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海闻

以才通世，从北大到全国的影响力

海闻（1）

海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学博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讲师、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助教、副教授（终身职）。在美国期间，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曾主持编写《经济学译丛》《国际经济学译丛》《现代工商管理丛书》等教科书系列。

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

——海 闻

他的就职标志“学术北大”到“经济北大”的转变

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和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

双双被擢升为校长助理，分别主管学校的财务和校办产业。他们成为了北大历史上

除马寅初外职位最高的经济学人。

从中青年经济学教授中直接提拔优秀人才到学校领导岗位，这在我国的高校中

还是不多见的。按照我国先前的惯例，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大多埋头从事教学和学术

研究，很少被提拔到学校高层，直接参与行政管理。

海闻和张维迎在上任之前，学校的财务由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主抓，校办产业

由副校长陈章良主抓，而闵书记主动让贤，陈章良调至中国农业大学任校长，于是，

学校经过层层审核，决定让精通经济和管理的学人海闻和张维迎接替他们的工作。

海闻本身就是北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张维迎则身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

尽管校长助理的官职并非顶尖，但却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操控北大经济命脉；

而且根据经验推断，校长助理几乎就是副校长的热门候选人，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炼，

将会顺利提拔为副校长，跃入学校最高层。有消息称，北大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大动

作凸显学校领导着意将传统的“学术北大”打造成“经济北大”。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北京大学和它毗邻的清华大学在1999年就提出了要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蓝图。北大还拟定了实现这一蓝图的时间表，即用17年的时间使

北大与哈佛、牛津和哥伦比亚大学平起平坐，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一般来说，一流大学的标准最终是以学术来衡量的，但有识者认为，如果片面

抓学术并不能带动大学的全面发展，也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提高学术水平。从管理制

度入手经营大学已成为各大学校长的共识，因而北大擢升年富力强的经济学家参与

学校的管理，正是要利用经济学家的专长，打造全新的一流的高等学府。

有不少人担心，“以人为本”一直是北大精神之所在，但自学校有意打造“经

济北大”后，校园的商业气息逐渐淹没了以往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将无限伤害北大

积淀百年的人文精神。

有记者直接将这个问题摆到海闻面前，海闻出人意料地肯定了这一现象的积极

意义。他认为，大学培养人才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也是现

阶段高校的培养目标之一，这是对社会变革需求的适应。向校园内延请优秀的企业

家和各行业的成功人士对于大学生教育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给他们提供不同于

以往的新的成功楷模。现在一个大学生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一点也不奇怪，这正是观

念和现实变化所在，对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

他同时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在校园里尚属于“特殊现象”，或者称之为“过

渡阶段”，之所以出现对于上述现象的抵触和非议，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在高校里

培养企业家的传统和氛围，专心做学问或者入仕是过去普遍被认同的选择，现在有

了新的观点，自然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随着将来高校中走出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

家，这一现象会趋于正常和合理。

海闻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毕业后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费

留学的大学生，前往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系攻读研究生。1983年他获得

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他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讲师、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

讲师和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讲师和终身职的副教授。

1993年，留美10年的海闻回到国内，中国市场经济的洪流感动了他，他与“海

归派”经济学家林毅夫、易纲、张维迎共同发起并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一年后，海闻也正式回到了祖国，受聘于母校北京大学，出任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副主任。中心主任是曾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

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非盈利性实体机构，

当时主要是帮助一些留学有成的人回国发展。多年来这个机构聚集了一批杰出的

“海归派”经济精英人才，规模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经济界享有极

高的知名度，被称为国内经济学领域的科学殿堂，也令中央高层刮目相看。而取得

这一切成就，海闻是功不可没的。

在中国经济学界，人们时常不经意中将海闻和张维迎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北大

的两个“少壮派”教授。他们不但年龄相差不多，所学专业也相同，而且都有海外

留学的经历。海闻当年从美国回到母校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维迎几乎

是同时从英国牛津来到北大，担任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两人在北大两个最重要

的经济研究机构唱主角。因此当北大领导将海闻和张维迎双双提拔到学校高层的位

置时，使好奇的人更加感到北大的这两个经济学“巨人”命运连在了一起。

目光前瞻：踏上自费出国深造之路

海闻1952年生于浙江杭州，当读完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

中，他主动提出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海闻从春江水暖的杭州来到了地处北大荒

的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落户。

那时虎林的知青都是屯垦戍边，一边种地当农民，一边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

装，保卫边疆。海闻来到虎林的时候，“珍宝岛事件”刚刚平息。珍宝岛处于虎林

和密山、饶河中间，海闻还记得“珍宝岛事件”过去后边疆上空那难以挥散的硝烟。

海闻在虎林一呆就是9 年。这期间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回城了，也有人重新回

到中学读书，可海闻因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只得默默地待在北大荒。

那个时候海闻特别崇拜英雄，而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

他有一张插队时的黑白照片，其造型与杨子荣无异。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北大荒，海闻就像枯木逢春一样看到了希望。

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高考。可他还是在9 年前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所学甚少且遗

忘得也差不多了，他茫茫然有些不知所措。

或许海闻天生就有一种挑战命运的本领，他下定了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

迎难而上。在离高考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内，他拼命地补习初中所学知识，又自学

完高中的全部课程，加入了黑龙江省200 万人的高考大军，竟然鬼使神差般考进了

北京大学，成为经济系的一名大学生。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教授，他早年留学哈佛，1927年回国后一直活跃

在我国的经济战线；现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是经济系

的老师。在名师的熏陶下，海闻的英雄梦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延续和张扬。

有人说，海闻天生具有一种超前意识，看问题总是具有前瞻性。在恢复高考的

第一年，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文革”的阴影尚没有散去，中国的经济远没有形

成热潮，他却选择了经济专业；当他读到大三时，留学潮还没有开始，他已有去美

国留学的打算。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国留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名额本来就少，

又都是公费，个人自费留学几乎没开先例。

有一天，海闻和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老一代革命家当年出国勤工俭学的事。海闻

突发奇想，说，当年周恩来、邓小平能到法国勤工俭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封信，

让中央也同意让我们去？我们可以自费学习，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海闻是个说了就做的人，他真的向学校申请出国读硕士，学校没有先例不知如

何办理出国手续，于是他又向北京市有关部门写信，最后获得批准。他拿到美国加

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后，便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当他准备辞行时，陈岱

孙教授劝他等到毕业再走，因为如果大学没毕业就走，到了美国很多课还要从头读

起。这样海闻又在学校读了半年多，直到1982年毕业才出国，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

批申请自费出国的大学生之一。

关于这段经历海闻有过这样的“内心独白”：

“我在出国的第一刻起就有强烈的归国效力的愿望。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决定要

出国深造，作为一个年轻的毕业生作出这样的决定，在统分时代毕竟还不多。80年

代初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理想与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

考，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到北大求学，大家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

‘使命感’。我的大学生涯和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国家的每次尝试都在当时大学生

的视线之内，对改革开放的思索和感受是我们怀有使命感的动力之一。实际上，同

学们都非常羡慕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和救世哲学：为什么他们有和常人不一样的、

超前的眼光和办法？”

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并不容易。海闻到了美国后才发现自己的英文水平根本不能

应付基本生活，更别说听课了。为了完成学业，他不得不每天上课带上录音机将老

师的讲稿录下来回来慢慢自学，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如此，为了赚出学费和

生活费用，他还必须出去打工。刚到美国，一位不知情的朋友推荐他去做夜班接线

生，工作是从夜里12点到早上6 点，老板见他是大学里的研究生便认定可以胜任，

可哪知他的英文不好，根本反应不过来对方说的号码，这样干了一周就被炒了鱿鱼。

后来他的同学告诉他，这样的工作就是美国人都不一定能胜任，不但要反应快，而

且英文要求特高。海闻听后出了一身冷汗。

由于英文不好，海闻不能在学校里当助教，只得到餐馆打工，或替侍者做助手，

拼命挣钱，拼命读书。他在美国的最初几年真正体味到什么是艰苦和辛酸。

两年后，海闻度过了困难期，英文水平突飞猛进，还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

这时候海闻真想回国。可是他的导师建议他再读博士，多学些知识回国会用得着。

于是海闻又向几所大学发出读博申请，便回国等待消息。

海闻回到老家杭州，和他相爱多年的女友举行了婚礼，又在杭州大学任教近一

年后，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1984年9 月，回到美国的海闻，边攻读博士学位，边潜心观察和研究美国经济。他还利用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任讲师的机会，积累了丰富的美国大学的教学经验。1993年他和同好创建了“中国

留美经济学会”并担任理事，后又担任会长。

用“真心英雄”来指称海闻是不过分的。1993年在美国大学获得终身副教授职

位的海闻毅然回到了祖国，并受聘于他的母校。从1995年到现今，8 年潜心钻研，

海闻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1993年，他

的《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智慧出版有限公司联

合出版，著述中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分析和构想引起海内外经济学者和企业家的兴

趣，也获得到了国家经贸决策部门的关注。其后，他和经济学家林双林合写的《管

理中的经济学》，由他主编的《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等学

术著作对中国经济运行 的提示和分析受到高层领导的夸奖。

杨子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艺术中的英雄形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贫乏

的英雄梦中的一个公共标签。时间过去了若干年，梦幻一样的英雄之歌已不为新生

代所熟知，然而对海闻来说，尽管如今身处显位，但虎林屯垦戍边的生活仍然记忆

犹新，就像杨子荣的形象至今使他倍感亲切一样。因为正是这种最原始的英雄主义

的冲动，才使他有了铭心刻骨的英雄情结，才有了后来的强国梦。

海闻（2）

在“WTO 与强国梦”讨论中脱颖而出

海闻一直行事低调，从不张扬自己。2000年他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中国

入世问题与网友真诚交流，是近年来少有的在媒介抛头露面。也正是这次公众对话，

使海闻的知名度突破了学术圈，在公众领域刮起了“海闻旋风”。

海闻是国内公认的WTO 问题专家，由于他回国前在美国从事国际经济学理论研

究，并没有直接接触中国加入世贸的事情，但是他在外围的沟通和说服工作做得十

分仔细，影响了很多人。

1995年他参加国内一个世贸研讨会的时候，还是当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邀请了他。当时的海闻在国内远没有现在的知名度，整个会议他都坐在旁听

席静听。在会上，外国学者一直向中国游说开放的种种好处，然而中方学者不停地

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时海闻觉得很遗憾，因为大家始终没有真正沟通。

后来海闻出席了一个国际性的谈判会议，在会上他问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发

展中国家是怎么回事？对方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是

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大国可以影响国际价格，所以不能适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条

件。海闻想，这种沟通上的障碍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后来他在很多的国际研讨会上，

都向外方解释中国的意图。他说，要别人听得懂，重要的不仅是会英语，还要知道

别人的立场和逻辑，要知道别人的顾虑是什么。

1997年，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访华时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直接问他

们最担心中国什么。美国客人告诉海闻，美国担心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不是会继续朝

市场经济进行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中国加入世贸后，因为特殊的身份在

国际市场进行不平等的竞争等等。海闻告诉美国的客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

是因为中国有建设市场经济的决心，而且中国也是把加入世贸组织当成是促进中国

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来看的，中国只会继续改革。同时，他也告诉美国的客人，

如果中国开放得太快，会有众多的复杂问题难以解决，对中国的改革只会适得其反，

从而造成经济社会的各种震荡。

1999年朱镕基访美，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仍没有签订。当时海闻教授正在美

国几所大学参加中国加入WTO 的研讨会，恰巧跟踪了整个过程。海闻看到，朱镕基在

访美期间跟很多美国人做了很好的沟通，没达成协议完全是美国的原因。他看到，

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共和党完全撇开经济上的考虑，搞出什么献金案、间谍案，

一定要把克林顿跟中国联系在一块，把他描绘成出卖美国利益的总统；而民主党则

是考虑政治上的压力，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媒体反华情绪非常大。

有一天，海闻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一起共进早餐，海闻问鲁宾：朱总理访美时，

为什么你不同意和中国签协议？鲁宾说，他其实是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因为

这对中美确实都有好处，但他觉得当时的情况下签协议政治色彩太浓，所以只能推

到后来，但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轰炸使馆的事情。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引发了国内积蓄已久的反美情绪，那时海闻教授在全

国一片伐美声中，搞讲座，写文章，希望能够通过舆论给国内的人们澄清思想。直

到1999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中美双边协议正式签订后，海闻仍在做这种耐心

的说服工作。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找上海闻的。

海闻在这个主题为“WTO 与强国梦”的讨论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抒发了深怀

已久的强国梦，分析中国入世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带来的各种机遇，指出入世是中国

追求强国梦的必由之路，从而慢慢排除了沉积在网民心中的种种忧虑。这次讨论在

网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今余音袅袅。据称还有一位高层经济官员把这次讨论稿

下载，分发给相关部门，作为有价值的资料来研读。

鼎力支持中国汽车工业而非汽车零部件业的发展

“专跟林毅夫唱反调”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林毅夫，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

朱基任总理期间的经济智囊，也是海闻教授的顶头上司。1979年5 月，26岁的台湾

军官林毅夫从金门涉海来到大陆，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获得北大经济系政治学硕士

学位，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获得经济学

博士学位。1987年后他回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政策

的研究，成就斐然，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1993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

大任教，与海闻、易纲、张维迎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海闻和林毅夫同生于1952年，是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在

学术上各有所专，工作上配合默契，这一切北大人都是看得见的。何来海闻专跟林

毅夫“唱反调”之说？

这是一个网友的“发明”，源自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中有关中国汽车工业问题

的一次讨论。

两年前，海闻作客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时事大讲堂》节目，一个名叫“生是林

教授的人死是林教授的鬼”的网友向海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林毅夫教授是您的上司，但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而

是应该像台湾那样生产汽车零部件，可为什么您，海教授，为什么您专跟他唱反调，

认为中国离开汽车工业似乎活不 了了？”

林毅夫对中国民族产业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水平，成本越低竞争力越强；而产业成本水平的高低，主要取

决于该产业在该国相应时期内的比较优势。目前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是资本相

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就决定了我国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大量的劳动力相

对密集的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技术层次较低的部分。只有处于这些产业段里的

生产活动，才具备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生能力”。他感到那种认为在全球经济竞争

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只有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才有

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观点，是有悖于我国国情的，是赶超战略的思想在新发展阶段

里的表现。因而他提出中国大陆可以不必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

海闻在一个场合也谈到中国的汽车生产问题时，对中国汽车生产抱有很大的期

待。他认为，尽管在中国生产汽车的成本很高，但汽车之于未来中国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汽车以及汽车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在未来制造业里，

对中国未来的10年、20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市场的必要性来看，中国已经从发展

中国家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迈进。根据有关预测，2005年，如果中国人均GDP 达到

5000美元，那么中国需要的汽车应该达到每年200 万辆；到2010年人均GDP 达到6000美元，汽车年均需要量是 500万辆。对于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如果中国不靠自己生产，靠进口是很难达到的。

海闻在回答凤凰卫视中文台网友的提问时申明，他其实与林毅夫的观点是一致

的。林教授认为中国不一定要走韩国模式或日本模式，主张中国要发展有自己特色

的东西，不要追求所谓的名牌。这其实也是海闻的一贯观点。但是海闻认为，中国

的汽车工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需要健康地发展。

人们发现，海闻和林毅夫两个教授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有些差别。林教

授对中国汽车工业的热情远没有海闻那么执著，用网友的话说，林教授是要不要无

所谓，而海闻是非要不可。

但是海闻的这个“非要不可”是基于对现实的认定。他认为需要对“中国汽车

工业”进行重新定义，即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的汽车，都应该看成是中国的汽

车工业。包括与福特、丰田、大众的合资公司，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部分。这样

的话，海闻和林毅夫两教授的观点并不存在矛盾。

海闻和林毅夫都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汽车工业的。他们都认为，通

过比较优势，可以知彼知己，但中国不能因比较优势而因循守旧，束缚住自己。

关于比较优势，在中国入世时，海闻在一次讨论中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说，如

果按照现在比较优势来分工，那么中国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局限于这种比较优

势，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做鞋子做玩具，那么我们的高科技哪里去了，国家怎

么能强大？这里涉及一个“开放”与“保护”的问题。搞保护很多年的一个基础想

法就是说，通过保护我们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汽车工业，

自己的飞机工业，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但事实上保护并不能把我们的强项真正发展

上去。

他想起经济领域里“幼稚产业”的说法，企业就像小孩一样，他小的时候不能

跟大人去打架，需要保护，等长大了，就可以不要这个保护，自己去打。但是现实

当中，这个企业和小孩不一样，小孩你不用担心，他一定能长大，除非生理上有什

么问题，否则哪怕营养不太好，也能长大。但是企业就不一定，因为保护，它可能

永远长不大，它似乎没有必要长大，没有必要来提高效率。

海闻在现实中也找到了许多实证，比方说，美国曾经也保护过企业，但保护了

以后发现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增加，成本并没有降低。中国的汽车行业也保

护了许多年，但现在长大了多少？似乎仍然是不堪一击。所以海闻认为，“保护”

不能发展高科技。

基于海闻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个定义，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降低关税的同

时，必须要开放外商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只有让全世界优秀的公司在中国投资、竞

争，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力，从而使中国今后出口汽车成为现实。

2003年2 月，媒体传出国家计划实施汽车生产的准入管理的消息，在业内引起

强烈反应。海闻开宗明义提出，政府不应对汽车设立行政审批准入门槛。

海闻早就被学界称为“对汽车极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他不但对汽车，而且对

汽车政策颇有研究。在他看来，汽车业不像水电和交通业那样具有自然垄断性，也

不像金融和通讯行业那样具有敏感性，汽车与其他制造业没有太大区别。从经济学

角度来看，政府不应该直接管理汽车。一般来说，只有市场管不了的那些容易形成

自然垄断或对经济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产业，如银行、交通、水电等才需要政府专

门控制管理。当然，现在汽车行业还大量存在着国有企业，政府现在的管理主要是

为了保护现有的企业，使他们不亏损。但从市场经济角度讲，这样做不好，与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背道而驰。

另外，他认为政府直接管理汽车将致使政府承担所有风险，比如金融、股市由

国家管，老百姓没压力了，政府却有压力。如果政府转换角色，那么老百姓该把关

了。在他看来由国家管理汽车，可能会带来好处，但管的坏处会超过好处。

因此，他建议政府对于汽车应实行间接管理，如管安全、环保、质量等，设立

技术标准或法规门槛，就行了。汽车不特殊，没有必要行政审批。政府应从保护消

费者的角度出发，不应从保护现有生产者的利益出发进行管理。

作为经济学家，海闻始终认为，政府要保护企业，就应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

境，反对垄断，出台公平、透明的政策。政府要保护消费者，就应使老百姓大量就

业，提高收入，增加国家税收，这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中国跟外国学的关键不是

技术，而是学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自由化经济，鼓励人们发挥奇思妙想，

成败由自己负责，政府主要收税。过多管理的结果可能会扼杀一大批有活力的企业

和人才，甚至扼杀一个国家创新的活力。

海闻（3）

批判社会经济以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便利为导向

2002年，张维迎在《中国企业报》撰文狠狠抨击政府垄断的弊端。这是自2001

年海闻、王岐山等知名人士发起反垄断呼吁后，中国知名人士又一次发出强有力的

声音。

政府垄断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种积重难返的深层次问题。它包括两种情

况，一种情况是部门垄断，一些政府产业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控制价格，因而

不合理地收费。另一种是各地方政府行政性分割市场，推行地方保护和地方性垄断，

不仅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行政性地把统一的市场切割开，破坏应有的市

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政府垄断比较突出的是电信、电力、民航、保险、金融、医药、

石油等行业。

2001年的3 月，海闻和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对行业垄断提出严

厉批评。海闻在批评电力和供水部门的垄断时，还具体提出反对用卡买电，引起技

术部门和老百姓的震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各大城市用卡买电得到了广泛推广，几乎没有什么

人提出过异议，供电部门甚至把这项措施称作“行业技术进步的样本”。但海闻认

为，用卡买电是一个技术进步用到错误的地方的典型事例。

海闻在美国呆过10年，美国公寓里也装有电表，每个电表上都有一个闸。如果

没有问题，这个闸就开着，电源源不断地来。如果断电，只要打个电话给电力公司，

电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如果你往电卡里输1000度电，你也得

经常去看电表，不看的话你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度电。海闻举例说，比如我在家工作，

电脑正打了一半，突然没电了怎么办？晚上去哪儿买电？而且他认为，强迫用户买

设备，把更新设备的钱都摊在用户头上也是没道理的，让用户整天去看电表，世界

上没有多少国家这样做的。

他说，社会就要分工，不能让当教授的、做记者的、做生意的整天要去担心自

己的电，我愿意出钱专门雇人一个月来查一次电，这个费用很低。发个账单的成本

不是很高，同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目前对这种就业机会是不应该卡掉的。因

而在海闻看来，用卡买电这个技术设计得非常糟糕，根本不应该推行；把打电话的

技术用到供电上面绝对是个错误，越推广以后的麻烦越大。

海闻是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技术不能单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考虑，技术必须

为市场服务。垄断情况下，技术不能为市场服务的时候政府就要干预，政府就要有

一些其他途径来限制垄断。这个问题WTO 也解决不了。比如银行态度不好，外资来

了对它有压力；而有些领域则没法竞争，如电和水就是典型的自然垄断。所以他认

为，应该呼吁政府来干预，呼吁电力部门为消费者着想。他算了一笔账，从全国的

资源损失来讲，现在多少人为了电要花很多的时间，就算每家每星期花10分钟去看

电表，可以算出全国一共有多少时间用在这上面，且不讲提心吊胆的心理负担了。

海闻提议：现在每家每户都有电表，这实际上相当于每家每户有个闸。电卡的

功能应该改为，把它插进电表就会走字，每个月按时收钱就是了。你不交钱我就把

这个卡拔掉，你自己断电别人不断电。你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惩罚不交钱的人，但是

不能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所有交钱的人。

关于拖欠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是：每个用户开始用电的时候交一个月的电费

作为预付款，交多少可以根据各地的情况按平均数收。每个月通知他交电费。缴费

一直正常的，等到他离开的时候或者不再用电的时候把钱退还。如果通知后一个月

不交电费的，你把他的电断了。这时候你的实际损失不会很大。然后也可以建立一

个罚款制度，如果他拖欠一个月以上不交，给他断电。如果他还要继续用，恢复供

电时加收滞纳金。

生产者提供产品时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消费者。中国的很多技术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观念问题，应用一项技术往往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怎样使消费者感到方便，而是

怎样能够保证生产者的利益。

2003年8 月，海闻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够长

期存在于消费领域，首先是因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垄断地位，消费者别无选择；

其次是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什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打

破垄断，引进市场竞争。对于那些不能够引进市场竞争、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就

必须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对其进行管制，这样才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同时由于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有组织的，而消费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很难形成有组

织的力量去对抗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消费者始终是弱者，政府必须对生产者和经

营者显失公平的行为进行制约。只有给侵权者以较重的惩罚或者使其支付数额巨大

的赔偿，才能对垄断企业形成威慑，否则不但对侵权者不起作用，也不利于鼓励和

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2003年8 月，媒体传出消息，我国的《反垄断法》已在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

总局等部门的酝酿和起草之中，成熟后将付诸实施，从而彻底解决政府垄断的弊端。

中国制定反垄断法有几个深层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由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的法律需求，即必须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

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垄断现象极其严重，

垄断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垄断从数量上和影响上可以说不亚于资本主义

初级阶段的垄断。中国也存在像美国微软这样的垄断问题，而且那仅仅是中国垄断

现象的冰山一角。然而，中国遇到的问题和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是非常不一样的，

中国的垄断现象有其自身的成因和内在机理。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自身处于一个大规

模的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同时受到世界第五次大规模收购重组浪潮的影响。另外中

国“反垄断法”在维护公正市场秩序、保护有效竞争、保障消费者利益等方面还发

挥着市场经济基本法的作用。

力倡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保证亚洲金融安全

2003年9 月3 日，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前来中国探口风的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

北京举行了一个专门的早餐会，受邀者除了美国使馆官员、美中商会代表、部分美

国在华企业代表外，还特别邀请了海闻等6 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尽管这是美国政

府高官出访的一个惯例，然而这次的早餐会却特别引人注目。西方媒体称，斯诺的

中国之行扑朔迷离，但他把有留美经历的海闻等经济专家请上早餐会，意味着中美

之间的这场论战，将不得不从政府之间的沟通转向能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中国智囊式

的经济学者身上。

2003年下半年呈激化倾向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其实从1996年就渐露端倪。但

那时美国的贸易顺差并不突出，美国仅仅有要人民币升值的一些呼声。在1998年东

南亚金融危机面前，人民币顶住各方面压力，没有贬值，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升值。

以后，美国一直没有机会顾及到这个问题。2002年以来，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

值，而人民币因跟美元挂钩也跟着贬值，从而造成欧盟和日本对华出口的不利。对

于美国来说，本指望美元贬值能帮助改善他们的贸易状况，结果人民币也跟着美元

贬值，仍然无助于改善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于是美国在日本、欧盟提出

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向中国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美国的大选

临近，政府通过人民币问题使国内的目光向外转移。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要求

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在斯诺访问中国之际达到了一个高潮。

63岁的斯诺被认为是美国官员中的温和派。他是2002年底美国总统布什调整经

济班子人选时，被提名接替原财长保罗·奥尼尔而担任美国新财长的。奥尼尔由于

执行布什的经济政策不力，被迫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斯诺曾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福特政府内担任运输部部长助理及副部长，后担

任美国东部最大铁路公司——切西（CSX ）公司董事长长达14年之久，多次访问中

国，对中国的国情比较熟悉。布什曾称赞斯诺“是个很出色的商界领袖，是个经济

政策专家，又曾是学者和公务员”。由此，斯诺成为布什政府内重要的经济顾问，

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提倡者。

斯诺在到达北京之前，在日本停留了一天，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日本财务

大臣盐川正十郎举行了会谈。盐川被看作是一位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颇

有微词的批评人士。就在斯诺抵日的前两天，他还老调重弹，表示将奉劝中国允许

人民币汇率依照市场规律自由浮动。分析人士一眼洞穿盐川这是明目张胆地以邻为

壑。1 年前，盐川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试图把人民币抬上去，结果却使日元飙升了

12% ，直至现在日本仍在饱尝日元升值的苦水。

盐川不会忘记这任财长的这个“大手笔”：日元从2002年1 月的130 日元兑换

1美元，涨到了2003 年8 月的120 日元兑换1 美元后，日本央行加大了干涉外汇市

场的力度，购进美元，以压低日元。结果遭到“信奉”市场经济的美国出面批评，

日本银行被迫收敛，日元立即就在10月突破110 元大关。据资料显示，从2003年1

月到9 月，日本政府为了阻止日元升值，已经动用了1 兆日元（约7000亿人民币）

干涉外汇市场。日本花那么多的日元去购买美元，最终不得不用那些美元购买美国

债券或股票，等于无偿地在为美国经济做贡献。

与盐川的强硬相比，斯诺一向以其温和的国际经济外交政策而著称。舆论猜测，

日本也许将和美国联手就汇率政策向中国施压。但是，道琼斯通讯社报道说，斯诺

在这次会谈中的讲话似乎基本维持在巧妙的外交层面，他避免触及两个亚洲经济巨

人的汇率政策这一敏感问题。

斯诺在北京两天的行程中，他先后与中国副总理黄菊、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

会主席刘明康、财政部长金人庆等进行了会谈。9 月3 日，温家宝总理会见斯诺时

表示，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

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媒体称，当斯诺结束与中国总理温家宝

的会谈走出中南海紫光阁的时候，他满面的笑容也许说明，这位新任美国财长的第

一次中国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但今年63岁的斯诺财长似乎更愿意倾听中国经济智囊的声音，于是他特邀了海

闻、余永定等中国专家出席他的早餐会。

在早餐会上，海闻告诉斯诺，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

海闻心中有这样一些数据：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逐步加

大，尤其是在出口方面，2002年对美出口额占我国出口的22％，美国已经成为我国

最大的出口国，而在中国的进口方面，2002年的数据是，美国排名第六。中国对美

国的贸易顺差在不断扩大。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美国方面的顺差

是280 亿美元，2002年稍有缓和，为165 亿美元，但2003年前7 个月，又达到287

亿美元。

因此海闻问斯诺：如果人民币升值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存在，美国还能怎

么办？

斯诺对这位中国学者的讲话很感兴趣，频频点头，他说，我们没有要求中国政

府将人民币升值，只是希望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预过多，否则不可

能有比较独立的货币政策。

但是海闻认为，其实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各有利弊，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

度是无可非议的。但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特定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

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汇率

浮动，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有很多变数。汇

率变动对中国，对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是不利的。

至于独立的货币政策，海闻认为，从长期来看，在汇率放开以前，首先要建立

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体系，而目前中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影响生产的渠道并不畅通，

因此，利率的市场化比汇率放开更紧要一些。

斯诺离开中国之后，很多对斯诺中国之行的报道都认为，斯诺此行没有达到预

期的效果，“空手而归”。但海闻教授认为斯诺是有收获的，因为不光是中国高层

领导如温家宝、黄菊等向斯诺解释了中国将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作为长期

目标，而且在早餐会上，中国学者们的分析对斯诺也是一个触动。

9 月5 日，斯诺在泰国参加曼谷APEC财长会议期间，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的

表态印证了海闻的判断。斯诺告诉人们，他在和中国政府官员的会谈中，看到了中

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中国政府的表态让我很受鼓舞，我认为我们正在沿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斯诺同时告知世人，他拒绝为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开出一个时间表，

因为“对我们来说谈论一个时间表是毫无助益的”。

海闻（4）

正如海闻所言，斯诺是一个严肃、认真又谦逊的官员。在那次早餐会上，斯诺

静静倾听来自中国学界的声音，只是偶尔插话。斯诺对海闻等中国经济智囊的讲话

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APEC财长会议的闭幕，愈来愈多的亚太地区国家已改变态度，转为希望人

民币保持稳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官员甚至明确

表态不希望人民币升值。而9 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改

造内阁中出局，由谷垣祯一接任他的职务。这位新任财务大臣一直保持着缄默，使

得日本政要公开鼓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日渐稀落。

尽管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炒作已降温，但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海闻认为，人

民币没有升值现在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的要求，因为它毕竟体

现对方一部分利益阶层的要求，比如制造业的压力，在贸易逆差的解决上，我们可

以做出更多的努力，不是通过减少出口，可以扩大进口来解决问题。

他认为解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至少有两条途径：

首先提前开放资本市场，可以很快解决升值压力。以前我们为了国内市场的稳

定，控制资本外流，不敢开放资本市场，其实只要控制国家资本的外流就可以避免

问题的出现，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控制资本市场的方式换取稳定。很多国内企业已经

感觉到，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这正是政府鼓励它们到国外投资的时候，中国需要

一些跨国的大企业，应这种大企业发展的需要，开放资本账户也是必然的。

另一个办法是扩大进口。我国贸易市场的观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很多重商主

义的思想痕迹依然存在，总觉得出口是好事，进口就是不利的。其实有些产品我们

本身不生产，谈不上伤害。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必须合作，长期的贸易顺差，

必然会带来问题。贸易的原则不只是互通有无，只要对方做得更有效、价格更便宜，

哪怕只是相对便宜，我们就应该进口。解决了这个观念问题，进一步打开进口渠道，

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另外，国内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可以考虑更多的进口，可

以增加竞争，破除垄断。我们还可以提前放开进口的壁垒，甚至可以提出中美自由

贸易的问题。

与此同时，海闻也预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是暂时的，用不了5 年，人民币就

可能面临贬值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来自几个方面：入世后承诺的开放使进口产品

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外来投资的逐步到位，我国的资本净流会减少；资本市

场如果开放，对外汇的需求也会增加；通货紧缩的状况已经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未来，住房、汽车等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经济的发展周期决定未来几年将

迎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高潮，经济过热的压力同样会带来人民币的贬值。

海闻教授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进程中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归国10

年，以极具个性的思考激活了中国经济精英的学术话语，给中国经济研究带来清新

的空气，拓宽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他对中国经济核心症结的解剖和研究，影响

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

海闻（5）

附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选择

海 闻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的全球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便宜的资源。例如，

一家中国公司不会只使用本国的生产资源，而是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就用中国的劳动

力，美国的资本便宜就用美国的资本。中东的石油便宜全世界都用中东的石油，资

源配置不再受国界的限制。

其次，经济全球化是消费的全球化，不仅在本国市场上购买消费品，同时也在

国际市场上购买消费品。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各种耐用消费品现在基本上都全球化

了，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消费本国的产品。

最后，经济一体化是体制的趋同或一体化过程。从逻辑上来讲，企业在同一个

国际市场上竞争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规则，而全球性的规则就意味着体制的趋

同。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常常因为补贴而受到美国、欧盟的反倾销反补贴指控，

但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福利、养老负担是很重的，但就因为是国有企业，体

制不同，规则不同，美国人就说有补贴，是倾销，是不公平竞争。最后由于两国企

业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上竞争，通过竞争与合作，会形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竞争规则，

结果是或者大家都没有补贴，或者都补贴（一般不可能出现），总之，会逐渐在一

个规则下竞争。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的称霸野心吗？

经常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全球化是美国化，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事实上，

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首先，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

果。一是人们的收入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收入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基本的生活需

要就都满足了，随之而来的是对服务和奢侈品的消费需求的增加。前几年VCD 卖的

很好，现在要买DVD 了。前几年买普通相机，现在要买数码相机。在另一方面，随

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从而有能力生产各种高科技产品。

高科技产品的一个特点是需要大量的R&D （研究开发），波音飞机的每一种新机型、

福特推出的每一种新款汽车都需要大量的R&D 。知识经济需要大量的研究开发工作，

而研究开发有很强的规模经济，也就是固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在开发出新产品

后，如果小批量生产的话，就不能弥补大量的前期研究费用，是一定会亏本的。只

有大规模生产才有足够的收入补偿研究开发费用，而国内市场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大规模生产必须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只有预期能在全球市场上占有

足够多的市场份额之后，企业才愿意研究开发新产品。所以，由于生产的固定成本

增加，就必须要有较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个全球市场，也就产

生了消费的全球化，企业也拼命地向全球扩展。不仅美国人如此，今后中国人一旦

研究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后，也会希望把它卖到全球市场上去。既然消费全球化了，

有限的市场容量必然会导致竞争，产品必须不断改进以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

必然会导致生产的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有其内在的经济原因，美国的称霸野

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其实，美国人对全球化也是心怀疑虑的，担心墨

西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会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担心工厂会迁走影响就业等等。

其次，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为全球化创造了政治条件。如果冷战没

有结束的话，经济上肯定有这种要求，但政治上却不可能。

最后，信息产业革命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网络使国际贸易、国际金

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全球性的商业操作成为可能。

概括地讲，全球化的出现是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变

革的时候了。这里的生产关系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关系。如果把全球化比

作当年的资本主义革命的话，那么信息产业革命就是当年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可惜的是当时中国没赶上，落后挨打了100 多年，当年西

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不知道。但是中国对现在的信息产业革命是了解的，

知道全球化是一个趋势，知道信息产业革命的重要，中国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全球一体化的现状

首先，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1950年全球总贸易额为1130亿，1997年已达11万忆，增长了97倍，远远超过GDP 的增长速度，贸易额已达GDP 的35% ，其中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额的1/4 左右。1980年的国际投资额为5 万亿，现在已近8 万亿，增长也是非常快的。

其次，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区域一体化分几个层次。亚太

经合组织（APEC）属于最低层次上的合作，是一个进行自愿协作的谈判场所。层次

再高一些的合作就是自由贸易区，最典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合作层

次最高的是区域一体化组织，也就是欧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就要扩

大，如果不对外开放的话，就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德国只要一家汽车厂就能

达到足够的生产规模，但是如果只能有一家汽车厂的话，就会有垄断，会损失效率。

怎么样才能既没有垄断，又有规模效益呢？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各国的企业规模尽量

扩大，同时开放国界使欧洲变成一个大市场。这样即使法国和德国都只有一家汽车

厂，但他们必须在欧洲范围互相竞争，因而既不会产生垄断损失效率，又有规模经

济。

再次，跨国公司的发展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了全球

贸易总额的40% ，在国际经济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世贸组织下面有三个主要条

约，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只是其中的一个条约，其他还有服务等方面的条约。世贸组

织的下一轮谈判是千年回合，主要谈市场准入、农业和纺织品问题。世贸组织的成

立和新一轮谈判反映了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也说明全球化进程有着各种

各样的困难，所以才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主要困难在于世界各国的体制和发展阶

段的巨大差异。从体制上来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少数寡头控制的垄断资本

主义经济，还有一般的开放的市场经济。有些问题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例如，

在发展初期，农产品有比较优势，价格较低，不需要保护；但是在发展的较高阶段，

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价格较高，农业保护就比较厉害，如日本、欧洲；如何取消

农产品保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只有通过世贸组织，通过多边谈判才能解决

问题，而不能打贸易战。

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分析

美国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时候，一些利益集团反对，认为自由贸易区会引

起资本外逃，使美国工人受到外国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一致认

为自由贸易是双赢的安排，应该搞自由贸易区。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

学家在考虑国际经济问题时，往往只考虑生产者利益，不考虑消费者利益。进口能

够让消费者消费到以前没有的商品，从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很多中国经济

学家没有看到这一点。简单地讲，全球化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贸易所得。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贸易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使投入多

样化以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贸易能够加

强竞争，降低商品的价格，还能够使消费者消费到更加多样化的产品；比如桑塔纳

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有几年时间连颜色都不用变，仍然供不应求，但是后来本

田雅阁、通用别克进来之后，桑塔纳就不得不推出了新车型，否则它就没有市场了。

更重要的是，有的产品原来国内不生产，有需求但无供给，进口商品后消费者能够

消费到以前得不到的商品，效用也提高了。

其次是国际贸易投资会带来正的外部效应。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以

后，中国的餐饮业也开始有快餐了，服务也好了。而且这种技术外溢和技术转让是

不同的，是不需要支付成本，也是无法阻挡的。一些乡镇企业家就经常出国找“点

子”，以得到开发新产品的启发。尤其是现在的知识创新有很强的外部性，只要科

学家在一起聊聊天，就能得到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信息产业的科学家都要往

硅谷跑，就是因为在和同行交流的时候能够得到很多启发。如果没有开放交流的话，

就不能获得这些收益。

全球一体化的结果

全球一体化的结果一是体制趋同，二是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生活水平能否

提高还不是很清楚。绝对生活水平提高就是把蛋糕做大，尽管某国占的份额可能比

以前小了，但是由于蛋糕比以前大了，所以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就中国的情

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般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的确都提高了。相对生活水

平有没有提高，或者说各国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也是我们关心的

问题。我们应该更重视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做生意，美国人

赚了9 块钱、中国人只赚了1 块钱。尽管美国赚的钱比中国赚的钱多得多，但是，

如果不做生意的话，美国固然赚不到9 块钱，但中国也赚不到1 块钱，实际生活水

平也就没有提高。相对生活水平有无提高是一个实证问题。从感觉上来讲，中国和

美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在很多方面，中国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

多少，即相对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中国是否应该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总体来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贸易收益。贸易收益不仅仅是出口创汇，还包括进口收益。开放市场后

老百姓能够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优质产品，从而消费者福利会有很大的增加。衡

量一国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不能看名义收入，而要看实际收入，如果商品价格低，同

样多的钱能够消费更多、更优质的商品，生活水平和福利显然更高。日本的收入水

平是非常高的，但物价也非常高，一碗面要1000日元，而美国一美元能购买8 包方

便面。从实际购买力来说，显然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因为他们享受了全世界最

便宜最优质的产品。18世纪的重商主义认为一定要有贸易盈余，钱流进来才算盈利

了，否则就是吃亏了。这种认识是很狭隘的。

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利用多边体制解决争端。现在中国的贸易是双边

体制，和美国签一个最惠国待遇，和加拿大签一个最惠国待遇，用双边谈判解决贸

易纠纷，而双边谈判并不是解决贸易纠纷的好办法。多边体制有利于贸易纠纷的解

决，至少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仲裁。

再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参与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必须在世界贸易组

织的下一轮谈判开始之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否则就不能参与下一轮谈判，也就不

能在谈判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等到谈判结束后被动地接受谈判结果。乌拉圭谈

判的时间长达8 年，下一轮谈判还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结束。

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加快改革进程。中国现在需要建立以前没有的现

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但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理论上也说不清，

只能不讨论，与国际接轨，靠外部压力来加速改革进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中

国的下一步改革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应该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不要计较某些领域内的小得失。

关于关税，现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是14% ，WTO

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中国承诺在2000年的关税为15% ，2005年的关税降至10%，仍然高于WTO 成员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

再就是民族工业的问题。什么是民族工业？如果麦当劳资本的60% 是中国人的，

雇员百分之一百是中国人，土豆是东北的，牛肉是河北的，这时麦当劳是不是民族

工业呢？牌子问题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增加中国的GDP ，增加就业和税收，就对中

国经济有好处。现代企业所有权异常复杂，已经很难用品牌来区分民族工业了。许

多日本汽车就在美国生产，而许多美国汽车却是在加拿大生产的，因此，很难说哪

个是美国的民族工业，哪个是日本的民族工业了。现在统计中用GDP 取代了GNP ，

也说明对于国家来说GDP 更重要。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企业已经落地生根了，其

利润也仍然投资在中国，这些企业就不是外国企业，而是中国企业了，应该给它平

等的待遇。

至于农业问题。有人认为要像日本、韩国那样进行农产品保护，但是，日本、

韩国当年搞农业保护的时候，并没有WTO 的限制，而中国再搞农业保护的话，与世

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是不相容的。而且，中国的农产品正在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价格

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搞农产品保护会造成非常大的效率损失，而且以后再取消保护

时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总之，现在不实行农产品保护的代价小于现在搞保护以后

再取消保护的代价。中国不能搞农产品价格保护，而应该支持农业发展。具体来说，

可以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快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引导农民从事有比较

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如花卉、蔬菜等等。

关税和投资有一定的替代关系，但不是绝对的。美国的关税很低，但美国是吸

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关税再高，汽车也要进口，因为国内没有这个生产能力。

而且，根据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任何产品最后都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从中国的

出口看，现在中国的洗衣机、冰箱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机电产品的出口已有相当

的规模。在不久的将来，汽车也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那时中国的汽车也会走向

世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