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家和个人１８

不能单纯以多数人的方便来衡量的。某些公益工作放在星期日做可能比较方便，但是仅仅为了方便而强迫犹太人在星期日参加这项工作，理由是不够充足的。宗教和道德信仰必须以宗教和道德信仰来衡量。从道德意义上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按照人对共同利益的需要的最好见解获得的信念。

但是社会的良知就和个人的良知一样有它的权利。如果我们确信对一个修道院的洗衣房进行检查不仅仅是为了例行公事，而且还是为了正义和人道，那我们就只能坚持这样做。当一切保全个人良知所能做的事都做了以后，关于共同利益的共同信念就必须我行我素。归根到底，外部秩序属于社会，抗议的权利属于个人。

另一方面，个人欠社会的要比一般认识的要多。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人极容易把国家为他做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并把国家给予他的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当做有利地位，从那个地位他可以无所顾忌地责骂国家的所作所为，否认国家的权威。他认为自己有权愿意加入社会制度就加入，不愿意加入就不加入。他依靠给予他保护的普通法律，而踢开他认为压迫他良知的特殊法律。他忘记或不肯费神想一想，如果人人都像他那样做，社会这台机器就会停止运转。他当然没有弄清楚，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每个人只要自以为一项法律是错误的就要求有权对这项法律不予遵守，那末，这个社会如何能维持下去。事实上，一个过于脆弱的人是可能同不充分的社会责任感调和一致的。这种结合是不幸的；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如果国家必须对个人给以最周到的考虑，那末个人也相应地欠国家的情。有了这种相互的关怀，随着公民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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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第七章　国家和个人

加强，法律和良知之间的矛盾就可以缩小到最低限度，尽管它们的彻底和解将永远是个问题，直到人们对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一致表示同意才能解决。

另一方面，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岂不是把社会对其成员的责任一笔带过了。我们都承认社会对儿童负有责任。但是成人不是同样也需要关怀和照顾吗？白痴、弱智者、低能者或酒鬼怎么办？对于这类人，理性的自主作何解释？他们除非受了坏榜样的影响，一般只会伤害自己而不会伤害别人。但是撇开其他一切考虑不谈，单单考虑到他们本身的利益，我们对他们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我们难道没有权利纯粹从他们本身的利益出发，而不考虑其他一切，来对低能者加以照顾，使酒鬼戒酒吗？如果是这样，我们难道不应该扩大可允许的强迫的范围，并承认为了一个人自己，不为任何其他目的，可以强迫他做我们认为对的事而不做我们认为错的事吗？

回答是：这番道理正是在它企图概括的一点上是欠缺的。

我们不得不把疯子关起来，这是除了他们本身利益外，还出于社会的理由。但是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他们本身的利益已是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对于疯子来说，由于他们遭遇的不幸，自由（如同我们从这个字眼所理解的）

是无法应用的，因为他们无法进行理智的选择，因此也无法获得使自由显得宝贵的那种发展。低能者的情况同样也如此，如果还没有按照同样原则来对待，那只是因为他们这种人被当作一个典型还是相当晚近的事。但是酒鬼就他是一种他无法控制而只能听其发展的冲动的牺牲者而言，在某种程序上也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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