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商人大街沿着通往小斯帕斯卡亚街和诺沃斯瓦洛奇内巷的斜坡近通而下。城市较高地区的房屋和教堂从上面俯瞰着这条街。

街道拐角的地方有一座带雕像的深灰色房子。在立倾斜屋基的巨大的四角形石板上，新近贴着政府报纸、政府法令和决议。一群过路人已站在人行道上默默地看了半天了。

不久前解冻后天气已经干燥。现在又上冻了。气候明显地变得寒冷起来。现在天还很亮，可不久前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冬天刚刚过去。空出来的地方填满了阳光，它没有离开，被黄昏留住了。阳光使人们木安，把人们带往远方，恫吓他们，令他们提心吊胆。

不久前白军撤出城市，把它交给红军。射击、流血和战时的惊恐停止了。这同样使人惊恐不安，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变长一样。

街上过往的行人借着一天天变长的白天的光线，读着墙上的通知。通知上写道：

居民须知：本市合格居民可到尤里亚金苏维埃粮食局

去领取工作证，每张缴纳五十卢布。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即

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凡无工作证者，或误填以至伪造工作证者，将依据战时

法律严惩。工作证的细则和使用方法公布于本年度尤里亚

金执委会第八十六号（1013）通知中，该通知张挂在尤里亚

金苏维埃粮食局一百三十七室中。

另一张布告通知道，本市粮食储备充裕，只是被资产者藏匿起来，目的在于破坏分配制度，在粮食问题上制造混乱。通知用这样一句话结尾：

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

第三张公告说：

为了正确安排粮食工作，不属于剥削分子者准许其参

加消费者公社。详情可向尤里亚金粮食局查询，地点在十月

革命街，即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另外一张对军人警告道：

凡未上缴武器和未经新制度许可携带武器者依情严

惩。持枪证可到尤里亚金革委会换取，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六

号，六十三室。

一个瘦弱不堪、很久没洗过脸因而显得脸色乌黑的流浪汉模样的人，肩上挎着一个背包，手里握着一根木棍，走到看布告的人群跟前。他的头发长得长极了，但没有一根白发，可他满脸深棕色的胡子已经发白了。这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医生。他的皮袄大概在路上早被人抢走了，不然便是他自己拿它换了食物。他穿了别人的一件不能御寒的短袖破旧上衣。

他口袋里还剩下一块没吃完的面包，这是他经过城市附近一个村子时别人给他的，还有一块腑猪油。他从铁路那边走进城里来已经快一个钟头了，但从城门口到这条十字路口竞走了一小时，最近这些日子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他时常停下来，拼命克制倒在地上吻这座城市石头的欲望，他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见到它，看见它就像看见亲人那样高兴。

他走了很久，一半路都是沿着铁路线走的。铁路完全废置不用了，积满了雪。他经过一列列白军的车厢，有客车和货车，都被雪埋住了。由于高尔察克全线崩溃和燃料耗尽，白军不得不丢下火车。这些陷在雪地里、永远也不能开动的火车像带子一样伸延几十俄里，它们成为沿途抢劫的土匪的堡垒，躲藏的刑事犯和政治难民——当时迫不得已流浪的人的避难所，但更主要的是成了死于严寒和斑疹伤寒者的公墓。铁路沿线伤寒猖獗，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

这时应验了一句古谚：人比狼更凶狠。行路人一见行路人就躲；两人相遇，一个杀死另一个，为了自己不被对方杀死。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人又梦见了史前的穴居时代。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面很远的地方，出现几个孤单的身影，有时悄悄躲在一旁，有时胆怯地跑过小道。医生尽量绕开这些身影，他常常觉得它们很熟悉，曾在哪儿见过。他觉得他们也是从游击队营地里跑出来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弄错了，可是有一次眼睛并没欺骗他。一个少年从遮住国际列车卧车车厢的雪堆里钻出来，解完手又钻回雪堆里。他确实是林中兄弟中的一员。这便是大家都以为被枪毙了的捷连秀·加卢津。他没被打死，只受了伤。他躺在地上昏迷了很久，后来恢复了知觉，从行刑的地方爬走了，躲进树林里，在那儿养好了伤，现在改了姓，偷偷赶回圣十字镇自己家里去，路上见到人便躲进被雪掩埋的火车里。

这些画面和情景使人产生一种非人间的、超验的印象。它们仿佛是某种玄妙的、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的一小部分，被错误地搬到地球上来。而只要自然仍然忠于历史，它显现在眼前的样子就同现代画家所表现的一样。

冬天的黄昏是寂静的，浅灰色的和深红色的。晚霞的余辉映照出白作树乌黑的树顶，清秀得宛如古代的文字。黑色的溪流在薄冰的灰雾下飞驰在雪白的峡谷中。峡谷的上端白雪堆积如山，而下端则被深色的河水浸蚀了。这便是尤里亚金的黄昏，它寒冷，灰得透明，富于同情心，如同柳絮一般，再过一两个小时便要降临到带雕像的房子的对面了。

医生想走到房子石墙上政府布告栏跟前，看看官方的通告。但他向上凝视的目光不时落在对面二层楼的几扇窗子上。这几扇沿街的窗户曾经刷过白灰。窗内的两间屋子里堆放着主人的家具。尽管下窗榻上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但仍然能看出现在的窗户是透明的，白灰洗刷掉了。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主人又回来了？或者拉拉搬走了，房间里搬进新的房客，现在那儿一切都变了样？

情况不明使医生很激动。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穿过街道，从大门走进过道，爬上对他如此亲切而熟悉的正门楼梯。他在林中营地时就时常回想起生铁阶梯的花纹铁格，连花纹上的涡纹都回想起来。在某个向上转弯的地方，从脚下的栅栏里可以看到难在楼梯下面的破桶、洗衣盆和断腿的椅子。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一切都跟先前一样。医生几乎要感谢楼梯忠于过去了。

那时门上就有个铃。但它在医生被游击队俘虏之前就坏了。他想敲门，但发现门锁得跟先前不一样，一把沉重的挂锁穿在粗笨地拧进旧式柞木门里的铁环里。门上的装饰有的地方完好无损，有的地方已经脱落。先前这种野蛮行为是不允许的。门上使用的是暗锁，锁得很牢，要是坏了，有钳工修理。这件琐事也说明总的情况比过去坏了很多。

医生确信家里没有拉拉和卡坚卡，也许尤里亚金也没有她们，甚至她们已不在人世。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免得以后后悔，他决定到他和卡坚卡都很害怕的墙洞里摸一摸。他先用脚端了瑞墙，免得摸到墙洞里的老鼠。他并不抱在他们过去约定的地方摸到什么的希望。墙洞用一块砖堵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掏出砖，把手伸进里面去。嗅，奇迹！钥匙和一张便条。便条相当长，写在一张大纸上。医生走到楼梯台的窗口跟前。更为神奇，更加不可思议！便条是写给他的！他马上读了：

上帝啊，多么幸福！听说你活着，并且出现了。有人在

城郊看见了你，便赶快跑来告诉我。我估计你必定先赶到瓦

雷金诺去，便带着卡坚卡上那儿去了。但我把钥匙放在老地

方，以防你万一先到这儿来。等我回来，哪儿也别去。对啦，

你还不知道呢，我现在住在前面的房子里，靠街的那一排。

楼里空荡荡，荒芜了，只好变卖了房主的一部分家具。我留

下一点吃的东西，主要是煮土豆。把熨斗或别的重东西压在

锅盖上，像我那样，防备老鼠。我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

便条正面上的话完了。医生没注意到背面也写满了。他把打开的便条托到唇边，然后没看便叠起来，连同钥匙一起塞进口袋。刺骨的痛苦掺进无比的快活中。既然她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到瓦雷金诺吉，他的家必然不在那里了。除了这个细节所引起的惊恐外，他还为亲人生死末卜而痛不欲生。她怎么～句话也没提到他们，说清他们在哪儿，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但已经没有考虑的时间了。街上开始黑了。天亮前还来得及做很多的事。看挂在街上的法令也是很要紧的事。那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无知而违犯某项行政命令可能会送掉性命。于是他没打开房门，也没放下把肩膀压得酸痛的背包，便下了楼，走到墙跟前，墙上各式各样的印刷品贴了一大片。

墙上贴有报刊文章、审判记录、会议演说词和法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迅速地看了一下标题。《对有产阶级征用与课税的办法》、《工人的监督作用》、《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决定。这是进城代替先前制度的新政权所公布的指令。公告提醒居民新政权准则的绝对性，担心他们在白军暂时统治期间忘记了。但这些永无止境的单调的重复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弄昏了。这些都是哪一年的标题？属于头一次变革时期还是以后的几个时期，还是白卫军几次暴动当中？这是哪年的指示？去年的？前年的？他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率直的思想。难道为了那一次不慎的赞许，多年之内除了这些变化无常的狂妄的呐喊和要求，他就得付出再也听不见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的代价吗？况且这些呐喊和要求是不合实际的，难于理解并无法实践的。难道他因为一时过分心软便要永远充当奴隶吗？

不知从何处撕下来的一页工作报告落到他眼前。他读道：

有关饥饿的情报表明地方组织极端不称职。明显的舞

弊事实，投机倒把活动，极为猖獗，可当地工会委员会都干

了什么？城市和边区的工厂委员会都干了什么？如果我们

不对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地区和拉兹维利耶至雷巴尔克

地区的商店仓库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不采取直至将投机倒

把分子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便无法把城市从饥饿中拯救

出来。

“多么令人羡慕的自我陶醉啊！”医生想。“还谈什么粮食，如果自然界里早已不长粮食的话？哪儿来的有产阶级，哪儿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早已被先前的法令消灭了的话？哪儿来的农民，哪儿来的农村，如果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了的话？他们难道忘记了自己早先的决定和措施早已彻底完蛋了吗？什么人才能年复一年对根本不存在的、早已终止的题目如此胡言乱语，而对周围的一切闭目不见，一无所知呢？”

医生头晕了，失去知觉，倒在人行道上。等他恢复过知觉来，别人把他从地上搀起来，要把他送到他准备去的地方。他道了谢，谢绝了别人的帮助，解释说他只要走到街对面就行了。

他又上了楼，打开拉拉住所的门。楼梯口上还很亮，一点都不比他头一次上楼时黑。他发现太阳并没催他，心里很高兴。

开门声引起里面一阵骚动。没住人的空房迎接他的是打翻罐头盒的呕嘟声。一只只老鼠整个身子扑通掉在地板上，向四下逃窜。医生很不自在，竟无法对付这群可恶的东西。它们大概太多了。

但要想在这里过夜，首先得防备老鼠，躲进一间门能关紧、容易躲避它的房间，再用碎玻璃、破铁片堵住所有的老鼠道。

他从前厅向左拐，走进他所不熟悉的那一半房间。穿过一条黑暗的走廊，他来到两个窗户朝街的一间明亮的房间里。窗户正对着街那边那座带雕像的灰房子。灰房子墙的下面贴满了报纸。过路的人背对着窗户站着读报纸。

室内同室外的光线一样，都是清新明亮的早春傍晚的光线。室内室外的光线如此相仿，仿佛房间没同街道分开。只有一点微小的区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在的拉拉的房里比外面商人街上冷一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走到尤里亚金的时候，一两个钟头以前，他在走最后一段距离的时候，忽然觉得体力骤减，仿佛马上就要病倒，自己吓了一跳。

现在，室内和室外的光线一样，对此他不知为何非常高兴。院子里和住宅里充满同样的寒气，使他同傍晚街上的行人，同城里的气氛，同人世间的生活接近起来。他的恐惧消失了。他已经不再想自己马上要病倒。穿透四周的春天傍晚透明的光线使他觉得是遥远而慷慨的希望的保证。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他都能得到，亲人都能找回来，都能和解，什么都能想到并表达出来。他把等待同拉拉会面的快乐看作最近的保证。

极度的兴奋和遏止不住的忙碌代替了刚才体力的衰弱。这种活跃比起不久前的虚弱是即将发病的更为准确的征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屋里坐不住。他又想到街上去，想去干什么。

他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想先理个发，把胡子刮掉。他蓬头垢面地穿过城市时一直往先前理发店的橱窗里张望。一部分理发店空了，或者改作别的用途了。照常营业的几家上了锁。没有地方理发刮胡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没有剃须刀。要是能在拉拉屋里找到剪刀，也能使他摆脱困境。但他在慌乱中翻遍了拉拉的梳妆台，也没找到剪刀。

他想起小斯帕斯卡亚街上有一家裁缝店。他想，如果裁缝店还存在并且工人还在干活的话，如果他能在她们关门前赶到，便能向一位女裁缝借一把剪刀。于是他又上街去了。

他的记忆并没欺骗他。裁缝店还在老地方，女裁缝们还在里面干活。裁缝店总共一间门面，门面有一扇朝街的大玻璃窗，一直垂到人行道。从窗口能看到店铺的内部，直到对面的墙。女裁缝们就在过往行人的眼下干活。

屋里挤满了人。除了真正的女裁缝外，还加上一些业余缝纫爱好者，尤里亚金社会上的上年纪的太太们，是为了领取工作证才到这儿来的。带雕像的房子墙上贴的法令里提到过领取工作证的办法。

她们的动作同真正女裁缝的麻利动作木同，一眼便能看出来。裁缝店里做的全是军服，棉裤和棉上衣，还用各种毛色的狗皮缝皮袄，这种皮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游击队的营地里见过。业余缝纫爱好者用僵硬的手指把衣边折短，放在缝纫机下缝起来，对一半是熟制毛皮的活儿很不习惯，几乎难以胜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了敲窗户，做了个手势让她们放他进去。里面同样做手势回答他，她们不接私人活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重复那些手势，坚持让她放他进去，他有话对她们说。她们向他做推辞的动作，让他明白，她们的活儿很急，他别来纠缠，别妨碍她们，赶快往前走。一个女裁缝脸上现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为了表示懊恼，手掌向上翻着，用目光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动作。但她们没看懂他的动作。她们认为这是某种下流动作，挑逗她们。他那身破烂的服装和古怪的举止让她们觉得他不是病人便是疯子。女裁缝们吃吃笑起来，挥手叫他从橱窗前走开。他终于想到去找通往后院的路，找到了裁缝店的后门，敲了起来。

开门的是一个黑脸膛的上年纪的女裁缝，穿了一身黑衣月R，神色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这家伙怎么赖着不走！真该惩办。我说，你快点说有什么事？我没空。”

“您别大惊小怪，我想借剪刀用一下。我就在这儿当您的面剪掉胡子，剪完就还您。我先向您表示谢意。”

女裁缝的眼里现出诧异。显然，她怀疑跟她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

“我是从远处来的。刚来到市里，头发长得很长，满脸胡须。我想理个发，可一家理发店都没有。所以我想自己动手，只是没有剪刀。劳驾借我用一下吧。”

“好吧。我给您理发。您可得放明白。如果您有什么打算，玩什么花样，为了伪装而改变相貌，出于某种政治原因，那您可别怪我告发您。我们不想为您去送命。”

“天啊，您哪儿来的那儿多顾虑呀！”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去，把他带到旁边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屋里。他马上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了～块不可缺少的白罩单，白罩单的边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取工具，一会儿便拿着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我一生当中什么都干过。”她解释道，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手头什么都有。“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当过护士，学会了理发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刮。”

“头发清理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成大老粗。现在不按星期计算，而是十天一计算。今天十七号，理发店逢七休息。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是不知道。我干吗要假装呢？我已经说过我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坐稳了，别动弹。～动弹就要割破。这么说您是从外地来的了？坐什么车来的？”

“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半是公路，一半沿铁路线。多少列火车被雪埋住了！什么样的都有，豪华的啦，特快的啦，都有。”

“剪完这一点就完了。这儿再去一点，好啦。为了办家务事？”

“哪儿来的家务事！为了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派我到各地视察。天晓得都到过什么地方。困在东西伯利亚了。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行走，别提多苦啦。走了一个半月。我见过的事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也用不着讲。我教您长点心眼。现在先等等。给您镜子。把手从白罩单里伸出来，接住它。欣赏欣赏自己。喂，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太少。还可以剪短点。”

“那样就流不起头来了。我对您说，现在可什么都别说。现在最好对什么都沉默。像信用合作社、豪华火车被雪埋住、检查员和监察员这些话，最好统统忘掉。您说这些话要倒霉的！这不合时宜。您最好说您是大夫或教师。先把胡子剪短，再刮干净。咱们擦上肥皂，喀嗓喀呼一刮，年轻十年。我去打开水，烧点水。”

“这女人是谁呀？”她出去的时候医生想。“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会有共同点似的。我得弄清她是谁。是否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也许她使我想起别人来。可真见鬼，到底是谁呢？”

女裁缝回来了。

“咱们现在刮胡子吧。对啦，永远也别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说话是白银，沉默才是黄金呢。什么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都别说。顶好编造点什么，比如大夫或教师。把您见过的一切都搁在心里。这年头您还想向谁炫耀？刮得疼不疼？”

“有点疼。”

“剃须刀不快，我也知道。忍一忍，亲爱的。不这样不行。长得太长了，发硬了，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见过的场面没什么可炫耀的。人人都长心眼啦。我们也吃了不少苦。那帮土匪什么没干过！抢劫、杀人、绑人、搜捕人。比如，有个小暴君，伊斯兰教徒，不喜欢一位中尉。他让士兵埋伏在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押到拉兹维利耶去。拉兹维利耶那时跟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一样，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您干吗摇头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需要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硬得像猪鬃。那种地方。妻子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直接找最高长官。直接找最高长官不过说说罢了。谁放她进去。找人求情。隔壁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她能见最高长官，替所有人说情。只有一个人心肠慈善，富有同情心，别人都不能同他比。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而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的悲剧。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想，但由于谨慎没作声，也没详细询问。“当她说‘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的时候，又非常像一个人。特别是她所说的这句不恰当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错，现在侦查、审讯、枪决也多得到处都是。但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刚刚执政，还没入门。其次，不论怎么说，他们为的是老百姓，他们的力量也就在这儿。算上我，我fIJ一共姐妹四个，都是劳动者。我们自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生前嫁给了政治犯。她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里当管事的。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是当地农民起义者的首领，可以说是个有名气的人。”

“原来如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恍然大悟。“这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的笑柄，米库利钦的小姨子，理发师，裁缝，铁路上的扳道员，赫赫有名的多面手。可我还照样不吭声，别让她认出我来。”

“外甥从小就向往人民。在父亲那儿的时候，在工人当中长大。您也许听到过瓦雷金诺的工厂吧？哎呀，瞧咱们干了什么事！我真是个没记性的傻瓜。半个下巴刮光了，半个没刮。都是说话走了神。您看什么呢，怎么不提醒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热水，水凉了。”

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

“瓦雷金诺不是个安全的偏僻地方吗？到处是密林，任何动乱都波及不到那里。”

“要说安全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也许比我们遭灾遭得还厉害。～伙带枪的人从瓦雷金诺经过，不知是哪边的人。说的不是咱们这儿的话。把一家家的人赶到街上，统统枪毙。走的时候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倒在雪地上没人收的尸体现在还躺在那儿呢。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老抽搐？我差点割破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是瓦雷金诺的住户。他也没逃过这场惨祸吧？”

“不，怎么会呢，上帝是仁慈的。他同他妻子及时逃脱了。同他第二个妻子。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但确实脱险了。还有从莫斯科来的一家人。他们离开得更早。年纪轻的男人，医生，一家之主，失踪了。可什么叫失踪？说他失踪，只是免得家里人伤心罢了。实际上他必定死了，被打死了。找呀，找呀，可没找到。这时另一个男人，年纪大的那个，被召回莫斯科。他是农业教授。我听说是政府召回的。他们在白军再次占领尤里亚金之前经过这里。您又犯老毛病了，亲爱的同志。要是在剃须刀底下动弹、抽搐，顾客准会被割伤。您可真是一位难伺候的顾客呀！”

“这么说他们在莫斯科了！”

“在莫斯科了！在莫斯科了！”他第三次沿着生铁楼梯往上爬的时候，每迈一步都从心里发出这样的回声。空住所迎接他的仍然是一群乱跑乱窜的老鼠。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清楚，不管他多么劳累，同这群脏东西一起别想合眼。他准备过夜先从堵老鼠洞开始。幸好卧室里老鼠洞比别的房间里少得多，就是地板和墙根坏得比较厉害。得赶紧动手，黑夜慢慢降临了。不错，厨房的桌上放着一盏从墙上取下来的灯，灯里加了一半油，想必是等候他的到来。油灯旁边一只打开的火柴盒里放着几根火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数了一下，一共十根。但煤油和火柴最好还是保存好。卧室里还发现了一个油盏，里面有灯芯和长明灯灯油的痕迹，油几乎被老鼠喝光了。

有几个地方墙脚板离开了地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缝里平着塞进几层玻璃碎片，尖朝里面。卧室里的门同门槛合得很严。门本来能合得很严实，～上领，便把这间堵上老鼠洞的房间同其他房间牢牢隔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该堵的地方都塔好了。

卧室的瓷砖壁炉把墙角挤斜了，砌着瓷砖的飞檐几乎顶到天花板。厨房里储存着十几捆劈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定主意烧拉拉两抱劈柴。他一条腿跪下，往左手里搂劈柴，把劈柴抱进卧室，像在炉子旁边，弄清炉子的构造，匆忙检查了一下炉子是否还能使用。他想把门锁上，但门锁坏了，便用硬纸把门塞紧，以免敞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

他往炉子里添柴的时候，在一根方木条上看到一个印记。他惊奇地认出了这个印记。这是旧商标的痕迹，两个开头字母“K”和“江”印在尚未锯开前的木材上，表明它们属于哪座仓库。克吕格尔在世时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话来的木材底端都打着这两个字母，那时木材过多，工厂把用不完的木材当燃料出售。

拉拉家里出现这类劈柴说明她认识桑杰维亚托夫，后者关心她，就像他当年供应医生一家日常所需要的一切一样。这个发现像一把刀子扎在医生心上。他先前也曾为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帮助而苦恼。现在，在人情中的不安里又掺入了别的感觉。

安菲姆这样关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未必仅仅为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想起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那种无拘束的举止和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木可能完全清白。

炉子里的库拉贝舍夫斯克劈柴很快就僻僻啪啪地着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初还只有一种由缺乏根据的猜测所引起的盲目的嫉妒，但随着劈柴越烧越旺，他已深信不疑了。

他的心受尽了折磨，一个痛苦挤掉另一个痛苦。他无法驱散心头的怀疑。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它付自己从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一阵对亲人的思念向他袭来，暂时压住了嫉妒的猜疑。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的亲人？”他已经觉得通采娃证实了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那就是说你们没有我的照料又重复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行？”“你们是怎么抵达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次被召回是什么性质？大概是学院请他回去重新执教？咱们的房子怎么样了？算了吧，还有没有都很难说。嗅，上帝啊，多么艰难和痛苦啊！别想了，别想了。脑子多乱！我怎么啦，东尼娜？我觉得病了。我和你们大家将会怎么样？东尼娜，托汉奇卡，东尼姐，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会怎么样？上帝为什么要遗弃我？为什么永远把你们同我分开？为什么我们永远分开？让我们很快就结合在一起，团聚在一块儿，对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走也要走到你们身边。我们会相见的。～切都会称心如意，对吧？

“可世上怎能容得下我这个坏东西，我竟连东尼娜该生产，或许已经生产了这件事都忘记了？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健忘了。她是怎么分娩的，他们回莫斯科的时候到过尤里亚金。不错，尽管拉拉不认识他们，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女裁缝兼文理发师对他们的命运都不陌生，你拉拉怎么在便条里对他们只字不提呢？一张多么奇怪、不关心和不留意的便条啊！如同她只字不提同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无法解释。”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换了一副挑剔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卧室的墙壁。他知道摆在这里和挂在周围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属于拉拉自己的，躲藏在不知何处的神秘的主人的陈设不能说明拉拉的情趣。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墙上这些放大相片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注视下突然感到不大舒服。粗笨的家具似乎对他怀有敌意。他觉得自己在这间卧室里是个多余的陌生人。

可他这个傻瓜多少次回想起这座住宅，思念它，他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房间，而是进入自己心中对拉拉的思念。在别人看来这种感觉方式大概太可笑了。那些坚强的人，像桑杰维亚托夫那样的实践家、美男子，也像他这样生活，这样表现吗？拉拉为什么非看上性格软弱的他，以及他所崇拜的、晦涩的、陈腐的语言不可？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愿意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像他刚才所表达的，她在他眼中算什么人呢？懊，这个问题他随时都可以回答。

院子里是一片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充满声音。远近都传来儿童的爆戏声，仿佛表明整个空间都是活的。而这远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名扬四海的、著名的母亲，殉难者，顽固女人，癫狂女人，这个女人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病！嗅，生存多么甜蜜！活在世上并热爱生活多么甜蜜！嗅，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生存本身说声“谢谢”呀！对着它们的脸说出这句话！

而这正是拉拉。同它们不能说话，而她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耳朵和嘴巴，不会说话的生存原则因她而有了生命。

他在猜疑的一刹那对她的所有责备完全不对，一千倍不对。她身上的一切都多么完美无假啊！

欣喜和悔恨的眼泪遮住他的视线。他打开炉门，用火钩拨了拨火。他把烧得通红的柴火拨到炉子的顶里面，没烧着的木头拨到炉门口，那儿很通风。他半晌没关上炉门。温暖的火光照射在手和脸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微微跳动的火焰的反光终于使他清醒过来。嗅，他现在多么需要她，他在这一刹那多么需要触及她所接触过的东西啊！

他从衣袋里掏出揉皱的便条。他把便条打开翻过来，不是他刚才读过的那一面。现在他才看清这一面也写满了字。他把便条抹平，在跳跃的火光中读道：

“你想必知道你们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到了莫斯科。东尼娜生了个女儿。”下面的几行字划掉了。后面接着写道：“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便条里太蠢了。我们当面谈个够。我急着出门，跑去弄马。不知道弄不到马怎么办。带着卡坚卡太困难了……”句子的末尾磨得模糊了，字迹模糊不清。

“她跑去向安菲姆借马，大概借到了，因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这件事上不绝对清白，她便不会提到这个细节了。”

炉子生着后，医生关上烟道，吃了些东西。吃完东西他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发上便睡着了。他没听见门后和墙那边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闹声。他接连做了两个噩梦。

他在莫斯科，在一间玻璃门上了锁的房间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抓住门把手使劲拉住它。门外他的男孩子舒罗奇卡要进来，哭着拉门。他穿着小外套，水手裤，戴着一顶小帽子，既可爱又可怜。他背后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坏管道或下水道里冲在他身上和门上，那个时代管道破裂是常见的事，说不定正是这道门堵住了从几世纪寒冷和黑暗积蓄的峡谷中冲击下来的山洪。发出轰鸣的飞瀑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听不见他的喊叫声，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嘴唇的蠕动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个身心想把小孩抱起来，贴在胸前，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儿算哪儿。

但他泪流满面，拉住上锁的门的把手，不放小男孩进来，出于对另一个女人的虚假的荣誉和责任感，牺牲了小男孩。那个女人并非小男孩的母亲，她随时都可能从另一个门里走进屋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了，惊出一身冷汗，眼睛里含满泪水。“我发烧。我生病了。”他立刻想。“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类似疾病的疲劳，一种转变期的疾病，像所有传染病那样，问题就在于什么占上风，生命还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还点着灯。从各种迹象来看，清早街上拥挤的交通，第一班电车的叮当声，街灯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个个黄圈，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哭号，倾吐出温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样闪光的话语。他自己也随同哭诉的灵魂一起哭诉。他真可怜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时刻，在睡眠、发烧、说呓语和昏迷的间隙想道，“这也是一种伤寒，但没写在我们在大学医学系所读过的教材上。得准备点东西，吃点东西，不然我会饿死的。”

他刚想从沙发上撑起来，便明白他已经动弹不了。他失去知觉，又昏睡过去。

“我穿着衣服在这里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暂时恢复知觉的时候想道，“几个小时？几天？我病倒的时候春天刚开始。可现在窗户上结了霜花。这么松散、肮脏，房间里都变得昏暗了。”

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剧匡嘟响，往隔壁那面墙上爬，肥硕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讨厌地尖叫起来，像女低音一样哭号。

他昏睡过去又醒过来，发现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霜花中发红，就像倒在水晶酒杯里的红葡萄酒。他不知道，便问自己，这是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次他觉得旁边有人说话，他极为沮丧，以为这是神经错乱的开始。他怜悯自己，流出了眼泪，用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为何抛弃他不管。“你为何遗弃我，永不落的阳光，并把我投入可诅咒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他并不是在做梦，这完全是现实。他脱了衣服，擦洗干净，穿着干净的衬衫，没躺在沙发上，而躺在刚刚铺好的被子里，拉拉坐在床边，俯身向着他，头发碰着他的头发，眼泪同他的眼泪流在一起。他又幸福得失去了知觉。

@奇@不久前他在病中说胡话时，还责备过天空对他无动于衷，可整个辽阔的天空都降临到他的床榻上，还有女人的两条一直裸露到肩膀的雪白丰腴的胳膊向他伸过来。他快活得眼睛发黑，仿佛失去知觉，坠入极乐的深渊。

@书@他一生都在做事，永远忙碌，操持家务，看病，思考，研究，写作。停止活动、追求和思考，把这类劳动暂时交还给大自然，自己变成它那双迷人的手里的一件东西、一种构思或一部作品，那该有多好啊！那双慈悲的手正到处散播着美呢。

@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康复得很快。拉拉忙忙碌碌地用白天鹅般的妩媚护理他，用充满潮润气息的喉音低声询问他或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的低声细语，即便是最空泛的，也像相拉图的文艺对话一样，充满了意义。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其目的仍然是使天才成为世所罕见的现象。

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然而，所有相爱的人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感情的奇异。

对于他们呢——这正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丝柔情从心中升起，宛如永恒的气息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尘世时，这些短暂的时刻便成为揭示和认识有关自己和生活更多新东西的时刻。

“你必须回到自己亲人身边去。我多一天也不留你。但你看见周围的形势了吧。咱们刚并入苏维埃俄国，马上便被它的崩溃所吞没。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堵它的窟窿。可你什么都木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把我们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往中心，运往莫斯科。对莫斯科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票，这批粮食在莫斯科消失，就像倒进无底的桶里，可我们便没有粮食了。邮政不通，客车停止运行，只剩下运粮食的货车了。城里又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怨声载道，肃反委员会又像对待任何不满表现那样猖獗肆虐。

“可你瘦得像皮包骨，只剩下一口气了，往哪儿走呢？难道又步行吗？那你可到不了啦！养好身子，恢复元气，到时候再说吧。

“我不敢劝告你，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寻找亲人之前先找份差事干。一定要符合自己的专业，他们很重视这点，比如，就上我们的省卫生局。它就设在先前的医疗管理局里。

“不然你自己想想。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又是当地地主兼工厂主的女儿。在游击队里呆过，又逃跑了。不管你怎么说，这是脱离革命部队，是开小差。你绝对不能不干事，当个根夺公民权的人。我的处境也不牢靠。我也要去工作，进省国民教育局。我正站在火山口上。”

“怎么站在火山口上呢？斯特列利尼科夫呢？”

“正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过去对你说过，他树敌太多。红军胜利了。现在非党的军人都被从军队里撵出来，因为他们靠近上层，知道的事情太多。要是仅仅从军队里撵出来，不干掉，销踪灭迹，那还算好呢。帕沙在这批人中首当其冲。他的处境极端危险。他到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躲藏起来。据说正在搜寻他。不说他了。我不喜欢哭，如果再多说他一句，我便要嚎啕大哭了。”

“你爱他，你至今仍非常爱他？”

“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呀，尤罗奇卡。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很对不住他。可我没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因此这样说可能不确切。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非常爽直的人，可我是个下贱的女人，同他比起来微不足道。这就是我的过错。行啦，不说这些啦。我答应你，什么时候我会再对你说的。你的那个东尼娜多迷人啊！波提切利油画里的人物。”她生产的时候我在她身边。我同她非常要好。可这些以后再说吧，我求你。好啦，咱们一起做事吧。两个人都上班。每月能有几十亿卢布的收入。西伯利亚的票子前些日子咱们这儿还通用呢。刚刚废止，很长一段时间，你生病的全部期间，我们都没有钱。是的。简直难以想象，可也熬过来了。现在往过去的国库里运来一整列车纸币，四十车厢，不会少。票子印得很大，蓝红两种颜色，跟邮票一样，上面分了许多细格，蓝的有五百万个方格，红的每张一千万个方格。褪色，印得不好，颜色模糊。”

“我见过那种票子。我离开莫斯科前夕刚刚流通。”

“你在瓦雷金诺这么久干什么？那儿不是一个人都没有，荒废了吗？什么耽搁了你？”

“我跟卡坚卡打扫你们的住宅。我怕你先上那儿去。我不想让你看见住宅那种样子。”

“什么样子？那儿房子倒塌了，杂乱不堪？”

“杂乱不堪。肮脏。我打扫过了。”

“你怎么吞吞吐吐，回答得这么简单。你有话没都说出来，对我隐瞒了什么。随你的便，我不会追问你。给我讲讲东尼姐的事吧。给小女孩起了什么教名？”

“玛莎。纪念你母亲。”

“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

“以后再讲吧。我对你说过了，我快要哭出来了。”

“借给你马的桑杰维亚托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你看呢？”

“非常讨人喜欢。”

“我很熟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他是我们一家人在新地方的朋友，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你fll大概很要好？他也尽量替你效力吧？”

“他给我的恩惠实在太多了。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不难想象。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亲密的、同志式的，交往很随便？他一定拼命追求你噗。”

“那还用说。死缠着不放。”

“可你呢？对不起。我说得太过分了。我有什么权利盘问你？对不起。这太放肆了。”

“嗅，随你的便吧。你感兴趣的大概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关系的性质？你想知道，在我们良好的关系中是否掺入更多的私人因素？当然没有。我对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感恩不尽，欠了他不知多少情，但即使他给我一大堆金子，为我献出生命，也不会使我更接近他一步。我从小就仇视那种气质不同的人。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们精明强悍，自信，发号施令，简直是无价之宝。可在爱情上，留着小胡子男人的自鸣得意，动不动就发火，叫人无法忍受。我们对男女间的私情和生活理解得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安菲姆在对待道德的态度上，使我联想起另一个更为讨厌的人，我变成今天这样子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不明白。可你是什么人呢？你指的是什么？给我解释解释。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唉，尤罗奇卡，你怎么这样说呢？我认真跟你说话，可你却像在客厅里似的恭维起我来。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个自信的家伙为所欲为，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

“我猜到了。我多少感觉到了。可等一等。那个时代你所受到的痛苦，由于缺乏经验而被惊吓出来的恐怖，未成年少女初次经受的屈辱，都是不难想象的。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想说的是，现在为此而难过的不应是你的悲伤，而应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的悲伤。应当痛不欲生、陷入绝望的是我，因为我知道得太迟了，因为我当时没同你在一起，以便阻止事情的发生，如果它对你确实是痛苦的话。真妙。我觉得，我只会强烈地、极端地、发狂地嫉妒低贱的、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同上流人竞争在我心中唤起的完全是另一类的情感。如果我所敬爱的并同我精神相近的人爱上我所爱的那个女人，我便会对他产生一种可悲的手足之情，而不是争吵或竞争。我当然决不会同他分享我所钟爱的对象，但我会怀着完全不同的痛苦感情退让：这种感情不是嫉妒，不那么火辣辣的和血淋淋的。我同艺术家接触的时候，只要他在与我类似的工作中以优越的力量征服了我，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大概会放弃我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所重复的正是他已胜过我的尝试。

“可我离题了。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我说的正是这种美。我觉得要看到它，必须有本经触及的想像力和混沌的感受力。而这些正是我被剥夺的。如果我最初没看到生活同自己格格不入的庸俗化的痕迹，也许会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但还不仅如此，由于一个不道德的、只顾自己享乐的庸才干预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此后我同一个伟大而卓越的人的婚姻才很不美满，尽管他热烈地爱我，我也回报他以同样热烈的爱情。”

“等一下。此后再告诉我你丈夫的事。我对你说过，通常引起我嫉妒的是低贱的人，而不是和我同等的人。我不嫉妒你丈夫。可那个人呢？”

“哪个‘那个人？”

“毁了你的那个生活放荡的人。他是什么人？”

“在莫斯科相当有名的一名律师。他是我父亲的同事，爸爸去世后，我们贫困的时候他接济过母亲，独身汉，有财产。我这样诋毁他反而使他显得过分有趣，增加了他的分量，其实他是很普通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说出他的姓名来。”

“木用。我知道他是谁。我见过他一次。”

“真的？”

“你母亲服毒的那天在旅馆里，已经很晚了。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中学生呢。”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你们来了，站在黑楼道里。也许我自己永远也回想不起这一幕来，是你帮我回想起来的。你曾对我提起，我想是在梅留泽耶沃。”

“科马罗夫斯基在那儿。”

“真的？完全可能。很容易看见我同他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

“你怎么脸红了？”

“听见‘科马罗夫斯基’从你嘴里说出来。由于突然和不习惯。”

“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个中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来，科马罗夫斯基就是他在意外情况下偶然看见的那个人。有一次，在路上，就是这个男孩子，中学生米哈伊尔·戈尔东，亲眼看见我父亲——一个百万富翁兼工业家自杀的情景。父亲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去自杀，摔死了。陪同父亲的是科马罗夫斯基，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破产，把他推到毁灭的道路上。他是父亲自杀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

“这不可能！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居然是真的！这么说他也是你的丧门星了？这使我们更亲近了。简直是命中注定的！”

“这就是我疯狂地、不可挽救地嫉妒的人。”

“你说什么？我不仅不爱他，还蔑视他。”

“你真完全理解你自己？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是不可理喻的，充满了矛盾。你所厌恶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是使你比起你所真心地、毫不勉强地爱上的人更愿意屈从于他的原因。”

“你说的多么可怕。并且，像你通常所说的那样尖锐，使我觉得这种反常现象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安静点。别听我说的话。我想说我嫉妒神秘的、无意识的东西，嫉妒无法解释和不能猜测的东西。我嫉妒你为他人梳妆打扮，嫉妒你皮肤上的汗珠，嫉妒弥漫在空气中的传染病菌，因为它们能够依附在你身上，毒害你的血液。我嫉妒像科马罗夫斯基那样的传染病，他有朝一日会把你夺走，正像我的或你的死亡有一天会把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你准会觉得这是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我无法说得更有条理、更好理解。我爱你爱到顶点，永远永远爱你。”

“多给我讲讲你丈夫的事。‘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

“这是哪个剧本里的话？”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话。”

“我寻找他的时候，在梅留泽耶沃镇已经对你讲过不少他的事了。后来在这儿，在尤里亚金，咱们刚相遇的时候，从你的话里知道他在自己的车厢里曾想逮捕你。我仿佛告诉过你，也许并没告诉过你，只不过我那样觉得罢了。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他上汽车。简直难以想象，多少人保卫他，我觉得他几乎没变样。他的脸仍然那样英俊，诚实，刚毅，是我所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诚实的脸。毫不卖弄，性格坚强，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先前总是那样，现在仍然那样。但我仍然发现一点变化，使我深感不安。

“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中，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我观察到这一点时心揪在～起。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的结果，他献身于这种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力量，但也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无情力量，总有一天连他也不会放过。我觉得他太引人注意了，而这就是他注定灭亡的原因。也许我没弄清楚。也许你向我描绘你们会面时说的那些话深深印在我心里。除了咱们心O相印外，我还受了你多大的影响呀！”

“你还是给我讲讲你们革命前的生活吧。”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幻想纯洁。他就是纯洁的体现。我们可以说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我和他，还有加利乌林。我是他童年迷恋的对象。他看见我便发呆，浑身发冷。也许我知道并说出这一点不大好。但如果我假装不知道，那就更坏。我是他童年时依恋的人，孩子的骄傲不允许他流露出那种人们都遮掩的服帖的爱情，但却写在脸上，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很要好。我同他不同的程度就像我们相像的程度一样。我那时真心挑选了他。我打定主意，只要我们一成人，便把自己的一生同这个绝妙的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而在心里我那时已经嫁给他了。

“真了不起，他多么有才能啊！非凡的才能！一个普通扳道工或铁路看守员的儿子，凭自己的才能和顽强的努力达到当代两门大学专业课程（数学和人文科学）的——我差点说水平，不，我应当说——高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你们如此相爱，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

“唉，这可真难回答。我现在就讲给你听。真妙极了。像我这样的弱女子竟然向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解释在现在的生活中，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毁灭？唉，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下去，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我会把一切统统牺牲掉，甚至你和我同你的亲密关系，这么信然自得、这么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嗅，原谅我。我说的木是这个意思。这不是真的。”

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擦掉眼泪说道：

“这便是把你赶到东尼妞那儿去的责任的呼声。上帝啊，咱们多么可怜！咱们将会发生什么事？咱们该怎么办？”

等到她完全恢复常态后，她继续说下去：

“我还是没回答你，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遭到破坏。我后来完全明白了。我讲给你听吧。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

“告诉我，我聪明的孩子。”

“我们是战前结婚的，战争爆发的两年前。我们刚刚按照我们的理智生活，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家，便宣战了。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生活。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快的。良心所提示的被认为是自然而需要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的、不寻常的现象。拿谋杀来说吧，只在悲剧里、侦探小说里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

“可突然～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

“大概这一切决不会不付出代价。你大概比我记得清楚，一切是如何一下子开始崩溃的。列车的运行、城市的粮食供应、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以及意识的道德准则如何崩溃于一旦。”

“说下去。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你分析得多么透彻啊！听你说话多么快活！”

“那时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

“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误。一切都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种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甚至渗入我们的谈话中，还有那种对于非谈不可的世界性话题不得不放意卖弄聪明的风气。像帕沙那样感觉敏锐、严于律己的人，像他那样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与假象的人，怎能注意不到这种隐蔽的虚伪呢？

“这时他犯了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他把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的灾祸当成家庭现象。他把不自然的语气，把我们议论时生硬的官腔归咎于自己，归咎于他是干面包，庸才，套子里的人。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琐事竟对我们的共同生活产生影响。你简直难以想象，这件事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幼稚干了多少蠢事。

“他去打仗，可谁也没要求他去。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他想象出来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他的疯狂就是由此而开始的。一种少年的、毫无根据的自尊心促使他对生活当中谁也不会见怪的事恼火了。他开始对事件的进程恼火，对历史恼火。于是他同历史呕气。他至今还在同它算账。这便是他那些疯狂行为带有挑衅色彩的原因。由于这种愚蠢的自负，他必死无疑。唉，要是我能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爱得多么真挚，多么强烈！爱吧，爱他吧。我不嫉妒你对他的感情，我不妨碍你！”

夏天不知不觉来到并过去了。医生恢复了健康。他打定主意去莫斯科，暂时在三个地方工作。飞涨的物价迫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多干几份差事。

医生天一亮就起床，出门来到商人街，沿商人街往下走，经过巨人电影院到先前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所，这所印刷所现在已改为红色排字工印刷所。在市杜马的拐角，管理局的门上他看见挂着一块“索赔局”的木牌子。他穿过广场，转入小布扬诺夫卡街。经过斯捷贡工厂，他穿过医院的后院走进陆军医院门诊所。这是他主要的职务。

他所经过的一半路被从院子里伸向街道上空的树枝的浓荫所覆盖，经过的木房子大多数都是奇形怪状的，屋顶陡峭，方格栅栏，门上饰着花纹，护窗板上镶着饰框。

门诊所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先前的花园里，有一座与一般建筑沙然不同的、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木高的房子。房子外面砌了一层棱形着釉的瓷砖。从对面看，各个边角都是锥形体，很像古代莫斯科大贵族的邮宅。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每十天都要到旧米阿斯克街利相吉家先前的住宅去，参加设在那里的尤里亚金州卫生局的会议。

在相反的一端，离陆军医院很远的地方，有一所安菲姆的父亲，叶菲姆·桑杰维亚托夫，为了悼念亡妻所捐献的房子，他妻子生了安菲姆后死于难产。在这所房子里，桑杰维亚托夫开办了一所妇产科学校，现在改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外科医生速成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他们上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他办完了所有的公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了，又累又饿，总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炉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家常打扮，头发乱蓬蓬，袖口卷起来，下摆掖在腰里，她身上那股使人屏住呼吸的强健的魅力几乎吓坏了他，即使他突然看见她要去参加舞会，穿着使身材变高了的高跟鞋、大开领的连衣裙和引起轰动的宽裙子，他也不会如此着迷。

她做饭或者洗衣服，然后用洗过衣服的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缝补自己的、他的和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做完饭、洗过衣服和打扫完房间之后，教卡坚卡读书认字。或者专心阅读教材，进行自身的政治再教育，以便重新回到新改造过的学校当教师。

这个女人和小姑娘对他越亲近，他越不敢把她们当成一家人，他对亲人的责任感和他的不忠实所带来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也禁烟得越严厉。在他这种克制中没有任何侮辱拉拉和卡坚卡的成分。相反，这种非家庭的感情方式包含着全部的敬意，排除了放肆和押呢。

但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习惯了这种双重人格，就像他能够习惯尚未长好并经常裂开的伤口一样。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

“你知道吗，看来我好像该辞职了。老一套又来了。开始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特别欢迎新观点’等等。怎么能木欢迎呢。欢迎欢迎。工作呀，奋斗呀，寻求呀！

“实际上，原来他们所指的新观点无非是他们的假象，颂扬革命和当局那套陈词滥调。这太乏味了，令人厌恶。我不擅长干这种事。

“也许真是他们对。我当然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很难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拥护黑暗和奴役的人。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说过。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你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他的书，说来惭愧，我没读过。我不喜欢纯哲学著作。照我看，哲学不过是对艺术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专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样古怪。算了，对不起，我用蠢话岔开了你的话。”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说我舅舅吧。也许我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毒害。可他们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天才的诊断医师。不错，我很少误诊。可这正是他们所仇视的直觉力，仿佛这是我的罪过，一下子便能获得完整的认识。

“我对保护色的问题入了迷，也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从内向外的奇妙过渡。

“我在讲义中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义，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该离开了。我自己请求辞掉州卫生局和速成班的职务，但还尽量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想吓唬你，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幸好到这一步还远着呢。但你说得对。谨慎些总不是坏事。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

“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眼前就有个例子。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霍达斯克调到这儿的革命法庭委员会里来。

“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我，其中的一个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他们一调来，不久前，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担忧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我。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义而把我同帕沙一块消灭掉。”

这次谈话很快就有了下文。这时，小布扬诺夫卡四十八号、门诊所旁边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夜间被搜查了。在寡妇家里搜出了武器库，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继续。人们交头接耳说，一部分被怀疑的人已经逃到河对岸去了。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可这能帮他们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样。想必河多得很。海兰泡边上的黑龙江就是一条河，岸这边是苏维埃政权，岸那边是中国。跳进河里游过去，再见啦，一去无音信。那才算是河呢。这是另一码事儿。”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我们，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时卡坚卡怎么办？我是母亲。我应当防止不幸发生，想出个办法来。对这一点我必须做好打算。一想到这儿，我便失去理智。”

“让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能想出什么解救办法。我们是否有力量防止这次打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无法逃脱，也无处可逃。但可以躲到隐蔽的地方，退居次要地位。比如上瓦雷金诺去。我仔细考虑过瓦雷金诺的房子。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一切都荒芜了。我们在那儿不碍任何人的眼，不像在这儿。冬天快到了。我愿意上那儿过冬。在他们到我们那儿之前，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桑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联系，也许他同意接待咱们。啊？你说呢？木错，那儿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可怕，荒凉。至少我三月份在那儿的时候是那样。听说有狼。可怕。可人呢，特别是像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那样的人，现在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可你自己一直往莫斯科赶我，说服我赶快动身，不要拖延。现在容易走了。我到车站打听过。看来不管投机倒把的人了。不能把所有黄鱼都赶下火车。枪毙人枪毙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寄到莫斯科的信都没有回音，这使我很不安。得想办法上那儿去一趟，弄清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再这样对我说。现在又怎样理解你所说的上瓦雷金诺去的话？难道没有我，你一个人能到那荒野的地方去？”

“不，没有你当然不可能去。”

“可你自己又让我上莫斯科？”

“是的，必须如此。”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咱们一起上莫斯科。你带着卡坚卡跟我一块儿走。”

“上莫斯科？你疯啦。干什么去？不，我必须留下。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待结果，以便需要的时候呆在他身边。”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该怎么办吧。”

“西姆什卡，就是西玛·通采娃，时常上我这儿来。前两天我同你谈起过她。”

“是谈过。我在你这儿时常见到她。”

“你让我感到惊奇。男人的眼睛上哪儿去了。我要是你准会爱上她。多有勉力！多漂亮！个头，身材，头脑。读过很多书，心眼好，有主见。”

“我从游击队逃到这儿的那天，她姐姐，女裁缝格拉菲拉，给我理过发。”

“我知道。姐妹们都跟大姐叶夫多基娘，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住在一起。一个诚实的劳动家庭。我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咱们俩都被抓起来，请她们收养卡坚卡。我还没决定。”

“这确实是最坏的打算。上帝保佑，还远不亚于糟到这一步。”

“听说西玛有点那个，情绪不正常。确实不能把她当成完全正常的女人。但这是因为她的思想深刻新奇。她的学识确实罕见，但不是知识分子那种，而是民间的那种。你同她的观点极端相似。把卡佳交给她教育我完全放心。”

他又到车站去了一趟，还是空手而归。什么都没走下来。他和拉拉前途未卜。天气寒冷阴沉，就像下头场雪的前夕。十字街头的上空，那儿的天空比拉长了的街道上的天空更辽阔，显出一派冬天的景色。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家的时候，遇见拉拉的客人西姆什卡。她们俩在谈话，不过倒像客人在给主人上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想打搅她们。除此之外，他还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的房间里说话。通往她们那个房间的门半开着。门框上挂着的门帘一直垂到地板，隔着门帘，她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很清楚。

“我缝点东西，您可别在意，西姆什卡。我聚精会神地听你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历史课和哲学课。您的思想体系很合我的心意。此外，听您说话我心里痛快得多。老是操不完的心事，我们最近这几夜都没睡好。作为卡坚卡的母亲，一旦我们遭殃的话，我有责任使她免遭危险。应当清醒地想想如何安置她。但我在这点上并不擅长。承认这一点使我很悲伤。我悲伤是因为疲倦和缺少睡眠。您的话使我心情平静。此外马上就要下雪了。在下雪的时候听聪明的长篇议论是一种享受。在下雪的时候如果向窗户斜视一眼，真的，仿佛有谁穿过院子向门前走来？您开始吧，西姆什卡，我听着呢。”

“上次我们讲到哪儿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见拉拉回答了什么。他开始注意听西玛说话：

“可以使用时代、文化这类字眼。但人们对它们的含意理解得太不相同。由于它们含意的混乱，咱们避免使用这类字眼，把它们换成别的词吧。

“我想说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分解成各别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由多少代人实现的，一个接着一个实现的。埃及是这种活动，希腊是这种活动，《圣经》中先知的神学是这种活动。从时间上来说，这种最后的活动，暂时任何别的行动都无法代替，当代全部灵感所进行的活动是基督教。

“为了让您感到完全新鲜，出乎意外，不像自己所熟悉并习以为常的那样，而是更简单明了、更直接地向您介绍它所带来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教益，我想同您一起分析几段经文，极少的几段，并且是节略。

“大多数的颂歌都把《们日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地结合在一起。把〈们日约件的概念，如烧不成灰烬的荆棘、以色列人出埃及、火窑里的少年、鲸鱼腹中的约拿等等，同《新约》中圣母受胎和耶稣复活等概念加以对比。

“在这种经常的并列中，〈们日约》陈旧和《新约》新颖显得极其明显。

“在很多诗篇中，把马利亚的贞洁的母性同犹太人过红海相对比。比如，在诗篇《红海就像处女新娘》中说道：‘红海在以色列人通过后无法穿过，就像童贞女怀孕生下基督一样不朽。’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过后海水又无法通过，童贞女生了主后仍是贞洁的，这是把两件什么性质的事并列在一起呢？两件事都是超自然的，两件事同样被认为是奇迹。各个时代，远古的原始时代和新的罗马以后时代，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时代，怎样看待这种奇迹呢？

“在一个奇迹中，按照人民领袖、教祖摩西的命令，他的神杖一挥动，海水便分开了，放过整个民族，数不清的、由几万人组成的人流，但等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过去后，海水又汇合在一起，淹没了追赶他们的埃及人。这幅古代的情景服从耶和华声音的自然力，像罗马军队行进时浩浩荡荡拥挤的人群，人民和领袖，看得到和听得见的事物，令人震惊的事物。

“在另一个奇迹中，少女是平常的人，古代世界对她毫不留意，但她悄悄地、隐秘地给婴儿以生命，在世界上产生生命，生命的奇迹，一切的生命，‘无所不在的生命’，后来都这样称呼奇迹。不仅从书呆子观点看她的非婚生育是非法的。它们还违反自然规律。少女生育并非由于必然，而是由于奇迹，凭借灵感。《圣经冲所说的这种灵感把特殊同普遍对立起来，假日同非假日对立起来，想建立一种背离任何强制的生活。

“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从古代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私生活，何以在上苍看来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具有同等意义呢？因为要用上苍的眼睛并在上苍面前评价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在唯一的圣框中完成的。

“世界有所进展。罗马统治结束了，数量的权力结束了，以武器确定全体人口、全体居民生活的义务废弃了。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和对自由的宣传。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纪事，充满宇宙的空间。像报喜节的赞美歌中所说的那样，亚当想当上帝，但他想错了，没当上，可现在上帝变成人，以便把亚当变成上帝（‘上帝成了人，上帝同亚当便相差无几了’）。”

西马继续说下去：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话要对你说，不过暂时先岔开一下。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财迷政权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永志不忘的时代，并具有永恒的成果。至于说到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向人们灌输的幸福哲学，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严肃地解释荒谬可笑的历史残余。如果这些歌颂领袖和人民的朗诵真能让我们回到《旧约》中所提到的畜牧部族和族长时代的话，如果它们真能使生活倒退，让历史倒转几千年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是做不到的。

“再谈几句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不是出自福音书中的故事，而是出自受难周的祈祷文，在大斋期的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些我不说您当然也清楚，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不过想提醒您一下，决不想教训您。

“在斯拉夫语系里，您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情欲这个词首先表示痛苦，上帝的情欲意味着上帝自愿受苦。此外，后来这个词在俄语中用来表示恶习和色欲。‘我的灵魂变成情欲的奴隶，我成了畜生。’‘我们已被逐出天堂，让我们克制情欲以求重返天堂。’等等。也许我的道德极其败坏，但我不喜欢斋戒前这段束缚肉欲和禁绝肉欲的祈祷文。我总觉得这些粗俗的、平淡的祈祷文，缺乏其他经文所具有的诗意，出自大腹便便、满脸发光的教士手笔。问题倒不在于他们自己不遵守戒律并欺骗别人。就算他们生活得问心无愧吧。问题木在他们身上，而在这几段经文的内容里。这种悲痛赋予人体的虚弱以过分的意义，不管它是营养良好还是极度疲惫。这是很讨厌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对不起，我离题太远了。我现在就为自己的拉杂而酬劳您。

“使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就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临近耶稣的死和他复活的时候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在同生命告别之际以及在生命复返的前夕提到什么是生命，却是非常适时的。现在您听着，《圣经》中提到这一点时是多么真诚坦率啊。

“不错，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或是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另一个马利亚，一直有争论。不论如何，她乞求主道：‘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意思是说：‘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渴望宽恕和忏悔表达得多么具体！手都可以触到。

“在同一天的另一首祭祷歌中，有一段相近的祈祷文，更加详尽，确切无疑指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这里她极为坦率地哀痛过去，哀痛先前每夜根深蒂固的！日习煽起的性欲。‘因为黑夜勾起我无法克制的性欲，昏暗无月光便是罪恶的话语。’她乞求耶稣接受她忏悔的眼泪，倾听她内心的叹息，以便她能用头发擦干他最洁净的脚，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夏娃便躲藏在她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让我吻你最洁净的脚，用眼泪洗它们，用头发把它们擦干，夏娃在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时候便躲藏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突然，在头发后面迸出一句祈祷词：‘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运何其坎坷，又有谁能查清？’上帝和生命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女人之间，多么接近，多么平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车站回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是他每工作十天之后的一次休假日。这一天，他通常都要补足十天没睡够的觉。他靠在沙发上，有时半躺着，把身子完全伸直。尽管他听西玛说话时一阵阵犯困，但她的见解仍令他感到愉快。“当然，她这一套话都是从科利亚舅舅那儿听来的。”他想道，“可这个女人多么有才华，多么聪明啊！”

他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窗口。窗户对着院子，就像在隔壁的房间里一样，拉拉和西姆什卡正在那儿低声说话，他已经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了。

天气变坏了。院子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子里，在院子上空盘旋，想找个地方栖息。风刮起它们的羽毛，把羽毛吹得蓬松起来。喜鹊在垃圾箱盖上落了一下，飞过栅栏，落在地上，在院子里踱起步来。

“喜鹊一来就快下雪了。”医生想道。这时他听见门帘后面西玛对拉拉说：

“喜鹊一到就有消息了。您要有客人了，要不就有信。”

过了一会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久前才修好的门铃响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门帝后面出来，赶快到前厅去开门。从门口说话的声音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客人是西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

“您接妹妹来啦？”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问道。“西姆什卡在我们这儿。”

“不是，不是来接她。当然，要是她想回家，我们就一起回去。我完全是为了别的事情。有您朋友的一封信。他得谢谢我在邮局当过差。这封信经过很多人的手才转到我手里。从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找不到收信人。可我知道他是谁。他在我那儿理过发。”

信很长，有好几张信纸，已经揉皱，弄污，信封拆开，磨烂了。这是东尼姐来的信。医生弄不明白，信怎么会到他手里，也没注意到拉拉如何把信交给他。医生开始读信的时候还意识到他在哪座城市，在谁家里，但读下去之后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西玛从里屋出来，向他问好，告别，他都机械而有礼貌地回答，但并未注意到她。她的离去已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他渐渐已完全忘了他在哪里，也忘了他周围的一切。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写道：

尤拉，你知道咱们有个女儿了吗？给她取的教名叫玛

莎，以表示对去世的妈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纪念。

现在谈另外一件事。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

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利古诺夫、基泽维杰尔、库斯科瓦

以及其他人，其中包括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

罗梅科，还有我和爸爸也作为他的家庭成员，正在被赶出俄

国。

这真是不幸，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旁。但只得服从，并且还要感谢上帝在这种可怕的时代只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因为我们的遭遇还可能坏得多。如果你出现了，也在这里，你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可你现在在哪儿？我把这封信寄到赛季波娃的地址。如果她能遇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不知道伯父的事是否也会使你受到牵连，因为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嘛。以后，如果肯定使你受到牵连的话，你也出现了，不知能否允许你出国，这使我非常痛苦。我相信你活着，并且一定会出现。这是我的爱心告诉我的，而我相信这个声音。也许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生活环境变得温和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一个地方相聚了。但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全部的不幸在于我爱你可你并不爱我。我竭力寻找这种论断的意义，解释它，为它辩解，自我反省，把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逐一回忆了一遍，但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你好像错误地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我爱你呀，唉，但愿你能想象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讨人喜欢的和不讨人喜欢的，你身上所有平凡的地方，在它们不平凡的结合中可贵的地方，由于内在的美而显得高尚的面容，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好看，你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完全缺乏的意志。所有这些对我都非常珍贵，我不知道还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可你听着，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即便你对我不这样珍贵，即便我爱你还没爱到这种程度，我的冷漠的可悲的事实还没显露出来，我仍然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啊！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尽管一切都没最后决定，但我们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和爸爸、伯伯受过教育的遥远的异乡去。爸爸向你致意。舒拉长高了，并不漂亮，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提起你时总要难过，非常伤心地哭泣。我不能再写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画个十字，为了我们无休止的分离，为了各种考验和茫然的相见，为了你将走过的十分漫长的黑暗道路。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责备你，决不怪你，照你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吧，只要你自己满意就行了。

在离开这个可怕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乌拉尔前夕，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真诚地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说昧心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把人引入歧途。

再见啦，该结束了。他们已经采取信，也该整理行装了。嗅，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所以我写下了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能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就像发出了拖我上刑场的信号。尤拉！尤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上抬起茫然的、没有眼泪的眼睛。他什么也看不见，悲痛灼干了泪水，痛苦使他眼睛失神。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意识不到了。

窗外雪花飞舞。风把雪向一边刮，越刮越快，刮起的雪越来越多，仿佛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望着眼前的窗户，仿佛窗外下的不是雪，而是继续阅读东尼姬的信，在他眼前飞舞过的不是晶莹的雪花，而是白信纸上小黑字母当中的小间隔，白间隔，无穷无尽的白间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双手抓住自己的胸膛。他觉得要跌倒。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沙发跟前，昏倒在沙发上。

重返瓦雷金诺

冬天来到了。大雪纷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回到家。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拉拉出来迎接他的时候压低嘶哑的声音说。他们站在前厅里。她神色惊慌，仿佛挨了一闷棍。

“他上什么地方去？找谁？在咱们这儿？”

“不，当然木在咱们这儿。他早上来过，晚上还想来。他很快就回来。他有事要跟你谈。”

“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的话我没完全听明白。他好像说经过这儿到远东去，特意拐了个弯儿到尤里亚金来看咱们。主要是为了你和帕沙。他谈了半天你们两个的事。他一再让我相信，咱们三个人，你、帕沙和我，处境极端危险，只有他能救咱们，但咱们要照他的话办。”

“我出去。我不想见他。”

拉拉大哭起来，想跪倒在医生脚下，抱住他的腿，把头贴在腿上，但他没让她那样做，制止住了她。

“我求求你为我留下。我不论从哪方面都不怕同他单独在一起。可这太让人难以忍受了。别让我单独同他会面吧。此外，这个人有阅历，办法多，也许真能给咱们出点主意。你讨厌他是很自然的。我请你克制自己，别走。”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安静点。你干什么呀？别跪下，起来，高兴点。解除缠在你身上的魔力。他让你一辈子担惊受怕。我陪着你。如果有必要，如果你命令我的话，我就杀死他。”

半小时后夜幕降临了。天完全黑了。半年前地板上的窟窿都已堵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注意新出现的窟窿，把它们及时堵死。他们还养了一只长毛大猫，这只猫一动不动，神秘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老鼠并没离开屋子，但小心多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把配给的黑面包切成薄片，桌上放了一盘煮熟的土豆，等待科马罗夫斯基的到来。他们准备在旧主人的餐厅里接待客人，这个餐厅现在还当餐厅使用。餐厅里摆着几张大柞木餐桌，还有一个作木制做的策重的大黑酒柜。桌上放着一盏用药瓶罩着的蓖麻油灯，灯捻露在外面——这是医生平时携带的灯。

科马罗夫斯基从十二月的黑夜中走进来，身上落满了雪。雪片从他的皮大衣、帽子上落下来，落了一层，在地板上融化成一块水洼。科马罗夫斯基先前不留胡子，现在却留起胡子来。他的胡子上沾满了雪，像小丑演出时戴的假胡子。他穿了一套保护得很好的西服，条纹裤子熨得笔挺。他在同主人打招呼之前，先用小梳子梳了半天压皱打湿的头发，并用手绢把胡子擦干理手，然后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默默地同时伸出两只手，左手伸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右手伸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可以认为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同您的父亲很熟嘛，这您大概也知道。他死在我的怀里。我一直在端详您，想找出您像他的地方。不，看来您不像父亲。他是个胸襟豁达的人，好冲动，做事麻利。从外表上来看，您更像母亲。她是个温柔的女人，幻想家。”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您有话要对我说，要我来听听。她说您有事找我。我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咱们的谈话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并无结识您的愿望，并不认为咱们是熟人。因此，请快说正题吧。您有何贵干？”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一切的一切我都感觉到了，我全都明白。请原谅我斗胆说一句，你们俩太合适了。最和谐的一对儿。”

“我得打断您的话。请不要管与您不相干的事。我们并没乞求您的同情。您太放肆了。”

“您不要马上就发火嘛，年轻人。不，您还是像父亲，也是个爱冲动的人。好吧，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然而遗憾的是，不是我说你们是孩子，而是你们的确是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我在这儿只呆了两天，知道了你们的很多事，你们自己万万料想不到。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正在悬崖的边缘上。如果不预防危险，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许你们活着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

“世上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方式。很少有人符合这种标准。可任何人也不像您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如此明显地违背这种生活和思想方式。我不明白您平吗要惹是生非。您成了这个世界的活嘲弄，对它的一种侮辱。这要是您的秘密也好。但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您了解得一清二楚。你们俩很不合当地法律仆人的心意。安季波夫同志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您恨得咬牙切齿。

“您是男人，您是自由的哥萨克，或者像这儿怎么说的。如果您任性胡来，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这是您神圣的权利。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是个有牵挂的人。她是母亲。她掌握着孩子的生命，孩子的命运。她不应当异想天开，想入非非。

“我白白劝说她一个上午，劝她正视当前的情况。她根本不听我的话。请您运用您的威望影响影响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她没有权利拿卡坚卡的生命当儿戏，不应该不重视我的意见。”

“我一生中从未劝说过谁，也没强迫过谁，特别是亲近的人。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听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的自由。这是她的事。此外，我根本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您所谓的您的意见我并不清楚。”

“真的，您越来越让我想起您的父亲，同样地固执己见。好吧，咱们谈主要的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您要有足够的耐心。请您听的时候别打断我。

“上面正策划大的变动。木，木，我的消息来源极为可靠，您可以不用怀疑。我所指的是向更为民主的轨道过渡，对一般法律制度的让步，这是最近就要实行的事。

“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废除的惩罚机构在它快要完蛋的时候必将更为猖獗，更急不可待地清算部分旧账。除掉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成为当务之急。您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决不开玩笑，我亲眼看到的，您可以相信我。想想您如何逃脱吧，不然就晚了。

“但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太平洋的滨海地区忠于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集结。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先前地方自治分子中的著名人物，生意人，工业家，都向那里聚集。白军的将军也把自己的残余军队集中到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的边界地区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对它有益，成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缓冲国。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一大半席位留给了共产党员，以便借助他们的势力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发动政变，攫取共和国。这种打算相当明显，但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剩下的这点时间。

“革命前我曾在海参鼓替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家商号和银行当过律师。那里的人知道我。政府正在组成，一半秘密、一半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他们的密使给我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我担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到那里去上任。所有这一切，我刚才已说过，苏维埃政权都知道，并得到它的默许，但并不很公开，所以你们也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走。从那里您很容易走海路去找自己的家人。您当然知道他们已被驱逐出境了。整个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我答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搭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作为莫斯科所承认的独立政府的成员，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并协助他进入我们的自治领域。如果他无法逃脱，我便建议用他来交换莫斯科中央政权极为关注的某个被联军扣押的人。”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中的意思常常从她耳边滑过。但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谈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医生处境危险的话，使她从无动于衷的恍惚状态中惊醒过来。她的脸微微涨红，她插话道：

“你明白吗，尤罗奇卡，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何等重要呀？”

“你太容易轻信人了，我的朋友。你不能把仅仅打算办的事当成已经办成的事。我并不是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存心让我们上当。但这一切现在只是空中楼阁！现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我代表自己说两句话。感谢您关心我的命运，难道您以为我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您安排？至于您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应当考虑考虑。”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是否考虑一下他的提议，跟他走或不跟他走。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你是不会走的。”

科马罗夫斯基不停地呷着掺了水的酒精（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门诊部带回来放在桌子上的），一面嚼着土豆，渐渐有了醉意。

夜已经很深了。不时剪去灯花的灯捻儿，僻僻啪啪地燃得更旺了，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火苗又渐渐缩小，屋里也变得昏暗了。主人们想睡觉了，他们需要单独谈谈。可科马罗夫斯基仍然不走。他呆在这里让他们感到窒息，就像笨重的酒柜和窗外十二月严寒的黑夜让他们感到压抑一样。

他并不望着他们，目光越过他的头顶，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远处的一点，快要转不过弯来的舌头半睡半醒地重复着他们早已听腻了的那一套。现在他的话题离不开远东。他翻来覆去地讲这一点，向拉拉和医生发挥关于蒙古的政治意义的论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注意到他在什么地方转到了这个话题上。他们没听见他是怎么转到这个话题上的，说明这个与他们不相干的话题是何等令人厌烦。

科马罗夫斯基说道：

“西伯利亚，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真正的新大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这是俄国伟大未来的摇篮，是我们走向民主、昌盛繁荣和政治健全的保障。蒙古的未来吸引人的东西更多。外蒙古是我们伟大的远东共和国的邻国。你们对它有何了解？你们打哈欠，心木在焉地眨眼睛，不觉得难为情吗？那可是一块一百五十万平方俄里的土地啊，是一个有史以来尚未开发的国家，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想攫取它，侵犯所有竞争者所公认的、在地球这个遥远的角落里历次划分势力范围时划归为我们的利益。

“中国通过对喇嘛和活佛的影响从蒙古落后的封建神权政体中攫取利益，日本则依靠各旗的王爷。共产主义红色俄国同蒙古的平民，换句话说即牧民起义者革命联合会，结成盟友。至于说到我本人，我愿看到一个在自由选举的全国代表大会统治下的真正安居乐业的蒙古。我想引起你们自身对下列情况的兴趣：一跨过蒙古的边界，世界便在你们脚下，你们便成为自由飞翔的鸟儿。”

科马罗夫斯基滔滔不绝地谈论同他们毫不相干的讨厌的话题，终于激怒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他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让她疲惫不堪，厌烦得要命，于是拉拉果断地向科马罗夫斯基伸手告别，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说：

“太晚了。您该走了，我想睡觉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木好客到这种地步，这时候把我赶出门外。黑夜里我未必能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找到路。”

“应该早点想到这一点，别坐得这么久。没有任何人挽留您。”

“嗅，您何必同我说话这么尖刻呢？您甚至没问我一声，我是否有地方住？”

“我对此毫不感兴趣，反正您不会委屈自己。要是您非要在这儿过夜不可，我不能把您安顿在我跟卡坚卡住的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里老鼠会闹得您不得安宁。”

“我不怕老鼠。”

“那就随您的便好了。”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你有几夜不睡觉了，桌上的食物你连碰都不碰，像傻子似的走个不停。老是想呀，想呀！什么使你不得安宁？不能整天想着惊恐不安的事。”

“医院里的看门人伊佐特又来了。他跟楼里的洗衣女工关系暧昧。他顺便偷偷地拐到我这儿来，安慰了我一番。他说有个绝密的消息：您的那位非坐牢不可。您就等着瞧吧，早晚得把他关起来。然后轮到您，苦命的人啊。我问他，伊佐特，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您就放心吧，消息绝没错，他说。从波尔堪那儿听说的。他所说的波尔堪你大概能猜到，就是执行委员会。”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医生哈哈大笑。

“他说得完全对。危险已经迫近，到了门口。咱们得赶快溜走。问题只是往哪溜。到莫斯科去根本不用想。这要做大量的准备，必定会引起他们注意。要走得非常隐蔽，任何人都丝毫察觉不到。你知道吗，亲爱的？咱们就照你的打算办吧。咱们得失踪一个时期。就让这个地方是瓦雷金诺吧。咱们到那儿躲藏两个礼拜或一个月。”

“谢谢，亲爱的，谢谢。嗅，我真高兴。我明白你身上的一切如何反对这样的决定。但我们要去住的并不是你们住过的房子。住在那里对你确实难以忍受。空房间，内疚，对比，都让你受不了。难道我不明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作践对你灵魂珍贵而神圣的东西。我永远不会接受你这种牺牲。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你们的住宅已经破损得很难再住人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米库利钦留下的房子。”

“你说得都对。谢谢你的体贴。等一下。有件事我一直想问可又老忘。科马罗夫斯基在什么地方？他仍然在这儿还是已经走了？自从我同他吵翻，把他从楼上推下去之后，再没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我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去他的吧。你打听他干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咱们俩应当不同地对待他的提议。咱们的处境不同。你得抚养女儿。即使你想和我同归于尽，你也无权这样做。

“但躲到瓦雷金诺去就意味着冬天钻进荒山野岭，没有储备的食品，没有力量，没有希望，疯狂中的疯狂。如果生活中除了疯狂外咱们一无所有，那就让哗fi疯狂一下吧。呶fi再忍受一下屈辱，央求安菲姆借给咱们一匹马。跟他，甚至不是跟他，而是跟他手下的投机倒把的人借点面粉和土豆，这是他不应推卸的责任。我们还要说服他，不要因为对我们有恩惠就马上去看我们，而要等到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他要用马的那一天再去。让我们单独呆几天。去吧，我的宝贝。咱们砍伐很多木柴，一个礼拜烧的劈柴够勤俭持家的主妇烧一年的。

“再次请你原谅我。原谅我脱口说出的慌乱的话。我多希望跟你说话不带这种可笑的激昂腔调。不过我们确实别无选择了。你怎么形容都行，死亡确实在敲咱们的门。但所剩不多的日子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它们，把它们用在告别生命上，用在我们分手前最后的团聚上。我们同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告别，同我们习已为常的概念告别，同我们如何幻想生活、良心又如何教导我们的一切告别，我们同希望告别，我们互相告别。我们再互相说一遍我们夜里说过的那些悄悄话，伟大而轻微的话，宛如太平洋这个名称。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一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

“此后在我一生中，我曾尝试确定你那时照亮我心中的迷人的光芒并准确说出它的名称，那种渐渐暗淡的光芒，渐渐消逝的音响，它们从那时起便扩散到我的全部生活中，并成为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

“当你穿着学生制服像影子一样从旅馆深处的黑暗中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一个对你一无所知的男孩子，立即被你强烈的痛苦所感染，并明白：这个娇小虚弱的女孩像充了电一般充满世界上可能有的一切女性美，真是美得无以复加了。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碰她一下，火花就会照亮房间，或者当场电死，或者一生带着爱慕的渴望和悲伤的电波。我心里充满迷误的眼泪，内心在闪烁，在哭泣，我那时非常可怜自己，一个男孩子，更可怜你，一个女孩子。我的全部身心感到惊奇并且问道：如果爱并且消耗电流是如此痛苦，那么作为女人，充当电流并激起爱情必将更为痛苦。

“好了，我终于都说出来了。不说出来会发疯的。而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些话。”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衣躺在床边，她不大舒服。她错编起身子，蒙了一块头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轻轻地说，常常停顿半天。有时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手掌托着下巴，微微撑起身子，张大嘴望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时她紧紧靠在他肩膀上，不知不觉流出了眼泪，轻轻地、幸福地哭泣。最后她把身子探出床边，快活地低声说：

“尤罗奇卡！尤罗奇卡！你多聪明啊！你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猜到了。尤罗奇卡，你是我的堡垒，还是我的避难所和支柱，让上帝原谅我的亵读行为吧。嗅，我多么幸福！咱们去吧，去吧，我亲爱的。到了那儿，我告诉你我担心的一件事。”

他估计她要向他暗示她可能怀孕了，但多半是假的，于是说道：

“我知道了。”

一个灰暗的冬天早上，他们离开了尤里亚金。这天不是休息日。人们各自上街办事。路上时常碰见熟人。在凹凸木子的十字街口配水所的周围，排了一长串家里没有水井的居民，把水桶和扁担放在一边，挨个打水。医生勒住向前冲的烟黄色的维亚特卡种马，这匹马是他们向桑杰维亚托夫借的。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马绕过围在一起等着打水的主妇们。雪橇飞驰起来，从挑水人洒了水又结上冰的陡峭的石板路上斜滑下去，冲到人行道上，雪橇的跨杠撞在路灯和石柱上。

他们飞速地赶过在街上走的桑杰维亚托夫，没回头看他是否认出他们和自己的马来，是否追着他们喊什么。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绕过科马罗夫斯基，也没同他打招呼，不过顺便确定他还在尤里亚金。

格拉菲拉·通采娃从人行道对面朝他们喊道：

“都说你们昨天就走了。以后还能相信谁的话呢？拉土豆来啦？”她做手势表示听不见他们的答话，便向他们挥手告别。

为了西玛，他们试着把雪橇停在小山坡上，但这是个很不容易停雪橇的地方。即便不在小山坡上停下来，也得拉紧组绳勒住飞驰的马。西玛从上到下裹了两三条披巾，因此她的体形看上去像一段僵硬的圆木头。她迈着两条冻得发僵的腿，走到停在石板路当中的雪橇跟前，同他们告别，祝他们平安到达。

“您回来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咱们得好好谈谈。”

他们终于驶出了尤里亚金。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冬天曾走过这条路，但他记得的多半是夏天的样子，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

他们把装粮食的口袋和其他行李塞进雪橇前头的干草堆里，并用绳子系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驾驭雪橇，他一会儿像当地人那样跪在宽大的雪橇板上，一会儿侧身坐在雪橇帮上，把穿着桑杰维亚托夫的毡靴的腿垂在外面。

过了中午，离日落还早，但在冬天，人容易受骗，仿佛一天马上就过完了。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狠命地抽起马来。它像箭似的向前飞驰。雪橇在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犹如大海中的一只小舟。卡佳和拉拉穿着使她们动弹不得的皮袄。雪橇经过斜坡和坑洼时，她们惊叫着，笑得肚子疼，从雪橇的这边滚到那边，像两只笨重的麻袋似的理进干草堆里。有时医生故意同她们开玩笑，把一侧的滑木驰到雪坡上，让雪橇侧翻过来，毫无伤害地把拉拉和卡佳翻到雪地里。等到雪橇冲出好几步远之后，他才勒住马，把雪橇端正过来，架在两根滑木上。拉拉和卡佳骂了他一顿，抖掉身上的雪，上了雪橇，又气又笑。

“我指给你们看游击队劫持我的地方。”等他们离开城市相当远了之后，医生答应她们道。但他没有做到，因为冬天树木一片光秃，周围的死寂和空荡改变了面貌，当初的地点认不出来了。“就是那儿”他很快地叫道，误把竖立在田野里的“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广告牌当成他被抓走的树林里的第二个路标了。当他们飞驰过仍然竖立在萨卡玛岔道口密林里的第二个路标时竟没认出来，因为栅栏上凝聚了一层耀眼的冰霜，给树林隔出一条银黑色的细丝。他们没有发现路标。

天黑以前雪橇飞驰进入瓦雷金诺，停在日瓦戈一家住过的房子前，因为它是大道上的第一所住宅，离米库利钦的住宅最近。他们像强盗似的冲进屋子，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屋里已经很黑。被毁坏一半的住宅和令人厌恶的东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匆忙中没看清。一部分熟悉的家具还完好无损。在荒无人迹的瓦雷金诺，没有人能把开头的破坏完成到底。家中的日常用品他一件也没发现。家庭离开的时候他不在场，所以木知道他们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时拉拉说话了：

“赶快收拾吧。天马上就黑了。没时间通想啦。如果我们在这儿住下，就得把马牵进仓库，粮食搬进过道，吼住这间屋子。但我不赞成住在这儿。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你，因而还有我，都会感到难堪。这是你们先前的卧室吧？不是，是儿童间。你儿子的小床。卡佳嫌小了点。对面的窗户没坏，墙和顶棚都没裂开。此外，炉子好极了，我上次来的时候就非常赞赏。你要是坚持我们仍然住在这儿，尽管我反对，那我就脱掉皮袄马上干活了。头一件事就是生炉子。烧呀，烧呀。头一个昼夜白天黑夜都得烧。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什么话也不说呀！”

“等一下。没什么。请原谅我。不，你听我说。咱们还是去看看米库利钦的房子吧。”

于是，他们又向前驶去。

米库利钦的住宅上了挂锁，是从木门上的吊环里穿过去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砸了半天，想把锁砸下来，最后还是连同木头上的螺丝钉一起拔了下来。同刚才一样，他们又急忙闯了进去，没脱衣服，穿着大衣、毡靴，戴着帽子直入内室。

他们立即发现住宅角落里的某些东西放得井井有条，比如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书房里便是如此。这儿不久前有人住过。到底是谁呢？如果是主人们或他们当中的一员，那大门为什么不上门锁而要安挂锁呢？此外，如果主人们经常住在这里，那整个住宅都应打扫干净，而不会只打扫个别几个地方。这些现象表明，这儿住过的不是米库利钦家的人。那到底是谁呢？医生和拉拉并不为弄不清谁在这儿住过而感到不安。他们不想为此而伤脑筋。现在有多少一半动产都被偷走的遗弃的住宅啊？有多少隐藏的在逃犯？“某个被通缉的白军军官。”他们一致这样想，“他要是来了，就一块儿住在这儿，一起商量办法。”

像刚才一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站在书房门槛上发起呆来，欣赏书房的宽敞，窗前书桌的宽大和使用方便令他惊讶。于是他又想到，这种严整舒适的环境将多么有利于需要耐性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啊。

在米库利钦杂用房当中，紧挨着仓库有间马厩。可它上了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它能否使用。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决定头一夜把马牵进没上锁的仓库里。他卸下马，等它汗干了，用从井里打来的水饮过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从雪橇上取些干草喂它，可干草被乘客压成碎末，已经无法喂马了。幸好仓库和马厩上面的大干草棚的角落里还有相当多的干草。

他们没脱衣服，盖着皮袄睡了一夜，像孩子奔跑玩耍了一整天之后睡得那样香熟。

他们起床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清早便对那张诱人的书桌看个不停。他的手想写东西已经想得发痒了。但他把这种享受放在晚上，拉拉和卡坚卡上床睡觉之后。在这之前，即便收拾好了两个房间，也有的是活干。

他在幻想夜间工作时，并未抱定重要宗旨。支配着他的是通常对墨水和钢笔的向往和对写作的渴望。

他只想随便涂写点什么。开头，他能把过去没写下来的回想起来，写下来就满足了，想借此活动活动由于无所事事而凝滞了的、在长久中断期间沉睡过去的才能。然后，他希望能和拉拉在这儿呆的时间长一些，有充裕的时间写出一些新的、有分量的东西来。

“你忙吗？你干什么呢？”

“烧火呀，烧火呀。有什么事儿？”

“递给我洗衣盆。”

“如果这样烧的话，劈柴连三天都不够。应该上我们日瓦戈家先前的仓库去看看。也许那儿还剩点？要是那边剩得多，我用雪橇拉几次就都拉到这儿来。明天去拉。你要洗衣盆。你瞧，我刚才在哪儿看见过，可是在哪儿，怎么也想木起来了，真莫名其妙。”

“我也一样。在哪儿见过可想不起来了。也许没放在该放的。地方，所以记不起来了。算了吧。你心里有个数，我烧了很久水，想洗个澡。剩下的水洗洗我和卡佳的衣服。你把你的脏衣服一起都给我。晚上，咱们把该打扫的地方都打扫干净之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过睡觉前一定得洗上澡。”

“我马上把内衣找出来。谢谢。衣橱和笨重的家具统统照你说的那样从墙边移开了。”

“好极了。我用洗碗碟的大盆当洗衣盆好了。就是太油腻了。得把盆边的油垢刷掉。”

“炉子一点着，我关上炉门就去翻其他抽屉。桌上和五斗橱里到处都能发现新的东西。肥皂、火柴、铅笔、纸和文具。到处都让人感到意外。比如桌上的油灯里装满了煤油。这不是米库利钦的油灯，这我是知道的。肯定有另外的来源。”

“真太幸运了！这都是神秘的住客弄来的。仿佛凡尔纳作品中的人物。唉，你究竟想说什么？你瞧，我们又聊起天来，可水桶烧开了。”

他们忙成一团，在屋子里乱转，两人跑着撞在一起，或者撞在卡坚卡身上。她横挡着他们来回经过的路，在他们脚底下转来转去。小姑娘从这个屋角闪到那个屋角，妨碍他们收拾房间，他们说她时还生了气。她冻坏了，一直喊冷。

“可怜的当代儿童，我们吉卜赛生活的牺牲品，我们流浪生活的顺从的小参加者。”医生想，但却对小姑娘说：

“得啦，亲爱的，哆喀个什么劲儿。说谎淘气。炉子都快烧红了。”

“也许炉子暖和，可我冷。”

“那你就忍一忍，卡秋莎。晚上我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再添一次劈柴，妈妈说晚上还要给你洗澡呢，你听见了没有？好了，现在你把这些拿去玩吧。”他把从冰窖似的储藏室里抱出来的利韦里的！日玩具堆成一堆，有的坏了，有的没坏。其中有积木和拼字方块，小火车，一块打了格、涂了彩、标明数字的马粪纸，是玩掷骰子和计算游戏的底盘。

“您怎么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卡坚卡像大人似的感到委屈。“这都是别人的。再说是给小孩玩的，我已经大了。”

可过了一会儿她就在地毯当中坐好，手底下的各种形状的玩具都变成了建筑材料，卡坚卡用它们替从城里带来的洋娃娃宁卡盖住宅。这座住宅盖得很合理，比经常带她住的临时住所强得多。

“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从厨房里观察女儿搭房子。“孩子们是真诚的，做什么都不拘束，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可我们怕变成落伍者，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

“洗衣盆找着了。”医生打断她的话。从昏暗的过道里拿着木盆走进来。“真没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它大概从秋天起就放在漏雨的天花板底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刚从城里带来的食物做了一顿足够吃三天的午饭。她端上从未见过的菜，土豆汤和羊肉炸土豆。卡坚卡吃了还想吃，没个够，一边吃一边格格地笑，不停地淘气，后来终于吃饱了。屋子里很热，她觉得浑身没劲儿，盖着妈妈的披肩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刚离开厨灶，满脸的汗，像女儿一样，疲倦，昏昏欲睡，对她做的饭菜所产生的印象非常满意，并不忙着收拾盘碟，坐下来喘口气。看到女儿已经睡熟之后，她便趴在桌子上，一只手撑着头说道：

“假如我知道，我做的事没白做，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那我就会拼死拼活地干，并会从中找到幸福。你得时刻提醒我，我们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一起。给我打气，别让我回心转意。因为严格地说，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会很可怕的。侵入旁人的住宅，破门而入，擅自当家作主，一进来就拼命收拾，以致看不见这不是生活，而是舞台演出，不是认真过日子，而是像小孩们常说的‘过家家’，是木偶戏，荒唐极了。”

“可是，我的天使，是你自己坚持到这儿来的。你还记得吧，我一直反对，不赞成。”

“是这样。我不辩解。所以这都是我的过错。你可以动摇，犹豫，可我的一切都应是始终如一的，合乎逻辑发展的。我们一进家门，你便看见你儿子的小床，便开始不舒服，差点痛苦得晕倒。你有这种权利，可我就不行。为卡坚卡担心，对未来的考虑，都让位给对你的爱了。”

“拉里莎，我的天使，你清醒清醒。改变主意，放弃决定，永远来得及。我头～个劝你对待科马罗夫斯基的话要认真一些。咱们有马。你要愿意，咱们明天就赶回尤里亚金去。科马罗夫斯基还在那儿，还没走。我们穿过街的时候不是从雪橇上看见他了吗？而他，照我看，并没发现咱们。我们大概还能碰到他。”

“我差不多什么还没说呢，可你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带着不满意的腔调了。可你说，我的话不对吗？藏得这么不牢靠，这么欠考虑，同待在尤里亚金还不是一样。如果要想解救自己，大概还得制定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其最终结果，还得像那个有阅历并且头脑清醒、尽管令人厌恶的人所提议的那样。因为我们在这儿，我真不知道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危险多少倍。无边无际的原野，随时可以被暴风雪掩埋。我们孤零零三个人，夜里被雪掩埋，早上从雪里也招不出来。要不然光顾过咱们住宅的那位神秘的恩人突然出现，原来却是强盗，会把咱们杀死。你有什么武器？你看没有吧。你那种无忧无虑的态度让我害怕，可又感染了我。所以我的脑子里很乱。”

“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干什么？要我做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永远支配我吧。不停地提醒我，我永远是盲目爱你、不会同你争辩的奴隶。嗅，我告诉你，咱们的亲人，你的东尼娜和我的帕沙，比咱们好一千倍。但问题在这里吗？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她用两只手搂住他的脖子，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接着把话说完：

“你明白吗，我们的处境不同。上帝赋予你翅膀，好让你在云端翱翔，可我是个女人．只能紧贴地面，用翅膀遮住推雀，保护它不受伤害。”

她所说的一切他都非常爱听，但他没表露出来，免得甜蜜得腻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这种野营式的生活确实是虚假而刺激人的。你说得太对了。但这种生活并不是咱们想出来的。发疯似的东奔西跑是所有人的命运，这是时代的精神。

“我今天从早上起差不多也是这样想的。我想竭尽一切努力在这里呆得时间长一些。我简直说不出我多想干活。我指的不是农活。我们全家已经投身到农活里一次了，也干成功了。我没有精力再干一次。我想的已经不是农活了。

“生活从各方面逐渐就绪。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能出版书了。

“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这件事。我们不妨同桑杰维亚托夫谈妥，给予他优厚的条件，请他供养我们半年，用我的劳动成果作抵押。我在这半年期间一定写出一本医学教材，或者，比方说，一本文艺作品，比如一本诗集吧。再不，翻译一本世界名著。我精通几种语言，不久前读过彼得堡一家专门出版翻译作品的大出版社的广告。这类工作具有交换价值，能变成钱。能干点这类的事我是非常快活的。”

“谢谢你提醒了我。我今天也想到这类事了。但我没信心在这里坚持住下去。恰恰相反，我预感到我们很快就会被冲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我们还居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对你有个请求。为我最近几个晚上牺牲几小时，把你在不同时期凭记忆给我朗读过的一切都写出来。有一半遗失了，而另一半又没写出来，我担心你以后会统统忘记的，它们就消失了，用你自己的话说，这种事以前经常发生。”

当晚他们用洗衣服剩下的热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拉拉也给卡坚卡洗了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怀着清爽喜悦的感觉背朝着屋里坐在窗前书桌前面。拉拉浑身散发出清香，披着浴衣，湿头发用一块毛茸茸的毛巾高高挽起来，把卡坚卡放在床上，替她盖好被子，自己也准备就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预感到即将聚精会神写作的愉快了。他动情地、恍豫地感受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到了深夜一点钟，一直装着睡着了的拉拉真的睡着了。拉拉身上换的，卡坚卡身上换的，还有放在床上的内衣，光洁耀眼，清洁，平整，镶着花边。拉拉在这种年代仍然平方百计地浆洗内衣。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周围是一片充满幸福、散发出甜蜜的生活气息的宁静。灯光在白纸上投下一片悠闲的黄影，在墨水瓶的瓶口上洒了几滴金点。窗外是微微发蓝的冬天的寒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隔壁那间没点灯的冰冷的房间，从那儿看外面的景致看得更清楚。他向窗外望去。满月的清光紧裹着雪地，仿佛在雪地上涂了一层粘乎的鸡蛋白或白色的乳漆。寒冬之夜的华美是无法形容的。医生的心中异常平静。他又回到烧得暖暖的点着灯的房间，坐下来写作。

他的字写得很大，行距也很宽，生怕字迹表现不出奋笔疾书的劲头，失去个性，变得呆板无神。他回想起并用不断完善的措词记下最为定形的和最难忘记的诗句，《圣诞节的星星》和《冬天的夜晚》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短诗，这些诗后来被人遗忘了，失传了，以后也没再被人发现。

然后，他又从这些固定的和先前写好的东西转向曾开过头但又放下的东西，把握住它们的风格，继续写下去，并不抱立刻补写完的任何希望。后来他写顺了手，心向神往，又开始写另一首。

不费劲地写出了两三节诗和他自己感到惊讶的比喻之后，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感到所谓的灵感已经来临了。支配创作的力量对比仿佛倒转过来了。第一位的不是人和他寻求表达的精神状态，而是他想借以表达这种精神状态的语言。语言、祖国、美和含义的储藏所，自己开始替人思考和说话了，不是在音响的意义上，而是在其内在的湍急奔流的意义上，完全变成音乐了。那时，有如急流的河水以其自身的流动磨光河底的乱石，转动磨坊的轮盘，从心中流出的语言，以其自身法则的扭力在它流经的路途上，顺便创造出诗格和韵律以及成千上万种形式和构型，但至今仍未被人们认识、注意和定名。

在这种时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主要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在完成，而是那个在他之上并支配着他的力量在替他完成，那就是：世界思想界和诗歌的现状，还有诗歌未来所注定的，在其历史发展中它所应做出的下一步。于是，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使它进入这种运动的一个缘由和支点罢了。

他摆脱了对自己的责备和不满，个人渺小的感觉也暂时消除了。他回头张望，又四下环顾。

他看见枕着雪白枕头熟睡的拉拉和卡坚卡两个人的脑袋。洁净的床单，洁净的房间，她们两人洁净的轮廓，同洁净的冬夜、白雪、星星和月牙融合成一股意义相等的热浪。它穿过医生的心底，使他兴高采烈，并由于感到身心洋洋得意的洁净而哭泣。

“主啊，主啊！”他想低声叫出来。“而这一切都属于我！为什么赏赐我的这么多？你怎么会允许我接近你，怎么会允许我误入你的无限珍贵的土地，在你的星光照耀下，匍匐在这位轻率的、顺从的、薄命的和无比珍贵的女人脚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稿纸上抬起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从与一切隔绝的凝思中苏醒过来，又回到自己身旁，回到现实中来，他是幸福的、强健的和平静的。突然间，他在窗外伸向远方的沉寂的寥廓空间中听到凄凉的声音。

他走进隔壁没点灯的房间，从那里向窗外张望。在他写作的时候，玻璃上已结满窗花，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抽出塞在大门下面挡风的地毯卷，披上皮袄，走到台阶上。

一片毫无遮掩的白雪在月光下晶莹耀眼，起初晃得他睁不开眼，什么也看不见。但过了～会儿，他听见从远处传来从胸腔里发出的、模糊的呜咽，并发现峡谷后面的雪地边上有四个不比连字符号长多少的长影子。

四只狼并排站着，嘴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米库利钦住宅窗户反射出的银光降叫。它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但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明白它们是狼时，它们便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小步从雪地边上跑开，仿佛它们猜到了医生的心思。医生没来得及看清它们是朝哪个方向逃走的。

“倒霉的消息！”他想道，“还有这种倒霉的事儿。难道它们栖息的地方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山谷里。多可怕呀！而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就在马厩里。它们可能闻到马的气味了。”

他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对拉拉说，免得吓着她，便回到屋里，锁上大门，关上通向没生火的那一半房间的过道的门，塞好门缝，走到桌子跟前。

灯还像先前一样明亮而诱人。但他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的心平静不下来。脑子里除了狼和其他威胁人的现象外，什么也想不起来。再说他也疲倦了。这时拉拉醒了。

“你还点着灯写呢，我心中的明灯！”她用睡得有点沙哑的嗓子低声说，“到我身边来，挨着我坐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于是他熄了灯。

第二天又像在忧郁性精神病中过去了。住宅里找到一副小雪橇。卡坚卡穿着皮袄，脸冻得通红，大声笑着，从冰堆上沿着花园里没扫过雪的小路往下滑。这个冰难是医生替她做的，他先把雪拍紧，再洒上水，于是冰堆便做成了。她带着稚气的笑容，不停地爬上冰堆，用绳子把雪橇拉上去。

天气变冷，严寒凛冽，但院子里充满阳光。雪在中午的阳光照耀下变成黄色，又在它蜂蜜般的黄色中仿佛甜蜜的沉淀物似的注入了黄昏过早降临的余晖。

昨天拉拉在屋里洗衣服洗澡，弄得屋里一股潮气。窗户上给了松软的窗花，被水蒸气熏潮的壁纸从天花板到地板挂满水珠流淌的痕迹。屋里显得昏暗、憋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水劈柴，继续察看没有察看过的角落，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一面帮助拉拉做事。拉拉从早晨起一直在忙家务，做完了一件又做一件。

他们俩的手又在干活最紧张的时候碰在了一起，一只手放在另一只举起来搬重东西的手里，那只手没触到目标便把东西放下了，一阵无法控制的、使他们头脑发昏的柔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东西又从他们手里滚落下来，他们把什么都忘了。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等他们猛地想起半天没管卡坚卡或者没喂马饮马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于是怀着内疚的心情急忙去干该干的活。

医生由于觉睡得不够而感到头疼。脑袋里有一种甜蜜的迷糊，像喝醉了酒似的，浑身有一种快活的虚弱。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夜晚的降临，好重新恢复中断了的写作。

充满他全身的腾俄倦意替他做好了准备工作。而周围的一切都迷离恍惚，都被他的思绪笼罩住了。准备工作使一切都显得或隐或现，这正是准确地把它体现出来的前一阶段。有如杂乱的初稿，一整天无所事事的情倦，正是夜晚写作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无所事事的情倦对任何东西并非原封不动，毫无变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变成另一种样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他想在瓦雷金诺长期居住的幻想无法实现，他同拉拉分手的时刻＿天天临近，他必将失掉她，随之也就失掉生活的欲望，甚至生命。痛苦吮吸着他的心。但更折磨他的还是等待夜晚的降临，把这种痛苦用文字倾吐出来的愿望，哭得任何人看了都会落泪。

他一整天都在回想的狼已经不是月光下雪地上的狼了，而是变成有关狠的主题，变成敌对力量的代表，这种敌对力量一心想要毁灭医生和拉拉，或把他们挤出瓦雷金诺。这种敌意的思想渐渐发展，到了晚上已经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仿佛在舒契玛发现了史前时代骇人怪物的踪迹，仿佛一条渴望吮吸医生的血、吞食拉拉的神话中的巨龙躺在峡谷中。

夜幕降临了。医生像昨天那样点亮了桌上的油灯。拉拉和卡坚卡比昨天还早便躺下睡觉了。

昨天写的东西分成两部分。修改过的过去所作的诗，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他新作的诗，潦草粗略地写在纸上，其中有许多逗点，字体歪斜得难以辨认。

辨认这些涂写得一塌糊涂的东西，使医生像通常那样感到失望。夜里，这些草稿片段使他激动得落泪，几段得意之作让他惊讶不已。现在，他又觉得这几段想象中的成功文字十分勉强，又让他感到伤心。

他一生都幻想写出独创的作品来，文字既流畅又含蓄，形式既新颖又通俗；他一生都幻想形成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读者和听众遇到他的作品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领悟了它们，掌握住它们的内容。他一生都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常常由于发觉自己离这种理想尚远而惶恐不安。

在昨天的草稿中，他本打算用简朴得像人们的随意闲谈、接近摇篮曲的真挚方式表现出自己那种爱情与恐惧、痛苦与勇敢的混合情绪，让它仿佛不需凭借语言而自然流出。

现在创览这些诗稿时，他发现缺乏把分散的诗篇融为一体的内容丰富的开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修改写好的诗篇时渐渐采用先前那种抒情风格记述勇敢的叶戈里的神话。他从广阔的、写起来无拘束的五音步格开始。与内容无关的、诗格本身所具有的和谐，以其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悦耳声音刺激他的神经。他抛弃了夸张的带停顿的诗格，把诗句压缩成四音步格，就像在散文中与长篇大论搏斗一样。这写起来更难了，也更吸引人了。写作进展得快多了，但仍然掺入过多的废话。他强迫自己尽量压缩诗句。在三音步格里，字显得过挤了，萎靡的最后痕迹从他笔下消失了。他清醒过来，热血沸腾，狭窄的诗行本身向他提示用什么字填充诗行。几乎难以用文字描绘出的事物开始老老实实地显现在他所提及的背景之内。他听见马在诗歌中的奔驰声，宛如肖邦的一支叙事曲中骏马溜蹄的啥啥声。常胜将军格奥尔吉在无边无际助草原上骑马奔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背后看见他渐渐变小的身影。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奋笔疾书，刚刚来得及把自己落到恰当的位置上的字句记下来。

他没注意到拉拉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子跟前。她穿着垂到脚跟的长睡衣显得苗条，比她本人高一些。当面色苍白、惊恐的拉拉站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旁时，他吓了一跳。她伸出一只手，低声问道：

“你听见了没有？一只狗在曝叫。也许是两只。唉，多可怕，多么坏的兆头！咱们好歹忍到早上就走，一定走。我多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

过了一小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劝说了她好久，她才平静下来，又睡着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出房间，走到台阶上。狼比昨天夜里离得更近，消失得也更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没来得及看清它们逃走的方向。它们挤在一起，他来不及数它们一共几只。但他觉得狠更多了。

他们在瓦雷金诺已经栖身十二天长地久了，情况同头一两天没有什么差别。在这星期的中间，消失的狼又像他们到的第二天夜里那样噙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又把它们当成狗，再次被这种坏兆头吓坏了，决定第二天早上就离开。她的精神状态一会儿平稳，一会儿慌乱，这对一个劳动妇女是很自然的。她不习惯整天倾吐柔情，过着那种无所事事、尽情享受过分荒唐的奢侈的爱情生活。

同样的情景一再重复，以致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上，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像每次一样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尤里亚金的时候，甚至可以这样想，在这儿过的一个多星期根本不曾存在过似的。

屋子里又潮湿又昏暗，这是因为天气阴沉的缘故。严寒没有前几天那么凛冽，布满乌云、阴暗低沉的天空马上就要下雪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由于一连几个晚上睡眠不够，已经感到身心憔悴，心灰意懒了。他的思绪很乱，身体虚弱，冷得发抖，缩着脖子搓两只手，在没生火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如何决定，以及自己相应地干些什么。

她的打算并不明确。现在她宁肯献出自己一半的生命，只要他们不这样自由散慢，而是服从于任何一种严格的、必须永远遵守的秩序，那时他们便能上班，便能诚实而理智地生活。

这一天同往常一样，她先铺好床，打扫房间，给医生和卡佳端早餐，然后整理行装，请医生套雪橇。离开的决定是她做出的，坚决而不可更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打算说服她改变主意。他们曾经突然消失，现在在逮捕的高潮中返回城市简直是发疯。但他们孤单单地躲在冬天可怕的荒野里，没有武器，又处于另一种可怕的威胁之中，也未必明智。

此外，医生从邻近的几家仓库中耙来的干草已经不多了，而新的干草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弄。当然，如果有可能在这儿长期居住下来的话，医生会到周围去搜寻，想办法补充草料和粮食。不过，如果只是短期地、毫无指望地在这里过几天，便不值得到各处搜寻了。于是医生什么都不再想了，出去套马。

他笨手笨脚地套马。这还是桑杰维亚托夫教给他的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忘记了他的指点。他用自己那双毫无经验的手把要做的都做了。他用包着铁皮的皮带头把马轭系在车辕上，在车辕的一侧打了个扣，并把扣拉紧，剩下的皮带在车辕头上绕了几绕，然后用一条腿顶住马腹，拉轭上松开的曲杆，然后再把其余该做的事都做完，把马牵到台阶前，控好，进去对拉拉说，可以前身了。

他发现她极度慌乱。她和卡坚卡都已穿好行装，东西都已捆好，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激动地搓着手，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一会儿，自己倒在椅子里又站起来，用悦耳的高音调断断续续地抱怨着，上句不接下句地飞快说道：(奇*书*网.整*理*提*供)

“我没有过错。我也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怎么能现在走呢？天马上要黑了。夜里我们在路上。正好在你那片可怕的树林里。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可我自己下不了决心。有什么东西阻止我走。我心里乱极了。随你的便吧。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默不作声，一句话不说呢？我们糊涂了一上午，不知道把半天的工夫都浪费到什么上去了。这件事明天不会再发生，我们会谨慎小心一些，我说得不对吗？要不咱们再留一夜？明天早点起，天一亮，六七点钟的时候就动身。你说呢？你生着炉子，在这儿多写一个晚上，咱们在这儿再住一夜。唉，这多么难得，多么神奇！你怎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呀？我又做错了事，我是个多么不幸的女人啊！”

“你又夸大其词了。到黄昏还早看呢。天还很早。随你的便吧。我们留下来好啦。可你得平静点。你瞧你多激动。是啊，打开行李，脱下皮袄。你瞧，卡坚卡说她饿了。咱们吃点东西。你说得对，今天动身准备得太差，太突然。可你千万别激动，别哭。我马上生火。最好还是趁着没卸马，雪橇就在门口，我到日瓦戈旧房子的仓库里去拉点劈柴，要不我们一根劈柴也没有了。你别哭。我马上就回来。”

仓库前面的雪地上有几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几次去和转回头的时候轧出的圆形雪橇痕迹。门槛旁边的雪被他前天拉劈柴时踩脏了。

早上布满天空的云飘散了。天空变得洁净。天又冷了起来。从不同距离围绕着这些地方的大园子一直伸展到仓库跟前，似乎为了想看医生的脸一眼，向他提醒什么事。今年的积雪很深，高出仓库的门槛。它的门振仿佛低了不少，仓库就像歪斜了一样。屋檐下悬挂着一块融雪凝聚而成的冰片，像一个硕大无朋的蘑菇，像一顶帽子似的顶在医生脑袋上。就在屋顶凸出的地方，像被一把利刃戳进雪里，挂着一弯新月，沿着月牙的边散发出灰暗的黄光。

现在尽管是白天，非常明亮，但医生却有一种仿佛在很晚的时候置身于自己生命的黑暗密林中的感觉。他的灵魂中就有这样的黑暗，因此他感到悲伤。预示着分离的新月，象征着孤独的新月，几乎挂在他的眼前，低垂到他的脸旁，向他泛着黄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累得站不住了。他从仓库里往雪橇上扔劈柴，每次尽量抱少点，不像前几次那样。就连戴着手套抱粘雪上冻的木块，也冻得两手疼痛。活动加快了，但他并没暖和过来。他身体内部有什么东西停顿了，扯断了。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不幸的命运，祈祷上帝保护这位忧伤的、顺从的、纯朴的、美貌如画的女人的生命。而新月仍然悬挂在仓库上，说发光又不那么发光，说照耀又不那么照耀。

马突然转向他们来的方向，扬起头，嘶叫起来，开始时低声而胆怯，后来竟高声而自信了。

“它这是怎么啦？”医生想道。“怎么这么兴奋？绝不可能受到惊吓。马受了惊吓是不嘶叫的，真胡闹。它不会傻得闻到狼的气味就嘶叫起来给它们报信吧。瞧它是多么快活呀。看来是预感到家了，想回家了。等一下，马上就动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拣了不少碎木头片和几大块从禅树上撕下来的、像靴腰子似的卷起来的禅树皮，把它们扔到码好的雪橇上，准备回去当引火柴用。他把劈柴用粗席包好，用绳子捆牢，跟在雪橇旁边，把劈柴运往米库利钦仓库。

马又嘶叫起来，回答从对面远处传来的明显的马嘶声。“这是谁的马？”医生哆咦了一下想道。“我们以为瓦雷金诺空无一人。原来我们想错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们的客人，马嘶声来自米库利钦的庄园，他们住所的门前。他赶着雪橇绕到米库利钦庄园的杂物房，穿过遮住住宅的小山坡后面，从那儿看不见住宅前面的房子。

他不慌不忙地（他何必着急呢？）把劈柴扔进仓库，卸下马，把雪橇放在仓库里，然后把马牵进旁边冰冷的空马厩，拴在有墙角的柱子上，那儿比较背风，又从仓库里抱出几抱干草，塞进倾斜的牲口槽里。

他满腹狐疑地走回家去。台阶旁边停着一辆套好的雪橇。这是一辆农民用的非常宽的雪橇，乘坐起来很舒服，上面套着一匹喂得很肥的小黑公马。一个他不认识的小伙子，穿着漂亮的紧腰长外衣，围着马转来转去，拍拍它的两胁，看看马蹄上的距毛。马的毛色光滑，膘肥体壮，同小伙子一样。

屋里有喧哗声。他不想偷听，也听不见里面说的是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得放慢脚步，停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听出了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和卡坚卡的声音。他们大概在靠近门口的头一间屋子里。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同拉拉争论，从她回答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激动，哭了，一会儿激烈地反驳他，一会儿又赞同他的话。根据某种不明确的迹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科马罗夫斯基此刻正在谈论他，大概是说他是个不可靠的人（“脚踩两只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觉得），不知道谁对他更亲近，家庭还是拉拉，拉拉不能信赖他，因为如果信任医生，她就会两头落空，哪一个也得不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屋子。

科马罗夫斯基果真站在头一间屋里，穿着一直拖到地的皮袄。拉拉抓着卡坚卡大衣的上端，正在给她扣领钩，可怎么也扣不上。她对女儿发火，喊叫，让她别乱动，别挣扎。可卡坚卡抱怨道：“妈妈，轻点，你要勒死我了。”他们三人都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进门，拉拉和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都争着跑过去迎接他。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啦？我们正需要你呢！”

“您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管上次我们互相说了不少蠢话，可您瞧，我不经邀请又来了。”

“您好，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了？听他说什么，赶快替自己和我作出决定吧。没有时间了。赶快决定吧。”

“咱们干吗站着？坐下吧，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怎么半天没见我，上哪儿去了？拉罗奇卡，你不是知道嘛！我去运劈柴，然后照料马。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请您坐下。”

“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你怎么没显出惊讶？咱们曾经懊悔过这个人走了，咱们没接受他的建议，可他现在就在你面前，而你却不感到惊讶。他带来的新消息更惊人。请您把新消息告诉他，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我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指的是什么消息，我想说的是下面的几句话。我故意散布流言，说我已经走了，可我又留了几天，为了给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时间重新考虑咱们谈过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也许不会作出过于轻率的决定。”

“但不能再推迟了。现在是离开的最好时机。明天一早——还是让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自己对你说吧。”

“等一下，拉罗奇卡。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干吗不脱皮袄呢！脱掉外衣，咱们坐一会儿。谈话并不是严肃的事嘛！怎么能马上决定呢。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咱们的争吵触及灵魂中某些敏感的地方。分析这些私事既可笑又不方便。我从未考虑过跟您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情况不同。当我们在罕见的环境中所担心的并不是一回事儿的时候，我们才醒悟到，我们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各有各的命运。我认为拉拉应当，特别是为了卡坚卡，更为认真地考虑您的计划。而她也正是不停地这样做的，一次又一次地考虑接受您的建议的可能性。”

“但条件是你必须一起走。”

“我同你一样难以想象咱们的分手，但也许要强迫自己作出牺牲。因此，根本不用谈我走的问题。”

“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先听听他说。明天清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大概指的是我带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我已经告诉她了。尤里亚金的铁道线上停着正在生火的远东政府的专列。它昨天从莫斯科开来，明天又要向前开。这是我们交通部的火车。它的一半车厢是国际卧车。

“我必须乘这列火车走。他们为我邀请的工作助手留了座位。我们的旅行将会非常舒适的。这种机会不会再有。我知道您不会信口开河，不会改变您拒绝跟我们走的打算。您是个不轻易改变决定的人，这我知道。可您还得为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改变您的决定。您听见了，没有您她不走。跟我们一起走吧，即使不到海参成，到尤里亚金也行呀。到了那儿再说。这样就得赶快动身。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带来一个人，我自己驾不好雪橇。我这辆无座雪橇装不下五个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在您这儿，您刚才说用它拉过劈柴。它还没卸下来吧！”

“木，我把马卸了。”

“那就赶快再套上。我的马车夫会帮您的忙。不过，算了。让您的雪橇见鬼去吧。咱们一起对付着坐我的雪橇。您可得快点。带上手头必不可少的东西。房子不锁算了。得拯救小孩生命，而木是替房子去配钥匙。”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您跟我说话的口气仿佛我答应跟您走了。你们走你们的吧，如果拉拉这样想走的话。你们用不着担心房子。我留下，你们走后我把它打扫干净，安上领。”

“你说的是什么呀，尤拉？你明摆着胡说八道。你自己也不相信你所说的话。什么‘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决定了的话’？你心里明明非常清楚，你不一起走的话，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那又何必说这种话呢：‘我打扫房子，剩下的一切都归我管。”’“这么说您毫不动摇了。那我对您有另外一个请求。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在意的话，我想单独同您说两句话。”

“可以。如果如此必要的话，请上厨房里去吧。你不反对吧，拉里莎？”

“斯特列利尼科夫被捕了，判处极刑，判决已执行。”

“太可怕了。难道是真的吗？”

“我是这样听人说的，并且相信是真的。”

“别告诉拉拉。她听了会发疯的。”

“那当然。因此，我才把您叫到另一间屋子里来。枪毙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她和女儿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帮助我拯救她们吧。您断然拒绝同我们一起走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当然如此。”

“可是没有您她不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我要求您从另一个方面帮助我。您假惺惺地在话里表露出准备让步，装出您可以说服的样子。我无法想象你们分别的情景。不论在当地还是在尤里亚金车站，如果您真去送我们的话。必须让她相信您也走。如果不马上同我们一起走，那就过一段时间，等我再为您提供新的机会，您答应利用那次机会。您一定要向她发个假誓。但对我来说并不是空话。我以人格向您担保，只要您一表示离开的愿望，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您从这里弄到我们那儿去，然后再把您送到您想去的地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必须相信您给我们送行。您必须让她绝对相信这一点。比如您假装跑去套马，劝我们马上离开，不必等您套好马，然后您在路上赶上我们。”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被枪决的消息使我震惊，我无法平静下来。我听您的话很费劲儿。但我同意您的看法。按照现今的逻辑，镇压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卡佳便有生命危险。我们两人当中必定有人被捕，反正我们仍然得分开。倒不如让您把我们分开好。您把她带走，越远越好，带到天涯海角。现在，我对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切都照您的意思办。我大概支撑不住了，得抛弃自己的骄傲和自尊，顺从地匍匐到您的脚前，从您的手中接受她、生命和通向自己家人的海路——自己的生路。但让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分析一下。您告诉我的消息使我太吃惊了。我被痛苦所压倒，它夺去我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如果屈从您，我会犯一个命中注定无法弥补的错误，为此而一生担惊受怕，但在痛苦使我的神智渐渐衰弱和模糊的时刻，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机械地附和您，盲目而懦弱地服从您。好吧，我做出准备走的样子，为了她的幸福，向她宣称我去套马，追赶你们，可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只剩下一点小事了。你们怎么走呢，天马上就黑了？道路穿过树林，到处都是狠，您当心点！”

“我知道。我带着猎枪和手枪呢。您不用担心。我还顺便带了点酒精，以备天太冷的时候喝。我带了不少，您要不要留一点？”

“我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我把她送走了，舍弃了，让步了。跑着去追他们，赶上他们，把她接回来。拉拉！拉拉！

“她听不见。风朝相反的方向刮。他们大概大声说话呢。她有一切理由快乐和平静。她受了骗，不知道自己处于何等的迷怅中。

“这大概是她的想法。她这样想：一切都办得再好不过，完全合她的心意。她的尤罗奇卡，幻想家和固执的人，感谢造物主，终于软了下来，同她一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到比他们聪明的人那儿去，生活在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下。万一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坚持到底，明天固执地不肯上他们的火车，那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也会派另一辆车来接他，不久就会开到他们那儿去。

“他现在当然已经在马厩里，着急和激动得双手发抖，笨手笨脚地套雪橇，马上在他们后面飞快地赶来，在田野上他们尚未进入树林之前便能赶上他们。

“她大概正是这样想的。他们甚至没好好告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挥了挥手便转过身去，拼命吞下堵住喉咙的痛苦，好像被一块苹果噎住了。”

医生一只肩膀上披着皮袄站在台阶上。没被皮袄的那只手使劲摄门廊下面的花纹柱颈，好像要把它掐死。他全神贯注于旷野中远方的一个小黑点上。那儿的道路爬上一段山坡，在几株单独生长的白杨树中间显露出来。这一刻斜阳的余晖正落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刚刚隐没在凹地中的飞驰的雪橇马上就要出现在这块阳光照耀的空地上了。

“永别了，永别了！”医生在雪橇出现之前无声地、麻木地重复着，把这些微微颤抖的声音从胸中挤到傍晚的严寒空气中。“永别啦，我永远失去的唯一的爱人！”

“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了！”当雪橇从凹地飞也似的驶出，绕过一棵棵白杨树，开始放慢速度，令人高兴地停在最后一棵白杨树旁的时候，他发白的嘴唇冷漠而急切地说。

嗅，他的心跳得多厉害，跳得多厉害，两条腿发软。他激动得要命，浑身软得像从肩上滑下来的毡面皮袄！“嗅，上帝，你仿佛要把她送回到我的身旁？那儿出了什么事？那儿在干什么，在那遥远的落日的水平线上？该当如何解释？他们干吗停在那儿？不，完了，他们又向前奔驰了。她大概请求停一下，再次向他们住过的房子看上一眼，向它告别。也许她想弄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否已经出发，正飞快地追赶他们？走了，走了。

“如果来得及，如果太阳不比平时落山早（在黑暗中他看不清他们），他们还会闪现一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在峡谷那一边的空地上，前天夜里狼呆过的地方。”

而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来到了。维紫色的太阳又一次显现在雪堆的蓝色线条上。雪贪婪地吮吸太阳洒在它上面的凤梨色的光辉。瞧，他们出现了，飞驰而过。“永别了，拉拉，来世再见面吧，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的无穷无尽的永恒的欢乐。”现在他们消失了。“我这一生永远、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你啦。”

这时天已黑了。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倏然褪色，黯然消失。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暮震中，颜色越来越淡。在淡紫色的、仿佛突然暗淡下来的天空中用手描绘出的大路上白杨树镶了花边的清晰轮廓，同灰漾漾的薄雾融合在一起。

心灵的悲伤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感觉变得异常敏感。他捕捉周围的一切比过去清晰百倍。周围的一切都具有罕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连空气也包括在内。冬天的夜晚，像一位同情一切的证人，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仿佛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黄昏，而今天头一次，为了安慰陷入孤独的人才变黑了似的。环绕着山峦的背对着地平线的树林，仿佛不仅作为这一地带的景致生长在那里，而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地里长出来安置在山峦上的。

医生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想对照在他身上的晚霞说：“谢谢。用不着照我。”

他继续站在台阶上，脸对着关上的门，与世界隔绝了。“我的明亮的太阳落山了。”他心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无力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吐出来，因为喉头抽搐，一阵阵发疼，使它们时刻中断。

他走进屋子，心里开始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白：对自己本人的枯燥的、虚假的事务性的独白和对拉拉的冗长的、漫无边际的独白。他是这样想的：“现在上莫斯科去。第一件事是活下去。不要失眠。不要躺下睡觉。夜里写作到头脑发昏，直到疲倦得不省人事。还有件事。马上生好卧室里的炉子，别冻死在今天夜里。”

可是，他另外又对自己说：“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的迷人的人儿。只要我的肘弯还记着你，只要你还在我怀中和我的唇上。我就同你在一起。我将在值得流传的诗篇中哭尽思念你的眼泪。我要在温柔的、温柔的、令人隐隐发疼的悲伤的描绘中记下对你的回忆。我留在这儿直到写完它们为止。我将把你的面容描绘在纸上，就像掀起狂涛的风暴过后，溅得比什么都有力、比什么都远的海浪留在沙滩上的痕迹。大海弯曲的曲线把浮石、软木、贝壳、水草以及一切它能从海底卷起的最轻的和最无分量的东西抛到岸上。这是无穷尽地伸向远方的汹涌澎湃海浪的海岸线。生活的风暴就是这样把你冲到我身边，我的骄傲。我将这样描绘你。”

他走进屋里，锁上门，脱下皮袄。当他走进拉拉早上细心打扫过、匆忙离开时又都翻乱的房间，看见翻乱的床铺、乱堆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东西的时候，他像小孩一样跪在床前，胸口紧贴着坚硬的床沿，把脸埋在垂下来的羽毛褥子里，像孩子似的尽情哭起来。但他哭的时间并不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站起来，急忙擦掉眼泪，用惊奇的、心不在焉的疲惫眼光把周围打量了一遍，拿出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瓶，打开瓶塞，倒了丰杯酒精，掺了水，又加了点雪，有如他刚刚流过的、无法慰藉的眼泪，开始急煎煎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这种混合物来，并且喝得津津有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上发生了古怪的变化。他渐渐丧失了理智。他还从未有过这种古怪的生活。他不订扫房间，不再关心自己的饮食，把黑夜变成白天。自从拉拉走后他已经忘记了计算时间。

他喝掺水的酒精，写献给她的作品。但他的诗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他的不断涂改和换词，同真正的原型，同银卡佳一起正在旅途中行驶的卡坚卡的活生生的妈妈，相去越来越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做的这些删改，出于表达准确和有力的考虑，但它们也符合内心克制的暗示，这暗示不允许他过分坦率地披露个人的感受和并非臆造的过去，唯恐伤害或冒犯同他写出的和感受的一切直接有关的人们。这样，血肉相关的热气腾腾的和尚未冷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排除了，而代替淌血和致病的是平静之后的广阔，而这种广阔把个别的情形提高到大家都熟悉的空泛的感受上去了。他并未追求过这个目的，但这种广阔，自动而来，像行驶中的拉拉从路上向他致以慰问，像她遥远的致意，像她在梦中的出现或者像她的手触到他的额头。他喜欢诗中的这种使人精神高尚的印痕。

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与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种事物，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涂沫的东西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

他又想到，对历史，即所谓历史的进程，他与习以为常的看法完全木同。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高人云霄，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植物的运动比动物的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统治者和统帅们所起的创始者的作用，但他没有把这种看法贯彻始终。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未能清楚地说出来。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他在痛哭拉拉的时候也为很久之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哭泣。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

他在删改各式各样旧作时，又重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而美是掌握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具有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这些想法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幸福，那种悲剧性的和充满眼泪的幸福，他的头因之而疲倦和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看过他。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告诉他安季波娃带着女儿同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经过。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手摇车来的。他责骂医生没把马照料好，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宽限三四天。他答应三四天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带他永远离开瓦雷金诺。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会忽然极为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涌起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在童年的时候，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啥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如此习惯于拉拉、听熟了她的声音的听觉现在有时竟会欺骗他。他有时产生幻觉，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

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别的幻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子下面有龙穴，马上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被火光照亮，啪地响了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奇怪的是，发生了这种不平常的事之后，不到一分钟医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这就是那夜之后一天所发生的事。医生终于听从了理智的声音。他对自己说，如果打定主意一定要弄死自己，他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有效而痛苦更少的办法。他暗自发誓，只要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来接他，他马上就离开这里。

黄昏前，天还很亮的时候，他听见有人踏雪的咯吱咯吱声。有人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朝住宅走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定坐雪橇来。荒芜的瓦雷金诺没有过路的人。“找我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确定。“传唤我回城里。要不就是来逮捕我。但他们用什么把我带走呢？他们必定是两个人。这是米库利钦，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他觉得他从脚步声认出了来的客人是谁，便高兴起来。暂时还是谜的那个人，停在扯掉插销的门旁，因为没在门上找到他所熟悉的锁，但马上又迈着自信的步子向前走来，用熟悉的动作，像主人似的打开路旁的大门，走了进来，又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那人做出这些古怪动作的时候，医生正背对着门口坐在桌前。当他从桌前站起来，转过身去迎接陌生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门槛上，呆住了。

“您找谁？”医生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意义；当没有听到回答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不感到惊奇。

进来的人身体强壮，体格匀称，面容英俊，身着皮上衣和皮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暖和的羊皮靴，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

让医生惊讶的只是他出现的那一刹那，而不是他的到来。屋里找到的东西和其他的迹象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这次会面的准备。显然，屋里储备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人的。医生觉得他的外表很熟，在哪儿见过。来访者好像对于房子里有人也有准备。房子里有人居住并不使他感到特别惊讶。也许他也认识医生。

“这是谁？这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拼命回想。“生啊，我究竟在哪儿见过他呢？这可能吗？记不清哪一年的一个炎热的五月早上。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经谈了很久，整整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国人才会这样谈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浪中碰见一个流浪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越清楚地认出了他说的男孩子。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对了。”

“那他说的游击队要枪毙他们的话是真的。他一点都没胡编。”

“这个男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爱母亲爱到极点。他的父亲被人当作人质绑走后便无消息了。他得知母亲被关进监狱，命运将同父亲一样，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搭救母亲。他到县非常委员会自首，并愿意为他fIJ效劳。他们答应免除他的一切罪行，代价是必须供出重要的罪犯。他便指出我藏身的处所。幸亏我防备他叛变，及时躲开了。

“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干百次的冒险，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这儿的人都非常熟悉我，最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我，料想我没那么大的胆量。确实，我在附近一家空房子里躲避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寻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地盯上了我。您听着，天快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刻！临近了，因为我早就失眠了。您知道这多么痛苦。要是您没点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好的硬脂蜡烛啊，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咱们再谈一会儿吧。咱们一直谈到您挺不住为止，咱们就奢侈一点，点着蜡烛谈一整夜。”

“蜡烛都在。我只打开了一盒。我点的是在这儿找到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过的？算啦，我问的是傻话。您用土豆充饥。我知道”

“是的。这儿土豆有的是。房主有经验，善于储备，知道怎样把土豆埋好。它们在地窖里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谈起革命来。

“这对您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您无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对劳动者的凌辱，对女人的凌辱。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的欢笑和无耻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玩笑或轻蔑的怒容摆脱开被掠夺一空的、被欺凌和被诱骗的人的诉怨和眼泪。一群登峰造极的寄生虫，他们所得意的仅仅是从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向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什么。

“可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欺侮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我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如果您还珍惜生命的话，赶快离开这里。搜捕我的圈子正在缩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牵连到您，咱们谈话的这个事实已经把您牵进我的案子里去了。此外，这儿狼很多，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打跑了。”

“啊，原来是您开的枪？”

“是我。您自然听见了？当时我上另一个躲藏的处所去，但没走到之前，根据各种迹象断定，那里已经暴露，那儿的人大概都被打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长，住一夜明天早上就离开。好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

“难道只有莫斯科，只有俄国才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才有带姑娘乘马车飞驰而过的歪戴着帽子、穿着套带长裤的花花公子？街道，夜晚的街道，～个世纪以来的夜晚的街道，骏马，花花公子，到处都有。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和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

“啊，她是女孩子、中学女生的时候多么可爱！您根本无法想象。她经常到她同学住的院子里去，那儿住满了布列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先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今尤里亚金军事法庭的成员，那时是车站地段的养路领工员。我常到那个院子去，在那儿遇见过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您同意吧，这并非小事。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这本应是与生俱有的，并应享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说法太妙了。我那时也见过她，正像您所描绘的那样。中学生的形象同不是儿童的某种神秘的女主角结合在一起了。她在墙上移动的影子是警觉自卫的影子。我见到她时她就是那样的。我记得她那时的样子。您形容得极为出色。”

“您见过并且还记得？可您为此做了什么？”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国侨民，所有见诸行动或不见诸行动的企图谋杀沙皇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运动，欧洲议会和大学里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

“俄国木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可我干吗对您说这些呢？这一切对您来说不过是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没有意义的音响而已。

“为了这个女孩子找上了大学，又为了她当了教师，到我那时从未听说过的这个尤里亚金去任教。我贪婪地读了一大堆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以便她一旦需要我帮助时，便能对她有益，出现在她身边。我去打仗，以便在三年夫妻生活后重新占有她的心，而后来，战后，从俘虏中逃回来后，我利用人们认为我已经被打死的讹传，改换名字，全心投身到革命中，以便为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而她们，她和女儿就在附近，就在这里！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们跟前，看见她们的愿望啊！但我想把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现在只要能再见她们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

“我知道她对您是何等珍贵。但对不起，您知道她爱您爱得多么深吗？”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说，您是否知道您对她珍贵到何等程度，您是世界上她最亲的人？”

“您根据什么这么说？”

“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对您说的？”

“是的。”

“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请求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如果这不显得轻率的话，如果这在允许的范围内，请您尽可能地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非常愿意。她把您称为人的典范，她，还未见过一个同您一样的人，唯一真诚到顶点的人。她说，如果在世界的尽头再次闪现出她和您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她不论从什么地方，哪怕从天边爬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请原谅。如果这不涉及某些对您来说不可涉及的事的话，请您回想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些话？”

“她打扫这间房子的时候、然后到院子里抖地毯的时候。”

“对不起，哪一张？这儿有两张。”

“那张大点的。”

“她一个人拿不动。您帮她拿了吧？”

“是的”

“你们俩各抓住地毯的一头，她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像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眼睛哈哈大笑？我说得不对吗？我多么熟悉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往一块靠拢，先把笨重的地毯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她还一边说笑话，做出各种怪样。我说得不对吗？说得不对吗？”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走向不同的窗口，向不同的方向张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前，抓住他的手，把它们按在自己胸上，继续像先前那样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对不起，我明白，我触到你隐藏在心中最珍贵的角落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详细地问您呢。千万别走开。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自己很快就走。请您想想，六年的别离，六年难以想象的忍耐。但我觉得自己并未赢得全部自由。于是我想先赢得它，那时我便全部属于她们，我的双手便解开了。但是我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住。您是她亲近的人。也许您有朝一日还能见到她。不，我在请求什么呢？这是发疯。他们将把我抓住，不让我分辩，马上朝我扑过来，又喊又骂地堵住我的嘴。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干吗？”

他终于睡了个好觉。许久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一躺下便睡着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留在他那儿过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他安顿在隔壁的房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夜里醒了，翻个身，把滑到地板上的被子拉好，在这短暂的时刻，他感到了酣睡的舒畅，马上又香甜地睡着了。后半夜他开始做短梦，梦见的都是他童年时的事，一会儿梦见这个，一会儿又梦见那个，清晰，有很多细节，真不像做梦。

比如，梦见墙上挂着一幅她母亲画的意大利海滨水彩画，绳子突然断了，掉在地板上，摔碎玻璃的声音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大概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姓斯特列利尼科夫，像酒神所说的那样，又在舒契玛吓唬狼了。不，别瞎说了。明明是画框子从墙上掉下来。它掉在地板上，玻璃摔碎了。他确信不疑之后又回到梦中。

他醒来后感到头疼，因为睡得时间太长了。他没马上明白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世界。

他突然想起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在我这儿过夜呢。已经晚了。该穿衣服了。他大概已经起来，要是还没起来，就叫醒他，煮咖啡，一块喝咖啡。”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没有任何回答。“还睡呢。睡得可真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走进隔壁的房间，桌上放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皮军帽，可他本人却不在屋里。“大概散步去了，”医生想道，“连帽子都不戴。锻炼身体呢。今天应当结束在瓦雷金诺的生活了，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头了。天天早上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好炉子，提起水桶到井边打水。离台阶几步远的地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横躺在路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

结局

只能讲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了。这段时间他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迫退，渐渐丧失医生的知识和熟练技巧，也逐渐失掉写作的才能。有一个短时期，他从抑郁和颓丧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振作精神，恢复先前的活力，但不久热情便消失了，他又陷入对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木关心的状态中。这些年他早就有的心脏病发展得很严重，其实他生前就诊断出自己有心脏病，但却不知道它的严重程度。

他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回到莫斯科，这是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他比从游击队回到尤里亚金的时候还要瘦弱，还要孤僻，脸上的胡子也更多。路上，他又渐渐把值钱的衣物脱下来换面包和破烂衣服，免得赤身露体。这样他又吃完了第二件皮袄和一套西装，当他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的时候，只剩下一顶灰皮帽、～副裹腿和一件破士兵大衣，这件所有扣子都拆了下来的大衣变成犯人穿的发臭的囚农了。他穿着这身衣服同挤满首都广场、人行道和车站的数不清的红军士兵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是一个人走到莫斯科的。一个漂亮的年轻农民到处跟着他，这农民跟他一样，也穿着一身士兵服装。他的这身打扮出现在莫斯科幸存的几家客厅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童年便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的人还记得他，让他们进门，打听他们回来后洗过澡没有——斑疹伤寒仍然很猖獗；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到的那几天，那里的人便向他讲述了他的亲人们离开莫斯科到国外去的情形。

他们怕见人，由于极端羞涩，如果做客的时候无法沉默，还得参加谈话的话，他们便尽量避免单独前去做客。每当熟人聚会的时候，通常出现两个又高又瘦的人，他们躲进某个不引人注目的墙角，不参加别人的谈话，默默地度过一个晚上。

这个穿着破旧的衣服、高大瘦弱的医生，在年轻的伙伴陪同下，很像民间传说中探求真理的人，而他经常的伴随者像一个听话的、对他愚忠的信徒。可这年轻的伙伴是谁呢？

靠近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乘火车抵达的，但前面的一大半路是走过来的。

他沿途看到的农村景象，一点也不比他从游击队里逃出时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所看到的景象好。只是那时是在冬天穿过俄国最远的地方，现在是夏末秋初，气候温暖干燥，走起来方便得多。

他所经过的一半村庄荒无人烟，仿佛敌人征讨过一样，土地被遗弃了，庄稼无人收割，这也真是战争的后果，内战的后果。

九月末的两三天，他一直沿着陡峭的河岸走。迎面流过来的河水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右边穿过。他的左边，从大路一直伸展到难聚着云彩的天边，是一片未曾收割的田野。田野常常被阔叶树林隔断，其中大部分是柞树、榆树和械树。树林沿着深峪一直延伸到河边，像峭壁或陡坡一样截断道路。

在没有收割的田野里，熟透的黑麦穗散裂开，麦粒撒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捧了几捧塞在嘴里，用牙齿费劲地磨碎，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能用麦粒熬粥的时候，便生吞它们充饥。肠胃很难消化刚刚嚼碎的生麦粒。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生中从未见过暗褐色的、发乌的旧金子颜色的黑麦，通常收割的时候，它的颜色要谈得多。

这是一片没有火光的火红色的田野，这是一片无声呼救的田野。已经进入冬季的广阔的天空，冷漠而平静地从天边把它们镶嵌起来，而在天上不停地飘动着长条的、当中发黑两边发白的雪云，仿佛从人脸上掠过的阴影。

而一切都在有规律地慢慢移动。河水在流动。大路迎面走来。大路上走着医生。云层沿着他行进的方向移动。就连田野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有什么东西沿着田野移动，碰得田野里的庄稼仿佛也不停地微微蠕动，让人感到一阵厌恶。

自古以来，田野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老鼠。医生还没走出田野，天便黑了，每当他不得不在某个地界旁边过夜的时候，老鼠便从他身上和手上跑过，穿过他的裤子和衣袖。白天，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脚底下跑来跑去，要是踩到它们，它们就变成一滩动弹、尖叫、滑溜的血浆。

村里的长毛看家狗变成可怕的野狗，彼此不时交换眼色，仿佛商量什么时候朝医生扑过去，把他撕成碎片。它们成群地跟在他后面，同他保持较远的距离。它们以尸体为食，但也不嫌弃田野里成堆的老鼠。它们从远处望着医生，信心十足地跟在他后面，一直在等待着什么。奇怪的是它OJ不进树林，医生接近树林的时候，它们便渐渐落在后面，向后转去，终于消失了。

树林和田野当时形成强烈的对比。田野没有人照料变成孤儿，仿佛在无人的时候遭到诅咒。树林摆脱了人自由生长，显得更加繁茂，有如从监狱里放出的囚犯。

平时人们，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不等核桃长熟，青的时候就把它fll打下来。现在，山坡上和山谷里的核桃树挂满没人触动过的木平整的金色叶子，仿佛经过风吹日晒，落上灰尘，变得粗糙了。树叶中间挂满一串串撑开的、仿佛用绳结或飘带系在一起、三个或四个长在一起的核桃。核桃熟了，尽管还缀在树上，仿佛马上就会从树枝上落下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路上不停地喀吧喀吧地咬碎核桃。他的衣袋和背囊里都塞满核桃。一星期之内核桃是他的主要粮食。

医生觉得，在他眼里田野患了重病，在发烧说呓语，而树林正处于康复后的光润状态。上帝居住在树林中，而田野上掠过恶魔嘲讽的笑声。

就在这几天，在这段路程中，医生走进一座被村民所遗弃的、烧得精光的村庄。火灾之前，村子里只盖了一排靠近河这面大路的房子。河的那一面没盖房子。

村子里只剩下几间外表熏黑、里面烧焦的房子。但它们也是空的，没有住人。其他农舍化为一堆灰烬，只有几只熏黑的烟囱向上翘着。

河对岸的峭壁上挖满了坑，那是村民们挖磨盘石的时候留下来的，先前他们靠招磨盘石为生。三块尚未凿成的磨盘堆在残留下来的一排农舍中的最后一家农舍对面。它像其他农舍一样也是空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这间农舍。傍晚很寂静，但医生刚一跨进门，便像有一阵风刮进农舍。堆在地板上的干草屑和麻絮四外飞扬，搭拉下来的糊墙纸来回摇晃。农舍里的一切都动起来，沙沙作响。老鼠尖叫着四下逃窜，这里的老鼠同其他地方一样，成群成堆。

医生走出农舍。田野尽头的太阳渐渐落下去。落日的余辉映照着对岸，岸上孤零零的几株树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当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跨过大路，在草地上的一个石磨盘上坐下来休息。

从峭壁下边伸出一个长了一头淡黄头发的脑袋，然后是肩膀，然后是两只手。有人从那里提了满满一桶水爬上来。那人一看见医生便停下来，从峭壁上露出半个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吗？你别碰我，我也不动你。”

“谢谢。让我喝点水。出来吧，别害怕。我干吗要碰你呢？”

从峭壁后面爬出来的提水人原来是个少年。他光着脚，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尽管医生说话和蔼，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着医生。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满希望地激动起来。他激动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医生扑过去，但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决不可能，大概是做梦吧。对不起，可是同志，请允许我问一声。我觉得您确实是个熟人。对啦！是呀！医生叔叔！”

“可你是谁？”

“没认出来？”

“没有。”

“从莫斯科出来的时候，咱们坐的是同一辆军用列车，在同一个车厢里。赶我们去做劳工。有人看押。”

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跟前，吻着医生的手哭起来。

遭水灾的地方原来是瓦夏的老家韦列坚尼基镇。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当村子被洗劫并被放火烧毁的时候，瓦夏藏在凿出的石洞里，可母亲以为他被带进城里，急得发了疯，跳进佩尔加河里淹死了。现在，医生和瓦夏正坐在这条河的岸上谈话。瓦夏的姐妹据说在另一个县的保育院里。医生带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诉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许多可怕的事。

“地里撒的是去年秋天种的庄稼。刚种完就遭了难。波利哑姨妈刚走。您还记得那个帕拉莎姨妈吗？”

“不记得了。我根本不认识她。她是谁呀？”

“您怎么会不认识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们坐的是一趟火车。那个佳古诺娃。什么事儿都挂在脸上，长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个老是编辫子解辫子的女人？”

“辫子，辫子！对啦！一点不错。辫子！”

“懊，想起来啦。等等。后来，我在西伯利亚一座小城市里的街上遇见过她。”

“真有这回事儿！是帕拉莎姨妈吗？”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吗像发疯似的摇我的手？小心别摇断了。别像大姑娘似的满脸通红。”

“她在那儿怎么样？赶快告诉我，快点。”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身体很健康。她说起过你们。我记得好像她在你的家里住过或做过客。可也许我记错了。”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在我们家，在我们家。妈妈像亲妹妹那样爱她。不声不响，爱干活，手很巧。她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家里充满欢乐。村里的人把她从韦列坚尼基镇挤走了，说了她很多坏话，让她不得安宁。

“村里有个人叫长脓疮的哈尔拉姆。他追求过波利姬。他没鼻子，最爱说人坏话。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为这件事恨上了我，说了我和波利哑的很多坏话。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们就从此开始倒霉了。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出了件凶杀案。一个孤单的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树林子里被人杀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树林子里。她爱穿带松紧带的男人皮鞋。她家门口锁着一条凶狗，锁链够得着房子的周围。那条狗叫‘大嗓门’。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用不着帮手。好了，谁也没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妇还没刨土豆呢。她上韦列坚尼基镇找人帮忙。‘帮帮忙吧。’她说，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钱也行。’

“我自告奋勇帮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没告诉我。可是，也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两人一块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烂泥。刨呀，刨呀，点燃了土豆秧，用热烟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藏得严实，挖得下边宽，出口窄，像个瓦罐。坑也用烟熏干、熏热。那天正刮着暴风雪。把土豆藏好，盖上土，该做的都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当然没对任何人说起挖坑的事，对妈妈和妹妹们都没说。决不能干那种事呀！

“就这样，刚过了一个月，她家就被人抢了。从布依斯科耶村来的人经过那里，他们说，大门敞开，全部东西被洗劫一空。寡妇不见了，那只名叫‘大嗓门’的狗挣脱了锁链，跑了。

“又过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后，圣诞节前，冬天头一次解冻的日子，下起了暴雨，冲净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门’跑来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来。那儿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开湿地，往上刨土，刨出穿着系松紧带皮鞋的女主人的脚。你瞧多可怕！

“韦列坚尼基镇的人都可怜寡妇，为她祈祷。谁也不怀疑哈尔拉姆。又怎么会往他身上想呢？怎么可能呢？倘若是他干的，他哪儿来的胆子留在韦列坚尼基镇，在镇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呢？他早跑得离我们远远的了。

“村子里好闹事的富农对行凶的事很开心。他们要把村子搅乱。瞧吧，他们说，城里人干的好事。这是对你们的教训，惩罚。别藏面包，理土豆。他们这群混蛋反复说，树林子里有强盗，仿佛看见小村子里来了强盗。实心眼的人们！你们别再听信城里人的话了。他们这是要给你们厉害看呢，饿死你们。要是愿意村子好的话就跟我们走。我们教会你们长点脑子。他们把你们用血汗挣来的东西夺走，查封，你们呢，就把余粮藏起来，连一粒多余的麦子都没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谁反对村社就当心点。老家伙们吵吵开了，吹牛，聚会。好搬弄是非的哈尔拉姆要的就是这些。他把帽子往怀里一揣就进城了，到了那儿一报告。你们知道村里在干什么吗？可你们坐在这儿子看着？需要成立贫农委员会。发话吧，我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划分开。可他自己从我们村里跑了，再没露过面。

“后来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谁都没暗中使坏，谁都没有错儿。从城里派来红军战士。设立了巡回法庭。头一个审问的便是我。哈尔拉姆散布了我很多坏话，说我逃跑过，逃避劳役，煽动村里人暴动，杀死了寡妇。把我锁了起来。幸亏我撬开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洞里。村子是在我头上烧的——我没看见。就在我头上，我亲娘跳进冰窟窿里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们分给红军战士一座单独住宅，招待他们喝酒，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夜里木小心烧着了房子，把临近的房子也引着了。村里的人，谁家房子着了火，都逃了出去，外来的人，虽然没人放火烧他们，却明摆着都一个个活活烧死。谁也没把遭了火灾的韦列坚尼基镇的人从烧焦的房子里赶走。他们害怕再出什么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农们又散布谣言，十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毙。我爬出来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见，都跑光了，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呢。”

医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走到莫斯科。天气晴朗而温暖。照耀着救世主大教堂的阳光，洒在铺着四角石块、石块缝隙里长出杂草的广场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经营的命令，允许严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只限制在旧货市场上进行旧货交易。它们只在规模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极小规模的贸易助长了投机活动，造成人们舞弊。生意人的这种小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没增加任何新东西，对缓和城市的物资辰乏毫无益处。这种无意义的十几次的倒卖却使有的人发了财。

几个极其简陋的图书室的所有者，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运到某一个地方。他们向市苏维埃申请开设一家合作书店，并请求批给他们开业场地。他们获准使用革命最初几个月便关了门的空闲的鞋店仓库和花店暖房，便在它们宽阔的屋顶上出售他们所搜集到的几本薄书。

教授夫人们先前在困难的时候违背禁令，偷偷出售烤好的白圆面包，现在则在这些年一直被征用的自行车修理铺公开出售。她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革命，说话的时候用“有这么回事”代替“是的”或“好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莫斯科后说：

“瓦夏，你该干点事儿。”

“我觉得我该念书。”

“那还用说。”

“我还有个理想，凭记忆把我母亲的模样画出来。”

“那太好了。可要画先得学会画画。”

“我在阿普拉克欣大院里跟叔叔学徒的时候，背着他用木炭画着玩过。”

“好吧。祝你成功。咱们试试看。”

瓦夏并没有了不起的绘画才能，只有中等的天分，进工艺美术学校倒是完全够格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通过熟人把他安置到先前的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工艺美术学校的普通班，从那儿又转到印刷系。他在那儿学习石印术、印刷装订技术和封面设计。

医生和瓦夏同心协力工作。医生撰写论述各种问题的一印张纸的小册子，瓦夏把它们当作考试项目在学校里印刷出来。书的印数很少，在朋友们新近合资开办的书店里出售。

小册子包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哲学思想、医学见解、他对健康和不健康所下的定义、对转变论和进化论的思考、对作为机体生理基础的个性的思考、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这些看法接近舅舅和西姆什卡的看法）、描述医生所到过的布加乔夫活动地区的随笔，还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写的小说和抒情诗。

作品是用通俗的文笔写的，但还远没达到通俗作者所提出的目标，因为书中包括引起争议的见解，这些见解是随意发表的，未经过充分的检验，但又永远是生动而独特的。小册子卖得很快。爱好者很赏识它们。

那时一切都成了专业，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一切都有理论研究，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学校。产生了各类思想宫和艺术观念学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半数这样的名不副实的机构中担任医生职务。

医生和瓦夏住在一起，一直很要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一处接一处地换了很多住房和半倒塌的角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这些地方不是无法居住，就是居住不便。

一到莫斯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马上打听西夫采夫街上的！日宅，据他所知，他的亲人路过莫斯科时没到那所住宅里去过。他们被驱逐出境改变了一切。属于医生和他家里人名下的房间里住满了人，他自己的和家里人的东西一件也不剩了。他们见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见到一个可怕的陌生人，连忙躲开。

马克尔飞黄腾达，已经不住在西夫采夫街上了。他到面粉镇当房管员去了。按照职务他应当住先前房管员的房子。但他甘愿住在没有地板但是有自来水和一个大俄国炉子的旧门房里。城市所有楼房里自来水和暖气管道冬天都冻裂了，只有门房里暖和，水没冻上。

这期间医生和瓦夏的关系疏远了。瓦夏有了很大的长进。他说话和思考完全不像佩尔加河边韦列坚尼基镇上那个蓬头赤脚的男孩子了。革命所宣传的显而易见的真理越来越吸引他。医生所说的那些他不能完全听懂的、形象生动的语言，让他觉得是受到谴责的错误的声音，这种错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因此是模棱两可的。

医生到各部门去奔走。他有两件事要办。一是在政治上为自己的家庭平反，并使他们获准回国；一是替自己申请出国护照，以便去巴黎接妻子儿女。

使瓦夏感到奇怪的是，这两件事他都办得毫不起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过于匆忙并且过早地认定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过于自信而且几乎是毫不介意地声称，自己今后的种种打算是不会有结果的。

瓦夏越来越经常谴责医生。医生并没为他那些不公正的指责生气。但他同瓦夏的关系恶化了。他们终于翻脸分手。医生把他们共同住的房间让给瓦夏，自己搬到面粉镇去住。本领高强的马克尔把斯文季茨基先前住宅顶头的房子隔开让他住，其中包括：不能使用的卫生间，卫生间旁边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和歪斜的厨房，一条快坍塌的过道，还有一条下陷的黑通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搬到这儿来之后便放弃了行医，变成一个邀遏的人，不再同熟人见面，过起穷苦的日子。

一个冬天阴沉的星期日。炉子里往外冒黑烟，但烟往没从屋顶上升起，而从通风窗口溢出。尽管禁止使用铁炉子，可大家照旧安装铁炉子上用的生铁烟囱。城市生活尚未走上正轨。面粉镇的居民都蓬头垢面，肮脏不堪，身上长出疖子，冻得感冒。

每逢星期日，马克尔·夏波夫全家人都团聚在一起。

在凭卡定额分配面包时期，一清早他们便把本区所有住户的面包票在桌子上剪开，分类，点好，按等级卷进纸卷或纸包里，送往面包店，然后，从面包店取回面包，再把面包在桌子上切成碎块，一份份分给本区居民。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传说了。粮食配给制被其他的分配办法所代替。现在，他们正坐在这张桌子前吃午饭。大家围着长桌子吃得津津有味，嚼得耳朵后面的筋不停地动弹，嘴吧略吧喀响。

房间当中，宽大的俄国炉子占了门房的一半，高木板床上，红过的被子的被角搭拉下来。

入口处前面墙上没上冻的自来水龙头竖在盥洗池上。门房两侧摆着两排凳子，凳子底下塞满装着零碎用品的口袋和箱子。右边放着一张厨桌。桌子上方的墙上钉着一个小橱柜。

炉子生着。房里很热。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姬·吉洪诺夫娜站在炉子前面，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长得够得着炉壁的炉叉倒动炉子里的罐子，一会儿放在一堆，一会儿又放得很开，什么时候需要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她的脸上出了一层汗，一会儿被炉子照亮，一会儿又被菜汤的蒸气蒙住。她把罐子挪到一边，从炉子深处夹出馅饼，放在一块铁板上，一下子把它翻了一个个儿，再放回去把另一面烤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提着两只桶走进门房。

“祝你们胃口好。”

“欢迎您。坐下跟我们一块吃吧。”

“谢谢。我吃过了。”

“我们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坐下来吃点热乎的，别嫌弃。土豆是用小罐子烤的。馅饼加粥，肉馅的。”

“真不吃，谢谢。对不起，马克尔，我老来打水，把你们屋里的热气都放跑了。我想一下子多打点水。我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擦得错亮，想把水盛满，再把大桶盛满。我再进来五次，也许十次，以后便会很久不来打搅你们。对不起，我到你们这儿来打水，除了你们这儿我没地方可去。”

“爱打多少打多少，我不心疼。糖浆没有，可水随你要。免费供应，不讨价还价。”

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第三次，打第五桶和第六桶的时候，马克尔的声调已经有些变了，说出另一种话来。

“女婿们问我那个人是谁。我说了，可他们不相信。你打你的水，别介意。可别往地上洒水，笨家伙。你瞧门槛上都洒了水。一冻上，你可不会拿铁钉凿下来。把门关严点，蠢东西。从院子里往里灌风。不错，我告诉女婿们你是什么人，可他们不相信。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念书呀，念书呀，可有什么用？”

等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第五趟、第六趟的时候，马克尔皱起眉头：

“好啦，再打一次就算了。老弟，你该懂点礼貌。要不是我小女儿马林娜护着你，我才不管你是什么高贵的共济会员呢，早把门镇上了。你还记得马林娜吗？那木是她吗，坐在桌子顶头那个，皮肤黑黑的。瞧，脸红了。‘别欺侮他，’她说，‘爸爸。’谁能碰你呢？马林娜在电报总局当电报员，会说外国话。‘他多可怜呀！’她说。她可怜你极啦，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你没出人头地，难道该怨我不行？不该在危险时候把家扔了跑到西伯利亚去。怪你们自己。你瞧，我们在这儿挨过了饥饿和白军的封锁，没动摇，全家没事儿。自己怪自己吧。东尼姐没保护住，让她到国外流浪。关我什么事。你自己的事儿。我问一声，请别见怪，你要这么多水干什么？没雇你在院子里泼溜冰场吧？你呀，怎么能生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少爷羔子的气呢。”

桌子旁边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马林娜不满意地扫了大家一眼，发火了，说起家里人来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她的声音，感到声音奇怪．但没法弄清其中的奥妙。

“家里有很多东西要洗，马克尔。得打扫干净。擦地板。我还想洗点东西。”

桌子旁边的人惊讶不已。

“你说这种话不害臊吗？你开了中国洗衣店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您允许我女儿上您那儿去。她上您那儿去，帮您洗衣服擦地。有穿破的衣服也能帮您缝补。闺女，你别怕他。你不知道，像他这样好的人少有，连苍蝇都不敢欺侮。”

“不，您说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不用。我决不答应马林娜为我弄得一身脏。她又不是我雇的女工。我自己能对付。”

“您能弄得一身脏，怎么我就不能呢？您可真不好说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干吗拒绝呢？要是我非上您那儿去做客，您难道把我轰出来？”

马林娜能成为女歌唱家。她的嗓音纯正洪亮，声调很高。马林娜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她的嗓音比说话所需要的有力得多，同马林娜合不到一块儿，具有独立的含意。仿佛从她背后的另一间屋里传过来的。这声音是她的护身符，是保护她的天使。谁也不想侮辱有这种声音的女人，伤她的心。

从打水的这个星期天之后，医生同马林娜之间产生了友谊。她常到他那地帮他做家务。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儿，没再回门房去。这样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因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同头一个妻子离婚。他们有了孩子。马林娜的父母不无骄傲地管女儿叫作医生太太。马克尔抱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同马林娜举行婚礼，也没登记。“你发昏了吧？”妻子反驳他道，“这在安东宁娜还活着的时候哪办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马克尔回敬道，“提东尼娘干什么。东尼娜跟死了一样。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说，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构成的小说里的浪漫史～样。

马林娜原谅医生这时变得古怪的脾气和他的堕落，以及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任性，也原谅他把屋里弄得又脏又乱。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话和爱发脾气的毛病。

她的自我牺牲还不止于此。等到他们由于他的过失而陷入自愿的、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时，马林娜为了不在这种时刻把他～个人丢下，竟扔掉了工作。电报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离职后还愿意让她回去。她屈从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幻想，跟他一块儿挨家给人打零工。他们给住在各层楼的房客计件锯木头。某些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财的商人和靠近政府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开始自己盖房，置备家具。有一次马林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锯剩的木头小心翼翼地抱进房屋主人的书房，生怕毡鞋把木屑从外面带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对锯木头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阅读中。女主人跟他们讲干活条件，支付他们工钱。

“这头肥猪专心读的是本什么书？”医生动了好奇心。“他干吗这样拼命地往书上做记号呢？”他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从看书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摆着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小册子。

马林娜和医生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戈尔东在旁边小布隆纳亚街上租了一间房子。马林娜和医生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岁多了，不久前诞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很热。熟人穿过两三条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尔东的房间建筑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时装店的作坊，有上下两个单间。一整块玻璃橱窗从当街的那一面把两个房间嵌在一起。橱窗玻璃上用斜体金字写出裁缝的姓名和他的职业。橱窗里面有一条从楼下通往楼上的螺旋梯。

现在这个作坊隔成三个房间。

在两层楼之间用木板隔出一道夹层，上面有一个对住房来说显得稀奇古怪的窗户。窗户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从它们之间的隙缝中能看到屋里人的腿，一直看到膝盖。房间里住着戈尔东。日瓦戈、杜多罗夫和马林娜带着孩子们坐在他的房间里。孩子们跟大人不同，从窗外看得见全身。马林娜不久便带着小姑娘们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个男人。

他们正在闲谈，那种夏天老同学之间懒洋洋的闲谈，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长得已经无法计算了。他们平时怎么闲谈呢？

谁要有足够的词汇，谁就能说得和想得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具备这个条件。

他的朋友们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他们俩都缺乏口才。他们能够使用的词汇太贫乏，说话的时候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使劲吸烟，挥动着两只手，一连几次重复同一个意思（“老兄，这不诚实；就是说，不诚实；对了，对了，木诚实”）。

他们没意识到，他们交谈当中这种过分的紧张情绪毫不表示性格的热烈和开阔，恰恰相反，暴露出它们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有教养的教授圈子。他们的一生都在好书、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种昨天好、今天好、永远好、就是好的音乐当中度过的。但他们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贫乏比庸俗趣味的贫乏更坏。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们对日瓦戈的种种指责，也并非出于忠于朋友的感情和影响他的愿望，而只不过由于不会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谈话罢了。而谈话像一匹撒级的野马，把他们带到他们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们无法掉转马头，最后必定会撞到什么东西上。他们用全部说教猛烈地冲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他看透了他们兴奋的动机、他们靠不住的关切和他们见解的机械。然而他却不能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嗅，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圈子，还有你们所敬爱的姓名和权威的才华和艺术，是多么不可救药的平庸啊。你们身上唯一生动而闪光的东西是你fIJ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认识我。”怎么能对朋友们坦率到这种程度呢！为了不让他们伤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恭顺地听他们说教。

社多罗夫不久前服满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复了他暂时被派夺的权利，并获准到大学重新执教。

现在，他向朋友们倾吐他在流放期间的内心感受。他是真诚地、毫不虚假地同他们谈的。他的见解并非出于胆怯或其他考虑才说出来的。

他说，控诉的理由，在监狱里和出狱后对待他的态度，特别是同侦查员的单独谈话，使他的脑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为一个人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之所以授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正是他听得烂熟了的那些话。他同情地向因诺肯季点头，赞同他的看法。打动戈尔东的恰恰是杜多罗夫的话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东西。他把对干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

因诺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论符合时代精神。但正是他们那种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不自由的人总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中世纪，耶稣会教徒往往利用这一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无法忍受的正是苏维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把它当成最高成就或像当时所说的，当成“时代的精神天花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避免，同朋友们争吵，把这种感觉也隐藏在心里。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罗夫所讲的有关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的同监难友，一个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个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岁女儿。父亲的被捕以及他以后的命运对她是个打击。“宗教人士”、“被视夺公民权的人”这一类名词对她来说是不光彩的污点。她也许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发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这个污点。这么早就立下这样的目的，并充满不可动摇的决心，使她现在仍然是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当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热的追随者。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别怪我，米沙。屋子里闷气，街上热。我有点透不过气来。”

“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敞开着。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老忘记你在的时候不该抽烟。房子盖得这么糟，我有什么办法。帮我另找一间房子吧。”

“我走啦，戈尔多沙。咱们聊够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亲爱的伙伴们。这可不是我故意扫你们的兴。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磨损得太厉害，磨薄了，总有一天会破裂。可我还不到四十岁呢。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放荡的人。”

“你做临终祈祷还早着呢。别说傻话了。你还有的活呢。”

“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我替杜多罗夫打抱不平。你不过不习惯人类的语言罢了。你对它们已经无法领悟了。”

“也许如此吧，米沙。可是对不起，你们还是放我走吧。我感到呼吸困难。真的，我不夸张。”

“等一下。这完全是托辞。你不给我们一个干脆诚恳的回答，我们就不放你走。你同意不同意你应当转变，改正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你打算做什么？你应当明确你同东尼姬的关系，同马林娜的关系。这可是活人，女人，她们会感觉，会痛苦，而不是随意组合在一起、蔡绕在你脑子里的空灵观念。此外，像你这样的人白白糟蹋自己未免太可耻了。你必须从睡梦和懒散中清醒过来，打起精神，改正毫无根据的狂妄态度。是的，是的，改正对周围的一切所持的不能允许的傲慢态度，担任职务，照旧行医。”

“好吧，我回答你们。最近我也常常这样想，因此可以毫不脸红地向你们做某些允诺。我觉得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且解决得相当快。你们会看到的，是的，真的，一切都会变好。我太想活了，而活着就意味着挣扎向前，追求完美，并达到它。

“戈尔东，你护着马林娜，像你先前总护着东尼娜一样，我很高兴。可我跟她们并没有不和，跟谁都没吵过架。你起先责备我，她跟我说话用‘您’，我跟她说话用‘你’，她称呼我时带父称，好像我不觉得别扭似的。但这种不自然态度中的深层次的紊乱早已消除，什么隔阂也没有，互相平等。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们又开始从巴黎给我写信了。孩子们长大了，在法国同龄伙伴当中非常快活。舒拉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他上的是初级学校，玛尼娜也要上这所学校。可我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儿。我不知为何相信，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籍，但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一切都将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完满解决。

“从很多迹象来看，岳父和东尼姐知道马林娜和女孩子们。我自己没写信告诉过他们。这些情况大概间接地传到了他们那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受到侮辱，伤了他父亲的感

情，他为东尼娜感到痛心。这可以解释为我们五年没通信的原因。我刚回到莫斯科时同他们通过一段时期的信。他们突然不给我写信了。一切都中断了。

“不久前我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信，收到所有的人甚至孩子的信。亲切温暖的信。不知道他们的心怎么软了。也许东尼娘发生了什么变化，交了新朋友，愿上帝保佑她。我说不清。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可说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被整死不可。再见。”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马林娜跑到戈尔东家里来。家里没有人帮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用被子裹起来，用一只手搂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拉着跟在她身后不肯进来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这儿吗，米沙？”她问道，声音都变了。

“难道他昨天晚上没回家？”

“没有。”

“那准在因诺肯季那儿。”

“我上那儿去过了。因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但邻居认识尤拉。他没上那儿去过。”

“那他上哪儿去了？”

马林娜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沙放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戈尔东和社多罗夫两天没离开马林娜。他们轮流看护她，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在看护马林娜的间隙还四处寻找医生。他们跑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到过面粉镇和西夫采夫街上的住宅，到他曾任职的思想宫和意识之家打听过，找遍他们知道并有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但寻找了半天仍毫无结果。

他们没报告民警局，因为不想引起当局对他的注意，尽管他有户口，没判过刑，但在现今的概念中远非模范公民。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报请民警局寻人。

到了第三天，马林娜、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不同时间收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信。信里对让他们惊恐不安深表遗憾。他央求他们原谅他，千万放心，并恳求他们不要再寻找他，因为反正找不到他。

他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地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想单独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领域中安定下来，并坚信转变之后不再故态复萌，他便离开秘密的隐蔽所，回到马林娜和孩子们身边。

他在信中通知戈尔东，把寄给他名下的钱转交给马林娜。他请戈尔东替孩子们雇个保姆，以便把马林娜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让她有可能再回到电报局工作。他解释道，没把钱直接寄给她，是因为担心汇单上的款额使她遭到抢劫。

钱不久就汇到了，其款额超过医生的标准和他的朋友们的经济水平。替孩子们雇了保姆。马林娜重新回到电报局。她一直不放心，但已经习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往的怪癖，终于容忍了他这次的古怪行为。尽管他请求并警告他们不要寻找他，但朋友们和这位他亲近的女人仍然继续寻找他，但同时也渐渐相信了他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没找到他。

其实他就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就在他们鼻子底下显眼的地方，在他们寻找的最小的圈子之内。

他失踪的那天，黄昏前，天还亮的时候，他走出戈尔东的家，走到布隆纳亚街，向自己的家斯皮里东大街走去的时候，还没走出一百步，便撞上迎面走过来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三年多没见过他了，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原来，叶夫格拉夫偶然到莫斯科来，刚刚不久。他像往常那样从天而降，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问他什么他都用默默的微笑或笑话岔开。但他绕过生活琐事，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两三个问题，马上弄清他的全部悲伤和麻烦，便在街道狭窄的拐角处，在绕过他们和朝他们走过来的拥挤的人群当中，制定了一个如何帮助并挽救哥哥的计划。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失踪和隐藏起来便是他的主意，他的发明。

他在艺术剧院旁边一条那时还叫卡梅尔格尔斯基的街上替他租了一个房间。他供给他钱花，为医生张罗具有广阔科学实践活动的差事，总有一天会把他安置在医院中。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哥哥。最后，他还向哥哥保证，他的一家在巴黎的不稳定状况终将结束。或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他们那儿去，或者他们回到他这儿来。叶夫格拉夫自告奋勇把这一切办好。弟弟的支持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受到鼓舞。像先前一样，他的势力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想探索这个秘密。

他住的房间朝南。两扇窗户对着对面剧院的屋顶，屋顶后面夏天的太阳高悬在奥霍特内街的上方，街道的石板路被屋顶遮住，阳光照射不到。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房间不仅是工作室，也不仅是他的书房。在这个完全被工作吞没的时期，当堆在桌上的札记本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计划和构思，他构思出的和梦想到的形象悄悄地飘荡在空中的时候，仿佛画室中堆满刚刚开始的、画面对着墙的画稿，这时，医生住的房间便成为精神的宴会厅、疯狂的贮藏室和灵感的仓库。

幸好叶夫格拉夫同医院领导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上班的日子遥遥无期。正好利用延期上班的时间写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整理先前写过的、现在还能记得的诗篇的片断，还有木知叶夫格拉夫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的诗稿，一部分是他自己抄下来的，一部分不知是什么人重印的。整理杂乱的材料使天生思想杂乱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更加无法集中思想。很快他就扔下了这项工作，从修改尚未完成的作品转向写新作品，沉浸在新鲜的手稿中。

他先迅速地打出文章草稿，要像头一次在瓦雷金话那样，写出脑子里涌现出的诗篇片断，开头、结尾或中间，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他的笔赶不上喷涌的思绪，他用速记法记下开头的字母和缩写字，但手还是跟不上思绪。

他急忙写下去。每当他的想像力疲倦了，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便在纸边上绘画，用图画鞭策想象力。于是纸边上出现了林间小道和城市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中央竖立着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文章和诗都是同一个题材。它的描写对象是城市。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则札记：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发现它荒凉，一半已

快变成废墟了。它经历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验后便成为这副

样子，至今仍是这副样子。人口减少了，新住宅没有建筑，旧

住宅不曾修缮。

但即便是这种样子，它仍然是现代大城市，现代新艺术

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来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乱地排列在一起，

仿佛出于作者的任性，像象征主义者布洛克、维尔哈伦、

惠特曼那样，其实完全不是修辞上的任意胡来。这是印象的

新结构，从生活中发现的，从现实中临摹的。

正像他们那样，在诗行上驱赶一系列形象，诗行自己扩

散开，把人群从我们身边赶走，如同马车从十九世纪末繁忙

的城市街道上驶过，而后来，又如二十世纪初的电气车厢和

地铁车厢从城市里驶过一样。

在这种环境中，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它的虚假的朴实

是文学的赝品，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书本里的情形，不是来

自农村，而是从科学院书库的书架上搬来的。生动的、自然

形成并符合今天精神的语言是都市主义的语言。

我住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阳光照得耀眼的夏天

的莫斯科，庭院之间的炽热的柏油路面，照射在楼上窗框上

的光点，弥漫着街道和尘土的气息，在我周围旋转，使我头

脑发昏，并想叫我为了赞美莫斯科而使别人的头脑发昏。为

了这个目的，它教育了我，并使我献身艺术。

墙外日夜喧嚣的街道同当代人的灵魂联系得如此紧

密，有如开始的序曲同充满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经

被脚灯照红的帷幕一样。门外和窗外不住声地骚动和喧嚣

的城市是我们每个人走向生活的巨大无边的前奏。我正想

从这种角度描写城市。

在保存下来的日瓦戈的诗稿中没有见到这类诗。也许《哈姆雷特》属于这种诗？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加泽特内街拐角的电车站上了开往尼基塔街方向的电车，从大学到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去。他头一天到博特金医院去就职，这所医院那时叫索尔达金科夫医院，这也许木是他头一次上那儿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运。他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这辆电车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车轮子陷进电车轨道，阻挡电车行驶，便是车底下或者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发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电车司机常常拿着扳钳从停住的电车前门上下来，围绕着电车察看，蹲下来钻进车底下修理车轮子和后门之间的部件。

倒霉的电车阻挡全线通行。街上已经挤满被它阻挡住的电车，后面的电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都挤在～起。这条长龙的尾巴已经到了练马场，并且还在不断地加长。乘客从后面的车上下来，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辆电车，仿佛换乘一辆车能占多大便宜似的。炎热的早晨挤满人的车厢又闷又热。在从尼基塔门跑过石板路的一群乘客头上，～块黑紫色的乌云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车厢左边的单人座位上，被挤得贴在窗户上。音乐学院所在的尼基塔街有侧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眼前。他望着这一侧步行的和乘车的人，一个也没放过，脑子却不由自主地、漫不经心地想着另一个人。

一个头戴缠着亚麻布制成的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紧身连衣裙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吃力地走着，累得气喘吁吁，用手里拿着的一个扁平小包不停地扇自己。她穿着紧身胸衣，热得浑身无力，满脸都是汗，用花边手绢擦着被浸湿的眉毛和嘴唇。

她行走的路线和电车轨道平行。修好的电车一开动，便超过她。她有几次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视线中消失。电车再次发生故障停下来的时候，女士赶过电车，又有几次映入医生的眼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中学的算术题，计算在不同时间内以不同速度开动的火车的时间和顺序。他想回忆起通常的演算方法，可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没想出演算的方法来，便从这些回忆跳到另外的回忆上，陷入更为复杂的沉思中。

他想到旁边几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一个靠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长。他想起某种类似人生竞技场中的相对原则，但他终于思绪紊乱，于是放弃了这种类比。

天空打了～个闪，响起一阵雷声。倒霉的电车已经卡在从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到动物园的下坡上了。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过了一会儿又出现在窗外，从电车旁边走过，渐渐走远了。头一阵大雨点落在人行道上、石板路上和那个女士身上。一阵夹带着尘土的风扫过人行道上的树木，刮得树叶翻滚，掀动女士的帽子，卷起她的衣裙，突然又止住了。

医生感到一阵头晕，四肢无力。他强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上一下地拼命拉窗户的吊带，想打开车厢的窗户。但他怎么也拉不开。

有人向医生喊道，窗户都钉死了，可他正在同头晕作斗争，心里充满惊恐，因此并不认为那是对自己喊叫，也没理解喊叫的意思。他继续开窗子，又一上一下地拽了两三次吊带，猛地往自己身上一拉，突然感到胸中一阵从未有过的剧痛。他马上便明白内脏什么地方被拉伤了，铸成致命的错误，一切都完了。这时电车开动了，但在普列斯纳街上没走几步又停住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超人的毅力摇摇晃晃地挤开站在两排凳子之间的乘客，挤到车的后门口。人们不让他过去，大声责骂他。他觉得涌入的清新空气使他有了精神，也许一切尚未完结，他会好一些。

他从后门口人堆里往外挤，又引起一阵骂声、踢瑞和狂怒。他不顾乘客的喊叫，挤出人群，从电车的踏板上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略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

响起一片喧哗声，乘客纷纷争着出主意。有几个乘客从后门下来，围住摔倒的人。他们很快便断定，他已不再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围着尸体的人群走来，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觉得失望，这个人木是轧死的，他的死同电车毫不相干。人越来越多。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旁人的议论，又向前走去。她是个外国人，但听明白了有的人主张把尸体抬上电车，运到前面的医院去，另外一些人说应当叫民警。她没等到他们作出决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士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经非常衰老了。十二年来，她～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不久前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来领取出境护照。那天她到本国大使馆去领取护照，她当扇子扇的东西便是用绸带扎起来的卷成一卷的证件。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从通向房门的走廊便能看见屋子的一角，那儿斜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具棺材，它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正对着房门。死者的腿紧顶着棺材。这张桌子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前的写字台。屋里没有别的桌子。手稿放过抽屉里，桌子放在棺材底下。枕头垫得很高，尸体躺在棺材里就像放在小山坡上。

棺材周围放了许多鲜花，在这个季节罕见的一簇簇丁香，插在瓦罐或花瓶里的仙客来和爪叶菊。鲜花挡住从窗口射进来的光线。微弱的光线透过摆在桌旁的鲜花照在死者蜡黄的脸上和手上，照在棺材的木板上。美丽的花影落在桌子上，仿佛刚刚停止摇曳。

那时火葬已经很普遍了。为了孩子们能领取补贴，保证他们今后能上中学和马林娜在电报局的工作不受影响，决定不做安魂弥撒，实行普通火葬。向有关当局申报了。等待有关的代表们到来。

在等待他们的时刻，屋里空荡荡的，仿佛是旧房客已经迁出而新房客尚未搬入的住宅。只有向死者告别的人跟着脚小心翼翼的走路声和鞋子木小心蹭地的声音打破屋子的寂静。来的人不多，但比预料的多得多。这位几乎没有姓名的人的死讯飞快地传遍他们的圈子。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曾在不同的时期认识死者，又在不同时期同他失去联系或被他遗忘。他的学术思想和诗歌获得更多的不相识的知音，他们生前从未见过他，但被他所吸引，现在头一次来看他，见他最后一面。

在这种没有任何仪式的共同沉默的时刻，在沉默以一种几乎可以感触到的损失压抑着每个人的心的时刻，只有鲜花代替了房间里所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鲜花木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

很容易把植物王国想象成死亡王国的近邻。这里，在这绿色的大地中，在墓地的树木之间，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当中，也许凝聚着我们竭力探索的巨变的秘密和生命之谜。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

当死者从他最后居住地运到卡梅尔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时，被他的死讯惊呆了的朋友们陪着被噩耗吓得精神失常的马林娜从大门冲入敞开的房间。她一直无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打滚，用头撞带坐位和靠背的长木柜。在订购的棺材运到、零乱的房间整理干净之前，尸体便停放在木柜上。她哭得泪如雨下，一会儿低声说话，一会儿又喊又叫，泣不成声，而一半话是无意识地嚎叫出来的。她像农村中哭死人那样哭嚎，对什么人都不在乎，什么人都看不见。马林娜抓住尸体不放，简直无法把她拉开，以便把尸体抬到另一间打扫过的、多余的东西都搬开的房间，做人殓前的净身。这都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澜已经止住，变得麻木不仁了，但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什么话也不说，神经尚未恢复正常。

她从昨天起在这儿坐了一整夜，一步也没离开房间。克拉什卡被抱到这儿来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带到这儿来过，后来又把她们带走了。

伴随她的是亲近的人，同她一样悲痛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父亲马克尔在一条长凳上靠着她坐下，轻声啼泣，大声摄鼻涕。她的母亲和姐妹也哭着到她这里来过。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吊丧的人迥然不同。他们没有强调自己同死者的关系比上述的人亲近。他们不想同马林娜、她的女儿们和死者的朋友竞争悲痛，把悲痛的优先权让给他们。这两个人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但却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权利。他们不知何故都具有无法理喻的无声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触犯他们的权利，或对他们的权利提出异议。看来正是这两个人一开始便在操办丧事，他们手心静气地办理各种事，仿佛办理这种事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对他们产生一种奇异的印象。仿佛这两个人不仅同殡葬事宜有关，而且还同这次死亡有关，但又并非医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间接的原因。他们仿佛是事情发生后答应承办丧事的人，安心料理丧事。认识他们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们是谁，但大部分人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当那位长着一双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尔吉斯人的细眼睛的男人，和这位并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进安放着棺材的屋子时，所有坐着、站着或走动的人，包括马林娜在内，都顺从地让出地方，仿佛他们之间有过默契似的，，躲在一旁，从沿墙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来，互相拥挤着从房间里走进走廊和前厅，只有这位男人和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门后面，仿佛两个鉴定人，在无人打扰的安静的环境中，被请来完成同殡葬直接有关的事，并且是极为紧要的事、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来，坐在两把靠墙的凳子上，谈起正事来：

“办得怎么样了，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时后医务工作者工会派人来拉遗体，运到工会俱乐部。四点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合用。劳动手册过时了，旧的工会会员证没换过，几年没缴纳会费。这些事都得办。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顺便说一句，抬他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还得做些准备，我遵照您的请求，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再见。您听见了吗？电话铃响了。我出去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走廊里挤满医生陌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店员，还有马林娜和孩子们。她搂着两个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着她们（那天很冷，冷风从大门口吹进来），坐在凳子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打开，就像探监的女人，等待守卫把她放进探监室。走廊里光线很暗，装不下所有吊丧的人，打开了通楼梯的门。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道上抽烟，不时走来走去。其余的人站在楼梯下面的台阶上，越靠近大街，说话的声音越大，越随便。在一片压低声音的低语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尽量把声音压低到符合吊丧的气氛，用一只手遮住听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大概是有关安葬的程序和医生死亡情况的问题。他又回到房间，同那个女人继续谈下去。

“火化之后请别离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有个过分的请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后天，便着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您知道那么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刚才顺便提到，您刚从伊尔库茨克到这儿，并不准备在莫斯科久留，您上这儿来是出于别的原因，偶尔来的，并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几个月住在这里，更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儿。您说的有些话我不明白，但我并不要求您解释，可您别离开，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儿。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几天里，我们呆在一间房间里，或两间房间里，但不要隔得太远。这能办到。我认识房管会的人。”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务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口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进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做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

“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您一下。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哥哥没料到这间屋子有这么多不寻常的往事。比如，安季波夫在这儿住过。可您刚才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更让我惊讶。我马上就告诉您为什么惊讶，对不起。说到安季波夫，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姓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个时期，内战初期吧，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听过不知多少遍，几乎每天都能听见，还见过他一两次面，没料到由于家庭原因他竟会同我关系如此密切。可是，请您原谅，也许我听差了，我觉得您好像说，也许您无意中说错了——‘被枪毙的安季波夫’。难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吗？”

“有过这种说法，可我不相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决不会自杀。”

“但这绝对可靠。安季波夫自杀的房子，听哥哥说，就是您去海参象前住的那座房子。就发生在您带着女儿离开后的两三天。哥哥替他收了尸，把他埋葬了。难道这些消息没传到您那里？”

“没有。我听到的是另外的消息。这么说他自杀是真的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我不相信。就在那座房子里？决不可能！您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对不起，您是否知道他同日瓦戈见过面？说过话？”

“据哥哥说，他们有过一次长谈。”

“难道真有这回事？谢天谢地。这样更好（安季波娃慢慢地画了个十字）。这种巧合太妙了，简直是天意！您允许我以后再向您详细打听所有的细节吗？每个细节对我都非常珍贵。可我现在没有力气问。我说得不对吗？我太激动了。让我沉默一会儿，歇一下，集中集中思想。我说得不对吗？”

“嗅。当然对。请便吧。”

“我说得不对吗？”

“自然啦。”

“唉，我差点忘了。您让我火化后不要离开。好。我答应您。我不离开。我同您回到这幢房子里，留下来，您让我住哪儿我就住哪儿，让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咱们一起整理尤罗奇卡的手稿。我帮助您。我也许真会对您有些用处。这对我将是莫大的快乐！我的每一滴血液、每一根血管都能辨认出他的笔迹。然后我还有事求您，需要您的帮助，我说得不对吗？您好像是法学家，不管怎么说吧，您对现存的秩序，先前的和今天的，非常熟悉。此外，知道到哪个机关去打听哪一类的事，这可太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说清楚，我说得不对吗？我有一件极为可怕的、非常令人烦心的事要找您商量。我指的是一个孩子。可这从火化场回来后再说吧。我一生都在寻找什么人，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如果在某种假想的情况下必须寻找一个儿童的下落，一个交给别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有没有一份现存保育院的总档案，全苏联的档案？全国是否有流浪儿童的统计数字或记录？我央求您现在别回答我的问题。以后再说。嗅，太可怕了，生活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说得不对吗？我不知道我女儿来了以后怎么办，但我暂时可以住在这所房子里。卡秋莎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一部分是戏剧才能，另一部分是音乐才能。她能够巧妙地摹仿所有的人，表演自己编的整场戏，此外，凭听觉便能唱歌剧中的大段唱词，真是了不起的孩子，我说得不对吗？我想让她上戏剧学院或音乐学院的预备班，初级班，看哪儿录取她，再把她安顿在寄宿学校里。我就是为办这件事而来的，首先一个人把事情办好，然后再回去接她。难道能把所有的事一下子讲清，我说得不对吗？但这以后再说吧。现在让心情平静下来，沉默一会儿，集中思想，设法驱逐掉心中的恐惧。此外，我们让尤拉的亲人在走廊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已经敲过两次门了。而那边乱哄哄的。大概殡仪馆的人来了。我坐在这儿思考的时候，您把门打开，放他们进来。到时候了，我说得不对吗？等一下，等一下。棺材底下得放一把小凳子，不然够不着尤罗奇卡。我跟起脚试过，很费劲。而马林娜·马尔克洛夫娜和孩子们需要垫把椅子。此外，这也是礼仪所要求的。‘请给我最后的一吻。’嗅，我受不了啦，受木了啦。多痛心啊。我说得不对吗？”

“我马上让大家进来，但要先把这件事办好。您说了这么多难以理解的话，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您，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只希望您明白一点。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您解决让您操心的事。请您记住我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希望和行动便是我们在不幸中的义务。没有行动的绝望是对义务的遗忘和违犯。我现在让吊丧的人进来。垫凳子的事您说得对。我找一把垫上。”

但安率波娃已经不听他说话了。她没听见叶夫格拉夫·日瓦戈打开房间的门，没听见走廊里的人群拥进屋里，没听见他同殡仪馆的负责人和主要送葬的人如何交涉，也没听见人们走动的脚步声、马林娜的哭嚎声、男人的咳嗽声和女人的啜泣和叫喊户O

回旋在屋里的单调说话声使她感到头晕。她尽量挺住，不让自己晕倒。她的心决要碎了，头疼得要命。她垂下头，陷入推测、回忆和反省中，仿佛堕入深渊、降到自己不幸的最底层。她想道：

“再没有一个人了。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只有那个应该杀死的人还活着。她曾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没打中，那是个她所不需要的卑鄙小人，是他把她的一生变成她自己莫名其妙的一连串的罪行。而那个平庸的怪物正在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的神话般的偏僻小巷逃窜，而她所需要的亲近的人却一个也不在了。

“啊，那是在圣诞节那天，在决定向那个庸俗而可怕的怪物开枪之前，在黑暗中同还是孩子的帕沙在这间屋里谈过话，而现在大家正在吊唁的尤拉那时还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呢。”

于是她尽量回忆，想回想起圣诞节那天同帕沙的谈话，但除了窗台上的那支蜡烛，还有它周围玻璃上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她怎么能想到，躺在桌子上的死者驱车从街上经过时曾看见这个窗孔，注意到窗台上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她的思想紊乱了。她想道：“不管怎么说，不举行安魂弥撒太遗憾了！出殡多么庄严，多么隆重！大多数死者不配举行这种仪式！可尤罗奇卡是当之无愧的！他值得举行任何仪式，他足以证明“下葬时痛哭的阿利路亚那首歌”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她感到心里涌起一股骄傲的松决的感觉，就像她每当想起尤里或者同他一起度过短暂的时光时一样。他总那样轻松自然，无牵无挂，现在这种精神也笼罩了她。她不慌不忙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她身上发生了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变化。她想借助他的力量，哪怕时间短暂，也要从囚禁中挣脱出来，从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鲜的空气中，像先前一样体验解脱的幸福。她所梦想的同他告别的幸福正是这种幸福，有机会和权利，毫无阻碍地痛哭一场的幸福。她怀着强烈的感情急忙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人，但充满泪水的眼睛仿佛被眼科医生上了刺激眼的眼药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人们开始移动，提鼻涕，闪到一旁，走出房间，最后把她一个人留在半俺着门的房间里。而她迅速画了个十字，走到安放在桌子上的棺材跟前，踏上叶夫格拉夫搬来的凳子，慢慢地向尸体画了三个大十字，并用嘴唇去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和两只手。她不理会变冷的前额仿佛缩小了，手掌仿佛握成拳头，她做到了不去注意这些变化。她呆住了，好一会儿不说话，不思想，不哭泣，用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中，匍匐在鲜花和尸体上。

压下去的哭声使她浑身颤抖。她尽量憋住眼泪，但突然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流到腮上，洒在衣服和手上，洒在她紧贴着的棺材上。

她什么也不说，不想。一连串的思想、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不由自主地在她胸中翻腾，从她身旁掠过，仿佛天上的浮云或往昔他们的夜间谈话。这些都曾经出现过，并带给他们幸福和解脱。一种自发的、相互唤起的热烈的知识。本能的，直接的知识。

她心中曾充满这种知识，而现在则是关于死亡的模糊的知识，对死亡的心理准备，面对着死亡而毫不惊慌失措。仿佛她在世上已经活了二十次，失掉尤里·日瓦戈不知多少次了，在这一点上心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她在棺材旁边所感受的和所做的都恰到好处，极为合适。

嗅，多么美妙的爱情，自由的、从未有过的、同任何东西都不相似的爱情！他们像别人低声歌唱那样思想。

他们彼此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像通常虚假地描写的那样，“被清欲所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fIJ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想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

啊，这就是使他们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即便在他们最壮丽、最忘我的幸福时刻，最崇高又最扣人心弦的一切也从未背弃他们：享受共同塑造的世界，他们自身属于整幅图画的感觉，属于全部景象的美，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

他们呼吸的只是这种共同性。因此，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对人的时髦的娇惯和崇拜从未吸引过他们。变为政策的虚假的社会性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可怜的家乡土产而已，因此他们无法理解。

她现在开始不拘礼节地用生动的日常话向他告别。这些话打破现实的框子，没有意义，就像合唱和悲剧独白一样，就像诗的语言、音乐和其他空洞的话一样，没有意义，只表达出一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她勉强说出的没有意义的话语辩解的是她的眼泪。她的那些普通的沉痛的话淹没在泪水中，在泪水中浮游。

仿佛正是这些被眼泪浸湿的话同她温柔而飞快的低语融合在一起，就像轻风伴着被暖雨吹打得光滑潮湿的树叶发出一片沙沙声。

“我们又在一起了，尤罗奇卡。上帝再次让我们重逢。你想想，多么可怕呀！嗅，我受不了！上帝啊！我放声痛哭！你想想啊！这又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方式了。你的离开，我的结束。又有某种巨大的、无法取代的东西。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勉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

“永别了，我亲爱的知心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的湍急的小河；我多么爱你那日夜不息的拍溅声，我多么想投入你那寒冷的波浪中。

“还记得我那时在那里，在雪地上同你告别的情景吗？你骗得我好苦啊！没有你我会走吗？嗅，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昧心这样干的，为了我假想的幸福。但那时一切便都完了。上帝啊，我尝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嗅，我干了什么，尤拉，我干了什么！我罪孽深重，你一点都不知道。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那时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其中一个月昏迷不醒。从那时起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尤拉。悔恨和痛苦使我的灵魂没有一天安宁。可我还没告诉你最重要的事。但我不能说出这件事来，没有这种力量。每当我想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地方，都要吓得头发直竖。你知道，我都不敢保证我的神经完全正常。可你知道，我不像很多人那样喝酒，我没走上那条路，因为女人一酗酒便完蛋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说得木对吗？”

她还说了些别的，接着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她突然惊讶地抬起了头，向四外打量了一下。屋里早有人了，担忧，走动。她从凳子上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棺材，用手掌抹眼睛，仿佛想挤出没哭干净的眼泪，把眼泪甩在地板上。

男人们走到棺材跟前，用三块木板把棺材抬起来。出殡开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的房子里住了几天。她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过的整理文稿的事，在她的参与下，已经开始，但没整理完。她曾经请求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一件事，这件事谈过了。他从她那儿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

一天，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家里出去没再回来。看来那几天她在街上被捕了。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