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严家淦戏演加官继任“总统”

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影响中国命运达半个世纪的蒋介石终于“崩殂”。4月6日起，台湾当局进行了历时一月的哀悼。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继任蒋遗缺。

其二，蒋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份，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主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薛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从事。”

国民党中常委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中常会多此一举。蒋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香港《明报月刊》事后刊登署名阮大仁的文章《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作者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问：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委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份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

阮进一步指出：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出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4月28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他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档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严家淦继任“总统”，刚好和越南统一巧合，台湾当局分外悲恸。他们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也在此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更使国民党当局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

一个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前途将会如何？新“总统”能否支撑得起这个残破的局面？

官运亨通严家淦，字静波，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05年生，比蒋经国大5岁。1963年11月1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政部长”严家淦继陈诚组阁。下面是台湾《联合报》在其即将出任“行政院长”时写的经历简介：民国27年（1938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28年（1939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5年之久，至民国34年（1945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34年（1945年〕12月24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35年（1946年）调往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36年（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39年（195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年3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44年（1955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下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

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而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台湾《征信报》也发表本报记者孟庄含文章《严静波先生二、三事》，对严家淦做了下述补充报道：即将就任的行政院长严家淦先生，具有许多迷人的特点与嗜好，这不仅反映在他做人处事的态度上，而且也反映在他日常生活之中。记者因为采访财政部新闻多年，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愿在举国目光都集中在这位新阁揆的大政方针之际，凭记忆所及，报道一下他在治事上与生活上的若干“琐事”；从这些“琐事”中，也许就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能成为行政院长的原因。

严先生富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因其富有民主思想，故能重视舆论。因为他重视舆论，故能重视新闻记者。但是他重视新闻记者，并不是从“请吃饭”着手，而是在采访上，尽量给予方便与合作。

他非常了解作为新闻记者的职责，只要他有时间，从来没有拒绝哪一位新闻同业的访问；只要他能提供的资料，从来没有保留过。要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不厌其详给予答复；为了要使记者对问题的认识能够深入，他会自动地替你找资料，找参考书，而且还要祥加解说。

严先生很少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的话，有时遇到不可以发表的东西，只要他说一声，大家都能遵守“君子协定”。由于彼此尊重，日子久了，互信的观念建立了，双方界限打破，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严先生自己对新闻写作是很内行的，偶而也客串一两次记者的工作。记得有一次他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年会返国。因为飞机抵达较晚，他知道记者在机场已经等候太久，在飞机上将稿子先亲自写好。下来向大家读一遍。文体很合新闻稿格式，而且轻重分明。当时大家都佩服严部长这一手。

严揆律己甚严，生平无大嗜好，惟以摄影读书自娱。他对摄影技术之研究已够到家。而所拍的佳作与纪录短片极多。他常说他的薪给，花在这方面的为数不少。因为对这方面的爱好，有关这方面的书报杂志看得也多，比谁都内行。

有一次大概是中央银行副总裁李斡新由国外买回一架照相机向他请教。

严氏马上告诉他这架照相机的构造、性能、缺点等，历历如数家珍。李副总裁以为他有同样的一架。一问之下，才知道严氏完全是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除了摄影以外，在休假日总是陪家人看看电影，或者短途旅行。严氏公私分得很清。工作时认真工作，在休息时，也不希望别人侵占他的时间。这是他与家人欢聚的时间，有时候全家人周末外出，严揆一时兴起，也会哼唱一曲绍兴戏或家乡小调，轻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他对西洋的音乐也非常爱好，尤其是古典音乐，贝多芬的几首著名的交响曲，他已经听得烂熟了，遇到比较高级一点的音乐会，他一定要陪同严夫人一起去欣赏一下，而且每次都是从头听到尾，很少中途退场。

严氏对于头发油很有研究，他很喜欢收集，据说世界上凡是出产一种比较好一点的头油，他都要设法去买一瓶来，研究一下。这一点或者与他的秃头有关。

这位新阁揆记忆力特强，不论什么人，只要见过一面，他就能叫出他的名字。一件很细小的事，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提起来，他还能说得很清楚。记得一次报社为了双十节增刊请他写一篇文章，他答应了，但是因为出席货币基金会行期在即，实在无法动笔。走之前，记者机场送行，见了面他想起这件事，特别告诉记者说已请谢次长代笔。准时交卷。由此可想见他记事之清晰。

严氏精力的充沛是过于常人的，我们会看到他有时整天在办公室里处理繁琐的公务，也见过他在许多的场合中滔滔不绝发表宏论，常在讲坛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而毫无倦容。他的这种充沛的精力，也许就得力于他在生活上适当的调剂呢？

严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这个家，在严夫人主持下，给他安排了温暖，也给他事业上增添了燃料。

现年56岁的严夫人刘期绳女士，与严先生结婚已经30多年，他（她）

们是远房表兄妹，但少年时并不认识，直到严氏进大学，严夫人进中学的时候，才在亲友的安排下见了面，这一面，也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严夫人虽然一向是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但她却反对奢侈享乐的生活，她常常对人说：“我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给孩子们做做衣服，或者打打毛线衣，这个工作虽然做了几十年，但至今乐此不倦。”

严夫人的个性带有中国旧式女子的色彩，她不喜欢交际应酬，一年360天都是呆在家里，虽然她家里有佣人，但她仍是喜欢东摸摸西摸摸，找出一些事来做。闲，对这位院长夫人来说，好像是一件苦事。

严先生是财经专家，掌管国家财政大权多年，可是在家中，他却没有财政权，因为还有一位严夫人，据她说：“严先生脑中只有公事，家中什么都不管，每月薪水领到以后分文不少全部交给我支配。”

严先生伉俪一向是紧守着中国式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家去做，她也从不拿家庭琐事去烦扰他。也许就是这样，他（她）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

细读上述报道：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爱好广泛，道德优良”，达到完人的标准。当时岛内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我们体谅台湾新闻人员的苦衷，为环境所逼。

陈去严来，新任“行政院长”被新闻界喻为“黑马”。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介石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但“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介石慧眼独钟一个唯唯诺诺的严家淦，不可否认，有私心在作怪。

进入60年代，台湾承继前10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但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介石与艾森豪威尔在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无疑使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脸上添光。

但也有挫折，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处此尴尬境遇，为了巩固“王朝”，蒋介石加紧了传子计划。

登门作揖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华、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这样提到“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香港《新晚报》曾这样报道：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家淦本月（1958年1月），从欧洲取道曼谷到了香港，仅仅停留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就匆匆飞回台北去了。

他这趟上美国还是去年9月间的事。当时他以台湾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首席代表”的身份，带着满腹密圈的“争取美援计划”，跑到了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闭幕后，他又以私人名义去旧金山参加美国《时代》、《生活》杂志和史丹福大学合同举办的国际工业发展会议，然后再折回华盛顿，向美国政府“申请”更多的美援。

在华盛顿的期间，他的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他果然曾经和美国国会支持台湾派的评论员诺兰、周以德这几个人打打交道，和美国主持援外计划的官员们却并没有谈出所以然来。

他所受到的最大打击是：当他还在华盛顿穷打主意的时候，美国国会决定把援助台湾的款项减少了2000万美元。他虽然就这件事情，向美国记者们发了一顿牢骚，但于事无补，也只是说说而已。

看到在美国找不到油水，他便发了一封密电到台北，向俞鸿钧“请示”，并且建议让他去西德试探一下货款的可能性。俞鸿钧本人当然不敢作主，就把他的建议报告蒋介石。

对于美援的削减，蒋介石已经急得手忙足乱，他不管严家淦向西德贷款的办法是否会有结果，还是批准了。为了不要太露痕迹，严家淦用的是“考察欧洲工业”的名义。

他到了西德后，曾经几度要求和阿登纳见面，但后者总是用“工作太忙”的理由拒绝了。他在波恩耗了一些时候，最终见到了西德的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还有副总理欧赫德。

在和这几个人的谈话中，严家淦拐弯抹角地探询了货款的可能。他们来得更妙，说明西德对于发展贸易是有很大兴趣的，至于货款，似乎不是一个“战败国”应该考虑的事情。接着，他们又向严家淦打听台湾到底有什么可资出口的货品。这么一来，这位以“运用美援”为专荣的“主任委员”可就被难住了。他心里完全明白，台湾除掉伸手张口向美国要钱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对外贸易”？

钱借不到，还是得回去报账，于是他只能装出一副笑脸跑回了台北。他在向“中兴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故意强调“美援”的削减是普遍性的，并不是对台湾的特别处理。关于他的西德之行，他也只说到曾和西德负责官员交换发展“中德贸易”的意见；更重要的货款试探，不须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靠“运用美援”起家的严家淦，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算是个深得美国人“赏识和支持”的角色，他是苏州人，出身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台湾“行政院长”俞鸿钧有同学之谊。他刚刚爬上国民党的政治舞台时是靠着陈仪的援引。当初陈仪在福建担任省府主席时，他在陈的手下当财政厅长，抗战胜利后，陈仪到了台湾，他先后干了一个时期交通处长后来又调任财政厅长。

陈仪从台湾调到浙江省当政府主席，他则内调南京，担任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美国人的关系拉得非常好。司徒雷登和“美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的负责人赖晋翰对他都有极好的印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他是和吴国祯、俞大维、孙立人列在一起的。

“国民党政权”搬到了台湾，由于美国人的支持，他当上了“财政部长”。等到美国祯的“台湾省政府主席”下台时，又让他顶上吴国祯的空缺。又过些时候，美国人对于台湾使用“美援”的方式表示不满，于是，一向深得美国人信任的他又调任了“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直干到现在。

和一般国民党官员比较起来，他确实稍微像样些。据他一个老部下说：他的最大癖好是读书和旅行，当他主持“台湾省政府”时，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他都走遍了。而在家里闲着的时候，他一定要看书。

不过他既然喜欢读书和旅行，照理应该有点见识才是。在目前的情势下，他如果想继续靠着“运用美援”，失望的日子很快地就要来临了。

严家淦在台湾省“主席”任内，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去年（1955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耶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台）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拟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

这个故事的含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介石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严家淦在国民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选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

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则正式组阁难于顺利进行。1949年，居正组阁时就开过这样受阻的先例。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又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才轻舟强渡，顺利抵岸。蒋介石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严的缺点，也许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便是“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国民党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蒋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中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圈子，目的为蒋经国的上升，找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

新闻界报道，说蒋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息。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往，“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益见假戏真做之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部”，这位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派蒋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

其次蒋经国本身是“政务委员”，“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长”，和俞在“内阁”中的分量，完全等同，派甲”委员”担任“乙委员”的副手，体制不合，除非先免蒋经国“政务委员”的兼职。

蒋介石是不肯尊重法制精神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蒋经国呢？一踏进台湾“五角大楼”的门槛，先把政见诉说一番，似乎，也没有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

走完过场，蒋经同扶正，那是第二年1月的事。1月13日“总统”明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政务委员、经济部长杨继曾请辞职，均应予照准。此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长政务委员。此令。

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部长，阎振兴为教育部部长，李国鼎为经济部部长，均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内阁改组的曲折，参阅《联合报》的一篇特写，字里行间，趣味横生：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十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洱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恳切的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十年，也该换一位比他年轻一些的人，来接替一下，他告诉严静波说：他的亲家蒋经国将军（按：俞大维的公子为蒋经国的女婿）比他能干得多，他并且说：他推荐蒋经国将军，并不是由于他们是儿女亲家，而是因为国防部需要蒋经国这样能干的人。最后严家淦乃接受了俞大维的辞呈，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俞继续留在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

俞大维这次请辞，并推荐他的副手继任他的职务的消息，经晚报发表后，外间的反应，至为良好，人们相信，能干而且负责的蒋经国将军，由于十几年来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包括他先后在国防部总政治部、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以及国防部副部长任内的辉煌成就，现在主持国防部，实是最理想的人选。

俞大维告诉记者的一段话，有真有假，似真似假，如果纯为了健康，他挂冠的“决心”，早该下了，这位知名的弹道专家，放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且一放“十年”。糟蹋人才，莫过于斯，除非，蒋介石早有打算，作为蒋经国上升的过渡。

俞大维是个聪明人，蒋介石的心意，怎瞒得了他，乐得顺水推舟，严家淦虚伪地“恳切慰留”，慰留功败，以“政务委员”作附带条件。只能说，是戏！戏！西方人永远也弄不懂的东方政治哲学。

事实上，内举不避亲。美国的约翰·肯尼迪，任命乃弟为司法部长，他就没有什么顾忌。阿根延的庇隆，任命庇隆夫人为副总统，菲律宾的马科斯，派太太做大马尼拉市长，从未躲躲藏藏。蒋介石奉行渐进主义，兼受封建传统的束缚，才这样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刘协再生1966年3月，台北进入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节，第四任“总统”选举，因陈诚去世，需要产生新的形式的继承人。

这幕戏，比严家淦“组阁”热闹得多。

向例，国民党中常会先行开锣，确定人事政策。下一步“国大”启幕，选举正副“总统”。

为了确保领导中心，“总统：’候选人是谁，不问可知。至于谁是副手，稍具头脑的人，押严家淦的注，十拿九稳。但既是演戏，必须演得情节逼真。3月6日，蒋介石告诉出席三中全会的党员：党尽一切可能提拨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然后又恳切期望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

投票前夕，蒋又在招待全体“国代”的餐会中称：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80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钮，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免不是一种缺憾。

提拨“新进”，自然要排除元老级的张群、孙科、何应钦等人，专心“党务和军事”，根本是违心之论。

蒋私下曾向张群表示：希望张做“副总统”候选人，张群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选70岁以下的人为宜。

台湾“中央社”扮演道具的角色，发张、孙、何、严等四张照片备用，煞有介事。

蒋介石的锦囊，其实早被人识透了。只是报纸的报道，故弄玄虚，抄在下面，供读者共赏此今世奇观。

由蒋总裁提名在三中全会投票通过的国民党籍第四任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昨天下午6时在复兴岗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询问：他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将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说：在蒋总裁正式宣布提名之前，他本人毫无所悉。以崇法务实，处事周详著称的严家淦所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在昨天下午3时以前，三中全会连选票都还没有准备。当大会开会前，蒋总裁临时邀约张秘书长岳军及中央常务委员，征询提名意见后才决定提名严家淦先生。

严家淦提名以后，蒋主席曾说了两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短处。”这是颇富有哲学意义的话。

投票开始后，严家淦自己投了一张空白票，因为他自己未进入圈选处，即直接向票箱中投入。另外有一张是废票，因此他的得票率应是七十三分之七十二。

中央委员以72票多数票选出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显示了党的真正团结，和党的力量，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另外党内的元老所显示的风度，也是令人欣慰的，特别是张岳军先生，在开票后他很尊重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在晚间聚餐时，他已经把第二个位子让给严家淦。这种尊重制度和职位的风度，固然是岳军先生的泱泱大度，也是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风度。

严家淦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国人颇有清新之感。人们更敬佩蒋总统之“大公无私，用人唯才”和“提拔新人”。因为人们知道严家淦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系。他初到台湾时，仅是省府的交通处长，十多年来，由于他的卓越表现，乃由处长、厅长、部长、主席、而行政院长，这种情形，在过去政坛上，是很少见的。

《联合报》的社论，把提名结果说成“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奠基”，下面是段更有趣的妙文：由上述舆论，这次蒋总统提名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候选人，我们更可以深深体会到其用心的深长，谋国的忠荩。因为这充分显示了唯才唯德、不次擢拔的廓然大公精神，打破传统，栽培下一代的为国择人态度。我们深信，由于这次蒋总统之俯顺舆情，候选连任总统，睿智抉择，提名严家淦先生候选副总统，以及国民党三中全会一致拥戴总统连任，热烈通过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则本月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为总统、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之日，也将是未来历史家写下此乃中华民国获致反攻复国最后胜利奠基之时。

提名枯燥乏味，“国大”投票选举，小有(禁止)。

“国大代表”来势汹汹，一派主张积极争取“四大”民权中的创制、复决两权，与“立法院”分庭抗礼；一派希望改设“常设机构”，供“代表”们经常活动，变无给职为“有给职”。总而言之，是为了争权和争钱。

选举“主席团”，已闹得不可开交，趣闻处处。一位民社党的代表，暗发起签署，要代表们推举蒋经国竞选“副总统”，被“有关方面劝止”。严家淦列席“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却又缺席质询与建议，“立委”魏惜言在“立院”提出质询，问他根据“宪法”何章何条？列席“国大”备询。

不少代表，狮子大开口，要严答应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将出现“难产”。

投票日，共发出选票1417张，收回1416张。过半数当选。严得782票，可疑票占634票，引起废票标准的争辩。致“国代”翟宗涛和“政治和尚”于斌，大吵一场。

于斌：废票认定标准第四项规定，不圈在候选人姓氏上端，致不能确定被选举人者，及第五项记入其他文字或符号者，才算是废票。因此，画两个圈或三个圈的，不算“其他符号”，而且候选人只有一个，并不致于无法确定被选举人。所以，多打圈的，应该算有效票。

翟宗涛：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依常规就是画一个圈，其他的都是废票，你这种认定法算哪一国的？

子斌：怎么不能说？这好象打作文成绩，画一个圈可以，画两个圈三个圈更好嘛？多画圈表示更支持。而且我参加过各种会议，有的国家投票赞成就是打×，为什么不行？

翟宗涛：讲话要于法有据，一定要让严家淦光荣的当选，该投第二次票就投第二次票！

于斌反驳：什么于法无据？要依法的话，只有监察委员可以决定，我不过和别人私下研究，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跟你吵！

严得票数，不如“国大”连署的人数，且一党提名，别无对手，出现险胜镜头，无以名之，国民党内有反对派。名义上，反对严家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箭头其实是对着蒋介石的。

严家淦“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换汤不换药，蒋介石当年80岁，蒋经国继承的布局，全部就绪。

蒋经国虽然是“内阁阁员”之一，他的时代，悄悄来临，“院长先生”，不过庙堂里的神像，历史的齿轮，向后转到二世纪，严家淦原来是刘协（汉献帝本名）再生。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象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你说不是吗？

戏演加官60年代末，一股来自美洲大陆寒流，在台湾上空凝聚不散。

“中华民国”最忠诚的朋友——美国，在外交动向上，有了异动的趋势。尼克松总统于就职演说（1969年1月20日）中暗示，美国将与北京修好。同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尼克松说美国希望恢复华沙会谈。

另一个使台北感到不安的事实是，第135次与136次会谈时间，相隔仅一个月，国务卿罗杰斯说，将来会谈的地点，可能改在美国境内或北京举行。跟着，尼克松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向中国示好。计有：国务院于1969年7月21日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

国务院于1969年12月19日宣布，美国公司可以与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早先所规定的限制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的规定加以废止。

国务院子1969年12月25日承认，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已由定期改为不定期。

白宫于同一天宣布，美国反对提供一中队F——4D型飞机给“中华民国”。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1970年1月26日与28日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前述一中队F4D飞机用的5450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

这些不平凡的迹象，台北当局愈来愈感到疑惑和不安，甚至忧虑。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

1971年9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既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11月，僵持了23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台北的困窘、惶恐、彷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国民党高层从梦幻中醒过来。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2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盛顿政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文书用语。

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据点，再度失落。

“外文”上的颓势和1948至1949年大陆解放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的，一是大会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政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依宪法第55条第1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6天后，“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200人左右），这天到了408，“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4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国民党当局对蒋经国期望之殷由，可从“立法委员”陶百川的一段话中略窥端倪：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当局普遍的觉醒，寄望于蒋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平均年龄61.8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

5月3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复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掘发，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擢人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

蒋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介石只是半退休状态。现就任“行政院长”，便可名正言顺地放手大干了。

鞠躬下台1978年，台湾又迎来了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蒋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拼，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竟，走个过场罢了。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蒋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蒋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蒋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涂“总统”。

蒋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当时出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先生。由谢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分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国民大会”代表，过去一直担心，蒋经国接棒，可能会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化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但蒋经国声称尊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挑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蒋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蒋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

距离1938年，他初次从政，整整40年。

卸去“总统”头衔的严家涂，虽先后挂名国民党中常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但他终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自然要从台湾政坛上逐渐隐退。

1990年11月12日，台湾“中央社”这样报道了这位久违了的旧“总统”：昨天农历9月25日，是严总统家淦86岁华诞，上午9时起，多位党国大老及各界人士分别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及他的寓所祝寿，李总统登辉及夫人也于上午到荣总病房拜寿，并祝他是日康复。

严前总统目前仍在荣总疗养，进行复健。李总统及夫人上午到荣总，向严前总统拜寿，他们在病房停留约20分钟后离去。

昨天到荣总祝寿的有：总统府资政谢东闽、孙运璇、俞国华及夫人，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宋楚瑜，《中央日报》董事长楚崧秋，前美援会秘书长王蓬以及前中央银行总裁张继正等多人。

此外，李副总统元簇等政府有关首长以及陈雪屏、王叔铭、瞿韶华、杨继曾等各界人士则到严前总统寓所签名祝寿。

严前总统是于民国75（1986）年9月16日因中风而住院，迄今每天仍作复健治疗。

1992年9月，严家淦再度中风，病情持续恶化。1993年12月24日因心脏衰竭死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89岁。

第二节蒋经国登峰造极继位大典盛况不再1978年5月，蒋经国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乔装打扮，在一片鼓噪声中，登上了“总统”宝座。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盛况不再。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20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凄凉，由此可见一斑。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总统”打打气，因为美国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支柱。但白宫装糊涂，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断基，竟于台北盛典当天，飞往北京。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看来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已经日暮途穷，就算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蒋经国接获来自华盛顿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沈剑虹，也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道，他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美国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7月25日参院以94对0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1）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2）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1954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24年的联盟关系。

（3）鉴于中华民国在这24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4）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不没有拘束力。

正当华盛顿与中共领导人频频接触之际，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带着太太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1）当时美国国去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1979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国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体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5）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

如同1971年台湾“退”出联大，沈剑虹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旅馆高枕无忧。这次的大局突转，作为驻在国的大使，照样耳目昏花。

最感到难堪的，自推蒋经国，事先一无消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晴天霹雳。

一声晴天霹雳12月15日，台北时间已近午夜，美国驻台大使，奉命有紧急事宜，会见蒋经国。时钟指向2时30分，蒋正在梦乡，但事非得已，秘书宋楚瑜，焉敢怠慢，前往官邸，把蒋经国请起来，蒋穿着睡衣，两眼惺忪，听完安克志的报告，当场表示强烈抗议蒋闻讯后的表情．我们可用常识推断，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来临，他感到惊措．愤怒不已，可能再未就寝。5个小时后，召开“中常会”的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人心的安抚。10点正，发表声明一纸，兹摘其部分。抄录如下：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现美国对借恐怖镇压以维持其存在之共匪伪政权异以外交承认，实有悖于其宣称维护人权加强民主力量以抵抗极蚊zhuanzhi之宗旨。此举无异剥夺中国大陆上亿了被共匪奴役之民众早日重获自由之希望。无论自任何角度而言。美国此一行动不啻为人类自由及民主制度之一大挫折，且必深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所谴责。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发展，中华民国以一主权国家，当秉承光荣之传统。

团结海内外军民同胞，继续致力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之改进，忠于国家目标，及所负之国际责任，吾人对国家前途具有充分之信心。

先总统蒋公子遗训中谆谆召示我全国同胞庄敬自强，以完成复国建国之大业。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有决心亦有信心，尽其在我，与其它各民主国家之人民共同努力，以对抗共党暴政及其侵略政策，今后自当更加沉着镇定，积极努力，并呼吁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一心一德，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中华民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立场绝不变更。“官方”此一声明，一石二鸟。一面指责美国背信，一面重申过去的“三不”立场。台北把美国此举，形容为“最沉重的打击”。1949至1950年，杜鲁门政府曾设想把台湾当局一笔勾销，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发生，“中华民国”早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将近30年，台湾一直在华盛顿的扶植下，保住联大代表团，和世界一些国家维持外交关系，现在美国抽腿，50年代的彷徨迷惘，再度降临。

台湾当局一直认为美国是忠实的盟友，如今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观念上、情绪上，一时自无法适应。仇美反美的气氛，因而达到顶点。

绝交使台北产生危险意识。尽管协防条约还有一年的效力，但国民党当局忧虑未来的地位。美国断交，其它小国跟进，台北将陷于孤立地位。

缠绵病榻的强人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更替。但，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质疑的。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在透支了本身40年的精力后，终于缠绵于病榻。自1973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所以蒋经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他的家居生活，相当单调。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在七海官邸，最常看到他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是换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娱乐节目。

但是，不管公务再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在七海官邸照顾蒋经国的日常生活的侍卫们，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或谈公务。在礼拜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家安全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曾于礼拜天来过一次官邸。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及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蒋经国是不会让他们来。

糖尿病病史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土林官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hushi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土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他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蒋经国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2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控制在正常的120个血糖单位之间。

8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的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在外视察的时候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

80年代中期，医生为了压制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施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施打2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病况前景感到优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仍旧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而无法入口，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侍卫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谁知道医生也是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道吃冰淇淋肯定是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呢？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樱其锋？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拚命施打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抽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没处可抽了。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流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作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hushi小姐，每天按时来七海官邸为他作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hushi作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hushi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hushi来给他作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作的好，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作按摩。以“元首”之奠，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他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是吃后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几，又有人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一些人就去各处张罗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各种的鹿筋买回官邸，再根据偏方，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粘呼呼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

截肢之说蒋经国晚年，由于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导。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讯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关，而且，一直到他死后，因为他的遗体躺在棺木内，还有一床棉被覆盖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蒋经国晚年有没有因为脚部组织坏死，而被迫锯断一只或是二只脚？或者另有文章？

究竟蒋经国晚年有没有锯脚，始终跟在他身边的侍卫，自然是最清楚了。侍卫翁元日后说：“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有。”

既然如此，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

这也和他的身体神经病变有关，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造成了他的脚部神经组织麻痹，所以，蒋经国晚年始终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尽管医生曾经规劝他作各种复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蒋经国并没有恒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一回家就往床上躺，没有机会让腿部多活动，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的上身相当肥胖，大约有70公斤的体重，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最严重的问题，是他的皮肤，尤其是脚部皮肤，可说是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的程度。

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年冬天，侍卫副官怕他着凉，在他晚上睡觉时，不但注意他的棉被有没有盖好，还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只热水暖袋，放在他最怕冷的脚下。

没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热水比较热，就一直这样“烫”

到天亮？

第二天一看，不得了！蒋经国的左脚脚后跟硬是烫出了一个大水泡，面积相当大，医生接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因为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点小伤口，复元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是这么一大块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块已经快被烫熟的皮肤，正是他的脚跟部位，不但对他穿鞋走路是有绝对的影响，要复元可能更需一段长时间。

为了让他可以穿鞋走路，蒋孝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剪破了一个口子，缝上一条宽松紧带，让皮鞋和脚后跟不会直接碰触到他受烫伤的部位。

那次的烫伤事件，整整作了一二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这大概是蒋经国卧病期间，一次最明显的“意外”事件。

洗澡不再用肥皂蒋经国从1982年以后，因为开刀的关系，自己洗澡很不方便，便由贴身副官协助他洗澡，通常是由两个人把他抱进浴室，再由一个副官进去浴室服侍，另一个人为他擦背，最早他还不接受这样的服务，后来因为自己体力实在不行，只有假手他们完成洗澡动作，随着他的体力日渐衰弱，他的洗澡动作也全部委由副官全程处理。

由于晚年蒋经国的皮肤相当脆弱，比一般人来得干燥，而且经常会像蛇蜕变一样，皮一片一片脱落，所以，医生特别交代，要他尽量少洗澡，以免刺激皮肤，医生给他的洗澡间隔是每三四天洗一次澡，而且还怕他皮肤的油脂消失，会对身体不利，所以，医生再三告诫，洗澡和洗脸的时候，都不要再用肥皂。

然而，因为不用肥皂洗澡，怕没有消毒功能，医生建议在洗澡水里，不妨放些“沙威隆”，可以取代肥皂，又有人从外面打听到一个秘方，在洗澡水里加些JOHNSON牌子的婴儿油，搅和在一起，稀释于一满浴缸的温水，再以泡浴的方式洗澡。

这一天，副官们先把浴缸的温水放满，再按指示，把沙威隆和婴儿油徐徐加在浴缸里，然后把蒋经国从床上抱到浴缸。在帮蒋洗澡的时候副官们还不觉得有什么危险，直到洗完要将蒋从浴缸里抱起来的时候，才晓得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工作。依惯常的洗澡过程，在浴缸里洗了一会儿后，副官帮他抹擦全身，要等他说“好”，也就是他感到舒服时候，副官再帮他抹擦背部，他很喜欢副官为他擦背，所以要等到他说满意了，才可以停止。

在这个抹背、擦背过程中，正是副官最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紧张万分的时刻，因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体完全靠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的撑持，婴儿油是一种油腻的东西，而他身上又是沾满了婴儿油，如果他们稍一失手，蒋经国很有可能就滑倒在浴缸内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中常会并发症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它和蒋经国长年服用类固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类固醇最初服用的目的，是针对他的眼睛的问题，后来，他经常发生食道过敏的情况，经常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就是吃类固醇的原因。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礼拜三。原来，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认为这是他掌握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每逢中常会，他总要藉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的政策性宣示，所以，对会前准备工作，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工作看待。

大概是他太重视礼拜三的这个会议，身体反应也相应强烈，所以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有时，他实在难过极了，以为肠胃有什么问题，请肠胃科的医生来检视，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可是等医生来作听诊，又一切正常。身体恶劣到实在不允许出门时，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委，代理他主持会议；有时候，他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的纪录，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这会不会导致外界有政局不稳的忧虑呢？他真是考虑再三，最后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有时会撑不下去。

有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有一次问蒋经国身边的侍卫：“你看主席是怎么回事？头歪一边，而且眼睛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开会的发言？”

然而，蒋经国还是忍着锥心之痛，继续出席中常会，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病床上背演讲稿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的人，一定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大加赞许。可是，他们那里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使用背诵在脑海里的稿子，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很流利他讲出来，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演讲时的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口若悬河的讲演、略带沙哑的语音，曾经风靡多少男女老少，这便是蒋经国独特的演讲风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就在背演讲稿，一次不熟再背诵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这样反复背诵，到真正称得上滚瓜烂熟为止。

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国民大会”

代表演讲，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背诵翌日要去分开发表的演讲内文。当时，他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骅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体都极大，因为，只有如此，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那次，副官翁元和王家晔各自拉住那张讲稿的一端，蒋经国就躺在床上，看着那份由他们举着的讲稿，吃力地背诵着。毕竟，当时他的记忆力已明显衰退，不过短短的一份讲稿，那次花去他好久的时间，他才背诵完毕，然后疲累地躺下去，闭目沉思。

蒋孝勇担心他没办法和过去那佯，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琅琅上口，所以，特地在那年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作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把蒋经国要上去讲话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个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奇*书*网*.*整*理*提*供)“蒋孝勇”是为了防止蒋经国一旦忘了稿子内文时，还可以看看稿子内文，一边提醒他。

蒋孝勇的巧思的确发挥了功用，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民进党籍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会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极为衰退的视力，他也看不见台下的详情，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巨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侍卫人员担心他体力无法负荷，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并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有人说，二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他可说被民进党气死的，这个说法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死于七海官邸1987年八九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不禁吓了一大跳，乖乖，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这还了得，得马上处理，他立刻向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他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决定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紧急输血输了500cc，才把情况稳住。

这次的住院，经过院方的详细检查，发现蒋经国大部份的内脏功能都已经明显衰退，而且有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的病患来说，无异是一个最不好的警讯，等于宣布离死期不远，当时，这个讯息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然而，蒋经国的车队还是“早出晚归”，就是早上开出官邸，晚上再开回官邸，其实车里根本是空的，蒋经国人还在医院里面。

1988年的元旦前后，“荣总”检验人员大概每隔二三天就来为蒋经国抽一次血检验，而且更严重的是，检验师居然找不到蒋经国的血管。

服侍蒋经国多年，侍卫们对他的心理起伏周期，可说了若指掌。通常他在每个礼拜二晚上开始，就有心情烦躁，举止不安的情况。照往例，他的秘书王家骅每个礼拜三早上，会比平日稍稍早一点抵达官邸，向他请示一些事情，这时，蒋经国也会告诉他，今天到底会不会去主持中常会，除非是身体实在支撑不过，否则，蒋经国即使是硬撑也要去党部主持中常会的。

所以，从礼拜二晚上开始，蒋经国就开始显得十分焦躁不安，没有人知道他在烦躁些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帮得上忙。照料他吃饭，也是没有什么胃口，喂他吃的话，他总是兴趣缺缺，有时候火气上来了，或者身上的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是，大概他怕惊扰到蒋方良，闹了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

元月12日那晚，和平常任何一个礼拜二的晚上一样，蒋经国仍旧是烦躁不安，从他的表情可以断定，这个夜晚对蒋经国来说，又是一个漫漫长夜，可是，工作人员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最后的一夜，七海官邸的窗外一片凄寒，在他黝暗的房间里，工作人员看着这位“元首”，在和他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除了隔壁房间和他一样是有病之躯的老伴，他的四周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儿女除了一个蒋孝勇在台湾经常来官邸，其他的不是生病就是外放国外，或是远嫁异域，在他这样年纪的国人当中，大部份都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他却过得那样孤独？

王家骅一大早就来了，蒋经国这天的精神很不好但并无异常状况，但从神情来看便知道没睡好的样子，他和王家骅讲了几句话，就叫王家骅先走，去中央党部叫今天的轮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会，王家骅走了以后，蒋经国说他感觉胃不舒服，通常，如果不是他的身体不适到极点，是会尽量参加中常会的。

这天早上他粒米未进，不停地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侍卫副官只有不停地抱他上床下床，整个上午似乎都在忙着同样的动作。

他说过感觉胃不舒服之后，侍卫很快就向医官反映，那天，官哪里面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蒋方良心脏病还在休养当中，听完反映，姜必宁问蒋经国哪里不舒服，蒋经国就说肠胃，可是，医生就是讲求专业，不是自己专业的科别，只能作初步的诊治，所以他在作完初步诊查之后，就去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道偏偏不凑巧，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去外地洽公去了，要下午才能赶回来，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联络上了，罗光瑞表示立刻赶回台北。

这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痛苦，告诉一旁当班的翁元：“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这时已经是9点多钟的事情，他的表情有些扭曲，翁知道，如果不是很难过的话，他是不会这样说的。

翁无奈何地一旁安慰：“报告教育长，姜医官已经去联络罗光瑞罗大夫，他马上就会回来为你治疗，你请保重，一定要好好保重。”

除了这样安慰他以外，翁元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他还是不安地在床铺上翻来覆去，十分痛苦的样子。

到了11点多的样子，蒋孝勇到父亲房间探望他。之后，他告诉侍卫们说，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饭，便离开蒋经国的房间，出门去了。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身体还是不舒服。但是还算平静，他突然问翁元：“咦？孝文呢？”翁答道：“报告教育长，他在外面餐厅进餐”他又问：“那孝武呢？”翁说：“孝武先生现在在新加坡工作。”

蒋经国只轻轻哦了一声，就又半躺卧在床铺上。翁直觉到，他好像有什么事情想讲，可是又像是欲言又止，他的头半垂着，好像陷入一种深思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翁元突然觉得这位曾经在台湾叱咤风云一世的人物，此刻是多么的寂寞苍凉。

大约11点40余分，蒋经国原本作势欲呕的动作，这次竟然真的吐了，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翁元定睛一看，他居然吐的全是血，只见一口接一口的血——一种完全是暗红色、甚至等于是猪肝色的那种血，汩汩地从他口鼻中不断喷发出来。他立即向医官报告，医生也见事态严重，立即去联络医院麻醉科李主任来七海官邸紧急支援，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hushi。。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可是只有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那就是蒋方良，大家刻意不让她知道，怕她经不起刺激，可是，就算大部份的人都动员了，那又能奈何？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天命抗衡。他已经虚弱到没有一点力气讲一句话，有人和蒋孝勇联络上，请他立即赶回七海，蒋经国虽然是一息尚存，但可以感受到，死神正在他的身旁仁立，而且是近在咫尺的距离，甚至是可以听见心跳的距离。

翁元刚刚将他脸上和棉被的血渍处理干净，医生忙着急救用药，hushi小姐也过来帮忙，大家都以为情况大概已经稍稍稳定下来，可是准晓得，大概12点05分左右，蒋经国又开始第二次吐血，这次的血和刚刚吐的血一样，也是暗红色的。又是一阵惊骇和忙乱，可是，他吐完之后，头一歪，眼一闭，就倒在床上，再也没有一丝动静，大家安静地望着他安详的面容，病床边那只心电图还在显示他的心搏，医生说道，“那是他心律调整器的声音。”当然，他们还是要尽人事听天命地做一些抢救工作，可是，医生们心里有数，要从上帝手上截下蒋经国这条人命，机率是近乎零。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憾然离开人间。

蒋孝勇回到七海官邸，他的父亲已经气绝多时，他立刻通知其他的亲属，而侍卫人员则透过行政系统，向上面报告，并且报告李登辉“副总统”及其他官员。直到下午3点多，其他政要陆续赶到七海，待李登辉来到官邸，医生才放弃抢救。

这时，蒋方良的房间传来阵阵的辍泣声。

内舆论莫衷一是1988年1月13日晚，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宣布蒋经国于当日下午3时50分病逝。终年77岁。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蒋经国病逝的经过：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师检查，血压为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发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术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在会上说，蒋经国在1月5日已写好了遗嘱，表示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继续实行民主宪政，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会上全体委员一致通过根据“宪法”程序由李登辉接任“代总统”。“中常委”紧急会议在晚上8：45分散会之后，“中常委”到“总统府”，李登辉宣誓就任“代理总统”。接着是“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台北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鹤凌，在大殓时宣读祭文，全文如下：维中华民国77年1月30日，总统李登辉敬率治丧大员，谨以至诚，恭祭于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之灵前曰：呜呼！自古名士之诞生也，以大任之将降其身，天必厄之以横逆，增益其所不能。然后历百艰而不惧，处极因而终亨。维公之少也，夙受教于严父；旋远学于俄京。羁栖北国越十有二载，吞旃啮雪，曾不鼻乎子卿。壮岁遄归，牧民南赣，犹复布衣践■，粝食而藜羹。清慎勤能，郡以大治，而民仰之若神明，洎夫大盗移国，枢府播越台澎。随侍领袖，再造成平。建立中兴基地，以振复国先声。于时生民困瘁，实惨淡以经营。初裕农以足食；并饬旅以精兵。战则躬冒矢石，鼓舞先登；暇则教之树艺，娴习工程。俾进可以战，而宁可以生。旋复号召青年，树之以信仰、结之以精诚。揭救国之大■、招才俊以弓旌。集思殚力，道与魔争。且复以其暇豫，穷峻岭、济沧溟、宿僻壤、履危坑、访渔牧，劝衣耕、恤孤寒、友编氓。其求民之隐，急民之急，每旦发而宵征。及其总庶政，秉国钧，乃力克万难，从事10项建设，毕大功于一举，使百堵而皆兴。于是家饶户给，府充库盈。崇楼蔽野，肩车接衡。稽之前史，我国家之富强康乐如今日者，实千古所未曾。此非可以幸致，盖出于毕生之淬殇，及所得于过庭。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40载，其所树立，实来哲之典型。今国基丕固，民智日升。遂乃去闲驰禁，顺应舆情。朝野日隆其诓诵；国际亦誉其开明。其公忠体国之苦心，终已大信于天下，■然有若日星。方将奋其智虑，涤瑕荡秽，揽辔澄清。讵复国之在望，竟弃众而遐升。呜呼！公之一生，忧患备更。泽流斯土，明德惟馨；崇功伟烈，永垂丹青；而前瞻远略，则后死者所宜服膺。敢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精诚团结，推进民主宪政，以促统一大业之完成。用副全民之望，报慰在天之灵。哀哉！尚飨！

当局评价，恭维有余，岛内舆论莫衷一是。台湾《民众日报》2月2日刊登署名邱垂亮评价文章，摘要如下：无疑地，蒋经国先生一定是一位有褒有贬极端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现在要为他盖棺论定，当然言之过早。不过，若要勉为其难，先下一个大而化之的评断，很多人大概去同意，他最大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二：一是70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普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成长率近20年来，每年平均都在10％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60年代的五六百美金，到80年代的五六千元美金。

第二，更重要是70年代初，他主掌台湾政局之后，开始一步一步进行政治改革，推展民主政治，在权力分配本上化、领导阶层年轻化、现代科技官僚化、政党政治民主正常化、人民政治参与多元普及化等各方面，都有基础性的建树和弥足珍贵的发展。

可惜，1977年爆发了暴力的“中坜事件”，蒋经国先生的民主政治革新运动开始受到保守势力的压抑和抵制。蒋先生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1979年爆发了更为血腥暴乱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美丽岛”大审，判决了大批党外菁英长期的牢狱之罪，其间又发生了个人发指痛绝的“林义雄母女暴杀事件”。1981年陈文成教授惨死台湾大学校园。两个惨杀案件至今未破。更不幸地，1984年国府情报局长派竹联邦黑社会人物去美国加州谋害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此案震惊海内外。次年，台湾爆发了30年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弊案”的经济大地震，差一点严重摧毁了蒋经国先生苦心创建的台湾经济奇迹。

毋须讳言，上列不幸事件，是蒋先生统治台湾近20年的最大政治缺憾。

它们沉痛损伤挫害了蒋先生政治革新民主现代化的雄心大志和宏伟大计。这些失误，蒋先生要负相当的政治责任的。

简言之，虽然仍有甚多的不足之处，蒋经国先生近20年来，是在台湾相当困难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建立了一个甚为稳健厚实的民主政治发展基础。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虽然大陆探亲已经开放，但在和中共政权斗争的历史性中国统一问题上，蒋先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基本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突破性的发展。

第三节蒋经国与苏联妻子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归国蒋经国溘然长逝后，蒋家儿孙走的走死的死，不少人担心，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在连失依爱的情况下，将无法自处。

有人劝她出国散心，也有人建议她返乡探亲。不过，她的家属认为，让蒋方良回苏的提议毫无意义，甚至是一种刺伤，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妇女了”。

蒋方良自从20岁离开前苏联西伯利亚乌拉山麓故乡，历经时代巨变，与多灾多难的中国共渡了半个世纪的岁月。

1933年，芬娜（蒋方良的俄文名字）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婷婷玉立，具有俄罗斯妇女独特的典雅气质，她是一位孤儿，举目无亲，毕业后，即由当地政府分配到工厂工作。

这时，芬娜结识了一位东方青年，他是一个中国人，俄国名字叫尼可拉（蒋经国），身材不高，但他眼神中独特的光芒，深深吸引着芬娜。

相识后，芬娜才知道尼可拉，这位中国青年本名是蒋经国，而且是蒋介石的长子。

芬娜怎么也看不出尼可拉有丝毫名门公子习气，而且她对尼可拉的境遇非常同情，这种情惊更逐渐衍化为相互倾慕。

那时，中国留苏学生一度多达千人，但大部分都集中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蒋经国在当时留苏华籍学生圈中相当活跃，交游广阔。有一次，几位莫斯科中山大学浙江籍同学写了一封信给他，开玩笑地说，他们预备成立一个浙江同乡会，想选蒋经国当会长，希望“会长”经常接济一些钱。

前苏联是一个秘密警察遍处皆是的国家，克格勃秘密警察尤其不会放过军政学院这种敏感地点，那封浙江同学给蒋经国的信，不久就落入克格勃手中，并且辗转传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名陈绍禹）那里。

这封信也成为蒋经国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口实，因为，前苏联严格禁止共产党以外的团体组织存在，连同乡会也在禁止之例，任何人如企图成立小团体就要背上“搞小组织”的罪名。

蒋经国于1933年被派遣至乌拉山西斯夫鲁克的乌拉重型机械厂担任技师，不久，他又擢升为工人航空学校学生募集委员会的主席和厂长。

芬娜就在这年和蒋经国相逢，并且在1935年3月于斯伐拉斯地方结婚，并生下蒋孝文（艾伦）。

新婚生活原本是甘美的，但艰难的流放岁月，却象漫漫长夜一样难熬。

1936年，蒋经国当上“工厂新闻报”总编辑不久，苏联开始新一轮的整肃异己运动，许多人遭杀戳和监禁，受这一运动波及，蒋经国也在这年12月被工厂解雇。

家庭经济重担从此落到芬娜的肩头，生活顿时拮据起来。

1936年秋，蒋介石突然把军委顾问处处长、负责接待联络苏联的军事顾问张冲叫来，要到苏联做一件事，但要他先同俄罗斯太太娜达分手，把她送回去。蒋给了他5万块钱，张冲把这笔钱给了娜达，把她送走。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把蒋经国从苏联弄回来。张冲到了苏联，找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斯大林说：“好，答应你。但是，你们把牛兰夫妻放了。”（这等于是变相的人质交换。牛兰夫妇是第三国际秘密派到中国的。”张冲提出要先见蒋经国。斯大林同意。张冲立即密电请示重庆，蒋介石同意放牛兰夫妇。过了两天，苏联方面把蒋经国带来，张冲告诉他，他爸爸要他回去。张冲再次找到斯大林，他知道斯大林是个权谋善变的人，请他马上下命令放人。斯大林这时表现出大度，用俗话说就是人情做到底，同意蒋经国把他的苏联太太和他们在苏联所生的儿子孝文一起带走。张冲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蒋介石对张冲信任有加。

获悉自己一家马上就要回国，蒋经国兴奋不已。12年，整整12年酸甜苦辣的异国生涯，总算要结束了。

他欢天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芬娜，并将深埋心中的整个憧憬都想向她倾吐。但是，芬娜听到返回中国的消息后，情绪立即复杂起来。尽管她无父无母，毕竟冰天雪地的苏联是她的根。她爱尼可拉和两个孩子，但也舍不得远离家乡。

命运是不容违拗的。1937年3月25日，蒋氏夫妇搭火车离开莫斯科。

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对蒋经国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一旁的芬娜则是相当惶恐的，火车一里一里的往东方移动，针叶树林伴着冰封大地迅速倒退，对她而言，未来是一片茫然的不可知。

从“芬娜”到“方良”

1937年4月，一艘来自海参威的苏联远洋轮船，将蒋经国夫妇载送到上海港口，夫妇俩尚未登岸，就搭上一艘有关方面安排的汽艇，直驶杭州。从登上中国的土地后不久，芬娜就不再叫做芬娜，而改用方良。

由芬娜变方良，是公公蒋中正的意思。这当中，也有一则传诵多年的轶事。

溪口的说法，是蒋中正听儿子蒋经国介绍媳妇的洋名唤做Faina，听和讲起来都拗口，就作主替她取了个与洋名字发音接近的中文名字“方娘”，并且也将只有洋名爱伦的长孙命名为孝文。

方娘叫起来，中国味道十足，再加上蒋字，就是蒋家人了。蒋经国夫妇及公婆和乡里人士，显然都非常满意这个决定。

不过，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却使得芬娜二度更名。这一段经过有两种说法。大陆上，蒋经国的旧识部属传闻，蒋经国快快乐乐叫着太太“方娘”之名好一阵之后，被他留学苏俄的同学徐君虎取笑，说称呼太太“娘”不伦不类，就接受徐君虎的建言，把娘字左边的女拿掉，芬娜再变成了“方良”。台湾的蒋家亲近友人则怀疑这样的说法，其中一人表示，记忆中听蒋经国生前说起，是蒋经国父执辈的党内大老戴季陶先生，让蒋家把“娘”字换成“良”字的。

蒋方良接纳了这磨灭她与俄罗斯关系的名姓上的安排后，还未能成就她为公公眼中理想的媳妇。公公严格要求方良谨守中国礼教，只是方良全盘吸纳中国文化的开始。后来，她将一切与婆家民间礼俗相关的事务，奉为自己坚守的信念，碰上所有中国农历传统节日，都要依例祭拜。中年以后，蒋方良遵从礼俗的习惯，到了与中国守旧女性相一致的地步。在台湾与她相处过的蒋经国生前部属中，有人目睹蒋方良听了人讲不吉利话，立刻敲桌三下去霉气的做法。

蒋方良中国传统习惯深厚的言行，多少也受到她婆婆毛夫人的影响。毛夫人大半生吃斋念佛，也相信所有人命中注定的说法。据赣南时期为蒋经国开车做司机的毛宁邵回忆说，有一回，蒋经国夫妇计划过河到外地游玩，毛夫人不表赞成，说是过一道河对儿子不利，他命里那时过河将有凶事。

蒋经国听从母亲的话，就放弃外出的计划，由蒋方良一人散心去了。

初到溪口适应中国生活日子中，蒋经国闭门读书，蒋方良朝夕陪伴婆婆，照顾儿子爱伦，学讲宁波话之外，也恢复了往日处理家务，洗衣、购物的生活。

蒋方良生性勤劳，在溪口经常有人看到她跟佣人一起做家事，以及每隔一段时日就骑着自行车到镇外县城添购日用品的身影。但，蒋方良骑单车的日子并未维持太久。1937年冬天，溪口人看到的蒋方良，已经是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了。次年春天产下了长女蒋孝章。

西子湖畔的冷暖湖水宁静无波，湖边杨柳垂岸，半山上一栋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典雅屋字，映照在高耸的樟脑树影下，散发着平和不与世争的安详气息。从这里看杭州，看西湖，人们都说，是百年不移的清幽与逸美。

1937年4月中旬乘船抵达上海后，怀抱儿子的芬娜，就与先生蒋经国，在公公蒋中正派遣的人员陪同下，来到距离上海只有200公里远的浙江省省会杭州市，置身在如画如诗般的人间天堂。这个时节，美名满天下的西湖，正是春色盎然。

1993年5月，当地人说，那个古早的1930年代，与现在时隔将近60年，人情世事虽已沧海变幻，但是西湖，与西湖西北方向山坡上那曾经叫西伶饭店的建宅，始终是绿意青葱，雅致怡人。

西泠饭店，是1937年4月18日，芬娜首次会见公公蒋中正的地方。

这座建筑，目前是国际性香格里拉旅馆集团的连锁饭店，中文名字叫“杭州饭店”。饭店的年轻工作人员大都听闻过，早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首脑领导蒋中正与宋美龄，经常住宿在这里，观赏西湖的绝妙美景。

西泠饭店以西子湖畔著名的西泠印社得名。西泠印社的金石刻印字画，是杭州人文荟萃的骄傲。饭店正门口就是西泠桥，通过西泠桥，映入眼帘的，是西湖十景中最具诗情画意的“平湖秋月”，观赏“平湖秋月”极景的西泠印社，十分难得的至今仍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历史建筑。

曾是西泠饭店的现今香格里拉杭州饭店所在之处，具有蒋中正一向喜爱的依山傍水、明媚幽静的自然风光。今日的饭店建筑，有一部分维持着早期的风貌。中国南方建筑的传统房顶，宽敞的阳台，加上绛红与暗灰色系搭配的外墙，在绿树参天和西湖湖面曼妙银波的相互辉映下，很能表现杭州夺人之美。

芬娜第一次到达杭州时，怀中一岁零四个月的长子孝文才刚牙牙学语，哪能料到20多年后，蒋孝文的美丽妻子徐乃锦的祖父，就是出身于浙江、殉难后埋骨在杭州的革命先烈徐锡麟。

徐锡麟的墓园位于出产龙井茶的狮峰山龙井路上。他的墓地，与另一位女性革命先烈秋瑾、以及遭秦桧害命的岳飞等人的安息之地，都是杭州人耳熟能详、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

蒋经国并未公开记载说明他1937年春天，去国离乡12年后，来到距家乡溪口只有200公里的杭州时的心情。那时，跟在他父亲身边的国民党要员中，不少人却以见证人的身份，用文字描述了当时蒋氏父子相见的景象。综合多方面较可靠的说法，滞留俄国10多年的蒋经国返乡，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党政要员，大都得到消息。不过，谁都难以预料，蒋委员长如何对待亲骨肉的归乡之旅。

蒋经国前去莫斯科时，父亲领导的国民党正进行联共、容共政策。2年后的1927年4月12日，蒋中正发动清党行动。那时人在莫斯科、且是共青团团员的蒋经国，大力响应孙逸仙大学学生声讨蒋中正的行动，并因而声名大噪。

目前仍留存在历史资料中的记录，详细记载着蒋经国公开发表的致父亲蒋中正的公开声明。声明中，这位“孙大”的尼古拉同学，愤怒之下，斩断与蒋介石的父子之情，深切表达他不能认同父亲与共党为敌的坚定立场。蒋经国说：“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当年与尼古拉同学、并分发在同一个小组的徐君虎，在湖南他目前的宅邸，曾经指出，在完成文情并茂，讨伐谴责父亲的声明后，尼古拉还情绪激动的写了几封信给他父亲。信函中，蒋经国直呼父亲为蒋介石先生，还让徐君虎阅读函件内容。

那一刻，蒋经国显然对自己为党国民族大义而消除亲情的羁绊，感到十分自豪。

研究蒋经国留苏生涯的俄国学者中，有人认为，蒋经国气愤父亲“反gemin”的行动之余，在发表了声明后，还舍去蒋姓，以使用俄国人的姓氏“耶利札若夫”进一步表明他与父亲绝非同路人的坚定心志。以后在苏联填写表格或公文，蒋经国的亲笔署名都是与“蒋”无关的“尼古拉·耶利札若夫”。17岁的蒋经国发表不恋私情的公开声明后，苏联共产党掌控的塔斯社，大肆向国际报导。蒋经国本人在孙逸仙大学校园里，配合发表慷慨激昂、反对国民党清党的演讲，一夜之间使得他名满莫斯科。“孙大”的同学记得，那一阵子，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人问及凛然大义灭亲的尼古拉。

蒋经国公然和父亲作对，在中国的蒋中正一度极为难堪。这一公开声明信事件，与后来1935年1月，陈绍禹所炮制的蒋经国致母亲家信，严辞批判父亲不仁不义一事大不相同。

那封信，是陈绍禹的杰作，蒋经国曾表明不能接受，并且在信件公诸外界后，得到平反，证明自己的清白。1927年批判父亲的公开声明，则是蒋经国自民自主的行动，除了所谓年幼无知、被甜言蜜语蛊感的说词外，蒋经国不能否认声明的存在。这种情况下，就在西子湖畔，父子即将重逢，做父亲的蒋中正，是否忘怀了儿子公然反目的无情？

这一段经过，各方说法纷纭。据留在中国大陆的前国民政府官员回忆，那时候（1937年），蒋经国从上海到达杭州后，虽然儿子近在咫尺，心绪复杂的蒋中正，并未急于与他重叙天伦。最后还是心腹之一陈布雷婉言相劝，他才在蒋经国守候西湖之滨14天后，在西泠饭店与儿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媳妇、孙儿会面。

但是依照蒋经国夫妇3月25日自莫斯科上火车，一路奔波到海参崴，又登船开往上海的时间计算，蒋经国和太太抵达杭州时，应该就是4月中旬了。他们既然在4月18日就和蒋中正见面，14天等待之说，与事实显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长年与蒋经国夫妇交往的国民党前组工会主任宋时选则表示，父子情深，千古人伦，蒋中正先生不愿和儿子见面的说法，据他了解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留在中国大陆的资料指出，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团聚，重叙天伦后，父亲为了替喝了12年共党奶水的儿子“洗净思想毒素”，当即指示蒋经国即日打道回溪口，拜见母亲毛夫人后，就留在溪口好好修习荒废多年的国学，特别是小时候念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与王阳明全集，最要加倍学习。

蒋中正还敦请了颇具名声的徐道邻，做儿子的家庭教师。

巧合的是，发动西安事变、间接促成蒋经国返乡的张学良，那段时间也居住在溪口。张学良是被迫遭幽禁在溪口雪窦寺旁的中国旅行社的。大陆的记载中指出，蒋经国与被父亲蒋中正软禁的张学良，曾在溪口晤面谈话；但张学良在1993年追忆往事时，并没有当年与蒋经国会面的鲜明记忆。

曾有自称与蒋家熟悉的人士透露，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感人相见后，父亲蒋中正立即要求儿子与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会面，并且希望儿子以“母亲”称呼宋美龄。

蒋中正与宋美龄1927年结婚时，蒋经国在俄国。由于父亲以“休妻”的方式，主动在报端刊登与母亲离异启事，完成和宋美龄结为夫妻的心愿，蒋经国曾长期不以为然。他当时如何面对父亲的请求，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亲近部属们相信，蒋经国那时的心情，难免极端苦恼。

年少时留学日本的蒋中正，一向对女性持较开明的态度。他和元配毛夫人仳离，与在美国成长受教育的宋美龄结为夫妻前，曾和姚怡琴、陈洁如两位女性谱下恋曲，也是那时候中国政坛公开的秘密。不过，对于儿子比自己更为前卫的娶进异国、尤其是俄国女子为妻，依常理推断，做父亲的他，仍然需要相当程度的心理调适。

对于俄国人，蒋中正并不陌生。1923年9月，他曾奉国民党孙中山总理之命，前去苏联考察居住3个月，如今长媳正是俄籍女子，做公公的蒋中正先前对俄国的成见不说，语言又不能沟通，两人间的生疏隔阂不难想象。他们的简短的谈话，由蒋经国从中翻译；公媳之谊的建立，也完全依赖蒋经国做桥梁。

初抵中国的蒋方良，投身在丈夫的国度里，就这样从西湖这个地方，接纳了一切新的挑战。之后有一段时间，她听不懂人们的谈话，看不明白眼前的事物，离开家乡斯弗朵夫斯基前那6个月，她一手操持家计的日子，已如云烟般飞逝。在这里，柴米油盐不再困扰着芬娜，她这时所面对的，是一场毫无把握、崭新世界的考验。

溪口婆家1937年7月，芬娜亲眼目睹了中国全民对日抗战的热诚。这时开始，整个中国与日本作战，芬娜也进行着她转化而为中国女性的战役。

风光明媚的西湖开始，芬娜跨出她适应新生活的每一个脚步，她改名换姓叫做蒋方良；她举行了一次凤冠霞帔的传统中国式婚礼；她学讲丈夫的家乡话；她吃中国菜、穿中国人的服装；她还在夫家所在的溪口，生下了一心喜爱盼望的女儿孝章。

杭州到溪口，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俄国籍的芬娜却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来到这个小镇之后，芬娜·伊巴提瓦·瓦哈瑞娃不再存在。从此，她的过去一笔勾销；她只是中国名人家庭的长媳：是蒋委员长长子蒋经国的太太；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陌生、但又不能不接受的儿媳妇。

蒋经国回家，是溪口近代史上的大事。至今，溪口镇上老代的镇民中，还有人记忆着大约是1937年4月19日这一天的往事。

关于毛福梅和蒋经国母子相见的情景，溪口传说着一个浪漫又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

蒋经国返乡，在溪口掀起人人欢喜的风潮后，据说，有老乡亲建议乡里人士仍尊视为蒋中正元配的毛夫人，尝试一个较特殊的母子相认场景。他们安排毛夫人与其他数位同年纪的近亲及闺中好友，坐在溪口蒋家祖屋，叫做丰镐房的厅堂中央，等待那位已从青涩少年，成长为风霜男子的儿子。

乡亲们这样做，主要在测试蒋经国的母子情。依照他们的逻辑，12载相隔，多年未能见面，要看蒋经国能否在一眼之间，认出自己的母亲。

毛福梅一开始也接受了这个考验儿子的建议。只不过，当儿子真真切切的来到眼前时。思子心切的毛夫人按捺不住，激动又泪流满面地抢先呼唤乳名“建丰”的宝贝儿子。

蒋经国更是涕泪交加。他在众人前与母亲相见的感人镜头，真让溪口乡人为10年前就遭蒋中正离弃的毛夫人高兴；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开心地将这幅母子会的画面传颂宣扬着。

重新举行婚礼这一切虽然意外又惊喜，笃信传统的毛夫人要求已成亲两年一个月的儿子和媳妇——蒋经国和方良在自己的眼前，重新举行一场隆重体面的婚礼。一向孝顺的蒋经国，遵从母命，他太太蒋方良重新披上了新婚的服饰。

这一次婚礼的准备与张罗，都不需要尼古拉及芬娜劳心费神。他们的任务，就是让母亲享受一场喜庆的欢乐和满足。

婚礼是依照中国传统礼节进行的：蒋方良穿上了特别订制的大红色织锦缎、长及脚背的旗袍，头上还戴上凤冠，完全是中国新娘的装扮。

蒋方良与新郎蒋经国在溪口第二度举行婚礼的留影，也是海峡两地关心蒋家变迁者所熟悉的一幅资料照片。相片中的新娘从头到脚，都是中国女子于归为人新妇时的服饰；身边的蒋经国则穿着西服。溪口人提供的回忆却说，当时蒋经国身上穿的是长袍马褂。

溪口还有老人记得，蒋经国与生母哭泣声中喜相逢的时刻，第一次拜见婆婆毛夫人的蒋方良，也感动得真情流露，掉下串串泪水。

这些动人的故事，实情如何，蒋经国并未评论，太太蒋方良那时一片真心接纳夫家亲人的真情，蒋经国在时隔38年、1975年4月5日父亲病故后，守丧期间的日记中，曾有所描述。

在这篇题为《守父灵一月记》的文字中，蒋经国眼看太太因父亲过世而伤痛心碎，感念万分。他回忆1937年3月，带着太太一起从苏联启程返乡，与家人团圆时，那时还叫芬娜的妻子，就曾诚恳地向他表示，自己幼年即丧失父母，由姐姐一手带大，如今随丈夫来到婆家，“丈夫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

蒋经国未曾在日记中多加颂扬妻子的一切，但很显然，日后的芬娜，果然以行动表明了她作为蒋家妇、中国人的决心。她与丈夫定居在溪口镇离母亲住屋不远处的一栋两屋楼洋房里，一天接一天，耳濡目染的，转化成为中国这一大家族的媳妇。

刚到溪口，芬娜就发现婆婆毛夫人在小镇如神似佛、备受乡亲尊崇的地位。这固然与公公蒋中正的政治权威地位有关；但另一方面仁心慈面的毛夫人，长期念佛茹素、济助贫苦乡民、关怀修整庙宇道路的善行，更为她自己博得了大好人的称号。就算是今天回顾半世纪前的这位蒋家毛夫人，溪口人也都不否认老太太生前所享的清誉。

毛夫人19岁时，凭媒妁之言成为蒋中正的结发夫人时，丈夫还只是一位留学日本、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一生与丈夫聚少离多，可以说；根本未能体会夫妻闺房齐眉之乐，就死守着婆家养婆婆、照养独子。毛夫人生蒋经国时，蒋中正还在日本，父子首度见面，小婴儿已1岁多了。

母亲的遭遇，是蒋经国少年时期与父亲关系不睦的原因之一，也使他一心一意要让母亲晚年享受天伦聚首的快乐生活。1939年底毛夫人不幸在躲避日军空袭警报时丧生，蒋经国痛心疾首、恨不欲生的悲痛不难理解。

由于天不假年，毛夫人与蒋方良的婆媳的情缘也不长久。除了1937年春天到1938年初，将近8个月，蒋经国奉父亲之命留在家乡，温习苦读国学的这段期间，曾与毛夫人连续朝暮生活在一起外，之后到1939年12月毛夫人去世以前，做媳妇的蒋方良跟着丈夫的工作，穿梭来往于江西的赣州、四川重庆及家乡溪口之间，未能像刚来到中国大陆初期那般，与婆婆晨夕相守。生活娱乐蒋方良是一个非常质朴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性格，所以，蒋介石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则贺词，上书：“贤良慈孝”四字，可见对她的疼爱。

但是，蒋方良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她也有一般外国人在中国遭逢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她嫁到中国这样特殊的一个政治家庭，自然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苦衷。

和蒋介石夫妇相比，蒋经国夫妇间的感情，是另一种典型。在外界的传说中，有人认为因为蒋方良生活太过苦闷，所以染上了酗酒的习惯。其实，俄国人原本就欢喜喝酒，外人对蒋方良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浇愁的说法，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渲染过头了。

刚到台湾，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蒋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一些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论酒量，蒋方良绝对不会输给她的夫君，当然，蒋经国因为公务的关系，必须经常和同僚或是部属喝酒应酬，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身好酒量。50年代，国民党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作公开表扬。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蒋经国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部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百来人，蒋经国会逐桌敬酒，他要喝酒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惊人。

这一时期，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十分友好，蒋经国和美国一些官员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但是蒋经国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为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的官员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语言方面痛下苦功，也为蒋方良请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来辅导她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教他们夫妇英文，二人可以说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蒋方良喜欢喝酒的传闻此起彼落，但是，她这个俄国女子竟会喜爱上中国的京戏，恐怕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去台之初，台北不像当年上海那样的十里洋场，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何况在官宦家庭，蒋经国经常不在家，蒋方良当然必须有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则难免生活单调难耐。

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是很热中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深宫怨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寄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的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有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再不作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着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大大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援助，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她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一方面蒋经国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慢慢的，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夫妻至情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侍卫们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那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贴身副官翁元照例在蒋经国房间旁边值班。在偶然的情况下，他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的房间，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这样的情况，翁元日后又陆续见过几次，后来才知道是夫妻互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1984年，是蒋经国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二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藉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瘁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翁元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时间。

享受简单与平静“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1993年的春天，蒋方良在大直家中，同一位蒋家老友闲谈时，这样形容她已迈入的72岁日子。

蒋方良还说，多年来她享受着简单与平静，从来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更不认为“第一夫人”的地位有任何特殊的尊荣。

蒋经国、蒋孝文和蒋孝武相继去世后，蒋方良的际遇甚受注目。亲生女儿蒋孝章长期旅居美国，唯一的儿子蒋孝勇一家，也以加拿大和美国为家。蒋方良独守在大直官邸，有许多近亲、朋友或不相识的民众，经常对她表示关怀。

一位蒋方良的老友说，她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是这位老夫人发自内心真情的流露。事实上，满足于现状，无所欲求，这正是蒋方良谨守坚持的人生哲学。丈夫在世时，她信奉着这一准则；丈夫过世后，她仍一如既往，默默地接受着命运的考验，以坦然的心境面对着不幸和哀伤。

蒋方良平素的行为，很注意替他人着想，不太固执己见，必要时却极有定见，不受外间杂音吵闹的影响。其中，她视台北为第三故乡、台北就是家的执著，最能表现蒋方良的真我。

蒋方良有一次向一位甚为亲近的友人表示，要写下遗嘱，将手上的存款分为10份，分给儿子媳妇与孙儿女。

蒋方良亲情趋势单纯，她计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女儿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松、友兰；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与3个儿子，蒋家直系两代共10人，是承袭她积蓄的亲人。令这位亲友感慨万千。他说，在蒋方良节俭不奢华的生活中，每一笔金钱的支出，都斤斤计算，她好不容易积存的一笔不算庞大的存款，还惦记着要留给子孙，听来真是让人于心难忍。

蒋方良习惯于不为自己着想。目前在大直，大部分的时间，她都一人独处，毫不怨尤，每天上午，蒋方良在房间里绕着圈子漫步；下午傍晚时分，天气晴朗，就到院子里走动散心，以不打扰外人为主。

过去一、两年内，蒋方良俄罗斯籍的背景，在岛内引起不少议论，社会上许多人士并公开建议当局，必要时，应当允许这位蒋经国夫人返回娘家安度余年；还有朋友善意地认为，台湾有着过多不愉快的往事，如果可能，蒋方良不妨选择移居美国等地，以便与正在海外的儿女共享天伦。

蒋方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这些毫无恶意的说法后，未曾多加解释，只在与近亲友人谈话时，轻描淡写地表示，俄国虽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毕竟己是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园了。她在台湾连续居住40多年，如今台北已是她的故乡，她要住在台北，台北才是她的家。

蒋方良另一个充满感情的地点，是丈夫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蒋方良那次表明，她以台北为家的心志不变，还意味深长他说，如果将来回归大陆有望，她愿意返回溪口长住。

蒋方良将自己的一切，与台湾、台北和大直连结在一起的情怀，充分展现在她1992年9月的美国之行中。

那次前去美国，是蒋方良自1960年只身赴美国，为儿子主持婚礼后，首次离开台北到外国。她搭机启程时，若干与蒋家相熟的人士，私下曾慨叹啼嘘的推测，这趟美国之旅，蒋方良很可能选择留居海外，避免在台北眼看社会政治上的各项变异，触景生情，难以接受。

一个月后，蒋方良象她临走时那样，踏着健朗开怀的脚步，又踏上了台北的土地。

蒋方良回来了；她回到的，是一个美好回忆多干悲哀伤怀的地方。

悲剧一生蒋孝文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对蒋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他，就等于重现在少年时代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很有限。

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蒋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所以，蒋孝文最怕他的父亲。在长安东路时，侍卫时常在晚上被蒋孝文叫去为他“推”吉普车，吉普车所以要推，倒不是说吉普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蒋孝文总是喜欢趁着晚上和三五好友一起聚会，那时大概他的玩伴当中只有他家里有车，但蒋经国对他管束甚严，只要蒋经国在，蒋孝文根本不敢乱跑，可是到了深夜，他还是会趁他父亲熟睡以后，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后要守在门口的侍卫为他开门，而且，为了怕吉普车在院子里发动会吵醒蒋经国，就叫几个侍卫一起，为他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东路上，大概推到距离官邸大门有好几十米远，才敢发动引擎，然后加速而去。

蒋介石对长孙蒋孝文是非常疼爱的，他毕竟是军人出身，孙儿们若是喜欢抡刀弄枪的，那是他高兴的事。而蒋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即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因为蒋孝文这项“嗜好”是老蒋鼓励的，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他。蒋介石不但鼓励他多认识武器性能，还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因而蒋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揣把左轮枪。某日下午，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一进门，就见到蒋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他的左轮枪，蒋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蒋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蒋孝文大概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他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后来送医救治痊愈。还有一次，副官们随侍蒋介石去高雄西子湾，蒋孝文喜欢打猎，也一同去高雄。这一天，他在侍卫的陪同下，来到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打猎。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孩，去打猎没有什么猎物回家，似乎很不甘心，于是侍卫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孝文在数步之遥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状似得意的回到住处，向蒋介石炫耀一番。

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蒋孝文不爱念书，成绩考得一塌糊涂，有好几门红字。那时成功中学的成绩单都是用邮寄直接寄给家长，蒋经国在蒋孝文上成功中学之前，曾经亲自交代那时的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要好好管教蒋孝文。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部属，自然不敢违拗蒋经国的亲自交代，即使蒋孝文有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每次蒋孝文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寄发成绩单回家，就通知副官，要他们先收下来，但是，潘振球的确对蒋孝文的在校成绩十分注意，在他连续注意了几个月后，发现孝文成绩每下愈况，这样迟早会出问题，于是，他就写了一封措词和缓的信给蒋经国，向他报告最近蒋孝文在校的情况，以及最近几次月考的成绩，并且，顺便问蒋经国有没有收到学校寄发的成绩通知革，可是，这封信寄出去了好几个月，蒋经国还是一点回音也没有，这时，潘振球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直接去找蒋经国，亲自向他报告这一连串的事情。

蒋经国听到此事之后，非常生气，回到家里就找蒋孝文追问。蒋孝文知道纸包不住火，只好实话实说，蒋经国真是痛心极了，拿起棍子就朝蒋孝文身上猛打，打得蒋孝文满屋子跑。蒋方良听到丈夫在打儿子，心疼不已，立刻出来制止，蒋经国还是拼命打，急得蒋方良眼泪汪汪，一旁拚命拉住蒋经国。蒋经国无奈，只好放下棍子，可是他余气未消，命令蒋孝文跪在地上不准起来，跪了一阵子，蒋方良心疼，又是一阵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让他站起来。

后来，蒋孝文从美国返台而且已经结婚，可是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会出些事情。有次，他出去喝酒解闷，喝醉以后心中一时情绪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因为他那晚实在已经烂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蒋孝文自己也受了轻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装假牙。

蒋孝文以盛年就因为酗酒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他的一生就这样毁在酒上。在蒋家的嫡子当中，蒋孝文可说相貌堂堂。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无奈造化弄人。

蒋孝文昏迷后有一天，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看着昏迷的儿子，蒋经国不禁悲从中来，不断轻声重复：“ALLEN！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蒋孝文继承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此岂天命哉？

掌上明珠蒋孝章蒋氏夫妇的几个小孩当中，最得蒋经国喜爱的首推蒋孝章。

蒋孝章这个生来就眉清目秀的女孩，侍卫人员对她的平民作风非常敬重，这一点，她的特质和蒋经国很像。记得是在她就读北一女中的时候，蒋经国曾经要侍卫和司机接送她上下课，可是，孝章硬是不愿意有人接送，她喜欢一个人骑着脚踏车，从长安东路骑到重庆南路的一女中上学。

蒋经国不放心让蒋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老邹开着小型座车，中午为她送饭盒去，蒋孝章站在校门口，对他怒目相视，待他走过去把饭盒交给她，她说：“你们走远一点好不好？”，司机可以理解她的用意，是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所以，以后给她送饭盒只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然后就在一个角落等看她拿到饭盒，就算完成任务，打道回府。

对待侍卫，蒋孝章从来不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蒋孝章念中学的时代，卫士翁元曾经有一次陪她去西门町的大世界电影院看电影，从那几次的接触，翁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人，和侍卫相处十分有礼貌。她一向坚持不要让自己有太特殊的感觉，更不愿被人视为利用权势。如果她愿意的话，蒋经国当然会给她先生安插职务，可是她从来没有提过这类的要求，可见，她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官邸奇女子。

蒋孝章的个性和脾气是相当倔强的，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发脾气，只要是蒋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甘味，非要把女儿逗到笑了才算完事。通常，只要蒋孝章发起脾气来，蒋经国偶尔会约好友王叔铭上将到家里来，一起把她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蒋孝章心情缓和下来。

就因为王叔铭将军经常扮演为蒋经国父女解围的角色，所以，曾经一度有人传蒋经国有意接受王叔铭的儿子作为蒋孝章的乘龙快婿，可是奈何两人没有缘分，尽管是父母有意，却无法为这两个青年撮合。后来，蒋孝章去美国进修深造，爱上俞大维将军的长公子俞扬和。

蒋孝章和俞扬和谈恋爱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在蒋经国官邸引起极大的震撼，等蒋经国亲自向她查证，确实有此事之后，而且蒋孝章还提出坚持要嫁给俞扬和的时候，蒋经国气得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气愤填膺，直说要去美国找俞扬和“算帐”。后来，为了息事宁人，宋美龄亲自出面为此事打圆场，最后总算在两家各自节制的情况下，让这件事慢慢平息下来。蒋经国后来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俞扬和也不再心存痛恨，接纳了这位女婿。

和俞扬和结婚后，蒋孝章马上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在结婚之初，蒋孝章忍受各种来自家庭成员的反对声浪，也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弹和溢于言表的不满。

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年，有一次，蒋孝章抽空回了一次台湾，记得那次蒋经国曾经在慈湖摆了一桌酒席，请蒋孝章夫妇一起吃了顿饭，后来，她就很少再回来；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职“总统”，曾经寄了机票给蒋孝章夫妇，可是他们并没有回台湾。

争议不断蒋孝武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当时的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病情越来越恶化，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作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蒋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那天中午，他在七海官邸吃过中饭之后，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红着眼眶走出房间，遇到了卫士翁元，蒋孝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有些哽咽他说：“以后父亲要你们多费心照顾了！”说完，就容情憔悴地步出官邸。果然一个月后，蒋经国就病逝。

在蒋孝武很小的时候，蒋介石就讲过，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一个“计谋多多”、“鬼灵精”的一个小孩。蒋孝勇小时候手上的零用钱动不动就给蒋孝武给拿去用了。

蒋介石习惯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一个红包给孝字辈的晚辈作鼓励，有一次，他又发红包了，蒋孝武就跑去蒋孝勇那儿，说：“阿弟啊！你有钱要多用。”他劝蒋孝勇尽量用钱，而自己却非常吝惜手上自己的金钱，有一次，蒋孝武中了一次爱国奖券，有人起哄要他请客，可是他就是不愿拿出一部分钱与大家同乐。

蒋孝武的婚姻也是蒋家公子当中，非常不顺利的一个。他的太太汪长诗，父亲曾是国民党驻欧外交人员，和蒋孝武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二人相爱就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却因为蒋孝武的个性，而和汪长诗走上仳离道路。除了二人的倔强以外，他们年纪太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蒋孝武和汪长诗离婚之后，二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的在寒暑假回到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江南案，给蒋孝武政治生命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这也导致他出国避风头的主因；但也有人认为，蒋孝武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国外比较能够避免外来的一些干扰。让他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新的婚姻生活。自从和汪长诗离异以后，他展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他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而这位台籍小姐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蔡惠媚本是蒋孝武尚未离婚时女儿友兰的英文老师，她生长在台中的旺族，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可是，上天有意让她和蒋孝武藉着当家庭老师的机会结合。

蒋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蒋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藉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二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札决定在蒋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蒋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蒋经国不可能出国，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蒋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消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国外生涯的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权威代言蒋孝勇长安东路时代，上面给侍卫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蒋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蒋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更绝的是，蒋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

在读军校时，蒋孝勇最怕的人是教育班长，如果蒋孝勇在学校偷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较不理会，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比较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后来，蒋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蒋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蒋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蒋孝文那样冲动，所以也比较得蒋经国的信任。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国政”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份权力，尤其是私人的工作，放一部份给儿子去分忧解劳。病中，蒋经国指定蒋孝勇当他的代言人。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蒋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候，大伙给他取的绰号。

那时，蒋孝勇每星期二和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藉着各种机会接近蒋孝勇。

目前蒋孝勇在旧金山附近的红木市负责中兴公司在美业务，主要销售电脑，公司不大，约20多人，营业情况不错。询问他会不会到中国大陆发展？蒋孝勇说，就企业的眼光看，中国大陆是很有潜力的市场，但目前他无此考虑。他明白指出，由于身份特殊，“一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原来单纯的事，会被视为不单纯。”因此他要特别顾虑原则性问题。

身为蒋家的后代，在近年家族经历重大更变后，他觉得担子更重。他说，“我不是政治人物，但被人视为政治人物；有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像生意人，你问我20年后想成为什么？我可保证，那时我一定退休了。”

“我是基督徒，虽不重形式，但心里很虔诚，”蒋孝勇说，“回顾过去，我现在满足的，上苍对我很好。”

在孙儿辈，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蒋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蒋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的让蒋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时期，蒋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阿！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蒋经国和蒋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聊难耐，需要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第四节章亚若的哀艳情史美人江山一段情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七海邸里。病痛缠身的蒋经国因高烧而陷入昏迷沉睡中，床边陪侍着的家人与亲信都紧蹙双眉、满面忧愁。尽管这位“中华民国”元首一连串开放措施所表现出来的魄力与睿智广受岛内外的肯定，病魔却毫不留情地侵蚀着他。

昏睡中的蒋经国突然发出一连串模糊的语音，身旁陪侍的人屏气仔细聆听，他似乎在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是的，是章亚若！时隔将近50年，外表刚强理智的蒋经国，掩不住心中深刻的怀念，在病中昏睡、不自知的情况下，泄露了心中的秘密。

评剧有“游龙戏凤”，电影有“江山美人”，表演的都是同一剧情，是明朝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一段风流韵事，李凤姐虽然只是“一夜皇后”，却是非常凑巧，有了“龙种”在身。后来在产子之后，携着“皇儿”前往北京，可惜红颜薄命，李凤姐在路上染有疾病，竟死于居庸关，小皇儿为正德皇帝收养。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一段情，有似“江山美人”，所不同的，正德皇帝是先有江山，后有平民开酒店的女子，而蒋经国则是先有章亚若的婚外情。因身为蒋委员长的长公子，统领江山在望，为不影响锦绣前程，只有牺牲了薄命红颜，留下一对双胞胎。

章亚若原籍浙江，太平天国起义时，她尚在襁褓之中的祖父章伯昌，随着黄姓父母加入太平军，后转战至江西南昌时，因父母病故，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贡涛，就是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于城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讨债时遭人杀害，尸体被丢入湖中，始终无法寻获。

章伯昌膝下除章贡涛外，还有两个儿女。老么贡涛自幼好学，长大后步上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三元及第，当上地方父母官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章亚著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贡涛本名章甫，后以“贡涛”为号。江西简称“赣”，正是“章”加上“贡”；而著名的赣江，也是章江与贡江汇流而成，“章贡涛”意即“赣江之水涛涛”。

章贡涛和妻子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有5名早夭，只有两儿五女长大成人，章亚若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章亚若生于1913年，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家庭，仍然存着“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尤其在她之前，章家已连生两位女儿，在奶奶不悦，母亲失望中，章亚若呱呱落地。原来，那时周锦华已连生了三位女儿。最大的意外夭折；正式排行老大的懋兰是长孙女，奶奶尚能接受，老二懋桃又是女儿，老人家十分失望，小婴儿就被送往外婆家，在舅舅家成长。

第四胎怀孕，周锦华战战兢兢，指望是个男孩。等着，等着，接生婆出了房门，一句“恭喜得了个千金”，粉碎了奶奶满心的希望，怒火中烧之余，禁不住在门外大声责骂生不出孙子的周锦华。

父亲为她取名懋李；“懋”是排行，“李”是比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懋李3岁时，后改名“浩若”的大弟懋萱来到人世；盼孙心切的奶奶宿愿得尝，周锦华也松了一口气，不必再为章家香烟无人接续而忧心忡忡。尽管不受欢迎，小懋李倒很争气；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伶俐乖巧，活泼可爱，赢得了父母的疼爱。从三四岁起，就跟在爸爸身边学习诗词、练书法。奶妈段会香回忆说，7个姊妹兄弟里，就属懋李与大弟懋萱特别受父母喜爱，姊妹两人排行相近，感情也最深厚。

懋李下面，共有大弟懋萱、四妹懋梅、二弟懋宿、五妹幽兰。抗战前后，懋李决定改名亚若，弟弟妹妹跟着学，引用了她名字中的“若”字。懋萱改为“浩若”；懋宿换成“瀚若”；懋梅原想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开得又挺又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沿用三姊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

章亚若懂事后成为家中子女的灵魂人物，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两位姊姊出嫁后纷纷远离南昌，她最年长，又一直留在南昌，大弟浩若负笈山东读大学。家中大小事都由章亚若照料，父亲也极为器重她。1939年左右，已改行当律师的父亲停业，家中收入中断，章亚若与母亲、弟妹的开销，都靠她在赣州专员公署的薪水补贴。

在中学里，章亚若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是那时南昌女中的风云人物。

此外，章亚若自学而成的京剧，唱做俱佳。同侪莫不赞叹惊奇。她还爱教人唱戏，亲朋闺友只要喜欢京剧，大都被她说服，做了她的短期京剧学生。章亚若的两位姑妈视亚若这一代章家儿女如己出，疼爱有加，二姑妈章金秀更是与弟弟贡涛一家情谊深厚。她和先生陶百川所生的5位子女，自幼与亚若姊妹兄弟们一同嘻戏玩乐，情感十分融洽。尤其在章亚若的二姊懋桃与二姑妈家的二表哥陶端柏结成连理，亲上加亲后，章、陶两家更是走动频繁。

章亚若结识了不少陶家的远亲近戚。其中，一位名叫唐英刚的年轻人，是二姑妈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端庆夫家的堂兄，章亚若跟着表姐唤他“大表哥”。

“大表哥”身材颀长、体型瘦削，又不多言语，外表看来温文儒雅，颇有彬彬书生的气质。他家中有兄弟两人，父亲早逝，一向与母亲和弟弟唐英武相依为命。但据章家亲属推论，以当年章家的名望与地位，若非唐家家道不错，唐英刚又一表人材，章贡涛不会将家中最宝贝的三小姐亚若许配给他做妻子的。

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服饰装扮，与言行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范。1926年间，正值新旧社会交替变换之时，唐英刚算是一位保守的年轻男子，他18岁那年，三表妹章亚若15岁，刚念完初中。她明丽活泼的外表与善解人意的性情，吸引了不少身边经常接触的异性。在母亲与姊姊都早婚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从表兄妹结为夫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嫁做唐家长媳后，章亚若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在接受了教会中学新思想教育的启迪后，如何仍能遵照旧礼教的约束，无怨无悔、逆来顺受地扮演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传统中国女性角色。

外在大局面的变化，也随时冲击世道人心，1926年起，北伐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的战事进展顺利，江西省也幸运地挣脱了孙传芳数十年的统治。在这新旧时代的交替下，赣江流域两旁的江西民众，逐渐自我觉醒，唤起普遍反权威的意识。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中，知识分子要求扬弃老旧价值观念的呼声，慢慢传人了江西省城南昌市。

就这样，一股庞大的社会变迁力量，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向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20岁前后，章亚若外表的妆扮与内在智虑思绪，都随着两位儿子的成长，不时在自我追寻的迷惘与希望中来回摆荡。

经历几番挣扎，章亚若决定迎向新时代的挑战。她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地尝试着新社会的各种新事物。章亚若也试图为她的角色重新定位。她出外做事，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交游广阔，拓展社交圈；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开辟出一个与上一代妇女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

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长袍马褂、道貌岸然的自持之中。

个性上的歧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亚若23岁，表哥丈夫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对她无疑是最大的惩罚。

现实生活中，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7岁、4岁的幼子。一家4口的生活是一大重担；精神上，亲戚朋友间的流言与内心的自责，对章亚若而言更是无尽的折磨。直到今天，关于唐英刚自尽的前因后果，章亚若娘家的亲属，还有很多不甚友善的议论。

唐英刚自尽之后，办完丧事，章亚若便正式迁回娘家长期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战开始，婆婆也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唐、章两家始终维持着亲密深厚的关系。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章亚若偕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章瀚若和侄儿们，拜别父亲，随逃亡潮南下避难。

这时，大弟章浩若已投笔从戎，随军队南征北走。大姊章懋兰与二姊章懋桃都跟着夫家远赴异乡。妹妹章亚梅与二姊一起，也不在身边，小妹章幽兰则是从小就送给昌邑农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了，留在南昌家中的兄弟姊妹，章亚若最年长，因此章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父母年事渐高，重要决定也得倚赖她，章亚若成了实际上的一家之主。

章亚若和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而且唐家婆婆与儿子在南昌安危可虑。章亚若计算着，一旦有固定收入，便将他们三人接来赣州团圆。

正在她苦苦思索该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准备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民风，消息传遍了赣州市，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拥向位于米汁巷的专员公署，表达投效门下的意愿。章亚若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

她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更隐密地保留起来。赣州结识的新朋友中，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把他们叫到一旁，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以前依南昌习俗而称的“好妈妈”。

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的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唐远波还说，母亲外型出色，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看起来欲与二十上下的年轻女孩不相上下。说她未婚，没有人会怀疑，若指她已育有上小学的孩子，或许反而让人不能置信。

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或一起在赤珠岭三民主义青年团受过训的朋友，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章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初春至年尾，主掌文书；1940年前6个月，她加入三青团受训，结训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

蒋经国最有名的每周一次听取民怨，公开接见民众的细节安排，就是由章亚若负责。每星期有一天，她都陪在会客室，指导民众向他们心目中的“蒋青天”诉苦，并且在一旁做纪录整理、解释说明的工作，是专员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蒋、章两人间的恋情；有人推断是在这段期间攀至颠峰的。不过，两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亚若进公署上班不久，就慢慢开始了。章亚若的初中同学、后来又在三青团受训期间与她邻床的桂辉表示，那一年看章亚若插班入干训班，并由大队长及专员公署办公室人员陪同前来报到，就隐约感觉到“不一样”。

后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章亚若失魂落魄、泪汪汪地向桂辉诉说，她担心她记载自己爱慕蒋经国这件秘密的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可能传扬开来，惹上麻烦。桂辉至此方才确定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的感情。不论蒋经国与章亚若私下如何相处，在公事上，从章亚若自赤珠岭于训班结训后，至第二年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却是公认的。这一年多，章亚若平素除了在米汁巷专员公署蒋经国身边，做秘书之外，偶尔在蒋方良赴重庆探望公婆时，也奉派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孝文与蒋孝章。她在那里过夜留宿，一般认为是极有可能的事。

那一阵子，蒋经国经常在赣南地带出差探求民隐，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日夜相处，也是名正言顺。据说，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还时常向章亚若请教唱戏之道。喜好教戏的章亚若，一度还认真地做过专员夫人的京剧家教。

章亚若唱戏与评戏的才艺，也深深吸引蒋经国。如今坐落、在赣州公园正门对面的章贡剧院，当时就是蒋经国夫妇听戏度周末的地方。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由于缺乏出自蒋经国的第一手资料，旁人无法确切得知。不过，可以确定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她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撤除了蒋经国的心防，他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这种种都代表了他的一片真心。

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

除了这件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双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不易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

或许也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曾公开承认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当两人情感发展至高峰时，他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喜得双胞胎乐坏小蒋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市区中正公园右侧文清路九曲巷内，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一张八九人座的圆桌前，蒋经国以他一贯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殷勤地以女主人的姿态款待身边的朋友八五八书房。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来宾们知道，章亚若怀了蒋经国的孩子已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

那天的晚宴，由蒋经国特地出面为章亚若饯行。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看，这个举动，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他在知道章亚若有孕后，对她地位的某种肯定。

然而，正开始在政界初试啼声的蒋经国，毕竟禁不起流言的破坏与打击，对于他与章亚若之间这段情结的处置，必须分外谨慎小心。

作过蒋经国主任秘书的漆高儒就说，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做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在桂林，章亚若一改她在赣州陪专员四下出巡、探访民情的活跃风格，变得隐名埋姓、深居简出起来。平日交往的人士，除了受蒋经国之托，帮忙照料章亚若生活的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夫妇，和邱的同道知交外，就只有丽狮路住宅的房东、一对陈姓的教授夫妇了。

1942年初春（正月27日），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

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7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三人回家。

章亚梅还记得，她陪着姊姊乘坐一辆黑色轿车，自医院返回家门，正要抱侄儿下车时，个性活泼的三姊拉住她说，要跟“阿哥”开个玩笑，先不要告诉他婴儿哪个大、哪个小，“要他猜！”

“阿哥”蒋经国也不负众望，他笑着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后，当即毫无错误地指出谁大、谁小。

目睹这般的父子天伦，章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珍惜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也感染到这愉快的气氛，跟着顽皮起来，她撇撇嘴，指着婴儿巴掌大的小脑袋说：“看你的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

“猫咪？”蒋经国呵呵笑了起来，他低下头对一左一右、拥在怀中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喊道：“大猫！小猫！”

就这样，双胞胎得了大毛、小毛的乳名，此后，不但父母、亲友这样唤他们，自懂事起，兄弟俩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他们的父亲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大毛叫蒋孝严，小毛叫蒋孝慈。

蒋经国不仅依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分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章亚若虽然没有正式的婚姻，儿子仍应该姓蒋。章亚若死后，孝严、孝慈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才在他们3岁多，进托儿所前，由章亚若大弟章浩若以父亲的名义为他们报户口，从蒋姓改为章姓。报章姓户口前，周锦华曾设法知会蒋经国，获得蒋经国的同意后，才采行这一无奈的权宜之计。双胞胎出生后蒋经国频频来访桂林，表现出他对章亚若母子的一片真心。每次“阿哥”来，总是把车子停在老远，再步府走入丽狮路，还没进家门，面庞上就堆满了笑容，直嚷着要抱儿子。章亚若十分珍惜与蒋经国相会的时光。通常在蒋经国神情愉快地逗弄完大、小毛后，讲究情调的她会设法安排一段与蒋经国独处的时光，两人在房间里谈笑，话题无所不包，天南地北，似乎永远也说不完。兴致高的时候，两人还会交换字条，以文字交谈。日后，章亚梅幽默地说：“大概是写一些怕我听到的情话吧！”

随着儿子的成长与蒋经国的定期探望，章亚若过着幸福的家居生活。她在蒋家的身分虽然仍就阴晴未定，但大部分时间，章亚若都把心思放在双胞胎身上，指望儿子能为自己带来应有的名分和幸福。

章亚若坚持争取名分，主要也是为了儿子着想。她不只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

事实上，这个时候蒋经国的从政之路分外坎坷，正面临着许多障碍。

有不满意蒋经国在赣南强悍作风者，向他的父亲告状，指称这位“太子”在奉行苏联学来的社会主义领导方式。为了平息各方非议，并进一步锻炼儿子的能力，蒋介石打算把蒋经国调离赣南，蒋经国也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在战时的陪都重庆。这一切，再加上对章亚若母子的牵挂，蒋经国所承受的，无疑是极大的压力。他未尝没有在为章亚若母子合法的身分努力，但是时机显然并不恰当，就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1942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在赣州为公务繁忙的蒋经国，如晴天霹雳般接到桂林打来章亚若突然病故的电报。是病死还是被谋害？

章亚若的亲朋一致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是遭人谋害死的。他们记得，她去世的前一天，还生气盎然、充满了活力。傍晚，她应邀赴一场晚宴，午夜返家后，感觉腹痛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却就此一去不返，死在医院里。关于章亚若的死因，章家亲友自然不免各有猜测，他们惊疑是蒋专员身边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

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就表示，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

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生的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作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

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

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

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和所有独裁统治者一样，蒋经国的私生活长期被罩着神秘的面纱，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官筛形象，日后自然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章亚若去世后，据说是蒋经国透过亲信，与“伯母”周锦华商量，请她由赣州迁居至万安，在那里和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

万安是江西中南部较贫穷的县份之一，全县中央地带就只有两条交叉的十字街，街上的建筑以两层高的木板屋为主，街头尽处便是赣江码头。这里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贫乏，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蒋经国选择此地安顿周锦华和章亚梅，以便抚养孝严、孝慈兄弟，一方面是此地较能避人耳目，距赣州又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地不致遭日机轰炸之故。

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余，要负起抚育两个双胞胎外孙的重担，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专员有任何安排，她都言听计从了。

双胞胎兄弟虽然不幸丧母，父亲近在眼前又不能相认，两个小娃娃却日益健康茁壮，在万安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长牙、学坐、学爬，到迈开小脚走路，成长过程极为顺利，没有任何病痛，使得外婆与姨妈在忙碌中颇感安慰。1943年冬，周锦华接到儿子章浩若转来的家信，他要母亲准备行李，到贵州的铜仁团聚，因为章浩若即将登上铜仁县长的宝座。

在贵州铜仁的县长官邪里，周锦华的生活也获得改善。一向孝顺的长子章浩若不仅请来当地一位苗族少女做丫鬟，专门侍奉母亲的起居，还拨出一位名叫王连玉的传令兵到家中工作，命他协助看顾大毛和小毛。

事实上，孝严、孝慈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浩若，蒋经国十分清楚。

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保持着固定的联系，只要是牵涉到大毛小毛的一切事情，都由蒋经国做决定。当然，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经过蒋经国的首肯。

1945年抗战胜利，章家返回南昌。这段时期，原任铜仁县长的章浩若奉调转任辽宁省法库县县长。母亲周锦华不愿与父亲章贡涛自庐山带回的二大太曹上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于是由章浩若自东北汇款回家，在距章家住宅两条街外的井头巷，购置了一幢宽敞、设有阁楼的平房给母亲居住。

井头巷因巷口有大井而得名，孝严、孝慈兄弟至今仍记得房子入口处的高门坎和巷口深不见底的大水井。周锦华带着儿孙迁人时，自铜仁时便在章家帮忙的风妹和传令兵王连玉也跟了过去，依旧分别负责伺候周锦华及看顾双胞胎小兄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蒋经国出使苏联回国后，周锦华曾带大毛小毛赴南京与蒋经国会面。曾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表示，他记得有这么回事，但是不清楚蒋经国以什么方式安排与双胞胎儿子见面。

孝严、孝慈名义上的“母亲”纪探和她的姊姊纪珍，对蒋经国父子会面，却另有一番描述。当时与夫婿住在南京的纪珍说，妹妹纪琛曾奉婆婆周锦华之命，带双胞胎兄弟来南京与蒋经国见面。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前去相聚。

每次纪琛带双胞胎赴南京，都惜住在纪珍家中，再由纪珍陪同前往蒋经国下榻的励志社附近等候蒋经国的来临。纪珍记得，每当蒋经国的黑色轿车驶近时，纪深就会催促两兄弟赶快迎上前去，并告诉他们，“那位下车的，就是爸爸。”

双胞胎兄弟获悉身世1947年6月，国民党政府展开撤退台湾的行动。早在5月上旬，周锦华就接获来自蒋经国方面的讯息，意识到再一次离开故乡南昌，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章家抵台后，选择在新竹安顿下来，据纪琛和章修纯表示，是因为纪琛的姊姊纪珍的关系。当时纪珍和夫婿跟随服务的空军单位来台定居新竹附近。为了亲人能够就近照应，便说服了周锦华前往居住。

周锦华取出自家乡随身带出来的钱财，在如今已成为新竹闹区的城隍庙附近中央路上，购置一幢两层楼的简单砖房，供全家居住，展开迁台后的新生活。孝严、孝慈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又名风城的新环境，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一直到今天，据说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的章孝严，无论因为公务或私人赴新竹，都会到旧居探访，寻觅童年足迹。章孝慈也常前往新竹名胜表草湖，在外婆骨灰安放之处静恩默想，藉以排除心中的烦优。

迁台时，身为一家之主的章浩若，在报户口时，苦心刻意地安排了一番。他向户政机关申报时，将双胞胎报为章浩若和纪琛的儿子，并且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生子故意报为相差一岁的兄弟。为了更进一步混淆外间的传言，章浩若将自己两个孩子报为双胞胎。

年幼时，孝严孝慈不明白这里面隐藏着的曲折故事，也没有想到要探其究竟。不过，他俩都还记得，外婆告诉过他们，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并不确实，他们俩真正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17日。

章家这种设计安排，除了为双胞胎安全着想外，有人猜想，也是在维护蒋经国的名誉。不过，由于章浩若始终不肯与外甥谈论此事，孝严与孝慈至今仍不明白舅舅的用意与心思。

直到1960年底的某一天，外婆突然告诉孝慈，她有重要的事，必须告诉两兄弟。章孝慈至今仍清楚记得，那一天，就读新竹中学的哥哥章孝严因为参加学校活动，外宿不在家。

身体屠弱，饱受肾脏病折磨的外婆，将章孝慈喊到身旁，叫着他的小名“小毛”说，过几天，哥哥大毛回家，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两兄弟。

敏感的章孝慈立即感受到外婆话语中的不寻常，他没有追问，点点头表示遵从。

过了几天，哥哥回家了，章孝慈转告哥哥，两人私下等着等着，却久久不见外婆提及那桩重要的事情。他们按捺着内心的好奇，以为向来思虑谨慎的外婆必有盘算，所谓“要事”，内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谁知道，病魔却失去了耐心，不到两个月后，也就是1961年2月，外婆因病重逝世家中。她阖上双眼远离人世的前一天夜里，两位外孙还向外婆道晚安，第二天清晨醒来，却发现他们相依为命的至亲已安然走完这辛苦的人生之途。

这年年初，他们失去了外婆；年中，两人同时考上私立东吴大学；年底，从王升的口中，确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蒋经国。

对于身世，两兄弟都能以坦然的态度面对现实。不过，个性比哥哥内向的章孝慈提及父母和身世时，经常表现得颇为感伤。一位接近他的友人就表示，外界以蒋家第三代称呼孝严、孝慈，孝慈却认为身为庶出之子，实在说不上是蒋家后代。

1989年夏天接受访问时，章孝慈极为坦白地描述在18岁时约略明白母亲章亚著与父亲蒋经国的一段情，以及母亲悲惨的遭遇后，“满心无奈与痛苦”。

那时候，家境仍然清苦，双胞胎注册就读东吴大学，还要靠学校宽容的分期付款政策，才能缴足学费。

双生子推断，他们当年的艰苦，很可能是在政治道途上奋力迈进的父亲所不知情的。章孝严记得18岁以前，曾见过王升伯伯至新竹家中仿晤。他每次来访，都将乘的吉普车远远停在巷口，很可能是避免惹人注意。

曾有传言说王升与宋时选受蒋经国之托，代为养育照顾孝严、孝慈。但事实与此差距极大。双胞胎表示，他们直到18岁读大学一年级，从王升口中证实父亲的身份后，才结识宋时选。而王升担任双胞胎与蒋经国间的沟通桥梁，也是两兄弟成年后才开始的事。

为了减轻舅舅的负担，自新竹迁来台北住宿念大学的孝严、孝慈，各自以工读与家教等兼差方式，自谋生计。他们也逐渐自王升伯伯的叙述中，了解母亲活泼、外向的性情与出色的工作能力。对外，两兄弟依然不对自己的身世露出任何口风。章孝严的妻子黄美伦就表示，婚前她根本不知道孝严——蒋经国的父子关系。

章孝严在“外交部”的同事，也都是与他认识好几年后，才间接探知他身为蒋经国亲生子的事实。

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章孝严，是通过外交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的。学法律的孝慈，则在历经一番曲折后，取得了东吴法学士的学位。

当哥哥孝严立志在外交界寻求发展时，孝慈发下35岁以前全心念书的宏愿。他在美国取得两个硕士与一个博士学位后，返回母校东吴大学教书，那一年，孝慈正好是35岁。

从完成大学学业到就业、成家，双胞胎兄弟的各项经历和发展，据推测，都一一由王升转告他们的父亲蒋经国。但是这期间，政坛仍视双生子与蒋经国的关系为绝对不可公开谈论的禁忌。

蒋经国对孝严、孝慈兄弟的奋力上进感到十分欣慰。孝慈赴美深造的旅费，据说就是父亲补助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与女儿章友菊，均由祖父蒋经国命名。劲松，是与孝武的儿子友松相呼应；友菊，则与孝文的独生女友梅、孝武的女儿友兰，构成一幅“梅兰菊”和谐融洽的美丽图画。

章孝严的三位子女中，长女蕙兰与次女蕙筠也是依蒋家的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子取名。至于独子、也是老么的章万安，则是祖父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双胞胎成长之地而取的。

透过这般微妙的命名哲学，蒋经国用心深刻但又含蓄技巧地表达了他对孙儿的祖父爱；也等于非正式的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

章孝严进入“外交部”服务，首度正式外放时，还与父亲有过一段以笔墨沟通的经验。

那时已结婚的章孝严，结束在比利时的法语语文训练，返回“外交部”

秘书处服务，完全不明白他特殊身世背景的“外交部”主管，决意派遣他赴旧金山领事馆，正式展开外交官的生涯。

王升传达了做父亲的蒋经国为儿子优异的表现感到的骄傲与安慰，但是蒋经国担心孝严进入华人众多的旧金山区服务，可能会引起侨界对他身世的深入探究。

根据王升的描述，蒋经国希望孝严暂时不要外放，继续留在“外交部”，等待日后其他的机会。

一心一意要接受外交官实务工作磨练的章孝严却不这样想。他谅解父亲的顾虑，但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职志。

左思右想后，章孝严写了一封字句恳切的信给近在“行政院”的父亲，央求父亲协助他完成外放美国，迎接外交官生涯挑战的心愿。

蒋经国读信后又惊又喜地满足儿子的愿望。几天之后，“外交部”发布新的外放命令，转派章孝严至华人较少的华盛顿“大使馆”服务。

从旧金山改为华府，很可能是蒋经国的折衷之计。有人判断，章孝严的书面抗争，非但未曾激恼蒋经国，甚至可能因而赢得了一向具主见、坚持信念到底的父亲更多的疼爱。

在这段插曲之前，“外交部”的官员仍然无人知晓章孝严的身世，外放命令的转变，据说出自当时的“部长”沈昌焕首度确定章孝严与蒋家的渊源。十分巧合，数年后，弟弟章孝慈也与父亲有过一段书面沟通。

这次，儿子谈的是“高雄事件”受刑人林义雄提前假释的法理问题。据了解内情的人士指出，学法律的章孝慈有勇气就如此敏感之事向蒋经国建言，很可能多少也使得父亲刮目相看。事实上，蒋经国对双胞胎成年后各自在事业上的坚持与努力，感到极为欣慰。接近他的人士透露，蒋经国在世时，曾经表示两位双生子中，哥哥章孝严适合做外交官，日后宜朝政途发展；弟弟章孝慈则以继续留在学术圈闯天下为适当。

前往华盛顿赴任的章孝严确实未负父亲期望，他不仅利用工作之余，夜间进修取得了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硕士学位，更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他在“外交部”逐步上升、平步青云所凭仗的资产之一。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章孝严向长官驻美“大使”沈剑虹请假回国，由王升安排，在祖父灵前行礼致词。他的匆匆返台，引起驻美“使馆”同僚注意，大家这才惊奇地发觉，他就是蒋经国与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中的哥哥。

之后没多久，弟弟章孝慈就返台回母校东吴大学任教，逐渐在教育界崭露头角；哥哥章孝严也从“外交部”北美司科长、副司长一路做到司长。80年代初期，他俩事业上的成就已被大众肯定，但他们与蒋经国的关系仍是禁忌。甚至章孝慈以法律学者身份应邀在电视公司发表短评，也被无故中止。台湾一家具规模的广播电台主管表示，他们曾奉命不可在节目中播出章孝严与章孝慈的声音。那时有名的党外杂志，经常因为刊登孝严、孝慈的母亲，以及他们与蒋经国关系的文章而遭查禁。

一位资深的报社政治记者进一步透露，他曾被“有关单位”叮嘱，千万不能在报端刊载有蒋经国与孝严、孝慈关系的报道。

外界的传言与好奇探间继续不断地围绕这对双生子。父亲与他们也随着时光的逝去，更为父子情深。“中间人”王升奉派“出使”巴拉圭后，孝严、孝慈儿女的成长和家庭都由另一位父亲信赖的亲信代为传达。每年过年、中秋与端午节，双胞胎也都会得到蒋经国的红包赏赐，温情与父爱补偿了他们不能随侍父亲身侧的遗憾。

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对双生子的思念与关心日益浓厚。

蒋家一位亲信则指出，孝严、孝慈与孝武、孝勇的祖母宋美龄为了融合蒋家第三代的手足亲情，曾刻意扮演协调人的角色。

然而，不论传言如何，蒋经国生前如何处理均已成年的孝严、孝慈与孝武、孝勇间的关系，恐怕也都是外人难以猜测揣摩的。

事实上，自从1942年章亚若去世后，蒋经国似乎就下定决心将这段感情深埋心底。

徐君虎表示，章亚若病逝桂林年余后，蒋经国有一次前来公办。他陪同蒋经国四处走动，抵达漓江，曾提醒蒋经国章亚若的墓地就在附近，并且问蒋经国是否有意前往祭拜。

“莫要再提此事了！”徐君虎记忆中蒋经国略带慨叹地说完这句话后，即不再言语。徐君虎明白，蒋经国创痛仍在，于是识趣地未再提起章亚若。另一位曾任蒋经国赣州专员公署干部的人士透露，为了淡化与章亚若育有一对双生子的事实，蒋经国自章亚若逝世后，养成了认养孤儿的习惯。他的众多义子中，有人如今仍在政府单位服务，也有人因行为不检，而被蒋经国断绝了养父、义子的关系。

蒋经国认养这些外人并不知情的义子，据推想，也有转移外界对他章姓双生子注意力的用意。

对于孝严与孝慈，蒋经国始终保持着谨慎的父爱与关系，他从未在公开场合与他俩同时露面，也不轻易与亲友谈起两位儿子。

据章孝严回忆，他预官受训那年，父亲蒋经国首次破例未曾在结训时前去致词并探视受训青年。后来他出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也刻意回避了陪同外宾晋见蒋经国的尴尬场面。

有趣的是，在外交职务上表现优异的章孝严，不止一次获颁由蒋经国署名的褒扬奖状。这些珍贵的文件，如今都悬挂在他的书房中。

眼看这一对双生子成家立业、各自有了不错的成就，上了年纪的蒋经国在敏感的政治考虑下，忍受着近在咫尺，却无法与他们共叙天伦的痛苦。这种父子不能公开相认相亲的精神折磨，恐怕也是一般人无法理解和思议的。尽管如此，双胞胎与父亲确曾私下相会。据亲近人士透露，蒋经国生前，孝严、孝慈曾有经人安排，赴“总统府”探视父亲的经过。不过，关于这一段，当事人孝严、孝慈兄弟坚持列为个人隐私，他们除了公开表示深爱父亲之外，对于如何与父亲相见、相见时的情形，以及曾否以“爸爸”称呼蒋经国等问题，都不容外人探究。

父子相认失去机会1988年1月13日下午，章孝严与章孝慈则永远丧失了有生之年与父亲相认的希望。

那天傍晚，章孝严正以“外交部”常务次长身份，在“外交部”主持晚宴，接待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助理。大约6点半左右，他接到妻子黄美伦的电话，说有朋友告知，蒋经国已在当天下午过世。

章孝严强忍心中哀伤，匆匆结束宴会后，立即设法与弟弟孝慈联系，但始终不能如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晚将近9点时，台湾的三家电视台先后以新闻插播方式报道了这则消息。事先毫不知情的章孝慈，突然从电视上获知父亲已经与世长辞后，一度木然。接下来很久一段时间，他与孝严都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中无法平静。尽管如此，蒋经国的丧礼以及后来当局举办的逝世周年纪念会等公开场合，都未出现孝严、孝慈兄弟的身影。面对现实的无奈，孝严、孝慈不禁感到哀痛。孝慈偕家人返家途中，就忍不住悲从中来而黯然落泪；蒋经国去世周年，政府要员齐集“总统府”举行纪念大会那天，章孝严取消了公务上的邀宴，闭门家中静思，心情十分沉重。

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中，孝严、孝慈与孝勇均以高票获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员将他们对俞党主席蒋经国的敬爱，转移到他的子嗣身上。至此，蒋经国与孝严、孝慈的的父子关系也等于首度得到了公开的认可。十三全大会期间，包括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以蒋家第三代形容孝严、孝慈两人的新闻报道。

数十年来，双胞胎兄弟敏感、神秘而不能公开的身世，终于拨云见日，不再被悬为禁忌了。

孝严与孝慈悲剧性的家世背景正式公开，兄弟俩固然获得了普遍的同情与肯定，紧接着也面临了社会上近乎苛刻的批评与要求。其中，更有人将他们归类干“权贵”世家，认为这对双胞胎今日各自在事业上的成就多少得利于父亲的余荫。

1988年底自“外交部”常务次长任内转调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的章孝严，自从1967年进入外交界后，就平步青云，节节上升，有人认为是得力于蒋经国与他的父子关系，章孝严却认为他本身的努力才是关键。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不但章家亲友获悉了双胞胎兄弟在台湾的名声，浙江奉化溪口镇的蒋氏家族也注意到这对兄弟。根据蒋经国远房侄儿蒋中伟，以及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一位远亲表示，溪口蒋家认为双胞胎的蒋姓宗嗣地位不容置疑，只要孝严、孝慈愿意，他们愿意协助兄弟俩恢复蒋姓。蒋中伟表示，近两年来，他曾在溪口接待十几位自台湾返回溪口探亲的蒋姓宗亲，他们曾多次提及台湾蒋家后代的现况。而台湾宗亲里，有人认为蒋经国生前未能让孝严、孝慈归宗，是他一生里唯一的遗憾。

蒋中伟并且表示，1949年前后所修订的蒋氏家谱中并未列入孝严、孝慈的名字，将来再修订时，必定建议宗亲将他俩纳入家谱当中。蒋中伟相信，这个做法不仅完成蒋经国的遗愿，“毛夫人的在天之灵，想必也是非常赞成的”。

对于溪口蒋家的接纳和认同，孝严兄弟十分感动，经过多番考虑，为了纪念母亲，两兄弟决定不恢复蒋姓。

蒋家重返大陆第一人1993年8月23日至25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台湾东吴大学法研所协办，台湾访问团成员约80人，根据暂订的协议，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担任该次会议主席。

早在1989年4月间，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就曾委托大陆亲友修缮母亲坟墓，墓地型式还是章孝慈亲自挑选的，对此次“寻根之旅”，章孝慈充满盼望。

为了与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及了却祭奠母墓的心愿，在台湾当局僵化的大陆政策下，不得已辞去了“国代”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之职，并于1992年2月接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

返回大陆前，章孝慈在台湾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了自己沉重的身世与感受。

记者问：你将是蒋家第一位重返大陆者，又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这趟大陆行，有否向李登辉“报告”过？

章孝慈回答说，我已于今年3月30日向李登辉报告这件事，同时请示8月底将赴大陆参加两岸法学会议以及到广西扫墓的预定行程。李登辉同意其参加这个活动，包括到桂林去扫墓。李登辉还说：“孝严担任公务员有官员身份，没有办法去大陆，你到桂林去，要代孝严烧一枝香。”

记者问：外界对章女士的死因传说很多，你是否探询真正的原因？

章孝慈答：没有，我所了解就是当时她得了急病，可能是痢疾，当时的环境有很多条件都不是很好，很可能就是如此。

章孝慈充满感情地接着说：虽然我母亲去世时，我们才几个月大，对母亲已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在我的感觉里，我的母亲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一直觉得她好像在我的身旁。记者又问：据了解，蒋“故总统”在逝世前不久，有一次病中曾喊出“亚若”，后来在场的蒋家亲人曾转告你们兄弟，是否有此事？你是由谁告知此事？

章孝慈答：有，我只能说是蒋家“很亲的亲人”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很感慨，但是我知道我父亲和母亲之间感情是“很真的感情”，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心中感觉非常温暖，那就是天生的父子之情。

记者问：你们兄弟是在何时才确知自己的身世？是否如外传在18岁时由王升告知？

章孝慈答：那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当时王升先生也不是讲得那么清楚，应该说是“暗示性”的；其实我和孝严已陆陆续续从长辈、亲友、甚至是同学的家长已多少得知一些。

接着章孝慈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没有母亲、没有父亲”的环境成长的过程，他说：外婆实在是很爱护我们两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舅舅也取代了“父亲”的角色；但是长大后，总是感觉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母亲，从来就没有叫过“爸爸”、“妈妈”？这是很大的遗憾！

所以，懂事的时候，我就问外婆、舅舅，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母亲？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掩饰，或是要我们别问这件事。

如果我在外听说人家讲我的父亲是谁，回去告诉外婆，她就会说：“没这回事，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当然我现在可以理解外婆是“用心良苦”。章孝慈透露，在外婆去世之前，有一次章孝严去参加暑期活动还没有回家，外婆告诉他等孝严回来她要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但是等孝严回来，她又不说了，而在高三暑假，外婆就去世了。章孝慈说：后来我才明白在外婆生前，她曾经很慎重地考虑过，要将我们兄弟的身世说出来，长大我们才懂，她不愿我们在内心产生“不满或不平”的情绪，甚至产生虚矫二气，不好好念书。她的用心就是让我们认定“自己是平凡的人。”章孝慈还透露他们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实际出生年月日是1942年农历正月17日，但章孝严身份证是报的1941年5月21日生，章孝慈则是报1942年1月24日，而“父母栏”的名字则填的大舅章浩若和舅母纪琛的名字。为了怕别人知道双胞胎在这一家，还特地把舅舅的一对女儿报成“双胞胎”，来引开别人的注意力。

章孝慈认为，这是当时外婆和舅舅商量过的做法，所以章孝严曾对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除了性别是对的，其它全部是错的。

记者最后提问：你是否好奇去想了解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章孝慈激动的回答：对！对！我问过外婆，她说我母亲非常聪明、非常漂亮、很会演讲，很有人缘，而且文章写得很好，字也写得很好。

章孝慈桂林祭妇母墓9月5日，桂林下着大雨，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大雨滂沱中，涕泪纵横地完成他为亡母一尽孝思的心愿，而章亚若50年的荒家也终于由其子亲自敬上一柱香。

连续干旱近两个月的桂林，在章孝慈抵达时开始下了大雨，上午10点20分，章孝慈抵达七星区凤凰岭他母亲章亚若的墓地。

章孝慈的亲友们，包括曾在桂林照顾章亚若的大姊章懋兰的子女刘守元、刘守升、刘守邦、刘守桂、刘守昆等人，章亚若二姊章懋桃的儿子陶天锡（由四妹章亚梅抚养成长），以及章亚若的兄长章浩若的么女李忠洁（毛毛，此一小名是为纪念大毛、小毛即孝严、孝慈两位表哥而取），都齐聚墓前。

刘守元表示，这次他们齐聚桂林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他母亲章懋兰生前一直记挂着三姨（章亚若）的墓和早已失散的一对双生子，这次终于能够晤面，现在章家人就只有小舅子章浣若（现居台北）始终没能联络上，因此这次也要向章孝慈问问舅舅的情况，并带点东西给他；第二、为三姨扫墓，这次“小毛”（章孝慈）能前来，意义特别不同；第三、利用这次机会尽可能让章家亲友再聚一聚，海峡相隔，此后再相聚不知何时。

刘守桂也说，章懋兰生前一直记挂章亚若的墓地，早在1966年“大串连”时，母亲就要守元、守昆、守桂三个人藉串连到桂林的机会找寻墓地，当时已找到了凤凰岭一带，却没寻获墓地，碍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也没敢间当地人。1985年确定章亚若墓地后，守桂等兄弟年年都来墓地祭拜。

10时30分，墓前一切祭拜的牲果都已布置妥当，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也被安置墓前。10时40分，章孝慈步出座车，还没走到墓前，即难遏止激动的情绪，以白手绢掩面悲泣，步履艰难。由于雨势相当大，虽有当地政府派人为他撑伞，但不多时，章孝慈仍浑身湿透，脸上尽是雨水泪水。10时45分，家祭仪式开始，章孝慈在墓前跪立，上香、献果、晋爵，随后自西装口袋拿出亲笔书写的祭母文诵读，数度泣不成声，围拢在旁的亲友们也个个痛哭失声。11时25分，整个仪式结束，章孝慈在墓前焚烧自台湾带来的金元宝、金箔、银箔，但因雨势太大，两个香炉中章孝慈烧的那盆虽勉强可以燃火，但也一再被雨浇熄。

家祭仪式过后，章孝慈已基本稳定情绪，在大雨中环视一周，观察地形，也看看修墓工程的情况，他特别向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致谢，对章亚若墓地能在急迫情况下修缮完成，深感安慰。赵平说明，当地农民都知道过去这里曾葬有“蒋委员长的媳妇”，所以找寻起来不算困难。

陶天锡也在大家情绪平复后，带着妻子及8岁的孙子和章孝慈正式面对面致意，他慨然表示：“40多年了，终于能见到你。”而章孝慈也与他的孙子合影留念。

11时40分，章孝慈与章家亲友在大雨中驱车离去。

章孝严这次没有来。9月5日上午，在章孝慈桂林祭母的同时，远在台北的章孝严同其太太和子女也坐在章亚若的照片前，一直静坐了一个多小时，焚香祭拜。这是他们兄弟有一份来自心中的自然亲情，这次不能和弟弟结伴到桂林祭扫母墓，感到很遗憾。

当日晚间，章孝严在台北从电视上看到了弟弟泪洒母亲墓前时的情景，他心里很激动。期望自己有一天也到桂林祭扫母墓。据台湾《中国时报》说，这次章孝慈是以一位学者的单纯身份到大陆扫墓，也有人建议章孝严可以考虑向当局申请到桂林扫墓，但是章孝严认为目前因有政务官身份在身，不能突破当局的现行政策的规定，以免落人口实。

章孝慈此次大陆行，将可能再度使章氏兄弟的身世乃至母亲章亚若的死因成为热门话题。章孝严说，他们是抱平常心境来看待的。

章孝严说，母亲的死因至今仍有很多的传说，在他和弟弟年轻时，曾听外婆提起，但是也不是很清楚。外婆在他们问起母亲时，曾说过母亲是病故，然而他们感到母亲的死因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外婆也有过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表现令他们印象深刻。他说，不过当然也不能排除是病故。

章孝慈这趟“寻根之旅”，从酝酿到成行，费了将近10年。

1942年，章亚若在桂林谜一般地猝逝，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年仅半岁。

半个世纪之后，才在1984年由章家亲友寻获当年仓猝安葬之处，并间接透过管道，将资料、图片转送给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探询修墓的可能。1988年蒋经国过世。两岸情势变缓，章孝严、章孝慈遂在1989年透过朋友为母亲修墓，并带回墓地前一撮土，安置在章孝慈的书房。

此次行前，章孝慈在台北每与媒体记者谈及此事，都难掩其刻意压抑但仍不时流露的神伤。对其亲生父母蒋经国与章亚若这段半世纪以来神秘的，甚至混杂着政治敏感的恋情，虽然谅解，却也饱含辛酸。

台湾媒体曾作报道，有一次，章孝慈曾与友人私下感慨：“庶出之子，算什么‘蒋家第三代’！”然而世事灰飞烟灭，当“蒋家”已走入历史，“章家”也才有可能逐渐“淡入”，章孝严以超乎想像地健康态度面对个人身世，他总是说：“这个时代，还讲究什么家族，只需个人努力，姓氏并不重要。”而章孝慈也说：“中国人说，父是天、母是地。没有人会怨恨天地的。”这份释怀，也只能在他们年过半百之后才能表白。对章孝严兄弟而言，生父经国先生诚如天般，虽日日可见却是无法触及；生母章亚若却是根本的一片空白。他们对生母的印象，只能从祖母含混暧昧的叙说、外界的报道来建筑轮廓。

为了章孝慈扫墓，“章家”人在四散分离半个世纪之后首度有代表性地团聚。章家亲友陆续抵达桂林的有30余人。遗憾的是对章亚若及章孝严、章孝慈照顾出力最多的章亚若之妹章亚梅已于两年前过世，未能一偿她生前再见孝严、孝慈两兄弟的心愿。只有由章亚梅的继子陶天锡（其生母为章亚梅的二姊章懋桃）前来团聚，而陶天锡也出席了桂林各界招待章孝慈的晚宴。至于其他亲友方面，章亚若大姊章懋兰一家，包括其长子刘守元、刘守升、刘守桂等人均来到了桂林；章亚若长兄章浩著一家则由么女（毛毛）李忠洁代表前来。

在众多亲友中，与章孝慈兄弟关系密切的莫过于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而唐远波已过世的弟弟唐远辉，则有子女前来。

为了准备这次扫墓，章孝慈行前在台北还特地走访了葬仪社，询问祭拜的相关事宜。在台北章孝慈亲手书写了一篇祭母文，追溯过去50年的生活，自陈“人等视我，身份殊奇；我俩自视，常人无疑”，然而“人逢佳季，团圆可期；唯我兄弟，益感伤悲。我有手足，犹堪扶支；黄泉我母，存问凭谁”，此中悲怀不言可喻。

就在章孝慈祭拜过生母章亚若墓地后，章亚若生前的婚生子唐远波带着自己以及弟弟的子女，也在下午3时抵达章亚若墓地。唐远波情绪相当激动地卧倒墓前，手抚墓碑叫喊：“阿姆，好阿姆！”

这个“阿姆”的称谓，在唐远波十几岁即章亚若生前在赣州工作时，曾被要求改称为“三姨”，抚碑痛哭高喊的唐远波，却再也唤不回自己的母亲。唐远波一再跪倒墓前，顿足叩首，头撞墓碑，几个章家后辈相当紧张，担心身体不太健康的唐远波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心绪起伏，劝慰他：“能看到坟墓修好，这是一件好事哦！”唐远波悲泣地说：“好什么，活着才好。”作为章亚若亲生子女，不能为自己的母亲立碑，诚是悲痛；而章亚若追求独立女性生活的选择，仍不能为自己争得世俗中一个适当的名份，也是一种悲哀。

据了解，本来章孝慈的行程想安排与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见面的，但因章孝慈的犹豫、唐远波的激动、记者的包围，使得会面的机会渐微，已与到达桂林的亲友见面的章孝慈不讳言对与这位“兄长”见面的事“仍在考虑”，他说：“避免尴尬吧。”

章孝慈在上午扫墓后，下午即前往丽狮路当年章亚若的住所，由于这一带已改为军营，章孝慈仅下车约略观望一会，即转往他与兄长章孝严的出生地，现今第二人民医院。他一路走一路告诉身旁的人员，这是他的出生地，也是母亲过世的地方。稍后，又前往桂林橡胶工技院培训中心招待所与桂昌宗见面。桂是当年章亚若死时唯一守候在她身旁的友人。谈到丽狮路旧居，桂昌宗表示，当年他为章亚若立碑，下款即是用“儿丽狮立”；孝慈兄弟俩出生时，他拍电报到赣州给蒋经国，亦以简单的暗语“丽狮到”来表达。9月5日晚间，章孝慈在桂山酒店设宴热情招待“章家”诸亲友。从大陆各地赶来相会的章家人除了带来各种礼品，也将他们收藏多年的章亚若的用品：一只奥国制皮夹（蒋经国赠送给章亚若的），一面粉盒小圆镜及一帧章亚若旧照片转交给章孝慈。

章孝慈表示，这一天完成了多年潜藏在心底的心愿，实在深具意义，而且也有一种非常落实的感受，过去对母亲的怀念是抽象的，现在则是具体的，特别是上午走到墓前，真像是走回到母亲的身边。他感慨地说：他回台湾见到哥哥章孝严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尽早有一天我能陪你再回桂林扫墓。”章家人也回忆过去长辈口中的“大毛”、“小毛”，异口同声说：“小毛从小就比大毛更顽皮。”大家对章亚若之墓在荒废多年后能修缮完成，均表安慰。

章孝慈同其母亲的友人桂昌宗相谈时，问到母亲的死因。桂昌宗对于这个谜直截了当地说：“确定章亚苦是被谋害的”。

桂昌宗当年跟在蒋经国身边，因为其妹桂辉与章亚若是好友的关系，他也与章亚若建立相当深厚的友谊。并一直受蒋经国之托照顾章亚若母子。由于章亚若死时只有他在身边，因此他一度被传为是杀害章亚若的凶手。章亚若大姊章懋兰就作过如是想，而章懋兰的子女因此也对桂昌宗有些意见，章亚梅后来也一直不与桂昌宗联系。桂昌宗说：“我杀害亚若干嘛？”

对过去这一段往事，桂昌宗并不讳言：“亚若的死一直是我心中沉重的负担与束缚，真是一个谜，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最近几年陆续公开的资料与文章有正确的，也有谬误和歪曲的，确定章亚若是被谋害的，把谜解开，让他多年心灵的束缚为之解脱。至于涉案人的层次，他则讲了一段话：“章亚若死时情况都报告给蒋先生（经国），他既未有过问，也没有追究。当时了解情形，或在周围的人都被调开，由蒋先生介绍到别的地方。也是蒋先生的安排，由王制刚接手，尽速安排章亚若的母亲与两个双生子到万安。”他叹口气说：“唉！故事长得很，讲也讲不完。

桂昌宗过去曾经写信给章孝严、孝慈兄弟，叙述章亚若死时的经过，由于外界曾有以“桂辉”（桂昌宗妹妹）名义发表的文章，说章亚若还留有遗嘱，章孝严曾以电话和桂辉联系，希望知道章亚若的遗言，而桂辉电话都不敢接；章要约她到香港面谈也被拒绝。章孝慈当面询及此事，桂昌宗表示：“那文章根本是假的，亚若死前连话都来不及说，哪可能有遗嘱。”

章孝慈单刀直入问他：“我母亲过世时你在吗？”桂昌宗表示：“我在，就是我一个。”他并叙述当时情况是，他在接到电话说章亚若不太舒服，即赶往医院，当时他坐在病床边的沙发上，和章亚若谈了半小时之久，章亚若神色很正常，看不出生病的样子。一会儿，hushi推着药车进来，医生也要为章亚若注射针剂，当时章亚若伸出右手找血管，还因为血管太细，连戳了好几次都没成，痛得章亚若直叫，改打左手，大费周章地把床拉出墙边，以便注射，这一次注射成功，未料10分钟不到，章亚若就只叫了两句：“不好了，我眼睛发黑！”就不再讲话。

坐在一旁的章孝慈听到此处整个脸色涨红。桂昌宗又说，医生叫去买冰块急救。20分钟不到，他买完冰块回来，病房已挤满了人，他连挤都挤不进去，只能搬张凳子在门口探头张望。没多久，医生拿着病危通知单给他，病危原因是“血中毒”，桂昌宗问他怎么回事，医生只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还没化验”，就走了。

以后，桂昌宗就受命为章亚若安排后事，他说在挖墓地时非常奇怪地一路挖到大石板，他心急如焚，不多时，竟挖出一个洞穴，而且恰好四方方地可以安置棺木，洞穴中还发现一个鹅蛋般大小的“土蛋”，他当时也默祷好友有幸能躺在这个天然的石窟之中。虽然亲手埋了章亚若，他也不讳言，现在他也找不到墓地了，甚至新修好的墓也还没去过。章孝慈问他：“你也找不到地点？”桂昌宗摇摇头。章孝慈又说，在凤凰岭那儿。桂昌宗凝神后表示，那是对了，当时他们是叫“凤凰山”。

桂昌宗并以“女男人”、“女强人”来形容章亚若。他说章亚若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非常坚毅地追求新的生活，她和蒋经国的感情也经过相当考验，很不简单。对一手抚养孝严、孝慈长大的外婆周锦华，他也表示：“你外婆是最善良的女性。”抗战时期，流亡学生进出章家，都被周锦华视为自己孩子般的招呼。

他也谈了两桩有趣的小事。他说章孝严、孝慈兄弟出生后，家里为他们请了无数个保姆，每个奶妈都很好，可是兄弟俩一吃，不到三两天就没奶了，不得已只有遍寻美援的“克宁奶粉”来喂。听了桂昌宗回忆这段往事时，章孝慈略显尴尬表示：“那表示咱们食量大。”桂昌宗又说：“桂林的奶粉都被你们吃完了，我买奶粉买到赣州啦！”

桂昌宗又说两兄弟脚掌上有特殊的“龟纹”。这时章孝慈又是一阵脸红说：“我们的脚纹是密了一点。”

桂昌宗与章孝慈的会面，是第一次让章孝慈从长辈口中亲耳听到有关母亲的一切。

章亚若墓地的寻获及重建，也有一段故事。受托整建墓园的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说，寻墓行动，是偶然听到农民谈起凤凰岭下有一个“蒋委员长媳妇”的墓而起。他听说，章亚若墓原是有墓碑的，只不过1950年被附近几个工作队搬去盖水沟了。

赵平说，章亚若墓原来的碑文，说词不一。曾于1942年协助埋葬章亚若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教育长苏乐民的记忆是，原立的青石碑文为“章亚若女士之墓”；但章亚若生前密友桂辉则说，原立碑文应系“先母章太夫人亚若之墓”，并署名“儿丽狮立”。（按丽儿、狮儿也是孝严、孝慈的乳名）。关于寻墓的过程，赵平回忆说，1984年，文物工作队奉命将寻访章亚若墓作为文物普查的重点，他们找到当年参与安葬章亚若的李克工老先生。李克工是墓地附近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第二期学员，在每周例行“搞卫生”

时，常被派去打扫“蒋太太”的墓，所以对地形印象深刻。后来还是桂辉依地形认出荒草中的坟墓，地点与李克工所指相同。

9月7日一早，章孝慈再度到凤凰岭下，祭拜母墓，徘徊良久，依依难舍。他表示将再斥资整修墓园；而为了纪念母亲，他和孝严都不会恢复蒋姓。他们兄弟对父母的追恩和怀念，是永远下会改变的。当晚章孝慈一行转道香港返回台北。

章孝慈在北京病倒之后1994年11月14日10时30分，平平静静的北京友谊宾馆院内骤然响起一阵警笛声，一辆标有“中日友好医院”字样的救护车急速冲出宾馆大门，向东驶去。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国台办、海协会和卫生部等单位，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突发脑干出血，生命危急！

章孝慈是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大陆作学术访问的，按预定行程，他将在北大作一次学术报告并出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大会。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

与上次相比，由于不受记者围追堵截之苦，蒋孝慈显得轻松愉快。13日凌晨，章孝慈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夫妇抵达北京；13日下午，章孝慈前往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衣冠军；晚上，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罗豪才副校长在五洲大酒店宴请章孝慈和程教授夫妇。章孝慈一派儒雅的学者气质，平素烟酒不沾，晚宴上虽然以饮料代酒，但宾主交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晚上8时30分左右，章、程回到下榻的友谊宾馆。去年他们二人来京时就住在这家宾馆。据程家瑞后来推测，章孝慈回房间不久就上床安歇，时间大约在晚上9时。

14日7时30分，程家瑞按事先约定打电话给章孝慈，电话无人应接；到门外按电铃，仍然没人回答。程深感蹊跷，叫来宾馆人员撬开反锁着的房门，房间里的情形令他们大吃一惊：章孝慈仰卧床上，已经完全昏迷，全身抽搐，嘴角还有呕吐物。

北京市急救中心和海淀医院的医护人员立即应召赶往宾馆。经检查，章血压高达100到150毫米汞柱，意识不清，观测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应消失，救护人员为章孝慈注射甘露醇降压。

9时20分，得悉章孝慈病讯的北大校长办公室打电话要求中日友好医院抢救章孝慈。有着多次抢救特殊患者经验的中日友好医院立即启动紧急抢救程序，成立了治疗抢救小组和指挥中心。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教授正在韩国访问，两位副院长分别担任这两个临时机构的负责人。

由于脑出血患者不宜移动，在就地治疗近两小时后，章孝慈11时左右才被护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以CT检查，章脑干部位出血约10毫升，生命非常危急！11时30分，章孝慈住进医院重证监护室，这里有先进的医护设备，病人很快就插上了呼吸机帮助呼吸。

12时左右，北京、天坛、协和等医院的知名脑外科、神经内科和心血管科大夫齐聚中日友好医院为章孝慈会诊。会诊的结论是明确的：患者因高血压引起脑干出血，由于脑干是生命中枢所在部位，病人生存的希望微乎其微。经专家的会商确定，当前的治疗方向应当是：1、防止继续出血；2、尽可能减少脑水肿；3、保护重要脏器功能。

章孝慈的病情引起大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台办主任王兆国、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分别在14日下午和15日早上来医院探视。他们作出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章孝慈，必要时可以通过卫生部召集全国一流医生协助治疗。

台湾多家报纸第二天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北京因脑溢血病危的消息。报道说，北京群医正在极力抢救之中，关爱他的人咸祝盼他能早日康复。

章孝慈的妻子赵申德及儿子章劲松已于14日当晚搭机赴港并于第二天早上转机赴北京探望章孝慈。

惊悉章孝慈在北京病危，正在美国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悲痛万分，在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章孝严几度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今晚仍将依原定计划参加在凤凰城举行的侨胞餐会，然后尽快赶回台北”。但是他担心，自己的身分“很麻烦”，希望能够以“特殊情况”赶赴北京。

对于章孝慈的突然病倒，章孝严说，他知道孝慈的血压比较高，但从来没听说孝慈平日有服用高血压药的习惯。章孝严慨叹地说：“他是太劳累了！”因哭泣而数度难以继续的谈话中，章孝严表示，章孝慈希望与大陆多方面交流，并办好这次两岸的法学研讨会，为避免身份上的困扰，特别辞卸了“国代”及国民党中央委员职务；去年孝慈到桂林去扫幕时，便这么做了。希望台湾有关部门能在这“特殊情况”下，准他去北京看孝慈。而现在，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孝慈的情况能够好转，虽然大家都说情况已经非常危急。针对章孝严的请求，台湾“陆委会”主委黄昆辉表示，章孝慈是章孝严的孪生兄弟，是至亲中的至亲，尤其现在是生命交关的时候，情况相当特殊，“陆委会”愿意主动表示，如果章孝严提出前往大陆探病的要求，将同意他的申请。

台湾海基会高层则表示，不论是送章孝慈返台就医或其他需要，海基会方面可以随时派人予以协助，但要尊重家属的意思。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多位朝野“立委”呼吁当局应本着情理及人道精神，尽速准许章孝慈的兄长章孝严前往北京探视其弟。台湾“教育部政务次长”杨朝祥表示，“教育部”对此事严重关切，正透过管道了解中。东吴大学教务长蔡仲平表示，校长是昨天接到该校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由北京打来的电话，才知道章校长住院的消息。蔡仲平说，东吴大学校方定于今天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全校师生都希望校长病情能够好转。

与章孝慈交情深厚的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心情异常复杂。

他表示，听到这件事，既震惊又难过。焦仁和表示，1971年，他和章孝慈留学美国，同在南美以美大学读书，住宿就在隔壁。他不但和章孝慈熟，和章的太太赵申德也很熟，两家感情很好。他说，章孝慈的身体很好，经常运动，前一段时间还因运动过度而太瘦，最近稍微胖了一点。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教授15日中午由韩国返回医院主持救治工作。

医院的救护人员14日晚彻夜不眠，全力救治，采用先进设备24小时监控章孝慈的血压、心电图、呼吸、体温等情况。据介绍，章孝慈的血压14日须用药物控制，15日已趋平稳，不用药物已能自控。

在中日友好医院经过北京多位高级专家的多次会诊抢救，病情趋于稳定，但仍处于危重状态。专家称，章孝慈能否脱离危险，需视今后两夭的病情发展，方可作出预测。

据悉，章孝慈住进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后，医院立即成立了以脑神经外科专家、副院长左焕琮为组长的抢救小组，全力救治章孝慈。

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与其子章劲松，在香港搭乘15日早上8点多飞往北京的飞机，约在中午12点多抵达医院。当章劲松出现时，立即受到等待在医院门口的大批记者包围，年轻的章劲松面对记者们各式各样的问题，未发一言，显得不太适应这种记者包围的场面。陪同人士只对记者们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他说什么。”

就在大批记者包围章劲松的同时，赵申德却从另外一个门进入医院内，避开新闻界的打扰。

在赵申德和章劲松进入医院探视期间，医院严格看守门户，不准记者们入内采访。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台办主任王兆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同时派人送来了慰问花篮。

15日下午2点10分左右，医院举行章孝慈病情的新闻发布会之时，赵申德和章劲松悄悄地离开了医院。赵申德由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夫人陪同坐上了同一部车，面对当时在场的少数记者，赵申德同样一言未发。赵申德当日身着米黄色的大衣，头上包着头巾，盖住面部表情。

来自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师吴进安15日与北京中日医院章孝慈抢救小组经过一下午会商，决定目前不做开刀手术，但将尽一切努力挽救章孝慈的生命。

章孝慈抢救小组负责人、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左焕琮说，目前章孝慈病情还处于危重状态，但和前日相比，暂时趋于稳定。他沉重地表示，“像这样脑干部位的出血，生存的机会不大”，但进一步发展，要看40到50小时的发展，才能预测有否生存的机会。

左焕琮说，由于是脑干部位出血，不适宜动手术，目前的医疗重点有三，一是防止病人继续出血，二是防止出血引起的脑水肿，三是监护并保护其他重要脏器功能。

刚自韩国匆忙赶回来的中日医院院长陈绍武表示，医院和国家卫生部都十分重视章孝慈的病情，院方将尝试各种有利于患者的措施，包括请老中医会诊。

吴进安是“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会，15日专程携带章孝慈的病史赶到北京，与北京的抢救专家会商案情，他对大陆医师的救治过程持肯定态度。

第一位发现章孝慈脑溢血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表示，章孝慈求生意志极强，在抢救过程中，展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同样状况的大出血，一般患者可能很快死亡，像章孝慈这样的严重患者，目前他的血压却不必依赖药物维持。

章孝严的悲情之旅11月16日，刚从美国赶回台北的章孝严终于赶到了北京。赶到中日友好医院，见到昏迷中的弟弟章孝慈。“孝慈，我来了，希望你能听得见！”章孝严是在11月16日下午3点20分抵达北京机场的，前往接机的有海协会副秘书长刘刚奇、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以及与章孝慈一同来北京的程家瑞；与章孝严同行的则有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秘书处副处长徐建等人。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与儿子章劲松在机场通道外迎接，章劲松见到伯父后，当场扑向章孝严身上痛哭流涕，赵申德也与刚下机的女儿章友菊在旁悲泣。

下机后，章孝严即被记者包围，刚开始每逢一问他就回答“谢谢”，连续低声说了三次“谢谢”：“谢谢每一位关心孝慈的人！谢谢帮助他的人！谢谢各方面的协助！”此次来北京前，章孝严在美国波士顿接获消息后，立即飞往台北，只在机场过境室稍事停留，又搭机去香港转飞北京，他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吃不喝。章孝严说，此次到北京探视弟弟，不管孝慈能否知道，他只想对他说：“孝慈我来了，希望你能听见！”章氏兄弟自离别大陆家乡，40多年没回来，没想到第一次回来，初履斯土，竟是这种状况下的这种心情。——他哀戚，心情激动、复杂。

近半世纪前，章氏兄弟匆匆远离大陆故居，被送往一个无法公开身世的岛屿。11月16日，这对曾经历过悲苦童年的孪生兄弟，虽然首度在北京会合，但两人却是默默无语，只有孝严望着生命现象渐趋微弱的孝慈。

章孝严曾对友人说起多年前的一段有趣往事。在两人读大学时，有一晚孝慈到他宿舍聊天，两人彻夜畅谈。由于他们孪生兄弟声音极像，第二天上午，隔壁同学一副莫明所以，不可置信地问道：“孝严，你昨晚怎么搞的？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一个晚上！而且还有说有笑的！”现在章孝严是多么希望这段彻夜长谈的画面，将不会成为“往事”。

下午4时35分，章孝严抵达中日友好医院，在12名保安人员和医院人员的护送下，避开新闻媒体的采访，直接到四楼的加护病房探视孝慈。当看到罩着呼吸器、插着肺气管的弟弟时，多日的思念和忧心，使章孝严泪水夺眶而出。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女儿章友菊、儿子章劲松更相拥而泣。

章孝严向院方表示已充分了解弟弟病情，十分感谢有关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医疗。

当天下午1点30分，中日友好医院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院长陈绍武指出，章孝慈目前已度过48个小时昏迷阶段，目前出现双侧瞳孔不等大，对光的反射消失，但“生命体征”暂保稳定，未来48小时脑水肿发展将达(禁止)期，届时可能直接威胁生命，即使存活也是植物人。

说明会由院长陈绍武主持并负责解说，副院长左焕琮、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北大副校长罗豪才、台湾“荣总”神经科主任吴进安也出席说明会。

陈绍武说，目前章孝慈仍处“危重状态”，惟脑出血已控制住：章的病发过程会有3个关卡，一是过去48小时的脑部出血，接着是目前的脑水肿阶段，未来第三关卡就是感染阶段，即使度过4到5天的危险期，仍得看水肿的影响。

院方公布的章孝慈病例，体温37．5摄氏度，血压162与93，心跳每分钟67次，呼吸由呼吸机辅助，处危重状态，生命体征暂保稳定，入院时间为11月14日上午10点45分。

接着由副院长左焕琮说明，瞳孔不等大是脑干受损的表现，出血部位有部分脑细胞已坏死，难关仍未度过，如果有可能生存下来，也可能是残疾或植物人，但目前预测结果还为时过早。

另外，他说，出血后不可避免的脑水肿，会对周围的组织发生严重影响，直接威胁到生命，脑水肿在发病后3到4小时会达到(禁止)，亦即未来48小时内，届时譬如影响到循环、呼吸系统，就威胁到生命。台湾“荣总”吴迸安医师接着说，他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把章孝慈在“荣总”8年的病史带来，给北京参考，他本人也参加了救治小组。抢救与诊断过程可说完美无缺。10年前章发现高血压，当时章个人认为不太重要，8年前在“荣总”治疗白内障时，血压纪录高压为178、低压为100，在“荣总”治疗一周，此后未回院治疗。他说，高血压病有家族性趋势，但不见得有遗传，不知章孝严是否也有这种病。

台湾东吴大学程家瑞副院长说，中日友好医院院方及时并不断向家属通报病情发展，章夫人对院方目前处置满意，并希望院方采取一切努力治疗。程家瑞还说，章夫人赵申德刚来时心情比较激动，医院给她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良好，由于一时激动悲伤，眼睛出现于涩，院方已采取措施，另外就是给她保持安静环境，尽量少接触外界干扰。

16日上午国务院司法部长萧扬已探望过赵申德，对章孝慈的病情表示关切，并表示如有需要，司法部将尽量提供援助。

章孝慈流出泪水在亲人的呼唤下，一直陷于昏迷状态的章孝慈，16日右眼流出了眼泪。

一直陪伴在章孝慈夫人赵申德身旁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氏程家瑞的夫人表示，中日友好医院的医师从医学角度观察，章孝慈昏迷后虽然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太太赵申德在身边呼唤：“你一定要努力，孩子还这么小”，儿子章劲松也在一旁声声唤着：“爸爸！爸爸！”章孝慈16日缓缓地流下眼泪。

11月16日，北京异常寒冷，经过一个晚上雪雨，迷雾中白霭霭的北京城，增添了几分凄冷和沉重。章孝慈的家人及“荣民总医院”医师吴进安等，上午9点多就抵达医院探视。

程家瑞的夫人探视过章孝慈后语重心长地表示，章孝慈已安然度过危险的48小时。

在章孝慈的病情暂告稳定后，其夫人赵申德女士坦率地谈了她之所以这么坚强，完全是章孝慈经常告诉家人，不论将来遇到什么变故，大家一定要坚强面对。

谈到连日来的感受赵申德难抑悲痛之情而数度落泪，她表示，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在家庭遭受此种重大意外打击时，她陪着重病的夫婿，领着子女们准备度过横逆困境。

赵申德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陪伴章孝慈的这几天时间中，一开始是她整日和两名子女以泪洗面，尤其是每次进入加护病房看视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的先生时，更是泪如雨下，伫立在病床傍久久不愿离去，夫妻间深情流露，实令在旁照料的医护人员为之感动。

多日来在病房焦虑守候的赵申德说，章孝慈以前在家中常常向他们表示，以后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变故，大家一定要坚强。不要惊慌。她表示，令人感到安慰的是，遇到这次的突发事情，两个孩子章劲松和章友菊都表现得非常懂事。她说，这是因为孝慈非常爱孩子，所以孩子也懂得应为父亲撑下去。

赵申德表示，章孝慈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深爱妻子和子女，由于自幼生活在困苦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教育也特别注重于能够独立自主，因应各种挑战及磨练。此次家中面临此种意想不到的重大变故，才发觉幸有平日的观念灌输，家人才能以更坚强的态度来面对困境。

赵申德说，她在台湾刚接到章孝慈脑中风消息时，完全无法接受，甚至在搭机赶抵北京时还希望情形不是像医护人员说的那般严重。但一走进加护病房，才发觉情形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喊他千遍万遍，仍无法叫醒他，想走近病床轻轻摇醒他，但想起医生的再三叮嘱而忍住了，摸着他的脸颊、他的手掌、看着他在呼吸机辅助下呼吸不停，内心知道他也因挂念着家人，正和病魔缠斗着，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一定会醒过来，再和亲爱的家人说话。

赵申德说着说着，语音哽塞，泪水不断从眼眶流出；一旁的儿子劲松和女儿友菊两人，立即搂抱着亲爱的妈妈低声安慰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申德减少和子女相拥痛哭的次数了，她希望她和子女们能像孝慈一样坚强，在未来漫长岁月中，他们将陪伴身旁照料，他们再没有哭的时间了。

目前还在念高中的章友菊，在妈妈的告示下，也将和哥哥劲松一样以选读法律系为目标，日后兄妹两人将循着父亲的步伐，试图完成父亲未尽全功的志业。

在访问过程中，赵申德女士的神情是悲痛、焦虑、难过的，医生说章孝慈要有奇迹才能醒来，这个奇迹，赵申德和两位子女要期盼多久才会到来呢？没有人知道，但大家都希望奇迹能早日出现。

桂林祭母佑弟弟也许“冥冥中的心灵感应”，章孝严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见母亲一面，祈求妈妈保佑弟弟度过危险时期，希望母亲能给弟弟力量和支持。11月17日上午，章孝严和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在北京友谊宾馆一见面，便表达了希望到桂林扫墓的强烈意愿，以便让弟弟得到母亲的庇佑。

章孝严此一愿望，立即得到大陆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当天晚7时便从北京搭机飞往广州，第二夭一早转机飞往桂林，于上午8时30分到达，抵达后，在广西有关方面的接待下，看了他幼时的故居、出生所在的现桂林的第二工人医院。行程中，他多次感慨的表示，这些风景，都是当年他母亲见过并亲身生活的所在，虽然他这次的桂林之行心情十分沉重，但能见到桂林的山山水水，觉得有一分特殊的感情。

11月18日下午3时，身着深色西装的章孝严在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的陪同下来到桂林市郊马鞍山麓凤凰山脚下母亲章亚若的坟地，心情复杂的章孝严步上坟前，在深深的三鞠躬后，即跪地声音硬咽地细语着：“母亲，孩子孝严来看你了。”

他流着泪低喊着母亲说：“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孝慈弟弟平安度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思念！”章孝严在墓前连连磕头，长跪不起，几度痛哭失声。

伴着章孝严沉痛的哀伤，墓地默默地起风了，焚化的纸钱被风吹得旋向山间，群山静默，仿佛冥冥中的亡灵已经知道孝子的心意。

祭拜仪式后，章孝严在离去前表示，此次祭拜母亲墓除了却了心中一项夙愿外，最希望的是，祈求母亲保佑弟弟早日脱离危险。他并向在场记者表示，待孝慈病好之后，两兄弟一定一起前来桂林为母亲扫墓。

由于章孝慈近几年来积极地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他的病危也惊动了两岸，台湾报刊每天均以显著位置报道他的病情，台湾的一些亲朋好友甚至准备发起募捐活动，以便应付日后庞大的医疗费用。蒋孝武的遗孀蔡惠媚也不断打电话给孝严的夫人黄美伦探询病况。她说，大家是一家人，如果需要帮忙，一定义不容辞，在章孝严准备飞往桂林的同时，在台湾东吴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感人的一幕——近千名师生为他们的校长祈福。

11月17日中午时分，台湾东吴大学校园里一群学生和老师面色凝重地步入校区的安素堂。借大的安素堂里，挤满了近千名关注章校长病情的教职员和学生，会场外的桌上摆着数十对纸鹤，他们吟诵圣诗，默读圣经，盼望校长能够度过难关，平安地回到学校，他们希望校长能够勇敢地对抗病魔。在安素堂摆着一架录音机，台湾东吴大学校方要把全校师生对校长的关心，用录音带传送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校区的公布栏和部分大楼的墙上也都贴满祈求校长早日康复的海报：“亲爱的校长，祝您快快康复，我们大家等您回家。”也许是章孝严哭泣感动上天，让章亚若的魂灵来保佑章孝慈，11月19日下午当章孝严一飞回北京，就得到了孝慈度过三天危险期，完全可以自主呼吸的消息。虽然章孝慈还未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却足让亲友们那紧张的心松驰一下，原本只愿守在弟弟身边、无心与外界接触的章孝严现在终于可以见见从昆明、广州来探视孝慈病情的4位表姐妹们。章氏兄弟的表姐刘守桂表示，去年章孝慈返乡扫墓时曾与亲友们恳谈，席间章孝慈一直很开心，并说那天是他笑的最多的一天，没想到现在竟会发生中风意外。

经过与医院协商，章孝严和赵申德决定将孝慈接回台北继续治疗。

11月21日章孝严打道回台北，在中日友好医院他哭着对弟弟辞行：“孝慈，我们会在台北等你，要把你带回去，请你放心。”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上午到医院为章孝严送行，表示会继续尽一切力量协助。章孝严对此行的观感，认为大陆给予相当大的照料协助，非常感谢，这趟首度大陆之行，各方面感觉也非常正面。

临行前，章孝严在百忙中抽空到北京市郊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拜谒，海协会受海基会委托制作了一座花圈放在孙中山先生石像馆内。章孝严向国父石像行礼致敬后，并前往孙中山衣冠家鞠躬，随即返回医院探视弟弟。

他在孙中山先生石像馆内很少说话，只问国父手上拿的是什么，稿纸吗？海协会副秘书长刘刚齐在一旁不断解释，接着章孝严在石像旁国父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石墙前伫立良久，细细端详国父逝世前一天口述的遗书内容，之后再鞠躬。

章孝严回医院时，海协会唐树备副会长稍早已抵达医院会晤家属，再度探询章孝慈的病情，两人又联袂前往四楼加护病房探视孝慈。

据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转述，当时章孝严见到弟弟就泪流满面，显得非常伤心，他对弟弟说，“孝慈，我们会在台北等待你，请你放心，我们会把你带回去。”在病房待了将近半小时。

唐树备先行告辞离去，他是来看孝慈的，刚巧孝严也在，聊了一下。他说，孝慈卧病是不幸的事，目前病情稳定了，希望他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孝严先生对大陆抢救孝慈的努力表示感谢，也感到这次事件对双方的合作、理解有正面帮助。

章孝严约在12点离开中日友好医院踏上回台归途，临行前他说，这次我弟弟发生此事，大陆给予相当大的照料协助，我们家属都感到很满意，对各位的关心我表示感谢。至于这趟首度大陆之行，我的观感包括环境，都是非常正面的。

同行返回的有章孝慈子女章劲松、章友菊、程家瑞及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

章孝慈平安飞离北京由于北京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中日友好医院和国际SOS援助公司11月23日整夜都在医院和机场做准备工作，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医院甚至准备了一张“行程表”，完全“按表操作”。

24日早上7时10分，50多名保安人员先在医院大楼门口分配任务，并划好警戒线，严密保护运送行程。

7时30分，“六人医疗小组”进入四楼加护病房，开始做准备工作，8时02分病人抬上担架，准备运送仪器，8时16分上电梯，8时20分下病患专用电梯，抬病人上救护车，共费时28分钟。

8时26分，10名医护人员推着章孝慈的担架床出现在门口，立刻引起现场记者骚动，由于室外气温约在摄氏0度左右，院方将章孝慈全身用白布紧裹着，只留呼吸和抽痰的管子。8时28分，气垫式担架床固定在车上后，加护病房的李刚医师为章孝慈打开盖脸的白布，开始更换车上用呼吸器和管线。可清楚地看到章孝慈的脸色红润，双目紧闭，切开的气管中插着几支管线，hushi们正忙着在点滴管中注射新的药水。

8时30分，救护车准时离开医院大门，往机场的高速公路驶去。一路上警察在各个路口做了疏导工作。

9时整，救护车到达北京机场旧机场停机坪，一架国泰三星式客机早已停在南楼附近。2位国际救援组织人员导引车队停在飞机旁。9时17分，国泰机组人员，同机回去的家属赵申德、张丽等人开始将行李搬上飞机，家属们并向到机场前去送行的有关人士握手道别，赵申德再三向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和北大副校长罗豪才道谢，感谢他们多日来的照顾。

9时30分，随行家属和台湾东吴大学的3位教授、“荣总”吴进安医师等8位台湾护随人员登上飞机，不断向送行的人挥手。9时40分，章孝慈被推下救护车，以升降机上了飞机。经过近1小时的准备，这架专机于10时20分开始在跑道上滑动，10时30分起飞离开北京。

据悉，24日上午负责治安的有北京市交通局、国家安全局、公安局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则有国台办、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等官员及北大等人士，海协会也派人自医院一直送到机场。

下午1时25分，专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停留24分钟，飞向桃园机场，于2时41分安全降落5号跑道后，随即滑往航空货运站1号机坪，全程飞行4小时又11分钟。

专机停妥后，章孝严夫妇、“陆委会副主委”高孔廉、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及章孝慈的儿女章劲松、章友菊均至机坪接机。

3时10分机门启开后，章孝严首先代表家属登上飞机向全程照顾的6位大陆医护人员致谢，并口头正式邀请下机休息。

接着大陆医护人员开始为孝慈检量血压、脉搏，一切正常。值勤餐车随即升高至机门，将孝慈活动担架移往车内，缓缓下降至地面转移到“荣总”救护车上，并在大陆及“荣总”两位主治医师及护理人员伴护下，由一辆警车开道护送台北“荣总”医院。其余大陆医护人员及家属则由另一辆救护车和小型巴士送至台北。一位随机医护人员表示，国泰专机由北京经香港至桃园机场虽经两次起降震动，但机身都十分平稳，对病人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随机伴护照顾的大陆6位医护人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左焕琮、主治医师赵晓光、李刚、吴丽娟，护理长王兰茹、hushi王岚及病人章孝慈与伴护返台的家属等乘车奔往驻地。

下午3时58分，载送章孝慈的加护型救护车急速驶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急诊部前，从车上下来的医护人员快速而小心地搬运下章孝慈。

24日下午，警笛声由远而近，在“荣民总医院”静静等待最敬爱的“东吴爸爸”章孝慈的东吴大学师生，这时候忍不住高声大喊：“校长，您一定要醒过来，听我们和您说话！”有些师生轻声吟唱圣歌，传达对校长的祝福。更多的师生手中拿着红布条、海报，都写着“东吴爸爸，您一定要赶快好起来！”

在23日下午2点钟“荣总”的急诊室路口两旁，就有东吴大学的师生手持“感谢上苍，章校长平安返台”、“感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及北京大学之协助”的红布条，以及对校长寄以无限祝福的海报，等待章孝慈回来。

24日早上“东吴”学生又在校园发动捐款，短短一小时，募得3．9万元台币，这项校园募款会持续到12月3日。陈瀚权说，希望学生的这份心意对校长有帮助。

3时，游览车载来东吴大学120名教职员，他们也加入等待行列。当知道章校长已经在往“荣总院”的路上时，这才放下心来，他们说，章校长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学生的好校长，他们希望上苍保佑章校长赶快起来。

从新竹赶来的章氏兄弟的老邻居戴先生说，他帮章孝慈卜了个卦，卦上说章孝慈一定会好起来，在10天内就会醒过来的，他衷心希望上天能保佑他的邻居。

3时55分，载着章孝慈的救护车终于驶进了“荣总”。

在章孝慈被送进加护病房后，学生们表示，他们会每天派人来看一看校长的病况。学生会也准备将师生的祝祷、问候录制成录音带，请人送给在病榻上的校长听。

随后，焦仁和、高孔廉、李庆平都到医院向章孝慈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意。4点15分曾将章氏兄弟自大陆带往台湾的“国策顾问”王升将军赶到医院探视章孝慈的病情。

5时35分，蒋孝武的太太蔡惠媚来到加护中心，和赵申德、章孝严等相互轻拥表示慰问之意后，在章孝严夫人黄美伦陪同下，进入加护病房探视病人。

到病房探视过章孝慈的东吴大学董事长王绍育表示，有关章校长的医药费问题，学校会全力配合到康复为止。

与章孝慈受到热烈欢迎的气氛成对照的是，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女士心情仍较沉重，她下午4点进入加护中心，直到6点30分才在章孝严及其夫人，一双儿女陪同下，缓缓的步出加护中心大门。她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回到熟悉的环境，心里虽踏实了点，但对章孝慈的病况，她的心情只有用“焦虑”两个字形容。现在的心思都放在先生身上，下一步要怎么走，还没有想到。赵申德说，从大陆到台北，这10多天的日子，她的身心已快受不了。回来后要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谢谢外界对章孝慈的关心，是否需要外界的帮忙，她要想一想再说。

赵申德也代仍在昏迷中的章孝慈向迎接他的“东吴”师生说谢谢。当24日下午运送章孝慈的救护车抵达“荣总”时，现场众人焦点都集中在章孝慈，赵申德静悄悄的走下车，向排列在走道两旁的教职员表达谢意。

到了台北“荣总”，赵申德与家人一路紧随进入中心，等待大夫会诊病情。下午5点钟赵申德和儿子章劲松、女儿章友菊，章孝严夫妇，以及当年将两兄弟由大陆带到新竹的王升将军进入加护病房探望章孝慈，5点10分走出病房。

11月24日下午4点，在各种医疗器械围绕和医护人员的小心呵护下，章孝慈历经了大陆、香港到台湾的震荡旅程，来到设在二楼的加护病房。下午4时15分，监视器上的血压值显示收缩压掉到只剩70毫升汞柱，距离刚下机时的170整整差了100单位，显示章孝慈此时的血压极低，他的脑部有缺氧危机，生命征象将受到影响：而鼻胃管又抽出咖啡色液体，显示可能有胃出血情形。医护人员不敢丝毫懈怠，开始全力急救。

以章孝慈这样生命随时系于一线间的极度危急状态，竟能够平稳地撑过漫长的旅途，这是相当难得的；事实上，从章孝慈11月14日在北京发生严重脑干中风开始，这趟回家的旅程究竟能否成行就处处充满变数，只要回家途中有任何突发情形无法处理，都可能是致命的危机。

现在章孝慈竟能一路尽量维待着生命迹象回到台湾，实是个奇迹。有许多医护人员私下表示，这除了医护人员全力的抢救、章孝慈的身体情形不错外，也许有些事不是科学能完全解释的吧。

此次章孝慈脑子出血，而出血点又有10CC大，单就中风的位置和出血点大小看来，存活机率已是极小。

“大约100人中只有7个人可以在这样严重中风后的一星期内存活下来。”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吴进安表示，“能存活下来相当不容易”。

与章孝慈经常接触的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他毅力惊人，这样的毅力，除了表现在行事上，也与生理状况相应合，这也使得此次照顾章孝慈病情的医护人员印象极深。

8年前，他在“荣总”进行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时，收缩压就已高达23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达130，对一般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但这些年来，由于并没有症状。他可能也已习惯高血压的情形，每天还固定跑5000米，做各项运动。医师评估若非毅力惊人，危险的情形可能早已发生。

在章孝慈进入台北“荣总”加护病房发生危急状况后，现场气氛一片紧绷，医护人员赶紧给予补充水分和紧急使用升压药物多巴胺。负责照顾的一位医师表示，“总不能给外界印象一回到台湾病情就变坏了，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抢救。”

一路照顾章孝慈的吴进安表示，章孝慈的血压调节中枢功能早已受到严重影响，在大陆时也曾发生过3次急速降压、生命危急的情形，在从大陆出发前，也随时有应付各种状况的心理准备。

之所以到台湾后会发生血压急降的情形，吴进安评估是因为长途飞行中一直给予升压药物，药物的利尿效果使得缺水情形严重，再加上本身营养状况不好，水分维持更不理想，才使得血压急速下降。幸好这样的危急状况并未发生在已到加护病房一切都定位后，否则危及生命的程度将更加剧。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章孝慈的血压回升，虽然还是有波动，但情形已较稳定。收缩压维待在140到160毫米汞柱间。医护人员表示总算度过难关。

12月5日，章孝慈撑过了医师预测中风后3周的危险期，确定可以较稳定地存活下来。但其意识仍然维持在最初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的重度昏迷状态，医师希望藉由营养补充，帮助他恢复较好的生理状况。

医生预测，感染问题是这样的病人迟早会碰到的情形。由于章孝慈最近的痰较浓稠，口腔气管内管的抽痰效果不佳，医师将为他再做一次颈部的气管切开术，安装颈部气管插管，等情形稳定，再转往一般病房。据“荣总”吴进安指出，章孝慈已度过一周的危险期，但“植物人状态”并未改善，甚至较一般植物人的情况还差。

不论章孝慈是否知道外在的一切纷扰震荡，但关心他的学生、朋友和亲人，抱持着对他的了解，对他以往一贯坚毅的强烈信心，一心期待着奇迹会出现。

第五节蒋纬国难撑家门身世之谜流传政圈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上层进入了一场隐密而细致的权力角逐。在这场争夺战中，身份微妙且尴尬的莫过于“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了。蒋家近60年来，都是国民党政权的一股主导力量，在蒋经国这位“政治强人”过世后，如果蒋家立即一蹶不振，无异是对蒋经国父子两人近60年统治的一次劣评。所以，蒋氏家族及拥蒋人士，不管是从面子上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势必推出一个自己的代表人物。

在蒋氏家族的成员中，宋美龄虽然还是所谓的“大家长”，但她已年过九旬，连走路都有困难，更不堪身膺重任。况且，当时岛内外不少传播媒体大做文章，将箭头指向宋美龄，使她的形象大跌；即使身体健康还能承受繁重的工作，恐怕也不能被朝野所接受。

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形同废人，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次子蒋孝武，一向神秘兮兮，外界有许多传闻，不堪入耳，江南命案后又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职位不高，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也不可能挤入权力核心；三子蒋孝勇，当时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但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人，在“法律”上还不能算是蒋家的人。况且，以章孝严的才华，在仕途上几乎已登峰造极，难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章孝慈虽然很想从政，但尚未踏出第一步，或许将终老于学术界。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蒋纬国是唯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能够成为新的权力重镇之一，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由于“任重道远”，蒋纬国的动向倍受注目，就连他往昔仅流传于政论圈的身世之谜，也一夕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

有关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亲生骨肉的说法，早在海内外流传，但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穿凿附会。

蒋纬国自解身世谜打从蒋纬国少年时代，就有不少关于他身世之谜的传言。多年来，这些传言不断困扰着蒋纬国本人，也同时困惑着对蒋家家族内幕有兴趣的人们。在蒋介石前妻陈洁如的《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中，就影射蒋纬国是日本女子美智子带来的小男孩，并且认为蒋纬国的身世，和戴季陶脱不了关系，而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子，蒋介石只是代为抚养。

台《时报周刊》记者就此向蒋纬国求证，他答复时举出该书内文一处明显错误说：“当时（6岁时）我住在溪口老家；我在苏州念东吴大学附中与理学院时，已是1927年以后的事！此证明这本书纯属他人刻意虚构，陈（洁如）决不会弄错的！”

其次，谈及陈洁如回忆录中有关的称呼问题，蒋纬国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绝对不会对一位年长许多的男子直呼其名，陈称我父亲为‘介兄’，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早年时代教育的女子，她怎会如此不礼貌。我很熟识她，她决不会如此粗鲁。”

许多流言指出，蒋纬国真正的生父是戴季陶，由于流言甚嚣尘上，当年蒋纬国自己都怀疑，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他的生父，可是，慑于蒋介石的威严，蒋纬国又不敢问，只好向待他一向亲切的戴季陶救证。于是，发生了一幕有趣但是极为严肃的画面：“那是1940年底，我刚自德、美留学回重庆，在偶然间见到《亚洲内幕》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生父是‘中国一位姓戴的部长’，于是，我就去问我的义父戴伯伯。”

“戴伯伯就拿了一张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又拿了一面镜子，他把镜子摆在中间，一边是父亲的照片，一边是戴伯伯的头像，‘你看看自己是像那边还是像这边？’他当时就用这样的方式答复我。”

记者就此继续追问：“你觉得你是像谁呢？外界始终认为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哲嗣，你的了解是如何？”

蒋纬国又不急不徐地说：“要说像的话，我像父亲（指蒋介石）。。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没有澄清必要，因为这两位都是我最尊敬的。哪一位是我父亲都是我的光荣，所以我并没有什么认祖归宗的问题。”社会上还有一些“内幕”消息，指当年戴季陶和蒋介石两人因情同手足，所以曾经有过约定，彼此易子而教。也就是说，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而蒋纬国则是戴季陶的儿子。

谈及这个传言，蒋纬国笑说：“这简直是荒谬的说法！我是戴季陶先生的义子，他是我义父。安国哥并没有拜我父亲为义父。他在我们家就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弟兄一般，他比我哥哥（指蒋经国）小三岁，比我大三岁。戴安国这个人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在蒋家长大，我要继承蒋家的香火，戴伯伯是我的义父，他唯一的儿子安国哥已经过世了，我当然要替戴安国哥完成作后代的责任。”蒋纬国有这种尽“义子”孝道的孝心，可以从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这篇名为“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按戴传贤即戴季陶）的文章中写道：浙江湖州称呼“义父”为“亲伯”。戴传贤先生与先君（指蒋介石）有金兰之宜，且属通家之好。因此，我从小就秉先君之命，拜传贤先生为“义父”，并常常依偎在传贤先生的膝下，翘首昵亲尊称他老人家“亲伯”。在名义上，戴季陶是蒋纬国的“义父”，可是，戴对他的情分却是有异于其他义子女，这可以从蒋纬国的一份自述中看出一些真情：“戴老先生曾经收了100多个义子女，包括欧美、亚非、日本和中国，但我知道我是他老人家最疼爱的一个，因为我有最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近他，所以，他传教给我的学技最多。”

至于有关戴季陶和日本的因缘，也可以从蒋纬国的这篇文章中看出一些梗概。

戴季陶在日本读书三年，经常靠同学接济度日，故不得不提前回国。戴回国之后，多亏上海闻人张静江的接济，才得以生活无虞，而张静江亦是蒋介石的恩人，为此，蒋戴两人便得以结识，并且成为莫逆之交。

不论外间的传言怎样，也不论蒋纬国到底是不是戴季陶的亲骨肉，蒋纬国和戴季陶之间的情感深厚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戴季陶不知是不愿和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还是另有隐情，竟然在广州等候蒋纬国为他安排的船只到达之前，被发现死在某一旅馆里，死因扑朔迷离。

据蒋纬国的描述，“亲伯的死因，引起许多猜测和议论，有人说他老人家是自杀身亡的，因为桌上和床上都发现了安眠药。当时我并不在现场，不过事后听别人描述现场情况，我肯定地认为亲伯不是一般传说的自杀，而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

在行事和为人性格方面，蒋纬国受到戴季陶相当程度的影响。例如，戴季陶在佛学方面的研究、在战略以及为人方面，或多或少给蒋纬国正面的影响，而蒋纬国这十几年来的种种作为，都和当年的戴季陶有若干相近之处。他向笔者表示：“我很多的佛教理论，都是戴家亲伯教我的，这些就是中国的人生哲学！”

前几年，蒋纬国托了朋友，到大陆找寻戴传贤的遗骸。戴传贤死了几十年，要找寻遗骸，这是谈何容易啊！

皇天不负苦心人，戴季陶的遗骸居然被找到了，“我在去年就找到了亲伯的遗骸，已经被人家抛弃在荒郊野外了，能够找到这是天意。”

找到戴季陶遗骨之后，蒋纬国将他安葬于成都昭觉寺。

适巧，昭觉寺的住持老法师，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的老大哥，他说：“戴居士是我们最钦佩的老居士，我们将他的骨灰留在庙里。”为此，昭觉寺特地在庙后建了一座灵骨塔，以供奉戴的骨骸，这样总算是了却了蒋纬国长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继1993年找到戴季陶的遗骨之后，蒋纬国还在1994年年初，请一位友人到大陆去扫墓祭祖。

他说：“这次有一位友人去成都和奉化，我就请他代为扫墓。扫墓不过是一件形式上的事情，但主要是去感谢我的祖先。”

尽管蒋纬国身世成谜，但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资料还是认为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

深受蒋介石关爱8岁那年，蒋纬国随蒋经国入上海万竹小学，跟蒋氏的妻妾陈洁如生活一起。因此，陈洁如成了蒋纬国的“庶母”。9岁，他又随陈洁如远赴广州黄埔军校，住在蒋介石的官邸。据前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孙元良等人说：“每到傍晚，军校课务告一段落后，蒋校长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有时也会牵着天真活泼的纬国一道出游。”10岁，蒋介石誓师北伐，将陈洁如与蒋纬国留在身边，可知蒋介石对蒋纬国的钟爱非比寻常。

11岁，国民革命军底定江南后，蒋介石与陈洁如宣告仳离，将蒋纬国托养给吴忠信，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与“干娘”。此后，蒋纬国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由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女士带养到蒋纬国束装赴德国留学为止。

在这段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蒋纬国在生活上，又多了个“继母”。

蒋纬国于苏州求学期间，结束了他幼年时不停的迁居颠沛，也不时与戴传贤相互往来，使他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情趣。此后，他中学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选修学分，及至文学院政治、社会、经济学系旁听有关课程，生活都十分安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并至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1940年底，他回国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2营少尉徘长，开始往返重庆与潼关之间，此时，与西北豪富石凤翔之女石静宜小姐，结为连理。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抗战结束前夕，调任青年军616团步2营营长。抗战胜利后，他在蒋介石、何应钦、邱清泉等将领提携下，以33岁不到的年龄，出任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直到大陆解放。由于蒋经国曾和其父失和，赴俄留学，蒋介石对少年纬国的关爱，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纬国非常浓郁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日后据蒋纬国提起这段相处时光说：“我最记得，每当‘父亲’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父亲’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身边，以纤解他所承受的压力。”可见，蒋介石对他钟爱的程度，后来蒋介石虽冷落了蒋纬国，并囿限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亲情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爱。

在蒋纬国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牵涉到“宫廷政治”的事值得稍作说明：一、宋美龄很不喜欢蒋经国，但钟爱蒋纬国，蒋介石为什么不让宋美龄抚养蒋纬国呢？

二、1975年蒋介石过世时，蒋纬国还是一个“万年中将”呢，蒋纬国的上将还是在蒋经国手上升起来的。蒋介石在世时，为何一直压抑蒋纬国呢？根据蒋纬国的说法，将他交给姚氏抚养并限制他的发展，是避免造成兄弟阋墙。蒋纬国表示，宋美龄财多势众，如果将他交给宋美龄抚养，可能将来会造成很严重的阋墙之争。如果宋美龄要拥立蒋纬国接班，大势就不容易收拾。姚夫人无财无势，比较适合抚养他顺利长大。

毕竟，蒋介石是一位中国传统的武将，蒋经国好歹是元配所生，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蒋纬国毕竟只是挚友之子。

“湖口兵变”影响宦途蒋介石生前一直压抑蒋纬国升迁、掌兵权，除了是害怕蒋经国和蒋纬国争权内哄外，也是因为“湖口兵变”的缘故。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1年。当时“装甲兵司令部”设在台北以南的湖口地区。曾经追随蒋纬国并受到信任的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因为看到官场中一些腐败的情形，加之不满人事安排而发难。据说蒋纬国对其兄蒋经国的所作所为不尽赞同，在有关装甲兵的人事和训练方面，常持不同意见。蒋经国为了控制装甲兵，向老蒋谏言，将蒋纬国调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学校校长。并委派一名与该兵团素无关系而资历远不及副司令赵志华的人接任。不久，此人调走。照例自应由赵代理司令，但蒋介石却又委派蒋经国保荐的另一人前来代理，以致引起该兵团许多干部愤愤不平，尤以赵志华的态度最为激烈。于是召集部下训话，借向参谋总长彭孟辑“算帐”，发泄不满。可是，蒋经国早有戒备，暗中对赵志华等人已进行严密监视。所以当赵志华举事时，突遭逮捕，并株连军官三十多人。赵志华何以敢于公开号召该兵团官兵向台北进军，是否与蒋纬国有关，局外人自是不得而知。事件发生后，由于蒋纬国“自请处分”才使蒋介石的处置没有扩大。从此，也注定了蒋纬国命运的安排。不过，在与蒋介石的父子感情上，老蒋也给予蒋纬国以谅解和许多的关爱。宋美龄也一直把蒋纬国“视如己出”，如果没有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庇护，“湖口兵变”的主事者赵志华也不会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被株连的三十多名军官，也因宋美龄力保，个个都在“原职待退”，作了从轻处理。对于这点，蒋纬国始终感激宋美龄。

1975年4月7日，蒋介石过世后，蒋经国下的第一道人事命令：“陆军副总司令”郑为元调升“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调升“空军总司令”、“总政战部”主任罗友伦调“联勤总司令”、“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调“总政战部主任”。这些例行性的调任，虽无政治意义可言，可是，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却备受冷落，依旧是“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毫无升迁的希望。后来，很多元老看不过去，迭向宋美龄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应有合理的安排。讵料，却遭蒋经国婉拒。当时，政坛即有传言，最后还是宋美龄在临去美国前，当面向蒋经国提了这件事，蒋纬国才得以解冻晋升。但是，据悉，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亦出了不少力。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并主动提前办理“退役”，力荐蒋纬国接替他出任“三军大学”校长；由于余伯泉的坚持，并让位给蒋纬国，蒋纬国方得晋升上将，否则，蒋纬国的宦途也将至此而终，从蒋纬国晋升上将的曲折过程来看，简直是一桩令人费解之事。难怪蒋纬国一生对余伯泉将军感怀不已。毕竟，没有余伯泉的让位、力保，蒋纬国也无法位列上将之尊。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后，经常发表一些使蒋经国不满的言论，例如：蒋纬国在校上课或讲话，不是推崇蒋介石，就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称赞他的兄长，也不常引伸蒋经国关于军事或国防的言论，大有“目无兄长”之嫌，此外，蒋纬国又喜欢到校外参加一些活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的讲演或谈话，他的言论有时涉及到全局问题。有一次他答复一个外来记者的访问，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见香港《明报月刊》161期《蒋纬国报到》）蒋经国知道后很生气，指示一个亲信转告蒋纬国，说蒋纬国作为“三军大学”校长，竟然散播“反攻无望论”，会涣散军心士气。

还有一点是，台湾几乎人所周知，就是蒋纬国不满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太快太高。王升升到上将，蒋纬国还屈居中将，所以，蒋纬国曾经讽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有打过仗的上将。”之后，过了两年蒋纬国才勉强被晋升上将。

蒋纬国抨击王升的近因，是由于高雄事件。王升自1979年冬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之后，成了高层决策的特殊中心人物之一，党、政、军、特，几乎一把抓。台湾“警总”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一案，就是由王升决策指挥的。当然，蒋纬国不得干预这种工作，实际情况他也是隔膜的。等到高雄事件爆发之后，蒋纬国听到，立即表示非常震怒。他一方面谴责“美丽岛”一批人；另一方面则批评官方处置失当。蒋纬国特别指责“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防范事故于未然。

蒋纬国在一次对“三军大学”学员的讲话中说：现在台湾出现了一种口号和策略，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作为一个军人，绝对不能听从这一套歪论。这是违反军人立身、用兵、作战之道的。骂则受辱，打则受伤，宁愿受辱受伤，这能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军人吗？这样，结果必然是挫折士气损伤兵力，而且还不反击，这岂不是束手待毙。这是违反兵法起码的通则的，用兵或进攻，或退守，决投有等着挨打的。据说蒋纬国由此发挥，讲了一大套兵法战略和战术，批评“两不”。他说要是“贯彻两不到底”，“我们岂不要被推翻了吗？”这是不足为范的。蒋纬国又批评“警总”下令宪警“挨打”，这是失职，应受处分。

蒋纬国私下和人谈论，批评这种做法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或“苦肉计”，也是很拙劣的，所以闹到不可收拾，使台湾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失。可谓“得不偿失”。蒋纬国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蒋纬国的这派言论，很得台湾军政界一部分人的同情。传到蒋经国耳里，加上王升又在“经师”面前撒娇抱屈，加油加醋。蒋经国一怒之下，就写了一张“手谕”：免去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后来找到宋长志交代此事，并考虑派人接掌“三军大学”。经宋长志婉转进言，才给蒋纬国一个转旋的余地，和王多年对调，任“联勤总司令”。蒋经国并指示宋长志转告蒋纬国，今后要安守本份干三军后勤，不关他的业务，决不容许他随便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1980年5月3日，香港一份报纸在一版头条刊登《台湾国军将领上书蒋总统祝寿》（蒋经国70岁生日）末尾，开列了将领的名单：国防部长高魁元上将（笔者注：第一）

参谋总长宋长志上将（第二）

国防部副部长郑为元上将（第三）

副参谋总长马安澜上将（第四）

副参谋总长姚兆元上将（第五）

联训部主任张国英上将（第六）

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上将（第七）

三军大学校长王多年上将（第八）

陆军总司令郝柏村上将（第九）

海军总司令邹坚上将（第十）

空军总司令乌铖上将（第十一）

联勤总司令蒋纬国上将（第十二）

台湾警务总司令汪敬熙上将（第十三）

宪兵司令刘罄敌中将（第十四）

从职位序列看出：蒋纬国从原来的第八降到第十二，而且是“国军”中任职上将的最后一名。香港《动向》杂志5月期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评论说：这不是给蒋纬国好看吗？这样降职，蒋纬国会愿意吗？况且，联勤总司令，不过是三军的副官长；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现在却落得给三军办后勤打杂，听人使唤。蒋经国对他这位‘问题老弟’未免太。。可见蒋纬国和他的老兄之间存在着芥蒂。而5月3日的职位序列，使蒋纬国的“军职”降了一大截。

1986年6月，已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的蒋纬国，悄然地向“国防部”提出“退役”申请。该申请经“国防部”人事主管单位完成审核手续后，很快签呈送交当局“裁示”。一般预料，由于蒋纬国军职任期于当年5月即将届满，且“除役年限”已至，若无特殊的变化，“退役”已成定局，他的军旅生涯可望在军队军事会议结束后告一段落。

如果蒋纬国退役，他未来的出路如何？依常理推断有以下四种可能：（一）改聘“总统府”的战略顾问；（二）担任公营事业董事或顾问等职务；（三）出任中华战略协会理事长，取代年迈体衰的陶希圣；（四）出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正当岛内蒋纬国去处猜测纷坛之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6月18日通过了蒋纬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要职的决议。

“国家安全会议”是蒋介石于1967年设立的“由总统、副总统、军队首领、特务、公安及警察首脑和政府部长组成，在国家非常时期，掌管全权。在和平时期，国家重要决策也通过该会议决定。”1986年5月，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飞机飞到大陆后，台湾方面为交涉归还飞机和机组人员，在香港首次与大陆方面接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作出进行接触决定的就是“国家安全会议”。

在“国家安全会议”里，秘书长是仅次于主席（由蒋经国兼任）的重要职位，在非常时期，可以行使全权。因此，这个职务非有相当实权的人物或深得“总统”信任的人物莫属。

关于蒋纬国的这一人事安排，在岛内人们感到出乎意料，其理由有二：

第一、蒋经国1985年秋天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提到了接班人问题。他说：“我国是民主立宪的国家。总统和副总统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选举产生，今后当然也要这样做。因此关于总统职务交接一事不存在任何问题。迄今为止，我从未考虑过将来让蒋家的人继承国家元首的职务。”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1986年2月，蒋经国把据认为将来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蒋孝武（41岁）派出国，担任了台湾驻新加坡贸易办事处副代表。因此，人们曾认为，今后由蒋家人接班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因为蒋纬国迄今为止一直远离政治和权力中心，而且和蒋经国的性格大不相同，还风传二人“不和”。因此被排出了接班人名单。日本《选择》月刊1986年8月号刊登一篇题为《蒋经国的胞弟蒋纬国突然上升的背景》，摘要如下：蒋经国总统的长期计划是：（一）慢慢缓和国民党一党统治体制；（二）逐渐让国民党元老退位，让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出身的官员执掌国政；（三）把军队首脑对权力的影响限制在最小限度；（四）逐渐让台湾省人走上第一线；（五）总统职务的继承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处理。

但是如果急于推进上述计划，就会遭到国民党元老和军队首脑的强烈反对。因此要花时间慢慢来。同时蒋经国总统打算通过让蒋纬国登场，缓和他们的不满。蒋纬国就是为了起到控制军队首脑，缓和他们的不满情绪，同时圆满地向知识分子官僚及台湾省人移交权力的重要作用而登场的。

蒋纬国将在李登辉总统体制下掌握实权。或有可能在蒋经国之后实现蒋纬国总统体制。虽然形式上是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蒋家连续三代执政，但实质大不相同。这一切都是为对付国民党元老和军队首脑的策略，蒋经国总统的长期计划没有改变。

7月1日上午，蒋纬国宣誓就职之后，立即赶到位于“总统府”后面的“国家安全会议”办公室中处理公务，并约见该会的有关主管，以便了解该会的全盘业务。可是，蒋纬国在办公室坐定未久，对面“总统府”机要科来了电话，说蒋经国要召见他。因此，不到一个小时前才离开“总统府”的蒋纬国，便又穿好上衣，服装整齐地赶到“总统府”。

蒋经国跟蒋纬国虽系手足，私下里也常有晤面的机会，但是专门召见他到办公室中公私兼及地作一番恳谈的前例，确实很少见，如果屈指一算的话，过去只有把蒋纬国由“三军大学”调任“联勤总司令”之前，曾经召见过蒋纬国，告诉他自己所作的决定，而且勉励他好好的做。以后蒋纬国卸除“联勤总司令”职务，改任“参谋本部联训部主任”时，只间接传达了他的旨意，蒋经国并没有因调动自己兄弟的职务，而向他作任何说明。蒋经国以最高统帅调动军方系统下的人事，身为军人的蒋纬国自然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次，蒋纬国调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让蒋纬国在国家安全的大政方针上，负起了更重的责任，由于其所处地位与所具有的身份，已跟过去迥不相同，而且处身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上，自然不能再象过去那种悠游世间的情况，因此，不论是在“公义”或“私谊”的立场上，兄弟两人都有加以恳谈的必要，于是，乃有了1日上午就职宣誓之后的召见举措。

据蒋纬国事后跟极亲近人员在说明他对“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必须全力以赴的原因时透露：阿哥召见我，要我尽力做好“国安会议”秘书长的这个职务，语意恳挚，极为感人，可以说这是我们兄弟近年来极少见的坦率谈话，如果我不全力以赴，这将愧对“总统”，也愧对自己。因为阿哥告诉我：他托付我这个职务，要我一步也不能走错。他的话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蒋经国那天召见蒋纬国时，谈了不少的话，兄弟两个人坐在总统私人会客室内，无拘无束地聊。蒋经国语意诚挚，一再提到“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职务的重要，务必要全力以赴，要蒋纬国以其余年，作竭诚的奉献，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他们父亲的在天之灵。他说在私人生活及行为中固然可以轻松一点，但在公的范围内，一定要郑重、庄重，君子不重则不威，身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必须在工作上戒慎戒惧。蒋经国好象也了解蒋纬国只做了一任“联勤总司令”便被拉下来的委曲，因此特别告诉他，当时这样做，目的在便于安置温哈熊。蒋经国很委婉地说：温哈熊在军事采购上对“国家”有功，由于外交事权的关系调温回台，出任“联勤总司令”是最理想的安置，既然如此不把你拉下来又能拉谁下来？！几句出自“最高当局”的肺腑之言，据说曾使得蒋纬国深受感动，难怪蒋纬国回来跟最亲近的人聊起来时说：阿哥这次恐怕是多少年来对我说话最诚挚的一次了！

蒋纬国就任新职以后，据说除了去过“荣民”总医院以外，任何公私场合已见不到他的踪迹，应该说跟蒋经国的训示有关！

女佣猝死被告藏枪进入90年代，台湾政坛愈加动荡不安。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岛内政潮迭起，社会治安恶化，资金外移。新确立的执政当局调整了大陆政策的策略，但仍顽固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台湾的政治革新与前途出路仍陷在重重困境之中。

90伊始，国民党高层围绕“第八任正、副总统”选举、“行政院”改组，激化了自蒋经国死后就开始了的权力之争，公开进行了一场“迁台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内斗”。从2月份国民党临时中全会始至5月底，国民党内部的所谓“主流派”、“非主流派”，推出两组代表不同势力的“正、副总统”候选人，针锋相对，公开唇枪舌剑，私下合纵连横，甚至动用特务监控对手。危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学生大规模抗议，反对党派在“国民大会”大打出于，民意惊恐不安。李登辉不得不请国民党元老出面“整合”，劝退对手。李登辉、李元簇当选“正、副总统”，前“国防部长”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内阁”重要部门官员“局部调整”，从而结束了蒋经国死后的权力过渡期，确立了新的权力集团。但危机虽暂化解，党内派系仍存，各派政治势力加速分化组合，互相猜忌依深，明争暗斗不止。

1991年7月，在内争中失势的蒋纬国，再次成为新闻焦点。7月6日，台中市调查站公开声称，“蒋纬国将军遭人检举持有60支靶枪，已于6月30日托人自动向我站报缴，由于前后说词不一，且对全案来龙去脉无法作合理圆满的解释，致引起社会大众的猜疑。”

11日下午，台中市调查站悄悄将该案资料送至台中地检署，不过函送卷宗资料上未列有罪名及犯罪嫌疑人姓名，地检署将它列为他案，由原承办的刘家芳检察官负责侦办。

主任检察官王添盛于12日召开一个简单的记者会，称各界关心的蒋纬国持有枪支案，已由调查站函送该署侦办，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调查站所函送的证物，包括枪支及相关人士的笔录。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对很多问题都加以回避。当被问到私藏60支枪是否涉及叛乱时，他表示，这是个不能回答的问题。

面对舆论界的喧腾，蒋纬国并没有沉默。7月7日下午，他在“中华战略学会”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他表示，在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一批枪械，在他记忆中，是0．22英寸，次口径、室内休闲、练习用的长型靶枪，有效距离是25米。目前台湾并没有生产制造这种枪的子弹。

他指出，这批枪械，20多年前，是他委托美军购买，后来美军搜集了军中用过的60把旧靶枪给他。本来他想用这些枪，在“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附设休闲靶场，提供军官娱乐之用。由于当时没有地方存放，也就暂放在台中宿舍里，而且这些枪是旧枪，他还特别请“联勤”单位查验、鉴定，并上了凡士林，贴有“联勤总部”检验的封条。在职务的忙碌下，事隔多年后，他也就真的忘了此事。

蒋纬国强调，外传他拥有“轻、重武器、大批军火”，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扰乱社会视听，是不应该的。何况，他本来就是军火的收藏家，过去他收集的各类枪支，早已捐献给“联勤总部”，并且设置了特别陈列室，作为样品参考。

第二天，台湾《中国时报》刊登记者尹乃青的文章，题为《蒋纬国怀疑：女佣死因与被告发藏枪有关》，摘要如下：“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昨日表示，他怀疑他的女佣李洪美死因和向调查局告发他拥有枪支的这位“告发者”有关。他说他猜想：“李嫂”是在受到此人威胁后自杀的。他说，这个人的手段太卑鄙、太狠，“当局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

蒋纬国说，60支0．22英寸口径的枪放在他位于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小阁楼里20多年，他早就忘记了，而是“有人”去告发。蒋纬国说，有人向有关单位告发他有60支枪这件事他并不知道，而是他的女佣李嫂知道了，在6月29日向宜宁中学董事长蒋信丞报告，蒋信丞就找了魏校长和总务主任处理。蒋纬国说，蒋信丞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底是什么枪，他这时才想起有60支枪放在阁楼里，他对蒋信丞说：“糟糕，我根本忘记这件事了。”于是向蒋信丞解释这批枪的由来，并要蒋信丞尽速去报缴，一切依正规程序处理。蒋纬国强调，这批枪不是李嫂在清理时发现，但是“告发者”自称是李嫂告诉他的。

蒋纬国提高声调，语气激动地说，他到台中去那么久，李嫂从没有和他提过枪支的事，“告发者”却说是李嫂告诉他的，这合乎情理吗？蒋纬国说：“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女佣去告诉外人，让外人去向调查站告发，但事前却没有先跟我讲！”

至于这位“告发者”怎么会知道蒋纬国有这批枪支，蒋纬国说：“这个事件的谜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蒋纬国说，他怀疑有人知道他有这批枪支，就去威胁李嫂，李嫂受了威胁没办法，最后才向蒋信丞报告。蒋纬国说，李嫂是一个非常老实、没什么知识、对他很忠心的人，自从她的先生在5年前过世后，李嫂就神经衰弱、感情也很脆弱，但是一直很护着他。

蒋纬国扬起眉毛，又提高声调说，他猜想这个“告发者”就是利用李嫂身体心理的弱点，威胁她，把她套进去，吓她，李嫂没办法了，最后才自杀！蒋纬国说：“使用这种卑鄙手段的人太狠了，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如果知道就好办了，但是当局应该知道。”他认为，“告发者”一定是个“阴谋分子”。

蒋纬国表示，他在6月30日晚上知道李嫂死亡的消息后，不到10分钟，就立刻告知调查局这件事，当时他就怀疑李嫂的死因和他被告发拥有枪支这件事有关联。

蒋纬国说，李嫂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一定要追究。

身为“国安会”秘书长，权当统管台湾的情治机构，但蒋纬国一不知“私藏军火”案的告发者；二不明女佣之死因。可见此时他的势力已江河日下，只能做更深的隐退了。

政坛要人仓皇下台1993年2月，曾被喻为“后蒋经国时代”三脚凳之一的蒋纬国在台湾高层人士变动中被免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职务，出任“总统府”资政，其遗缺由原“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补替。台湾传媒认为，李登辉这一安排，暗示着蒋家的正统已正式自政坛退下。

在1988年蒋经国死后的一段时期，由于身份特殊和身居要职，蒋纬国对台湾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蒋家及官邸旧臣有赖他保存既得利益，李登辉也仰仗他安抚蒋朝遗老及军方势力。

据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指出，宋美龄早有离台赴美的打算，曾计划在4月初成行，但后来改变了这项计划，准备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再成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协助蒋纬国成为台湾一个新权力重心。宋美龄自认对元老派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希望以其残余的威望，为蒋家希望之所寄的蒋纬国，尽一点心力。据了解内情的人士表示宋美龄如此厚爱蒋纬国，除基于将希望寄托于蒋纬国的身上外，她多年来特别疼爱蒋纬国，也是主要的原因。

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纬国被通知赶往大直官邸，其后几天，蒋纬国甚少公开露面。据报道，“在那两个星期关键性的权力互动过程中，蒋纬国的政治态度始终超然而坚定，支持李登辉总统出任‘党政一元化’的主导角色。他在与关系亲近的人士谈话中，极为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对于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浮现的若干‘逆流’感到忧心忡忡，并尝试采取防杜措施。”蒋纬国的政治意向虽然坚定，但由于身份特殊，也备感尴尬。1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全体中常委一致起立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显然与士林官邸的态度有所抵触。会后，李焕、俞国华、沈昌焕3人会商，决意商请蒋纬国前往士林官邸面报“常会”结果并致意。由宋美龄事后对“常会”决议指为“不合法”的态度观察，蒋纬国此行必不好受。同一天，蒋纬国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目前民众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安定，谁要破坏团结，就是我们的敌人。”翌日上午，他与蒋孝勇陪同李登辉前往慈湖、头寮等地巡视奉厝工程进度。在维护党内团结和谐的形象上，他又因身为蒋总统家族的一员，扮演特定的角色。

接着蒋纬国又接下一个“烫手山芋”——协调“中央民意代表”退职及如何进行增额选举的问题。这原本应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或“行政院”进行作业的事情，竟然公开由“国安会”出面为之，可以说是“国安会”成立20多年来破天荒的创举，很多人都想不透其缘由何在，因而议论纷纷。其实，蒋纬国之所以乐意为之，也有其政治目的。

据一位权威人士分析如下：（一）蒋纬国明知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但他却认为接下之后“利多于弊”。即使未能尽如人意，由于大家都知道此事极不易为，应该对他寄于同情与谅解；如果稍有成效，适足以显示其卓越的才华与不同凡响的政治智慧。

（二）蒋纬国体认到这是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只要拿捏得准，仍可创造出相当可观的成绩。由于蒋纬国自信他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因而毅然决然地接下了此一“烫手山芋”。

其实，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关键，则在于蒋纬国“胸怀大志”，期能藉此机会扬名，进而使其在岛内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在十三全大会之前，蒋纬国一马当先，声势凌驾各路人马，甚至在十三全大会开幕后，他还公开对新闻界大谈“国安会”的功能应该是什么。蒋纬国这一连串动作当然引起某些当道人士的忌讳，唯恐蒋纬国异军突起，直上青云，而削弱了本身的地位，更令这些人士感到威胁的是，由资深“国大代表”滕杰发动的拥立蒋纬国为副主席一事，当时蒋纬国始终未曾明确表示过“不要”，而促使不同的政治势力暂时结合在一起，先联手起来抵制蒋纬国，在这种妙不可言的情况下，蒋纬国再表态反对设立副主席一事，却是大势已去，他真正想“要”的中常委当然只有泡汤了。

十三全大会后，拥蒋风波仍然是余波荡漾。滕杰并不死心，依然锲而不舍地在资深“国大代表”中鼓动拥立蒋纬国的声势，甚至已经摆明了准备支持蒋纬国出马竞选下任“副总统”，姑不论这到底会不会成为气候，不过已埋下日后“总统”大选呈现出山雨欲来之势的伏笔。

“总统”大选后，李登辉刻意疏远蒋纬国，最终把他正式从“国安会”

秘书长的位置上换下。难怪台湾舆论指出，蒋纬国只能是在这“世代交替”的夹缝中，上下不逢源的一个蒋家人而已！

大声呼吁祖国统一蒋纬国常说：“我不想将来被子女们‘提’回大陆，乘身体尚好，我要自己走回去。。”当在台湾被禁演几十年的大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北市演奏，蒋纬国特意去聆听。听后他对传媒界大发赞叹之词，认为《梁祝》实在太妙了，太动听了！

1992年立春时节，台湾岛内梅花盛开。岛内早就有爱梅之人组成“梅花总会”，蒋纬国任副会长。他是逢梅友聚会必到，广结梅缘。他对梅花独钟，可能与早年生活在江南姑苏有关。苏城光福邓尉赏梅，自汉唐以来已负盛名。“香雪梅”十里花海，有绿梅、墨梅等名种。赏梅胜境，也是他熟悉的地方。蒋纬国不是苏州人，但他视姑苏为第二故乡，因为少年时代他就与义母姚怡琴生活在那里，后来就读东吴大学。近几年，他常对友人表露怀念姑苏之情。1992年1月，他致函苏州昔日东吴同窗程金冠：“一峡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岁月悠悠，而吾侪于母校同窗之旧时往事与校园情景，仍然依稀记得，恍如在目。。。但愿苍天佑我中华，早日统一，来年将能与诸友齐集母校同庆往后之校庆，并倾积愫。。”怀旧思乡之情跃于纸上。

他迫切希望中国统一，大声呼唤中国统一。。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2月22日，蒋纬国派人专程到安徽省合肥市拜望他异性弟弟金定国，并为其兄弟二人的会晤做了充分的准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8年11月11日，在台北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22周年纪念会上，蒋纬国颇带怀旧感地披露了一则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孙中山当年在黄埔军校时，身边有3个重要助手，除蒋介石、戴季陶外，还有一位叫金诵盘。这3名助手的4个儿子，中山先生分别取名为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和金定国，取其“经纬安定”之意。如今，4人之中，经国和安国都已去世，而定国却杳无音讯。童年时的伙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只剩下我一人。。说到这里，蒋纬国禁不住潸然泪下。这则消息在大陆报纸上发表后，经过大陆记者的多方查询，才知道原来金定国并未去世，他正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工厂退休养老。蒋纬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很快给金定国寄来书信和彩照，盼望兄弟早日会晤。他在彩照背面写道：“定国如握：初次得获通讯，纪念万里寻亲。”他还表示，希望3年之内能够回大陆，以不负海内外中国人的期望。

应该说，蒋纬国回大陆探亲是指日可待的事。因为几年来已有不少蒋家成员相继赴大陆探亲扫墓了。

第一位从台湾返乡探亲扫墓的蒋氏后裔，是蒋介石的侄孙女蒋品雨。1989年清明节前夕，她回到浙江奉化祭扫了蒋介石的母亲以及她外婆和阿姨的墓地。她还在表兄弟陪同下，游览了蒋介石的故居和她祖父昔日开设的“玉泰盐铺”旧址。据了解，蒋女士的祖父蒋介卿就是蒋介石的哥哥。一年之后，蒋经国的堂妹蒋华秀也回到浙江奉化扫墓，她是经过4年多反复考虑之后才踏上归程的。蒋华秀是蒋介卿之女，也是蒋家第二代唯一的女性。

大陆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阔别半个世纪后，1992年6月11日在台北喜重逢，师生二人紧握双手，用宁波话叙旧话新，感慨良多。

1993年2月，76岁的蒋纬国在美国探访他的继母宋美龄时，接受了美国一家报纸的采访。蒋纬国在谈话中赞扬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及他倡导的经济改革。

蒋纬国说：“我对（邓）的各种做法极为钦佩。”他还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好的事。。他举双手赞成。”蒋纬国敦促台湾“政府”放弃它的“三不”政策并为两岸统一而努力。

对两岸关系乐观1995年7月28日台湾“总统府”资政蒋纬国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赴台记者的采访时，以“乐观”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对台峡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

谈及李登辉近期的言行，蒋纬国说，“我不愿意指名道姓，但目前的情况就像某个人已掉在大海里，欲以2100万台湾人作自己的人质或救生圈，而台湾同胞中又的确有不少受其苦难。”“不过，由于大陆方面已将抨击的重点由笼统的‘台湾’，集中到‘台独’，如今又再进一步集中锁定某一个人，这就必然会令广大台湾人民逐渐与其划清界限。”

这位年近八旬高龄的老人向记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但中国却是一脉相承。如果有人要搞独立，不做中国人，那就不应再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其他地方另立新国好了。

离开大陆已46载的蒋纬国先生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但目前台湾的情势不允许我回去，只好再待将来了。”

第六节宋美龄晚景凄凉九十高龄再度出洋1991年9月21日上午，台北松山军用机场戒备森严。9时54分，台湾“永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之座车在前导车的开道下抵达机场。行动不便的她在蒋纬国夫妇的扶持下缓步登上“华航”为她改装的“专机”。在关闭机门前，孔二小姐又扶着宋步至舱门，向送行者挥手告别。此时，及目机场廖廖数人，43年前离开大陆的情景再次在脑海中浮现，一股难言的苦楚再度涌向她的心头。。1948年初，四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太平洋彼岸刮起。蒋介石及其幕僚们估计，曾任纽约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肯定会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取胜，那样，美国国会将会放弃杜鲁门的吝啬和敌对的态度，再给蒋以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不附带任何条件。于是，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代理人四下活动，不惜破费巨资帮助共和党赢得选举的胜利。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亲蒋分子”传来了令蒋鼓舞的消息：在“院外援华集团”和许多共和党人全力支持下，美国国会于4月间强行通过了一个款额为10亿美元的援蒋计划。

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杜鲁门在选举中以微弱多数票获胜。白宫再也不会有什么施舍了。蒋开始感到焦灼不安，他多年服用的药力很强的安眠药片再也不灵了。每天晚上只有喝上一玻璃杯的威上忌，才能昏昏沉沉。

不管怎么样，蒋还是匆匆忙忙派宋美龄去华盛顿，企图再次让她在美国掀起一阵“宋美龄旋风”，她的座机于1948年11月底起飞，那是她足踩中国大陆乡土的最后一次了。

但蒋的算盘又打错了。宋美龄1942年11月访美所以能引起的轰动，是因为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近一年，美国朝野因日本空袭珍珠港遭受的创痛还未完全恢复，故对中国对日抗战艰苦而英勇的表现，有了由衷的尊敬。而把这种尊敬的感情集中表达于对宋的欢迎上。加之宋有年轻时在美国受教育的背景，以及她高贵的风仪，从容的言谈，在美国人想来这是美国培养的人才，是美国的骄傲，因此，赞誉交加，口碑载道。传播媒介大量地报道她的行踪，新闻性的杂志以她作封面，她所到之地，处处是鼓掌与欢呼。罗斯福总统先后邀请她在白宫和海德公园私邸小住，并陪她出席国会演说，出席记者会，这在美国接待外宾史上是破例的事。特别是宋正式应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并出席两院外交委员会盛宴，以及在洛杉矶圆形广场对美国公众发表演说，是绝大多数外国元首所不曾享受过的殊荣。

可是，随着形势的演变，宋美龄此次访美，正值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宋的身份虽与六年前相同，但华盛顿的红地毯却没有了。她乞求美国加紧援蒋，社鲁门不为所动。美国舆论还以“秦廷之哭”加以讽刺，而美国各界人士也似乎把美国培养的这颗“政治明星”忘却了。

她没有接到请她去白宫停一晚或去国会演讲的请柬。因为国会刚刚给了蒋10亿美元，杜鲁门总统刚刚赢得一次竞争激烈的大选，他没有心思迎合卢斯（美国出版界大亨，蒋宋家族的吹鼓手）派的外交政策，也不想迎合“院外援华集团”的意图。

“她来美国想多讨些施舍”。杜鲁门回首往事时刻薄地说：“我不会象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不会很高兴的。但她高兴不高兴，我并不在乎。”杜鲁门还对报界发表了一项不无失礼的声明，披露了美国给蒋的援助总额已超过38亿美元。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对她乞求“在目前的斗争中”给予援助的要求，表示出少许同情。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当时的情景，不要说宋美龄本人，就是旁观者，如果想起她当年在美国掀起的阵阵“宋美龄旋风”，也难免有一些世态和人情的感慨。但如果想通了，国际上只有利害、没有道义可言，也就会一笑置之。

宋美龄无力再施展故技，为此深感烦恼。于是离开华盛顿，来到里弗达尔的孔家宅邸，隐居起来。

几次离台大权旁落1950年1月，宋美龄返回台湾，立即卷入权力继承和保全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斗争。她间歇外出期间，蒋经国已担任蒋介石的私人助手，后又升为台湾“国防部”政治局局长，成为主管治安工作的人。此后20年间，每当宋美龄离台访美一次，蒋经国似乎就在政治阶梯上又上一级，在取代宋作为他父亲的继承人方面又向前迈出一步。

宋美龄的心情太紧张了，她不甘闲坐日月潭边描绘简单花草图画，她将画赠送给每个人，包括蒋经国。（送给蒋经国的画是竹子，宋美龄亲笔提了“赠吾子”字样）为树立个人形象，她参加当局的社会工作，特别是孤儿院工作——这些孤儿几乎毫无例外均为她丈夫的下属军官过早去世后遗下的特殊孤儿。（就连戴笠也办孤儿院。在中国，要想使特务为你效力，你就必须保证他的子女的福利。所以，在国民党统治下，孤儿院不断增加。）

台湾的气氛终使宋美龄感到受压抑。她又匆匆离台赴美，以便争取“院外援华集团”亲临声援。此次访美，从1952年8月一直呆到1953年3月。返台时她获悉，蒋经国已经接到去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作客的邀请。华盛顿对这位太子日益瞩目，蒋经国应邀去与艾森豪威尔会晤。自1943年以来，宋美龄从未得到过这种待遇。

虽然宋美龄在台湾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她仍然与蒋介石保持着尽可能密切的接触。在他变得老迈昏聩的时候，这种接触就更加紧密。蒋会晤美国官员时，她替他讲话。他总是含混不清地咕嘟几句，然后她就讲上5分钟；他再含混不清地咕嘟几句，她又侃侃而谈一大通。使人感到，他好象一具橱窗里的模型，装束得象蒋介石的样子，坐在他的宝座上，由宋美龄操持大权。蒋的将领和官吏中很少有人敢得罪她，就连她的前房儿子对她也要小心几分，毕恭毕敬。她的火气上得快，而且肯定要加报复。下面是卢斯的朋友讲的关于卢斯夫人和宋美龄在台北乘车外出购物的故事。当她们各自买到了要买的物品后，回到了轿车旁，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先钻进车里。然后蒋夫人上车在卢斯夫人身旁坐下。在回台北北郊的官邸途中，她一路上都不高兴，一言未发。宋美龄高视阔步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说：“我让了她三次啊。”

“你应该让她四次。”秘书答道。

1954年4月，宋美龄又去华盛顿住了六个月，鼓动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提案。而后她返台参加蒋介石的67岁寿辰庆祝活动。当抵达松山机场时，她看到了大权旁落的迹象，使她此次归台大煞风景。老迈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在候机室里没出来。到机旁迎接她的是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这种对她不尊敬的态度是空前的。蒋经国陪她去见一些重要人物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合会”的一群女士，宋美龄的态度冷若冰霜。她匆匆地从这些人面前走过，大踏步跨入了候机室，对着蒋介石低声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径自走向等候在那里的轿车，嘴抿得紧紧的，一声没吭。也许她骂他王八蛋。

1958年，蒋经国再次晋升。宋美龄显然不胜厌烦又跑到美国去了。一下呆了14个月。她已经六十有一，却声称58岁。出于礼貌，蒋经国进入“总统内阁”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是在她离开台湾两个月后宣布的。宋美龄终于下定决心回到台北，硬是一气住了6年。

1965年，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宋美龄回到华盛顿时，红地毯终于再次为她铺开。“中华民国”大使馆为1500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了招待会，宋美龄是主宾。她乘专列从纽约来到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腊斯克夫人的欢迎。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为她租用的漂亮大厦。这座大楼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与J·埃德加·胡佛、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接触频繁，在白宫与伯德夫人一起喝茶，与林顿·B·约翰逊促膝交谈。一切与昔日无异。

报界很少注意到一个细节：即宋美龄这次是由蒋经国陪同访美的。他现任台湾“国防部长”，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客人。他与宋美龄的随行人员一起来美，悄悄地办理他的公务，然后悄悄地离开。

这些不寻常的渲染，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年来，蒋介石一直力图使华盛顿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但是，华盛顿早已断定，在交战中蒋没有战胜中共的希望。他仅希望把美国拖入对中国的一场战争，以便他借此东山再起。蒋不止一次要求美国给他提供核武器，以“保卫台湾”，“院外援华集团”则倾巢出动，全力为他争取核武器。现在，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无暇及此。约翰逊政府迫切需要蒋派国民党部队去印度支那作战。蒋经国此次华盛顿之行的使命，就是谈判这个问题，谈判以僵局告终。美国不会讨好他那老迈的父亲，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国民党也不愿派遣部队帮助美国打越南。对宋美龄的款待，只不过是林顿·B·约翰逊政府为了争取她，利用她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但她对蒋经国无能为力。

结果，约翰逊政府对台湾这个盟友大感失望。这种失望没有立刻产生明显变化。但是到了尼克松政府上台时，对台湾的失望情绪已经遍及美国。亨利·基辛格才有可能着手推行实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

不管美国款待她是否做给人家看，对宋美龄来说，这次访美是她政治生涯的回光返照。在访美期间，她应邀到威尔斯利，向学生们发表关于纪念珍珠港事件的演说。听她讲话，你会感到她和当年一样侃侃而谈。她说：“。。一年四季，时节交替，大自然万紫千红，浓淡各异。。在花丛深院里。。阿吉艾尔阴谋的追随者们。。口是心非，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永久沉沦于毁灭之中。。”

还是那个宋美龄，吸引从好莱坞圆形剧场到美国国会的听众的还是那套辞令和情调。然而，现在时代变了。这次，《时代》的记者大卫·格林威听腻了，走出了大厅，草草地写了一个概述。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东方幻想已经成为一场梦魇。

如昙花一现，宋美龄最后一次出风头的时间稍瞬即逝。于是她放弃了卡洛拉马大街的房子，1966年4月，在曼哈顿格拉西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定居下来，这套公寓是她的外甥孔令杰给她买的。她患胆结石多年，动过取石手术。现在她已69岁，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那以后，她的所有美国之行，不是参加葬礼，就是治疗疾病。几十年来，她一直被西方新闻界列为在妇女界世界十大名人之一。但1967年，亨利·卢斯在浴室里死于冠心病后，她的名流地位也就告终。翌年，宋美龄确知她患了癌症。1970年，她飞往纽约，做乳腺切除手术。其后不久，她再次匆匆赶到纽约，做了第二次乳腺切除手术。

美国报纸上，关于她的报道已从头版转到社会新闻版。后来又转到食物版。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了。美国报纸最后又渲染一番。三周后，已经当了“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成了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已无事可干，只好开始她永久性的流亡生活。

老蒋咽气赴美就医宋美龄除了本身无子息之外，一生享尽荣华富贵，也算是“好命人”了。她称自己一生最伤痛的事，是蒋介石的死。然而，在此前数年内，她的母家“家人丧故”迭乘，也使她相当伤感。从她1975年9月17日赴美就医行前发表书面谈话的开头一段，可以窥见一斑，她说：“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姐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蔼龄大姐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致迟迟未行，迨赶往则姐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二年前，余亦积渐染疾，但不遑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

宋美龄是在1975年9月18日由台北飞抵纽约的，据合众社和路透社消息报道，她来美是为了医治乳癌。飞抵纽约机场那一天，欢迎场面十分冷落，除了几个警察维持秩序之外，没有一个“中央级”和“地方级”的官员及侨领在场，可见一个腐败政权在外国政客心目中，简直一钱不值了。

宋美龄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没有地位，更无发言权。蒋经国当老子一死，即演出“迫宫丑剧”，派兵包围“总统府”，由国民党中常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拥护他当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失去一切职权，郁郁不得志，平时只用“蒋夫人”身份接见外宾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但国际形势突变，世界各国纷纷断交，既无宾可接，又不受人尊敬，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即使没病，也想远走高飞。

宋美龄在美国一住就是11年。此段时间，她一面迈向暮年，一面故旧日稀，其日常生活无法不日趋平静，深居简出，平常除了读报、看电视外，空闲的时间多半选择自己喜好的书籍看。据了解：美国经常有畅销书出现，宋对一般的畅销书根本看不上眼，她喜欢读历史、传记之类的作品，而阅读的速度很快，几天就可以读毕一厚册。此外，多半是练习书法或绘画，她擅长的是兰花和山水。

岛内与宋美龄保持通信的人，计有中文及外文两要员。中文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英文则是沈昌焕这位被称为外交上的大档头人士。秦孝仪跟宋美龄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自1953年间因在阳明山受训时的一篇古朴简练的自传（当时秦孝仪只是国民党中央四组的专门委员，四组即今之“文化工作会”）获蒋介石赏识，于阳明山结业后奉令调官邸服务，迄蒋去世，他一直随侍在蒋身边前后逾20余年。由于常年随侍的关系，获得宋的赏识，宋的一些对外中文文稿，均出自秦孝仪的手笔。由于宋美龄信任秦孝仪，所以宋离台11年，中文方面的文件仍由美国电告秦孝仪代笔。1983年，宋美龄先后发表的《致廖承志贤侄》、《致邓颖超女士》的公开信，据悉也系经由宋揭示要点后，由秦孝仪执笔。

由于有了秦孝仪、沈昌焕这两位重要人士作耳目，所以她人虽在美，但跟台湾的通讯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台湾当局在处理外交及某些涉及宋的人事上问题而必须征求她意见以示尊重时，台湾当局均会很迅速的经由上述渠道获知，并立即经由上述渠道表达其意见，宋本人对岛内政情的发展，以及有关政经方面事情，一点也不陌生。她有时也过问台湾的人事。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王锡爵投奔大陆的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官），据悉即出自宋美龄的插手。因乌钺曾经为她驾驶飞机获赏识，宋美龄干预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不必要他去职。还问了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由他承担！凛于宋的锋芒，乌钺得以照坐“华航”的“宝座”。

1986年6月，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讯息，从台湾传到纽约宋美龄的耳朵中，宋对这位一向在嘴巴上最甜的二公子，曾特电致贺，勉励他坚守岗位，做好政府及国家所交付给的一切任务。台湾，官府长官变动获得宋美龄致电称贺的，蒋纬国似乎还是第一个。

同年10月，蒋纬国因病住进“荣民总医院”时，据说宋美龄还曾打电报询问他的病况。电报由台北转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手中时，据闻蒋纬国至为感动，立即电复其病情。

台湾岛内政界与妇女界人士赴美访问时，也多半抽空到纽约郊区宋寓邸一晤。但就这方面而言，岛内妇女界能够会晤宋的已经不多，唯有钱剑秋、王亚权及西湖商职校长赵筱梅等数人而已。但这位由宋直接提拔起来的台湾“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年岁较高，很少访美。访美必获接见。王亚权因为近年来执掌“妇联会”业务，而“妇联会”系宋当年的手创，所以也是宋愿意接见的人士之一。而赵筱梅则是昔日为宋主持过育幼院的人。其他一般的及近年来崛起的政要已经无法获得青睐了！

在蒋氏家族中，最得宋宠爱的是老三蒋孝勇。这位昔年深为蒋介石宠爱的孙儿，目前在宋心目中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得宠。蒋氏家族中如果有什么讯息需要转达时，蒋孝勇是唯一的最佳传讯使者。而蒋孝勇几乎每年都要前往纽约，拜见宋一次。四十多岁的蒋孝勇，据说在宋心目中仍然被视为当年可以坐在蒋介石总统办公桌上撒尿的小孙子。由于宋对蒋孝勇的宠爱，致使外界传言震惊中外的江南案，可能是她用来斗垮蒋经国、蒋孝武父子的一招狠棋。江南案的杀机之一是有关《蒋经国传》的续篇将揭露蒋经国传子计划，宋美龄设计让蒋孝武指令暗杀江南，一则除掉江南，二则以江南案使蒋经国、蒋孝武父子陷入泥淖，以便她和蒋孝勇坐收渔利。

宋虽然在美国长大，并在美国受教育，可是，一待11年，而周围又尽皆是陌生之人，二次大战中依然健在跟她有过多面之缘的美国友人，目前几乎已寥若晨星，他们即使尚在人间也多半风烛残年，行动不便，所以跟她之间几乎没有来往。目前在美国政坛上的要角，对宋美龄来说，多半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跟他们之间自然不可能有所来往。因此，宋深居简出在国外待久了，自难免有思乡之念。不过，促使宋美龄结束客居生活的，恐怕还是《宋家王朝》引起的风波。

秘密大曝光《宋家王朝》是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此书从宋家之父宋嘉树写起，笔锋触及他的夫人倪桂春，他的三位小姐和他的三个公子，并且引伸到他的令媛们所嫁的夫婿，一门皆簪缨，全书形成了宋氏家族姻亲大结合。

宋家是基督教家庭，但是宋家在海外之成名，则不是由于宋嘉树之“传扬福音”，而是受惠于他的两位千金所嫁的夫君，在中国政坛上整整闻名了65年，因此，宋氏家族成员的历史，在美国成了脍炙人口的“谈天”好材料。《宋家王朝》出版时，正是台湾为了江南命案，在美国弄得焦头烂额之时。因此该书一上市，台湾当局立即发动七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联名提出反驳，并且在《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报纸）上登载全版英文广告，对作者西格雷夫提出指控，如此一来，该书在美国书籍市场上立时身价十倍，抢销一空。台湾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又动员闻名世界的历史学专家黎东，单独写了一本小册子，中、英文并排由纽约《世界日报》刊印，免费赠送读者传阅，内容则批评西格雷夫是“一位喝醉酒的水手”，全册8000余字，但均属空泛式议论，未曾抓住西格雷夫之事实证据进行反驳，导致黎东本人也被人讽为“忘记了自己是被官方利用的表态小丑”，而《宋家王朝》的销售量则更上一层楼，成为1985年度美国畅销的出版品之一。

居住在纽约长岛，做为《宋家王朝》唯一活在人世的主人公宋美龄，处境十分尴尬。这本书的出版，不但揭了宋家的短，而且使这位曾风云世界的宋氏三小姐的许多秘密公开于世。

在蒋介石死前，宋美龄的年龄，一直被列为“最高机密”。到台以后，“妇联总会”虽然每年都有为“会长华诞”而举行祝寿的活动，但都没有触及她的禁忌——公开她的年龄。简单的说，她本身不提自己的年纪，也不愿意别人知道她年龄的秘密。因此，包括蒋家在内的人，多相信“她比老先生小一轮年（12岁）之说，《宋家王朝》的出版，使人们知道她的正确出生年月日：1897年3月5日（阴历2月12日）。那么，她只比蒋介石小10岁，不是12岁。

因为这一资料的出现，就引伸出另一颇饶有趣味的问题，就是她在1927年，成为“蒋夫人”时是30岁又10个多月的新娘了！这在60多年前的时代，“二八佳人”（16岁）仍被视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之时，30岁的新娘，是绝对的被视为“超龄”的标准。毕竟，“女人四十一枝花”的新观念，不过是最近10年，才透过一部外国影片而舶来的。60年前，中国人普遍的观念是：“女人三十老人家”。

虽然，他们结婚时，新郎蒋介石也已40岁了，可是，那时是全世界瞩目“雄姿英发”的名人。因此，有人以理推想宋美龄的讳言年龄，刻意修饰和化妆，似乎与此不无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只蒋夫人的年龄被列为“最高机密”，甚至连她的一切活动资料，也是除了官方发布的以外，其余都被视为“不得公开”者。人们对她的认识，仅限于：她是宋氏三姐妹的”三小姐”，她的大姐名霭龄，是孔祥熙的夫人；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是1928年以后，1948年以前，权倾一时的“外戚”；此外，还有两弟弟，宋子安和宋子良，。。如此而已。其他的，甚至连他们的父亲宋嘉树的名字，在以往也很少有人能说得出来的，他们的妈妈倪桂春，名字的不传，就更不用说了。

1922年宋美龄25岁时，与蒋介石初遇于上海“国父宅中”，那时宋美龄美丽如盛开的玫瑰，使蒋介石“一见倾心”。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说：蒋总统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5车间，蒋总统致全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总统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牍往还”，只有一则（情书）见于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这是他们结婚前一个月又十一天，被该报发掘来（或故意发布于该报）的稀少资料，文曰：“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按：这一年8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即时离开南京，经上海、宁波，回到溪口故乡，住入雪窦寺‘隐居’，以后即偕张群出国而去日本‘有意出国作五年考察与研究’。所谓‘余今无意政治活动’应系指此时‘下野’一事而言），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1927年9月29日，蒋介石乘日轮“上海丸”抵达日本长崎，再转云仙，探视宋母，登堂求婚。有关求婚的经过，根据上海《晨报》的报道，是这样的：“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太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一办妥，毫无其他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其实，这一段“赴日登堂拜母”的过程只是求婚的最后手续而已。10月19日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情书，也等于电影上映前的一则“预告”。

1927年10月14日《交通日报》对宋美龄的一则专访，有四句问答，可为参考：问：“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女士为真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

答：（女士微笑）“此乃5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及之。”

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时？”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议。”

这里所说的，“半年前”，正是蒋介石控制东南，京、沪、苏、浙、赣、闽，尽入其势力范围，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之时。美国《时代》周刊也以他为封面人物，全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建立“蒋介石档案”。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的威名，自必使三小姐也为之如雷贯耳，倾动芳心了。

1927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之间，蒋介石和“三小姐”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相遇了。蒋向宋“再申前请”，似是就在此时。

当时上海《时报》的采访主任金雄白对蒋、宋婚礼有如下追记：蒋宋结婚的日子我是记不起了，礼堂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一家西式大饭店。当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

因为蒋夫人是虔信的基督教徒，因此先在西摩路宋宅，由西藏路慕尔堂的牧师余日章为他们先主持了宗教式的婚礼，观礼者限于近亲寥寥数人，连新闻记者也被拒绝参加。宗教婚礼完成后，才同车至大华饭店再补行另一次的公开仪式。

那天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次婚礼的另一特点，是证婚人却有五位之多。。记得那天蒋氏穿的是一套长礼服，蒋夫人则为白缎旗袍，他们沿袭西方的礼俗，交换婚戒，在那时是还不很多见的。

蒋宋结婚之后，宋美龄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凡奔走夫人门下的人，也能获得夫人逾恒的庇荫，而青云有路，长保禄位。如曾任台湾情报局局长的汪希苓，原出身于海军军官，与军统可说毫无渊源，虽然曾担任过驻意大利、驻美等大使馆海军武官之职，但那仅属于静态情报工作，与情报局的“特务”工作有着很大的差距。按常规，不论从什么角度去考量，都不应该由他出任斯职的。然而，却因为汪希苓曾为官邸的海军侍从武官，又是宋美龄“赴美就医”的侍从官，把宋侍候得非常满意。宋为免他的军职年资中断，仍将他挂名在驻美“使馆”沈剑虹大使之下武官处为海军武官；台美断交之后，仍安置在北美事务协调会代表处担任一年多顾问。汪回台后，宋笃念他侍侯一场的心意，多次电话回台，终将他安排为情报局副局长，继而晋升为局长。

宋美龄的随身女佣蔡妈，是来自娘家带到蒋家的梳头娘，由1927年侍侯到1971年，在官邸中，除了“先生”夫人之外，蔡妈的权威几乎超过了侍卫长；因为只有她一人敢于和“先生”夫人顶嘴，一旦她发了脾气，宋美龄是什么辙也没有，甚至还要向蔡妈说好话哄她回心转意。同时，宋美龄出外，不论是随蒋介石出巡，还是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蔡妈也都是列为第一随行人员。西安事变时，蔡妈也随宋美龄入陕，黄仁霖在回忆中有如下的描写：到上午10时左右（按：指1936年12月25日）。。隔了片刘蒋夫人自己走出来，并且告诉我，委员长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明天可以出来。”那天蒋自西安飞往洛阳，由于飞机上座位已满，宋为了蔡妈和黄仁霖，还特别准备另一架专机，于第二天起飞。

当时，国民党留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尚有：蒋百里、朱绍良、陈诚、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陈调元等一、二十人，他们不仅都未及与蒋宋同时离陕，甚至也未能与蔡妈同行。经过这一比较之后，若干有“政治眼光”的人，走夫人路线也兼走“蔡妈路线”，甚至专走蔡妈路线，也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国民党逃台以后，陈诚到官邸请谒之时，总是先打电话给侍卫长，问明了蒋介石召见的时间，又请侍卫长安排向宋美龄请安的节目，待见过蒋之后，侍卫长将他导入宋美龄的会客室，当宋尚未出见，蔡妈出现时，这位省主席都会向蔡妈起身肃立说：“向蔡大姑请安！蔡大姑好！”演出现代《官场现形记》的活剧。甚至“孔二小姐”经营“圆山大饭店”也与蔡妈相结纳，奉蔡妈为常务董事，经常报效，以求内宫之中布一棋子，获取更大效益。“孔二小姐”为椒房懿亲，尚且如此，况乎他人？宋美龄出门，除了蔡妈为必携从者之外，她所带的行李也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的波音747宽体专机对于载运她的随员及行李，自是绰绰有余；但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赴美之行，“美龄号”专机（四引擎的DC3型，当时称“空中霸王”机）尚不够她和她的随员、行李使用；美国陆军还另派一架DC4型运输机，运送她的衣物箱笼、化妆品以及部分随行下级人员。据白宫所留下来的纪录，宋美龄在白宫做罗斯福总统的贵宾时，连使用的丝质被单，都由中国带去。她的被单至少每天要更换一次，有时一天更换四、五次之多。

在美国白宫作客时的宋美龄，也展现了“她鞋子上带的珍珠”。这鞋子上的大珍珠，是从清朝皇太后的凤冠上取下来的。据说，1928年原军阀张宗昌的部属孙殿英，在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清朝的“东陵”发掘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盗取殉葬的宝物，而后，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宝物。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

重返台湾牵动政坛1986年秋，尘封11年的“士林官邸”再现新貌。由于十多年未曾使用，许多用品已腐朽损坏。整修后既要符合宋美龄的生活原则，又要保持过去的情调，台湾有关部门颇费匠心。1986年10月25日，85岁的宋美龄，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珍宝专机，从她美国纽约长岛别墅的隐居地，返抵台北。10月31日，台北举行了历时40分钟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宋美龄成为纪念会瞩目的主角。她大部时间坐在轮椅上。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已属高龄的宋美龄，健康看来还算不错，虽然经过长途旅程，但她还是“容光焕发，很高兴见到亲人及老朋友。”

据台湾分析家观察，宋美龄返台，是蒋经国要表现台湾各方面的团结，及调和与元老派、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商讨晚年接班大计，以应付1987年国民党“十三大”的新局面。

宋美龄虽然长久不在台湾，但她仍保留着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天主教辅仁大学信托基金会主席和多个妇女及慈善团体的头衔，更重要的是，她是蒋介石的夫人，她在台湾依然有一个根基雄厚的班底。

1986年11月30日《纽约时报》将已经移到社交版的宋美龄报道复原，在头版登出了宋美龄的照片。照片的小标题和说明文字是：“仍具影响力：蒋介石夫人在美国待了11年后，已返回台湾。”在第28版上，时报刊出了一则美联社发自台北的长篇电讯，标题说，蒋介石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

《纽约时报》说对了。宋美龄在岛内政坛可能发生的作用确实不能忽视，回台后，她曾多次接见台湾党政军要员，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也几次前去“官邸”向宋请示汇报。由于她对蒋家和岛内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的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轨迹。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工会主任钱剑秋，虽已80多岁，但仍然不为潮流所动的屹立在“妇工会”，“除非有蒋夫人一句话”否则准也不能动她。1987年，“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原“法务部长”施启杨的夫人）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就是钱剑秋屹立不摇的证明，李钟桂原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了，而终于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如果不是出于宋的认可，钱剑秋的情形根本不可能会存在。

有的报道认为，与官邸具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宋美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这种说法，只有一半正确。“励志社”确系宋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致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唯侍卫一则由军警系统甄选可靠人员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手下大将，她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张学良西安事变前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安排，而他要见宋美龄时，则不通过张而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面前份量之重。不过，后来黄仁霖出“使”外国，而“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又于60年代中期死去，“励志社”如今几乎已告名存实亡了。

在当今台湾不易化解的权力内斗中，宋虽已难于一一干预，但对某一极重大的人事安排却想积极影响。

蒋经国死后，国民党在1988年1月27日的“中常会”中，依原定剧本，推出李登辉担任代理党主席，但是本戏上场的前一天，“夫人派”仍然展开最后反扑，于26日晚在士林“官邸”集会研商对策。出席的“夫人派”及“官邸派”要角，包括俞国华、沈昌焕、秦孝仪、曹圣芬、宋楚瑜等人，李焕也在座。宋美龄力主由李焕取代李登辉，担任代理党主席，以免出现台湾人总统兼台湾人党主席，但遭到李焕婉拒。会议一直迟延未决，直至深夜，还未能获得结论。其间，与会人士也曾以电话向部分中常委征询意见。

在此项会议彻夜未决之际，李登辉也获得风声，知道剧本可能有变，急得一夜未睡。眼看连日来的运作，即将水到渠成，却在最后关头面临全盘皆输的局面，难怪他焦灼不安。

而参与此项高层会议的中常委，也彼此互通讯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有人希望维持原议，支持李登辉，有人则盼望推翻原议，从中牟利。于是在27日“中常会”前夕，台北政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谁也不敢确定第二天的“中常会”上，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李焕的力拒之下，原定的推举李登辉计划，仍然按剧本进行，但为了作最后的确定，怕“夫人派”及“官邸派”在最后一秒钟又有动作，李焕事前即已完成30位中常委连署支持李登辉的文件，在“中常会”举行前几分钟，李焕、俞国华及当天主持余纪忠，开了一个临时三角会议，确定照原计划进行。于是由俞国华在“中常会”上正式提议由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余纪忠为了更进一步确定全体中常委的意向，请所有中常委一致以起立鼓掌的方式表态，于是出席的27位中常委一致起立鼓掌，主席之争乃告落幕。在“中常会”举行的同时，李登辉在“圆山忠烈祠”向蒋经国遗体行礼致哀。由于临时状况不明，李登辉神情凝重，心情不佳，拒绝摄影记者进入灵堂摄影。侍卫人员表示，李登辉今天心情不好，希望记者不要接近，制造困扰。此一状况，与26日上午李登辉兴高采烈，让记者进入灵堂拍照，不可同日而语。

李登辉的心情不佳，除了对情势变化失去绝对的掌握，不知能否顺利接任主席的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感到有失面子，因为即使“中常会”全体通过由李担任代理主席，但前一夭党内高阶层彻夜讨论是否由李焕取而代之，对李登辉而言，颜面全失，而且预告了未来的领导权威将无法充分发挥。李登辉在获知“中常会”通过他的职位之后，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心境复杂，立刻与心腹亲信研究今后的情势，以及应有的动作。在“十三大会”之前，李登辉的假想敌除了俞国华之外，又多了一个重量级的李焕，加上“官邸派”及部分台籍政客的掣肘，李登辉感到今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必须步步为营，厚植实力，才能将既有的局面稳稳抓住。

残梦难圆寻求解脱宋美龄返回台湾后，士林官邸的编制，从秘书到侍卫班，一切照旧。蒋经国死后，官邸有关运作自然格外忙碌。她说过“我将再起”但毕竟年事已高，行动已不能与昔日同言。据说，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星期中在官邸小型教堂祈祷或阅读圣经占了2小时，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周三和周日，蒋纬国以及“孝”字辈的家人们，都会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而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也是宋最开心的时刻。

除了在教堂外，透过电讯传真机立即传送的几份美国当天报纸，亦属宋每天必读课程。英国维氏新闻社通过人造卫星传送给台湾三家电视台播出的国外重大新闻，她也每日必看，此外，精简过的台湾电视新闻则利用晚餐过后的时间观看，至于岛内报纸，她则看剪报而已。另外，还有英文《新闻周刊》和《时代论坛周刊》，皆为她心爱读物。

自1988年在国民党十三大上以微弱的声音问“各位同志，你们好吗？”

并且由李焕代读一篇“老干新枝”的讲话稿之后，宋美龄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指出，宋美龄虽然外表看似坚强，但内心却无比落寞。其实她的这种感觉，也不怎么令人感到意外。

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近年来大幅度地波动，对她越来越加不利，批评性的翻旧帐的指责与攻击，陆陆续续的向她身上发射。“官邸派”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对她身心方面的影响，相当巨大。1989年4月间为了蒋介石的去世14周年忌辰而专程回台一行的孔家兄妹，以其对宋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曾向她进言，回到纽约去住，以避掉身心上可能受到的困扰。可是，据了解，孔令侃、孔令伟兄妹的建言，并未发生他们应有的效力，宋及其扈从仍然留在士林官邸，丝毫不为所动，而且并没有在适当时间内离台的计划。

宋美龄不愿意再兴师动众离台远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她身体上的原因，实在不便于远行，坐在轮椅上远走异国，总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另一个是事务上的原因。所谓事务上的原因是指飞往美国去的专机及待从人员的跟进，以及其在官邸内费用的拨付等等。蒋家人已不当权，李登辉恐怕无法为她拨专机，拨专款，以支付其费用等等。如果有一天要回来的话，松山机场（宋前此回时系在松山机场降落的）更不可能冠盖云集，甚至可能会发生“归不得”的情况，因此，“官邸派”的智囊考虑的结果，仍以不走为宜，而据了解，宋也确实不想走，“这是我的国家，我为什么不能长住。”这两句话据说仍常挂在她的口边，所以宋一时是不可能远赴美国了。

1989年6月举行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时，有人预测她可能再以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露个面，给李登辉一点面子，可是，结果并未如报纸上的所料露面，反而二中全会在5日闭幕当天下午，还通过了一封向宋致敬电文，让始终未出席二中全会的她，来个风风光光的下场，政治措施的玄妙，往往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处。

可是宋虽然未曾出席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但是却在这之后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两次公开露面。虽然因不便于行而必须坐在轮椅上出现，但是就其外表上及其讲话的声音等方面看来，她除了步行稍稍困难以外，健康情况够得上“尚称良好”四个字的评语，因此，她为什么对国民党二中全会这么重要的集会不参加，而坚持要参加两个完全属于私人事项的集会呢？也许这是为了报复。据可靠消息透露，2月22日是宋美龄的生日，1989年2月中旬才从“荣总”出院的她，曾指示侍从电邀党政大员到士林官邸视寿，宋美龄还曾乐观的估计说；“士林官邸很久没有热闹过了，这也好，人多一点总是有面子。”据说，宋的侍从为了不浇“老夫人”的冷水，亲自打电话给党政大员，请务必参加，否则“蒋夫人”会不高兴。

侍从的电话也打了，据悉上至李登辉以及军方将领都是他们函邀的对象。可是宋美龄的估计乐观了，22日前来官邸祝寿的人士，除了沈昌焕、黄少谷等极少数“夫人派”之外，现任党政军的要员几乎不见踪影，顶多只送来了花篮或喜幛。这种情形一度使得她震怒不已，把侍从人员教训得体无完肤。一位官邸人士曾经将此情形告诉某报记者，并感叹地表示：“老夫人现在是寂寞的老人，3年前她甫回国定居时，谁不把她捧得高高在上，如今蒋经国一死，当年对她马首是瞻的人却一个个退避三舍，这真是政治的现实与无情。”

宋不出席国民党十三大二中全会多半是有意让国民党当局难堪。据说“夫人派”的国民党元老最近常在一起，对现况有了不满之情。他们针对目前岛内掀起的“批蒋”风潮及污蔑“蒋公”铜象的作法最为气愤填膺，一个个的慷慨陈词。这些“国之大老”认为，要是几年前，这些“中共的同路人”早应该一网打尽，以免败坏社会风气。提及此时，有人就顺势喋喋不休地批评李登辉没有魄力，让异议人事予取予求，置当局的威信不顾，实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甚至也有人以为，李登辉一上台后，不只是外交违反基本“国策”，许多政治走向也都在打蒋家的耳光，教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有人拍胸脯保证，凭其在“国民大会”的影响力，必定要使90年3月的“总统”大选，让李登辉栽个大筋斗不可，即使拉不下李登辉，也要叫李登辉在得票数上极为难堪。于是一项“反李拥蒋”的运动在国民党内部悄悄连署运作。

以军系“国代”滕杰为首的“国代”及“立委”于1989年10月15日成立了“中华民国各界支援贤能人士竟选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贤会”），正式揭开了1990年台湾第八届“总统”选战的序幕。据台湾《民进周刊》透露，“中贤会”的幕后策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一直想重建“蒋家王朝”的宋美龄。她为了取信于办事者及显示“复辟”决心，还特地从美国汇回20亿美金，作为“中贤会”的活动经费和“总统”选举时贿选之用。

虽然滕杰在接受访问时，一再否定这个组织是为“总统”选举而设，它只是一个助选运动，目的是要集合“国会”中资深“国代”的力量用行动来援助具有同样理想的外省籍第二代、第三代参与选举。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中贤会”成立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是针对90年“总统”大选而设的，目的有二：一，展现实力，逼李登辉接纳他们的主张。

二，如果李登辉不顺他们的意，他们也不惜推出人选，和李登辉决一死战。

“中贤会”的盘算一共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仍然支持李登辉当“总统”，而“副总统”则由外省籍出任，理想人选就是蒋纬国；第二个层次则是根本推翻李登辉，而另行推出“总统”与“副总统”。后者又分两个方案，或由外省人（蒋纬国）搭配本省人（林洋港）；或顺应本土化潮流，由林洋港搭配蒋纬国，与李登辉针锋相对。

就第一个层次的构想而言，李登辉如果屈服于资深“国代”势力，表明提名蒋纬国为“副总统”之意，一场政治风暴可以化解，但以李登辉的个性而言，不太可能接受，而且李、蒋之间也有心结存在。

再就第二个层次的构想而言，林洋港搭配蒋纬国，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

因为林洋港的资历、地方基础、民间声望及政治手腕，都不下于李登辉，而且同为台湾人，正好可与李登辉抗衡。而蒋纬国有蒋家背景，对保守派而言，蒋家标记仍然颇有魅力，而且蒋纬国在台湾的军政界及民间也有一定的声望，用于搭配林洋港，正可平衡省籍与年龄上的差异。

面对这种情势，李登辉的回应方法，除了透过国民党的系统极力疏通“国民大会”之外，并拉拢“行政院长”李焕，有意以李焕作为“副总统”人选，借重李焕在“国民大会”中的力量，而李焕对此也有正面回应，在“立法院”公开表示服从李登辉领导。“二李结盟”对抗“林蒋阵线”，双方的过招对垒十分精采。

然而，时不我与，随着蒋纬国竞选“总统”的失势，蒋介石的铜像到处被涂黑、砸毁，甚至竟有人要以“台湾共和国”或“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而李登辉在明里、暗里支持“台独”或“独台”，使宋的心境极其难受，于是决定改变以往的主意，到美国“长期休养”。

宋美龄这次飞往美国，并非象以前那样由“总统府”安排，而是由孔二小姐孔令伟负责一切事宜。尽管“华航”为送宋，将头等舱改装卧铺，并精选7名优秀空服人员随时提供服务。并由董事长乌钺亲自护送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但终究缺少官方味道，气氛不足也。台湾报刊比喻说，宋美龄带走的将是蒋家王朝的最后一片云！

回台探望孔二小姐1994年11月18日晚上，躺在振兴医院八楼VIP病房半年、已经昏迷多日的孔令伟（孔二小姐），终于走完她神秘的一生。

19日，振兴医院为孔二小姐设置一个简单的灵堂，但一天几乎没有党政要员来祭拜。孔令伟之死，早在振兴医院医师的预料之中；虽然在9月中旬，因为宋美龄返台探望她，病情一度略有起色，但因其病情已是癌症末期，癌细胞也已转移到许多地方，各种器官的功能逐渐丧失，最后终因心肺功能衰竭而病逝。

在孔令伟过世的前一天，病情已经很糟，不仅呼吸、血压都靠药物在维护，而且人已完全昏迷，随时都可能去世，医院甚至已经把太平间都准备好了。振兴医院向宋美龄报告，孔令伟的病情相当危急，并询问她是否准备回台看孔令伟的最后一面？

由于宋美龄到美国还不到两个月，而且她95的高龄并不适合这么密集的长途飞行，因此，她不打算再回国，而是请孔令伟的姊姊孔令仪回台料理后事，孔令仪回台时除了携带一具铜棺之外，并有一位替孔令伟遗体化妆的化妆师同行。孔令仪在接到振兴医院的越洋电话后没多久，就立刻搭华航的飞机返台；可惜个性强悍的孔令伟尽管一生对许多人颐指气使，却等不及再见姊姊的最后一面了。

振兴医院的内部人士指出，在宋美龄回台的那段时间，孔令伟曾奇迹似的清醒，当时原本抱着送终心情返台的宋美龄相当高兴，才会在振兴医院8楼、孔令伟的病房隔壁住了好几天，同时口头批准振兴医院员工的加薪案，使得振兴医院员工的薪水水准得以和“荣总”并驾齐驱。

据透露，在宋美龄回台之前，孔令伟已经昏迷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医师几乎已经要宣告放弃；所以，宋美龄回台前是计划住在官邸，同时把这趟台湾之行，当成是为她视如己出的孔令伟送终。因此，9月10日回台当天的行程本来是先到慈湖谒陵，再到医院探视孔令伟，随后就回官邸。没想到当宋美龄踏进孔令伟的病房、一讲话之后，不醒人事许久的孔令伟居然睁开了眼睛，这个奇迹似的现象，不仅令医护人员傻了眼，宋美龄更是惊喜万分，稍后她便决定暂时不回官邸，先留在振兴医院陪孔令伟。

往后的几天，孔令伟的状况持续好转，为方便抽痰，医疗人员也为她施行气管切开术，据指出，在那几天，只要宋美龄跟孔令伟说话，孔令伟似乎都能听到，而且也有一些反应。这点让医疗人员十分诧异，因为在此之前，孔令伟的状况相当不稳定，意识时而清楚、时而模糊，高烧不退，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泌尿系统。。。这件事也让医疗人员对孔令伟与蒋夫人之间的情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宋美龄在台湾的10天里，并没有接见什么特别的人，她的耳朵有些重听，不过身体状况仍然相当好，她除了关心孔令伟的病情之外，也相当关心振兴医院员工的待遇和福利。

本来，宋美龄没有回台的打算，最后决定回台是在相当突然的状况下决定的。据指出，在宋美龄回台前的两三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副院长宋钚锟曾到美国向她报告孔令伟的病情；宋告诉宋美龄，孔令伟的情况很不好请看小说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她听完心情相当不好，不过当时并未表示要回来探视，也没有准备。一直到宋怀锟回国一星期之后，美国方面才突然来电话说，宋美龄要回台探视孔二小姐。听说宋美龄要返台。“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立刻到振兴医院探望孔令伟，在此之前，蒋彦士几乎从未去看过孔令伟，因此，医院内部的人认为，蒋彦士到振兴医院的主要目的，应是了解宋美龄要返国的状况，孔令伟的病情他倒不是很关心。据指出，孔令伟对李登辉“总统”本来就没什么好感，前一阵子更把李从振兴医院的董事名单中除名；同样，李登辉对孔令伟也很“感冒”。不过，在孔令伟卧病的这段时间，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蒋纬国倒是曾多次前往探视。

振兴医院一般的员工对孔令伟都没什么好感，她身边的hushi对她更是又怕又恨。不过，孔令伟生前把三总的换心权威魏铮医师，延揽到振兴医院，并且花了两亿元采购和心脏手术有关的器材，这一点倒是得到医院内部许多人的肯定。

一位振兴医院的医师回忆孔令伟从生病到病故的过程时感叹地说，孔令伟个性孤僻、自以为是，又喜欢自己当医生，是她自己把自己医死了。这位医师说，前年孔令伟因为肚子痛在美国就医，结果美国的医师告诉她是肠阻塞，必须开刀，自认对自己健康很有把握的孔令伟很不以为然，没多久就搭乘华航的飞机返台。

回台后，孔令伟随即住进振兴医院，振兴医院的医师认为造成肠阻塞的因素很多，因此，先替她验血，结果发现直肠癌的指数很高，医师们便推测可能是直肠癌造成了肠阻塞。但孔令伟却坚称她的肠阻塞是以前动盲肠手术的后遗症，因此自己找来中兴诊所心脏科的俞瑞璋帮她开刀——要医师当成因盲肠手术造成的肠阻塞来开。

结果，刀一开就发现直肠附近有一垛东西，医师们判断可能是直肠癌就立即缝合，拖了几天才由三总的周良骐医师二度开刀，把癌细胞切除。由于孔令伟当时的癌症还属早期，再加上手术相当成功，因此，医师们判断大约有80％的5年存活率。

手术后，医师建议孔令伟接受化学治疗，但孔令伟认为没必要，随后又飞往美国替宋美龄过寿，没多久，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孔令伟的身体捱不住，再度飞回振兴医院。回台后，医师建议使用化学治疗，但孔令伟坚持要照钴60，奇怪的是，她的癌细胞己蔓延到左右两边的肺，孔令伟却只愿意一边的肺照钴60，最后，一边肺的状况好转，另一边的肺则日渐恶化，癌细胞从肺再转移到肾脏、泌尿系统、淋巴腺。。，终于导致不治。

比较令人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在孔令伟过世、蒋孔宋家族正式从台湾淡出之后，振兴医院、华兴中学、圆山饭店这些蒋家过去的产业，会产生何种变化？谁又会是蒋家在台湾的下一个代理人？半年前，宋美龄曾正式下过条子，要孔令仪接棒管理这些产业；而李登辉表示圆山饭店的经营，尊重蒋夫人的意见，但是这一切会如何演变，还有不少变数。可以确定的是，蒋孔宋家在台湾，已经划上了句点。

为孔二小姐送葬在纽约市曼哈顿上东城著名的堪贝尔殡仪馆，“孔二小姐”孔令伟安详地躺在沉重硕大的铜棺里。

银白色的铜棺，下半部缀满了花朵，上半部棺门打开，躺着一位中年贵妇，深蓝色的长袍，头发松松地向后梳，面部表情平静而安详，方形的脸显得很有福气，脸上完全没有皱纹，一点也不像70多岁。这和传说中达官贵人都怕三分、喜作男子打扮的“孔二小姐”，不像是同一个人，倒像是中国古时的女豪杰花木兰，在尘世征战之时作男子打扮，回老家之后便“还我女儿身”了。

孔令伟的灵堂设于这家曾为很多著名人士办理后事的殡仪馆四楼，这一层楼有三间灵堂，孔二小姐所占的是梅迪森北厢房。乘电梯到四楼之后，经过宽敞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灵堂，这一中型大小的灵堂四周摆满了花牌，而这些花牌上90％的下款都是英文，中文的花牌只有熊丸、王晶、警卫室等少数几面，而这些中文花牌上款都尊称孔令伟为“总经理”。

据说，这位在蒋公官邸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官邸上上下下都尊称她为“总经理”。而这位女总经理，经常都是西装革履，作男士打扮；而且不只是在官邸，她在外也是着男装，即使是在美国白宫作客，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即直呼她为：“BOY”。

据资深记者陆铿表示，1943年当他在“中央电台”任传音科总干事时，曾在孔祥熙公馆“范庄”录音，在客厅中便见到了孔令伟。那时她穿蓝色绸子长袍，长袍袖子翻起来露出里面的中国式对襟白衫，完全是一副翩翩佳公子的打扮。

在20世纪末的今天，个人的隐私权较获尊重，男女界线也变得较为模糊，女扮男装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但是在三四十年前，这种行为使本来身分已很特殊的孔二小姐显得更特立独行；也因此产生不少的传言。陈诚出任湖北省主席时，就曾传言其属下的一位建设厅长，竟然被孔令伟绑架失踪，后来经过陈诚报告蒋介石后，人才被放出来。像这类的传言，当时流传很广。由于孔令伟平日住在“深宫”之中，很少外出，所以难得有人见到她的真面目，但资深记者龚选舞却曾有同时见到孔家大小姐与二小姐的经验。这位曾任《中央日报》驻巴黎特派员的记者，与故船王董浩云私交颇深，1970年龚在纽约《美洲日报》任总编辑时，有一天突然接到董浩云的电话，约他去“广州楼”餐馆。龚用餐到了一半时，董浩云突然对他说：“选舞，你今天真的很荣幸，坐在孔家大小姐和二小姐中间。

龚到那时才注意到左右两位中年妇人。但他对她俩的印象却是：“斯斯文文，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像外传的那种飞扬跋扈的样子；孔二小姐穿的也是女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孔令伟的丧礼为1994年11月14日和15日两天，在这座内部陈设古色古香的殡仪馆里，接受亲友吊祭；而殡仪馆职员们表示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丧事”，严禁记者们进入殡仪馆。但因为记者们风闻宋美龄要前来吊唁，所以苦苦守候，由上午一直等候到下午6时，却没有看到这位90多岁的前第一夫人。

到了16日上午9时许，孔令伟的灵柩移灵到附近的方砖教堂，安置在讲坛上，四周满布香烛花牌。10时10分左右，30多位亲友先后抵达教堂，包括孔令杰、蒋纬国夫人、蒋孝勇及协调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等。宋美龄则于11时前，在随侍挽扶之下，步入教堂。

根据教堂的说法，这一次追思礼拜也是“私人性质”，所有的记者都不准进入，只有少数的一两位记者获准进入，参加了这次历时20多分钟的追思礼拜。据转述追思礼拜开始时，宋美龄尚能自持；但到了牧师祈祷时，对孔令伟“视同己出”的宋美龄，曾一度失去控制，掩面哭泣。

宋美龄对孔令伟的宠爱，官邸人人皆知。而宠爱之深，更使外界有很多传言，指孔二根本就是宋美龄所生，甚至连男主角的名字都说出，即曾任南京市长、广州市长的刘纪文。陆铿也听过此一传言。1949年10月，陆铿住在中国驻日代表团宾馆时，曾和刘纪文住在一起。陆铿身为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在和刘闲谈时，问起了他和宋美龄之间的关系。当时刘纪文只承认他的太太是宋美龄所介绍的，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时，刘纪文则是男傧相。他只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另外，也有人计算时间，指刘纪文赴美留学是1920年，而孔令伟出生于1919年，所以这一传说并不成立。

孔二小姐的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发引灵柩，送葬车队在寒风飒飒的初冬，向北方的上州疾驶。大约50分钟之后，抵达了威斯彻斯特县哈斯岱市附近的芬崖公墓。孔家墓园是一个室内墓园，位于一座专门安置灵柩及骨灰的大厦三楼。

记者们先行抵达，在大厦门口守候，宋美龄乘轮椅进门时，大家纷纷抢起镜头。但这时哀痛非常的宋美龄表示她不想拍照，记者们也很尊重地停止动作。

在三楼的孔氏家族室内墓园，典葬牧师行礼祈祷之后，银白色的铜棺嵌入第四层，下面依次是其兄孔令侃、父亲孔祥熙、母亲宋霭龄。

葬礼后，宋美龄要求众人暂离，让她单独在墓前哀悼。众人离去时，看见这一位90多岁的老夫人，单独站在墓前，大家都感到她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一次历史性的华盛顿之旅盛夏的华盛顿，燠热不逊台北，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驻美国外交人员还因此可获“艰苦地区”加给。然而，19世纪末出生的宋美龄，却于1995年7月26日下午，不畏骄阳，进行了她人生旅程上的另一次“历史性华府之旅”。她是应美国国会之邀，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出席为庆祝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而为她举行的敬酒会。

52年前，1943年2月，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14个月后，宋美龄曾到华府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国会，呼吁美国朝野支持对日苦战了5年多的中国，一尽盟友之义。

当时，她于2月18日分别应邀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是继荷兰女王之后第二位到美国演说的女性，更是第一位获此特殊待遇的“平民”。

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当时为示支持国民党政府，特斥资出版了图册，记录她那段期间在全美奔走争取奥援的经过，这本图册的书名，正是：“中国第一夫人历史性战时之旅”。

宋美龄后来也曾数度访问过华盛顿，但除了1965年3月18日应邀到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演说，公开的活动并不多。那个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美国虽然在外交政策只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朝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中国。

96岁的宋美龄，重临旧地，风光程度虽不比1943年2月18日应邀分别向美国国会两院演说的“中国第一夫人”，但人们从布置在国会参院罗素大楼致敬会场及双橡园的历史镜头里，仍可一睹她当年的丰采。

她从步出专机的那一刻起，就展现了过人的体力，在平地上她不坐轮椅，坐着接受中外人士致意时，也频频起身答谢。步出户外，她在孙子蒋孝勇及姨侄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高声向美国各地侨界及台湾起来的群众问安，并不时含笑挥舞手帕并以飞吻致意。

下午两点左右宋美龄进入双橡园休憩，并进午餐。刚接受700多侨界人士夹道欢迎的她心情好，胃口亦佳，吃完一份牛排。据驻美代表人鲁魏照华表示，蒋夫人喜爱西式及江浙口味餐食，口味清淡。

下午5点，宋美龄在扶持下步入会场，她身穿枣红黑底条纹旗袍，外罩黑白相间披肩，胸前别着蝴蝶形翠玉，搭配翡翠耳环与手镯，神情愉快。美国参、众议员及来宾们列队向其致意，她坐定后，先由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尔趋前向她致敬。

致敬会主人赛门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很荣幸能在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时，有机会向二次大战硕果仅存的重要人物致敬。他说，宋美龄的光临让大家得以重温历史旧梦。距离上次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已经52年，漫长的岁月过去，宋美龄在国会致敬会上的致词“返璞归真”，没再使用当年令美国新闻记者都得去翻字典的艰深用语。她说：杜尔参议员、赛门参议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首先我要表达我的欣喜心情，因为诸位还能记得战时盟友中国的一位老朋友。

1943年2月18日，我应美国国去之邀，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当时我曾说，我年少即负笈美国，在美国成长，并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学业，因此，我一直把美国视为我的第二故乡，今天能够回家，自是非常欣喜。

容我提请诸位回想1937年至1945年那段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而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前4年半里，中国孤立无援的独立抗战。一直到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珍珠港事变，美国第77届国会对日本宣战后，中美两国才结为盟邦，两国的同心协力，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在1945年获得最后胜利的坚实基础。

在我与诸位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此一伟大历史性时刻，我无法不想到那次战争的悲剧以及那些血泪交织的岁月，更无法忘怀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道德勇气。我也要藉此机会，对美国人民以精神及物质援助我的国家——中华民国，表达衷心感谢。

最后，我祝福各位健康、快乐及成功。愿上帝保佑诸位。

致敬会现场的一位美联社的资深记者说：“我觉得她的腔调及咬字比撒切尔夫人的演说还要吸引人、有力。”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女翠西亚在夫婿陪同下，也参加了致敬会。

翠西亚回忆大约40年前，尼克松出任美国副总统时，宋美龄曾至他们家中拜访，当时她大概只有9岁，她请宋美龄在宾客签名簿上签字，宋特别在上面写“给我的小朋友翠西亚”。翠西亚一直都觉得很荣耀，也非常珍惜这个经验。7名热爱中国的飞虎队成员，26日也出席了国会向宋美龄的致敬会。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而且看到华人就喜欢用中文说“你好”、“我会说中国话”等等，在会场相当引人注目。

曾任14航空队协会会长的当年美国空军上尉副官黎满伦，在会场拿着他当年的中文名片献宝。他还带来飞虎队成员给宋美龄的纪念牌。

她代表的那个时代以及她的家族在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一直是台湾内部政治反对运动的攻击题材，此间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甚至还发表过声明，指责美国国会参议员赛门、杜尔不该发起此一致敬活动。但或许是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宋美龄在华盛顿的这一天，并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场面。不论在国会大楼外或是双橡园内，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敬爱她的黄埔、妇联会、官邸旧属及支持台北执政当局侨社人士及他们的下一代，台新党也发动了上百位群众加入欢迎阵营。

傍晚，宋美龄出席国会山庄的致敬会后，再回双橡园，一向被认为很神秘、老是避开群众的宋美龄有一段“走入群众”的表现。

台北驻美代表处在双橡园楼邸入口处铺设了一长条红地毯，以便宋美龄能在前往欢迎的侨胞及新闻界视线所及处，由礼车右后门下车，接受献花。但宋美龄人却选择从礼车左后门下车，在孙子蒋孝勇及内侄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走向妇联会华府分会的代表。

来自美国的侨界代表和台湾来的故旧们来到了双橡园。妇联会秘书长辜严倬云、中国国民党妇工会主任林澄枝和黄埔同心会代表，分赠礼物、纪念品给宋美龄，她接过这些礼物，非常开心，直说不敢当。

国会山庄和双橡园的热烈气氛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似乎也相当节制，没有对历史上明确记载并扬名于国际的“二次大战中华民国第一夫人”作任何负面评论。中国大使馆重申其外交部发言人日前的谈话，只着重于提醒美国国会议员，不要借此活动制造“两个中国”。

美国国务院曾表示，行政部门将不会有任何官员参加这项致敬活动，实际上，若干在战前出生的华裔美国政府人士，曾以个人身分出现在国会致敬现场。克林顿政府也已决定，不反对来自台湾的民间人士，以战时盟友的身分应邀参加9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

宋美龄返回纽约寓所后，特别交代孙子蒋孝勇代她向国人及旅居美国的侨胞诚恳致谢，感谢大家这次在美国国会、双橡园两处致敬会中对她表现的爱戴与关怀。蒋孝勇说，宋美龄很感动，内心非常欣慰，并由衷祝福大家。蒋孝勇说，这次在华府的活动，有许多人想在致敬会中与宋美龄见面、拍照留念等等，但因为他们这些身边的人怕宋美龄太累，没能全部答应。对于不周延的地方，宋美龄心中很过意不去，因此也特别要他向大家致歉。至于宋美龄可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回大陆看看？蒋孝勇沉思一下说，“大概不可能”。倒是他的岳父母和妻子方智怡前不久到过北京观光旅游，这是方智怡首次赴大陆，蒋孝勇并未同行。

对于台湾近年政局发展、近日两岸关系紧绷，蒋孝勇很关切。“我一直坚信民主、统一的必然性”，他说，台独是绝不可行的，而当局政策的最大依归，就是如何谋求台湾2100万人民的福祉，但如今很多现象，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前提。

第十五章老夫爱奏“黄昏曲”，“寄我相思千点泪”。越老越浪漫，少帅潇洒夏威夷

第一节陈立夫“提案”风波省探父病首次返台1961年春节前后，台北每天阴雨。2月24日的下午也未例外，细雨蒙蒙。由市区通往松山机场的道上汽车不断。自下午二时起，新式轿车、吉普车、旅行车陆续不断地驶向松山的机场汽车道上，不到三时，从松山机场通往大道的沿路上，已经停满了各式不等的汽车。

各式各样的男女从汽车上下来，挤往机场会客室。三时正，天色灰暗，雨下得较为猛烈。一位身体矮胖穿藏青色中山服的人从通道机场转弯处下车，他的两手插裤袋，沉思地穿入行道，冒雨踱步踏入机场接待室。有人认识他，他是蒋经国，他也是欢迎人群中的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接谁的。机场内黑漆的只见一片人头，男的女的都有，但只有一个例外：欢迎的人群中，除了较为年轻的新闻记者外，大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至少也是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可是他们的脸容也都象活跃在机场上的新闻记者一样。他们之间大多数都彼此相识。这些人，如果要明显地指出一个共同点，可以说多数是在台湾党政界工作，而且都是顶而尖的人物。其中“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较多。

互相招呼过后，才知道有些人是特意从外县市而来的。欢迎的人中十有九成是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本省的闻人只有数得着的几个。

一位有经验的记者说“这是正宗的政治新闻。”

原来，这群人迎接的是十年前离台赴美的陈立夫。陈这次返台，据说目的在于省视他的父亲陈其业的病况，别无政治意义。但一般揣测，都认为并不简单。原因是美蒋矛盾渐呈尖锐，蒋为了巩固小朝廷，不惜打击亲美派，瓦解台湾“反对党”，以暂渡难关。然而美国会罢手吗？“反对派”会消沉下去吗？蒋隐忧颇大。于是大事整顿特务组织，企图进一步控制台湾残局。但是，自郑介民、毛人凤相继身死以后，台湾特工的老一辈头子凋谢殆尽；美钞的魔力大，新人靠不住，蒋早为此所费脑。台特组织改组刚三个月，即有陈立夫归台的消息，其中蛛丝马迹实是耐人寻味。以“积三十年特工经验”的陈立夫，老蒋对他有所侍界，也是不无可能的。更何况陈蒋两家交往颇深。陈立夫跑到美国后，表面上与“政治生活”绝缘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新泽西州的莱克坞镇的家中度过。这所房子相当大，附近有一个很阔的空园子。为了“怡情养性”和“贴补开销”，他利用这个环境养了6500多只来克亨(又鸟)。素来研究“唯生哲学”的他，每天早上都有吃个新鲜(又鸟)蛋的机会。陈的太太孙禄卿，本来会画几笔国画，这些来克亨(又鸟)成了她的写生对象。对于太太画国画，陈立夫十分赞成，原因是：他看到好些美国人很喜欢中国艺术，于是抓住有利时机，举办一些画展，捞它一笔美金。

陈立夫的居美生活，1959年《香港时报》曾做如下报道：“这个(又鸟)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氏夫妇二人。陈夫人负责拣(又鸟)蛋；陈先生的工作是加饲料，清粪和其它。

‘现在总算不错了，已经买了部新车子’。陈立夫描述当年的苦况说：‘以前到镇上去买(又鸟)饲料，都是自己扛来扛去的。’倒是陈夫人的一句话颇使人动心：‘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呀！那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同以前在国民党内攻击孔祥熙和宋子文豪富一样，陈立夫在美国的清苦生活，意在掩盖陈家作为旧中国四大豪门之一的事实。旧中国的财权本来只操握在孔宋两家之手，孔宋自己发财，同时也作了蒋介石掠夺老百姓财富的代理人。二陈原是上海投机商人出身，对投机取巧一套，当是老马识途。当他俩发迹后，便开始向官僚资本渗透。当时中国有中、中、交、农四大银行，陈家占了一个农业银行，陈果夫生前便是农业银行的董事长。除了四大银行外四大家族也各有自己的私营银行。陈家的便是陈立夫所主持的“中国工矿银行”，经过数十年不断掠夺积累，陈家的钱也就越来越多了。在美期间，陈立夫也不失时机地往华盛顿跑跑，和那些“台湾参议员”和众议员碰碰头。在这些人中，和他最有交情的，当然还是诺兰和周以德。另外，在纽约负责主持“中国委员会”的《生活》杂志和《时代》周刊的老板鲁斯和他也有相当密切的来往。至于和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老对头，他虽然不如从前在大陆那样排挤倾轧，可也不相过从。

1959年4月28日，香港《天文台》杂志社刊载署名怡园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陈立夫暂不返国之秘闻，”透露蒋介石集团曾先后三次写信邀陈立夫返台，其文如下：甚嚣尘上之陈立夫自美返台消息，因返自新大陆之中国人士，谈及陈氏返国消息，皆持怀疑与保留态度，其原因有二：〈1〉陈氏已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书，前往讲学半年；〈2〉陈氏养(又鸟)事业，经历数年之艰苦经营，已经脱离险境入于康庄道上。且因能自造皮蛋与咸蛋，获利颇不鲜，故不必急求脱手。

有此二因，消息灵通者，认为陈氏回国可能性并不大。尤其在最近半年中，因已接受哥伦比亚讲学聘书，更难食言而赋归来去兮矣。

关于台湾方面对陈氏回国所持之态度，言人人殊。据接近陈氏留美人士称：陈氏出国，殆将十年，对于政治，或已忘情，惟对于蒋总统个人忠爱眷恋之忱，因追随积三十年之久，固未尝旦夕去怀。而蒋公复任总统以还，主持中华民国复兴事业，闻鼓鼙而思股肱，更忽然忙忙陈氏昆仲对国民党与国家及自己之忠诚。十年以来，俞济时、张厉生，蒋经国表述此笃念忠荩者先后凡三次，写来颇饶兴趣，兹分述于次：距今数十年以前，陈立夫之封翁勤士先生，一度病甚沉重，老人思子情殷，深望陈氏能回台一见。而立夫持远适异国昔人所悲之感，亦渴求回国亲侍汤药。封翁未几即脱险境，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便致函侨居美国之陈氏，告以尊翁康复有期，君堪告慰。朝野人士深冀阁下能借此回国一行，以叙契阔，并慰老人间望，未审你愿意这样做否？陈氏是次回信，颇有弦外之音。大意谓：你看我应该怎样做？才适合我的回国的环境。目前有无必要回来？还祈筹等语。措词十分委婉。因其尊翁之疾逐渐康复，而陈氏回国与否，便无形搁起，此为第一次也。

张厉生受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以北方同志，骤膺重任，颇有临事不惧、好谋而成之慨。致函立夫，谦称任重材轻，非一本所独支。同时推崇立夫为组织与办党惟一能手，朝野企望甚殷，仲尼去鲁，犹望龟山，况与党国共存之如我立夫者乎！措词恳切，一如北方之强。而立夫复函婉谢，措词极坦白直率，对蒋公益致忠爱眷恋之忱，函内有出国动机与回国障碍，似仍未消除，诚非毅然归国之适当时机，谨谢故人厚意，并勋为国为党多努力之语。此为第二次也。

当去年（1958年）八、九月间，中共向金门、马祖及外岛炮轰，旨在消灭美国第七舰队，及夺取台湾澎湖本岛，事态严重，蔑以复加。为求集中人才，共赴国是。今之不管部阁员蒋经国，继俞济时、张厉生之后，致函立夫，坚邀回国，共筹国是。借重之殷，措词之挚，闻者感动！事在去年九、十月间，直至张厉生出任中华民国驻日大使之明令发表，而所遗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迄今虚悬以待，因而有人揣测为立夫预留一席地者，于是立夫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之消息，不胫而走，中央既不否认，亦未证实，立夫对经国此函回信，备极慎重。或云以回国机会尚未成熟为辞者，或云已有接受之意者，未知孰是？迄今立夫回台与否？似有五十对五十之程度。惟因立夫已慨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聘书，纵使应召回国，亦当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事毕之后也。世之关心陈氏回国消息者，遍于海内外，用志其十年经过如右（上）以为左（下）卷。

陈立夫这次突然归台，他的父亲病重固然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老蒋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再度需要他回来策划。十年来国民党的改造，改出什么来呢？内部愈改愈不见得进步，也愈不见得比以前团结。一个“行政院”和一个“立法院”，遇事便争吵起来；“监察院”和“司法行政部”之间，“国大代表”和“监察院”为了职权也不断闹意见；立法院被三青团人物把持了，使国民党元老派到处挨闷气；一个小小的反对党酝酿成立，成千上万的国民党老干部，却不能在政治上比过雷震、高玉树等非党人士，被他们弄到手的却是台北市的市长宝座。这一连串的党内笑话，使国民党的人感慨，更使蒋介石忧虑。陈立夫在国民党的历史甚久，当时除了元老人物不计外，在“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国大代表”中，不少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因此，当他们聆悉陈立夫返台之日没有一个不涌到松山机场去欢迎他，造成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热烈的场面。

泰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快要驶上跑道了，能够获得机场入场证的人都进了机场。十分之八左右的人仍然在机场会客室迎候。3时15分，机门打开，第一个下机的人是陈立夫夫人，随着便是白发银丝的陈立夫，在欢迎人群面前他挥着帽子向大家招呼。下机后五分钟，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两位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只要一分钟便可到达，这天陈立夫被人挤了十分钟才到达。

陈立夫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副总统”陈诚正在贵宾室候陈立夫夫妇。多少记者在门外焦急，力图进到贵宾室去，但门口却给警察挡住。二分钟后，陈诚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了上来。3时35分陈立夫夫妇踏进“副总统”的专车，在陈诚的伴陪下离开了机场。

陈立夫回到台北寓所后，曾向记者发表如下书面谈话：立夫出国已逾十载，退思补过，蛰居美国乡间，绝不耳闻政治。在此期间，对于留在国内之家父，未克稍尽侍奉之责，愧作殊深，幸承总统暨诸亲友同志多方照拂，各位主治医师悉心诊疗，深情厚谊，永铭肺腑。家父身体素健，兴趣甚佳，年逾九十，尚能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此番病起仓卒，曾一度十分危险，消息传来，为之寝馈难安，正拟设法赶归侍疾，乃蒙总统先赐电召，当即遵命兼程返国，下机后欣悉家父病况尚未恶化，但仍在危险时期。惟望此番归来，能有助于家父病体之康复，则余愿已是。内子禄卿除偕归侍疾外，以其继母今年已七十七岁，亦思归省，故亦同返。如家父病体幸得告痊，仍拟与内即行返美，因离美时匆遽成行，各事均暂托友人代为照料，日久则困难殊多。今日下机时，承陈副总统与诸亲友远道冒雨来接，不胜感激。因急于探视老父病况，未及一一面致谢悃，尤深歉疚，惟祈特予原宥！

陈的书面谈话，确是他抵达台北后所写成，虽然谈话稿并非他本人手笔，但其内容却为陈氏所亲自口述。此一书面谈话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为陈对自己去留问题的答复。

曾有人认为这段话虽为陈本人口述，但未必就表示陈氏果真决意返美，因为，陈纵使有意在台居留，仍有待台湾最高当局及有关方面的挽留及安排，自己总不能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然而，据接近陈的一位人士透露：陈氏在书面谈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氏并不打算在台久居。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尽可在谈话中不提及此一问题，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氏对此点有所明确表示，除非陈氏本人的确是有意返美。

陈立夫返台后，使台湾党政间浮起了一个新漩涡：各方人士由于蒋的不断召见他，认为他快要再上政治舞台，今后国民党的党派斗争上，又有着CC派的支持，国民党内部的再改组和CC派的复活，短期内便会出现。

陈立夫抵台后三度和蒋介石密谈的结果，他只应允了一个暂且留台观察的原则，对出处还是按下不提。“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辞职，蒋有意把“立法院长”让给陈立夫，但当陈返台表达了这个意见后，“院长”新职便另选了黄国书继位了。

陈立夫不马上复出，是他一生的聪明处，他明白蒋对他是侍畀正殷，对他也不错，但幕后还有一股势力在反对他，如果冒然出山，将会铸成第二次的大错。

樱花丛下说感慨陈立夫的去留之争终于有了定论。1961年4月19日台《联合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陈立夫悄然赴美”的文章，全文如下：总统府资政陈立夫夫妇于昨（18）日下午四时悄然离台，乘招商局“海欧”轮赴日，再由东京换乘飞机赴美。

这位六旬高龄的政治人物和他的画家夫人孙禄卿女士，系于今年二月下旬奉总统电召返国，侍奉当时处于弥留状态中的他们的父亲陈其业者先生的病，其后陈其业老先生于3月15日逝世，陈氏克尽人子孝道，遵礼成服，守过三七之期。

陈立夫夫妇离台时，因知者甚少，前住基隆送行的仅蒋经国、黄仁霖、程天放夫妇，黄朝琴、胡健中夫妇等。海欧轮预定本月12日抵日，陈立夫夫妇预定本月15日以前返抵纽约居所。

陈立夫夫妇乘坐海欧轮官舱第一号特等套房，费用300美元。船上的官舱布置雅洁，全部中西合壁式。海欧轮排水量8000多吨，系一客货轮，招商局使用才不久。

陈立夫夫妇于昨日下午1时50分由蒋经国陪同乘车抵达基隆后，即于2时10分上船，在套房起居间中与程天放夫妇、黄朝琴等话别。

陈立夫夫妇未对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说他没有话要说。有记者问夫人孙禄卿女士何以匆匆返美？陈立夫夫人答称：“呵！那边的事情多的很。”据悉，陈立夫夫妇原定在过了陈其业者先生“七七”之期再走的，临时决定提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经营的农场有一批货快要到交货期了，同时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假期也快届满，均须返美处理。

据一位接近陈立夫的人士说，陈氏不可能在短期内再回来。但他相信陈氏终将再回来一次，惟时间无法预料。

陈立夫返国期间，除以大部分时间侍候父疾及料理父亲丧葬之事外，曾数度晋谒总统，昨日行前中午曾赴副总统陈诚官邸辞行。

陈立夫于二月间由美国回到台湾时，人们都以为台湾当局将不许他离台了！但他竟能飘然远行，这几类乎奇迹，其实陈氏是用计脱身的。请看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有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仍决心置身事外。

有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先生表明他的心事了，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政治影响，似应拿回来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先生只说容考虑后再议。不久，CC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某晚报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指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勤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致“白头偕老”的愿望。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如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厚望。及去年（1960）国大召集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一力矢志贞到底，才使他们觉得“孺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130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4亿6000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关于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报纸这样报道：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四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性急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阳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轻松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这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一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做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吃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闻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不用说，现在（1961）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生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的。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4月28日在该报进而说：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访问了陈立夫先生。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关系，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好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己，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于这种研究工作，所以，把他的片言只语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出一二，似乎也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的从阳明山会谈把话题提起，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正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的注视着我，微笑着不发一言。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无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说：“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总是好的！”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若以陈先生在美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他抱着臂走在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他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可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生活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的财政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要抛弃这个政权的。财政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要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维持他们军政统治政权的一个必要手法。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值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击了我们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币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们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市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赤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可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守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陈先生犹且追述说：“最可笑的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尽是一些漠视生产循环的浪费投资，这也自然是与人民利益脱节的。”

他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我们当时的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话语。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的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的点画出将来。

暮年寄情笔墨1969年4月，台北天母山坡一栋西式平房里，搬进一对白发老人。他们是离台长达20年之久的陈立夫夫妇。这次返台定居，他们一反往常养(又鸟)孵蛋之道，高谈绘画、写作与讲演艺术。台湾《中央日报》9月1日刊登一篇“陈立夫先生的生活情趣”披露如下：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活动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八百多万字，原书分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薯，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民国37年画的，那一年是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兄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民国48年第一次回台湾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又鸟)冠花，作于民国24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致来了，就用彩笔写了一株庭院里的(又鸟)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听众们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

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

不上讲台，没有材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太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己是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53年了，我们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从来没有吵过架。”

说到陈夫人的好，立夫先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的父亲孙蓉江先生是地方公正士绅，家教甚严，她过门后，对长上有礼，教子女有方，治家勤俭，幸得有她内助，使我可以终日忙于公务。”

他们的三子一女，在陈夫人的教育下，都卓然有成。立夫先生说：“孩子们都怕妈妈，管理子女和家务上，她都很成功。”

53年间，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立夫先生说：“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口角过。”

为了纪念丰盈、美满的过去，不喜欢言寿的立夫先生，告诉他们的四位孝顺子女，不必铺张地为父母做寿，不如印行一本书画集致赠亲友。

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夫人，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立夫先生说：“她的画，的确不错，画风中有着她的豪爽、开朗的性格。”为了陪同夫人，立夫先生也拿出了自己的字和两幅画，一幅(又鸟)冠花，一幅喇叭花，全是他30年前的作品。

这本珍贵的伉俪书画集，将致赠亲友。此外，他们夫妇还携手在国家画廊举办书画及著作展。立夫先生说，到了寿展时，他与夫人将出外避寿，“绝不收礼，也不要拜寿。”

最最令他高兴的是，在寿辰前夕，他要接受中央颁赠的中山奖章，对这难得而珍贵的荣誉，立夫先生是很珍视的。

这些年来，立夫先生在努力地开掘“文化矿”，在他的努力下，可真做了不少的事，也著作和出版了很多书，他说：“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他很傲然地说：“我是一个奋斗的人。”

过了80岁的寿辰，立夫先生又将展开另一番人生。他说：“过一年、两年，我要辞掉所有的事。”那时，他要全力整理五经。

他说：“我要将五经做系统的整理，使人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伟大。”

对开“文化矿”，他的兴趣更炽，一直在奋斗中的陈立夫说：“我觉得，这些年做的还不够，如果天假我数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度过了年实的大半生，立夫先生更坚定地期望：他要坚强而努力地缔造一个更扎实的晚年。

再次成为新闻人物1988年，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台湾《中国时报》8月22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则报道，题为《陈立夫谈构想，希望看到统一》，副题为《“三不”或“四坚持”莫如中国文化有力》，全文如下：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表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案是个人的一个天真构想。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

陈立夫是在前天下午三时，会见“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作上述表示。

“统联”派代表往访陈立夫先生，希望他就“中国文化统一案”举行演讲说明会，陈立夫以他所提此案政府不赞同为由，婉拒了“统联”的邀请。

陈立夫及多位国民党中评委，月前曾于国民党十三全会时，提出如果中国大陆当局能郑重宣言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四维八德，以替代“四个坚持”，放弃武力犯台，则政府可以考虑，以外汇资金50至100亿美元贷款支援大陆经济建议。

今年89岁的陈立夫先生最近接受《联合报道》杂志的访问，访谈中还曾坦率地表示，假如中共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他相信他有一套方法去说服邓小平。此举据悉曾引起陈立夫的秘书和家人的郑重否认。

陈立夫在接见“统联”代表时，特别致送来访者一本《联合报道》，对他曾表示可以与邓小平谈淡的话，由他特别仔细校对文中一两个错别字，以及赠予别人参考的动作看，似乎他不仅不否认愿和邓小平见面，也承认里面所有已表达的他的观点。

不过，在问到陈先生如何愿意为中国统一问题，到大陆与邓小平会谈时，他客气地说：“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曾经在上一届国民党全会中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此案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但中共却不同意，认为“不合时宜”；此即构成他思考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新方案，因为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不料，新案变成海峡两岸都认为“不够实际”。

陈立夫最后特别向“统联”的代表感慨指出，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真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陈的“提案”，在海内外引起相当的反响，不少杂志刊出专文或者读者投书表明对这一方案的看法。其中，台湾的《新新闻》周刊8月28日刊签署名陈杰夫，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现摘录如下：最近真是陈立夫风光的时候，自从他在国民党十二全大会提出经援大陆的和平统一方案之后，国内报纸纷加反映，甚至国民大会，监察院里也有人以“立夫案”为指标而大使统一新策；这位公众形象是长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直让国民党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从民国56年返台讲演，著述以致于定居台北天母，这位在中国大陆显赫政坛20多年的权要，处处表露他自民国41年被贬离台，赴美养(又鸟)孵蛋，“忘其显要，忘其贵盛”的平淡操持。过去报章偶在高层人事变动之时提及他将再度出任公职，他则始坚称“不再过问现实政治”，因此，除了在中医、中药，一贯道，中国文化的范围内可以听见他演讲，看见他的著作之外，几乎难以侧闻这位隐居天母半山腰上的老人有何动静。

直到民国75年底中央公职人员选举，国民党倍受民进党竞争压力后，他才在主持国民党76年新年团拜与联合总理纪念周中打破政治沉默公开指出国民党应当检讨知识分子为何对国民党的作法颇多误解，“不管人家说的对或不对，党员同志都应当想一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想到他这新春开讲之后，现实政治的是是非非也就如影随形地紧附在他身上：首先是今年1月，经国先生过世之后，一些以官邸为核心的昔日重臣里，竟然传出准备拥护蒋宋氏美龄继位主席，由他这隐居状态的老人，重掌他58年前出任过的中央党部秘书长职位，后来复辟之风虽是因势作罢，他那天母家中却是突然夜夜高朋满座，黑色公务轿车频频进出他家大门。最近，国会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对于国民党制定中央民代退职条例的政策纷纷采取杯葛、反扑的行动，也有人绘声绘色地传述，这些老代表，老立委准备抬出陈立夫来维护‘法统’的延续；而他在十三全会提出的经援大陆方案更被认为老法统、老政要们作势反扑的象征。

到底陈立夫在他这垂暮之年还想做什么呢？接近他的一些CC派立委都说他年纪大大，脑筋也不灵光了，怎么可能再度出马？大搞国民大会召开临时会的滕杰等人，从早年的“力行社”以来，似乎也是和他不对头的，怎么可能拥戴他；但是，陈立夫再度风光的意愿又是那般狂热：他的儿侄辈赵耀东只是有个构想，准备拿台湾钱去借给大陆，他就兴致勃勃地自撰3000字左右的经援大陆的方案，从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而且在开会前亲自一一找人联署，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散发，直到这两天，赵耀东已经觉得这件经援大陆提案，必须静下来检讨检讨的时候，陈立夫似乎仍然兴致勃勃。

从他早年撰写的反共文章似乎很难理解这位和共产党缠斗数十年的老人，怎么如今竟会百般“容共”。他对记者说，他的“经援”提案是完全基于“爱和同情”而提出的，巨额贷款不是收买大陆民心，而是希望以台湾的有余济大陆不足，发挥同胞爱，协助大陆人民脱离贫穷困窘。他认为现在的大陆政策不能再采守势。

以前的陈立夫强调“中华文化是共匪的第一号敌人”，现在的陈立夫虽然也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国共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但是，过去的陈立夫说中共是暴政，暴政必亡，中华文化复兴一定成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是第一个提出这口号的）一定胜利。现在的陈立夫也说这些口号，但是胸怀是爱和同情的，尤其，手段不是反共抗俄，而是拿着台湾纳税人的钱去贷款给他过去所控诉的敌人。过去他真是反共反得铿锵有力，现在他似更“联共”联得理直气壮！

这位以捍卫中华文化自居的老人，正以他特殊的影响力及特殊的方式来完成一些夙愿。因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惜推翻以前的反共文章，为要维持大中国的法统，他连包容大陆代表的陶百川案都反对，因为他担心中央民意构成地方议会。

对于陈立夫而言，过去他在报端披露的言论可真是乏人能懂，现在一记“经援大陆”，总算海峡两岸都有反应了，他也一下子风光起来了，这种转变几乎使他从二三十年的长梦里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来，对于他应该是会较不寂寞的，但愿如此的长梦一觉，不只是为了寂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