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
我觉得不可能坚持这本书的原有计划，也不能完全按年代来写.当我脱离了贵族——特权阶级的世界以后，首先陷入孤独状态，我觉得，无论和谁都没有共同点，遇不到在精神上和我相近的人. 在精神道路的开端，我没有遇到给我以影响的人，我主要和不嫌弃我并给予理解的女人变往，女人是我的主要崇拜者. 我不使用“追随着”一词，因为我没有信徒.我已说过，无论何时我都没有对同志的喜爱，也没有同志，但是当我走出孤独状态并走入社会的、革命的世界时，我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因素. 我的本性中是何种根据战胜了我，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呢？是我的革命性. 这种革命性在现今惨无人道的世界里在增强. 我的这种革命性是复杂的现象. 我的革命性大概有和俄国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不同的另一种性质，它首先是精神的革命性，是精神的起义，也就是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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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奴役，反对世界的荒谬的意思. 我实质上是微不足道的政治革命者，在我们的政治革命中我是很不积极的，我甚至用精神上的革命起义来反对这种政治革命，有时，我觉得这些政治革命是精神上的反动，我在这种革命中发现了对自由的厌恶，对个人价值的否定. 我一直有着两重性，我既有革命性又保有贵族的天性. 奇怪的是，这种两重性从没引起与我的性征相反的相应分裂.我从小就不能接受世界的秩序，不能服从世间任何东西，我总是由这样的特点中看到自己革命性的根源.由此已经可以看出这种革命性宁可说是个人的，也不是社会的，这是个人的起义，而不是人民群众的起义. 在我的禀性中永远具有造反和抗议的因素，这种因素反对革命中的奴隶制. 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紧张时刻，有一次，一个对苏维埃政权持机会主义的适应态度的以前的革命家对我说：“按本性来说，您是革命者，而我完全不是革命者.”很明显，他指的是我的不调和性，不适应性. 不依赖性和不适应性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没把它当作什么特殊的优点. 当人们对我说我的某些文章和某些观点是勇敢创新的时候，我甚至感到奇怪. 对于所谓的“社会舆论”我终身都是绝对蔑视的，不论它是怎样的，我从来没有重视过它. 对我来说，甚至不存在对待“社会舆论”的态度问题. 很难用政治来说明这种“社会舆论”方式的特点，革命的政治有自己专横的“社会舆论”
，由于这种“社会舆论”
，奴才们便依附于职业革命家.实际上，我厌恶那种把人的存在抛于它自身之外使之客体化的最可恶形式的政治，它永远是建立在恶的基础上的.不过，这种对政治的厌恶并没有使我逃避这个世界，而是渴望翻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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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在一定的阶段，政治是控制人们的虚构物，是吸吮人们鲜血的寄生疣物. 纯粹的政治革命使我嫌弃，不仅由于它的实践斗争手段、否定自由等等，更是由于它不是精神革命，精神被它完全否定掉或者成了废物. 这个世界的所有政治上层建筑都是适合于平凡的普通的、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人群的. 国家、客观化的道德，革命与反革命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同时，还存在着真理，存在着全部解放的神圣之光. 我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当缺少能够改革和改造社会的创造性精神力量（或者这种力量很弱）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全部国家和全部革命，全部政权组织都落入世界公爵的权力控制之下了.
G很早我就有这种意识：世界、社会、文明都奠基于谎言和恶之上. 我读了许多历史书，这些读物对我来说是折磨人的，虽然我承认历史的意义并且把历史哲学看作自己的专长，但是，我认为历史是充满了罪行和谎言的，对神圣的历史事件的体验于我是格格不入的. 一个时期我曾努力去承认某种神圣的传统，但这对我来说总是不成功，而且引起了厌恶.我在精神上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在启蒙、批判和革命的世纪之后出生的人. 我克服了“启蒙”的理性主义，但这种克服是黑格尔所说的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扬弃）
，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停留于“启蒙”
或者装作停留在这个界限上.２０世纪初的某些宗教学说装作处于朴实的、前批判的自发时期，摹仿人民的原始主义. 我的非理性主义或者超理性主义是通过“启蒙”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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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这种“启蒙”不是１８世纪法国学说意义上的，而是康德意义上的，康德形成了“启蒙”的永恒真理，他的自律学说就是与此相联系的.我从一开始就是自主的反权威主义者，任何专横霸道都不能使我就范，在我开始起来对周围的社会造反时，托尔斯泰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任何时候也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在这个词的固有意义上）
，我甚至不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与他们格格不入. 只是在我身上有托尔斯泰的“疫苗”
，它一直存在于我的全部生活中. 它表现为我对于所有假圣人的和假伟大的历史的鄙视，对于历史上假圣人的蔑视，也表现为我深信全部文明的和社会化的生活及其规则、繁文缛节都不是真正的、真实的生活. 不过，我同时还具有历史感，这却是托尔斯泰所没有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中说：“从本性上说，人是预先被规定于社会中的政治动物，如果谁按自己的性质说不是国家的某一部分，他就是一个鄙夫或者是一个超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服从任何事物的. 我不认为自己是低于人的价值的存在，也不认为自己是高于人的价值的存在，但是我很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种情况. 其实，这表现了古代的意识和基督教历史时期的意识的巨大差别. 同样，这也是俄罗斯人和西方人的差别. 俄罗斯人不接受西方文明的人们所采纳的那种世界秩序.我很早就感觉到与贵族社会的断裂，我脱离了那个社会.对我来说，那个社会里的一切都是不可爱的和引起很多愤怒的，当我进入大学时，这种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更加喜爱犹太人的社会. 至少，能够保证他们不是贵族，不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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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５１
戚. 当我的犹太同学来找我时，我的母亲就提出习惯性的问题：“Ｅｓｔ－ｃｅ
ｕｎｍｏｎｓｉｅｕｒ
ｏｕ
ｃｅ
ｎｅｓｔ
ｐａｓ
ｕｎ
aｍｏｎｓｉｅｕｒ？“
（“这是位先生呢，还是不是位先生？”）在那以前我曾因母亲永远不使用犹太语言甚至坚决不说“犹太人”而说“”吓唬过她. 与不喜欢贵族相联系，我也不喜欢b c M C S W E K军事，我决定离开武备中学去参加为了得到进入大学所必须的中学文凭的考试. 这是不轻松的，因为我在被动地掌握知识方面很无能. 我的主要的奋激——它比全部理性的理论和自觉的信仰都更为原始，更为有力——便是从少年起便固有的对国家和权力的厌恶.有时我觉得那表现了封建的根底.当我还小的时候，刚刚接触不管什么国家制度，虽然是最无恶意地但已处于厌恶和愤恨的状态，想毁坏这种制度. 按说我不能有任何的ｒ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怨恨）
，我属于享有特权的、统治的阶级，我的家庭和所有的总督和省长都有着友好的交往.但是对我来说，所有的统治制度都是宗教裁判所，所有的政权的代表都是残酷折磨人们的人，尽管在家庭关系中，在上流社会的会客室里，我遇到的这些政权代表经常是善良的和客气的人. 我不喜欢上流社会是有别的原因的. 上流社会还与宗法制度的习惯紧紧相联，对我来说，这是某种与国家不同的东西.所有的人在执行政权的职能时多是处于半兽状态.宪兵将军Ｈ. 拜访我的双亲时，遇见我也是很客气的，但是当你在监牢和审讯室里看见他时，他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无论何时，任何社会地位，任何等级的官衔，任何历史的大人物，都不会使我肃然起敬. 大概这种极端形式的特点是很少能碰到的. 我发觉，即使对于革命家，也常常是以其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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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衔使人敬仰，虽然是在否定的征兆之下. 在革命中获胜的革命者，自己也很容易地得到重要的等级官衔. 即使对于较高级结构的职务中的等级头衔，如院士、学位、广为知名的作家，我也从不敬仰. 概而言之，我与敬畏感、按社会地位区别人、人的固有本质之外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人们认为我具有令人敬仰的地位，对此我甚至感到不愉快. 我永远忍受不了人类社会的“印记”。约定的法律，封号，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充满对立的现实. 将经验的现实神圣化，将国家神圣化，生活方式神圣化，教会的外表的东西神圣化，特别使我感到愤怒，这些东西的神圣化就好像在纯经验的罪恶后面还存在着善的本质似的.通常人们这样想，人可能是坏的，但代表他们的官员是好的. 我过去和现在则这样想：对于不好的人们来说，官员更加不好，我这里指的是所有的官吏，其中包括着革命的官吏. 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 无政府主义，人格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我形而上学地固有的. 它是我现在所固有的，一如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固有的一样.不过，我并不赞同那种可称为温情的、乐观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如果有某种东西是我所固有的，那么，这是锡利亚式（“千年王国”说）的期望.我的青年时代的革命时期很促进了我的个性的道德外观的形成.革命的信念和革命的氛围使我产生了特殊的心理，产生了对未来可能的考验的特殊态度，一般地说产生了对未来期望的特殊态度.这种形态的心境我后来没有重复出现过，但是却产生了我的个性的坚毅性. 有意思的是，我的生活中的基督教时期却没有产生这种坚毅性. 我说，这种坚毅性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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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禁欲生活相联系的，这种禁欲生活不是普通的禁欲生活，而是在被迫害中的坚忍的禁欲生活.当然，革命的禁欲生活在程度上比我所经历的要大得多，因为我没有过那种被迫害者栽上罪名而不得不忍受的禁欲生活. 我希望人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一般地说，我不认为我的革命的青年时代是禁欲主义的，甚至不认为那是革命意义的禁欲生活.但是，无可怀疑，我过着禁欲生活，在全部生活中一直保持着禁欲生活，正如一直保持着初恋一样. 当我设计了我的未来的时候，当我想象着未来的时候，那片密林给我提供的就是忍受苦难，为了信念而作出牺牲.我使自己习惯于这样想：监牢、流放、国外的艰难生活在等待我. 这些无论何时也没使我害怕. 我从来不向往外观上虚荣的升迁，从来不去谋求任何社会地位. 我一生都厌恶那种“占据社会地位”的事情，这种厌恶不仅由于我的革命感情，而且是由于我的基督教感情.我常常像受罪一样地去体验我在许多方面的特权地位，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准备去作职业革命家.比起职业革命家来，我更是一个理论家、思想家. 我的作用就在这里. 但是，我感到，我不仅和贵族社会有着深刻的断裂，而且和那称为自由的甚至激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可以享有生活的福利，但却不遭受任何危险，即使反对党也是如此）也有着深刻的断裂.记得我对于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带有某种轻蔑态度的.当我还是大学生但已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时候，我参加了激进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小组的文学集会. Ｍ. 图根—巴拉诺夫斯基把我领到那里，这次集会主要是与《神的世界》杂志联系起来的，这个杂志当时已经刊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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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开始在《神的世界》上发表文章. 彼得堡的文学集会引起了我疏远、厌弃的感觉，我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不真实的，其实，这种感觉是由于相对于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社会集团的. 我称之为青年时代自己个性的革命坚毅精神是比革命性这个词的原有含意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正是由于这种根基，使我一直讨厌文学家、律师、教授们的社会，而在国外的时期则讨厌议会主义政治家的社会. 这种根基决定了对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的不调和的态度，后来我想，与以保留的形式和反对的形式享有现实财富的社会实行宗教上的断裂是可能的. 但是，我自己并不是这种僧侣禁欲主义的代表，清教徒的教义对我也完全格格不入. 我现在同意这种想法：是同一种动因引导我走向革命和走向宗教. 在另一种情况下，我讨厌满足于“象征的世界”
，希望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但是我的这种态度有比较激烈的时候，也有比较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不仅从社会的意义上而且从精神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性”
的厌恶永远是我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督教和东正教，同样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我永远不喜欢这个世界的力量，不喜欢盛大隆重的东西. 我一直体验着在力量和价值之间令人痛苦的冲突. 力量大的价值低，力量小的价值高. 从“魔鬼阵营”中越出的革命贵族是很有魅力的，有时我为此而倾倒，这是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
G还是在进入大学之前，在看到马克思主义小组之前，我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情已经明显起来. 我是从伦理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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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我还把这种伦理学的根据转移到我的马克思主义中去. 在过去的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我主要读了Ｈ. 米海洛夫斯基的著作.我把他作为社会学家来评价，尽管我认为他的哲学基础较差.米海洛夫斯基属于７０年代，当时孔德、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我思想中占了上风. 我从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出发，在“社会学中的主体方法”中能够看到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是它表现出哲学上的软弱无力.主张个人高于社会之上的“为个性而斗争”理论也是很有兴趣的. 米海洛夫斯基，和赫尔岑一样，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对我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问题对我来说是基本的. 带着这种情绪我和正在俄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相遇了，这是在１８９４年. 我觉得，这是在俄罗斯生活中升起的新东西，必须确定自己对这种学说的态度，我立即开始大量地读书，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和自然科学系的同学达维多夫. 雅科夫列维. 洛哥文斯基相识，他是与我建立友好关系的唯一的人. 他在智力上才能超常，高于其他同学许多，和他能够建立很高水平的交往，这种交往在社会学问题上给了我很多益处. 洛哥文斯基身材高大，但胸部狭小，他在长期监禁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死于图别库列. 我保持着对他的怀念，认为他是那个时代青年中卓越的人物之一，我作大学生的那几年，我的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是同他联系在一起的.他不狭隘，他有广泛的兴趣.在监狱和流放地我看过他，但那时我已发生了向唯心主义的决定性的转变. 我痛心地发现，这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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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中出现了不愉快的成分. 我的父亲曾利用关系为改善他在西伯利亚的处境而奔走，但没有效果.通过洛哥文斯基，我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小组进行交往，Ａ. 卢那察尔斯基属于这个小组. 那时开始了俄国知识分子无休止争论的纪元. 我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直接交往的第一次印象还重现在我脑中，那是在一个波兰人的私人住宅里听报告. 那个波兰人后来和我一起流放到沃洛格达省. 这是我听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它不仅使我厌倦，而且引起我真正的烦恼，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我不止一次地体验到这种烦恼，这是窒息的感觉，缺乏空气的感觉，缺乏呼吸自由的感觉.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问题：什么促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是复杂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感受至今犹存. 我不能附和那些自称的社会主义民粹派或者社会主义革命派，老的俄国革命者的心理形式也与我格格不入，按观点说我不是民粹主义者. 此外，我也厌恶恐怖手段，我一直对它持否定态度. 马克思主义表现为全新的意识形态，它是俄罗斯知识界的急剧变化的征兆.在９０年代末出现的马克思学说比起革命知识分子的其他学说来，在文化水平上要站得高得多，它具有和其他学说很少相似的形式，后来由此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我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为我成为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者提供了可能. 对于老一代的革命者来说，革命是宗教；对于我来说，革命不是宗教. 各种圈子的分化发生了，也产生了精神文化领域的解放. 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具有促进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我完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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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历史哲学的气魄，世界前景的宏大描述迷住了.我觉得，和马克思主义相比，旧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是地方性的现象.９０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欧化，使他们归入西方潮流，走入更辽阔的天地. 我具有很强的反民族主义情绪，很倾向于西方. 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马克思是天才的人物，我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当旧的革命派别遭到失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我有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理想的要求，我不想成为空泛议论的抽象思想家，所有这些促使我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但是，我从来也不能在自身中容纳它）。我开始阅读基辅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的讲话和报告.一次我从国外旅行回来，用伪装的箱子底层带了许多社会民主党的著作. 我记得当时的奇怪现象：当时工人中的潮流是敌视知识分子，要求发挥工人的独立自主性. 这种潮流的一个著名代表是印刷工人。。这是一个很高的、有着漂亮的棕黄头发的犹太人，他特Q别反对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喜欢照顾我，甚至希望我来领导这个潮流.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按照外表我是比其他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更远离工人界的，我实在是个老爷，是个比所有的人都知识分子化的人，对此我完全不能解释清楚. 大概，这多少和我身上知识分子等级的特点（脱离疏远工人界，希望作领袖）比较少有关系. 更主要的是，我对所有的人都绝对平等地对待，无论对谁我都不傲慢.什么时候我都不这样想：我为了理想而忍受了特殊的迫害和痛苦. 但是我终究坐过牢，遭到过流放，经历了令人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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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司法过程，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来，对于哲学家的使命来说这是够多的了. 职业革命家经历的事情要多得多，他们忍受的痛苦要大得多，但哲学家习惯的是更为平静的生活.按照本人经验，应该说，旧制度下的监狱比起苏维埃制度下改进了的监狱来，是更多宗法制的和更加宽大的机构.当然，彼得洛那洛夫斯基堡垒和阿利克塞夫斯基三角堡垒①是可怕的，这样的体验我没有. 但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对比的：在旧制度下监狱的卫队是由很善良的俄国士兵组成的，他们认为监禁的不是“人民的敌人”
，而是政府的敌人.监狱的首长，如果不是特别残暴的人，就按宗法制来管理，当然，特别残暴的人也有过. 在苏维埃的革命的制度中，监狱的卫队把犯人看作“人民和革命的敌人”
，监狱的管理绝对不是宗法制的，而是专制和恐怖的.我第一次被逮捕是在基辅，由于我参加了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被监禁几天，所有被捕的人一起被罚作苦工. 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是怀着可能被打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生还的心情的. 哥萨克包围着我们并发生了某些冲突. 但这些被当作一件小事而结束了. 我带着义务感去参加游行. 我几乎不参加任何很有组织的大学生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大学生运动是自己的运动，对待它的态度比较高傲，他们认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１８９８年，我由于参加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再次被捕，并被大学开除.有近１５０人被捕，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都被捕了. 第一天，所有被捕的
①在彼得堡的一个要塞中，沙俄用来关禁革命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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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都坐在城近郊的卢克雅诺夫斯基监狱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基辅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那里有地下印刷厂，出版革命著作，和国外侨民有联系，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的团体有联系. 当我到国外去的时候，在瑞士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与首脑会晤过，这时，列宁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而不能起领导作用（后来才起了这种作用）
，这说明我与列宁没有任何的来往.我的确从一开始就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派别. 现在回忆起被捕的那段经历，仍然很激动，甚至极度兴奋，无论何时我也没有体验到比和共产主义者交往更强的那种感受奇Qīsūu.сom书，当时我成为个人主义情绪最少的人. 在被捕和被审讯时，我和对待生活上其他灾难性的事件一样，根据自己的本性从不灰心丧气，而永远是情绪高昂，充满战斗热情，那时是这样，在苏维埃时期同样如此. 当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投入监狱时我们所体验的那种状况，现在应当认为是可笑的.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失败的感觉，相反，我们具有的是胜利的情绪，我们认为，解放运动中的新纪元开始了，我们的被捕甚至在西欧会引起反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监狱中的自我感觉是十分令人愉快的，最初我在大家一起住的大屋子里读了一系列报告. 被捕后的一天，基辅总督德拉戈米洛夫来到我们这里，他与我的双亲有着相当近的关系，德拉戈米洛夫是和宪兵司令、检查长一起来到监狱的，他对我们讲了话，记得是这样的：“你们的错误在于不了解社会的过程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而不是逻辑的过程，孩子不可能早于十个月而出生.”
宪兵司令不能忍受德拉戈米洛夫，准备告他的密，十分可疑地监视着. 以后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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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一个单人房间（但连着一个在走廊上的打开的门）。
监狱的制度是比较温和的，所以我能看到那座监狱楼的顶层，那里住着太太们，我和她们相处得很好，放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监狱的院子中并且进行集会，在这些会上我经常成为主席. 最后，我转到上了锁的真正的单人房间，这样，我终止了与其他人的交往，但可以读书，由于我的父亲和总督的关系，我被较快地释放了，但是不许离开基辅，在处理完我的事情之前受警察的监视.在审讯时，宪兵头目对我说，从你的文稿看，你企图推翻国家、教会、私有制和家庭. 由于此事，我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三年. 只有很少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我们继续交往.这件事开始按照惯例当作司法案件，后来则是由行政机关结案，并且拖延了近两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作，并完成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不存在物质上的负担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 这种困难我在自己的基督教时期才有较深感受. 一般说来，在我年轻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很理想化的.
G我的第一篇文章《朗格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哲学》用德文发表于考茨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时代》上. 这是在１８９９年. 由于这篇文章，我与考茨基进行了通信. 他很欢迎我的文章，并且说在进一步从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寄予厚望. 他认为，德国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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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为了发展理论，过多地注重实践的政治. 他也未必欢迎我所选择的理论发展的方向，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开始感觉到，我不是正统的人，不完全是他们的人，我在思想上的冲突，开始得相当早. 完全转向唯心主义和唯灵论的。司徒卢威为我的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Q人主义》写了篇很长的序.这本书体现了我在当时的世界观，但是，它在体现我的生活态度的更隐秘方面则是不够的. 这本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的形式中与康德的、部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相综和的体验. 我完全不像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是个黑格尔主义者，我的书中更多的是我的坚定的、根本的观点，即：真、善、美不依赖于革命斗争，不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而是先验的意识. 我坚定地站在康德的“先验”立场上，认为“先验”的意识具有的不是心理上的性质而是逻辑的和伦理的性质. 而心理的意识则依赖于社会环境，依赖于阶级地位. 可能存在着对于掌握扎根于先验意识中的真理和正义的或大或小的有利条件，“阶级的真理”
则是荒唐的词组，不过，可能存在阶级的谎言，比如，与人剥削人有牵连的资产阶级所传播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我构造了无产阶级“弥赛亚说”的唯心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要从剥削制度的罪恶下解放出来，并被赋予接受先验意识（它决定了真理与正义）的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要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心理意识和先验意识的最大限度的接近与一致，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对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我比其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接近.我接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但是我拒绝赋予它以形而上学意义，拒绝把它和一般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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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 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性质的思想相关，我保卫真理的独立性和哲学的独立性. 我在所参加的那个派别中开辟了思想自由运动的可能性. 后来我又针对宗教的正统思想捍卫哲学的独立性. 我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很好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与他这时在苏黎士会晤）。
他对我说，由于我的哲学，我不可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年我经常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和Ａ.Ｂ. 卢那察尔斯基（他也是基辅人）争论. 卢那察尔斯基不承认真理脱离革命阶级的斗争而独立，认为哲学的自由产生于认识的过程中，他在我这里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 斗争有时十分激烈. 我是激烈的好争论的人，同我争论是不轻松的. 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卢那察尔斯基因这些争论而生气. 当然，应该说他本人并不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及尼采结合起来，醉心于艺术中的新流派.他是阅读范围很广、才能出众的人，但是有着轻浮的痕迹.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卢那察尔斯基将在严厉专政的政府中成为人民教育委员. 他本人完全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想必为契卡的活动感到难堪，他希望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保护者，并且因此惯坏了作家和演员.
在我年轻时代的如此不完善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我终究成功地提出了使我一生不得安宁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我在更完善的形式中进行了表述.问题是这样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社会交往的水平. 认识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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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应遵守的逻辑性质，而且有人人应遵守的社会性质，这就决定了，正如德国的唯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进行认识的不是先验的主体，不是万能的理智，而是具有一定的精神结构，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 任何先验的东西都不能自我保证，因为它们处于人之外，处于超越经验的范围.必须规定具体的人对先验的东西的关系. 这个问题最终将我引向存在主义哲学. 我在书中后来这样表述：“我与客体世界”。
我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关于认识的社会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就表现出苦闷及其他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有关的感受，所有这些导致我发生内在的转变.在流放到沃洛格达以前我经历了上升与繁荣时期，我的生活中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里，正如整个青年时期一样，我是忧郁的，陷入充满冲突的境况里. 但是有时回忆起这个时期却带有喜悦的心情，尽管回忆对于我是痛苦的.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了内在的转变. 这种转变为我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决定了我的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情感的丰富. 但是，我任何时候也不能表现自己的激情，而是经常自我压制. 这大多不仅是理智的过程，而且是和我的生活的全部事件相联系的. 向我展示的新的世界是美妙的，同时我越来越增强了彼岸的超验的感觉，我也越来越嫌弃那种满足于此岸的、地上世界的闭塞圈子的世界观. 当时，易卜生的学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易卜生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成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让我喜爱的作家，我的被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我对个人命运的敏锐感受全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易卜生有关. 同样，我也读了象征主义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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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所有这些使我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圈子疏远了，其实，我与它从来也没有融合. 如果认为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在“同志们”的圈子里旋转，那是不对的. 我经常与其他的团体交往.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还与学院里教授哲学的. . d `切尔帕诺夫有密切交往. 他是很受欢迎的哲学教授，听他的唯物主义批判课能获得好的收益，星期六我常到他那里去，我们进行长时间的专门哲学谈话. 这种谈话对我是有益的，使我从自己的封闭思想中走出来.在政治上我们是有分歧的，但这并不重要. 切尔帕诺夫在哲学上首先是教育家.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是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人，在当时，他是一个新型的教授. 在流放前，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是我的终身朋友，也可能是唯一的朋友，我认为他是我这一生中所看到的才能出众和最优秀的人之一.我说的是利夫. 舍斯托夫，他也是基辅人. 当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批著作，我特别对他论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感兴趣. 我们经常争论，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是在广泛的问题上看法是相近的. 这不仅是兴趣的智慧和交流，而且是存在主义的交流，是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一直到他在巴黎去世以前我们的交往都很密切. 另外一些人也和舍斯托夫有联系，这些人对我没有哲学上的意义. 在我流放启程前，一位美丽的女士对我说了这样告别的话：“在生活中没有比爱更美好，没有比痛苦更真实.”——出自阿尔福来德. 法. 穆塞.尽管我的精神危机开始了，尽管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强了，但是在流放前这段时间仍是我大受欢迎的时期.我第一次作公开演讲，讲的是《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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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中的一章，当时我听到了真诚热烈的掌声. 这与听众知道我行将流放北方有关. 后来，当我受到特别的指责和文章的谩骂时，我经历了长久不受欢迎的时期. 我甚至喜欢上不受欢迎的痛苦滋味. 流放前这个时期对我好似春天，充满了诗意. 这种情绪延续到我流放的最初阶段，我的思想和情绪反映在《为唯心主义而斗争》这篇发表在《神的世界》上的文章中. 这篇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左派集团的愤慨，这些人大多数是墨守陈规的. 文章的序言引用了我所喜欢的易卜生的戏剧《建筑师索尔尼斯》。我从来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实证主义者，这也就使我与左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此岸性”
产生了更彻底的决裂.精神的价值和一直不受重视的美的价值，被宣布占有首要地位.我亲身感受到２０世纪初创造了俄罗斯文化繁荣的精神潮流，这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极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比唯心主义运动的其他代表可能更加是本性使然. 关于个人与自由的课题是我一生中的课题. 我一生都感到，在完全与人们进行社会配合的情况下，我所固有的才能便衰弱，而在冲突和孤独的情况下，我的才能反而增强.这些年我深入研究的不仅是精神思潮，而且是狄奥尼索斯（酒神）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这里是结合在一起并且常常相互矛盾的. 尼采学说解释不了这种情况，只有用我的本性所固有的狄奥尼索斯因素才能解释（尽哲它不占主导地位）。瞬间神魂颠倒的感受是我所固有的，尽管我重理性，通情达理，但那种感受也经常发生，很明显，这可以用我的法国血统来解释.特殊之处是我永远也不醉酒，我能喝很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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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醉，在醉鬼中我独清醒. 在这方面我能自我约束，同样，我也从不受传染病的侵袭，特别是集体的传染病. 使我着迷是不可能的，我过于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过，对我来说，思维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创造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特点，幻想和芳香气味具有真正的酒醉性质. 我经常在主要之点上和尼采矛盾，尼采的基本方向是“此岸的”
，他想成为“地上的支柱”
，这个世界的封团圈对他具有更高的吸引力.我在基本方向上是“彼岸的”
，超验的东西对我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从理智上来说，尼采在第二个时期是实证主义者，而我是形而上学者. 可能因此我的二元论因素较强. 在一定的时期我体验了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喜悦，生命力高涨的状态. 但是我完全没有对生命的原始的爱，对生活的喜悦经常与悲观情绪绕在一起. 生活喜悦的高潮在深化与发展中不是导致丰富的现实，没有导致胜利，而是导致死亡. 正是狄奥尼索斯思潮引导我走向我的生命之最不好的、颓废的时期，这也就是流放的后期和流放后的时期.有意思的是，生命力高潮时期并不是我的创造思维高潮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作的事较少. 我的很多力量都放在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冲突上. 对我来说，个性解放，个人位于社会之上的问题成了中心问题. 我的一个流放时的同志，一个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告诉我：“不知你是否将站在高于人们住宅的塔顶上，也许这是美妙的.”
他说他作了可怕的推测：我会被看作毫无希望的“个人主义者”
，虽然我在政治上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完全带着左派的色彩. 我极力反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禁欲主义，因为它压制个人，否定个人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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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权力.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们这里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我和那种可以称之为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极权主义现象发生了冲突，和那种使个人完完全全从属于集团、集体的现象发生冲突，个人经常沮丧. 当很大的流放集团到达沃洛格达时，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否需要与警察握手？
希图集体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则说这个问题我将自己解决. 其实，所有的道德性质的问题也都应当自己解决. 革命知识分子们的纪律是军事性的，也只有这样，这种纪律才能保持.我则想单独地斗争，从不同意接受任何军事纪律，我不赞成也不融合于任何社会集团，也不服从任何集团的道德. 政治上我自然是个革命者，但是在道德上我是富有战斗性的“个人主义者”。我的这种“个人主义”同样是革命的，当然是在特殊意义上的. 我故意作了许多向流放犯们“挑战”的事. 当时，沃洛格达是流放的中心，在沃洛格达我见过大量的流放犯，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还有社会主义革命者. 大部分流放犯被派到沃洛格达省的县城，有时，一些人从流放地经过沃洛格达回到阿尔汉格尔斯科夫.我可以作很多的观察.几乎所有的流放犯都顺路到“金锚旅馆”来访我. 流放犯中有很多很好的、很讨人喜欢的人，但是与他们交往却很困难.他们在意识上是墨守陈规的狭窄，他们读得很多，但是普通的流放犯中文化水准却相当的低. 有使我感兴趣的. 但大部分流放犯我是不感兴趣的. 我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贵族和浪漫主义者. 不过这些年在沃洛格达流放的人中有后来成了名人的，如列密佐夫，谢果列夫，萨文科夫，基斯恰科夫斯基（为了流放的妻子而来）
，丹麦人马捷龙格（后来成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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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丹麦作家，当时是油料商行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我和列密佐夫、谢果列夫、萨文科夫、马捷龙格属于“贵族”
，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着“民主派”。
“贵族派”在言论上更加不依赖于集体，更具独立性，在自己的生活上更加倾向个人主义与自由. 我们与地方上有联系，主要是平民，还有剧院. 我和波格丹诺夫的关系是奇异的，他后来创立了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一元论综合在一起. 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很诚挚，忘我地献身于理想. 但是他与我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当时我已经被认作只知进行形而上学探索的“唯心主义者”
，对于波格丹诺夫来说，这是完全不正常的现象. 按其原来的专业来说，他是个精神病医师. 起初他常来找我，我记得，他向我系统地提出问题：我早晨感觉如何，作了什么样的梦，对各种情况有什么反应，等等. 很清楚，他认为我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心是精神紊乱的最初征兆，他想确定我病得有多厉害.但很有趣的是，后来波格丹诺夫自己发生了精神紊乱，甚至一度住进了精神病医院，而我是没有这种事的. 我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是我一下子就发现，波格丹诺夫具有狂躁性忧郁症.他是沉静的、宽厚的人，是对理想爱得发狂的人. 在布尔什维克时期他很高尚地控制着自己. 他是老布尔什维克，编了许多集子，还和列宁一起办杂志. 在布尔什维克胜利时期，那些丑陋的方面使他嫌弃，他认定那不是真正的革命，只占有有限的地位.但在沃洛格达流放时期则是另一种情况，我的流放时的一位同志，我听说由于残忍和嗜血成性而在革命紧张时刻成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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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治委员. 我和他几乎没有交往. 他却产生具有美德的宗教狂热者的自我印象，革命的美德有时使他产生可怕的结果.在我流放期间，列宁还没选择那种统一的花岗岩般的思想体系和准备专政所必须的少数人的铁的纪律. 我的流放时的同志，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奥托. 赫利斯恰诺维奇. 奥谢穆（不久做了苏联驻巴黎的领事）
给人以十分善良的印象.他一点也不凶残，他喜欢啤酒和晚会，对理性的问题完全不感兴趣.在沃洛格达我交往较近的只是流放犯中不多的一些人，这些人组成了“贵族派”
，其中有我原在基辅联系的一些人，特别是Ｂ. . .此外，我还到省地方自治局的管理代表那里去，d在那里有时遇见比较自由主义的官员，遇见地方剧院的演员.我和被流放的Ｂ. .特别友好，他是很有智力的人，是真正\的哲学家. 当我动身前往沃洛格达时，心情十分忧郁、沮丧，尽管已是初春，但天气不好，谁也不知道流放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沃洛格达我的这种忧郁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我和一小部分流放者被留在沃洛格达，大部分流放者则被分到沃洛格达省的许多县城，当时的沃洛格达省的总督是我的一个远亲（我称他为叔叔）
Ｍ. .伯爵. 这同样给我提供了某B种特权地位. 过了一个半月，我收到一份公文，告知可以选择俄国南方的任何没有大学的城市度过以后的流放日子. 我很奇怪，当即决定拒绝，继续留在沃洛格达. 原来是，我的姑夫兼教父，陛下的侍从将军，Ｈ. . 洛普辛—杰米多夫特B级公爵对弗拉吉米尔. 阿利克赛洛维奇大公说，他的夫人的侄儿和他的教子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他很生气，要求将侄儿转移到南方去. 弗. 阿. 大公立即通知内务部的同事和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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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首脑，于是便吩咐我转到南方. 我认为这从道德上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沃洛格达的生活有什么可怕，我甚至喜欢这个北方的城市，这里的生活是自由的，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因为我不了解大俄罗斯的北方. 在夏天，我愉快地骑自行车在沃洛格达周围地区旅行，主要访问古老的修道院的遗迹，在沃洛格达我自己感到十分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基辅还要自由，警察一点也不麻烦我，我能从对流放犯的专政中夺回自己的独立性.
G G G我的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出版时，我正在流放，这本书引起了不少争论，也包括在沃洛格达流放犯中的争论. 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本书，它一下子给我提高了知名度，虽然大部分评论文章是攻击我的. 我记得有一篇报纸上的批判文章误刊在我的书上. 马克思主义团体也讨论这本书，我成了被波格丹诺夫称为“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唯心主义”的流派的主要表达者之一. 当我接到这本书时，自己已经对它不满意了. 我在进一步走向唯心主义，走向形而上学，走向精神问题. 在流放期满前不久特别决定要到彼得堡去，因为我已经有了结果. 在我的生活中经常存在着与不同集团交叉联系所形成的对比.我在堂弟Ｃ.Ｂ.Ｋ.大公家吃午饭，一起的还有内务部的一个司长特列波夫，晚上遇见了. 司徒卢威和Ｍ. 图根－巴拉诺夫斯基. 司徒卢威B对我很为赞赏，表示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 他决定给我的书写序.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中，我比司徒卢威持较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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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拜访司徒卢威的时候，在他那里作客的有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 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布尔什维克，《通报》的编辑，很多反宗教宣传小册子的作者. 当我见到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时，他和司徒卢威一起都持较右的观点，而我则比较左. 但是，当他成了《通报》的编辑以后，我一直没和他见过面. 在这次彼得堡会见之后，我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建立起著作上的联系，完全更加倾向于唯心主义.我和Ｃ. 布尔加科夫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我在基辅时就认识他，当时他是工业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是我们一同流放者之一. 司徒卢威比我一直更加是个政治家. 他由社会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我甚至这样想：他任何时候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热情，尽管他是社会民主党建党纲领的作者.他更接近于伯恩施坦（他的表明德国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书引起轰动）的观点. 我在很多地方同意伯恩施坦的批判，但我的热情是另一类型的. 我向往新的世界，但不是在辩证地经过革命阶段的必然社会进程的基础上加以论证，而是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基础上加以论证. 我的革命性带有较多伦理性，而较少社会性，我的观点正处在进化过程中.与我的书一起，我的两篇文章更增加了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甚至一般传统的左派知识分子圈子里不好的名声. 这就是已经提到过的《为唯心主义而斗争》和《从哲学唯心主义观点看伦理学问题》。这两篇文章写于沃洛格达，发表在《唯心主义问题》文集上，很是轰动. 收入文集的文章作者是一些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新的唯心主义者，还有学院哲学的某些自由主义代表：. 诺夫郭洛得切夫、特鲁别茨科伊兄弟，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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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拟定了我的“人格主义”。
文章不仅表现了我向康德的接近，而且渗入尼采的主旋律. 在文章的序文中我引用了普希金的诗：“你就是主宰：你要掌握自己的方向. 走上自由的智慧指引的自由大道”
①.由于这些文章，Ｃ. 特鲁别茨科伊告诉我说：如果知道你在那里发表了那种尼采主义的文章，就不能同意再参加他们的文集. 所有这些都不能使我受到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的欢迎. 尽管我在政治上变化很少，仍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我费了很多精力与这个环境进行斗争，批判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世界观和传统的精神结构. 我认为这是为了使长期忧郁的精神获得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但是，这些妨碍了我的真正的创造性，有时扭曲了我的思想，使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流放的后期和流放以后我进入比较不好的时期，下降的时期而不是上升的时期. 这段时间里我很少写作，尽管我写作很容易，属于有效率的作家. 这个时期里，比起积极的创造性来，批判占了首位. 我力图使生活富有诗意，希望美，但生活中占上风的却是单调和畸形. 我感到我和原来联系的圈子的断裂在不断加强，而任何新的联系尚未获得. 这是我的空虚时期，这个时期里和人们的交往对我内在的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在思想领域没有任何大的收获. 我任何时候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但是，我也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我永远是矛盾的. 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对我是敌视的，虽然我还保持了某些个人联系. 那些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团体与我格
①普希金：《给诗人》（１８３０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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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入，俄国自由主义类型的社会活动家我也很不喜欢.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起任何作用，甚至也不想起作用，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我的唯心主义和思想探索而敌视我，并常在刊物上辱骂我. 自由党人由于某种原因而嘲笑和讥讽我. 社会民主党人的敌视和不容异见的态度是由于他们是信教的教条主义者，并想以这种资格来烧死“异教徒”。自由党人所以采取嘲笑和讥讽的态度则由于他们是怀疑主义者，他们认为精神的探索虽然无害，却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参加解放运动的渴望使我接近了“解放社”。我与“解放社”的创始人有着思想的和个人的联系. 我参加了１９０３年和１９０４年在国外的两次会议，在会上成立了“解放社”。会议在靠近列普斯基瀑布的德国的黑林和瑞士的沙夫豪森召开. 美丽的自然景色比会议内容更加使我喜欢，在那里我首次遇见自由派的平民团体，其中的许多人后来作为国家杜马中的反对党而起作用，并在１９１７年成为临时政府的组成部分，这些人中有很值得尊敬的人，但是这个集团与我是格格不入的.“解放社”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解放社”
中分出一些分子，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主要基础，我认为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我不参加立宪民主党，我仍然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 我参加开始设在基辅，后来设在彼得堡的“解放社”
委员会，但是，根据我的情况，我没有起特别积极的作用，并且感到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的环境的可怕的异己性，比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环境更大的异己性. 有时，我代表“解放社”和社会民主党人会谈，比如，和当时是孟什维克，后来成了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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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大员——人民委员的Ｘ.会谈，和犹太崩得的①代表马尔托夫会谈. 在当时俄罗斯到处举办的“解放”宴会②上，我的感觉很不好，我是比较消极的. 我自己感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相对地较好些，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探索精神和超验世界的“反动”。批判的唯心主义已经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发现司徒卢威转向精神的时候，我与他之间有了接近的因素，但是，当他坚决把政治置于精神问题之上而且在政治上偏向右倾时，我又开始和他疏远了.我感到和布尔加科夫更接近，我们的道路在外部表现上是相互交织的. 当时布尔加科夫已经坚决转向基督教和东正教，我则还站在自由的精神方面的立场上，我和布尔加科夫在基辅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对我是有意义的.
G在彼得堡的第一个时期我参加了社会集会和社会的抗议游行. 我总是感觉不好，我的嗓子不能发出适应社会运动性质的声音.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广大集团是否定和敌视首次提出精神文化问题并且在世界观上追随旧的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运动的. 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选择新的意识被当作政治上的反动来对待，但是，这种评价是
①崩对：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在一切问题上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 ——译注②宴会运动：１９０４年１１月“解放社”
在俄国许多城市组织的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分子运动. 在司法改革四十周年的宴会上，提出政治改革请愿书.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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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的和轻率的，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点. 中断了和知识分子实证主义的联系的、以《生活问题》杂志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团体，积极参加了“解放社”
，在“解放社”彼得堡委员会里也可以发现被指责为反动唯心主义者的那类知识分子. 这样，新的思想运动在左派“社会舆论”中争得了承认.因著作被抨击为“反动”分子，但同时又在解放的团体中讨论解放的纲领，这是令人难堪的.１９０５年以后的这一代已经不了解这种类型的冲突. 很多人已经获得了精神文化，知识分子的墨守成规和它的政治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动摇了，并表现为陈旧的东西.更广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意识危机，这特别表现为审美意识的尖锐化和新的艺术形式的采纳. 我痛苦地忍受了１９０５年的小型革命. 我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支持革命，但是，它所具有的特征和它的道德后果引起我的厌恶，并使我产生精神上的反动. 在这之后，革命即使没有完全扼杀但也实质上结束了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英雄时期. 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世界观以及意识上的禁欲主义的狭隘性，道德上的过分严肃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宗教态度都在衰落，在某些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集团中由于对革命的失望而开始了真正的道德瓦解. 让我完全接受政治革命是困难的，因为我深信真正的革命性是个人的革命性，而不是群众的革命性. 同时，不能同意在全部革命中完成的那种以自由的名义废除自由的事情. 我用布兰捷斯论述尼采的话来表述我的立场：贵族阶级的激进主义. 这意味着我的真正事业是精神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在１９０７年写的并收入我的书中的文章《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我足够准确地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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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自我认识
在俄罗斯，当真正的革命来临时，胜利者将是布尔什维克，我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设想俄国的大革命将是自由与人道的胜利，我在１９１７年革命以前很久就写道，这次革命将是敌视自由与人道的. 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悲惨. 我完全远离政治并且献身于为精神、为改变知识分子的意识的斗争.不过，社会问题一直折磨着我，我周期性地参与社会斗争，尽管我仍然与它格格不入. 当我后来到国外侨居时，我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恢复了我青年时代的某些社会思想，但这是后话.我明白，我永远是一个革命者，但按照他们的理由，我始终是反对革命和革命者的. 我的这种革命性与我的人格论及我的自由的热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个真理.精神是自由和革命，物质则是必然性和反动，物质赋予革命自身以反动的性质.“宗教裁判大法官”的精神，这是集权的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 这个主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化了，然而我几乎在４０年前就已经对它进行了许多论述.我不止一次地自问，是否我的本性中有偏执性？我有时是宽容的，有时则是很不宽容的.心理上的问题是复杂的.我完全不是属于教条主义者和正统派（无论什么样的正统派）
类型的人，正统派永远是不宽容的和狂热的.我不是狂热分子，我没有意识的狭隘，我甚至有很大的信仰宽容性，与承认良心自由的神圣性相联系的宗教宽容性，但是，当我进行反对压制精神自由的暴力的斗争时，当我为被践踏的价值而斗争时，我就成了可怕的不宽容的，并且为此而和我过去的朋友断交.我在生活中和许多人断了交往，在争论中异常激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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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达到盛怒状态. 因此，关于我就有对立的看法. 我的思维是易受刺激的和易激动的，我很激烈地反对不同的派别. 当谈话深入到某种观念时，我便很艰难，甚至不能继续交谈.尽管如此，我完全是一个在信仰上宽容的人.人是矛盾的存在，我是自己的激烈气质的牺牲品，而其他人则是他的气质的牺牲品，我的不宽容性具有道德的性质，而不具有教条主义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种不宽容性是反对道学先生—法学家的，对这种人我永远也不能容忍. 我任何时候都不去指责人们，我是很宽大的. 但这只是在我还没遇到暴徒和我关于自由，关于个人的尊严，关于创造的权利的命题还没受到侮辱的时候是如此.我与２０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关系是复杂的，托尔斯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在我这里被排挤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 我的全部生活都保留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感情，至今仍然如此. 我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很透彻，因为我不仅外在地了解它，而且内在地了解它，我受着它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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