理上易守难攻。就当时的交通条件面言，“自北往南，人越之道必由岭”。也就是说，岭南地区北部的五岭成了阻挡南北行进的天然屏障。这道屏障难以逾越的程度，作为曾是秦军将领的任嚣以及所有南下的军民是领教过的。尽管在秦征服岭南的中后期，曾有灵渠的开凿以及新道的修建，但只要派少量驻军把守，灵渠和新道都将变成进退不得的死道，复成为难以逾越的屏障。除此之外，整个岭南地区多江河水道，这些江河水道又多急转直下，地理形势相当险要，若有不熟悉这里的船只过往，往往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鉴于这样的地理形势，作为岭南的军民完全可据此守之。假如五岭的防卫已破，仅凭这些江河水道也可以步步为营，和敌军对垒抗衡。
老谋深算的任嚣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令他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到来了。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并引爆了整个中原六国人民反秦的大起义时，任嚣闻知立即感觉到这正是天赐良机，在兴奋之余也加紧了割据岭南战略性计划的制定，准备付诸行动。但令他扼腕叹息的是，就在这历史大转折的紧急关头，自己却一病不起了。
为了让心中的构想得以顺利实施，躺在病榻上的任嚣派人将自己的心腹助手、时任龙川县县令的赵佗召来，秘密嘱咐道:“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赵佗原是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关于率军征伐岭南之前的经历史无明载。有记载的是他到岭南后，曾上书秦王朝，要求派三万名中原女子到岭南为驻守岭南的将士“缝补衣服”，最后秦始皇选派了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去了岭南，这些女人自然成了岭南将士的配偶。此时，作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赵佗，听了任嚣的密嘱，心中十分感动，当场答应按任嚣的构想予以行动。两人经过一番谋划，任嚣便假借秦中央王朝的命令，委托赵佗代理南海尉职务，为赵伦顺利实施割据构想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就在赵佗代南海尉不久，任嚣撒手归天。这个时候中原的局势是，秦大将章邯的四十万大军，正和以楚军为首的六国反秦联军相持在漳河地区(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而另一支由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却乘机沿着黄河南岸向秦国首都咸阳急速进发。
面对如此纷乱的战局，继任的赵佗迅速开始了对任嚣计划的实施，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驻守在横浦、阳山、徨黔关的将领快马发出檄告，告知他们“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赵佗所说的“盗兵”，表面上指的是诸侯兵，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中原可能派遣来镇压的秦军。因为横浦、阳山、涅黯关皆位于秦所开辟的连通岭南的两条新道上，系兵家必争的战略之地。绝了此三关道，也就断绝了秦军南下到岭南地区的通道。
当绝道闭关、聚兵自守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后，赵佗接着采取了第二个步骤，这就是:诛秦吏代以党羽。此时的赵佗虽然代理了南海尉并已行使职权，但他深知自己这个官职是任嚣假传皇帝圣旨而骗来的，心中自然不怎么踏实。且此时的南海郡许多官吏都是秦王朝派来的，不是赵佗的嫡系，他们不一定全部听从赵佗的号令，即使听从也有阳奉阴违的现象。这些异己势力的存在，对赵佗割剧岭南计划的实施十分不利，所以赵佗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铲除他们。
如前所述，秦法苛严，可谓法网恢恢，无所不存，人民深受其害，官吏知法而犯法者也人数甚众，自秦到岭南的移民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犯罪官吏，这就给深谙秦律的赵佗打开了一扇借刀杀人的方便之门。赵佗利用多种借[:1，声称那些不服从自己的秦吏违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秦律而尽杀之，正如《史记》、《汉书》两书所言“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长吏”，系秦在边郡之地所设置之官，隶属于郡尉，主要掌兵马等事务。诛杀了这些秦吏后，赵佗选拔拥护自己的心腹担任郡守、令、长吏之类的重要职务，赵佗真正成了岭南的最高长官。当以上两个步骤完成后，掌握了军政大权的赵佗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下令军民迅速修筑关防城池，加强岭南的防御力量。从史料记载看，赵佗在这个其间和稍后的时日，主要修筑加固的城池有:
一、乐昌“赵佗城”
乐昌，武水流经的重要地点，而武水是北江的重要支流之一，源于湖南南部的宜章，水流湍急，流人广东后，历乐昌、韶关，与侦水合流为北江。如果中原兵将进攻，可在湖南顺武水而下，逾岭达于北江，然后下至番禺等地。所以武水被认为是一条有战略意义的河流，乐昌傍武水，近南岭，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正因为如此，早在任嚣出任南海尉时，即在乐昌傍武水，抵拢口处筑城并置备戍兵，时称“任嚣城”。当赵佗出任南海尉后，又援故例，在任嚣城的河对岸(即今乐昌县南2 .5公里处)，又修筑了一座赵佗城，用以隔绝通往岭北的险要水道。
任嚣、赵佗之所以傍水筑城，除了河流为交通要道之一外，还在于越人习于水性，舟兵〔即楼船兵)很有战斗力，水战对岭南有利。
当然，赵佗之所以傍任嚣城又修筑了一座赵佗城，除了水战的考虑外，还因为“秦新道惟此拢中(指武水的乐昌一段水域)最险，彼北从侦水、西从漓水以人者，险皆不及”。所以，于此筑城，不仅可以就近牢牢控制武水水道，而且还可以对湖南地理形势起一定的控制作用，阻止敌军由此南下;另外，赵佗城与任嚣城夹武水而筑，互为声援，不仅加强了乐昌附近的防卫力量，可以更有效地阻击敌军南下，还可以与附近的秦关防连为一体，形成较大区域的军事防卫区。秦三关中的徨黔关可阻击从湖南郴州沿框水而下至广东边州的敌兵，乐昌两城则可阻击从湖南宜章顺武水而下的敌兵，收到“壮徨黯”的军事效果。
二、新筑仁化城
仁化也紧邻湖南，为防卫前沿之一，赵佗在仁化北一百三十里而今城日处筑城。仁化之城，可以阻敌军南下，同乐昌两城可以“壮徨豁”一样，仁化城也可以达到“壮横浦”的军事效果。同时，乐昌、仁化两城的修筑还可防备从南安〔今江西境内)间道和郴、桂直趋人粤的敌军。
三、广筑万人城
除了在毗邻边界之地修筑关防城池外，赵伦还命军民在稍靠五岭的岭南沤水、祯水交接处的沤浦关附近筑起了一座万人城。同时在清远筑万人城一座。
清远离番禺仅一天之路程，其北为英德，系两粤之孔道，北来之门户，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为了守住这一门户，赵佗在此筑城，以利于清远的士卒北上驰援英德、南下屏藩番禺。
四、强化郡治番禺的防卫
番禺系南海郡郡治，也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赵佗要想割据岭南，势必要加强番禺的防卫。
首先，赵佗加固了任嚣时代所建筑的番禺城，这座城是秦汉时期岭南最早出现的城市。
其次，屯兵石门。石门是位于番禺西边北江的夭然险要之一，明朝胡荣曾在《粤会堂记略》中称，“距番禺上流四十里，有山对峙曰石门”。可知石门系因两山夹江而得名，地理位置自然险要，也是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的要冲，倘若石门被攻破，则番禺将无险可依凭，对如此险要之地，赵佗自然不会忽视，故他在石门驻屯了一支军队，以守卫番禺的北郊。
赵佗通过以上的举措，在岭南建立了以郡治番禺为中心的三道军事防线:最外面的一道防线主要是针对戍守边疆这一主旨而设，它以涅黔、阳山、横浦等秦关为主，又新建乐昌、仁化城，使得关、城连为一线，点面结合，交相呼应，互为椅角。这条防线的兵力最强。再往岭南内部为第二道防线，集中于南海郡中北部，以北江中游为中心，以英德、清远两座万人城与框浦关夹江而布，形成了一个军事大三角，并配备了一定兵力。第三条防线则是石门要塞。
赵佗的防御，使得中原军队若要从北部陆地攻到番禺，就必须先破这三条防线，只有这三条防线得以突破，才可能抵达已经加固的番禺城下，由此可见赵佗在军事战略上的用心之良苦。
后来发生的战争证明，赵佗所构筑的军事防线是非常有效的。当赵佗称帝后，吕后即遣周灶等将领率兵前来征讨，而赵佗的南越国兵据岭上关防予以反击，终使汉军未能逾岭。
就在中原大乱，赵佗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割据构想时，处于桂林、象郡内的一些越人部族也随机而变，纷纷打出了独立的旗号。如后蜀王子建立了“西欧骆裸国”，不再受南海尉的节制。同时，赵佗虽名为“东南一尉”，其实际控制之地不过为南海一郡，在桂林、象郡的统治力量则较为薄弱，这也是桂林、象郡越人部族趁天下大乱而纷纷自立旗号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若允许这些越人部族势力独立存在，就等于打开了岭南两侧的门户，使得赵佗已采取的绝秦关、守五岭等措施变得毫无意义，也将使划岭而守的割据计划化为泡影，面对这样的局面，必须对反对势力予以打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公元前为5年，赵佗正式发兵攻打桂林和象郡。关于这次战争的规模和酷烈程度，《史记》、《汉书》两书未作细致的描述，倒是晋人的<交州外域记》曾作过这样一段描述: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锥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锥民。设锥王雏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锥将，锥将铜印青缓。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锥王、雄侯，服诸锥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日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路博德讨越王。，，一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雏将主民如故。
稍后的晋人著《广州记》亦载云:“交趾有骆田，……人垦食其田，名田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一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攻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
以上两书所言，其神话色彩相当浓厚，显然不能作为正史，而只是民间传说，且这传说在时间上也有与史实抵悟之处。不过，透过这两条据传说而作的传记，可以让后人触摸到一些早已湮没的历史线索，正如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两先生所言:当赵佗绝关自守后，曾派遣军队前往镇压岭南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势力，而正处于军事酋长制阶段的那个“安阳王”即是其一，这个“安阳王”和他的部族不服从赵佗的号令，甚至自举旗号，在一方小天地里称王称霸。对他的这个举动，赵佗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出兵征伐。其结果自然是赵佗取得了胜利，并得以“击并桂林、象郡”，扫除了反对势力，基本上恢复了秦所置的岭南三郡，实现了岭南地区的统一。
椅角之势
当岭南地区实现了统一之时，正是各路豪杰中原逐鹿之日。在这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赵佗趁机自称南越王，建立了南越国。
关于赵佗何年称王，《史记》本传未载，只是说:“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书·两粤传》所记与《史记》相同，也未载明何年。后来的研究者，也就只好根据《史记》、《汉书》两书留下的只言片语作推测揣摸了。若按公元前黝7年夏历十月(秦及汉初皆以十月为岁首)，秦王子婴投降刘邦、秦朝灭亡算，赵佗称王应于秦已破灭之年，即最早不会在这一年之前。
《史记·陆贾列传》称:“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从这段记载来看，可知刘邦“中国初定”之年，即赵佗称王之年。
秦亡以后，刘邦同项羽进行了为时近五年的楚汉战争。陆贾说:“汉王起巴蜀，鞭答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这场战争从汉元年(公元前入兀年)开始，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以刘邦消灭项羽而告结束。所谓“中国初定”应是刘邦对项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项羽尚未被完全打垮之时。那么这五年中，哪一年才算汉王平中国初定之年，亦即赵佗称南越王之年呢?
据《史记》、《汉书》记载，楚汉战争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头两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么万年)刘邦所处的境况并不理想。当时，项羽凭借兵力上的优势，一再挫败刘邦。汉二年四月，彭城(今江苏徐州)一战，汉军大败，刘太公、吕后竟被项羽俘获，留为人质。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一些原来归汉的诸侯王纷纷投降项羽，刘邦率残部狼狈逃到荣阳(今河南荣阳市西南)，形势对刘邦很不利。这两年对汉来说，当然不是“中国初定”之年。
楚汉战争在汉三年(公元前2以年)应为双方相持之局。当时，刘邦依靠萧何着力经营的关中，征集兵员、粮草补充前线，与楚军相拒于荣阳一带。刘邦为了扭转楚强汉弱的形势，在政治上争取与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有军事才能的彭越、韩信等，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了一个正面坚持、敌后扰乱、侧翼牵制的对敌作战方针，并用计离问项羽集团。但是，这一年，楚在军事上对汉仍然占有暂时的优势。项羽调动大军加紧对汉军发动攻势，并两次攻占了荣阳、成皋，使刘邦一再受挫。刘邦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出兵宛、叶(今河南南阳、叶县南)间，引诱楚军南下;派彭越攻占雕阳，汉政权在这一年尚处于胜负未卜之中，仍不能说是“初定”之年。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决定性转变。十月，汉军趁项羽主力东调、回击彭越之机，对楚发起反攻，一举夺回了成皋。这时，汉大将韩信已经破魏、赵，攻下三齐，占领了楚以北广大地区;“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至此，汉军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并发起全面反击的攻势，大大削弱了项羽的力量。项羽腹背受敌，损失惨重，陷于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境地，败局难以挽回。对于刘邦来说，只有到了这一年，才称得上是“中国初定”之年。由此可以推断这一年是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之年。因为赵佗在秦已破灭之后，“击并桂林、象郡”，必然要进行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只是这个过程史籍未留下多少记载而已。
根据史学家吕名中先生的研究认为，赵佗正式称王不会早在刘邦人咸阳或楚汉战争开始时。汉十一年(公元前t%年)陆贾奉命首次使南越，赵佗起初高傲不恭，陆贾批评赵佗“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如此”。如果赵佗早在刘邦人咸阳之年就已称王，陆贾就不应称南越王国为“新造未集之越”。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说，元鼎六年(公元前lli年)冬，汉武帝派数路大军平定了南越王国的反叛。“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南越自赵佗称王到公元前}1}年被平定，共九十三年，这个年数《汉书》所记亦同。从公元前}1}年反推九十三年，恰是公元前203年，也就是汉军对楚发起反攻，并完成了对楚军战略包围的那一年。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四，在论及《南越列传》问题中指出:赵佗“二世元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称王”。这个论断应当是合理而可信的。可见赵佗正式称王于汉高帝四年，即公元前加3年，当确凿无误。
从史料记载看，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疆域，基本上与秦在岭南所设三郡的辖区相当。在南越国疆域的东西南北四向边界中，除东界濒南海外，其余皆为陆地。具体的位置是，向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的安定、平和、漳浦;向北主要以五岭为界，与长沙国相接;向西到达今之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句盯等国相比邻;其南则抵达越南北部，南濒南海。这个疆域基本上维持到南越国的灭亡。
赵佗称王后，考虑到一旦中原归于一统，朝廷很可能会派人前来征伐;同时也为了防备长沙国可能进行的突袭，遂再一次加强了边防力量，并在南越国北部边界地形险要之处再建关筑城，为南越国筑起了一条东西长达数千里的边防线，这条边防线东起今粤闽之交的蒲葵关，沿横浦关、阳山关、乐昌赵佗城，连一州关防，历桂岭而到广西的严关、秦城，其中关城互为绮角，又与岭南内侧第二条防线交相呼应，成为南越一条较为严密的军事防线，基本上具备了与中原军队抗衡的边防武装力量。
划岭而治
当岭南的边防得以巩固，赵佗建南越国并称王后，即着手治理这个王国。
但是，当他环顾自己的这个王国时，却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偌大的国土上，只有几条大河流的河畔，才各建有几座郡、县城。虽然尾随大军之后陆续来了几批商贾、滴吏、赘婿、罪徒及妇女等，但编人册籍的百姓跟中原每一个割据势力相比，还是少得可怜，而他的王国就要依靠这些臣民做支柱。中央政府的庞大机构，众多的后宫妃殡、内官、侍从人员，郡县的官吏，保卫边境的武将吏卒等，都由这些百姓创造的财富予以支撑。就连筑城修路、造船建屋、耕田纳赋、制作器物等，也还是由这些百姓负担。当然，在他的王国里，还有三两倍这个数目的土著},骆族人民。可是，这些化外之民，都各自匿居在他们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洞里，靠渔猎为生，平时除了为一点小事相互攻打外，王国的盛衰与他们毫不相关。
面对此情，赵佗并没有气馁，他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兴亡中悟出了事在人为的道理。乘着刘、项相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尽力设法来建设自己的王国。一方面，他借鉴秦朝治理国家的得失，组织起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分治的王国政府，但不仿效秦朝那样刻薄寡恩、滥施刑罚，而是有效地保护中原移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赵佗采取了人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等措施，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
岭南越族各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与风俗习惯:在饮食上，喜食蛇蚌;服饰上，断发文身;居行上，干栏建筑，水处舟行;宗教上，巫祝盛行，使用鸡卜等。这些风俗习惯，都源于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如果轻蔑地加以否定，无疑会伤害广大越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其结果只能是加深汉越之间的民族隔阂，不利于统治;而加以尊重，则会有助于汉越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睦相处。因此，赵佗对于越俗采取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
在服饰上，赵佗抛弃了孔孟之说，不用中原的“冠带之制”，而与越族“同其风俗”。当他在十几年之后，首次接见刘邦派来的使臣陆贾时，就从越俗，与中原的束发戴冠大相径庭，俨然以真正的蛮夷大长自居。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居蛮中久”的中原汉族官吏也纷纷接受了越族的风俗习惯。
当然，对越人之俗，赵佗也不是完全遵从的，他曾明令禁止一些恶习。如越人好相攻击，这一点除了岭南越人各族发展程度不一样的缘故外，还代表着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战争的残存形式。赵佗若遵从这个相互攻斗的恶习或对这个恶习视而不见，则南越必无宁日，并会妨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所以，赵佗下令禁止。经过多方努力，越人相互攻击、好勇斗狠的恶习渐渐得以改正，从而促进了岭南越族各支系之间的和睦共处，加速了岭南社会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赵佗为促进民族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自古以来，两个民族通过联姻而消除隔阂、建立和睦关系，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无不给赵佗以教益和启示。
他不仅大力提倡汉人与越族通婚，并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南越国垂相吕嘉家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使赵氏与吕氏两大家族的关系盘根错节，利益趋于一致。再如南越所封的苍梧秦王赵光就与吕氏家族联姻，第二代南越王的一位夫人赵蓝也可能是越女，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也娶有越女为妻，并生有子赵建德。
在赵氏统治集团的带动、鼓励下，中下级官吏兵卒及其他中原汉人与越族的通婚已相当普遍。尤其是数十万秦兵，他们除了极小部分与中原来的一万五千名女子组成家庭外，大部分秦兵士卒都与驻地的越族通婚。
除此之外，赵佗还采取了因地制宜、让部分越人自治的方针政策。岭南为百越聚居之地，越族支系众多，各部越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这些支系、部族不同的越族，其势力也参差不齐。针对这些不同情况，赵佗采取了一些比较灵活、变通的统治政策，如赵佗在兼并象郡后，针对象郡一带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实行了由越人自治的办法;交趾一带，越族的部落势力十分强大，并且原部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部落组织，面对此情，赵佗仅派二使者前往“典主”，同时又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位“西于王”。这位西于工，正是组织杀死屠难的原酉讴君吁宋的后裔，在西欧族越人中有着崇高的声望及广泛的影响。赵佗把他封为王，明显地是以安抚之策让其自治，并通过不断的经济援助，增强西哑地区的向心力，以加强对西瓯地区的控制。
在经济方面，赵佗从实际情况出发，着手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状态。他积极地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越族地区，并教民耕种，大力传授使用铁器和耕牛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岭南越族人民逐步改变过去火耕水褥的粗放耕作方法，使越族地区农业生产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那些百越土著对新建立的夯土城堡，堂皇的王宫、官舍，以及威武齐整的族旗、仪仗等物，虽然感到新奇，但不甚喜欢。而对于官员们所佩带的青铜剑、铁剑，士卒们使用的铜戈、铜箭链等，都非常羡慕。他们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戍卒及工役们使用铁斧、铁凿砍木造船，用铁锄、铁锹翻田掘地;注视着工役们驾着牛车、马车输送重物，驶着有帆的船舶在江河上疾驰··一所有这些，在只有木招、石斧、竹箭等武器和工具的土著居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于是，为了换取一把铜匕首或一件铜戈头，一柄铁斧或一具铁锹，越人不惜拿出大量的谷米、山货、翠鸟、孔雀，甚至用难得的象牙、犀角等来交换。鉴于这种情况，赵佗及其谋臣们便在各郡县、市镇设立“市官”，由官府直接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商品交换，而把交换所得的象牙、犀角、翡翠、珠巩、香药等中原地区珍贵的宝货，成批地运到北边的关市去和汉帝国南来的商人贸易，并向他们购买了大批的牛、马、铜铁工具和器皿，然后又用这些货物与土著居民交换，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绝的商品交易渠道。本来在一百越族人中间，早已出现了物物交换的贸易行为，但这只是在洞与洞之间，或在附近几个洞之间进行，因此彼此拿出去交换的物品，无论在品种或价值上，都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些东西，例如珍珠、紫贝、玳瑁等海产珍品，常常要通过多次交换，才辗转流到岭北的商人手里。现在由南越国官家统一经营，不仅大大扩展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而且也丰富了岭南地区市场的物品交换，百越族人很快便获得了他们所喜爱的铜铁武器和工具，而这些新的工具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南越王国政府在这项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即使不向土著居民征收租赋也不愁财政匾乏;同时又通过这项措施，使一些土著居民感到大有收益，从而拥戴王国政府及赵伦本人，甚至有些邻近郡县的“化外之民”也撤销了他们山洞的樊篱。
赵佗不仅重视发展生产，而且也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推行所谓以诗书而化国俗，以仁义而团结人心的措施，让越人读书认字，学习礼仪，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使越人“渐见礼化”。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很早就使用了汉文，这对越族文化的发展和越汉间的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赵佗积极提倡学习文化、发展教育，以及中原先进文化的有力促进下，岭南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掘表明，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器，其色彩和造型，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准，其铜器、漆器、玉器、银器等，不但产量大，而且工艺精细，造型美观，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中尤以漆器为突出。如广西贵县汉墓出土的大批打有“布山”戳记(“布山”古地名，今贵县地区)的漆器，说明秦汉时期这里生产的漆器，艺术水平甚高，盒的内外都有漆彩画，其画有奔马、手持武器的战士和各种花鸟等，形象生动，富有真实感，可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漆器相媲美。出土文物中还有秦汉时期越族人民的住房模型，即“栅居式”的陶屋和“黄釉阁楼”。它设计新颖，名曰“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岭南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持并沿用着。
正因为赵佗对南越国采取了较为合理、现实的民族政策，也就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民族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不仅“和辑百越”，使得岭南“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同时也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在赵佗的有效治理下，南越国内民族关系和睦，汉越人民友好相处。这种和睦的民族关系为增强南越国的整体实力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赵佗的绝秦关道及称王建国，对于中原与岭南都是有益的。就当时的中原而言，加速厂秦朝统治的瓦解，对岭南而言，则不仅保证了汉越人民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而.且保证了汉越人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赵佗的划岭而治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
出使南越
南越王国在中原战火纷飞的大动乱中建立起来了，而作为继秦之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在刚刚稳住了中原霸主地位之后，对这个偏处东南一隅的独立王国，既不予承认，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西汉王朝，其内外形势相当严峻。就国内来说，呈现出一种凋敝、窘迫的景象，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经过秦朝内征外伐及秦末战争的消耗，汉初的人口较之秦时有大幅减少。据史料载:秦朝两千万人口的主要消耗有:“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余烈，故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唯水不流，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东方之六国，五损其二。”当刘邦灭项羽后，大封群臣，陈平得封曲逆〔今河北定县)，后来刘邦过曲逆，看见曲逆的人口甚众，不由连声赞叹，认为曲逆是个“壮哉”之县，于天下惟洛阳可与比也t秦时曲逆有户三万，至汉初仅存五千，这么一点人口居然能获得刘邦的称赞，可见，汉初人口的锐减已到了何种程度。
人口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凋敝。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特别是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使很多农民成了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而且粮谷缺乏，谷价腾贵，战乱最激烈的荣阳和关中一带，饥荒严重，每石米高达一万钱。。史学家班固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白天子不能具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长达4年多的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忙于逐鹿中原，未对匈奴进行抗击，而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鼎盛如日中天，“控弦之上三十余万”，对汉朝的北部边境地区，乃至帝都所在的关中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楚汉战争后，刘邦将注意力开始转向匈奴，并在国穷民困、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公元前2的年，仓促率领20万大军往征匈奴，结果被敌军围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解围。这次出征，使刘邦认识到了汉初国力的真正水平，之后他果敢采用娄敬的“和亲”之策，对匈奴采取了守势，不敢轻言攻战。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减茶、长沙王吴茵。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他们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形成了很大威胁。公元前沁2年，燕王减茶反;公元前1 }}年，赵相国陈稀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诸侯王不断的反叛，使刘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镇压国内各地的叛乱上，根本没有余力顾及五岭以外的南越国。而这时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及经营岭南，已有一段时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这又迫使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南越国这个棘手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刘邦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呢?
史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在南越国赵佗统一南越两年之时，刘邦传下诏书:“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五郡立番君吴苗为长沙王”这份诏书表明:一是刘邦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把岭南百越统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二是由于自己无暇、无力顾及南越国，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过侯王的势力进行控制，依靠长沙王昊苗吞并岭南的南越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1年)只月，刘邦又传诏，封齐信侯摇毋余为海阳侯，食一千八百户。海阳之地，属赵佗的南越国所辖的县地，自然这也是虚封。当时，齐信侯摇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战，自小熟读《太公兵书》，自谓刘邦属下文韬武略的全才。汉高祖刘邦的用意是故意给赵佗树立第二个敌人。让他的这个齐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国，进而把南越的疆土划归汉室所有。
刘邦的这个主意想的可谓不错，但现实情况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妙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佗立国后，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岭南之地，生产逐步发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军事方面已有带甲兵百万之众，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赵佗有利。仅凭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又怎么敢向南越国诉诸武力呢?对汉高祖刘邦的虚封，初时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受宠若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汉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夺取海阳之地。可当他权衡一下自己和南越王的实力，方感到南越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明白决不可自讨苦吃，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做赔本的买卖。至于长沙王吴莆，在受封的五郡中，有三郡已被赵佗占有，他实际只得了两个郡的封地，以这两郡的军事实力他是不敢率兵攻打南越国的。相反，他还担心南越王赵佗会逾岭夺取他的封地。更为不幸的是，吴菌在受封长沙王的第二年，突发恶病，医治无效，一命归天了。世袭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吴臣继承，汉高祖封他为长沙成王。吴臣继位后，按照先父吴药临终时的密嘱，一方面加强与南越国接壤的边境防御，一方面大肆招兵买马，防备南越军队逾岭北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也有了变化。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工的既成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已的诏命。
《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较早地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D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人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屹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哪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唤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从此崭露头角。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疾风骤雨中裹灭了，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来进行统治，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刘邦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兼法家思想的祟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平时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视到将尿撤在儒生帽子里。而陆贾却深谋远虑，对治国之道胸有成竹。围绕着如何治国兴邦的问题，陆贾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面折廷争，同刘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情况:“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Tr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很明显，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易致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实践，主张德行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本人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他也有他的英明之处，这个英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采纳臣民的建设性主张。所以，他听了陆贾的严辞批评后，不仅不恼，反而显得很惭愧的样子说:爱卿说得有理，那就请你写下秦王朝所以失败，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时候国家兴亡的故事，拿给我看看吧。
陆贾见刘邦愿意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将自己的理论见识作了概略的论述，以f一二篇成书，名曰《新语》。其书主旨在于崇王黝霸，归本于修身用人，多引<春秋》、《论语》之文。每成一篇，陆贾就讲解给刘邦听，刘邦听后对每篇都大加赞赏，左右侍从们见主子赏识，也就跟着高呼“万岁”，陆贾由此作为一颗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理论新星在西汉王朝的早期升起了。
通观陆贾的《新语》，不能不让人感到作者确实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政治家。他蔑视那些“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的隐士者流，整个理论继承了荀况反对大命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明确地指出:“世道衰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所取也。”他强烈地抨击了泥古守旧、重古轻今的思想，主张“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为法，因世而权行”，这些充分反映了陆贾锐意革新、进取的思想倾向。
陆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复比较和总结，认为凡“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治国的，其结果都是国灭身亡。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这样的例子:“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仗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栋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积于内。……故宋襄死于私水之战，三君狱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此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陆贾对秦亡教训的分析准确而深刻。他指出:“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因此，陆贾认为，自春秋而至秦，“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是导致国家败亡的基本原因，值得警惕。与此相反，“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然无治国之意，漠然无忧民之心，然天下大治。周公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贡来臻，越棠之君，重译来朝。”这就是陆贾提出“无为而治”治国方略的历史依据。经过将近十年战乱破坏而建立起的西汉王朝，其时社会经济极端贫困。这种破败不堪的局面，决定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成为汉初的突出任务。陆贾认为，“无为”是暴政的对立面。当时西汉政权应实行“无为”政治，别无出路。因此，他大声疾呼:“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关于“无为”政治的理想境界，陆贾有一段颇为生动的描述。他说:“是以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骤无夜行之吏，乡间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陆贾的《新语》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莫定了理论基础，对汉初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汉书·艺文志》载，陆贾曾著有《楚汉春秋》和赋三篇，均已散佚。世传《新语》十二篇，与《史记》及《汉书》本传所记篇数相符，而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二十三篇不合。其篇目及内容，自唐以来大抵如此，是否系陆贾作品，历来人们认识不一。应该说，陆贾原作者有之，后人搀杂者亦有之，但基本上反映了陆贾的思想。
陆贾曾在刘邦面前时时说称《诗》、<书》，在<新语》里也大谈仁义，似乎是一个儒家之徒。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旧史家均把陆贾置于儒家之列。《四库全书》在谈到《新语》时也说:“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此之醇正也。”这个论断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陆贾所说的“仁义”与孔孟的“仁义”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与孔孟仁义相联系的那些繁琐的礼仪，陆贾几乎没有提及。比较起来，陆贾则更重视老学。秦汉以前，“无为”同“仁义”是互不相容的。陆贾根据汉初社会现实的需要，却把这两个分属于道家和儒家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但主次是分明的。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谈在评论道家时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综观《新语》，陆贾的思想正与司马谈所言之道家相合。显然，汉初道家与先秦道家并不完全相同，陆贾的思想并非老庄思想的翻版。陆贾在继承老学“无为”思想的基础七，加以发展，并掺人了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及黄帝之学的思想，使老学变得比较符合汉初社会的需要，形成了著名的黄老学派。这是道家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也是老学思想的一次重大改造。而这个任务正是由陆贾完成的。汉初，在君主和大臣之中，崇尚黄老思想者不乏其人，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陆贾则是汉初黄老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汉初第一个有政治著作传世的杰出政治家。
陆贾的思想体系得到刘邦以及众多臣僚的赞赏。以此为转折，汉王朝君巨反复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到，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于举措(兵役摇役)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摇薄赋慎刑，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陆续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一、罢兵士归家乡。规定跟随刘邦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摇役卜三年，回关东的免摇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摇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授予田宅。这些被遣散的军吏卒，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由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一份土地，又不需要服摇役，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成为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命令在战乱中聚啸山泽的人各归本土，“复故爵田宅”，使地主追乡，农民返籍。“故爵”无疑指秦代的封爵，秦爵与田宅密不可分，“复故爵田宅”是对秦代中小地主既得利益的法律承认，有利于消除秦朝吏民的反抗情绪，这项安抚政策在汉初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是成功的。
三、宣布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这里限定的“自卖”只是当时奴埠买卖的一种形式，其他还有“略卖”、“出卖”等。如果再从自由民沦为奴婶的渠道论之，形式就更多了。因此，这项法令并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是有限地释免一些“自卖”者，尽管如此，它对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有益的。
四、重农抑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始自商鞍变法，商秧认为工商业严重妨碍“重农”政策，因为在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前提下，从事工商更容易获利。对此，史学家司马迁曾概括指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工商业的利导下，大量农民纷纷脱离农业转而从事工商，这在农业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是有害而无益的。正因为如此，刘邦君臣继承了这一政策，并具体规定:不许商人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商人从政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据<云梦秦简·田律》可知，秦代的田赋征收禾稼(粮食)、刍饲料)、粟(禾秆)等，即每顷收当三石，粟二石。后来，董仲舒批评秦政说秦代“田租日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秦朝的赋税很重，汉初则力求轻摇薄赋。
刘邦君臣通过上述“与民休息”的措施，总算把秦末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稳定下来，陆贾成为汉初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刘邦认为陆贾是出使南越的最佳人选。据史料记载，陆贾到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后，只见赵佗态度傲慢，头发束成一撮，竖在头上，伸及两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大殿里。作为一位有着长期出使经验的政治家和辩士，陆贾对赵佗的这番举动好像早有预料，他不动声色，先将赵佗与中原的关系作为会谈的切人点并进言道:“你本是中国人(指中原地区)，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国，不念祖宗，放弃中国传统装束，想要靠区区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对抗，成为敌国，大祸怕就要来临。自从秦王朝失去控制，诸侯豪杰纷纷起来，只有汉王刘邦率先人关，占领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西楚霸王，诸侯成为他的臣属，可以说甚为强大。然而汉王刘邦从巴蜀出兵，用皮鞭答打天下，遂诛灭项羽，仅仅五年时间天下平安。这不是人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夭子(指刘邦)已知道大王在南越称王，却不出兵协助诛灭暴秦和西楚，朝廷文武官员都主张派出大军，向大王(指赵佗)问罪，但天子怜悯百姓在战乱频仍中已经十分痛苦，才消原意，并且派我前来授给大王王印和互相通好的符节。大王应该恭恭敬敬地到郊外迎接，北面称臣。想不到你竟想凭借基础未稳的南越，倔强到底。汉朝廷如果得到报告，恐怕要挖掘焚烧你祖先的坟慕，屠杀你宗族，然后派一位偏将军，率领十万人马南下进攻，到那时，你的部下杀你投降，易如反掌。”
赵佗茅塞顿开，赶紧跳起来，规规矩矩地坐下，道歉说:“我在蛮夷中生活得太久，忘了中国礼仪。”然后向陆贾请教说:“我比萧何、曹参、韩信如何?”
陆贾说:“大王的贤明和能力，跟他们相仿。”
赵佗又问:“我跟皇帝相比谁贤明?”
陆贾说:“皇帝起自丰、沛，讨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工的伟大勋业，统治天下，中国人口以‘亿’为单位计算，土地方圆万里，物产富饶，号令统一，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而大王之众不过数万，而且遍地蛮夷，不是山峦崎岖，就是海滨水涯，一片荒凉，不过是汉的一个郡而已，大王怎么能跟汉相比。”.
赵佗朗声大笑说:“可惜我不在中国(指中原)，所以在这里为王。假使我在中国，安知不如刘邦?”
此时赵佗自比于刘邦的夜郎自大与他见陆贾之初的“魅结箕踞”以及接着蹶然起坐”等都是一致的，他满足于独霸岭南，但又不能得罪汉廷，他以这种井蛙式的表现，向汉廷暗示他“欲自外乎蛮夷”，“无远大志”，以此求“杜兼井之祸于无形”。可见赵佗还是相当明智的。
最后，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册封，“愿奉明诏，长为藩臣”。赵佗钦佩陆贾的才千和“威仪文采”，挽留他在岭南住了几个月，并对陆贾说:“南越这个地方，我连个谈话的对手都没有，自先生来此，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当陆贾临走之时，赵佗送陆贾价值二千金的财物，算是饯行。
陆贾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长安，刘邦很是高兴，升陆贾为太中大夫，以资奖励。
南越国臣服
陆贾出使南越，使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册封，南越国对汉朝称臣，遵守汉朝法律的约束。自此，南越国也就正式成为西汉的一个诸侯下国，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大大加强，贸易互有所补，各获其利，中原地区获得了南越国的物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面南越国也获得了发展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及马、牛、羊等牲畜，有利于南越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此，南越王赵佗岁修职贡，向汉天子奉献蛟鱼、荔枝、龙眼、珠矶等珍品。汉王朝则以蒲桃、锦缎等物报之。赵佗又常使贡石蜜五解，蜜烛二百枚，白鹏黑鹃各两双，亦厚报遣其使。
然面，到了汉高祖十二年三月，刘邦想到南越国赵佗虽然表面接受诏封，称南越王，但他有带甲兵百万，又有五岭阻隔，终是一件难事。加上朝中部分大臣及长沙成王吴臣又上书进献谗言，刘邦遂生疑俱之心。南越之地不能真正划归到汉廷的版图之中，和当年秦始皇相比，终是一件憾事。为抑制南越王赵佗，刘邦又故技重演，封南武织为南海王。这个南海王虽是虚封，但却像当年封长沙王吴苗和齐信侯摇毋余一样，再次给南越王赵佗树立了一个敌人。
就在刘邦苦心孤诣地想方设法要彻底让南越国臣服时，他治下的淮南王英布又谋反了。英布的谋反，不仅使南越国彻底臣服的构想成为泡影，就连刘邦本人也走上了黄泉之路。
英布原是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秦王朝统治时，只不过是一介庶民，且有点乡间地痞流氓的习气。在有关他的记载中，史家总是不肯漏掉这样一个故事，说英布少年时，有一个算卦先生对他说:“你受刑之后就能称王。”到他壮年时，果真因为触犯大秦律法被处以黯刑(脸上刺字)。于是，英布笑着对别人说:“以前有人说我受刑以后就能称工，大概就指的是今日之刑吧。”周围的人听了不禁哄堂大笑，皆把他当做马戏团的小丑或不知好歹的疯子来看待。
就在这次受刑不久，英布被押至骊山修造秦始皇的陵墓。也就在这个期间，英布结交了不少同为刑徒的豪壮之士，并瞅了个机会，率领一帮患难弟兄逃出骊山工地，流落到长江一带做了强盗。陈胜起义时，英布见天下已乱，正是施展本领、实现政治抱负的大好时机，便率众投靠了番阳令昊丙，跟其一道举兵反秦。昊茵见英布威猛机智，是难得的英雄豪杰，遂将女儿许配与他，两人结成了亲缘关系。
在这天下纷乱的若于年内，英布先是转归项梁。项梁死后，又归属项羽，再后来又弃项投刘，跟随刘邦转战各地，浇勇无比，屡建奇功，直至西汉王朝建立初年，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成了一个诸侯国的小皇帝。至此，英布当年在受刑后的妄言竟真的变成了现实。可惜好景不长，到了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三月，刘邦在其妻吕后的挑唆和主谋下，继谋杀了楚王韩信之后，又将梁王彭越送上了断头台。为达到杀一做百的效果，刘邦竟命人将彭越的尸体剁成碎块，熬成肉酱，分别派人送给各诸侯王品尝。
英布与韩信、彭越在楚汉战争中曾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称帝后，他们三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今当英布得知韩、彭两人先后惨死的消息，并意外地收到了彭越的肉酱这一极其血腥和暗伏杀机的“赏赐”后，不禁惊恐万状，立即部署军事力量，以备不测。恰在这时，淮南国中大夫责赫因和英布的姬妾偷情东窗事发，深知大事不妙，便仓皇逃往长安，向刘邦诬告英布谋反。英布知道责赫一旦逃到长安，必然将自己的军事部署和意图报告刘邦，生性多疑的刘邦自然不会放过置自己于死地的机会，必然带兵前来征讨。于是，英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遂屠杀了责赫全家，起兵叛汉。
英布起兵后，先向东攻击荆国，荆王刘贾(刘邦的叔父)大败而逃，死于富陵乱军之中。英布合并了荆国军队，乘胜北上，渡过淮河，义将楚国刘交(刘邦的弟弟)军队击溃，然后率大军向西挺进。一时，淮南国军队声势浩大，锋芒所及，无人能敌，西汉中央政权受到了极大威胁。在这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强撑病体，亲自统率大军前来征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1一月，刘邦大军跟英布军队在薪县西面的会击乡遭遇。刘邦见英布军锋芒甚健，不敢贸然迎战，便在庸城(今安徽宿县薪县集西)固守营壁，英布也排兵布阵，欲与刘邦决一死战。刘邦骑马从城中出来，望见英布的布军阵，跟项羽当年的布阵很是相似，内心不免有些畏惧，便想用说服的办法劝英布罢阵息兵，但刚说了句“我平日待你不薄，你何苦要反叛呢?”想不到英布却极不买账地说:“什么反叛，我不过也想尝尝当皇帝的味道罢了。”
刘邦听后大怒，纵兵攻击。英布军抵挡不住，向后撤退。当渡过淮河后，双方又经过几次激烈的拼杀，由于多种原因，英布失利，只好退到长江以南。正当英布欲寻机会重整旗鼓，再度反攻时，刚好长沙王昊臣(昊茜之子)派人前来，声称要接他到长沙国去整休。英布想到吴臣的姐姐是自己的妻子，两家关系素来交好，这昊臣应是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便怀着感激之情，率部跟随说客向长沙国而去。但英布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刚走到番阳县兹乡时，就被长沙王吴臣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兵丁杀死了。
当刘邦平息了英布的叛乱，于次年返回长安后，因箭伤发，病情甚危，吕后为其请良医。医者人见刘邦。刘邦问道:“朕疾可医?”医者答道:“疾可医。”
不知刘邦处于怎样的一种心情和想法，他听了医者的话一反常态地大骂道:“联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大命乎了命乃在天，虽扁鹊在世义有何益?”拒绝医治。
汉高祖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刘邦崩于长乐宫，死时年62岁，在位13年。
或许鉴于异姓王相继叛乱的教训，或许是出于对其妻吕后的芥蒂和防范，就在刘邦行将归天的弥留之际，他召集列侯群臣一同人宫，命人杀了一匹白马，一起盟誓道:“从今以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这个时候，原来分封的八个诸侯王，除长沙王外，全部被除，其封地渐渐被九个刘姓王瓜分。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年刚I7岁，秉性儒弱，身体不好，由其母吕后临朝称制，掌握了实权。尽管刘邦生前为刘氏夭下的稳定久远、想了种种招数，做了种种限制，但吕后掌权的时代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吕后掌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叛刘邦杀白马与群臣献血为盟的誓约，培植起一个吕氏外戚集团，希望通过封诸吕为王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从惠帝七年(公元前f 88年)刘盈病死，到高后八年(公元前I$}年)吕后去世，八年之中，吕后在其宗族至亲中先后封了张僵、吕台、吕嘉、吕产、吕通、吕禄等六人为王。封吕种、吕平、吕婪、吕他、吕更始、吕忿、吕庄等十余人为侯，再加上其他异姓的亲信封侯者二十人左右，共封了三十余人，这些王、侯中，除个别属刘氏宗族心向刘氏集团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吕后的私党。这些私党连同朝廷内外一些攀龙附凤的文武官员，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外戚集团。这个集团很快就掌握了汉中央王朝的绝大部分权力，成为当时政治的轴心。重权在握的吕后除对刘氏集团及其相关的各色人等大施淫威外，在对待南越国的问题上，也犯了战略性错误，致使南越王赵佗盛怒之下，兴兵犯境，汉越双方的关系再度变得复杂、麻烦起来。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第/\章
来自岭南的震撼
后三室的发掘齐头并进，四位殉葬夫人依次出现。一枚龟钮金印的出土，引发了关于一个女人身份的争论。凄惨的殉人制度，漫长的文明发展史。“蕃禺少内”与乘舆之谜，关于象岗古墓形制的探讨。新华社向世界播发消息，来自岭南的震撼…
神奇的龟钮金印
当主棺室的清理工作即将进人尾声时，考古队决定对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分头进行清理。其人员布置为:黄淼章、古运泉负责发掘东侧室，杨式挺、陈伟汉、吕烈丹负责发掘西侧室，杜玉生、冼锦祥负责发掘后藏室。其他人员协助三个室发掘，摄影、录像、电影拍摄仍分别由姜言忠、吴继东、韩悦担任。
东侧室位于主棺室东边，与西侧室相对称。室内呈南北向，长方形，中部有一过道和主棺室相通。此前工地挖掘墙基时已将东侧室的部分顶盖石揭掉，所以无论是从中部还是从顶盖石的部分塌陷处，都可以窥见室内的大体情况。
整个东侧室有5块顶盖石平铺在两壁的岩石上，南起第1石、第2石已断裂。东墙头的第4块、第5块岩石断裂后掉人墓室内，致使部分随葬器物被砸坏。清理工作开始后，考古人员仍按照白荣金创立的“悬空作业”的方法，先在过道向室内伸人一块横板，头部用砖块支起，然后以这块横板为中心，分别向南北端各架一木板，以此贯通全室。
经测量，此室通长6.95米、宽1.61米、高2. 24米，室内地面原用木板铺垫，清理时已全部腐朽，只从残存的木痕迹中隐约看出。木板呈南北向排列，室内的墙壁.上有多道水痕，其中顶盖石面处还粘附有漆皮及朽木痕迹。由此可以推断，室内曾多次遭到水浸，并至少有一次积水灌满全室。由于水的浸人，使随葬的器物多数已漂动移位，最明显的是一件双耳罐，由于室内积水而浮起后，漂移到断裂落下的一块岩石面上。
当测量、绘图、拍照等系列工作完成之后，考古人员搬掉断裂掉落的石块，开始由南向北渐次清理。从整体上看，东侧室的随葬器物多数器体较小，但很精致，器物的分布也很有规律。随葬器物多是各式铜镜和组玉佩。当清理工作开始不久，考古人员就在位于墓室南部靠近过道处，发现了一具殉人的骸骨，骸骨早已散架腐朽，仅存部分脊椎骨、肋骨、脚趾骨和数枚残缺不全的牙齿。脊椎骨上有铜镜、带钩等器物，近旁有一枚龟钮、龟头的婆金铜印，印面方形，阴刻，上有篆文“左夫人印”四字，刻凿工整，有边框和十字界格。龟钮、龟头略伸出印面外，龟背平素无纹，四足，尾向左垂，腹下中空，可系缓。印面边长2.4厘米、印台高0.6厘米、通高1.7厘米。由这枚鉴金铜印推断，这具从殉者的遗骸当是左夫人。根据出土状况观察，这位左夫人，人葬时以漆棺装硷，漆棺内霖红漆，外探黑漆，黑漆上可能还施以彩绘.由于棺木全朽，色彩形状已无法知晓了。
就在“左夫人”铜印出土不久，考古人员又连续发现了两枚铜印，印的形制与“左夫人”印相同，一枚阴刻篆文“泰夫人印”四字，一枚阴刻篆文“口夫人印”四字，由于此印在出土时锈蚀严重，部分己成粉末，第一字残损难辨，考古人员不便妄加推断猜测，只好空下来，留待日后再作观察研究。
在一个侧室内连续发现了三枚夫人印章，大大出乎考古人员意料，当古运泉将这一信息报告给麦英豪和黄展岳时，麦、黄两人立即赶来观察。从室内分布的器物和出土的印章推断，情况很明显，这应是墓主姬妾的藏所。在无法确切得知此室到底有几位姬妾殉葬的情况下，麦英豪对三枚印章观察了好一阵子，然后对古运泉说:“既然有左夫人的印章，那么按理也应有右夫人，这右夫人应比左夫人地位更高，你们清理时要多加注意，如果真的发现了右夫人印，我请你们吃东江盐炯鸡。”
麦英豪的一番话使黄淼章、古运泉大受鼓舞和启发，于是古运泉半开玩笑地回答:“为了吃上你的东江盐局（火旁）鸡，说什么我们也要把这位高贵的右夫人请出来见你。”[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麦英豪的预见很快得到证实。几个小时之后，考古人员在东侧室中部，发现了多组由金、玉、玻璃等质地制成的组佩饰，其中不少玉器雕刻精致，华而不俗。由此推测，这可能属于一位贵夫人的殉葬品。考古人员仔细地清理着每一件器物，惟恐有半点遗漏。突然，古运泉手中的竹签触到了一件硬物，他轻轻地剔去周围的泥土封尘，一只金光灿烂的小龟凸现在眼前。
"呵!一枚龟钮金印!”古运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叫喊起来。
众人听到叫喊，纷纷围拢过来观看，古运泉所言不虚，确是一枚龟钮金印伏卧在一堆零乱的器物之中。在一阵紧张而有序的绘图、照相后，有人又将摄影师韩悦请过来，拍摄这枚金印出土的全过程。在明亮耀眼的碘钨灯下，只见古运泉轻手捏住翘起的龟钮，缓缓将金印翻转开来，就在这一刻，“右夫人玺”四个阴刻篆书的字映人众人的眼帘，与此同时，“沙沙”转动的摄影机也将这一幕从头至尾地收入镜头。“没错，是右夫人玺，看来老麦的推测是正确的，咱这只东江盐局（火旁）鸡也算是吃定了。”古运泉手捧金印反复端详着，两眼放光，神情兴奋地对众人说。
“先别得意，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更重要的印信。”黄淼章对志得意满的古运泉提醒着。
“那我再看看。”古运泉似有所悟，将金印交给其他考古人员，又蹲下身来手执竹签小心翼翼地搜索起来，过了不长时间，古运泉连续发现了一枚绿松石印、一枚玉印、一枚穿带玉印。遗憾的是这三枚印皆无文字，不甘心的古运泉继续搜寻，终于又发现了一枚覆斗钮象牙印，上面阴刻篆书“赵蓝”两字。
至此，整个东侧室已发现了四位夫入的共五枚有文字的印章。这些印章的出土，为研究象岗古墓的葬制以及南越国的后宫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夫人”称谓因时代不同而异。《汉书·外戚传》载:“汉兴，因秦之称号……适称皇后，妾皆称夫人。”诸侯王妻称工后，妾亦称夫人。这样的称谓，在《史记》、《汉书》中屡见。例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淮南王王后茶”，“衡山王赐，王后乘舒”;《史记》、《汉书》两书都在暇南越(粤)列传》中载，南越王婴齐嗣位，“上书请立缪氏女为后”;《汉书·武五子传·燕刺王刘旦》载，刘旦“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等，这些记载皆可为证。由此可以推知，象岗古墓出土的印文中四位夫人身份，皆为南越王后宫的姬妾。而关于这四位夫人，又分为右、左、泰夫人或其他名号，只不过是反映封建等级制度而已。汉时贵右卑左，故称所重者为右。据《汉书·灌夫传》载:“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搜。贵戚诸势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贫贱，尤益礼敬，与钓。”颜师古注:“右，尊也;左，卑也。”又如《史记·陈相世家》载:“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垂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承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承相，位次第二。”这个左右承相的调换，又可证右尊左卑。南越国的宫室百官礼仪制度皆仿效汉朝，当亦以右为尊。从四枚夫人印来看，右夫人是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夫人皆婆金铜印，印文称“印”，可见右夫人在诸夫人中应居首位。但汉廷后宫的夫人皆直呼其姓，如高祖的戚夫人，武帝的李夫人;或以其爵位称之，如武帝的尹婕好，成帝的赵昭仪，并没有“右夫人”、“左夫人”这样的称号。夫人分左右的事例仅见于《汉书·西域传下·乌孙传》，内有“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照汉人的理解，细君为右夫人，地位应在匈奴女左夫人之上，其实不然。《史记·匈奴列传》载:“置左右贤王……匈奴谓贤日‘屠看’，故常以太子为左屠普王。……其坐，长左而北乡”，“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鸟孙与匈奴同俗，长期服属匈奴，亲匈奴疏汉廷，当亦以左为尊。汉武帝时，乌孙对汉廷的态度有所改变，“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但仍不敢得罪匈奴。乌孙昆莫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这可以看做是乌孙对汉朝和匈奴采取“对等外交”的一种手段。既尊重汉人尚右，又尊重匈奴人尚左的制度，可谓不偏不倚，汉廷与匈奴双方都无法挑剔。
象岗古墓“右夫人玺”出土之后，在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右夫人”应是墓主的正妻。其立论的依据，除了误解乌孙昆莫的右夫人为“第一夫人”和随意发挥汉人“贵右卑左”观念以外，另一重要理由是，右夫人独有黄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位夫人却是夔金铜印，印文称印，以此作为划分妻妾的依据。这个论断公之于世后，立即遭到了包括麦英豪、黄展岳等众多学者的反对。按麦英豪等人的观点，以上看法混淆汉制“适称皇后(王后)，妾皆称夫人”的界限;而更重要的是，任何历史时期(包括汉朝)并不存在殉妻制度。四位夫人同殉葬于东侧室，右夫人除了有比较华丽的组玉佩和较多的随葬品以外，很难看出她同另外三位夫人有什么区别，所以也很难用“合葬”来解释。而汉代印文称玺，仅见于帝、后及部分诸侯王，右夫人印文称玺，确属罕见。这只能看做是南越国后宫制度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不能作其他附会和猜测。
当右夫人、左夫人的名次已被考订以后，另外两位即泰夫人和口夫人的身份也就不难推断了。泰通大，即大夫人，位次似在左夫人之下。口字，字迹已极模糊，经考古人员仔细观察，发现左旁为“邑”，右旁似“音”，铃印当为“部”字。如果这个观察结果不误，此印文就应是“部夫人印”。部，小阜。《说文通训定声》有“部，假借为培”。《风俗通义·山泽·培》载:“部者，卑之类也。今齐鲁之间，田中少高印，名之为部矣。”引申可作少、小解。夫人称部，其义称部，其义或许即少夫人之谓。又<集韵》载:“部，姓。”所以也有可能指其姓。在四位夫人中，部夫人似居末位。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以上关于“口夫人”的这个推断，其中广州外语学院的许国彬教授则认为这个“口”应是“否”字，而不是“部”字。他的看法是:中国自古以来，阴阳八卦盛行，一切事物都用阴阳加以概括，均被列为成双成对。“左”、“右”为方位名，相互对立。君王既授有左、右承相，也配有左、右夫人，这并不奇怪。古时有两妻室的主人，出入坐卧往往主在中间，两位夫人左右陪伴，并有严格的规定，至于哪个有较高的地位，那就取决于当时人们的观念。
从印章的品质看，右夫入的印是金质，其他几枚是鉴金铜印，可见右夫人的地位在四位夫人中最高。
“泰”可作六十四卦之一，乾上坤下与其相对的是“否”，从方位角度来看。“泰”、“否”，可以表示前后或上下，这样便可以和左右相对。四位夫人围绕在君王周围，以“左右泰否”四者形成方阵，既符合古时人们喜欢把事物以方圆排列的习惯，又能表达君王的高贵尊严。
“泰”、“否”在六十四卦中的原意是通与阻，表示了对立两方互相转化的关系。在《周易》中，“泰”谓“天地高而万物通”，“否”谓“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序卦传》对在泰卦之后为什么接着就是否卦作解释道:“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其意就是说:“泰”是通达的意思，事物不可能永远是通达的，到一定限度就要变为不通达了，所以泰卦后面要继之以否(阻塞)卦。
“否”并不是坏事，如果一开始就很安泰，必将丧失生物继续进化和社会不断发展的活力，所以《周易》还提到过“先否后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处于泰、否之中就不通不阻，万物一成不变。象岗古墓墓主授有“泰夫人”、“否夫人”之称，可当做他希望自己实现长治久安一统天下的愿望。
正如上述分析，完全有理由认为口夫人就是否夫人。
许国彬的这个论断，在得到部分人的认可的同时，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看来关于这个“口夫人”的问题，还要在学界争论下去。
至于发现的“赵蓝”象牙印，因与右夫人龟钮金印同出，应属右夫人名章，章上的“赵蓝”两字当是右夫人的姓名。学者们发现，这位右夫人竟和南越王家族同姓，这个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关于这个问题，考古学家麦英豪、黄展岳等作了以下两种解释:
1，同姓通婚。《左传》哀公十二年有鲁昭公娶吴孟子事;吴王光鉴铭有昊王光女嫁蔡侯之孙事。鲁、昊、蔡同为姬姓。汉人同姓通婚亦不乏其例，如<汉书·王诉传》云，“宜春侯王诉死，子谭嗣，谭死，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又《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之事，也是同姓通婚的一个例证。
2.越女从夫姓。《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统治者提倡汉越通婚，南越国垂相越人吕嘉“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可证。赵蓝有“右夫人玺”金印同出，应以后说较为恰当。
有的学者根据“赵蓝”印的质料间题提出疑义，不同意麦、黄等人的说法，如历史学家黄新美认为:在封建等级制时代，印之质料是有严格规定的。汉朝规定:“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象岗古墓中之“右夫人”，其印文和随葬品的质量均为夫人中之佼佼者，但“赵蓝”覆斗钮印之质料仅与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相同，为地位之最下者。“右夫人”与“赵蓝”这一尊卑上下悬殊之别，该如何解释?黄新美据此认为，若“赵蓝”为“右夫人”之姓名，那么，“右夫人”赵蓝该是从一般宫女得宠而贵为右夫人的。若“赵蓝”不是“右夫人”的姓名，那么，“赵蓝”当是“右夫人”近侍脾女之印，藏之“右夫人”棺内，或许取殉人以侍奉死者之义。
就在东侧室清理时，考古人员还发现“衍”字封泥五枚，大小字体全同，阴刻篆体，笔划纤细略显造作，印而也较小。从这枚封泥分析，“衍”当为人名。汉人名衍者不少，最为知名的要算毒害宣帝许皇后的女医淳于衍。东侧室为姬妾之藏，而且只出“衍”字封泥，由此考占人员认为，这个’‘衍”当为南越宫廷中女官名，东侧室的随葬器物正是由这位女官衍检封入葬的。
凄惨的殉人制度
象岗古墓的人殉，从最早在墓道中发现的守门人，到东耳室中的乐师，以及后来发现的四位夫人等，其殉葬人数之多，类别之杂，这在汉代考古中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引起了考古入员的高度重视。从此前已发掘的中原诸侯王墓来看，未见殉人和殉人的残迹，两汉诸帝陵因尚未发掘，有无入殉还不明了，但《史记》、《汉书》均无相关的记载。汉代封建统治者是否已不用人殉?象岗古墓的人殉又说明了什么?
综观人类的历史，自从出现了阶级以来，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几千年来过着艰辛的生活，一幕幕的悲剧不断出现，而最为悲惨者莫过于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里，奴隶等同于牛马，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任意买卖、赠送或宰杀。而人类历史舞台上最为悲惨的一幕，则反映在奴隶主的“人殉”、“人祭”之中。就当代从殷、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所看到的情形，真可谓惨绝人寰，目不忍睹。如像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殷代大墓，经发掘后得知，墓室中央底部埋有一名执戈奴隶和八条狗。奴隶埋好之后，奴隶主的棺停才开始下葬。撑顶上排列着奴隶主的兵器和仪仗队，使用兵器和充任仪仗队的奴隶也同时殉葬。在墓室四周上下以及墓道内，都埋满了奴隶，发掘时，整个墓内尸首遍地，白骨累累。根据墓中殉葬的情况得知，殉葬的奴隶常常被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反绑牵人墓道，强迫他们东西成排地面向墓室跪着，逐个把头砍下。然后先埋好无头尸体，填土夯平，把人头一个个面向墓室东西成行摆着，再填土夯平。通过发掘得知，仅一个墓中就发现被砍了头的躯体共八排五十九具，头颅二十七组七十三个。还有一些破碎了的尸骨，无法详细统计。经科学鉴定，这些被杀殉葬的奴隶大多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少年，有的甚至是脑门未合的儿童。在安阳殷墟，处处都可发现王陵大墓中人殉的惨景，有的是被活埋，有的是被杀死再埋，一般一个大墓中都要殉葬三四百名奴隶。如武官村的一个大墓中，在掉室两侧殉葬男女奴隶四十一人，墓室四周又排列着头颅五十二个，墓的南边还发现了四排殉葬坑，每坑埋着十具无头尸体，其墓的总殉葬人数已经发现了一百五十二具。
除了人殉之外，还有“人祭”。奴隶主对他们的祖宗和神灵进行祭祀的时候，也要杀掉许多奴隶。如一块甲骨文上记载一次祭祀先王的“多妣”，就用了“小臣(男奴隶)30，小妾(女奴隶)30”，共达六十人。在武官村殷墟王陵区内的发掘中，至1976年时已发现了一百八十一个祭祀坑，每坑八到十具人骨，共近两千人。奴隶主平时还把成百上千个奴隶和牲口牛马一起关养在牢里，专供祭祀和殉葬之用，随时可从中抓出一个活埋或杀掉。
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延续了1000多年，直至封建社会开始才逐渐停止下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记录了这一情况。如墨子的(节葬篇》中就说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士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并对这种人殉进行了谴责。
奴隶社会后期，一些奴隶主感到用大量的奴隶和牛马殉葬未免耗费生产力，损失太大，于是便想出了一个用明器替代的办法。
明器是殉葬品的忌称，最早见于《周礼》的记载，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模仿的“俑”或“偶”，一是实用品。俑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禽兽、用具、房屋、武器等等，实用物品更无所不包。从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的两三千年中，形成了一套极为繁杂的埋葬礼仪，殉葬物品也极为庞杂，其中俑和偶是相同的东西，最初是用木头或其他质料仿制成人形，用以代替活人殉葬，后来又扩展到牲畜动物家禽和各种器物。
在安阳殷墟的墓葬中，曾发现有灰青泥质制作的带着桎梏的男女俑，但数量不多，看来这种方法在当时尚未盛行。事实上，直到孔子的时代还用活人、活兽来殉葬。一生呼吁仁善的孔子对人殉固然痛心疾首，对以俑代人的殉葬方法也不赞成。他曾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孔子见这些之乎者也的语言仍不足以引起众人的注意，干脆直言不讳地说:“为俑者不仁。”
这位孔老夫子未免有些糊涂，真正创造和推行以俑代人制度者，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个十足的大仁大智之士，此举不知使多少生命幸免于难，实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进步之举。
殉人葬俗是奴隶社会中盛行的野蛮陋习，但进人封建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因此，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奴蟀作为“人”的社会地位，不允许地主阶级一般成员随意杀害他们，也不能随意用人殉葬。西汉时就有诸侯王因擅令奴埠从死而获罪除国的记载。这是秦以后一般诸侯王以下的墓葬罕见殉人的原因。
但是，封建等级制度规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全国人口的所有者—帝王，当然可以用人殉葬，或者把它作为一种殊宠赐给巨下，殉人葬制逐渐成为专制君主的一种政治特权和等级特权。这是封建社会中殉人葬俗继续偶见于帝陵或皇帝特许的高官墓葬的政治原因。如在秦都咸阳所发掘的任家嘴秦木撑大墓，便有一成年男子与一小孩殉葬。秦始皇的陵寝，是否也有殉人，因未发掘，尚不清楚。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死，胡亥袭位葬其父时所云:“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如果这条记载不误，那就说明当时秦朝宫中那些无儿无女的宫娥、工匠与陵墓营建者，都成了殉葬的牺牲者。
从流传下来的史料典籍看，三国、唐代仍有妃妾殉葬的悲剧发生。当历史进展到明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思想及生活习俗有很大发展变化，就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仍然残存着人殉制度二不过，这时的帝上将相、史官笔吏，自感这种残酷的做法不甚光彩，为掩盖事实，宫廷文献极少记载，只是从零星的史料中透露出一点信息，让后人窥视到其中惨相。
明朝用人殉葬和奴隶社会不同的是，不采用战俘或奴隶，而是以妃殡宫女殉葬。其方法也不再是活埋或砍头再埋，而大多是先吊死，再埋人陵内或别处。明景泰帝时所载“唐氏等妃俱赐红帛自尽”，便是一例。若殉葬的妃缤人数多(如为朱元璋殉葬的有四十六人)，就让她们集体上吊自杀。临刑前还在宫内摆设宴席，请她们盛装打扮后赴宴。可想而知，再好的盛宴恐怕也难使这些行将结束青春和生命的女人下咽，只听得哭声响彻大殿，衰泣之音弥漫深宫。宴席结束后，她们便在指定的殿堂内，分别站在木床之上，将头伸进预先拴好的绳套中，随后太监撤去木床，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便告别尘世，芳魂远去了。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有一个朝鲜妃子韩氏，在成祖死后被指定殉葬。她明知自己将死，但却无法抗争。当她站立木床，将要把头伸进帛套的刹那间，却猛地回首呼唤自己的乳母金氏道:“娘，吾去!娘，吾去……”其凄惨之状、悲坳之声，连监刑的太监都清然泪下。太监将其头颅强按进帛套中，抽掉木床，韩氏挣扎了几下，就魂归地府了。金氏是韩氏从朝鲜带来的乳母，后来被放回故国，才把这段详情公之于世，并载人朝鲜文献《李朝实录》中。
为掩人耳目，帝王常采用加封和追溢的办法安慰殉葬者的亲人，以显示皇恩浩荡。为宣宗皇帝朱瞻基殉葬的宫女何氏、赵氏等十人，就分别追封为妃殡并加溢号;对死者的父兄，也施以优恤，授给官职，子孙可以世袭，称为“朝天女户”。
对未被封溢的宫女，朝廷实录中大都不记载她们的名字和生前的片言只语，致使后来者无法得知其本来面目。当然也有例外，<明史》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凤阳有一少女名叫郭爱，出身书香门第，天真美丽、聪颖而有文才，14岁时被选人宫为宣宗缤人。当她怀着满腹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离开凤阳这块大明帝国的崛起之地，欢笑着来到北京去找她的凤阳同乡时，却没有、也无法预料到，死神正向她走来。在她进宫刚二十天，就传来宣宗驾崩的消息，而且她己被指定为这位凤阳老乡的殉葬者。
旨意传来，这位豆范年华、活泼可爱的少女悲痛欲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满怀悲愤与哀怨，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托一个要好的太监送出宫外，给世间留下了一曲深宫冤魂的千古绝唱:
修短有数兮，
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
死则觉也；
失吾亲而归兮，
惭余之不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
是则可悼也。
诗中饱含血泪，哭诉了梦一般的短暂人生，未报父母养育之恩却早归黄泉的遗恨，以及对命运的哀叹，对青春的痛惜，跃然纸上，其真挚哀婉的情感令人肝肠寸断。
这首诗是真的出自宫女郭爱之手，还是后人伪造，尚需考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明朝从殉女性那无声的呐喊和对封建王朝残酷野蛮制度的痛恨与诅咒。这无疑是封建帝国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重复着一幕幕人间悲剧。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自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叹急、流着汗水、淌着血泪。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艰难地一步步离开蛮荒和愚昧，寻找着文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痛苦的脚步?这是一条多么漫长和遥远的人间栈道!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象岗古墓的殉人制度是怎样的状况，从清理的迹象看，大多数是死后人埋的，而且都有随葬品。其中有的器物相当精美。这些殉者是墓主的妃妾、近幸、仆役，而并非从事生产的奴隶。殉葬的表现形式与封建社会殉人葬俗的一般特点相吻合。上面已经提到，封建社会中用人殉是中央帝王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等级特权，象岗古墓的殉入，当不例外。此一殉人现象，在岭南无独有偶。汉初曾是南越国一辖地的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座西汉早期大型木撑墓的棺掉底下，也发现有七个殉葬坑保留;辨其性别，则为一男六女。这些不幸者，当是墓主生前近身的侍从与奴婶。据报道，这些殉葬者的盛尸棺具分有长方形与独木棺形两种形状。其独木型棺在岭南，与独木舟的形制相似。在今海南岛黎族群中，既用于藏尸(称独木棺)，又用作水上交通用舟(称独木舟)。在贵县罗泊湾毗邻的广西横县，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南宁府杂录》载，乃是古代以善于“剖木为舟”而驰名的地方。据此，其中以独木棺殉葬的不幸者，可能属于越族人。
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在象岗古墓的殉人中，有六人是可以确知用铜镜覆面的，其余的人骸因为骨殖腐朽已无从分辨了。这种用铜镜覆面的葬习，在其他地区未曾见过，不知这是南越人特有的一种葬习，还是具有某种宗教意识，此点尚需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七名女人之死
就从纯粹的考古发掘方面而言，东侧室的收获颇为丰硕，尤其是那枚龟钮金印的出土，令考古人员在大出意料的同时又惊喜万分。由于东侧室和西侧室几乎是同时开始发掘的，那么这个西侧室的收获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西侧室位于主棺室西面，与主棺室并列，并有一门道相通。此室为长方形，经测量，长7米、宽1. 62米。考古人员清理时，首先在过道内侧中间和北面中部墙根处，发现了两个铜环。由此推断，过道原有木门，但不知是由于年深日久还是另有原因，竟没有发现安设痕迹。考古人员将过道内遗存的器物作了清理后，开始进人室内工作。在此之前，大家己从录像资料中观察得知，西侧室内覆盖的土层很少，故随葬器物多暴露在外，不难辨别，且四周尚有空隙可落脚清理。针对以上情况，考古人员采取了从上而下，由外及里，先易后难，保留重点的清理方法。在清理过程中，除发现较少的金、玉、银、铁以及漆木器之外，还发现了七个殉葬人遗迹。从安葬的位置看，其中有五人位于室内的南半部，另外两个殉葬者在北半部，部分骨骼和牙齿己混在其他随葬品之中，由于两人的残骸己被水浸后产生浮移，出土时考古人员只是根据人牙、铜镜和小玉饰等器物确定了殉人的大体位置。从室内的遗迹推断，以上七个殉葬人均无棺具，都是直接放置于木板之上的。木板的黑色朽灰厚约1厘米左右，呈南北走向铺就，根据这些殉葬人的随葬品比较简单且质地较差等特点来看，殉葬人生前的身份可能是墓主的奴仆隶役之类。经后来鉴定得知，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其余六名年龄在20一35岁左右。从其随身陪葬的小玉饰、带钩及铜镜等饰物看，这几个人属于女性的可能性较大。
继七个殉人之后，考古人员在室内还发现能辨明字样的封泥5枚，印面皆方形，其中打印“厨承之印”的3枚，形状为小篆阳文，有田字格。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詹事属下有厨，厨有长垂。詹事的职责是“掌皇后太子家”，顾名思义，厨垂当是掌管皇后太子家饮食之事的长官。“厨巫之印”的出土，说明南越王国也设有厨官署，置厨承。这个室的随葬器物应是厨承检验缄封的。
在此之前，广州考古队曾在广州1120号、1121号两座汉墓出土的陶罐、陶瓮上发现过“大厨”的戳印。经研究，这两座均为南越国高级官吏墓。戳印“大厨”的陶器，应是南越王国少府属下司陶工官专为“厨”官署所监造，后由南越王室赐与或蹲赠于墓主的。而贵县罗泊湾l号墓随葬针刻“厨”字和烙印“布山”的漆器，则又说明南越王国册封的西匝君家也有厨官署的设置。
除“厨垂之印”外，西侧室还出土了2枚“泰官”封泥，其大小书体皆同，阴刻篆书，印面有竖隔。有边框。
据考古学家麦英豪、黄展岳等人研究，泰官即太官、大官。古籍中，泰、太、大三字互通但以写作“太官”为常见。《通典·职官·光禄卿》载:“太官署令承，于周官为膳夫、危人、外赛，中士、下士盖其任也。秦为太官令垂t属少府，两汉因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下有太官令承，颜师古注:“太官主膳食。”(续汉书·百官志三》载:少府属下“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汉旧仪(补遗)》载:“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鼎姐撰具。”《汉官仪》载:“太官主膳懂4”由此可证太官是掌管皇帝饮食的职官，其衙署称“太官署”，其长官称“太官令”。从出土文物看，大多写作“大官”，少数作“泰官”、“太官”。
南越王墓出土的“泰官”封泥，表明南越国也有“泰官，’设置，其职责也掌管南越王的饮食。挂有“泰官”封泥匣标签的器物，应是南越国泰官令署检核缄封，然后放人墓中随葬的。
“蕃禺少内”与乘舆之谜
与东、西两个侧室齐头并进的，是后藏室的清理。当主棺室内“头箱”和“足箱”的随葬器物全部起取之后，在靠近后藏室门道处已腾出一小块地方，从而大大方便了后藏室的清理。
后藏室略呈方形，东西宽1。8米、南北长2米，与主棺室之间仅用两条石柱分隔。作为门道，从残留的痕迹看，门道原来安设木门，只是当发掘时早己腐朽成灰，仅有2个铜门环遗落在两根石柱的附近。从门环扣有铁片折叠而成的销钉以及钉上残留的木痕推知，门板原厚4厘米。
据初步观察，后藏索曾数次进水，并使一些小型器物浮漂移位，散落在室内各处，东壁顶卜一块条石断裂并塌落一「来，将一件越式大铜鼎的口沿砸塌变形，一些陶瓮也被砸破::由于此室面积较小，随葬的大小铜、陶器等100余件堆叠在一起，塞满全室，已无立足之地。所幸的是此室因未受人十扰，顶部落下的泥土也不多，器物全部露出，稍加清扫即可绘图、拍照。
清理工作开始后，主要考古队员杜玉生、冼锦祥决定先起取门道位置处3—5厘米厚的木炭，然后按白荣金创造的老办法，搭起木架伸人室内，把从东墙头上断落掉下并砸在越式大铜鼎上的那块断石移出室外，然后由外至内渐次向前推进。
后藏室地面纵铺木板，清理时可见到少许的朽木与板灰痕迹，随葬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盟洗器为主，如鼎、烤炉、提筒、鉴、盆以及陶瓮、陶罐等相互叠置，共有130多件。从各种器物的用途推断，此室应为储藏食物、放置炊器和储容器的重要库藏。以此类推，那最早在门道边清理和后来在室内东南角地板上发现的木炭堆，应是与其他随葬品一同放进墓内，作为象征性烧煮食物的燃料而储备的。
在出土的器物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盖刻“蕃禺少内”的几件铜器。据推断，铜器上的“蕃禺”应专指南越国时期的称谓。根据《汉书·地理志下》关于南海郡的记载，班固自注:“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辖县六，番禺居首，班固自注:“尉佗都。”由此得知番禺在秦汉时为南海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但是，明确写作“蕃禺”地名的仅见于此前发掘的广州1伪7号南越墓出土漆仓烙印和象岗古墓出土的部分铜器铭刻。<淮南子》、<史记》、《汉书》及以后各种版本的书籍都写作“番禺”，此前在广州、九龙东汉墓出土的墓砖模印文字也写作“番禺”。看来上面加草头的“蕃禺”似乎只用于南越国时期，汉武帝灭南越后，便通用“番禺”两字了。
至于“少内”铭刻，在后藏室出土的5件铜器之上全部为阴刻古隶体，与“蕃”、“蕃禺”互见或连文，这表明它们是南越国少内官署所使用或专门为少内官署所制作的器物。
从史料记载看，少内为秦置，属内史，分掌财货，有中央少内和县少内之分。汉因之，若周之“职内”。《汉书·丙吉传》载:“少内音夫白吉日:‘食皇孙亡诏令”，，颜师古注:“少内，掖庭主府减之官也。”《周礼·天官·序官》职内，郑玄注:“职内，主入也，若今之泉所人，谓之少内。”据《史记》，<汉书》载，南越国有内史藩，这批刻有“少内”的铜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同汉朝，少内也应是内史的属官。
除铭刻的铜器外，还有一件上刻“乘舆”的银洗一件。此器物出土于东墙根下层，出土时与铜钥放在一起，并压于一个铜鼎之下。其形状为直口、平沿、折腹、"奇"书"网-Q'i's'u'u'.'C'o'm"圆底、素面。底部划5道波线，平沿处的正面和背面都有铭刻，其中正面刻“三”字，背面刻“六升界(共)左今三斤二两、乘舆”等共11个字，从字面上看，刻划浅细，不规整，考古学家麦英豪对其书写内容的释解为:某地(或某官署)共(供)献的“乘舆”用器，重“三斤二两”，容“六升”。“共”下右侧刻一“左”字，似为“左工”省文，口沿上的“三”字，应是器物编号。
至于铭刻“乘舆”两字，原指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孟子·梁惠王下》载:“今乘舆已驾矣。”贾谊《新书·等齐》也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的记载。随后泛指皇帝用的器物，并作为皇帝的代称。蔡岂《独断上》中曾有“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又“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夭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等句。此银洗鉴刻“乘舆”两字，表明这是南越-} r的专用器;“乘舆”喻御服器械百物，也袭用汉廷称谓。
继铜器、银洗器的铭刻之后，后藏室还出土了一枚字样看起来有些特别的封泥，封泥近长方形，长2，3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出土时一角崩损，泥块底部有木匣痕和穿绳凹沟。右侧隐约可见指纹痕迹。印面方形，田字格，边长2甲1厘米，印文篆书“粼榔候印”四字，其中“候印”两字较清楚，“粼”字右侧残损，而“榔”字几被抹平，只从残痕中隐约可辨。“粼榔候”到底代表或说明了什么，史籍无征。据考古学家黄展岳推断，“粼郑”当为地名。候，《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中尉、将作少府、属国都尉、城门校尉属官皆有候，掌武职，司守卫，与此封泥“粼郑候”皆不合，故疑为南越国自置。十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先生据传世封泥“临苗守印”、“济北守印”、“即墨太守”等郡名皆非汉廷设置，故推定为齐国自置之郡，并谓西汉初中期王国，皆分割各县，自置郡名。陈氏又据汉印有“胶西候印”、“苗川候印”、“苍梧候印”和封泥“豫章候印”，“临茁候印”等，推定郡守属官有候，此皆汉表所失载。“粼郑候印”封泥的发现，为陈氏之说增添一例实证。据陈氏说以此类推，“粼榔”应是南越国自置之郡名，候乃粼郡守之属官。ii螂”地望不详，从南越国与长沙国长期为敌，以及“粼榔”属汉化地名等方面考虑，推测“郑榔”可能在南越国北境，与长沙国毗邻，粼郑候之职责似应与汉代边郡太守都尉下之候官相近。
由于“粼绑候印”封泥出于后藏室，可知室中部分器物应为“郡榔候”所膊送。整个后藏室，里面全是各种日常用具，除煮食的鼎、烤炉、银洗器外，还有盛物的陶罐等。有些罐里头还放有剁得大小相似的猪骨，有去了头和爪的禾花雀，还有鱼、海贝、虾等等，称得上是山珍海味俱全。显然，这些都是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准备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整个象岗古墓地下宫殿的秘密终于揭开了。从出土的各种实物分析判断，象岗古墓的墓主，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
南越王墓的形制
当发掘工作完成之后，关于整个南越王墓的构筑格局也随之显现出来。从总体上看，这座古墓先在象岗小石山的山顶向纵深劈开20米，凿出一个平面如“凸”字形的竖穴，前端两侧再加掏洞以建造耳室。全墓用红砂岩石砌筑，分前后两部分，共7个墓室。前部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正中是主棺室和后藏室，两侧为东、西侧室。前室顶部及四壁均有彩绘云纹图案，装饰富丽，象征墓主生前的宴乐厅堂，室中置帷帐、车具。东耳室是礼、乐、宴饮用器藏所，置编钟、编罄及大型酒器。西耳室置青铜礼器，各种铜、陶生活用具、兵器、甲青、铁工具、车马帷帐、金银珠宝、象牙、漆木器及丝织品、五色药石与砚石丸墨等等，数量达四五百件，是全墓储藏器物最多、最丰富的一个库藏。墓主棺撑置于后部主室正中，墓主身着丝缕玉衣。后藏室储放着膳食用具和珍送。东侧室为姬妾藏所，西侧室为从死的危丁厨役之室。全墓的构筑格局以及随葬品陈置都是仿照人生前前朝〔堂)后寝〔室)居处布局设计的。
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第一主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鑫，称制，与中国律”。南越王墓是否可视作“按天子葬制”而营建的帝陵?只要就汉代天子诸侯葬制与南越王墓的形制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便见分晓。
秦之后的西汉共有1}座皇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东部的白鹿原和杜东原外，其他9座分布在咸阳。西汉帝陵的地而建制内容基本相同。以宣帝杜陵为例，高大的封土堆呈覆斗形〔所谓覆斗形，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即将斗覆置，下大上小，顶部和底部都呈方形)，封土下部和上部都呈方形，边长分别为175米与50米，高29米。封土周围夯筑围墙，为陵园。杜陵陵园平面方形，边长4劝米，墙基宽8米，陵园四面墙垣正中各开辟一门，杜陵园东南是杜陵寝园，陵园四而墙的平面呈长方形，长173.8米，宽120米，在东、西、南三面开门。寝园内有大型殿址，文献上称为寝殿和便殿。寝殿和便殿都是祭祀场所，其中寝殿要‘旧上四食”，天天如此，就像皇帝还活着一样伺候。
帝陵附近的建筑，除了寝园外，还有庙园。庙园的中心是陵庙，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四而各开一门，陵庙也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频繁的祭祀。［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陵”，意为高大的土山，汉代坟墓称“陵”者其墓主身份除皇帝、皇后、太上皇外，还有诸侯王、王后等。《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曾称诸侯王墓为“陵”。从1970年考古人员发掘的山东曲阜九龙山3号墓来看，系葬于西汉中期的鲁王或王后墓，在此墓道内填塞的大石块上，发现有“王陵塞石广四尺”的铭刻，这个铭刻说明当时确实称诸侯王墓为“王陵”。
结合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王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包括高大的坟丘、围绕坟丘的坟垣以及祠庙等形制。汉代坟丘的高度与墓主的身份密切相关。文献记载，西汉帝陵:坟高十二丈(约合今28.8米)，武帝坟高二十丈(约合今48米)。《周礼·春宫·冢人》郑玄注曰:汉律列侯坟高四丈(约合今9.6米)，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从这段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汉代坟丘的高度由当时的法律予以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文献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说有人死后，其家人将死者的坟丘修建得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高度，结果，有的人被削去了官职，有的人不得不将坟丘高度削低以符合当时的礼制。广陵王陵高13米，河北石家庄北小沿村赵王陵高15米，定县40号中山王陵高16米，定县北庄中山王陵高16米，山东临淄齐王陵高24米。王陵坟丘底部呈圆形或椭圆形，与帝陵覆斗形封土有别。坟丘是用黄土一层层夯打起来的，夯打用的黄土，一部分是挖墓穴时取出的，一部分则要从其他地方运来，由此可见建筑王陵的工程是浩大的。不过，这样的制度也有例外，如汉文帝就别出心裁地规定他的霸陵“因其山，不起坟”，为的是“欲为省，毋烦民”。另据考古发掘所见，汉初诸侯王仍沿袭旧式的穿土为扩的墓扩形式。汉武帝时，出现了在山崖内开凿巨大的横穴式洞室作墓扩，这种墓一般称为崖洞墓。崖洞墓是在山脚或山半腰较平坦的地方开凿露天墓道，再于墓道底部向山体中开凿出洞室而成。崖洞墓一般由墓道、墓门、耳室、墓室、侧室组成。不管是竖穴墓还是崖洞墓，墓的规模都是巨大的。修建如此巨大的陵墓，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诸候王活着时就要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文献中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豫作寿冢”。
如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开凿在一座海拔}4米的石灰岩山体中，筑陵者觉其不崇，又在山顶上夯起高大的封土堆。另外，河南商丘永城梁王陵区已发现的数座崖洞墓，如夫子山l号墓、南山墓、黄土山墓、西黄土山墓等，它们所在山体的顶部也都夯筑有10米以上的封土，其中黄土山墓的封土呈马鞍形，夫子山l号墓封土呈覆斗形:，自高祖刘邦建汉(公元前206年)，到献帝刘协失汉(220年)，若将王莽新政权存在的16年计算在内，两汉(西汉和东汉)前后共存在了4}6年。西汉早期〔高祖一景帝)，王陵兼用竖穴墓和崖洞墓，竖穴墓中以“黄肠题凑”墓居多，崖洞墓刚刚出现。西汉中晚期(武帝一王莽)，竖穴木悴墓和“黄肠题凑”墓继续使用，崖洞墓非常流行，数量大增。东汉时期，木撑墓不用了，“黄肠题凑”墓被“石题凑”(用石代替木材筑砌停室)墓代替，崖洞墓被砖室墓代替。砖室墓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墓葬形制。
南越王墓是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露出盖顶的。发现时，象岗已被下挖了17米多，墓坑的开口情况已不可知，封土情况就更不清楚了。类似于南越王在岩石上建造竖穴墓室的，还有湖南长沙象鼻嘴1号墓、陡壁山汉墓以及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红土山汉墓在发掘前仍保存有高出岩石面约10.2米封土堆。建于岩石山丘上的竖穴墓，或于其上再筑封土，或不筑封土。如前所述，南越王葬埋非常隐秘。孙权派数千兵士南下岭南寻找赵佗等南越王陵墓，欲掘家盗取墓中财宝，结果只找到了三主赵婴齐墓，盗走了墓中的玉玺、金印和宝剑等珍品。这些记载从侧面说明，南越王陵在岩石小山(亦即象岗)_仁没有再夯筑封土，否则，如此明显的地面标志，数千人遍地搜寻，不会不被发现的。象岗汉墓系南越国二主赵胡(昧)的陵墓，下葬于武帝时，当西汉中期。从建筑格局看，受中原王陵形制的影响，修建在象岗山体之中，而象岗在西汉时期，处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西北角，属于都城的近郊。赵胡(昧)选择此地建墓，符合王陵建于国都附近的时代风尚。但它又不完全照搬中原王陵的形式，采用了以竖穴墓的形制为主，兼用崖洞墓的形制，是一座形制独特的陵墓。至于象岗古墓为什么采取了既类似于中原又有别于中原工陵的建筑形制，这一点可从象岗山本身的自然条件来分析推断个中缘由。
象岗山的原生岩为石英砂岩，在大自然的风雨侵蚀下，原生石英砂岩逐渐风化成砂质勃_}o南越王选中这里建造陵寝，想必本意是要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崖洞墓。但环境不由人，风化特甚的象岗，其强度已大幅度降低，有些地方使用普通的镐、铲即可挖开，是无法凿成坚固的崖洞的，因此只好在总体规划上采用了竖穴墓的形式。墓葬的修建次序是:先在象岗顶部风水好又便于造墓的比较平坦的地方，规划出墓口的平面形状、尺寸，然后向下挖掘，到一定深度(约20米)停止，在竖穴岩坑底部南端两侧横向掏洞成东、西耳室，在岩坑北部建造前室、主棺室，以及东、西侧室和后藏室。
赵胡(昧)墓的墓室建筑实际坑位面积只有100多平方米，仅相当于中山靖王刘胜墓(502平方米)的五分之一，连长沙国王后曹撰的墓( 128平方米)也比它大得多。这无论从墓主作为外藩封国之王，或潜称“文帝”的身份来说，似乎都很不相称。这个差异应和南越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在汉初，岭南地区要比中原落后，处于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阶段中，生活水平很低。汉兴几十年，经过秦代留戍岭南的五十万大军和南越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到武帝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才有了飞速发展。建国后广‘州近郊发现的南越王国时期的墓群也反映了这一史实。南越王国前期，墓的规模一般较小，随葬器物也少，大墓很少发现。那些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的大墓，几乎都出于南越王国的后期—汉文、景以后到武帝元鼎六年南越灭亡这一个时期。象岗赵胡(昧》墓与中原王侯墓相比虽显得过小，但在当时的南越境内却绝不算小，相反，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整座墓修在石英岩的地基上，这地基离山顶超过20米。也就是说，在动工建墓以前，先要从山顶向下挖一个20米深，面积略大于墓室底面的大坑。从已发掘出的墓室底部面积约100多平方米来看，假设当时挖的大坑坑壁垂直，这个大坑的体积也有2000立方米左右。实际上，在施工时，垂直下挖一个20米深的大坑是很困难的，尤其象岗的石英岩，有些地方已经风化，如果垂直挖20米，几乎肯定会出现塌方。因此，挖坑过程中必须采用不断扩展坑壁，阶梯式扩方的方法，墓坑的实际工程量肯定要大于2000立方米。可以想象，在2100年前钢铁工具还很不普遍的岭南地区，要在石山里凿一个这样的大坑，该是何等艰巨!
我们的祖先在刚刚学会造房子的时候，是用木棍组成房架，用兽皮做挡风的墙壁。到青铜时代，中国北方的房子，主要是用夯土的方法来建墙，以木为柱;而南方的房子则主要是木结构的，用石头做材料的建筑.在岭南地区，目前只见到南越王墓一座。
经考古人员计算，南越王墓的墓室，一共用了750多块石头。这些石料后来经过广东省地质测试分中心以及社科院广洲地质新技术研究所施纯溪、朱照宇等专家的鉴定分析，其岩性主要是砂岩，其次是少量玄武岩，还有一两块花岗岩，砂岩比不上玄武岩和花岗岩这些火成岩坚硬耐久，但却容易凿打加工，在完全靠手工凿石的时代，它自然是首选的材料了。
象岗南越王墓所用的全部石料，包括砌墙石、挑檐石、柱石、顶盖石板等，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凿打。在墓室一些砌墙石块上，考古人员还找到了比较清晰的凿痕。根据这些凿浪，估计当时用来加工石料的工具，是一种金属的凿子，刃口宽2一3厘米。至子是用青铜器凿还是用铁器凿的已很难确定。在加工时，是依着石块的对角线进行斜向凿打的，这与现代石工用手工凿平石坯的取向相同。墓中的砌墙石，至少有三面是平整的，其中有的六面平整，呈规整的长方形，石头表面打磨得相当平整。不仅较小的砌墙石如此，盖在前室顶部的那块全墓最大的石板，面积有5甲5平方米，石板的两面也都凿得异常平滑。根据现代手工打凿石料的经验，每开一立方米石料要两三天，而加工一块1.3米x0.3x 0.15米的石料六面平整，一个工人也要干两天左右。参考现代打石工人的工作定额，仅采石和凿石加工两项，南越王墓至少需要100个工人工作10D天以上。运输石料的工作就更艰巨，根据地质科学工作者朱照宇先生的研究，南越王墓所用的砂岩来自番禺莲花山。那里有一个古老的采石场。采下的石料，据推测是沿珠江运到广州再到象岗的，这样，运送这批石料，估计100个工人要花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合起来估算，仅石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就需要100个工人工作半年左右。那时不仅没有起重机械，没有汽车.连锤、凿也不如现代的工具那么坚硬。用人力打一下这些硕大的石板，再用人力运送到墓室所在的工地，可以想象其困难的程度。
从整体来看，象岗南越王墓石墙的砌造，质量是较高的，每一面墙都砌得平直规整。在各个墓室连接的转角处，还特意用长、宽1米多的大石砌成“石柱”，既支撑沉重的顶盖石板，又保证转角位置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墓室结构的稳定。
墓室墙壁的建造，大部分是用“干砌法”，即将凿打好的石块，一块一块地叠砌起来。完成之后，用手抹上草拌泥浆，填补比较明显的缝隙。在有的砌墙石之间，考古人员发现了薄薄一层类似“砂浆”的东西。“干砌法”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工艺方法。当然远古时代也有用“干砌法”砌出非常伟大的建筑，像著名的埃及金字塔，那些干砌的巨大的石块之间，连刀片都插不进去，可见其严丝合缝的程度。但要达到这么高的质量，首先要把石块修整得十分规整。象岗南越王墓的石墙，远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有的石块还没有加工成规整的方形，因此在砌墙时出现了一些小洞，砌墙工人用小石块填进洞里去。这显然既不好看，也会影响墙壁的牢固性。另外，在摆放石头时，还没有完全注意错开上下层石块，于是有些地方就出现了“通缝”，即一道垂直的石缝贯穿好几层石块。
一般来说，大块石头应该砌在墙壁的底下一层或顶上一层以及转角处等地方。但这个墓在砌墙时似乎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除了在转角和门洞过道懂得用大块石之外，砌墙时有时是大石在下小石在上，有时却又倒过来，这显然在工艺上不够规范，让人感到像是一群聪明但还不够成熟的工匠的作品。象岗古墓尽管有如此多的缺憾，但就整个基本结构而言，却做得很好。全墓的17面石墙，在l600多个土方和30多个石方(盖顶石板)的重压之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地下水的侵蚀，墙上的石块虽有风化，却未脱落，墙壁也无一倾斜倒塌，这证明了古代工匠了不起的成就!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这座王陵的建筑材料中，最沉重的，就是盖在墓顶上的石板。这些大石板，一般都有2米多长，1米多宽，二三十厘米厚，重量达150多公斤。最大的一块铺在前室顶上、一面绘有花纹的那块顶板，面积达5.5平方米，重量为2000多公斤。这么沉重而庞大的石板，在没有起重设备的古代，是怎样吊起来，放到墓顶上去的呢?这成为研究者一个难解之谜。尤其困难的是前部东、西两侧那两个像隧道一样的耳室。这两个耳室是向山腹掏挖修成的，长6米多，宽只1.8米，顶部就是石山，铺顶的大石板重1500公斤以上，要把它抬起两米多高，架到活动空间极小的顶部，又是多么的不易!
尽管象岗古墓在建造等方面的谜团一时难以解开，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便是在岭南地区已发现的汉墓中，这是营造工程最艰巨、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座汉墓。就整个中国而言，也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座有彩绘装饰的石室墓。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象岗汉墓的形制、规模与赵胡称帝的身份还是相符合的。
鉴于以上诸问题已基本弄清，1993年11月10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如下消息:
我国考古发掘又重大收获广州发现西汉南越王墓
新华社11月10日电: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和长沙马王堆汉软侯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今年6月，广东省有关单位在这里建宿舍楼，发现此墓，经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国务院批准，于8月开始由文物考古部门进行科学的发掘。
这座墓葬构筑在象岗的腹心，距岗顶深20米，南北向。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共六室，墓室全长10.85米，最宽处12.43米，墓顶全部用大石板覆盖，最大的一块是前室顶盖石，长2.5米、宽2.2米、厚24厘米。前室、后中室有石门封闭。墓室深邃阴森，俨然地下宫殿。
随葬器物计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和药石等。依质料可分为青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象牙器、竹木器、丝织衣物等10多类。数量很大，目前已知的就有1000多件。其中以青铜器占多数，约500，多件，其次是玉器，约200多件。
重要的随葬器物有铜编钟(3组、27件)石编磐(2组、18件)，南越式的鼎和提桶，匈奴式浮雕斗兽纹的铜牌饰，长达3米许的铜架大屏风，直径41厘米的人物画像镜等等。
墓主置后中室，葬具一撑一棺，骸骨、棺撑已朽。墓主着玉衣，腰问两侧10把宝剑，头部放金钩玉饰，脚前戴金玉玻璃珠串，玉衣上下铺盖数十件大玉璧，直径大多在30厘米左右。足端棺撑之间还堆放100多件仿玉的陶璧。外撑头端平叠7件大玉璧，玉璧下有盛满珍珠的漆盒，还有雕刻精美的角形玉杯等等。
墓中出土19枚印章，是全国汉墓中罕见的。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文日:“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另有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戳印文字，也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南越国是西汉前期岭南地区的割据政权，传5世93年。关于它的历史，《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都有简明记载，但有缺佚。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如同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次墓葬发掘以后，各方单位拟就地筹建博物馆加以永久保护，供国内外学者和人民群众参观。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全世界在强烈感知来自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震撼的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早已逝去的2000年南越国兴亡的回顾与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