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迁徙忧伤与拥抱希望（上）
游东方离开温文静的办公室之后，使她坠入了沉思之中……
这么多年来，她经手的人事档案差不多有几千人，进进出出者形形色色。有为周刊的发展壮大力下过汗马功劳而不图回报者，也有在创业初始有过滴水功劳后，对涌泉回报的不知足者，更有一些，即无能且又像牛皮糖粘上不放的人物，更有因为一点点的成绩，无非就是因为在事业初创时期跑来争当一回创业者而弄来了千儿八百的广告费，也算是成了创业者，多年来什么也做不来，可却还是在那里卖老资格，白养着，还觉得自己十分了得，当“活老人”被供养着，待遇丰厚有佳不算，随时索要，还是不能满足而动辄还要闹事者。如果是主流不好，大方向不正确，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老总行得正，走得端，《企业家》周刊岂能有今天。
至此，她由衷地感到，当一个老总实在是太难了。需要怎样的韧性才能承受如此沉重的内外压力；需要怎样的容忍精神和耐力才能支撑起这个事业的平台。感慨至此，她越发地觉得，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又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她的老总不仅堪称配之而实则无愧。当然，自己是一个一般的女人，不仅没有男人“动心忍性”的城府，更无从感受：宰相肚里能撑船般的肚量。因此，她反倒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多年平平淡淡，比起当一个老总的艰难程度，未免还是真的是有些小资了。
正因为自从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就一直从事人事管理工作，使温文静切肤感受到：有了完全不同与一般的用人制度，才使所有的人员都处于一种交流的危机感中，每一个人无不是奋勇争先，将个人的智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正是因为个人力量的整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创新力量，从而使杂志社的事业呈现生机盎然，经久不衰的景象。
这无不都是基于游东方在选人用人上的一反陈规，不铺摊子，不设冗员，没有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使基本骨干保持相对稳定，使一般人员始终处于竞争味十足的流动状态。
创新的用人体制给杂志社带来了朝气和活力。快节奏的工作、高标准的要求，就像永久的浪潮对人才进行着永久的冲击和筛选，在大浪淘沙般无情冲刷下，磨砺出一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队伍。留下来的，成为杂志社的业务骨干，离开的，开创出了个人的另一番事业天地。
用人是一种法度。杂志社在解决了编制之后，将独创的用人机制的作用更是发挥得酣畅淋漓，通过近二十年的不断完善，阶梯状的结构形成了几大群落：正式调入的员工，档案进入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管理系列：因进城指标限制等原因暂时无法正式调入的，档案由杂志社人事部管理并视同为正式职工：聘用员工的档案，由杂志社直接管理，一旦确认调入，就会立即将档案转入到高一层等待指标；聘用的离退休人员和借调的其他人员，则按国家政策规定，由原单位负责……
无论哪个梯级上的人员，杂志社都一视同仁地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按时、足额地上缴了养老金，彻底地解除了所有员工的后顾之忧。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夕，一批已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都经温文静之手，为他们顺利地办理了退休手续，成为杂志社首批按月领取养老金、安享晚年的职工。
进入新世纪后，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和职工的建议与要求，《企业家》周刊编委会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后，又推出了一项新的人事制度：年满五十五岁男职工，年满五十岁的女职工，在工作岗位走得开的前提下，可以自愿申请提前内部退休，杂志社负责按时发放工资、缴纳养老金到正式退休为止。
这项政策，既有照顾在杂志社打拼多年已身心疲惫想早一点休养的老同志的良好愿望，更有“腾笼换鸟”、补充新鲜血液的战略安排。政策刚一出台，符合条件的数位同仁马上递交了申请，成为杂志社首批内退人员。
对于主编室副主任张开德递交的内退申请，杂志社领导经研究后，同意了这位早在《城市美容》杂志就与游东方一同共事，后来又加入到《企业家》周刊、始终在编采第一线兢兢业业工作的老同志的自愿选择。
在温文静的眼里，张开德为人忠厚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钻研书法篆刻艺术，先后出版多部具有教学价值的专著。接受游东方的加盟邀请进入杂志社后，张开德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辑部副主任、夜编部主任、主编室主任、主编室副主任等职务，杂志社搬迁浣城后的第一次大型人才招聘考试活动，由他亲自自始至终全面主持，并独立承担了考题、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的拟定，被杂志社员工尊称为老师。
已经给张开德等同仁办好了内退手续的温文静，深刻体会到杂志社的创新行为，已经覆盖到了经营、生产、管理等各个领域。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创新，才使得杂志社的事业不断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性跨越，进入一个又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这一年年底，全国性的期刊杂志清理整顿工作再一次铺开，包括《企业家》周刊，游东方首次走上办刊生涯供职的《城市美容》杂志、游东方作为办刊人首次创办的服务于企业界的《工交》杂志等，均被列为清理整顿对象，这次清理整顿中关于“属地管辖”（杂志社要在主管主办单位的所在地办公）和“专业对口”（主管主办单位的业务性质要与期刊杂志的宣传领域一致）的政策规定，更是成为一柄高悬在《企业家》周刊头上的利剑。
问题突出地摆了出来：杂志社的办公地并没有在主管单位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所在地的北京，同时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的业务性质与《企业家》周刊的宣传领域亦不对口。杂志社迁往北京？尽管这是一直追求、与梦想和计划中的事情，但现有的经济实力与迁往首都所需的资本投入存在巨大差距。更大的障碍还在于，要在北京找到一家业务对口的单位并同意接收，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问题和矛盾总会层出不穷地冒出来，然而，就像弹簧一样，关键是如何将它压回去，游东方又开始了在秀城——浣城——北京之间的往返奔波。
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主管的《企业家》周刊和另一份杂志都是必须调整的对象,在北京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大院里，有关领导果断决定对另一张杂志进行停办处理，目的就是要力保活力四射的《企业家》周刊。同时根据杂志社的实际情况，建议采取走“下放地方”的办法。
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开明的领导同样表明了全力支持《企业家》周刊“下放地方”的态度。
上上下下层层的斡旋、协调，中央相关部门和国家职能部门最终表明了对《企业家》周刊的处理态度：不停不砍，但要找到相应的主管单位，尽快办理到秀城的相关手续。
曙光再现，游东方急急地奔回秀城到处去寻找“婆家”。时间紧迫进展却十分缓慢……
经过多方协调和细致的沟通工作，终于解决了《企业家》周刊的挂靠问题：秀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做主管单位，秀城经济信息调查中心做主办单位。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于是正式向秀城市相关职能部门出具了《关于同意将［企业家周刊］调整给秀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主办的函》。
这一年某月的上午，秀江路黄楼招待所一号楼内。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坐在了一起，召开了首次协调会。在听取了游东方汇报的有关杂志社的管理方案后，形成了几项重要决定：成立社务委员会，成员由在座的八位同志组成，常显出任主任、杂志社社长；社务委员会是杂志社的管理决策机构，杂志社实行社务委员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游东方出任总编辑和杂志社的法人代表，季善扬出任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杂志社原有监事会继续保留，其性质由原来的管理决策机构转变为参谋顾问机构，另外还有两位上级领导一位出任总监事，一位出任副总监事：杂志社的党政人事关系继续由秀城市经济信息调查中心管理，并尽快建立杂志社党的组织；杂志社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事业化管理体制，主办单位不承担杂志社的任何经济责任，如发生停办停刊不负责任何人员的安置；在保证必要的公共积累的前提下，杂志社自收自支，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工资实行聘用浮动工资制和承包效益工资制；尽快向秀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递交申请事业编制的杂志告，抓紧解决杂志社的地方编制问题……
会议以后，秀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秀城市经济信息调查中心两家联合签署的《关于联合接管主办［企业家周刊］的协议书》，基本沿袭了杂志社与经济信息调查中心第一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并特别强调了不承担经济责任、不负责人员安置的“挂靠”性质。
原主管主办单位与新接管的主管主办单位的密切配合，顺利地完成了杂志交接手续的办理，并得到各级期刊出版管理机关的同意。
危机的再一次化解，让大家舒了一口气。但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不久之后的一纸指令，又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相关职能部门在这道指令中提出，目前所找的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的工作业务仍然与杂志的专业分工和编辑方针不符，因此仍需尽快联系到专业对口、符合政策规定要求的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否则……
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行、特别是前者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人们对经济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因此定义的范围很狭窄、界限的划分很严格，而不像现在哪怕边缘的行业也与“经济”脱离不了干系，加之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因素影响，做出这样的认定也就不足为怪了。但不管怎样，既然令箭已经再次响起，就必须要为寻找满足“规定”要求的条件而出发。
游东方再上北京的结果，是得到同意由秀城市相关职能部门暂时代行主管单位职责，前提条件是“对口”的主管单位要尽快浮出水面。主管单位再次变更为秀城市相关职能部门以后，杂志社领导层在分析秀城的生存环境状况、评估迁往省会城市浣城。迁址方案在中层干部里引起激烈争论，残酷的现实环境把多数人逼到同意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上。
又是新一轮的奔走。闻天明把游东方等带到了浣城市兴旺街省委大院，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办公室里，他们刚说明来意，他就明确表态欢迎。在此之前，副部长就听闻有关《企业家》周刊的许多情况，对敢想敢干并且干出了成绩的他们爱惜有佳，这样一份杂志能到省城来，他们的种种新做法无疑会对浣城期刊界起到先导示范和推动作用。
副部长当即就把他们一行带到部长的办公室。在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杂志之后，部长对《企业家》周刊搬迁浣城的要求表示明确同意和支持，但是需要他们自己去联系合作单位。
得到省委宣传部领导的明确支持后，游东方等人，在浣城为尽快找到接收单位而活动。他们四处求告，几乎跑遍了省、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恳求能够有一家与杂志宣传业务对口的单位“收编”自己，来主管主办这份杂志。
尽管被“收编”是要以出钱为代价的，尽管他们为了能够被“收编”而磨破了嘴皮，但是，很多单位仍然还是大门紧闭……
初夏的浣城，天气温和而潮润，街上的行人在阳光的照射下仍能感到习习的凉风阵阵拂面，居住在家和坐办公室的人们，使用电风扇的还很少见。
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气派的办公楼八楼会议室，例行的院长办公会议在例行的时间举行。范文丰、钱钟章、姜森、白杨林、赵远达等党政要员齐聚一堂，对院里的工作、各处科室工作和各研究所的工作，进行例行的研究、讨论并做出一些重要的决议、决定。
各项议题在一一地敲定，在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副院长白杨林抬手看了看表，距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决定充分利用这点时间抛出一个新动议——关于《企业家》周刊的挂靠问题。
其实，这个动议已经不算新了，早在半年多以前，那时还是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教务长兼行政处长的白杨林，在参加院长办公会议时就先后两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均遭到否决。白杨林八十年代中后期就与游东方相识，之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联系。游东方第一次在白杨林的家中相见时讲了自己的情况，并谈了想办一张专门为企业家服务的杂志的想法。当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的他，在游东方创办《企业家》周刊之初他就收到了他亲手寄来的杂志，为此还着实吃惊不小，感到这个人还真有能耐。随着交往的加深，他对游东方干事业的执着、韧劲更是赞赏有加，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游东方留给白杨林的最深印象是思想与体形方面，白杨林每每想起游东方那单薄瘦小的模样都会忍俊不禁：真是奇也怪哉了，那么瘦弱的体形怎么能包容下那么多前卫的思想呢？
这说来只是因为白杨林属于半个官场半个学术界方面的人士也不善于相面术，他只是注意到了游东方的身高和体形，而忽视了他的与众不同气质，尤其是他那双被深度近视镜巧妙地掩饰在后面，不是一般人所能领悟的仿佛被雅典娜专门赋予了时刻都默默地喷涌智慧灵光的眼睛，那绝不是一般官场上的人所能认识就更别说具有的眼睛了。而除非上推一番，如果你有曾文正公的识人功力；有蒋委员长鉴人水准能否对他识别一二也未可知，因为他们似乎也没学会透过你所戴的近视镜看人的本领吧。还有，只凭一个人的身材高矮体魄宽广与瘦小实在给人以太失偏颇感，列宁的形象不过是矮矮的个子秃顶；拿破仑的个子也不会比列宁高而且就其轮廓既便不算是肥嘟嘟，说他与曾经的侏儒部落有某种血缘关系，对于有考据癖的人士来说，也该是颇有可信度，甚至于引得以钻研领袖人物遗风为时尚的后生们趋之若鹜的。尤其是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其形象又有几何呢，他老人家的伟大智慧和高贵气质无不也是显现在他那双充满慈爱，且无时不在播撒智慧之光的眼睛上。
后来游东方向白杨林谈了杂志社西迁的打算，并多次打来电话及派人到院里洽谈杂志社挂靠到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这件事情。
觉得是件好事的白杨林就大胆地在院长办公会上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事有不巧的是，第一次提出时正遇上《经济开拓》杂志被理所当然地“收编”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旗帜下。第二次提出动议时，《经济开拓》杂志因经济效益不好处于艰难支撑的局面，让大家态度一致的予以了坚决的回绝。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提出这个动议时，却把在场的人惹得开心地笑了。院长钱钟章打趣地说，“老白你真是贼心不死呀。”
今天会议结束得早，似乎也是大家有意想留点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
著名学者兼社会名流的钱钟章，那一年在秀城讲学时，游东方就与他有过接触，并表达了想迁往浣城、挂靠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想法。钱钟章在仔细听取了他们办刊的经过和对未来的打算后，将他们的做法与《经济开拓》杂志和院里办的其他杂志刊的做法比较之后，发现他们确实有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原则上表示可以考虑。
回到浣城之后，他私下与其他院领导进行了交流，并按照通常采用的组织程序进行了外调，当时对此争议和分歧较大，事情也就搁置下来。
这次看来游东方是铁了心要搬到浣城来，他挨个地对所有院领导进行了游说，加深了大家对他的印象和对《企业家》周刊的了解，出于对双方的负责，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研究，不论意见统一与否、不论成与不成，都该有一个结果出来。
例行的讨论，没有在细节上过多地纠缠。在座的人中，院领导是他们的行政职务，而“专家学者”的称谓更贴近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成果累累、著作等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以学者的严谨作风，从一些重大方面对接管《企业家》周刊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认真讨论。
接受《企业家》周刊的挂靠必须要面对客观存在的一些障碍，只有对障碍的消除，挂靠才有可能。包括持支持意见的党组书记范文丰在内的大多数领导，更多地是从反面进行诘问，以达到问题迎刃而解的效果。
《经济开拓》杂志不久前的停办和一些后遗症问题，在他们心里蒙上一丝阴影还没有完全褪去，对《企业家》周刊未来前景的责问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评估杂志社的现状、审度他们的做法到对国家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必然市场化的趋势，会使这份已经搏击市场的杂志更加充满生机和希望。意见的统一并没有让他们忘记加一道“保险”；“经济独立法人”地位是接管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且要在协议书上把“不承担任何连带经济责任、不承担任何人员的安置”作为明确的条款。
专家学者从政之后，并不影响对党政人事政策和行政程序的熟练把握。游东方此时还是一位预备党员，如果按照组织程序进行杂志批任命，杂志社的一把手必须要满足很多条件,仅就其中“党员、高级职称”两条硬杠子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游东方过去就在这上面吃过苦头，栽过跟斗。在难题面前，学者的脑子是会灵光闪现的。
姜森副院长说：“老部长都给我打来了电话，表明了对这份杂志的支持态度，这本来就不是一份传统的杂志，又不需要去申请由国家财政拨款，没有必要搞什么任命吧？”
钱钟章思维跳动：“对，就借鉴他们过去的作法，成立社务委员会，将任命制变通为聘任制，由社务委员会杂志送党委同意后聘任，免去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派。”
在政治风险方面，专家学者们都非常淡化，况且一份经济类杂志也出不了多大的政治问题，只是要求杂志社要尽快建立健全党、政、工、青等各类组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杂志后来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差点出了大事。
会议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企业家》周刊是一件新生事物，应该给予方便和支持；她身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期刊现象很有价值，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学院需要这么一份活跃的杂志作为舆论阵地，可以为研究、推进、深化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意见的一致让动议通过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情。企业家周刊社与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接管协议也就得到了继续沿袭第一份协议书的精髓。院长钱钟章、副院长白杨林、赵远达进入杂志社社务委员会，由钱钟章出任主任。
杂志社正式向秀城市相关职能部门提交了调整主管、主办单位和变更办刊申请报告。随后不久，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向省相关职能部门下达了《关于同意［企业家周刊］改变隶属关系社址迁往浣城的通知》。省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指示，第五次给《企业家》周刊的主管、主办单位进行了变更登记：杂志由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主办，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下属的省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所、省企业家联谊会参与联办。
秀城市秀中区秀水坝，市相关职能部门办公大楼。孙业田拿着企业家周刊社的《关于调整主管主办单位和变更办刊地区申请的报告》陷入沉思中，看着一天天成长、一步步壮大起来的这份杂志就要脱离秀城怀抱、离开秀江水的滋润，隐隐有一种不安和遗憾。
在秀城的期刊圈子里，孙业田是与游东方相识很早的人之一。那一年的冬天，孙业田作为浣江日报社驻秀城的一名媒体人，负责跑秀城市的文化、交通、煤炭、钢铁口子，在前往矿务局下面的一个煤矿竣工剪彩现场时，正好与游东方同行。
孙业田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大雪封山的日子。他们从早上出发，满眼的白雪皑皑、满身的寒风刺骨，看着游东方单薄得近乎孱弱的身子，孙业田甚至担心他是否吃得消。夜色笼罩中到达目的地时，游东方尽管冻得说话直打哆嗦，但良好的精神状态仍然令孙业田显得有些吃惊。
在简短座谈会上的专注、在剪彩仪式结束后满山遍野的奔走，游东方的敬业精神在孙业田这位资深的专职媒体人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
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的日子里，中午时分，孙业田在浣江日报秀城办事处的驻地——秀城市秀江东路秀城日报社的食堂里看见一个依稀熟悉的面孔在与自己打招呼，一时之间竟想不起是谁，经过巧妙的摆谈才恍然想起是几年未见的游东方。
当游东方称自己已经到《秀城》杂志社隔壁的《城市美容》杂志应聘被录用时，孙业田还是想不明白他这么多期刊单位不去，为何偏偏选中被人瞧不起的这个地方。
令孙业田没有想到的是，游东方居然成功了，他在《城市美容》杂志的一些策划杂志道，搞得有声有色，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提升了杂志的档次，让人们开始对这张杂志另眼相看。
相邻而居，接触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游东方经常拿着一些版面规划、栏目设计之类的东西向孙业田征求意见，孙业田开始认真地对他高眼相看了，感觉他一定是一个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当游东方把城市美容杂志社一些人的好文章、好图片拿给孙业田希望能推荐给《浣江》杂志发表时，孙业田只有满口承诺。这些文章、图片在《浣江》杂志发表后起到了进一步扩大《城市美容》杂志影响力的作用。孙业田这才明白游东方热心帮人的背后，还暗藏着一手投桃报李，更加暗自欣赏。
后来，跳槽到《青春》杂志、《工交》杂志，再后来独自创办《企业家》周刊的游东方，与孙业田接触更加频繁。在《青春》杂志，孙业田的许多作品均在该杂志发表：在《工交》杂志，孙业田最具有影响力的两部长篇通讯《放飞在山巅之上的梦》、《令你魂牵梦绕的那片土地》更是在该杂志首发连载。
八十年代末，孙业田调入刚刚成立的秀城市相关职能部门担任中层领导要职，此时的游东方，已经树起了《企业家》周刊的大旗。他和秀城媒体人联盟的有关领导经常被邀请去杂志社给编辑人员讲课、办培训班。杂志公开发行后，游东方又找到孙业田和他“索要”人才，闻天明推荐的原《浣江》杂志骨干黄日升、原《秀城文萃》杂志主编辑金惜琴等人到杂志社后成为编辑业务核心骨干，并培养、传带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编辑。在当时，正统的机关工作职员根本不敢到充满风险和危机的企业家周刊社去任职，碍于情面，孙业田只好把在中南政法大学工作的同学寻亦平游说到杂志社去工作才算完成了“任务”。
盯着迁走的报告，孙业田心里不由发出“世事艰难”的感叹。作为一个有追求、理想、抱负的人，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实现自己的目标，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坡坡坎坎、曲曲折折，他们居然能够一一挺过来，让《企业家》周刊走到了今天，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他们大胆超前的思维、突破禁区的勇气、异于常规的举措，活托托地在严密的期刊管理体制上撕开了一条口子，在这条细小的缝隙下吮吸着撒进来的丝丝阳光，在满足规定所需的申杂志程序、符合规定所需申杂志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期刊领域的首家“主权化”杂志的诞生。
孙业田的思维突然跳跃到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企业家》周刊在某些方面与小岗村何等相似。小岗村大胆的探索之功，已经被普遍认可和充分肯定，在后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企业家》周刊呢？她同样能发挥超越自己的社会作用吗？孙业田感到还是一个谜团。
作为一个老期刊工作者，对方针、政策、规定的透熟，对行为、作法、运行轨迹的亲身体会，孙业田认识到《企业家》周刊能有今天，是离不开从地方到中央相关职能部门绝对一致的认同、支持，并冒着打擦边球的风险，他们之所以能够冒着风险予以呵护、完全是看中了以游东方为核心的这群探索人、这块实验田的作用和价值。
回想过去发生在《企业家》周刊的种种奇怪事情，想到秀城有媒体在杂志上公开指责《企业家》周刊是私人杂志，是个体户杂志的惊险、孙业田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企业家》周刊人走上的是一条布满荆棘艰险的山崖小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始终都会有危险的警号伴随他们一同前行。也许，到最后他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有的只是世俗的妒忌和由妒忌而生成的冷嘲热讽？这往往也是伴随任何先行者的无形身影，更是几多开拓者的终归宿命吧。
孙业田终于拿起笔在报告上签下了同意杂志送省上的意见，搁笔的一刹那，他脑子闪现出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在今后适当的时候写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似乎就该叫做：《一个专为他人做嫁衣的杂志人的心灵感悟与认知历程》，虽然这个名字有些长，但除此之外似乎还真没有比这个名字更恰如其分的。
当《企业家》周刊刚刚诞生不久并以其日趋雄健的体魄成长发育，笑迎世界瞩目，笑傲世俗冷暖风霜之际，却偏偏非她所愿地即将要从她熟悉的美丽秀江之滨迁徙到虽然同样美丽，但却无疑是人地生疏的浣江平原。就算浣江与浣春江美丽无双，又怎能取代企业家周刊人们对于离别家乡的伤感，和消融对于父母之邦那难以割舍的眷恋情怀呢。
中国人力资源研究所秀城分所的办公大楼，所有的房门紧闭，给人一种窒息的死寂，只有三楼经济信息调查中心主任办公室半开半掩的门缝里透出的一丝光亮略略显得有些生气。
江之河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呆坐着，在这个星期天的日子里，没有人来打扰清静。在家吃过午饭之后，郁闷的江之河总感到心里憋得慌，例行的午休习惯也被打乱，百般无聊中干脆走出家门到外面透透气，不知不觉却来到了办公室。
江之河倚在窗前，杂志架就在他的身旁，上面躺满的全是《企业家》周刊。他望着近处遮天蔽日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市、穿梭不停的人流，偶尔抬头远眺绵亘起伏、挺拔蜿蜒的黛色山峦。良久之后，他的心底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感到心里空空荡荡。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偌大的一个城市怎么就容不下小小的几十个创业者呢？就算他们的意识过于超前了，就算他们属于“另类”但这也不是从前了呀，改革难道不需要更多具有超前思想甚至属于是“另类”的超前思想的能人干将吗？如果没有“另类”的超前思想能有社会的进步吗？
江之河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几十年，这里的一切已经与自己融为一体。“文革”期间，满天飞舞的大小字杂志让他对秀城人飞扬的文采、犀利的笔头产生了一种敬畏。改革开放以后，文采、文风俱佳的秀城人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市场的开禁让秀城又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杂志刊，“秀城人会办刊”甚至成了全国普遍认同的一种现象。但真正办成气候，在全国有名气，还是只有《企业家》周刊等为数不多的几家期刊。
江之河感到秀城这个地方很怪。一边是靠在长江边上，一边是嵌在山峦之间，既有江河贯通大海勃勃气势、又有重峦叠嶂盆地意识阻隔的封闭，既受到秀江的不息奔流的熏染又有盆地意识的束缚。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衍生出许多奇怪又无法解释的现象，如同《企业家》周刊的遭遇一样令人费解：
《企业家》周刊的波波折折，本不该有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初，游东方找到他挂靠，他能够应允并不是说自己曾经几度有过什么埋藏在心底的十分了得的未了梦想而不能得以实现，正好遇上了游东方这样敢想敢干的青年人，而在那一刻凭借自己卓越的识人慧眼和超人胆识，并通过游东方来实现自己多年来没有实现的崇高伟大壮举，只不过是想用自己一颗力所能及之心和绵薄之力去培植一件新生事物而已，这在改革的年代虽然是许多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但由于这是一件涉及意识形态，关乎“禁区”、“雷池”的领域，加之尚有种种禁锢和人们无法开启对于意识形态的传统封闭意识的现实，却让她成为一道让许多人不愿意去冒险破解的难题。
对于游东方的办刊才能，在秀城的期刊圈子里似乎没有人不知道，大气者投之以认可、敬佩的晶莹目光，小气者表面从善如流但心底无不暗含酸溜溜的醋意。就连他这位办着两份科技刊物的主编辑都早有耳闻。虽然看得起游东方并相邀于他的人不少，但是当事情真正干起来之后，却用很多的条条框框去禁锢他的创造力，甚至干脆无法继续容忍他那仿佛时刻都在不停地勃发创造力的潜能的继续发挥，尤其是每每到了涉及职务的任命时，就会拿出文凭、职称、党员、干部等档案身份上的致命“缺陷”予以否定。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只要是游东方办好一张杂志就一定被人接管一张的尴尬局面，他在无形中也就成了一个多次被人利用之后，要么束之高阁，要么被搁置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境地，但他还是一往无前地拨涉于漫漫求索期刊改革的突破口而不得、甚至常常连自己的饭碗也因此而变得朝不保夕，而处于只有靠微薄的稿费来聊以维计的囊中羞涩地步。尽管如此，比起他被理想主义精神燃烧得在内心奔涌的热情来，他还是痴心不改地淡然于眼前的名利得失，更不屑于蝇头小利的驱使和对他抱以观望甚至冷嘲热讽的人，因为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人的冷嘲热讽对于他来说无疑已经等同于每天清晨起来都要打扫一番房间的灰尘，或是清洗一下因为星夜兼程的跋涉而被昨夜西风拂面而残留于脸上的污秽，当仿佛是只有钟情于他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的时候，他又是兴高采烈地迈开了大步，跋涉于寻找杂志业与期刊改革新的突破口的新途径之旅途上，那样的冲动无疑胜过一切美食、美色、美的居住环境对他的诱惑。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拿着理想主义当早餐，而不停地跋涉于憧憬理想主义的征途之上；拿着英雄主义行为当晚饭，而永远活在对前方大路有待认知的理想乐团(奇*书*网*.*整*理*提*供)，也就成了他没有归宿永远跋涉的迷恋于远方、大路，从来就没有奢望于追求竟然还有一个止境或是幸福的福祉，或止境与最终的不但挑战前方亦挑战生命最终目的或栖息点的人。尽管实际生活中的他是相当实际的一个人，令他朝思暮想而不得的前方之路，和总是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使他在令他心驰神往憧憬理想的道路上——寻找杂志业与期刊改革乃至期刊改革的突破口，而永远没有结果永远令他亢奋的精神驱使下的他，无疑也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悲情人物。活在理想中的人岂能不是悲情的人；追求没有限度的人岂能不是悲情的人；在时代改革大趋势的驱使下，掀动了中国杂志业与期刊改革大幕的人，在被如此传统模式束缚的体制下——一个触动了社会最敏感神经的人又岂能不是注定了他悲情的人生呢。
《企业家》周刊敢想敢干的前卫行为，敢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不是引来交口称赞而是引来阵阵非议和责难。既便他们不敢奢望人们的交口称赞，与情与理也不该引来阵阵非议和责难。他们需要得到呵护而不得，需要关怀而非正统，也就无法再指望这些，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只是他们秉承不变、顺应时代大潮的潮涨潮落而甘当时代的开路先锋、誓做时代弄潮儿的先导。他们快速发展的飞奔脚步，用不着他人的肯定，事实已经肯定并证明了他们是在肩负着先行者的使命，作为先行者就该勇于承担先行者的重负。他们无愧于先行者，因为他们不但超越了对他们冷嘲热讽者、冷眼观望者，也超越了他们自我的种种表现，就是时代给予他们的比任何的肯定都更高更公平公证的肯定。他们更用不着充满文人相轻的期刊圈子里科班出身、传统作风的人对他们特立独行的行为的“瞧不上眼”，那样的瞧不上眼明显是打翻了醋坛子的瞧不上眼。
杂志初创时期，游东方常常到秀城日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亲自拣字钉这种事，自然就该让习惯于养尊处优吃皇粮的高高在上的无冕之王们瞧不起，因为这样的举动如果来自传统圈子里的领导，那叫率先垂范，对于一般的捡字工可以叫做热爱本质工作或忠于职守抑或爱岗敬业，而对于一个当时不过刚刚起步的无名小杂志的所谓老总来说，只能叫自作自受，因为他不这样做便不足以为他刚刚组建的团队形成亲合力和基本的凝聚力，而因此变成世俗的大人和准大人们茶余饭后讥讽、嘲笑的话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更有甚者倒是准小人或纯粹笔直的小人，竟然会在大会上把《企业家》周刊作为反面的事例拿来警示本单位的员工，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文革遗留在某些人身上的遗风和脑子里的固疾，对于与主流唱反调或标新立异的苗头，最好是先把他用制造舆论的办法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虽然用心何其良苦，但还是源于骨子里的佩服，而演绎成表现在表象上的蹩脚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并由心理失衡而诱发反刍，由反刍上升到比心理失衡更充满反弹韵味的嫉妒。
《企业家》周刊从谋划筹办开始，始终得到市里相关部门、期刊出版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帮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该说获得更多的支持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谁会想到已经办了两年半有余，而且日渐红火的《企业家》周刊还是一个“黑户”？申请国家财政不给经费、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的杂志告递交了一次又一次，但一次次都被搁置，不是被退回就是没有下文。没有编制就等于不承认这个机构，没有机构就意味着“非法”。如果遍布全国的《企业家》周刊的订户和读者，知道这张杂志还是一个只有“准生证”而没有“户口”的“江湖杂志”时，一定认为是在编造笑话。在对期刊实行严格管理体制的中国，居然还出现这么一件奇特事情，是令人难以想象也难以置信的。
回想起这一切，江之河禁不住苦涩地笑了。正是这一个个矛盾组合现象的集中，迫使这张杂志的必然出走。他真切地感受到，对新生事物的认可和正确的价值判断是何等的艰难……
一团乌云从山那边远远地飘来，越来越近时也变得越来越快。天空刹那间变得阴暗起来，很快就飘下了密密的雨丝。江之河看着窗外清清楚楚的雨珠，仿佛点点滴滴淋湿了自己的心，涌起一股潮湿的伤感。
《企业家》周刊所有迁移手续已经尘埃落定，面对这件喜事江之河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回想起与杂志社同仁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回想起一同走过的艰难困苦的日子，回想起一同享受成功喜悦的欢乐时光，一切的一切，都在脑海里打上了清晰的、永远抹不掉的烙印。对这张杂志，不能说做过什么贡献、发挥过什么作用，但见证了她的出生，目睹了她的挫折，亲历了她的成长，浓缩成点点滴滴，酿造出割舍不下的情怀，变成一抹伤痛从心中划过……