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官与危机
23.1官与危机
明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官员向皇帝建议，多征税，然后招兵买马扩大军队，再去剿灭农民起义。刚开始确实有效，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平息了。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对了。下边的官员不停地多征税，到了老百姓承受不起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都陡然上升，皇帝新增的军费和新增加的兵力，都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叛乱。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加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就走投无路了。形成了一个U形死弯。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予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任何国家都严重。
著名的“基尼系数”就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中国1980年设定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的时候，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为40元左右，主要是为富裕阶层设定的。但25年以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却成了中国工薪阶层。就中国社会各阶层纳税比例来看，广大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相对富裕群体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之不合理，主要来自两点：一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二三十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却25年始终不变；二是纳税主体不是富人而是广大工薪阶层。
本来贫富差别并非都是坏事，它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体现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对我们的社会是必需的，是有益的和健康的。但贫富差别的加大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关键是怎样确定和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
中国这么高的税负，一方面源于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中国是一个极容易感染仇富心理的国家，仇富心理在我们的民族当中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有着极为肥沃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劫富济贫历来被认定为侠肝义胆的一种美德，又历来被界定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正义冲动。
官员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政策，将激化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为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面负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说：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象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的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23.2关于和谐社会问题
什么是“和谐社会”？“和”字是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言”之，表示人人有话说。由此而论，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种道德诉求，而是制度诉求。“和”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生问题；“谐”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主问题。
“和”字有个口，“谐”字有个言，只要解决了吃饭和说话的问题，就和谐了。
“和谐社会”的提出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倾向。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对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的关键阶段，同时也处在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呈现的敏感时期，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对于化解各种矛盾与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从战略意义上讲，“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展示了国家的“软实力”。而毫无疑问，随着国家建设和谐社会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实力将得到大大提高。一个和谐社会到底需要那些要素？
一是责任，一个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国际经验证明，没有责任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繁荣和持续发展，如果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只会创造出狭隘的理论，而不能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服务；如果没有责任感，个人的发展就会变成自私自利。社会责任是一个国家文化和价值的基本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之一。
二是社会组织。和谐社会要求推进政府的问责和善治，这样有益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如果社会是和谐的，社会的组织就必须健康发育，因为很多东西不是靠政府自己能够全部独立完成的，社会组织的发育不仅仅有利于延伸政府的服务，还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
和谐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一是推动社会公平；二是完善社会组织；三是集聚社会资本。
一个人有机会从政，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在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价值观如何不同，从政都是地位显赫，令人向往的事情，即便是经济状况再差的地区，也绝不会缺少从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让从政的人在经济上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从政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监督，从政的人没有特权，甚至连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和自由都没有，这样才能使从政的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也平衡了没有机会去从政人的心态。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和谐社会是一个给弱势群体争利益、赋权益的社会；而不是一再为官员增加利益的社会。干群之间，强势弱势之间的经济利益一旦严重失衡，这个社会就无和谐可言。有权力制定政策的人，先为自己制定一个优先享受的待遇，得到实惠的政策，这还叫公平吗？这种不公正的行为是执政者自己带头干的，这个社会还有和谐吗？
种种事实证明，能够破坏社会和谐的祸首，并不在这个社会的外部，而是社会内部的部分官员对民众根子上的不信任。和谐并不是没有利益分殊，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却能够通过民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人们的分歧并不在于谁要社会公正谁不要社会公正，而在于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不公正，怎样才能克服社会不公正。
和谐社会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第二部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以社会科学为指导；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它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只有运用社会科学，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只能是知识社会。和谐社会的和谐度是有高中低之分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时空中也有过和谐社会；我们今天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当是知识社会。今天有些不和谐是愚昧造成的。无知带来不和谐。
贫穷、愚昧、腐败是社会的三大毒瘤。
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纲领。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显然不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果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了，这个社会虽然发展了但未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也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在政治高压下，社会可能是稳定的，但不一定是和谐的。
和谐社会的建立有三个重要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分化不太严重。如果社会分化严重，两极尖锐对立，人气就很难理顺；政治基础，就是必须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机制；思想基础，就是人们能够接受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不是每个人互相为敌的群体，而是互相平等的，都应该受到尊重，这个社会如果不好，大家都会受损，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好处；这个思想基础是社会内部的，而不是靠第三方来调节的。
中国的社会分化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跟我们政治体制里没有一整套利益协调机制有关。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相互关联的，二者同样重要。
目前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是“公平”问题；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还是“公平”。
为什么群众如此关切公平？因为国人从历史上就坚持不懈地追求公平，并把公平作为徘徊社会关系、协调利益分配、稳定群众情绪、凝聚民族精神的基本砝码；也由于社会上不公不平的问题已经表现为危害社会安定、影响群众情绪、困扰群众生活、离心和谐关系的“腐蚀剂”。
在不大公平或者大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人民群众由此而产生的不满、愤恨、抱怨、争辩和抵触等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不平则鸣，在社会不能向群众提供一个较为公平的环境时，人民急切地向往公平、追求公平并向不公平现象进行抗争，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公平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块基石，既是人民群众民主政治与生存意志的必然反映，又是对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永远支撑，也是评价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败的基本标准，其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要公平，就要在政治上扩大民主以求和谐，在分配上缩小差距以求和谐，在法制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求和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在“等级观念”下，不可能有“和谐”。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消灭“等级观念”。
什么是“等级观念”？就是：在社会地位上和法律地位上不平等的社会集团。等级成分是世代相传的。“等级观念”就是：官是官，民是民，他们是不可调和的。“等级观念”造成人与人的对立，观念与观念的分割，只要“等级观念”存在一天，就不可能出现“和谐”。
“等级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盛行、权力私人化、生活特殊化。
在《孔子。子路》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著名论断。这里的“和”一般是指和谐、和睦、和解、亲和、包容、兼顾等等；“同”则包含了等同、同化、同一、雷同、一律、单一等等。
我们曾经犯过消灭不同，消灭差异，消灭多样性的严重错误。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看上去是同一了、一致了、等同了、一元化了，然而却是一个单调、乏味、萧条乃至崩溃的年月。重在统筹兼顾，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承认不同，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消灭差别，消灭不同，同化多样，是专制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的事相生现克，不同的意识互相切磋，不同的要素和谐有序地存在于统一体中，互相契合，互相依存，互相勾通，这种兼顾性的统筹，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客观事物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社会真谛。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组织的创造活力都应该得到鼓励，各类矛盾和问题都会得到化解。
与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一样，执政党近期启动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调整不但要改变此后的收入分配模式，更将触及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与改革一样，这场调整必然有人得利，有人利损，因而会出现支持与反对两大阵线。在表面的热烈欢呼、一致拥戴下，少不了针锋相对的博弈与较量，构建和谐社会不会只有和风细雨，同样也会呈现风狂雨急。
改革开放的利益调整方向很明确，其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通过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带动全社会的财富增长。今天看来，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由于社会强势群体的财富得到快速增长，他们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利益相对受损的弱势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掌握资源有限，且呈一盘散沙之状，对社会进程缺少发言权与支配力，因此改革在得利者的强力推动下快速跃进，在成绩斐然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
“构建和谐社会”是在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益不断受到侵害、越来越多人对未来失去稳定预期、社会对前一轮调整的反弹越来越显著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利益调整的方向也很明确，那就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如果说前一轮调整意在效率，这一轮调整即意在公平。两次调整的方向大相径庭，而左右这种方向变化的，正是民心得失与社会稳定。
两次调整的方向迥异，其受益、受损者正好掉了个边。前次调整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强势群体，其他人只是随社会财富的总量增长而得益，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并未得到关照；此轮调整受益者应当是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调整到位，高收入阶层与强势群体的利益无可避免要受到损害。由于后者已掌控庞大的社会资源、组织化程度高、政策博弈能力强，调整的阻力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远甚于改革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顺流而下，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逆流而上，此“流”即是已经形成的社会力量对比格局。
人们常说，改革难，中国自古鲜有改革成功者，改革者大多难得善终。更深入审视不难发现，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从无到有制造阶层分化的改革，有的都是对已经形成的利益分化格局的调整。改革之难，更多是难在这种对既得利益的处置上。对此，中国历史并没有提供经典的成功案例，有的主要是失败教训。这或许预示着：传统的政治资源已不能为这种调整提供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要获充足动力，必须另辟蹊径。
在传统政治体制下，调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由于具体政策的制订者、调整措施的执行者大多是上一轮调整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己也是此轮调整需抑制的对象。政策的执行者成了政策抑制的目标，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这是体制内路径的困惑之一。困惑之二是：调整可依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20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物质基础，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大幅增强，可用于转移支付的额度增加。但额度虽有增加，在中央财政中诸如行政费用之类的固定支出已占去大半，剩下的可支配额度仍然有限。除去媒体广泛披露的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跑冒滴漏外，这种财政支持的力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幅度，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经济增长，因此倾向于公平的调整不能以大幅损伤效率作为代价。正因如此，此次六中全会在要求全党将“构建和谐社会置于更突出位置”的同时，再次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轻重缓急排序，不但可能造成具体决策上的难以取舍，更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表面共识下，真正决定社会进程的可能不是中央意图，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各自表述。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不但将限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力度，而且可能模糊和扭曲其利益调整的主线。
当下中国的现状是，主要资源掌握在少数强势群体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类精英由于越来越频繁的利益交换呈相互靠拢、融合之势。由于此轮调整主要将损及他们的利益，如果社会进程仍由他们主导，结局可想而知。
任何利益调整的成功，基本条件是创造一大批获利者，使获利者成为支持调整的动力并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居于优势。此轮调整在逻辑上可导致最广大的获利人群，但此一群体的力量至今仍因社会稳定的需要而被压抑、被分割。如何有利、有节地释放此群体的力量，使之成为抗衡特殊利益集团、支持与推动调整的有生力量；如何在为长期遭压抑与剥夺的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表达渠道与博弈通道的同时，不危及现行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执政者无法回避的难题。不破解此一难题，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流于形式，就将旷日持久。而长期对峙与较量所需支付的成本，对经济增长与政权基础的损害，将是今日中国所难承受。
特殊利益集团阻挠、扭曲调整的方式可以是和风细雨，但执政者要在这种韧性的阻力中贯彻决策，绝不可能只有和风细雨。象陈良宇案式的敲山震虎，预计将越来越多。雨露雷霆，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但即使这样，自上而下的雷霆仍只能凑一时之效，难收必竟之功。仅靠最高领导人的决心，无法撬动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庞大利益同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寻找新的源头活水，必须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行云布雨。
公正是改革本身的要求，“社会公正”已经从民间诉求上升为政府意志的表达。
公正并不要求结果平等，但却要求起点公平、机会平等，并且规则和程序必须合法有序，在一个自治的逻辑体系里一视同仁。它不存在与效率、自由的冲突，恰恰相反，它与后者是和谐统一的。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程序可以防止权力、名气、金钱等异化物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的扭曲，保证整个社会健全和有序。它可以保证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基本制度层面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的利益，并防止强势集团从中掠夺。社会公正还意味着按人的能力获得有差异的报酬的合理性，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怀和补偿的义务。对社会公正的伤害实际上是对一个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平等的经济权力、甚至政治制度的制度、规则、程序的伤害。
在社会公正被伤害的情况下，千千万万个个体的心理会一呼百应。因为公正的机制与伤害公正的对象都来自于社会公共领域，因此超越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争斗而形成一个共同利益的驱动机制使得这种社会心理极富传染性，如果它们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小事件就可以使这种心理能量的发泄转化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危机。
社会政治共同体由所有人组成，这个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应该属于所有组成这一共同体的人们。人们对一个与自己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权利息息相关的制度、规则、程序是否公正非常敏感；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没有任何平等的机会参与生存资源的搏弈以及聪明才智的发挥。人作为社会动物，习惯以他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对照，并以此检验公共的行为规范和背后的价值理念的合理性。如果大家都遵循秩序，并且能使不遵循秩序的人无利可图，那么不遵循秩序的行为就会很少发生。而如果一个人不遵守秩序，并且不受惩罚，那么其他人将群起效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发现他信守的规范遭到破坏，并且破坏者没有受到惩罚，那么这种规范就会受到他的质疑，而一种受伤害的挫折感会使他在不可能使这个破坏者遭到惩罚而再次变得规矩的情况下，在有利可图，甚至仅仅是寻求一种公平的感觉中成为一个新加入的破坏者；这样的一个公共领域将陷入无序。因此，没有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而从公正必须由制度安排和程序保证上看，促进社会公正正是改革在合法性上对自身的一种证明。
当前的社会制度安排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定型完成，社会制度还没有出台，社会结构定型就已经凝固化，结构的刚性压制了制度的弹性。原先政府主导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还没有彻底松动，现在又叠加上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使天然不具备竞争力的农村进入到和城市竞争的大环境之中，其劣势暴露得更明显。
国家的强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除了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可支配财力的提高以外，还包括社会整合能力与政府统筹能力的高低。社会整合能力与政府统筹能力是两股深藏在社会背后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整合能力表现为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其中以人们的安全感指数为重；政府的统筹能力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其中以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为重。政府的统筹能力也是反映政府管理水平以及政党合法性的一个标志。由于社会阶层加速分化，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具体和多样化，政府如果照顾不到这种利益多样化的社会需要，在政策上不能反映人们已经细化的利益要求，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一部分阶层的支持。
由于人们的富裕程度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国家物质财富的增长也不表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的高低，这就需要一个社会整合的过程，将社会的物质力量逐渐整合为精神的力量。
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制定的价值能否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和认可。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具有怎样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也不论执政者如何标榜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方面，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种种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而不同。比如阶层的划分、地位的高低，有人穷，有人富，有人控制着别人的命运，有人被别人控制。这些情况你到哪里都会看到。英国人的逻辑是，让大家都安于这种既定的秩序；美国人的逻辑是：我不想改变整个社会，但渴望改变我自己。而且，正是因为人有高低贵贱的状况不能改变，才更加激发一个人向上爬的欲望。
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地感觉到，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群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些原来生活在下面的人上去了，而原来生活在上面的人却下来了。每一次社会的变革，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变，其实都是促成这种上面和下面之间的转化。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实现“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那当然好，可惜办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一座山或者一栋楼，上面的空间总是有限的，下面的人上去，上面就非得有相应数量的人下来。一个社会也是这样，这种“确定”和“不确定”就不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欲望，而且还导致了普遍的焦虑和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确定”所带来的欲望和焦虑，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社会进步得越快，它的“不确定”也就越多；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不确定”越多，它的进步也就越快。
另一方面，下面的人想上去，上面的人却不愿意下来，这又造成冲突。即使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也会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绝了别人往上爬的路，就如同毁灭了别人的生存希望，都会引发巨大的危机。如果不能获得正常的渠道去改变命运，他们就会寻找不正常的渠道。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的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可能会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竭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所以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和谐社会更是硬道理。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威胁最大最严重的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社会公正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因为这些社会风险会直接引发或者加重失业、群体上访、社会治安恶化等系列问题的出现。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会使原本属于个案化的事件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上升的势头。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待遇有着直接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越是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直接相关。由此可见，这一类社会风险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风险。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会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毁于一旦。
二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期得不到保证。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与日俱增，三农问题、失业问题、拆迁问题、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等等无不考验着中国的当政者。经济发展并没有象人们本来所希望的那样促使中国走向多元社会。利益的确多元了，但各种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整合机制，因而变成了一个极其分化的社会。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分化。中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差异已经高到很危险的程度。任此不和谐的社会继续发展，中国整个社会的细胞将有可能被摧毁，最终导致社会解体。将“和谐社会”的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相当高的战略意义。
但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式的理念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等来实现这个理念。
中国现在的社会贫富差距和政治参与度的差距比当时的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社会的分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状态，不稳定甚至发生社会革命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最近新一波群体事件的发生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允许工人和农民拥有组织的权利，如果继续把他们排斥在整个政治体制之外，没有参与权、没有发言权的话，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政治动力。
从政治上说，要实现和谐社会，关键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它从来没有过的、固定、有效、及时的渠道来影响国家政策，而不能只让官僚阶层、工商阶层、知识阶层等几个强势阶层来影响、主导、垄断国家政策，必须让农民和工人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来参与政治。一个和谐社会，可以实行精英政治，但同时它也必须保障草根民主。正如政府报告所说：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当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诉求渠道，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因为社会冲突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必然是有前兆的，畅通的言路犹如社会的气象台，可以使高层及时、准确地了解民生、民意，通过预警防范措施减少社会冲突的次数和烈度。
社会和谐本质上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于“礼尚往来”，最终达到在情感和利益上亲如一家。
传统的和谐社会隐含的假设是：社会本质上不是矛盾，而是安定团结；社会目标不是实现个人愿望的舞台，而是管制个人欲望的平台；社会规则不是界定个人利益的秩序，而是模糊个人要求的情感关系学。传统的和谐社会，最终是对个人主义的“消融”，是在展示温情、为别人负责的口号和行动中，让整个社会趋于一元化。
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全新的：
一是由于尊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矛盾和冲突是社会的常态。问题的根本不是要泯灭、压制、隐藏冲突，而是以规范的方式鼓励冲突，利用冲突，通过冲突来改善社会的制度设计，达到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平衡和最大化。对个人利益和欲望以文明的方式表达，只要不损害别人，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
二是社会和谐的关键不是压制个体的欲望和欲望表达，而是找到一种解决个体欲望冲突的社会机制，即一套系统的社会正义的程序，包括商业上的公平交易、政治上的公平权利和司法上的公平审判。
三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不是人际上的情感关系学，而是诉求明确的专业分工和职业化。
当今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每一次对传统关系的断裂、对传统角色的分离，都是对传统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痛苦分割。
和谐社会与权力规范
如果将建构和谐社会的重点之一看作是协调利益关系，那么建设一个具有超越性和自主性的政府，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亨廷顿在《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变革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存在各种复杂社会力量的时候，如何使政府能够处在一个超越的位置上。
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的超越性、公共性、自主性和公正性，都是指这个问题，或至少与这个问题有着密切联系。
那么，如何来看待国家？如何来看待政府？过去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关于国家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但是在过去30多年间，这种传统的国家的理论开始逐步被国家自主性理论所代替，这个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其具有自身的自主性；国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它的利益既有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因此，我们需要将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来看待。这样，国家或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自主性或超越性，无论对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快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比较公正的收入分配。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一种状况和它的政府自主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政府的超越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位叫作巴梯斯的学者在研究热带非洲的情况时指出，那些缺少自主性和行政能力的国家，往往会用一种妨碍经济发展的方式发挥作用。他认为，其原因在于，在政治家所需要的短期支持与工业化的长期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得短期的支持，会成为部分强有力社会集团的代表，其制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往往只对这些强势群体有利。另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国家或政府超越于各种社会势力集团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或政府能否制定出一种稳定的、长远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现代化计划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
应当说，政府的自主性和超越性的问题，无论对于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都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我们的起点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并不相同。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资源，在那种情况下，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出现，这些主体各自具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即改变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
我们过去在互相矛盾的两者之间总会说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利益的问题并非如此。他们之间可能是矛盾的，但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比如说股市中的多方和空方，楼市中的卖方和买方，利益无疑是矛盾的，但并没有对错之分。同时，不同利益的主体对自己利益的伸张和追求，只要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合法的基础上也是正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伴随利益分化的社会的发育。对此，人们称之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而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也表明了一种期待。
但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或市民社会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事实上，由于社会是在分化的利益主体的基础上发育出来的，因而，社会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反，社会的不同部分会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比如，资方的社会组织代表着资方的利益，工人的组织则代表着工人的利益（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不同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面前形成政府的超越性、自主性、公正性。尤其是在不同利益主体发育并不均衡的情况下，政府的自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总起来说，在社会发育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削弱。实际上，社会的发育与政府自主性的提高是健康社会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相对发育的社会与相对超越的政府的互动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对这种互动做出制度化安排是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现在之所以要提出政府超越性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开始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新因素。其中的一些因素和问题会妨碍甚至削弱政府的超越性和自主性。比如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导致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行为取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在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甚至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某些政府部门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导致政府定位和职能的走样变形，形成人们所说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部分强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具有更大影响力；政府行为势利化等。
事实上，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与政府超越性的下降有着密切关系，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向强势群体倾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资方一边；对于能够惠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的忽视；社会公正和正义受到损害等。
和谐社会的建构从一个方面来说，代表了重建政府自主性和超越性的努力。和谐社会是一个利益关系相对均衡、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社会。最近各级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当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具体表明了这种努力。但从根本上来说，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政府超越性，是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至少这要表现为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社会中的某些强势群体对国家决策的左右是不同的。社会中强势群体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体现为将这个群体的私利转变为政府政策。而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指作为一种来自人民利益的合力对政府权力的规范。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对决策过程的必要的参与，特别是在这些群体表达其利益要求所需要的制度化通道的构建。
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动力机制提供和传输着社会运动、发展、变化的能源和能量；平衡机制维护和保持着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和平衡。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触及到如何将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结合起来的问题。
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是不存在任何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社会，但一定是重大矛盾能够得到有效化解、各种利益关系比较协调的社会。
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而利益差别则是社会矛盾产生的基础。
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深层意义上说，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收入分配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弱势群体权益受损等问题引发的矛盾随之突出起来。
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越来越明显，各种矛盾必将进一步显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能否得到妥善处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发大局。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深入调查研究，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一个时期以来，之所以在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居民收入连年增加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压力不断加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社会分配关系失衡、机会不均等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推出改革举措时，必须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人民群众共同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增强大局观念和长远意识。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要以其他诸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如果不从全局出发，或只从局部出发看问题、解决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加剧社会利益矛盾。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素质。
努力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在当前这个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保持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研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调整，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全面把握和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在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中解决问题和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处理利益关系，前提是掌握利益，提供利益。而利益只能从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而来，只能从全体人民的劳动创造而来。发展是硬道理，要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紧紧围绕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按照“重大项目拉动、招商引资带动、城镇经济推动”的工作思路，着力提高改革和开放水平，着力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着力加快工业化、产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着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新的形势面前，进一步确定新的发展眼光，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明确新的发展目标，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增强新的发展动力，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好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发展，为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善于把握全局，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的利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瞬息万变的情况，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自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注重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一是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坚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一致，局部利益服从、服务于整体利益。二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不能一概排斥个人利益，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也不能盲目扼杀集体利益，忽视不同利益群体的特殊性，搞一平二调。三是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坚持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着眼长远，着手当前，围绕长远的发展目标和战略部署，抓好当前利益，为长远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四是要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同社会利益的关系，克服片面追求GDP增长和急功近利的思想，防止出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此重彼轻”、“此快彼慢”的失衡状况，统筹兼顾，切实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只有让广大群众得到利益、得到实惠，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要求，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把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坚决杜绝那种搞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去捞取个人功名；搞小团体利益，以损害大局去笼络人心，不顾群众安危冷暖的行径。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一个人的能力再强、水平再高，也总是有限的。只有集思广益，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让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正常途径，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减少工作的失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中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一是要谦虚谨慎。人一旦滋生了傲气，就不可能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最终会因听不进正确的意见而脱离群众、铸成大错。因此，无论是从处理好班子内部关系讲还是从处理好干群关系讲，都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二是要发扬民主。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还要有很强的民主平等、协商共事的意识，遇事和大家多商量，多沟通，经常性地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坚持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不搞个人说了算。三是要心胸宽广。要有一种容人、容事、容话的宽广胸怀，能够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善于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合作共事。“望远方觉风浪小，凌空乃见海波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少一点猜疑之心、嫉妒之心、怨恨之心，多一点理解之心、关怀之心、友爱之心，使大家能够在和谐的环境中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增强处理利益关系的整体合力。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大力倡导正确的利益观，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人追求利益是一种本性，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既要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获取利益的热情，又要引导群众理性对待利益。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努力实现各方利益同步增长，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强广大群众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积极表达诉求、反映问题的同时，对暂时的困难予以充分理解。树立整体长远利益优先、以发展赢得利益等正确的利益观，引导群众理性看待社会利益差异，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顾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在良好的发展环境中追求利益、维护利益、实现利益。
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制度机制创新来推动各项工作。应当承认，我们今天许多方面的利益不协调，根源在于体制改革的滞后，利益关系还必须通过改革的深化来协调理顺。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建立能够激励社会各阶层、群体和成员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形成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要把探索建立健全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与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把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共同的利益上来，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有效的工作，更加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大方县经济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在我国，当阶级矛盾退出其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后，公众的利益关系便开始凸现为社会的主导性政治关系。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化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分化、多元化和异质化，公众的利益意识越来越自觉，组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社会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在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是正常的，但利益关系不能断裂。实践证明，执政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能力的大小，是社会能否保持和谐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
所谓利益，也就是人们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得到的好处。在所有利益中，经济利益具有基础地位。利益问题，在社会政治关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一，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第二，利益是一切社会政治组织及其制度建立的基础；第三，利益是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源泉；第四，利益还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
任何利益，都是特定利益主体的利益。所以，利益关系，主要是指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社会联系，它表现为纵横两个方向。纵向利益关系包括：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不同层次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横向利益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同一层次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是利益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以及它们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差异和对立。
在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从不同的社会关系出发，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从而产生不同的共同利益。所谓共同利益，就是处于同一社会关系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同利益。一般来说，共同利益主要有：集体利益，集团利益，阶层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等等。共同利益具有客观性、独立性、稳定性、相对性和群体性等特征。
当前社会利益矛盾的特点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乃至同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利益关系状况都会不同。我国28年来的改革开放，其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丰富和复杂，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范围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一方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尚未完全打破，分配的合理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现象。尽管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增进了，但是，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损害，引起了这些社会成员的不满，空间范围相当广泛。
二是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在计划经济时期，利益矛盾也存在，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由于受高度集权体制的限制，这种矛盾又多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过度紧张的政治气氛所掩盖。现在，社会利益矛盾己经是公开的、显性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各利益群体的愿望表达越来越强烈，参与面越来越广，对表达渠道的规范化、制度化要求越来越高。
三是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在一些领域趋于紧张。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基本上是通过制度安排，以谈判、对话、协商、契约这样一些平和的形式进行的。当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期，依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的思想意识、体制机制、具体政策、方法手段等还不完善，处理起来效率不高，致使社会利益矛盾在很多地方呈现日趋紧张的状态。
四是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有体制机制、经济条件方面的原因，如地区差距问题、城乡差距问题、行业差距问题；有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引起的干群矛盾；有思想道德方面的原因，如部分人为富不仁、巧取豪夺，根本不考虑他人利益而导致的贫富矛盾，等等。由于当前社会利益矛盾成因的复杂性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些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分出谁对谁错，需要明确深层次原因，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
努力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
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党在关键时期的关键任务。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差别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避免最终导向社会两极分化。一个时期以来，之所以在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居民收入连年增加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压力不断加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社会分配关系失衡、机会不均及其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等。当前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问题，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拆迁中的补偿问题，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职工的合法权益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济发展中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等等，大都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推出改革举措时，必须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增强大局观念和长远意识。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如何把谋全局和谋一域、谋万世和谋一时结合起来，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利益矛盾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要以其他诸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如果不从全局出发，或只从局部出发看问题、解决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按下葫芦起来瓢，加剧社会利益矛盾。处理利益矛盾，还必须避免短期行为，协调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利益矛盾尽管解决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很多。只有着眼于长远来处理当前的各种利益矛盾，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素质。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领导干部有宏观决策的权力。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能否制定出切合实际、符合规律、体现民意的政策，从而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决策素质高低，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地方的领导没有威信，得不到群众拥护，往往起因于劳民伤财、不顾群众利益的胡乱决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则会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深入体察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注重兼顾到各方面利益。可见，各级领导干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民主决策意识，掌握科学决策方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意把握好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必须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必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实践中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努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社会事务管理的决策机制和政策取向上，应找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不同阶层、不同群众的利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进一步健全处理社会利益矛盾的工作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同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推进党领导下的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建设，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提高社会建设能力
刚刚闭幕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表《公报》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有综合性，涉及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突出对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在当前尤显重要。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统筹协调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发展。这就要求坚持正确的利益观，将生产力发展与人民利益的实现统一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人为本，要平等地保护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逐步构建民众参与与自我治理的基本结构；还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完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度。
要整合社会关系，构造和谐的收入分配格局，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整合社会关系，重点是整合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实现各社会利益阶层的关系和谐。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社会公平，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构筑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建立公共部门的合理分配关系，改革和完善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分配制度，规范国有垄断部门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
要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各级政府应主动和善于运用公民社会从事社会管理。一是重点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国家和公民社会都应保护和增进个人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尊重社团组织多样性，思想文化多样性；实施政务公开和公共领域开放；强调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制约国家权力，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二是促进社区建设，完善社区自治功能。促进政府与社区分立，地方政府对社区实行非强制性的工作指导，社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给社区提供足够的财政投入，将社区承担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提供居民公共福利服务支出列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社会矛盾，重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发性、群体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各级政府应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矛盾演变的规律，借鉴国外政府解决矛盾纠纷的做法与经验教训，以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矛盾为重点，建立全过程、多渠道、全方位、法治化与柔性化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危机管理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23.3关于社会稳定和民情预警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稳定并不能压倒一切，比如：稳定不能压倒宪法，不能无视人权，因为稳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稳定只能是尊重宪法和人权下的稳定。
在党仍然是特权党的情况下，尽管它宣布民主开始，仍然是一党专政，而不是民主。如果领导集团拒绝主动清除特权规则，最后结果必定是自己被清除。
老百姓的情绪和意见已经非常重要，稍不留神就出问题。社会必须具有早期预警机制。其目的是对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和风险及时反映，让决策层真正掌握社会中不稳定的相关信息，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征兆，在社会张力爆发前提出预警。
预警机制首先是，社会运行的监测机制，通过监测及时发现警情的征兆，准确把握警情的走向与发展速度；其次，是警报机制，当监测结果显示社会出现警情征兆时，立即向政府或者公众发出警报；第三，是快速反映机制，即及时采取措施，以消除警源，抑制警情。
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是根本不存在的。民意是多元化的，绝大部分民意是和个人生活圈有关，民情监控的综合性、宏观性本身不符合民众的思维方式；而且民情监控根本没有运作机制，无法实行。
经济人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转型社会的巨大震荡，使那些责任心驱动从事高风险行业的人最终将变得不堪重负。越是有责任感，各种社会矛盾就越向你集中过来。
主观期望等与现实落差越大的人们，如果社会的宽容和温情不够，关注不够，反而越容易走上极端报复的道路。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与怨恨的积累和扩散在一定的阶段是并行的。个别怨恨者制造爆炸案件报复社会只是其中一种反应；集体行动是更常见的另一种反应。
我国都市种类多样的怨恨正处于高度积累并且极易爆发成为集体行动的临界水平。这也是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理念等措施的背景之一。
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就产生了利用政治权力发财致富，甚至达到暴富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相对剥夺感”增加，为产生社会骚乱事件“培育”了社会情绪。
一个社会的稳定或者不稳定不能由它所产生的满意程度或者挫折程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特征不仅表现在社会分层上，而且也表现在互相冲突的各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体系上。这样，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在一个社会中握有大权，与人们根据其社会和经济地位来接受属于他们的特权和负担相比，可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说，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中国目前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而这一点，恰恰是执政集团最不愿意承认的，也不会检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而政治权力集团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又决定了政府处理社会危机和抗风险机制的脆弱和欠缺。
在目前阶段，执政者持有的决策理念对于处理社会风险基本上遵循着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专政机关，对民众的利益表达进行压制，用政府权威赋予的暴力和强权手段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二是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强调以民为本，要求既得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行为克制，让出一部分利益予民众，以求一时平安。显而易见，第一种主张强调的是国家机器的作用，是政权既是专政工具和暴力机器这种理论的现代运用；第二种主张虽然承认了民众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认为现存的政治架构可以代表和协调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这两种主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政策就是软硬兼施的现代统治术。虽然这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一定的效力，但最终只能让中国社会积累更多更大的风险。
要真正化解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风险并且实现长治久安，就一定要建立民主的宪政体制，就一定要开放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实行公平和理性的利益博弈。
首先，应当逐步建立体现民主和宪政精神的政治体制，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国家政权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政治的统一性正在发生改变。在以往和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逐渐被地方党政权力的自利主张所消解。
其次，要建立或开放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允许农民、工人和社会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如农会、工会、商会等等。因为目前的工农维权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而社会对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社会的承受限度被突破，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因此，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更需要寻找有效的途径将其纳入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发展轨道，需要在法制的基础上制约可能发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
因势利导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要让工农利益得到组织化的体现，从而将社会安全问题的群体性、突发性、骚乱性事情件引导到一个有序的系统内。在目前的主流意识和地方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从这种认识出发，一切试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把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做的努力当成是对现行政权的挑战，定性为犯罪行为。事实上，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就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让工人和农民有自己的利益组织不仅是他们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工人和农民有能力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可以在的程度上制约处于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对他们的侵权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均势。
铁腕下的稳定无法长久
稳定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动荡的社会不可能有百姓的幸福。可是，所谓铁腕下的稳定，又不同于民主社会的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民主社会，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过日子。这种意愿通常通过选举来表达。可是，并不是说选出来的政府领导，就一定会达到一个稳定社会。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追求不同的激进政治理想，百姓在政治上不成熟，被政治家煽得五五对阵，不同的理念尖锐冲突，相互不可调和，有着你死我活的劲头，那么选举就可能成为斗争的延续，此上彼下只是为王为寇的关系，上去的并不打算包容下来的，下来的也一心想推翻上去的，这样的社会很难稳定。这样的社会最终达成稳定，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甚至流血的过程。直到某一天，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多数人终于对争斗厌倦，开始理解和平稳定对大家有利，懂得以妥协换取双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甘情愿化干戈为玉帛，不再咬定自己的激进理想主义，终于开始好商好量、踏实过日子，从此步入新阶段，才是民主的稳定。一旦进入这样的阶段，大家尝到甜头，真的会这样过下去，时间越长越稳定。许多国家走过这样的道路，从动荡达成稳定。这些已经实现民主稳定的国家，一旦发生分歧，外面看着说，不得了了，竞选双方很激烈，选票票数很接近，国家要分裂，里面的人其实却一点不紧张。经过长期的民主生活，社会已经非常习惯以沟通妥协来协调。双方在核心价值上趋于一致，不一致的只是一些具体做法的差异。这样的稳定是真实的稳定。
而铁腕下的稳定，民众没有发言权。民众的意愿能不能表达、能表达多少，全看铁腕“铁”的程度。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由一个铁腕在规定。由一个领袖来为全体国民作决定，表面上的稳定下面，是内在的不稳定。是大家为着过更好的日子，才选几个人来管理公众事务，把他们叫做政府的，怎么可以本末倒置，出来个“铁腕”，违背大家的意愿，按照个人意志来规范社会、扭曲大家的生活、窒息自由、扼杀人的天性呢？真是一不留神，主人变奴仆，公仆变皇上。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和去世，对社会不会发生什么大影响。从土库曼斯坦总统去世后局面的诡异，就可以知道，铁腕的稳定是暂时而靠不住的。一方面，这不是大家认同的正常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众从来就没有与对立意见如何协调共处的经验。高压一旦撤去，非常社会的弊端会突然显露出来。一旦被驱逐和被压抑的对立政治力量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对话，要比习惯于民主沟通的国家困难得多。我们只能遥祝土库曼人民好运气，能够比较平和地渡过一个转折期。这是必定要发生的转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永远禁止土库曼人看芭蕾舞。
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预想不到的事件，不在乎它的大小，却常常是引发社会矛盾、决定民意走向、推动各种力量重新组合、造成政治格局变化的导火索。于是，利用危机处理、化险为夷，争取主动、为我所用，制肘对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常常是政治舞台上各种人物施展拳脚的基本功。把握的好坏，往往有战场上那种转败为胜、化险为夷或者风云突变、土崩瓦解的功效。
善于把自己的坏事变成好事，把对手的好事变成坏事，是一门政治艺术。
官场斗智的大忌是：暴露意图太早，事先设计谋划不周，因情况掌握不准而把自己的软肋暴露给了对手，结果是没打倒对手反而自己受伤了。
官场争斗，往往是正义斗不过邪恶，有文化的斗不过没文化的，讲道理的斗不过不讲理的。如果在官场分出个“精英”和“乡党”的话，那就是“精英”常常斗不过“乡党”。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文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斗不过那些文盲加科盲但却精通官道的乡党。知识性的干部处事按政策、循规则，而这些政策规矩恰恰是约束官员不轨行为和随意性的。没有文化，脑子里规矩少、框框少，目无法纪的人，他们胆大妄为，在笼络人心和玩弄权术上又灵活自如，却很符合官场传统的运作潜规则，因而他们在官场上常常左右逢源。
著名的“基尼系数”就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不该有的“仇官”心态
“老板虽然有钱，但是在有的官员面前就像‘三陪小姐’——心里极端厌恶反感，为了赚钱还要笑脸相迎……”在二级城市搞房地产开发的小陈这些年虽然赚了点钱，但谈起一些官员的“权力寻租”依然让他感到压抑和愤懑，觉得无处宣泄。
由于私营企业主、个体老板等人群是权力寻租的主要对象，不满官员腐败，但又不得不随顺种种“潜规则”成为他们的复杂心态。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中，容易诱发这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非正常释放。
民营企业家、公司老板普遍表示，当前最痛恨的就是官员搞“权力寻租”，以权力配置市场资源，扭曲了正常市场经济原则，使守法经营的人也不得不接受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他们说，企业为此支付的“隐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以上。
检察机关的调查也表明，商业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工程建设、医药购销领域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并呈现出向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及电信、金融等行业延伸的趋势。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如果任由公权私化，干部深陷利益格局，可能导致“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造成政治和经济两大系统功能发生紊乱，致使地方党委、政府公信力丧失，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并引发群众与政府的尖锐对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畸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大型企业或知名企业家由于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遭遇“吃拿卡要”、“潜规则”的时候相对少一些，一些权力部门对他们往往有所忌惮。但是，中小企业却普遍缺乏与之抗衡的能力：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出局”。这种状况让不少中小老板深恶痛绝。
可以说每一个有审批权、检查权的部门都有一套“潜规则”，都有自己的“专车道”。不知道有多少项目被“埋葬”在这些“潜规则”下，也不知有多少企业被“拖垮”在这些“专车道”上。
“仇官”心理非理性释放的风险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失序或混乱无疑是大小老板们较为担心的局面。但是，如果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遏止，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宣泄中，一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往往会增加社会风险。
随着我国利益关系的调整，作为改革“受益者”的新兴阶层的心态变化会日益复杂。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中产阶层壮大、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各种文化思潮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象，极易产生社会冲突。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何遏制腐败，防止部分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引起各方重视。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我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参政议政，使权力的运行更为公开透明，也许是遏止权力寻租的一个出路”。
“权力致富”焉能不引起“仇富”？
中国是个“权力致富”的社会。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历史上每当到一个朝代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的口号就是：“均贫富”，来聚惑人心，可见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其实贫富差距不光是中国社会才有的现象，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也广为存在，可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偏偏能引起人民暴动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很特别，因为这种富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官富”，是一种“权力富”，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中，谁只要拥有权力，谁只要当上了官，谁就能富。谁的官越大，谁也就越富。过去中国最大的官是皇帝，所以皇帝是中国最大的富翁。刘邦当上了皇帝不就洋洋得意地说：“我弄下的产业比起大哥来哪个大？”这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财富做法，世界上哪一个人能够相比？
权力的本质被来就是一种侵夺式的，是彰显人性之恶的手段，所以它付诸实施必然是强盗式的，是赤裸裸式的掠夺，也是血淋淋的。作为“权力致富”，当然也是靠血腥的手段获取的，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聚天下之财力供一人之享乐，这种过程还不是靠武力强占的吗？还有成吉思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掠夺，很快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富有的人，这样的财富不也是沾满鲜血吗？……像这种权力致富，实际上并不能引起广大人民心服口服的尊崇。因此陈胜吴广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历朝历代为了打破这种权力致富之手，也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也变成了“权力致富”的变质者，但在起始应该是以打破“权力致富”作为号召的。
权力，因它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划分为民主权力和专制权力。民主权力是有限制的权力，是由广大人民，通过一定的社会民主制度把其规范到正常的轨道上，从而彰显一定的人性化，而专制权力是没有限制的极端权力，是绝对权力，一般为独裁者所有，它完全掌握在专制独裁者手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人性本恶，而权力是促使人性发挥最大恶的催化剂，它可以使人的恶性发挥到极限，所以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话，它会贻害无穷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暴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权力的性质既然如此，作为攫取财富的“权力致富”当然也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的权力致富是充满血淋淋的，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也无道德规范，更无法律制裁。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皇帝，许多人出身实际上是穷光蛋，比如朱元璋还不是一个穷要饭的，后来通过奸谋和武力登上了皇位，成为最富裕的人，还有历朝历代的文臣武将还不是通过长官权力来富裕的吗？所以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什么手段能迅速致富，那就是权力。
而现在权力致富在中国更是屡见不鲜，据了解，目前中国在位的高级领导人许多都是富翁，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子女更是富甲一方，其财富远远超过那些辛辛苦苦的企业家。
这种现象当然在民主社会是不会存在的，如果问美国最富有的人，大家绝对不会回答美国总统，而在中国如果问谁是最富有的人，一般有几种回答，一种是国家独裁者，一种是某个私人，但回过头来一看，这些私人的财富也许今年位列第一，明年很可能跌落监狱，比如牟其中，比如刘晓庆等，可见还是权力财富来得实在，基本上谁也打不倒的。最好的回答就是中国最富有的人是江泽民、胡锦涛、邓氏家族等。
权力致富的根本性质是掠夺、压榨、剥削，是靠掠夺别人的财富致富的。因此，权力致富从来不尊重道义，而且贪得无厌。在权力致富普遍的社会里，必然会存在着大量流离失所的穷人。比如清朝时期开始的野蛮圈地，社会上不是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吗？而权力致富的本质也决定了这些穷人是得不到救助的，如果他们会救助穷人，那又为什么要掠夺穷人呢？正是因为权力致富造成了穷人的现状，又怎么指望权力救助呢？这就好比狼咬断了羊的脖子，你还能指望狼能治疗羊吗？所以对于开头的几个例子我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现在中国的权力致富更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比如贪官动辄几亿、数千万，这不是权力置换吗？每次的国企改革，使得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工人下岗，这不是权力致富吗？还有医疗、教育等校部门富得流油，不也是又为这些部门掌握着医疗、教育的权力而致富的吗？还有电信、天然气、石油等部门不是也因为处于垄断地位而实际上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说涨价就涨价，使得财富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吗……
对于强盗，人们是要反抗的，而权力致富说白了也是一种强盗行为，焉能不引起人们的仇恨？也难怪在春秋以前老百姓就喊出了：“硕鼠，硕鼠，毋食我麦”的口号，而每次的人民起义“均贫富”的口号喊出后，总是一呼百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想，既然你们可以掠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掠夺回来呢？
所以，仇富不怪老百姓，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致富是一种非正常的权力致富。在现在的国际大趋势下，对戕害人权的专制权力体制既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么，对于中国社会这种戕人权的权力致富，当然也应是人人得而诛之。
腐败为什么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2004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以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为组长的国内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提出，2010年为中国危机多发期，腐败可能成为危机导火索。那么，课题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在所有关于腐败问题的报告、报道和论文中，在指出腐败愈演愈烈、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同时，通常都要在一个转折词之后来一句：“当然，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的确，腐败分子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只占极少数，他们的存在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和地位，不可能影响党带领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但是，应当看到，即使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也是危险的。
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评议“大跃进”运动时曾经说过，“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好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因为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这个比喻被中国人用了许多年，十分著名。在中国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说的是一个指头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那九个才能决定。作为极少数的“一个指头”当然不能决定事物当下的性质，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一个指头”通常指的是两种类型的东西。一是“新生事物”。不用说，这个道理我们早已经很熟悉了：虽然某种革命力量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十来个聪明人”（列宁语），但它很可能是撼动地球的杠杆。二是事物内部因异化、蜕变、落后等原因而产生的消极因素。这样的事物从理论上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性质，却也常常是不可轻视的力量。
不需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等不到某种消极因素超过“一个指头”的时候就开始叫唤，说整个事物已经具有“一根指头”的性质了。比如说，在某某城市，一个月里连续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案件，虽然这连半个指头都不到，但许多老百姓还是人心惶惶，安全感大大下降了。一个人常常只因为做了一件坏事，曾经做过100件好事的历史就会被遗忘，而被一棍子打死。在一些国家，一个官员只要犯一个错误就可能被迫辞职下台。
评书艺术家袁阔成有一次表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按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很少但却到处都有，而且分布还很均匀，让人觉得好像满天下都是坏人。”这话说得挺有意思，似乎还真是恰如其分。实际上，均匀地分布着的坏人加在一起没几个，也不一定有“一个指头”那么多，要是真的达到“一个指头”，即10％，比如说，中国13亿人口，有1.3亿是坏人，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多么恐怖！
可见，即使是消极因素，“一个指头”的力量也很强大，虽然它是极少数，但对人们认识事物的性质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影响力常常会超过那“九个指头”——或许人们明明知道有九个指头在，但就是要高估一个指头的力量。实际上，在普通人的感觉、感知和认识中，事物的性质发生质变时的量是很小的，离实际上真正界定质变的那个度很可能是非常远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规律？
公众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常常是非常挑剔、很不“实事求是”的。他们在对事物定性的时候很少具有作深入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的耐心，常常是十分武断的。比如对待一只桃子，过去人们由于生存状况所限不那么讲究，即使烂了一半，许多人还会把看上去是好的部分吃了；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许多人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腐败，就认为它是一只烂桃子，当垃圾扔掉。因此即使公众是不实事求是的，我们常常也只能跟着他们走；不管他们这种思维方法够不够“规律”的级别，恐怕就得受到尊重。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吃桃子的，但实际上我们也常常卖桃子，有些人还是专业户。当我们面对买桃人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信，买桃人是绝不会买烂桃子的。一旦我们的筐里出现了烂桃子，他们必然强烈指责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珍视这种指责，让它促使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防微杜渐、谨慎从事。如果我们头脑还很清醒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即使离发生质变的那个“度”还很遥远，我们也必须积极做好保鲜工作。这就是党中央、中纪委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的原因。
23.4关于弱势群体问题
弱势群体是丧失感是全方位的，他们的被剥夺感白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机会、政治权利等多方面。
社会风险最易在社会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专家认为，国民待遇的白平等，弱势群体的生活贫困，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排斥等现象，都使得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
所谓“弱势群体”首先不是在物质上的“弱势”，而是在精神上的“弱势”，例如没有话语权——有话不能、不敢说出口，说了也没人理会。
弱者问题根本不会成为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化”的问题：客观上是问题，在媒体、在学术界、在决策者头脑中却不是问题，要成为这些人头脑中的问题，必须经过“问题化”的过程。但是，强者把持了“问题化”的权力，只让自己的问题成为问题，而弱者和低层人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在“问题化”这个环节上，弱者就被剥夺了，这种剥夺比直接的剥夺还要隐蔽，让弱者意识不到被剥夺了，让被剥夺者心安理得——这是更深层的不公正。
为弱者服务的机构，弱者却没有权力制约这些机构，而眼下这些机构往往都是强者和有钱人，有话语权的人所操纵。政府本身是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从来做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雪中送炭。
弱者仅能在虚拟空间诉说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急剧推进，利益分化和资源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暴富阶层。据统计，这些强势利益群体只占中国社会总人口的16．4％，而他们拥有的资源总量却占社会资源总量的80％以上。但是，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一个由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者所构成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城市中失业者成为令人关注的群体，改革前这个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位置，现在成为社会的底层。这些人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工作，职业封闭，阅读量少，文化水平低，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也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目前的失业下岗者，事实上是社会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作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要。
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以及底层社会的形成表明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
这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开始。不能仅让弱者在虚拟空间控诉补偿的不平等，而应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怀必须制度化。我们必须明白，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感受到“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最适宜的制度”。如果仅仅以远期的预期收益的承诺，来表达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和关怀，这对于急需要利益补偿的民众来说，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福利养懒汉与权力养懒汉谁可怕
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郑功成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能以“养懒汉”否定社保功能，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福利病至少在30年内均是一个伪靶子，但它确实会误导人们甚至影响政治决策。社会保障领域应该遵循这样一条文明原则：宁愿养一个懒汉或者少数懒汉，也不能让多数人因缺乏社会保障而陷入生存恐惧之中。他说自己到过不少福利国家，不仅没有看到病态，反而都是健康、有序、和谐、文明的。(11月6日《人民日报》)
显然，郑教授这番话是有所针砭的，近来社会确实流行一种“福利养懒汉”的认识。一方面是有些地方政府以此为由削减、延缓甚至挤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或者以此为由给享受低保者设置很多严苛限制，规定打麻将、买电脑、超生者不得享受低保；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也论证“福利制度会养懒汉伤害社会效率，所以中国不能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这种认识背景下，郑教授“宁养少数懒汉也不让多数人因缺乏保障而陷于生存恐惧”的原则格外让人振聋发聩。
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许多人“未免除生存恐惧”的时代，需要的是“增强营养”而非“避免营养过剩”；而且，我们的福利水平还远未达到“诱人当懒汉”的程度，不少地方连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都做不到，几个人会没出息到因那点低保金而“不劳而获”；最重要的是，即使因保障而出现几个懒汉，那也是一个文明社会为公平分配利益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那种懒汉是源于人性劣根而非制度弊病，不能因为臆想中几个莫须有的懒汉而让多数人陷入物质匮乏的生存恐惧中。何况郑教授说了，即使那些“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也没有看到福利病态。
实际上，对一个社会效率与公平最大的伤害，并非源于弱者为享受一点保障福利而吃白食当懒汉，从而影响社会道德风气和创富热情；而是源于强者利用权力资源去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利用权力资本去掠夺劳动者和消费者剩余吃白食当懒汉，从而扭曲社会的资源流向、耗散公众的创富热情和降低社会的效率。很显然，一个弱者满足于一点福利保障而宁作懒汉，这不会引起社会的效仿，因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应高于那点保障福利，对这样的弱者懒汉，人们更多只会报以鄙视；而强者利用权力资源在高工资高福利中吃白食当懒汉就不一样了，当人们发现一个人可以通过依附权力而享受到这么高的福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减少创造财富的、提高效率的活动，相反去增加掠夺和寻租的活动，争相远离创富领域而流向分享财富的领域，争相依附权力当“权力懒汉”。
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没听过有几个依附于社会保障制度吃救济的懒汉，倒看到许多依附于垄断体制享受着垄断高利润和高福利的懒汉；没见过几个人因看到弱者享受点儿福利而想当懒汉，倒看到不少人因看到垄断高福利争相涌向垄断领域———媒体曾报道过一个公路收费员岗位千余大学生争抢的新闻，某个热门公务员岗位万余人争抢的新闻也屡见报端。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正发生的是“权力福利养懒汉”，而不是“保障福利养懒汉”，为什么权力精英们一直在呼吁警惕“保障养懒汉”，而不是治理垄断养懒汉、权力养懒汉呢？这一切可能源于强势者的话语霸权吧，许多监管的矛头从来都只指向弱者而不是强者。
近来，越来越多的上访者在绝望时选择自杀的方式进行抗议。从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上自杀，从大街上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发展到在天安门前自杀；由个体自杀发展到向群体自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个人权益，有其深层次的合理根源。不到被逼得走投无路谁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在“不死人不足以引起重视”的权利救济逻辑下，是某些人不得已的选择。
“自杀维权”现象固然影响到了社会秩序，但如果我们以公民的立场反思，就会发现，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时，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是多么严重，另一方面说明管用的权益救济渠道越来越少。
执政者不可能没有恐惧之心，关键要看害怕的是什么，表现如何。有一种恐惧叫做“居安思危”，害怕政治不清明、言路不畅通、百姓生活不安康、如履薄冰；有一种恐惧叫做“色厉内荏”，害怕权位不稳固、富贵不长久、百姓“不听话”动辄采取高压手段，钳制舆论，鱼肉百姓。慈禧太后有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现在的官员则说：“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于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也没有什么做不出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的无所畏惧，恰恰暴露了内心的极度恐惧。到了这时候，执政者的政治生命离结束也就不远了。
孟子说：通向不朽的道路有三条：一是立功、二是立德、三是立言。
做人是一门艺术。一门综合艺术，一门如何把钱、语言、笑容、眼泪以及身体等等各项功能发挥到极佳的艺术；一门把别人对你的热情调动到最高最大为你所用的艺术。
很多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或者是只能说手心，不能说手背。
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一个虽然简单却让众人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明白的道理，那就是——甘心。
写匿名信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正义感但是胆小，揭露事实缩头藏脚；另一类有私欲有阴谋，捕风捉影臭你，搞乱一方浑水摸鱼。
越是不认真对待匿名举报，举报人就越不敢署名，这是恶性循环。
把匿名信交给当事人看，是笼络人心的办法中最高明的一招。
写匿名信的是软弱的抵制和无奈的抗争行为。
一个受到攻击的官员，最可怕的是真实，而不是谣言。虽然谣言一时也可以扰乱视听，让人瞎起哄，所谓无风不起浪之类，但终究不构成实质性的伤害。
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如何对待错误。
对于一个人的进退，自制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许多聪明能干的人就栽在自制力的缺乏上。可以说，人与人的角逐，常常是自制力的角逐。
官场上的人常说，政治是无道德的，为了一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在不规范的特定历史时期，道德只是一个用来规范社会、规范百姓的工具，完全循规蹈矩的人，注定是一个庸人。
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强者社会，这个社会从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中国人讲的“城府”，是指含而不露、谋略在胸，出手在后。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城府深”是认为这个人有控制别人的能力，腹内有春秋，深藏不露，后发制人等意思，这种人甚至一言九鼎；而诚实坦率却往往被当作“不成熟”的别称。所以，“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成了千古箴言，“城府深”成了赞美之词。推心置腹的深谈常常是导致误会的祸根，祸从口出，人防口祸，不敢相信任何人，不敢多说一句话；越是口口声声说“肝胆相照”、“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人，越不敢相信。
不要信任不相信别人的人。
某些人信奉的是：一个臭皮匠，弄死三个诸葛亮。
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混得长久，你就不能太贪。你要是做人没有一个过得硬的原则，迟早会在贪字上摔倒。
贪财的人付出的是担惊受怕的心机；贪色的人付出的是廉价的感情和昂贵的金钱；贪官的人付出的是做人的尊严和准则；廉洁的人付出的是必须遭受世人的冷落和同事的白眼。
在官场中，不能只按常人的思维，要学会逆向思维；比如：你看到两个人表面上亲热，千万不要认为两人的关系一定就很好，很可能两人就是对手。官场上有些事情是做给别人看的，也许话是说给别人听的。
权力这东西令男人着迷，智昏、甚至走火入魔。官场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人会身不由己的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夫妻背叛、父子反目、朋友相互出卖等等。
特殊时代造就特殊人物。不按常规执政套路出牌的官员，信奉的是“治乱用重典”的政治强权。
朴实就是死板，老实就是愚蠢，谦虚就是无能，圆滑就是成熟，虚伪就是老成。
老实人吃亏，老实人就会变得不老实起来；不老实吃亏，不老实的人就会变得老实起来。
真理多跨一步是谬论，真理早跨一步也是谬论，真理偏跨一步还是谬论。
投靠是背叛的开始，既然是投靠，就不存在人格，仅仅是为了利益，那么，谁今天为了利益而投靠，明天他照样可以为了利益而背叛。
能被收买的东西，同样也能被出卖。
矛盾和危机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个永恒的法则始终伴随和困扰在已经十分疲劳的中国人。有些事情你越是感到有希望，失望的可能性要会越大。
想在复杂的局势中站稳脚跟，就要把握一个原则：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能得罪一个小人。
要经常警觉危机的到来，并给以迅速而果断的反击。
现实生活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往上层走，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真实的面孔就越加模糊。这个世界就是半张脸组成的世界，谁都不可能让你看清他真实的全部；如果全部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也许就要重新安排了。
在官场上，一旦失去了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上级的信任，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危机。
政界走得通的人，眼睛都是朝上而不是朝下的。
从政的人是要远离浪漫的，口头上总说张扬个性，其实随时随地都在抑制和扼杀个性。
政治人物不宜执拗，执拗很容易走上极端，走进死胡同。如果意识到自己错了，就应当及时回头，不要由于好面子而固执己见。常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政治人物，尤其是领导人物，应该有豁达的气量，宽广的胸怀，这样才会有广阔的视野，否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性格耿直是为官的大忌。
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一个政治领导人物，拒绝一切不同意见，将一切不同意见视为“流俗”，这是一种什么性质，会导致一种什么后果，中国人已经一再领教过了。政治人物应当有所畏惧，即尊重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尊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应当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如果一个政治人物真的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对国家和百姓而言，才是真正值得畏惧的。
当了领导，就必然赋有了诸多政治体面，在以集团为单位的群体中，他是最荣耀的人。所以对领导最重要的处理，就是取消这种荣耀——撤职；对领导的最高奖励就是增加这种荣耀——提拔。所以，撤职成了官场中最具有震慑力的关键，撤去的不仅仅是乌纱帽，而是取消了政治体面和相关利益。
欲望是潜在心底的毒蛇，在它冻僵的时候，它不会伤害你；但当它苏醒时，它就会发出毒素。欲望是荡舟的风帆，凭借风帆驾驶船只，可以行程千里而不停止，但是放纵风帆而收不住，一定会有翻船的灾难。
有一句名言：我能抵挡一切，除了诱惑。为什么诱惑让人如此害怕？因为诱惑让人起欲望，欲望让人有非分之想，让人越轨，让人出丑。整个世界充满了诱惑，诱惑再多，欲望还是嫌不够。这是一个欲望的时代：社会千方百计鼓励欲望，物质占有欲和购物欲。“大众购物意向”成为经济健康的主要指标，“消费潜力”成为中国吸引世界投资的主要诱惑。
全球化经济的定义，就是永远在制造欲望，迫使人们不断地追逐欲望。因此，多余的不是欲望，而是欲望的欲望，是对欲望的需要，泛滥成灾的是诱惑。充斥社会的欲望符号让人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就是耻辱，就是落伍。只要有欲望，哪怕服药也行。
对于一个人的进退，自制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许多聪明能干的人常常就栽在自制力的缺乏上。可以说，人与人的角逐，常常是自制力的角逐。
常言道：“官场如战场，伴君如伴虎。”人在官场，虽然风浪险恶，危机四伏，但只要看准其中的“道”，就能如履平地。尤其是对上司，你只要投其所好，就没有什么风险了。你看马戏团的训虎员，每天与老虎打交道，他没有危险的原因，就在于摸透了老虎的脾气。弄清了这个道理，你就体会到了“狐假虎威”的滋味。
自卑感的产生是一种相互比较下的心理失衡的结果。人一旦发现这种失衡，就千方百计去寻求弥补，更加渴望和追求优越感。这种心理被美国心理学家称为弥补型心理，这种心理最容易导致贪权。
清醒有清醒的悲哀，糊涂有糊涂的快乐。清醒是只看见陷阱而找不着出路，把出路也当成了陷阱，故而只剩下悲哀；而糊涂则把陷阱也当成了微笑，在微笑中掉进了陷阱，是一种很危险的快乐。
人是十分容易屈服于罪恶和情欲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被限制，而在拥有权力时更是如此；那些在缺少权力时活得很谦恭的人，一旦拥有了权力，感到再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暴行时，往往也能表现得象魔鬼一样凶残。所以，制度是约束，更是一种保护；它约束的是你的私欲，保护的是你的生存权力。
最难战胜的敌人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是朋友，最防不胜防的敌人是欲望，最迷惑人的敌人是感情。
23.5关于君子与小人
大多数人装君子或者装小人，无非是在图谋较高的利润回报。在今天，小人的身份几乎是反叛伪道学的无形勋章。
苏辙阐发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是因为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皇帝为了坐稳宝座，消弭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朝廷上下往往充满猜疑、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皇帝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于是，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有之。功臣们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轻者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身陷囹圄，诛灭九族。
身处权力顶峰的皇帝，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奉承，让他充分感受到君临天下的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皇帝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看准机会，投其所好，从事政治投机，骗取皇帝信任。君子如果万一惹了小人，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数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捞大钱，或当大官，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有会做人，就等于有了一切，否则你的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再是君子了。这就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讲道义讲原则，小人则只讲功利。
在今天，“君子”越来越带有“假清高”、“迂腐”、“虚伪”、“脱离群众”的色彩，连“伪君子”都越来越少了，不少人干脆一上来就毫无遮拦地露出真小人的面目。有一个跻身官场的所谓“亲戚”曾经托我在省里找关系给“疏通关节”，他说：“像我们这个年纪了，还不是想搞两个钱！”我很震惊于他的直率，因为这才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当然，我相信换另外一个场合他的理由肯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利于工作开展”等等。但在我这个所谓的“真人”面前，他说得越直露越无廉耻，便表明他对我越信任越投机。据说官场上真正的“自己人”都是这么开门见山的，那些寻找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理由的人肯定还是游弋在外围的角色。
君子的不受欢迎恰恰表明了在某些环境下小人正大行其道，乃至于像张某这样的正派人不得不给自己披上“小人”的外衣，才能与人和谐共处，共同营造高度一致的“企业文化”。道德上的自我矮化似乎正成为某种流行文化，以至于人们甚至害怕被人视为目不斜视的那种正人君子。
小人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余秋雨在《历史的暗角》中总结了小人行为的八大特征：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见不得权力；小人不怕麻烦；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毛志成这样给小人画像：小人是被个人主义侵透了灵魂的人，是一贯性的做小动作的人，无利不起早，有利盼天明，说些损人、伤人、诬人的话。干些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事。任何大业都不能在小人得志的环境中办成。
小人与君子斗，小人常常是胜者。因为小人不择手段，十八般正经兵器不会用，专会使用暗器。小人见不得权力又离不开权力，所以不管单位更换了多少一把手，他们都能用各种手段很快贴上去。不断寻求新主子以仰承鼻息。而领导者常常对他们始而警惕，继而无谓，渐而亲近，最后让小人得逞。权势者也知道小人讨厌，但他们往往想利用小人，所以小人就有机可乘。
一般人对小人往往敬而远之，他们了解小人无耻而难缠的特性，总是抱着一种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这样，小人的活动地盘就越来越大。如果对小人都采取这种策略，倒也挺好，让小人无形中孤立起来；可人们还为了各自利益与小人交往，这样就使一个单位变得是非不清，甚至乌烟瘴气。
权势者不正常的需要和普通人对小人的容忍，促成了小人的猖狂。如果权势者没有不正常的心理和不正常的需要，小人就无法投其所好、兜售其奸。如果普通人发现小人就毫不留情予以揭露，使其丑行毕露，小人就不会猖狂。
人在作某种选择时常常是时势使然，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趋利避好派是人的特点之一。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些人做某种选择，并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心中早有打算，只不过等待时机而已。这种人在天性中有一种恶的东西，而且无所顾忌。只要对自己有利，朋友可以出卖，良心可以不要，他们的原则是永占便宜，永不吃亏。
如果每次社会转型都能使这些人得意并且得益，那就容易让人想到机制出了问题。
君子是认真者，往往认死理，才只顾自己的想法，而不顾及别人的想法。
一个人太认真，就会被人视为敌手，视为障碍。这种人不会见风使舵，不会看谁的势力大就靠谁，甚至不会为感恩而放弃自己的见解。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自己怎么看。是否与内心的原则冲突、与大局利益冲突，结果惹得对手不高兴，同党也不高兴。这种人永远不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不会揣摩领导心理，只为一些大原则牺牲。
想在复杂的局势中站稳脚跟，就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能得罪一个小人。
为什么君子斗不过小人
是啊，君子斗不过小人。之所以斗不过，是因为君子讲道义，小人讲势利；君子爱讲正理，小人总说歪理；君子言行一致，小人阳奉阴违；君子追求和谐，小人存心捣乱；君子严责自己，小人暗算他人；君子总在明处，小人常在暗处；君子不记人过，小人与人交恶；君子唯理是求，小人拉帮结派；君子顾全大局，小人只顾已私；君子顾及脸面,小人不计影响；君子老实做事，小人弄虚做假；君子襟怀坦荡，小人鼠肚鸡肠。君子适可而止，小人揪住不放。君子温和如三春暖风，小人阴险如冬日严霜。有这样的对比，君子何能战胜小人！
斗不过，也只能在受骗蒙冤时感叹有假，在受欺侮时忍气吞声，在遭污陷时有口难辩，在受攻击时头痛上火。因为，论争斗，你没他狠；论争辩，你没他滑；论势力，你没他大；论关系，你没他广；论靠山，你没他多；论狡诈，你没他会。这么些“没有“，你何以斗得过他？你没见，他能把方的说成圆的，把圆的说成方的；他说一万句假话一点也不脸红；他只有势利却装出一幅代表真理的样子，他有意损你，气你，你怎么能奈何得了他？
君子小人之分，是在道德方面。君子是具贤德之人，代表正义，代表美好，代表秩序，代表和谐。小人则是性恶之人，代表邪恶，代表丑陋，代表混乱，代表破坏。君子与小人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任何社会都存在，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彼此的消长不同，所受的对待不同，因此产生的社会风气也不同。
在风俗淳正的时候，君子受重视，小人被不齿；君子行其道，小人躲一边；君子受尊敬，小人遭唾弃；君子受重用，小人受轻蔑；而在风气不正的时候，则刚好相反，小人神气，君子憋气；小人飞黄腾达，君子怀才不遇；小人使奸弄巧，君子饱受迫害。尤其是在一些关键位置，君子多了，风气就好。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小人多了，风气就差，高逑一人弄权，多少英雄远走。
如此说来，一般君子，也只能洁身自好，亲贤达而远小人，宁静淡泊，远争斗以避祸。至于将小人斗下去，那需要等待时机，待健康力量足以横扫小人势力时才行。尤其是扭转大的风气，则需要有大君子出现才行，这样的大君子，就是圣贤了。不过，小人可以得逞一时，不可得逞一世，正义的力量最终还是可以战胜邪恶的，尽管这往往要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这也正是君子理想不灭的原因所在。
在政界，一个人出点事情，就象一个人在马路上摔倒一样；摔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正好来了一辆车；而在政界，可能就是很多辆车从你身上压过去。
现在的社会，你是一个不清白的人，人家觉得很正常；你真正清白了，人家反而认为你不正常。为什么做一个清白的人比做一个不清白的人还要难？
本来生活中有好多词语的内容很明确，有特定的含义，但只要与官场或者政治一沾边，内涵就丰富了。成熟，有人指的是有见解；有人指的是果断；有人指的是善于驾御复杂的局面；还有人指的是处世圆滑。
君子斗不过小人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古今中外政敌之间总是水火不容的，不失时机地抨击对方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交锋方式。这里面没有迁就和妥协，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软弱无能。官场做人是一种最大的修炼。
一个政治家的成功经验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但一个政治家的失败教训却是人人都可以汲取的。研究在仕途上失败的人，比研究成功的政治家更有价值。从别人身上汲取经验教训，变成自己的人生财富，这是一条捷径，可以避免自己走一些人走过的弯路。天下当官的人，他们所犯的错误都是大同小异的，既然错误可以归纳，那就是可以避免的。他们的血和泪，他们的挫折和失败，就是最好的标本。重复别人犯过的错误，这是仕途最大的失败。
政治家从政治和全局上考虑问题，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因为政治需要，他们会冷酷无情、铁面无私，甚至会采取一些卑鄙的做法。但因为政治需要，他们有时又会妥协，甚至委曲求全.
成功的人需要具备三种种素质：有肚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情；有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情。
世界上有两难：一是改变别人，二是改变自己。既然改变别人难，那就先从改变自己做起。
说话三原则：一是力图说真话；二是不能说真话时，则应该保持沉默；三是无法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该伤害他人。
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纵向靠继承，横向靠借鉴。
最容易发生腐败的环节，是最能考验一个干部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耐人寻味的。在各色人中，党政机关干部又是最耐人寻味的。
以“利益”来网结关系是官场公务人员的特色之一；谋取利益是“网结”的终极目的；而人际关系“网络”中，所有“勾结”都意味着冲突，冲突的“升级版”就是憎恨，憎恨的“升级版”就是你死我活。当人际关系发展到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时候，报酬的极至就是死亡。
如果虚伪还是名利场上防守的武器，奸诈就是权力场上用以获取人头的短剑；如果虚伪尚局限在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的领域，奸诈的目标就要远大的多，它主动出击，煽风点火、指鹿为马，重新洗牌；虚伪有可能是出于某种不得已，奸诈则完全不是，奸诈是要无端杀出一条血路。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是世界历史和政治游戏中的铁律。
打“小报告”与“穿小鞋”初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仔细推敲，却是一对孪生姐妹。“小报告”因为“小”，是摆不上着面的，而且是“小人”所为；如果没有“小报告”，领导如何给人“穿小鞋”？如果领导有肚量，从不给人“穿小鞋”，那么打“小报告”的人要就无法生存了。为官者必须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拍马屁的人，是为了骑马；拍你的马屁，是为了骑你。”打“小报告”者，拍了你，骑了你；又通过你，达到了自己报复别人、整治别人的目的，而对你却没有好处。
人生在世，敢于斗争凭的是胆略，善于斗争靠的是智慧，只有把胆略和智慧结合起来才是生活的强者。
官场如战场，只不过官场上更多是拼心力，勾心斗角比刺刀见红更加惊心动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政府，有些官员不会拼命工作，只会拼命腐败，有的已经疯狂到了要钱不要命的程度。也许有不腐败的官员，但绝对没有不喝酒的官员，喝酒是官员的基本功；身在官场不喝酒，不是有病就是异类，迟早要被孤立和淘汰。身在官场，暗地里拼的是手段，可场面上拼命的是酒量，而拼酒量，拼命的是肝脏和胃，归根到底，拼的是身家性命。
对一些人来说，商场是战场，情场是钱场，命运是赌场，人生是游乐场。
工作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必须掌握好许多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十分微妙的平衡策略和作出许多有悖法理有违心愿的妥协，否则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工作还没有什么成效，自己就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先倒台。
妥协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符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首先要保存自己的原则。
妥协是政治游戏中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不少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就是不善于运用妥协，应该圆润无碍地运用妥协。
妥协，有时实际上是一种不得不进行的交换，是以退为进的有效策略。
成功政治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熟练地掌握妥协技巧。能成气候的政治家是决不会拿自己的政治命运去作孤注一掷的赌注的。不懂得圆润无碍地运用妥协策略的人，永远成不了政治家。
在当今官场要有所作为，关键是如何掌握平衡，在听话不听话之间，在有意无意之间，在合法不合法之间掌握平衡。也就是通常说的妥协。
在当今社会，没有谁能一手遮天，包打天下，你不考虑左邻右舍，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你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同官场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人们，贪官庸官好对付，只要投其所好，不难掌握。
金钱和美色是攻关的主要法宝。投其所好是攻关的基本策略。
一个人只要有特殊爱好，就不会无隙可乘。有明显不良爱好的人，最容易被拉下水。
人一旦有了弱点和企求，就很容易被人有针对性地下工夫；有些诱惑，人是很难抗拒的。
人的弱点多是由特别的嗜好引起的。有人说，人不可能没有嗜好，人有七情六欲，如果什么爱好都没有，那他的人生绝不会完美，他的人生一定枯燥无味。
人们为钱为权为色，都可能走上迷途，迷途知返时，时光已经流逝。
敏感和喜欢分析问题的习惯如果带到时候中来，所有的人对你都会敬而远之，你会变成一个没有朋友的孤家寡人。每个人都有隐私，每个人都不愿意把自己裸露在他人包括朋友面前。要把自己敏感到的和分析到的东西深深地埋在心底。
任何事情都可以进入商品交换领域，都可以放在商品交换原则下进行衡量。
改革开放到了一定时候，机构改革、经济体制转换，危机感最强烈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五十多岁的人，他们的观念和技能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充满着竞争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相当多的人在这种危机感的逼压下，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后半身作安排。一些有实权的或位高的政府官员，几乎都与几个企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密切关系。
人生有许多事情是不应该弄清楚的，因为一旦弄清楚了，又无法面对无法承受，将会是种灾难性的折磨。
人生经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事情除非你不涉足，一旦迈入，就不可能停下来。
政治和感情都有许多事情千万不能去弄清楚，哪怕仅是一层随手就能捅破的纸，保留着总比捅开好，除非有勇气并有能力去承受。
有人说糊涂是福，太清楚的人活得太累。看来，难得糊涂是人生一种很高的境界。
仕途是脆弱的，不管多么一帆风顺的仕途也禁不起险恶阴谋的打击。
成功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成功者的一切不光彩的手段都将被成功的五彩光环淡化。社会和人们看到的是成功，忘记的是手段。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凡是达到顶峰的人，没有谁的手段是完全干净的。
人生而平等，不平等是人造成的；竞争应该是公平的，不公平也是人造成的。既然由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平等、不可能公平，就没有理由循规蹈矩让无情的岁月消磨自己的生命。至于手段是否卑鄙、是否有悖于社会规范，不应该在考虑之例，关键在于怎样才能达到目的。
怀疑一旦产生就很难消除，每想一次都会加深一分，想得越多越久，就越容易在心中定型，成为纠缠心灵的根源。
对阴谋者以阴谋对待，对卑鄙者千万讲不得仁义道德。特殊的社会环境只能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
不正常才是正常，正常则意味着不正常。
只有经过磨难的人，受过挫折的人，才能日渐成熟；只有在极端不利条件下还坚持斗争并能出奇制胜的人，才能培养出一种特殊的冷静和敏感。
人们往往是以自己受益度来评判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好坏。
不轻易承诺的人，他的承诺才值得形容；不轻易动情的人，他的情才真。
毛主席早就说过，逼上梁山关键在于一个逼字。一无所有、一无所得的人，才会无所顾忌、破釜沉舟。职务越高的人，顾虑会越多，这是个一般规律。
政治人物头上的乌纱帽经不起阴谋家的袭击。何况一个人头上的乌纱帽有时间的限制；而企业家的权力是无限的，除非生命终结。
征服官场“大地震”杨建业
中国是个多地震国家。自20世纪以来，8级或8级以上的地震就有10次。但本文要说的却是另一种地震———政坛地震。
近年，皖北就发生了这样的“地震”。皖北，中国之穷乡僻壤之地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自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立案查处后，其“大震”引发的“余震”就接连不断，竟有18名县委书记相继落马。其贪贿密集程度，世所罕见。其中贪贿“业绩”最为不凡的是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这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一把手”，任职四年，就创下了全县乡镇主要负责人百分之百向他行贿，腐败不留死角的“奇迹”。可谓有党以来，绝无仅有；建国以来，罕有匹敌。
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样，皖北政坛的“地震”也绝不是“孤震”。这不，皖北“震灾”尚未善后，湖南郴州又“地动山摇”：先是2005年6月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使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也被牵出，继而市委书记李大伦2006年5月也中箭落马，近又牵出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等158名官、商。刚刚过去的“碧利斯”热带风暴给郴州人民带来了7.43亿元的损失，然而有论者称，郴州这场官场地震给郴州人民带来的重创并不亚于自然灾害，重建郴州政治生态环境已成燃眉之急。联系到前两年沈阳慕、马案，黑龙江韩桂珍腐败窝案、马德卖官案等等，中国政坛确实已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多震期”。
中国政坛为何多震？可从自然地震的引发机理得到启示。地球内部物质不断运动会产生应力，当应力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地壳某些脆弱地带突然释放能量而造成岩层破裂，进而引发地球表层的振动，这就是自然界的地震。同理，从社会政治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正好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大“板块”冲撞带内，政府也正从原来威权型向未来管理服务型转变，故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乱，并重新组合与配置，加之多元的价值观念并存与相互冲撞，积聚的各种矛盾必在社会体系内产生巨大的应力。此应力若一时无法缓释，必寻求社会某薄弱带突然释放，从而引发社会大地震。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区，就是其中的薄弱带之一。故现时中国之政坛，处于多震期，也就不奇怪了。
不奇怪却并不等于说可以漠然漫应。自然震灾本是天道使然，人们都在积极预防，更何况官场人祸呢？那么，如何防治官场地震？同样可从自然地震的预防得到启示。周总理提出的群专结合确是预防地震的好法子。群即群众，专即专业地震工作者。官场大地震之预防，也有赖于群专结合的严密监督网之建立和预报。事实上，官场大震前也并非无预兆，许多贪官事发之前，已不知有多少群众举报，甚至有流行民谚讥刺之。皖北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的“千万县令”的雅号早就传遍定远的大街小巷。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安仁县当县委书记时，就有民谚：“甲生甲生，民不聊生”。安徽的群众称大贪官王怀忠为“王坏种”，“王三亿”，并有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连王怀忠自己也知道这些绰号，他自我解嘲说“叫我王坏种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震前已有这么明显的预兆了，可仍然大震频仍，一可以说专业监测网还不够严密，二可说上峰对群众举报重视程度不够，以致一些贪官仍然边腐边升，带“病”上岗，终于酿成大灾，可不惕乎！
按理说，自然地震要比人类社会地震更难预防些。特别是我们如今已有许多先进主义和思想的武装，预防政坛地震本应该相对容易些。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却是官场地震比自然地震更为防不胜防，频发不止，总是震得乱七八糟后有关方面才出来收拾残局。我想问：为何如此？
23.6关于势利问题
“势利”新说
“势利”的名声不太好，清高与纯洁之人往往嗤之以鼻，所谓势利小人被人瞧不起。但长年累月在生活里浸泡，尤其是在股海中漂浮数载，突然发现该为“势利”两字正名。的确，势利小人不可做，但对于“势利”中“势”与“利”的关系，却值得品味。在投资中，势与利往往紧密连结，求利者必须先求势，先懂势。
懂得势利并利用势利成就事业者大有人在。蒋介石借的就是孙中山的势；而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说过，“势利，势利，利与势不可分，有势即有利。因之求利者先求势”。这里的“势利”应该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奴颜卑膝与点头哈腰。无论你是否承认，借助别人的资源与帮助，实现自己梦想，可谓是“借势得利”。有时候很多看似难办的事出奇地顺利成功了，与“乘势”而入大有关系。
“势利”更是揭示了欲求利必先求势的道理。何谓之“势”？势，就是如同把一块巨大的圆石头放在高高的山顶上，轻轻一推石头，石头的滚落势头就是“势”。逆“势”而上，逆“势”而为，其结果自然是头破血流。
认清了“势利”的关系，就要顺应，就要尊重它巨大的惯性。在海滩上的冲浪高手都知道如何利用势来让自己飞得更高，而杭州的钱塘潮更能展现“势”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大潮退去，很痛苦。但也是机会，因为沙子随潮水退去，封尘的宝贝也将露出。但是你要有站立在沙滩的资格，不要随着退潮的潮水和泥沙一起被卷去。
“势利”在世界上是不少人的人之常情，更是不少聪明人物的登高发达之长梯。但有一点还是要说，即便是势利，也得要有骨气，要有人品，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想使得自己的力量和财富变大，就要懂得分析趋势，把握趋势，求利先追求势，权当对“势利”的新说。
势利是一种在对待他人时的选择和态度。是整个群体或个体的对于历史和环境考察后的价值选择，它并不一定是出于本人当前利益需要，而大多人是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但其中大多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利益需要的期待。同时，此种利益需要可能是物质的，但大多是虚无的社会病态的虚荣心。
（一）势利心态的历史渊源，势利是与私有制相连的，暂不讨论。
（二）势利心态的现实社会条件。
1.客观条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由于物质资料的有限性，往往单个个体的物质财富和个人精神利益的个体有限性，使他不可能满足对于这两种利益的付出对象的个体数目，这个数目往往是巨大的。因此，付出的过程必然处在选择，这种选择必须能满足自我精神和物质以及现在或将来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取舍过程必然产生势利现象。
2.主观条件。势利基于个体的盲目性，盲目性是虚荣心的根源，虚荣心是势利的直接驱动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势利的利益期望并不可能实现，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这种对于利益的急于求成，想依靠他人走捷径的想法必然是盲目的
同时，势利的社会效应也往往是反面的，因此，对于势利的个体往往也会造成负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势利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的客观社会存在，不会因为对他的否定评价而消失
但是，它会随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建立一种健康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可能的。
势利的“眼”是以“势”和“利”为转移的。这种眼极灵活，随着“势”而转，随着“利”而动，眼不在高，有势则明，眼不在大，有利则亮。 趋势向利，虽说是人生中的一种人格缺陷，但又是一种最容易传染的“流行性感冒”。不势利的人格可贵，但保持特立独行人格的人太少；而有势利场一天，势利眼就不会绝迹。
有人鄙视势利眼，是在下台无势之后；在台上有势之时，他不仅不鄙视势利眼，甚至没有感觉到势利眼的存在。人生中不势利难，能冷对势利更难。
你在台上有职有权有势，许多人对你很势利，你需要拍他就拍，你需要捧他就捧，你需要挠他就挠，把你当神对待，但这时你不说他势利，觉得他很正常，很好。你下了台无职无权无势了，他也不向你巴结讨好了，把你当普通人对待了，一切都完完全全是正常的了，你却认为他是“人走茶凉”，是“势利眼”。这种对“势利”时感觉不到势利，把不势利说成势利，也是一种“势利眼”，而且助长了势利眼。
究竟是“势利”培养了“眼”，还是“眼”培养了“势利”？不享受“势利”之乐的人，一般没有感受“势利”的痛苦。
“势利眼”是一种短视症。这种“眼”只看眼前的势利，全不管以后的发展。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计，忘记了时来运转时过境迁的道理，忘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忘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古训，忘记了人们都鄙夷势利眼，讨厌势利眼，也忘记了“势利眼”最容易遭受上述失去了势利的“势利眼”的报复。
“势利眼”是一种可怜相。“势利眼”热情谦卑的时候，多在做奴才；“势利眼”无情无义的时候，不会有朋友；“势利眼”拍马挨马踢，或“错眼”遇尴尬的时候，连同情的人都没有。比起这种人生的可怜来，遭受“势利眼”的冷漠，简直就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势利眼”是一种人格透支。“势利眼”的人，既缺少“义气”，更谈不上原则；既没有良心，也没有真情；既不得正直的人爱，还遭众人恨；从根本和长远来说，他们既得不到多少利，还落下个坏名声。人生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格损失。
冷对势利，第一位的是自己对人不趋炎附势，更不用“势利眼”待人；也不接受别人的拍马奉承，起码对拍马奉承有一份清醒。不在乎给自己倒不倒茶的人，还在乎茶的热凉吗？
势利的权力
权力的背后站着的是那种对金钱的崇拜，对高级人物像狗一样的尊敬。这是势利的权力。
这种权力最大的害处是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生活环节，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我们每天在痛恨和咒骂自己所遇到的势利权力的同时，自己也经常在行使势利权力。这是对整个社会体系最好的辩证的讽刺。
势利权力背后站着的是社会道德中爱的缺失，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只有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私利。有很多时候我们运用势利权力的时候是出于伪道德本能，也或者是对遭遇的潜意识报复。势利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就好像瘟疫一样散播开来，最终我们的社会道德体系就步入膏肓了。最可怕的是我们很少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反而把它作为十分正常的现象而当作习惯。吃饭有服务员的冷眼，买衣服有店主的冷眼，去机关办事有公务员的冷眼，开家长会有老师的冷眼，去乘公交有司机的冷眼，买房子有房地产商的冷眼。。。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看不起，到处都是咒骂。钱钱钱，有没有钱，没有钱走开。大众心理走入迷失之地。除了钱，大众已经没有了其他的价值评价体系。
如果你有钱，你何必关心别人是不是有钱，你已经有钱了；如果你没有钱，你何必关系别人是不是有钱，反正你没有钱。如果你最终发现别人比你更有钱，你会郁闷，你更应该感觉到耻辱，因为你的价值标准就是钱了。那种有钱带来的所谓虚荣幻觉只是满足你那颗可怜的炫耀欲以及会暴露你内心深处苍白的人生观。一定的金钱是获得良好生活质量的保证，那只是存在于单个家庭内部自我生活的基本需求上面。在人与人的社会公众体系中，我们应该体现出对别人独立生活内容的充分尊重，包括别人的相对物质生活水平。
因为有钱而看不起别人的家伙，最终也会被更有钱的人所瞧不起。
因为比别人有钱而开心的家伙，最终也会因为不如别人有钱而郁闷。
请放弃势利的权力，这是有害的权力。
势利新解
势利的内容是：权势和利益，中心是金钱。
势利的动机是：个人利益。
势利的信仰是：金钱就是上帝。
势利的信条是：有奶就是娘。
势利的理论形态是：拜金主义。
势利的普通版是：趋奉一切比自己有钱有势力者。
势利的豪华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趋奉最有钱有势力者。
势利与否的界限是：“义”。
23.7关于诚信社会问题
建立诚信社会和诚信政府是中国领导提出的伟大目标。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失去信任，既是个人危机，也是社会危机。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信任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十几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有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当代中国都遭受了严重破坏。
制度性不信任，将导致集体无规则。当制度、法律、规则制定得不公正，或者执行不公正成为常态时，对制度的不信任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此时，人们内心遵循、服从的将不在是公开的法律、制度等规则，而是自我内心的律令以及各种通行的潜规则；比如，强者践踏规则，弱者被迫服从规则；明里遵守规则，暗里破坏规则。
制度性不信任通常是导致集体无规则的渊源。当制度性不信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时，人们往往选择忍耐，但当忍无可忍之时，一些人又会将暴力视为解脱的途径。没有合理的官民利益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搏弈机制，社会很可能回到无规则的原始状态。
制度性不信任所导致的集体无规则，不仅在弱者身上广泛发生，也不仅广泛发生于强者与弱者之间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强者与强者之间。“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就是证明。对某些部门和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对权力运行的骄纵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正是这种惯性种下了制度性不信任、集体无规则的种子，并成为点燃社会内耗、社会暴力的炸药包。
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常态。形容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几十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是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的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中国当代社会都遭到严重破坏。信任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
在中国，从假水泥到假钢材、从假烟到假酒、从假药到假种子、从假发票到假学历、从毒瓜子到毒大米、从潲水油到假奶粉、从买官卖官到假意上市到真心圈钱、从假执法到假评估、从假GDP到假政绩、从假爱情到假婚姻。。。。。。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官员到商人、从学者到农民，从精神到物质再到精神的“普假教育”，使做假害人之风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每一个中国人，既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又是道德丧失的推波助澜者。这个群体象一把双刃剑。当太多来自官方腐败的丑恶开始掠夺我们的善良时，加入这个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多，自觉和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终于导致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集体麻木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与践踏。那些监管部门的官员不会忏悔，因为那本来就是整个链条的腐烂，不会有人承认单是自己的这一环无力。
造假的结果是，报复会落到每一个造假的头上，大家的饭碗都要砸。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停止造假。但是团体理性和个人理性在此发生了冲突：每个造假的个体都有理由在最终的报复来临之前，努力捞上最后一把，反正自己不捞别人也要捞。这种个人想法是合理的，于是这个产业就会真的完蛋了。市场机制并不能摆平个人眼前利益和团体长远利益的冲突。
注重政治诚信建设
今天，诚实守信似乎已成稀缺资源，社会交往和经济生活诚信缺失现象令人深为忧虑。但我们可以说，政治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比其他领域的诚信缺失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更加根本的影响。这些年间，有的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数字的行为时有所闻；在有的地方，一些弄虚作假行为已不只是官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级机关的集体决策，不解决问题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多有所见，发生重大事故不如实提供信息，在关系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上不向群众报告实情，采取欺骗手段应对检查和监督，有的甚至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更令人担心的是，没有足够多的人将这些弄虚作假行为放在政治诚信的高度来认识，而只是视为一般的歪风邪气。在讲到诚信建设时，人们甚至很少讲到政治诚信，而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风气和经济行为的诚信。政治领域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公然招摇于市，不仅使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人民眼中丧失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形象，而且使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益形泛滥。可以说，政治诚信建设已经成为社会风气启衰除弊的关键问题。
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民无信不立，同样，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治与行政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它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当他的诚信形象瓦解以后，就难以被他人所认同；一个组织如果诚信形象动摇，就更加不可能得到人们由衷的支持，人们不可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于它，不可能将自己的利益寄望于它。政治不是尔虞我诈，不是欺骗哄瞒，不是相互撒谎，而是通过信任、理解和共识管理众人之事。一个官员、一级组织、一个政府，不维护诚信的政治形象，政治品格就会破产，政治道德就会崩溃，从而政治正当性就会动摇。
政治诚信是政治风气的基础。把政治问题仅仅理解为政治立场、政治路线上的异同应该说是狭隘的。对一个官员和一个政治组织而言，行为不端不能仅仅从“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或一般的“不正之风”来理解，而应该视为政治问题。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公众对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的评价都是政治上的肯定或否定，而所有这些行为不端，都将损害人们对官员和政治组织的政治评价。
良好的政风，必然建立在政治诚信之上；没有政治诚信，就没有良好的政治风气可言。实事求是、不事虚浮，艰苦奋斗、不事奢华，言行一致、不尚空谈，言而有信、不口是心非，行为公正、不偏不倚，任用公道、不政出私门，理政清廉、不贪污受贿，行己有耻、不混淆荣辱……良好的政治风气表现在很多方面，政治诚信可以说是政治行为正当的前提条件。
政治诚信是社会诚信的示范。在一个社会中，政治风气与社会风气、政治诚信与社会诚信，不只是简单的相互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诚信的水平，会反映到政治风气和政治诚信水平中来，但政治风气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政治诚信对社会诚信的影响更加强大。
上行下效是一种普遍起作用的社会行为方式，政治是社会生活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引导着社会发展的趋向，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当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应对上级检查而公然作假的时候，它也将被下级的作假行为所欺骗；当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显示“安全生产”而隐瞒重大死伤事故时，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去效仿，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当一个官员总在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又大享威福、贪腐奢靡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违心说假话；当官员能够弄假升官时，必然让很多人认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官员一面力陈“心底无私”一面奔竞权门，一面讲五湖四海一面树山头搞宗派时，还怎么能要求别人对社会风气的扭转抱有信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政治诚信的问题。提倡诚信的政治人格，建设诚信的政治制度，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诚信才有希望，政风好转才有可能，社会和谐才有基础。
通过政治结构自身的纠正机制和人民的广泛监督，使不诚信的官员受到处理，使不诚信的组织得到改变，是建设政治诚信的基本途径。让政治行为具备基本的道德品质，让公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级组织和官员的政治主张、政治宣告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体现。给公众一个道德的、诚信的政治，社会就会激发出强大的公共精神和负责任的政治态度。
权贵者并不先天具有被谴责的劣势，穷人也不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只要是犯罪，就应该同样接受社会的裁判、良心的谴责。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贪官污吏的伤害是纵深的，而民间的伤害是广泛的；贪官污吏是可数的，而民众的数量是广大的。人性的向恶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彻底丧失以后，法律就变得相当脆弱，纵然死刑再保留一万年，又能吓倒几个人？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有意思的是，再精妙绝伦的慌言也是会遗忘的，只有真相不会被遗忘；因为慌言表达的不是真相，而说慌者往往记得真相，因为只有真相是经历过的；这是真实与慌言的最大区别。因此说慌者要能不露破绽，不仅仅要记得真相，更要记得慌言。说慌者要有很好的记忆力。所谓“信任危机”也意味着人际间慌言多多。在传统的价值体系里，慌言往往是对合理价值的否定，事实上就是对谬误的承认，起码也是纵容。在慌言泛滥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必须将慌言当作真相？在慌言可以被当作真相的时候，绝对价值就可能被连根拔起。这样一来未必就天下大乱了，很可能是天下更太平了，但是我们的智慧和身躯也就要渐渐离开大地了。
社会互信的建立和失去，都是一个长时间、多事件的积累过程。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常常说社会把人给害了，却从不说人把社会给害了。
人的成长要接受四个方面的教育——父母、老师、书本、社会。有趣的是，后者总是与前三者背道而驰。
太平不是安宁，太平更多地表现为压制下的服从状态。
23.8关于道德问题
盗窃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但只偷钱不害命并主动返还其他物品以避免失窃者更大的损失，这好象又是“道德”的。社会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以往那种把人分为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分成好人和坏人的简单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能要求人人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犯罪和各种丑陋现象消灭干净。于是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次道德现象。次道德现象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应当提倡，因为它可以把犯罪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次道德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只能承认或者正视这种社会存在。在现实社会，既然犯罪无法消灭的，我们只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次道德也是一种“道德”。
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一种“看客现象”，这是一种社会病态，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刺耳的“不和谐音”。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幸灾乐祸的态度，拔一毛以利他人而不为，充当“冷血看客”而不知耻的现象，作为一种恶俗风气正侵蚀着社会机体的健康。
看客的基本心态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人生观。；还有精神空虚、百无聊赖、过度寻求感官刺激的“看戏心理”以及“金钱至上”的心态；此外，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心理不够健康等，都可能构成看客的微妙心态。
道德家满世界都是，而满世界都在缺德。
他人的不道德，绝对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不讲知识，道德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所有的不道德，都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
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产生善者的时代，而是一个产生智者的时代。某件事情做与不做，并不取决于是与非的考量，而是取决于利与害的权衡。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他的智商。
对道德行为的逆向鼓励，不仅会暗示道德的严重贬值，而且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滑。
一个人再厉害，他是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一个人智慧和道德水平再高，他也不能超越既有体制的局限而独树一帜。——这就是说，根子在于体制。
道德对于商业的意义在于：做生意不仅要提供丰富的物质，而且对提供精神方面的层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人的不道德，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道德是最昂贵、最坚韧的金属，在金钱面前却不堪一击；金钱稍微一用力，道德就被扭曲成麻花，这是多么可怕的扭曲。
对当下中国很多的问题，很多论者动不动就谈制度建设问题。一切的社会问题，总想到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加强监督等等。好象制度是灵丹妙药，制度一完善，中国就和谐了。
法律法规多了，反倒更多违法的人。人如内心失去道德，他就不怕违法，就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法令越严相应盗贼越多。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如果怀着歪曲之心的人太多，法律有多大作用？并且，当执法的人也在亵渎法律的时候，法律有什么用？
要知道人类社会最初是没有法律的。法律是人创造的。因为一些人不自觉，才有了法律。法制不是灵丹妙药。所有的法律都有漏洞，何况对于“聪明”的中国人，什么样的法律不能绕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独有的中国情况，这是对“制度崇拜”的最好讽刺。况且，法律的执行是需要巨大成本的。
要知道中国当下最缺少的是什么。中国人普遍缺素质，中国人缺“德”。我们需要法制，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和素质做基础，缺少尊重法制的人，法制就会成为摆设。提倡道德，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灌输，不是说教。
政治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先以权力的力量垄断道德，再以道德的名义剥夺权利。
道德行为最讲究动机的纯洁性，就好比一条小溪，一旦源头被污染，下游的溪水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干净的了。雷锋本来是一个道德符号，而道德符号一旦和利益挂钩就必然导致虚伪。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利他主义的，恰恰与利润没有关系。把“雷锋”作为一个品牌管理起来，允许一部分人使用而禁止另外一部分人使用，实际上等于让使用“雷锋”品牌的这部分人垄断了和“雷锋”品牌有关的种种好处，这不是正好和雷锋精神相违背吗？
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他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不堪一击、苍白无力的。
“道德威望”并不等于“执政能力”。如果以为打着“清廉”的旗号就可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借“高道德”之名行“低能力之举”，这种“清官”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在官场上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一点，张居正在官场的发达也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和政治目的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如果真的成了道德完人，在政治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就是证明。
官员的道德能见度能否高一点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这一回的“露点”，还真让公众讶异：因严重违纪，他被“双开”；在“局座”任上，他不仅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而且“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据1月23日新华社)。
邱晓华“道德败坏”，竟至“涉嫌重婚罪”，这大抵是官员情妇现象的“最高表现”，已不仅蔑视道德，而且藐视了法律。“学者型官员”邱晓华在位时，曾要求统计数据“不可政治化、功利化、计划化”，号召全国统计人“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统计信誉”。看来，官员珍视自己的信誉、重视自己的官德，还真难做到“像爱护眼睛一样”。“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说“心正身修”的重要，对于官员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官德事关政治诚信。许多腐败案件中，落马官员都有“共同点”：表面装得很光鲜，其实经济贪婪、生活腐败，做人品格自我粉碎、官德底线自我击穿。而“贪欲”往往先从“欲”上点燃，因为“性之贪”通常不像“钱之贪”那样一起步就犯罪。
道德是内修的世界，羞耻是内向的愤怒。从文化心理看，因为“笑廉不笑贪，笑贫不笑娼”的弥漫，以致羞耻感普遍丧失；而从本质上说，官员情妇现象乃是“权力雄起症”之表现。“官本位显意识”，伴生了“贪本位潜意识”。权力“雄起”，势必“扩张”、输送“利益”，而“利益”是广义的。可别以为那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其实只是“情自权起，一往而性”。而官德问题，大抵是无法以道德说教来解决的；流于道德说教不行，但诉于道德约束却不会没有一点办法，只是过去在官场“宽容与自我宽容”中鲜见付诸行动罢了。
外部对官德的约束，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增进官德能见度。害怕什么，什么就是制约手段；官员包二奶养情妇，还真是怕“露点”的；“点”的披露曝光，就是有效的制约方式。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统卡察夫陷入了性丑闻漩涡，“将暂时停职”，那职位尽管是象征性的，但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以色列人并不藏匿“家丑”，被称为“第一公民”的卡察夫总统，在“定论”之前就被媒体曝光了“拉链门”；否则，仅仅是“内部掌握”，公众还一直以为他“德高望重”呢。可见提高官德“能见度”，是对在位官员德行的有效监督，也是对将任官员的巨大制约，所以说道德约束并非不具备可操作性。
德治先治官，治官需严治。对官员的道德观察、道德监督，是一种预警，是严治的起步。法律约束是外来的，道德约束也不限于自我约束，可以是组织的诫勉、处分及社会监督、曝光。如今中央加强对官员的道德监督，并纳入评议考核范畴，这是好事。有的地方曾出台“不孝者不可为官”的规定，也是有益尝试，如今已非“忠孝不能两全”的年代，对父母的态度，可见官德一二。重要的是，对官德的约束须持之以恒，因为生活贯穿人生每一天，官员生活又太过“丰富多彩”，要求其始终做到“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实在不易，没有外部的预警约束肯定是不够的。
防止官员与大款富豪拉拉扯扯、与道德法律推推搡搡，就离不开“能见度”。不把政府“装进透明的笼子”监管，官员就容易把情妇“拥进黑暗的被窝”暖和。邱晓华的“道德能见度”如果高一点、透明一点，再加上官员任免的“能见度”高一点、透明一点，还会有刚上任没几个月就下台的尴尬吗？
200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有委员提出制定《从政道德法》，引起广泛争议。江西财经大学彭兴庭指出：
某法学家说“道德是无法用法律来进行规范的。”他只讲对了一半。事实上，法律制度本身就属于人类道德规范中的一部分，只是道德的一个子集合而已。杀人，我们都知道它是触犯了刑法，但同时，它也是不符合人性的，是反道德的，谁能说这里刑法没有规范道德呢？此外，在我们的婚姻法中，因为有“外遇”而造成感情破裂离婚的，法律明确规定另一方配偶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这又是一例“道德入法”。道德入不入法，得看这部法律针对的是谁。婚姻法如此规定，是因为夫妻双方有互相尊重和忠诚的义务。同样，这部《从政道德法》如果针对的只是平头百姓，可以是一部没有意义的法律；然而，如果针对的是公务员，就不能一棍子打死了。
权力也有伦理诉求。可以说，自权力产生以来，就存在权力伦理。从古希腊伯里克利斯关于“政治与人”的演说，到中国孟子的关于“仁者爱人”的雄辩，以及今天的“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都是一种权力伦理。伦理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无视政治权力行使中的道德诉求，谈不上成熟的政治思维。
那些被视为是社会关系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巨大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当官，做公务员，也是一门职业，既然是职业，就也有其职业伦理。将这种职业伦理变成制度，以达到法律化，没有任何不妥。如今，新闻记者、医生的职业道德都有法律化的倾向，何况掌握着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
因为信息优势的存在，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专家滥用自己的资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曾经读到一则关于某朝某皇帝的故事。一天，皇帝与大臣闲聊，闻得大臣早餐吃掉几枚鸡蛋，不禁大惊。皇帝对大臣说：一枚鸡蛋一两银子啊，可见你富裕得很！乖巧的大臣心里知道御膳房的贪官狠狠地骗了皇帝，也不敢揭穿事实。
皇帝深居宫闱，不晓市场行情，而御膳主管就成了“专家”，皇帝只能听信这种专家了。而官员相互勾结、结成蒙蔽皇帝的利益共同体机制又强化了御膳主管的专家地位，皇帝被骗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世间许多骗局之所以能成立，道理大抵如此。
经济学家把这种关系叫做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资源的一方如果要欺骗另一方常常会得逞。
通常，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反复进行，道德约束就会起作用，因为交易一方上当一次就不愿意继续交易，或者会选择另外的交易伙伴，这就给另一方一种压力，使另一方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
因为信息优势的存在，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专家滥用自己的资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现在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也有可能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吓唬政府官员，并从中获得好处。而如果他们要夸大事实，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也没有什么简单的道德劝说办法来应对。好在是官员也需约束，有专家警钟长鸣也有某种好处。
中国古人讲“慎独”，讲“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个标准要求人们不论在什么交易条件下都要守住道德底线。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充满着小共同体准则与社会公共道德的冲突，奉行这种高标准道德的人在社会上将举步维艰，这种道德也就难以发扬光大。以德治国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存在。
政治道德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含义：
一是公平、公正。一般来说，公平、公正作为底线的具体表现是政治道德最基本的规范。
二是平等、平治。由于平等、平治作为社会的产物是专属于人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赋予平等以不同的内涵，再加上平等具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研究平等、平治的具体内涵和程度，从而以此为根据建立政治制度、约束政治行为就成为政治道德的主要内容。
三是为政清廉。现代的政治道德理论则不仅要强调政治廉洁、经济廉洁和作风廉洁的重要性，而且要研究使从政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能够抵制不良现象的侵蚀和干扰的措施和方法，以保证权力的干净运行和政治目标的实现。
四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作为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意味着政治与道德的结合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文关怀作为政治道德的规范，要求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满足人的需要，为人服务。
综上所述，公正公平的核心是平等、平治，人权的平等和政治的平等是平治、平等的关键；为政清廉是实现公正和平等的条件，人文关怀则是政治道德的落脚点。
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们没有多少社会交往，而在狭窄的社会交往范围里，有道德规范着、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因而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制度的制约，只有道德的好坏。人们对从政者的政治道德看得很重。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条件，道德的完善有赖于政治的力量。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当一个从政者失掉政治道德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没有道德，他在别人眼里、最后在自己的眼里，渐渐地异化为可怕、胡来的代名词。
政治道德是维系一切正常政治关系的纽带，公权力的道德又是整个政治信用得以建立的基石。纯洁政治道德既需要宏观的社会环境，也需要微观的个人条件。
如果说在政治领域中有所谓道德的话，那就是对上的忠诚，奴才式的忠诚。
从政，归根结底是中国大多数文人谋生的一种手段，就象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买卖一样。但是，中国人赋予从政以太多、太高的理想色彩和道德要求。按照后世儒家的观念，这种道德的核心，便是一个“忠”字，而“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如果要求一个臣属做到这一点，应当有个前提，即最高掌权者的绝对正确和永远正确。而这样的最高掌权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因而这种“忠”的要求是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严格地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所谓的“忠”，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否则中国至今还应当是由黄帝轩辕的子孙后代统治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儒家的创始人认为改朝换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之频繁，更是将这种“忠”的观念击得粉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宣告了“忠”的虚妄，都是“不忠”的胜利。
按照现代人的理念，任何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不具备法律上的合法性。然而，人没法选择历史，正如同人没法选择父母一样，他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生存、生活。如果能够逢上个明君圣主，如果能够赶上个太平盛世，能够如愿以偿地施展其本领，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是他的幸运。
如果由于最高掌权者或者权力集团的失误、错误乃至罪恶，而导致国家败亡，江山易主，作为一个臣属应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将国家比作一个庞大的公司，政治人物，即使是专制社会的政治人物，甚至是高层政治人物，也无非是这家公司的打工者、欢乐者，甚至总经理。可是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却要求，当这家大公司倒闭后，所有在这里领取薪金的人，从打工者到总经理，都应当为公司的倒闭而跳楼。这合理吗？这不只是毫无道理，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记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没有独立，怎么思考？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可怕的群体性“病变”，那就是“集体违章”。这是不容忽视的大面积“精神污染”；“集体违章”而且“不约而同”，是群体性素质滑坡，是社会责任感贬值的征兆。集体违章的惯性、恶性发展，是社会诚信度的名存实亡，是规章、法规、法律的形同虚设，是法不责众的难题。集体违章的尽头就是集体违法。
盲目的集体信仰未必缘于愚昧，但它们的破坏力是相似的；有时，集体信仰甚至比愚昧还要可怕得多。
公共事业的道德井喷——这不是一个无表情的词条组合，它对应着公共事业领域内一幕幕让人心情难以平静的恶行。如湖南的数家福利院倒买婴儿；哈尔滨一老人住院67天竟然花了500多万元；浙江的“活人送殡仪馆”事件等等。这些都暴露出公共事业领域正发生着一场严重的道德井喷。
越依赖道德，越有德性的领域其道德败坏似乎表现得越严重。这是公共事业制度失范下的一种制度性反差。
道德井喷还表现在“集体性的道德放逐”中：如果是一个人，他或多或少还会有某种道德羞耻感，可对于群体就不一样了，群体行为是缺少道德约束的，所以在公共事业群体性道德放逐中，道德会呈现出“无所不用其极”的极端败坏，集体失去羞耻感。这种现象在公共医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子出在权力监督的失范上。公共的内在德性因为缺乏外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人性和群体的丑恶、劣根、晦暗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社会相当一部分凝聚力是通过“公共事业的和谐”印象而建立起来的，道德井喷撕裂社会的共生情怀，从而扩散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社会要有万分的注意力警惕这种道德井喷。
据报道，哈尔滨因为污染造成的停水，省长说“4天以后的第一口水我先喝”。这种形式上流露出的道义自信，恰恰隐藏着危机应对中的法治不自信，公共危机中的“个人担保”本质上是一种人治思想。
信任模式有三种：传统型、个人权威型和法治型。“先喝第一口水”的承诺就属于个人权威型。如果是以法治应对危机，官员就不应该说“第一口水我先喝”，而应该说“如果谁喝水出了问题，我第一个承担责任”，现代政治应该是一种责任政治而非道德政治，“第一个承担责任”背负起的才是完整的危机治理责任，表达的也才是法治的自信——老百姓需要的正是这种自信。
发生哄抢公共财物的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可怕的集体意识：公众似乎已经失去对公物的敬畏。从公众对这起事件的态度看，这种对公物的价值敬畏已经消退——这种消退不是主动的，而是有一些东西在割裂公民的这种价值敬畏。有些什么呢？
首先，当权者对公物的价值贪婪导致公民对公物的价值轻浮。一个社会对公共财物的价值敬畏存在于这样的逻辑当中：先有公共权力爱护公物的道德，再有公民爱护公物的道德。政府是公共性之源，官员是公共财物的当然守护者，如果连“当然守护者”对贪婪地掠夺公共财物，以公权谋私，如何让百姓去爱护公物？当年爱护公物的公民道德为何那么坚定，就是源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不贪污一张纸一支笔”的公权品质。
而如今这种公权品质似乎日益败坏：国有资源大量流失源于公权哄抢，腐败横行源于公权市场化，诸种改革充斥着掠夺公物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公众对公物的敬畏价值，人们不以为“耻”地问：当官的不费力就是多少万多少亿的装进口袋，老百姓弄点算啥？
最后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开的现状割裂了“爱护公物”的价值共识。公众“爱护公物”有这样一个前提，即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社会能分享公共财物；这样公众才能拥有一种“共同的利益感觉”，有了对公物的归属感，才会有爱护公物的责任心。权贵联盟和官私勾结垄断了对公共财物的占有，如此，弱势群体在道义上获得了一种暴力分享公物的诉求。是“公权败坏”和“贫富差距”割裂了社会对公物的价值敬畏。
人没有了廉耻，并不是礼教的坍塌，而是精神被礼教踢出了大门。
不要以为仅有野蛮是暴政，轻率也是暴政的一种。
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精英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精英的道德状况，精英具有强大的道德示范作用；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如果精英缺德，那么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法官贪污枉法、记者收受红包、学者剽窃、明星男盗女娼，那又怎么能够期待平民百姓个个讲究礼义廉耻？如果只有无道之人才能够飞黄腾达，怎么能期待人们见贤思齐？
传媒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在一些媒体上，充斥着对弱者的冷漠和歧视。相反，“成功者”则被捧上了天，但从不过问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实际上，这种逻辑最符合精英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据此推脱对穷人的责任，理直气壮地拒绝救助弱者。。这种舆论环境对弱者却极为不利，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据，而且还通过强化他们的自卑和自责，使他们在物质的不幸之外又更加上心理的不幸。
制度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它削弱了政府内部捍卫正义的行为，那些政府官员拒绝帮助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可能确实会受到上级的训斥甚至惩罚，至少不会因此得到表扬或者提职。
武器是用来杀伤外敌的。在内斗时，不论朋友之间还是种族之间，若以致命武器杀向对方，是违反自然法的伤天害理的愚蠢行为。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自残记录。
同伴间的肝胆相照，却成了集体死亡的陷阱，实在是残酷的讽刺，但好象只有人类的聪明，才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来。都说团结力量大，但面临绝对强悍的敌人时，团结只能造成更大面积的死亡。
好人整好人是悲剧，好人整坏人是喜剧，坏人整好人是惨剧，坏人整坏人是闹剧，不分好人坏人和不知谁整谁是历史剧。
现实中的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时，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
商场有盈亏，官场有沉浮，赌场有输赢，赛场有胜负，情场有悲喜，凡是属于“场”的东西，皆有两极，唯有一种“场”只有一极——刑场。
权力是暂时的，财产是后人的，健康是自己的，关系是重要的，友情是珍贵的。
三十六计不光是作用于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而且以强大的渗透力作用于民间，左右着旧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三十六计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本质性总结，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生动写照。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当下中国仍然处于立宪政治时代，这是近代以来始终没有完成的一项任务。尽管中国有宪法，也有一些现代宪政制度的因素，但却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宪政政体框架；因此，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和平而理性的体制内讨价还价机制，社会利益的分化很容易演变为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面临治理危机。
宪政治理派致力于寻求权利与权力间的平衡：天真的自由主义因为追求个人自由而倾向于否定国家权威，宪政治理派则并不否定国家权力，但又试图限制和约束这种权力。它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接受司法的审查；它要求国家尊重人民的权利，这样的权力不是光写在纸上，而需要由独立的司法机构予以切实保障。
中国现在的危机有社会方面的人口问题、三农问题、公正问题、贫富分化；政治方面的权力扩张和腐败、潜规则对明规则和行政效率的侵蚀、公共权力对私域的侵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等。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表明，条件不成熟的民主化过程容易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和国力大幅衰退；越是规模大国，动荡与衰退愈甚。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政治转型期的混乱不但会导致国势衰落，而且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制造大量难民。
一种决策没有任何争论、任何碰撞，它的可靠性总是难免有些可疑的；何况也许决策从一开始就明摆着潜伏了无穷的风险。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个总是觉得很痛苦的人，往往就是把幸福的底线画得太高的人，期望值过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较大的差距，于是痛苦就降临了。
自由是什么？一定意义上说，自由就是无穷的可能性的敞开。只有无穷的可能性的敞开我们才有丰富的选择空间。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它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意；注意你的性格，它会变成你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